2012-10-22
平路：陸生眼裡的「孤島」？
陸生眼裡的「孤島」？
【2012/10/22 聯合報 / 平路】
最近，聽對岸文化界的朋友說到「你們台灣，有點悶。」
毋須外來的人開口，其實我們自己哪會不知道。除了兩岸關係上政策論述不足，前景不夠明朗，台灣悶轉的事情可多呢，核四廠到底要不要停工要不要營運？杉原海岸的「美麗灣」是拆除是放行未來怎麼結局？政客口水一陣之後，台灣是一個大悶鍋。
深刻一層地看，悶的意思是，心鎖在門裡面！
對這現象，在台灣的陸生也頗有親身的體察。最近，一位來自浙江的蔡博藝同學以在台灣讀大學的感想集結散文出書，一篇的題目就叫做「孤島與高牆」。
對岸若是防火牆阻隔的天空；台灣，就像自我閉鎖的孤島。外在的限制還可以「翻牆」，若是自己把視線局於一隅，就讓人更充滿無力感。這位陸生參照自己在校園的經驗寫著，台灣沒有牆，隨時可以找到大陸沒有的資訊，但很多台灣的同學除非寫報告找資料，否則都不會去碰。
她說，與台灣同學很難講起有關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很多人沒興趣，也講不出話來。
台灣可以自由上「臉書」，讓對岸許多人非常羨慕，但這位陸生卻提醒，同樣作為社交網路，「臉書」的內容含金量遠遠不及他們慣用的「人人網」。她寫道，「『臉書』上發的照片會有很多人按讚，但是發的文章很少有人看，看到的幾乎都是吃了什麼做了什麼等等身邊的小事，然後一排排的留言：『哦！真假?!好酷哦！』」
一方面，可以說我們台灣人情溫暖，隨處是支援體系。另一方面，我猜，這位陸生的質疑是，當年輕人都慣用「酷」與「讚」表達感情的同時，會不會用進廢退？思辯的能力正在悄悄退化！這位陸生又寫道：「比起外界，台灣同學更喜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朋友過生日，是很多人的頭等大事，他們會去拉路人拍ＶＣＲ表達對自己朋友的祝福。通宵做很大的生日牌，一張一張的剪貼照片，提前好幾個禮拜策劃生日party。他們會很用心的經營自己的生活，對朋友掏心掏肺，讓人感覺真誠得沒有辦法拒絕。但是，他們很少去關心外界。」
我希望這位陸生的觀察失準，然而苦澀地是，她確實點出了某種現象。是什麼原因？讓台灣的年輕人懶於關心外界？
字裡行間，這位陸生其實對台灣頗有期待。這位同學可惜著：「大陸年輕人至少渴望知道外面的世界，而世界明明向著台灣的年輕人敞開，台灣人卻自動別過臉去。」
看在這位陸生眼裡，我們入口網站的知識性也不夠高。她寫道：「當打開台灣人常用的門戶網站雅虎奇摩時，你會發現，首頁的新聞只有可憐巴巴的一塊豆腐乾。大部分版面都是購物、美容和各種廣告。」
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因素？致使我們在知識的領域正急速退讓詮釋權！搜尋維基與Google等等，讓人驚心地是，愈來愈多的內容由對岸的網友所提供、所添補。理由是教育的被動與制式讓台灣的年輕人不喜歡思考？對頭腦體操所帶來的樂趣缺少體驗？還是更關鍵地，媒體的集體墮落讓台灣人集體弱智？大多數年輕人對外面的世界欠缺知識、因而也欠缺深入理解的好奇心？
一位陸生的感觸像面鏡子，折射出的角度，或可指出我們自己不願意看見的盲點。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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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9
邱坤良：鈕扣計畫與藝術席捲空間
邱坤良：鈕扣計畫與藝術席捲空間
【2012/10/09 聯合報 / 邱坤良】
政府與社會各界常鼓勵藝術家「站上國際舞台」，這些年站上國際舞台的台灣藝術家愈來愈多，其中不乏甫離開藝大校門，就受邀加入世界著名舞團，與外國舞蹈家一爭長短的年輕舞者。不過，舞蹈不比美術、音樂或電影，舞台生命有限，若干年後這些年輕人是否轉為編舞家或改其他行業，得及早未雨綢繆。如果這些傑出的年輕舞者想回國奉獻所長，要如何回來？回來能做什麼？
這群涉世未深的舞者大概不會想那麼多，只是終年在國際間巡迴演出，難免也會想家，限於合約，卻不能輕易回國探親。對他們而言，站上國際舞台並非難事，回家反而成為夢想。
舞蹈家何曉玫以過來人經驗從兩年前發起鈕扣計畫（New Choreographer），努力為海外舞蹈家安排一條可以回家的路，讓國人記得這些為國爭光的年輕人。把「新編舞家」中譯做聯結內外布片的「鈕扣」很貼切，也很有創意，因為英文「編舞」的希臘字源就是圓圈跳舞與書寫，現代舞蹈家對它的理解，也具有運動與形式的序列動作、編排藝術的含意。
今年的「鈕扣計畫」有四位年輕男女舞者呈現作品，訴說回家的心情，並與國內舞者、舞蹈系學生交流，場面專業、熱烈，也很感人。鈕扣計畫不是大計劃，卻能讓海外舞者明白：台灣永遠是他們的後盾！這是近年台灣最實際、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藝文活動之一。如此清晰而重要的概念，文化部門應予重視，讓類似計畫具體落實，為海內外年輕優秀舞者營造創作與展演環境。
然而，在觀賞鈕扣計畫的同一天，文化部正和交通部在台北火車站主辦「藝術席捲空間」，找來北藝大等校舞者在大廳表演片刻，立即快閃，說是藉此「釋放公共空間」，陣仗很大，卻是捨本逐末。
先不說交通部所屬的台鐵日前才限制外勞在台北車站內聚會，如今反帶頭辦活動所引起的非議，令我好奇的是：文化部何以對在熙來攘往的台北火車站內主辦快閃行動興致勃勃？
公共空間的確需要釋放，這種概念其實喊了不下廿年，政府應加速行動，讓年輕藝術家自由運用更多公共空間，而文化主管單位應能區別不同類型的藝術特質，表演文化的業餘／專業、社區性／劇場性，學生社團／社會團體，屬性不同，皆是建構整體藝文環境的要素，其展現內容有共通之處，但公共空間的文化意義各自不同。火車站內做靜態或定點展演尚可，做「快閃」表演就不宜，專業的呈現與噱頭式行動，更不能混淆。
文化部如果要讓專業藝術家與群眾對話，可以設定更多開放空間（如二二八公園音樂台），安排舞蹈家做完整展演。若認為非在最熱鬧的台北火車站不足以展現「藝術席捲空間」，亦宜由民間協會或社區團體做自發性活動。不此之圖，文化部長親自帶隊，在火車站內主辦「快閃」，或大剌剌席地觀賞，或加入表演「與民同樂」，就顯得矯揉做作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2012/10/09 聯合報 / 邱坤良】
政府與社會各界常鼓勵藝術家「站上國際舞台」，這些年站上國際舞台的台灣藝術家愈來愈多，其中不乏甫離開藝大校門，就受邀加入世界著名舞團，與外國舞蹈家一爭長短的年輕舞者。不過，舞蹈不比美術、音樂或電影，舞台生命有限，若干年後這些年輕人是否轉為編舞家或改其他行業，得及早未雨綢繆。如果這些傑出的年輕舞者想回國奉獻所長，要如何回來？回來能做什麼？
這群涉世未深的舞者大概不會想那麼多，只是終年在國際間巡迴演出，難免也會想家，限於合約，卻不能輕易回國探親。對他們而言，站上國際舞台並非難事，回家反而成為夢想。
舞蹈家何曉玫以過來人經驗從兩年前發起鈕扣計畫（New Choreographer），努力為海外舞蹈家安排一條可以回家的路，讓國人記得這些為國爭光的年輕人。把「新編舞家」中譯做聯結內外布片的「鈕扣」很貼切，也很有創意，因為英文「編舞」的希臘字源就是圓圈跳舞與書寫，現代舞蹈家對它的理解，也具有運動與形式的序列動作、編排藝術的含意。
今年的「鈕扣計畫」有四位年輕男女舞者呈現作品，訴說回家的心情，並與國內舞者、舞蹈系學生交流，場面專業、熱烈，也很感人。鈕扣計畫不是大計劃，卻能讓海外舞者明白：台灣永遠是他們的後盾！這是近年台灣最實際、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藝文活動之一。如此清晰而重要的概念，文化部門應予重視，讓類似計畫具體落實，為海內外年輕優秀舞者營造創作與展演環境。
然而，在觀賞鈕扣計畫的同一天，文化部正和交通部在台北火車站主辦「藝術席捲空間」，找來北藝大等校舞者在大廳表演片刻，立即快閃，說是藉此「釋放公共空間」，陣仗很大，卻是捨本逐末。
先不說交通部所屬的台鐵日前才限制外勞在台北車站內聚會，如今反帶頭辦活動所引起的非議，令我好奇的是：文化部何以對在熙來攘往的台北火車站內主辦快閃行動興致勃勃？
公共空間的確需要釋放，這種概念其實喊了不下廿年，政府應加速行動，讓年輕藝術家自由運用更多公共空間，而文化主管單位應能區別不同類型的藝術特質，表演文化的業餘／專業、社區性／劇場性，學生社團／社會團體，屬性不同，皆是建構整體藝文環境的要素，其展現內容有共通之處，但公共空間的文化意義各自不同。火車站內做靜態或定點展演尚可，做「快閃」表演就不宜，專業的呈現與噱頭式行動，更不能混淆。
文化部如果要讓專業藝術家與群眾對話，可以設定更多開放空間（如二二八公園音樂台），安排舞蹈家做完整展演。若認為非在最熱鬧的台北火車站不足以展現「藝術席捲空間」，亦宜由民間協會或社區團體做自發性活動。不此之圖，文化部長親自帶隊，在火車站內主辦「快閃」，或大剌剌席地觀賞，或加入表演「與民同樂」，就顯得矯揉做作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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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華：失業與創業
王文華：失業與創業
【2012/10/07 聯合報 / 王文華】
主計總處公布：八月分台灣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三點六一。
解決青年失業的方法之一，是鼓勵創業。如果「找」工作這麼困難，何不「創造」工作？如果「就業」意味著大材小用，何不小材大用來「創業」？
當然，「創業」比「就業」更難！
困難一，是青年和家長崇尚「主流價值」。我們的文化有根深柢固的「第一志願」情結。年輕人被期望要進「明星」學校、公司、產業。走非主流道路的，除非能成為「台灣之光」，否則永遠被視為「迷途羔羊」。在外國人肯定我們的孩子之前，我們不願肯定他們。
困難二，是缺乏創新能力。台灣教育的設計，是培養專業人士。所以我們有許多一流的醫師、律師、工程師，但較少兼具創新和銷售能力的創業家。台灣的創業家，大多不是「好學生」。而所謂「好學生」，都立志當大公司的經理人。教育內容不改，「好學生」永遠沒機會發展學業以外的潛力，而有創業基因的「壞學生」也只好繼續自求多福，承受不需要的辛苦。
雖然難，還是要做。因為創業比就業的潛在效益大，不只對青年本身，也對台灣經濟。GDP破二，青年失業率破十三，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如果經濟和就業市場將結構性地衰退，創新和創業，是唯一的出路。
怎麼做？
給魚，不如給錢買釣竿。各級政府，可研究將「失業給付」轉化成「創業補助」，在草創初期注入活水。並開放多元募資管道（包括讓網路群眾募資合法化），讓後續資金，源源不絕。
台灣的創投很少在公司草創初期出手，所以要靠企業家扮演「天使」，提供種子基金。一九九八年，昇陽電腦創辦人拿出十萬美金，扶植了Google。二○○四年，PayPal創辦人拿出五十萬美金，成就了facebook。台灣能拿出五十萬美金的企業家何其多！但大多投資房產，成了「地主」。未來何不投資人才，變成「天使」？
各類產業協會則可仿效美國「創業周末」組織，把創業家、工程師、行銷人、創投業者，甚至客戶聚在一起。從周五到周日，連續五十四小時，媒合團隊、動手製作產品原型。用實作的workshop，取代空泛的座談，這樣才能打造出可以商業化的產品。
最後，是年輕人自己。失業像失戀，不完全是自己的錯，但自己脫不了關係。狹義的失業，是指找不到工作。廣義的失業，是指做大材小用的工作。但最可怕的失業，是只把工作當做賺錢的手段，從未思考什麼是讓自己發揮所長、貢獻社會的「志業」。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下的青年失業率遠遠超過百分之十三。失業時要找的不只是工作，更是自己。要檢視的不只是人力銀行的職缺，更是自己的實力和態度。Google創辦人能拿到天使的十萬美金，因為他們夠強。我們，值得天使眷顧嗎？
台灣經濟正在辛苦地轉型，創新和創業，將成為最重要的國力。天堂和地獄等距，天使正失去耐心，我們，要往上或往下呢？
（作者是作家、「夢想學校」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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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台灣年輕人的世界變小了
韓良露：台灣年輕人的世界變小了
【2012/10/05 聯合報 / 韓良露】
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有的文明推崇大，有時崇尚小，通常國家、城市文明在高度競爭與發展的階段，一定是大字當道，例如大東京的前身大江戶就是新興的城市，往前衝的大江戶絕不如早已成熟了千年的小京都般，以小安身立命。
大紐約的外號是大蘋果，紐約的大，不只是地理空間人口的概念，也和城市性格和文化的本質相關。紐約一直是大大不滿足的擴張型城市，華盛頓雖然不大，但也沒人會稱其為小華盛頓，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帝國，帝國的子民是不會有小的意識的。
法蘭西帝國在強盛時期，巴黎的城市意識也是大巴黎，大巴黎有香榭麗舍大道、大歌劇院、大皇宮、大啤酒屋、大咖啡館、大廣場，但研究巴黎城市文化史的人會發現，十九世紀的巴黎以大自豪，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好時代遠離後，巴黎開始進入小美學當道，petit這個意義為小的法文取代了Grand大，成為巴黎市民的身分認同。
為什麼有的城市會堅守大意識不肯變小，有的城市卻願意由大而小，我發現這和城市的自我認同的性別身分有關，城市的集體意識如果是陽性的，例如紐約，就會堅持要當大男人。
但以小自居的城市則是陰性的，不怕當小女人，小京都叫起來很美，京都也是女人意識強的城市；小巴黎也講究女人當家做主。從大與小可看出城市的性格和文化，也看得出人類對歷史與時代的看法。在艱難困苦的時代，人們都必須以大時代壯膽強身，經過一、二世界大戰的人們，都是活在大時代考驗的人們，個人的小歷史、小日子、小生活、小時光，只會被巨流河的大時代淹沒。
大時代、大歷史也是陽性的、男人當家做主的，通常和男人愛發動的戰爭、革命、暴動相關。大是辛苦的，但大可以安慰人心的是大總是和偉大相連，當人們仍受大歷史能量的牽引，總會覺得大是有價值的，例如大國大民大愛大願大忠大烈大賢大德等等都是好的。
相反的，小卻一直被小看，只有陰性的文明與城市，才不怕被渺小化、微小化、嬌小化，像小女人過去一直在大男人創造的大歷史、大時代的邊緣過活。有的城市、文明以小自保，但有的城市、文明卻是看通、看破大時代、大歷史的大悲情或大謊言，寧願小而安、小而美。
台灣從九○年代左右起，逐漸有了被動與主動的縮小意識，尤其是台北，慢慢變成了小台北，也許是因為大中國的崛起，相對地覺得自己變小了，也許是年輕人受卡爾維諾與村上春樹的影響，九○年代前文青的大論述逐漸轉變成小命題。台灣日常生活中開始湧現各種小事物的小名：小清新、小時光、小宇宙、小日子、小旅行、小自由、小確幸、小筆電、小藝埕、小白兔、小革命、小創業等等。
年輕人的世界變小了，有不得已也有心甘情願的小理想，大人的世界不再那麼可靠，曾經被當成大企業指標的面板與Dram兩兆雙星產業已是大錢坑。指責年輕人愛開小咖啡館的大企業老闆的公司頻傳跳樓與暴動事件，從小有大志願一路向上爬的總統坐牢了，當年輕人領的工資十八年凍漲成為小輕薪時，年輕人怎麼會不認同小清新？
最近主張大破大立的破雜誌的一幫大憤青，大嘲小諷了台灣小文青對小的迷戀，引發了我思考城市與文明的大小比一比，年輕人能大小通吃最好，最怕變成大小沒得吃。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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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台北不是我的家
胡晴舫：台北不是我的家
【2012/10/06 聯合報 / 胡晴舫】
其實，使用「外勞」這個名詞已夾帶歧視。在台灣，「外勞」一詞籠統將一群國籍不同、語言迥異且文化南轅北轍的人統統圈到了一塊兒，他們不是越南人、泰國人、菲律賓人，甚至不是男人或女人，只是一具具失去個人特徵的肉體，這些肉體會替台灣帶來勞動產能，具期效性，沒有保障，磨損了就換。此詞更毫不客氣指涉對象的暗膚色，因為講到外勞，很少台灣人會聯想到白皮膚。
台灣社會自知「外勞」此詞的潛在歧視，因此，清大生去澳洲當農場臨時工，便美化為「觀光打工」、「壯遊」，但對當地社會來說，那個時空下的他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勞」，跟流浪到西班牙採柑橘的羅馬尼亞青年沒什麼兩樣。又如法國外籍兵團一向聲名狼藉，台灣的孩子去參加法國外籍兵團，傳媒當作頭條處理，彷彿去幫第一世界社會當傭兵參戰不算冒死血汗工，還可以在巴黎買間小公寓。
本來工作無貴賤，無論出於自願或迫於無奈而選擇了一份工作，管他在都市咖啡館櫃檯賣咖啡、辦公室電腦前填表格還是鄉間農場種草莓，都在認真勞動，力圖賺取自己的生活尊嚴。同樣地，因為各式各樣原因而進入台灣社會工作的外國朋友們，就跟因為各式各樣原因而出去其他社會勞動的台灣孩子們一樣，渴望依賴自己的勞力，尋求更好的人生。
當這些外國朋友進入我們的社會，意味了他們將生活在我們其中，意思是他們也會跟我們一樣逛街上館子，使用公園、地鐵等公共設施，站在街頭講自己的母語，付稅之後希望享用福利。他們其中也許有人會跟台灣男孩女孩墜入情網，他們的孩子會上學，跟著台灣社會一同成長。
七○年代德國為了戰後重建，「進口」了大量來自回教社會的勞動力，他們貢獻了青春與勞力，如今開始在德國退休，他們的孩子已是拿德語當母語的德國人。
台灣面臨人才外流、少子化、高齡化等三大人口問題，遲早要處理如何增加新興勞動力，而迎接這些外籍人士、外籍配偶或外籍學生。與其被動遲疑擁抱市場的結果，台灣社會應及早像香港、新加坡積極立法，完善工作居留法規與移民法，主動篩選台灣亟需的人才，歡迎他們留下來長期居住工作。而台灣的城市設施也該俱進升級，以容納國際人口。
台鐵先是以維護旅客權益為由，禁止外勞朋友在台北車站周邊活動，之後又放任文化部清空大廳，每周末讓年輕朋友跟部長尬舞。這已不是法令前後不一的技術性問題，或文化部淪為康樂部的可笑窘況，而顯現了更深層的社會心態：台灣還沒接受異鄉人已在我們周圍生活的事實，我們的城市尚未準備分享公共空間，讓異鄉人安居生活。
台灣女作家去了香港，批評中環價值，連歇腳休息之處都沒有，除非坐進咖啡館買杯咖啡。但，每逢周末，正是這塊寸土寸金的中環整塊清空，拉起紅龍，變成行人專用區，讓只有周日放假的「外勞」全面進駐，他們帶來自己準備的便當，脫掉鞋履，席地而坐，用家鄉話痛快聊天，互相塗指甲剪頭髮。他們最喜歡的團體活動便是放上一段音樂，一起尬舞。
現在的台北市，仍不是異鄉人的家。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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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負面言語讓人「未戰先敗」
負面言語讓人「未戰先敗」
[洪蘭 2012/09/04 天下雜誌]
國科會主委以「死狀甚慘」形容台灣的人才問題。
用激烈言詞談論國家前途，會造成什麼反效果？
國科會主委前陣子談到台灣人才的問題時，用了「死狀甚慘」這四個字，令老百姓看了悚然心驚。當年跟我一起回國教書的同事，傳簡訊來說，「事不可為，打包吧。」
政府高官一定要記得，在位者有上行下效、風吹草偃的作用，在用詞上不宜如此激烈。因為文字會帶來聯想，大腦中意念聯結的活化，是不能自主控制的。不恰當的言語，會使得原本能成功的事功敗垂成。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D. Kahneman）在他的新書《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說，香蕉和嘔吐這兩個字本不相干，但是一旦把它們放在一起，會馬上令人感到不愉快。
大腦會自動作時間的序列，把香蕉和嘔吐連成因果，你就對香蕉產生暫時性的反感，連帶對黃色水果也不喜歡了。
這個自動化聯結所產生的作用，並不限於概念和文字，它甚至會改變你的行為。
紐約大學心理系教授巴夫請學生從五個字中選四個字出來造句，如：find（發現）、he（他）、if（如果）、yellow（黃色）、instantly（立即）。另一組學生看到的字則是與「老」有關，如：forgetful（健忘的）、bald（禿頭的）、gray（灰色的）、wrinkle（皺紋）。
做完之後，學生要到走廊另一端的實驗室去做另一個實驗。他測量學生走過走廊的時間，結果發現，那些看到跟「老」相關字組的大學生，走的時間比看中性字組來得慢。原因在於，「健忘」、「禿頭」、「皺紋」這些字促發了老的意念；這個意念又促發了行為，使學生走路變慢了。
這個「促發效應」（priming effect）非常強烈。即使沒有一個學生注意到，這些字有共同的主題「老」。他們也都堅持，老的念頭從未進入他們心中。然而，他們的行動卻變慢了，這就是所謂的「意念動作效應」（ideomotor effect）。
更可怕的是，這個效應也可以倒過來做，動作也會強化意念。德國的研究者請學生在房間中走五分鐘，每一分鐘走三十步，這是一般大學生步伐速度的三分之一，然後請他們在電腦上辨認一閃而過的單字，結果發現這些慢走的學生，對老年有關的字辨識特別快，如forgetful、old。
假如你動作像老人，它會強化你老年的思想，這效應是雙向的。因為這暗示的作用是不自覺地發生。官員在談論國家前途時，宜從正向著手去尋找解決方式，不可未戰先敗。
左宗棠西征時，曾在路上看到一個老者的門前掛了「天下第一棋手」的旗子。左宗棠很愛下棋，便進去和老人下，結果老人三盤皆輸，左宗棠就很得意地告誡老人不可再掛。
等到他收復新疆班師回朝時，看到老人門口還掛著旗子，就很生氣。再進去與老人對弈，結果老者連贏三盤。左宗棠很驚訝，老者說：「出征前，我讓你贏，因為我不可挫主帥的銳氣。現在你勝利歸來，我就不再手下留情了。」
主帥不可以無氣，主委不可以不知。更何況目前究竟是「其真無馬耶」、還是「其真不知馬也」，還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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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9
朱宗慶：藝術行政工作 不能只有熱情
藝術行政工作 不能只有熱情
【2012/08/26 聯合報 / 朱宗慶】
早期的表演藝術團體成員，除了創作和演出外，必須身兼行政工作，左支右絀，蠟燭兩頭燒。經常自我調侃「女生當男生用，男生當畜牲用」，這話雖不雅，卻傳神地道出人力吃緊且工作繁重的情況。從事表演藝術工作，熱情很重要，但它的行政層面，往往與藝術很不一樣，猶如左右腦間的拉鋸。
民國八十九年，台灣有了藝術行政管理研究所，將國外行之有年的學科納入教育體系，逐步把藝術行政的知識系統化，讓不少的藝術行政工作者重返校園，進一步瞭解藝術行政的內涵，學習管理、經營、行銷、財務等相關專業課程。
然而，從藝術行政管理系所畢業的學生，真正能學以致用的，多半是已有實務經驗的資深藝術工作者。一般從學校才開始接觸藝術行政工作相關知識，畢業後就發揮所長的人，少之又少，這些未來的生力軍，需要一些磨練和經驗累積，才能貼近職場實需。
從事藝術行政工作其實相當不容易，除了環境生態與其他領域的工作有所差異外，要對藝術熱愛、尊重與了解，還必須培養獨到的商業眼光，具備經營管理技能。尤其，要具備的能力，已經跟以前不同；過去，只要熱愛藝術，具同理心，願意與藝術家一起打拚，就夠了。但是，那個時代已經過去。
現在，必須具備策略行銷、公關募款、領導統御、國際事務、會計財務、資訊科技等種種「基本」能力，最重要的是要能掌握藝術文化內涵、價值、特色，且具敏感度和判斷力。一個藝術創作展演，涵蓋初期的企劃製作與發想，行銷資源和通路的配置，活動期間的觀眾體驗和服務，到預算規劃、專案管理等，這些紛雜且環環相扣的工作，端賴藝術行政工作者對各項專業知識的高度整合與投入。
我常提醒有心從事藝術行政工作的人，外界的競爭相當激烈，許多國內外商管學院的ＭＢＡ學生，具備更豐富的經營管理學識和專業能力，只要能夠跨越藝術專業的門檻，相較之下，在就業市場上更具競爭力。並且，藝術行政是「藝術」與「行政」兩門學科的加總，一旦擁有跨界的技能和視野，是各界積極爭取的人才。
今年五月，文化部掛牌，除原有文建會業務外，移入新聞局、外交部、教育部之部分業務。文化部隨著事權擴增，需要更多、更合於專業需求，以及了解文化藝術且能跨域整合的升級型人才共同投入。然而，在現行政府文官體制下，編制內的人員仍需許多的學習與累積；仰賴國家高普考、特考所設的文化行政職系來取才，難符實需且緩不濟急；編制外的約聘僱人員雖可找到專業背景相當的人才，但未有升遷、培訓，無法留才。對此，未來的文化部，勢必要思考如何廣徵人才、擴大取才管道。
無論政府或民間，藝術行政是許多文化展演活動的重要推手，完美的藝術呈現背後需由精準卻繁瑣的行政工作支持。藝術行政人才，已相對稀少，熟手、高手更屬可貴。藝術行政工作者，不能只有熱情，須持續追求精進，擁有整合各項專業知識的能力，以合於時代脈動。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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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恆：盛宴裡的文化交鋒
盛宴裡的文化交鋒
【2012/08/24 聯合報 / 陳立恆】
倫敦奧運圓滿落幕，未來是否可以創造一三○億英鎊的經濟效益，還是個未知數。但奧運開幕式與閉幕式上，從戲劇、文學、音樂、設計，到科技發明，無一不諭示英國想要繼續用「文創變黃金」，希冀從前景黯淡的現況出發，重領一代風騷。
奧運前夕，我非常近距離的觀察到這個老牌文創大國的企圖心，是夜，我人在倫敦近郊的溫莎古堡，此行是出席一場中英合辦的慈善晚宴。
由於英方的主人之一是安德魯王子，而且當天伊莉莎白二世也住在城堡內，安全檢查格外嚴密，但能夠體驗與女王的生活起居如此接近，這點不方便也是可以理解的。過了安檢崗哨，又穿越了像時光長河一樣的廊腰縵迴，方才進入九二年大火後重建的其中一間外交會廳，棟宇恢宏之間，彷彿還可以看見幾個世紀前的杯觥交錯。當天赴會的百餘位中外賓客，自然是往來無白丁，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華人體壇巨星姚明，也有來自台灣的科技巨擘董座以及知名媒體人等受邀到場。
然而，吸引我目光的不是城堡或是來賓，而是餘興節目。比起尋常的商務活動，這場晚會更像是兩國文化的高手過招，他們很有默契地一起將富有創意活水的傳統藝術搬上檯面。英方安排了一支蘇格蘭風笛團，原本壯闊中帶著些許蒼涼的笛音，卻出現一位幾乎是豆豆先生翻版的滑稽樂手，特殊的英式幽默，也和兩天後開幕式上豆豆先生的本尊表演異曲同工。中方這邊也不遑多讓，制作了一齣新式崑曲，華麗婉轉的唱腔融入小提琴伴奏，使得中國古典戲曲，有了國際化的嶄新風貌。晚會的主秀則是由英國拍賣權威佳士得主持的酒品義賣，所得款項一半贈予王子的慈善基金，一半贈予中方慈善機構。
冠蓋雲集的皇宮裡，我看見一個代表世襲財（Old Money）的英國，一個代表新富（Nouveau Riche）的中國，不約而同地使用文化資本擴張自己的經濟領土，連原本高高在上的皇室都願意放下身段，將商業行程納入殿堂之內。據同行友人相告，這座見證過數百年英國歷史的巍峨宮邸，是第一次出借給外國企業發起的民間交流活動，可是整個晚上，感覺不到一點點紆尊降貴的勉強，英國精神依舊不卑不亢的貫徹全場。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當我翻起餐盤時，瑋緻活的商標立刻映入眼中，因為他們明白面對國際的時刻，使用國貨就是展現民族自信、推動文化影響力的第一道攻防。
中國企業同樣來勢洶洶，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下一個目標，想當然耳是世界品牌。這回行雲流水的溫莎堡公關活動，完全證明了對岸的品牌行銷，已經具備一眾台商難以企及的國際視野，他們善用文化包裝，熟諳經濟拉抬，於是一躍而上，坐到與英國皇室「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平等地位。
一場以文會友的商貿晚宴，是這個世界不斷前進的真實面目，如果我們還盲目地以為文化與商機無關，執意用民粹掛帥的觀點，丈量文化資本的深淺，就無異於在國際競爭中逆水行舟，長此以往，再多拚經濟、拚觀光、拚外銷的壯志躊躇，都不過一頁紙上談兵而已。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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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4
新井一二三：「解放」與「中國化」
「解放」與「中國化」
【2012/08/12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最近看大陸報刊，對一個詞的用法，頗不以為然。那是「解放」，據北京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漢語辭典》二○○二年增補本，意味著「一：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二：推翻反動統治，在我國特指一九四九年推翻國民黨統治」。記得在《非誠勿擾》電影中，徐若瑄飾演的台灣小姐，對葛優演的秦奮說：「我祖父就是大陸人，當年大陸淪陷我們才到了台灣。」葛優則俏皮地回說：「對你們那是淪陷，對我們那是解放！」
一九八○年代，我初學中文時，「解放」一詞的意識形態味濃多了，乃「中國人民在戰無不勝的共產黨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擺脫舊社會地主、資本家、外國侵略者的剝削、壓迫，得到自由而成為新社會主人翁」的意思。用向量標示：從右到左。相比之下，近日從大陸寄來的雜誌裡經常出現的「解放思想」，卻指著「擺脫社會主義的框框，積極擁抱市場經濟」。用向量標示：從左到右。看來，「解放」一詞的的語義，在二○一○年左右的中國大陸，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中國的轉變以鄧小平提倡的「白貓黑貓論」為起點，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開放」，九二年南巡講話後啟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在毛澤東時代，這些政策被批評為「修正主義」。鄧小平最初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含義也應該是：等大家都富有了以後，再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吧。然而，走了廿年的市場經濟道路以後，社會主義的招牌和市場經濟現實之間背離越走越大。既然不可能回到計畫經濟時代，非修正不可，否則難免不停地出現「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場面。
於是就把「解放」的向量轉換個一百八十度。具體而言，二○○七年中共第十七次全代會上，胡錦濤提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為了自圓其說採用這樣的邏輯，並不難理解。難以理解的是，不少中國人連把自己腦海中的記憶都跟著更新了。例如，今年五月號的北京《信睿》雜誌上，電影導演賈樟柯就寫：「那時（指上世紀八○年代初），大街上到處是『解放思想』的標語」。搞錯了吧？當時滿街都還是「為人民服務」的標語。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偶而能看得到。可是，「解放」一詞指的向量，當時在社會上還一定是從右到左的。
這樣的現象令人想到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在那虛構的國家政府裡，有個真理部不停地改寫歷史文獻，也為了控制人民的思考能力，推行所謂「新語」、「雙重思想」等。後者的意思是：同時接受兩種相違背的信念。例如：「解放」是從右到左，但「解放思想」則應該是從左到右。
不過，世界在迅速變化，改寫歷史對很多國家社會都有燃眉之急。日本最近暢銷的歷史書《中國化的日本》（與那霸潤著）就說，全世界最早進入近代階段的是宋朝的中國：取消貴族階層；把封建制改為郡縣制；採用貨幣經濟；擁護自由競爭。日本卻一直抵抗了近代化的潮流，但如今面對全球化，終於非「中國化」不可了。何況，與那霸說，共產黨的中國，是一九七九年跟雷根的美國和柴契爾的英國一起，領全世界之先，採用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超前國家之一！有沒有搞錯？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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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追逐名利扭曲了奧運精神？
追逐名利扭曲了奧運精神？
【2012/08/11 聯合報 / 王正方】
奧林匹克運動會賽況轉播，頻道多、過程緊張扣人心弦、ＨＤ畫面品質高、拍攝技術進步，廣受歡迎。
近兩百個國家，上萬名運動員，在十七天內，能和睦相處、遵守運動規則、公平競爭，四年之後再來論勝負。讓人覺得或許世界和平還有點希望。
奧運會精神：重在全力以赴的參加比賽，不在勝負。話是這麼說，與會的國家、運動員對於拿幾面獎牌，要死要活的計較。奧運會四年一度，是全球媒體的焦點，拿到了金牌，運動員和他代表的國家，一舉而天下聞。沒奪到獎牌，白忙一場。小國拚知名度，大國趁機宣揚國威。運動員有了「名」，「利」也隨之滾滾而來，誰能不動心？這裏頭金、銀、銅牌的待遇，差別又很大。一剎那定成敗，世間冷暖在眼前晃過。
最初奧運會限業餘運動員參加，這規矩早就廢掉。國家花大把銀子，養許多專業運動員，悶頭苦練四年，業餘票友靠邊站。富裕國家找來「傭兵」，先入籍再奪牌。見到非洲來的優秀運動員，站在頒獎台上，一臉茫然的聽著某歐洲國家的國歌，究竟是在宣揚誰的國威？唉！願買願賣，金牌萬歲。
中美兩大國，在奧運獎牌數目上較勁，獎牌最多的就是第一強國嗎？中國大陸出了一位十六歲女子游泳好手葉詩文，打破世界紀錄，連奪兩枚金牌，震驚泳壇。江山歷代有人出，後浪推前浪。
世界游泳教練協會主席約翰雷納德說，葉詩文在最後五十公尺，游得太快了，令人想起以前的東德泳者。每次見到一些「不可思議」的表現時，歷史告訴我們，之後都證明有禁藥牽涉其中。
管閒事的雷納德，沒有任何證據，僅憑臆測，就以專家的口吻，暗指葉詩文服用禁藥。他的言論充滿了大美國沙文主義的氣息和白種人優越的傲慢。亞洲人在游泳項目上有所突破，就那麼「不可思議」？美國的費爾普斯，屢破紀錄，歷次在奧運會得了十八面金牌，從沒人質疑過他。十六歲美國女選手萊德茨基，是本屆八百公尺自由式冠軍，成績接近世界紀錄，雷納德沒說話。萊德茨基說：「我去年非常努力，就是這麼回事。」
美國以法治自豪，有最重要的精神：未能證實被告有罪，此人便是無辜的（Assum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或許雷納德認為這條法律不適用亞洲人。難怪多年前就有本英文暢銷書，名曰：醜陋的美國人。
更惡劣的是那些西方記者，粗暴的向年僅十六歲的女孩逼供：「你是不是服了禁藥？」不在法庭受審，記者也不是法官，怎麼能問：「你殺了人嗎？你通姦了嗎？」這類問題。或許西方紳士的基本禮貌，人權、尊嚴，也不適用於亞洲人？
國際游泳總會主席出面反駁：「懷疑葉詩文使用禁藥的人瘋了，而且是起於忌妒。奧運會屢有破紀錄表現，我們藥檢非常嚴格，如果有人服禁藥，我們一定逮得到。」
其實運動員服禁藥、打假球，屢見不鮮，但是要掌握了證據再說話。奧運金牌怎麼那麼了不起！犯得著這樣不擇手段的爭奪、中傷？
奧運會標榜和平競爭、追求卓越、展現高道德標準的運動精神。比賽倒是愈來愈精彩，發展到今天，它是個大買賣，追逐名利的大舞臺，熱鬧好看的大拜拜。
（作者為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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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消退的熱情
消退的熱情
【2012/08/14 聯合報 / 許知遠】
倫敦奧運會開幕時，我正在香港旅行。在電視新聞上、咖啡店裡和報紙評論上，你感受得到這個城市抑制不住的讚歎，這讚歎令本就瀰漫英國的懷舊之情更為濃烈。
在回歸了十五年之後，香港卻遲遲未建立起對中國的認同感。相反的，它對於英國統治年代生出諸多的浪漫想像。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兩次奧運會的開幕式—2012年的倫敦與2008年的北京—再鮮明不過的映襯出它在過去十五年中所體驗到的兩種不同的統治方式。
北京的開幕式盛大、奢華，洋溢一個再度崛起的強權的自我炫耀，它強調的是國家的權威、集體的勝利。而倫敦的羊群、煙囪、披頭四、Mr.Bean，還有跳傘的女王則傳達出截然不同的情緒，它自我解嘲、尊重個人價值與多元聲音。
回歸十五年來，尤其是北京奧運會之後的四年中，香港越來越強烈的感受到北京的那套國家主義價值觀的衝擊。新聞業越來越顯著的自我審查，北京對於香港特首選舉的毫不掩飾的干涉，就連香港員警面對抗議者採用的手法都有「中國化」趨勢—它日趨強硬、激化矛盾。
是的，不管是殖民地的港督，還是「一國兩制」下的特首，香港始終沒享受到充分的民主，但香港人還是感受兩種治理風格的不同。殖民地官員即使傲慢與偽善，也要在客觀上尊重自由、法治與多元價值。而一個新崛起的中國，則下意識的把一個威權國家的風格帶入了香港，毫無忌憚的打破各種規則，並且對於香港民意，保持著驚人的遲鈍，西環的中聯辦緊鎖大門，正像是中國封閉政治體制的象徵。香港人對於倫敦的奧運會開幕式的不吝讚揚，是他們的「反中國」情緒的另一種流露。
「這才是關於人的奧運會，我們之前的像是機械人表演」，回到北京後，我發現很多人與香港人的感受一模一樣。而與倫敦奧運會同樣占據話題中心的是七月廿二日席捲北京的暴雨。一場雨不僅導致了全城癱瘓，還造成了七十七人的死亡。這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巧合。四年前，北京被包裝成一個閃閃發光的禮盒呈現給世界。而一場暴雨，令所有表面的金光都褪色，這個城市可以修建宏大的建築、舉辦絢爛的開幕式，卻不能處理好自己的下水道系統。在如此眾多的死亡之後，當局採取的第一反應仍是隱瞞消息。
當北京奧運會舉辦時，很多人期待它像是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變成中國走向民主與自由的催化劑，但結果卻相反。借助奧運會催化起的民族情緒，中國的國家力量再度擴張，它不僅沒有變得開放，反而進一步壓制了市場力量與公民社會的成長，對質疑聲音更加難以寬容，也正因此，它激起了更廣泛的社會不滿。北京暴雨導致的災難，是這個失敗的政治體制最新例證。
在此刻的北京，你可以從人們對於倫敦奧運會的態度，看出民族主義熱潮的明顯減弱。媒體仍顯著報導奧運會的賽情，但比起四年前的北京，公眾對於中國隊金牌數量的興趣迅速減弱，它不再被病態般的視作中國自我證明的需要。當兩位中國羽球選手因消極比賽被取消比賽資格時，公眾普遍表現出的不是民族主義情緒，而是對中國體育制度的質疑。這是一個社會日漸正常化的標誌，人們對體育本身發生興趣，而不是所謂的「民族勝利」或「國家榮譽」。它也意味著社會情緒的轉變，對很多人來說，中國選手在國際賽場上的不良表現，都與目前壟斷性的體育體制有關，而這體育制度正是政治制度的縮影，它封閉、扭曲，缺乏職業與道德準則。
從香港到北京，人們正借由倫敦奧運賽事，表達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普遍不滿，這在中國參與奧運會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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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7
舒國治：在台灣做人之價值
在台灣做人之價值
【2012/07/25 聯合報 / 舒國治】
一大早，我家對面的小學門口，擠滿了送小孩上學的人與車，蔚為奇觀。有幾個家長與小孩，我常見到，已然眼熟了。孩子們一波波進校後，大人逐漸的離開，有的趕著去上班。而這些小孩，放了學，有的再進安親班，有的還補些英文。等他們長到了十多歲，在炎熱的台灣夏天，懂得買些五十嵐或清心福全的冰茶，知道在最快時間趕緊消暑之重要。到了二十多歲，懂得逛逛夜市，吃些過癮的炸雞排，吃蔥油餅或水煎包還要抹辣椒醬，知道濃鹹口味有麻醉口舌之功效，也藉此消解功課繁重與社會或家庭加諸自己重擔的煩悶。
這些孩子，學校畢業後開始找工作。有些任公職，有些到銀行，有些進入私人企業。也有的自己開業，不管是餐廳，是咖啡館，是服飾店，或是牙醫診所。
上班到了中午，大夥分頭找自己的午餐，有的吃家中帶來的便當，這已是最好的午飯；有的買外頭的便當。有的吃一碗麵，燙一碟青菜。有的吃漢堡。有的不怎麼吃得下正餐，索性吃一碗蚵仔麵線。也有的，三五個人，一邊像是繼續原先的開會，一邊也喝杯咖啡吃塊蛋糕趁機抽根菸什麼的，便在路口的85度Ｃ坐了下來。
當他們一個月一個月領了薪水，不久考慮要不要買房子，這便是有時報上的房地產廣告突然多了起來的原因，而太多的奇形異狀樣品屋便在城鎮各處蹦了出來，也於是每隔八年十年，突然在城市的周邊發現大樓蓋滿了山坡。
到了周末，上班的人可以娛樂了。有些家庭發展出逛「好事多」，既可以手挑挑、眼看看，算是增廣眼界，也能添些家中用品，於是這樣的賣場擠滿了人。確實，城市太擁擠了，許多人寄情於山林，「民宿」便這麼幾百家幾千家的開在台灣各處原本人跡罕至的山野裡了。
有些人不過上上班、賺錢買房子，竟已弄到身心俱疲，在不甚老邁的中年已罹患了重病如腫瘤什麼的。看一眼諸多大醫院等待看病的人潮，便讓人感嘆生活之不易。有的人感到了人生多苦，只好一心依歸宗教，或是常走寺廟，或是常參與道場。甚而有運道不佳者，常遭遇上所謂神棍，弄得人財兩失。他們說，宗教之盛行，但看電視頻道有好多台可知。
生命之無常，與身心之脆弱，也顯現多家傳銷公司所販售之健康保養食品可知。
有些年輕人，只不過想擁有自己喜歡的手機、擁有自己埋頭手機裡他日日夜夜原本熟悉的要收要發的信息與心聲吐露之自由、以及擁有他想要親近的女同學之主導權，結果竟然在對方拒絕下做出了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的狠毒舉動，殺了人。有的人，自己的心思與外在處境總是格格不入，心灰意冷，跳樓了，燒炭了。
人人從小被教育一步步向有利的路上走，上學、補習、考試、出國深造、擔任高位階……便大夥成形了太多教人努力求好坑的模式，早非一朝一夕可以看出其弊端之深沉矣。於是有的人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待了多年，覺得錢再怎麼也只能這麼多，實心有未甘，終於在某些不尋常的時刻，找到了可令自己一夕之間增加更多財富之機，如何可失，此種時候，便成了新聞大篇幅報導的所謂貪汙情節。
臆，在台灣，做人確實不易。但若能看得清事物的本相，看得透人生的幾縷原委，看得淡過日子的難度，則萬事其實一點也不複雜。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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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自然系建築
自然系建築
【2012/07/24 聯合報 / 李清志】
今年暑假酷熱異常，台北甚至比南台灣悶熱難耐，原因與生活環境高度都市化，有極大的關係。
在南台灣的大小城鎮，只要在樹蔭下，幾乎都可以感受到涼風的吹拂，夜晚則涼爽愉快，真正可以享受戶外乘涼的樂趣！
這段時間在古都台南，有一場名為「自然系建築展」的藝術展覽，展覽手冊封面寫著：「我們期待透過它們傾聽漂浮在空氣中的絮語，領略風中的溫度與節奏，並體感猶如樹蔭下之駐足般的悠閒與幸福。」在酷熱中，這段話特別引人注意。
「自然系建築展」展出台日兩方新銳建築師的前衛建築思考與設計，參展建築師包括日本的藤本壯介、平田晃久，以及大西麻貴；台灣部分則有劉國凔、曾瑋，以及莊志遠等人。這幾位日本年輕建築師，被認為是「後泡沫時期」的建築師，他們所處的時代，缺乏讓他們開展的建築業務，因此逼得要重新去思考，建築的本質意義，試圖在建築界開創出新的可能性。
藤本壯介在台灣稍有名氣，因為他才剛拿到台中台灣塔的設計案，但是其前衛的設計概念，引起許多爭議，甚至連業主台中市政府，也數度希望改變他的原始設計；藤本壯介對於大自然的森林有極大的興趣，他常將建築空間比擬為森林，因為森林中充滿了複雜矛盾與豐富趣味。
平田晃久則對生命科學有濃厚興趣，他曾在伊東豐雄事務所工作過六年，參與過許多令人驚豔的前衛作品，台中歌劇院生物蟲洞般的設計，他也是重要的靈感發想者。之前，因為參與高雄海洋流行音樂中心競圖，獲得第二名，受到各界矚目。
這些參展的前衛建築作品，有別於過去現代主義思維下的機械文明，將建築視為機器；而開始將建築視為人與大自然交往的媒介。這樣的思維等於是告別了上個世紀建築的機械思維，在新世紀試圖去修補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特別的是，像這樣跨世紀、跨國界的前瞻性建築展覽，並非由公部門的現代美術館或文化中心等單位所舉辦，也沒有公家的財務支援，而是單純由一家當地建設公司的專屬美術館／府都建築文化館所主辦，令人十分佩服。顯示出台南作為一座文化古城，蘊涵著強大的文化能量；雖然沒有當代美術館，卻有民間自行創辦的建築文化館，並且可以舉辦如此具時代性與國際性的展覽，南部城市的文化實力，不容小覷。
這讓我聯想到，日本東京的Gallery Ma（一間美術館），這座由衛浴設備公司TOTO所開辦的美術館，從一九八五至今，舉辦過許多眾人矚目的建築展覽，成為建築界的典範。其實南部的建設公司建案，相對於北部的建案售價較低，利潤也較低，許多建商必須真正在建築品質上用心，才能有好的銷售成績。在這種情況下，有建商仍然願意在建築文化上付出，可見這些建商已經不再只停留在利潤的追求，而能真正關切並反省，台灣建築文化的未來發展，這是我們社會所樂見的趨勢。
盛夏酷暑到台南參觀「自然系建築展」，感受到了屬於南部城市文化力量的一股清涼微風！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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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恆：台灣，我們的頻率調對了嗎？
台灣，我們的頻率調對了嗎？
【2012/07/26 聯合報 / 陳立恆】
不久前，看了一個表演，比賽如何用人聲震破一個透明玻璃杯。輪番上陣，聲嘶力竭試圖發出各種「海豚音」，但杯子紋風不動。終於，有一個人用手指輕彈杯子，仔細辨認杯子頻率後，再發出與杯子同頻率的高音，杯子應聲而破。
說穿了，就是共鳴原理，尤其是當杯子上有裂痕，加上共鳴，這樣驚人效果，絕非空穴來風。
頻率與共鳴，讓我想起最近台灣的情況，總統滿意度破新低、出口連續負成長、科技龍頭前景艱難、人均薪資節節下降等等，靜心一想，台灣暮氣沉沉的肇因，正是敗在這個簡單的原理上。
政府是為人民幸福存在，企業是為客戶需求存在，顯然政府與企業，沒有弄清楚目標的頻率，於是舉凡國家領導，還有商品研發，都無法獲得共鳴，落得近來不時脫序演出的台灣退步秀。
反觀南韓，在七、八○年代，和我們同為亞洲四小龍，六月正式進入「二○─五○俱樂部」，成為第七個已開發國家。且不論他們國家補助政策，以及獨尊大企業的利弊與否，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產品得到全球市場的共鳴，進而領先世界潮流，除了放諸四海皆準的科技項目，連頻率跨度最複雜的文化創意產業，他們也起碼做到了征服亞洲的地步。從一九九七年被ＩＭＦ接管到今天，十五年的臥薪嘗膽，總算一雪前恥。
同樣的頻率調整，在相對封閉的對岸，竟也是處處可見。拿我較為熟悉的文創界為例，他們簡直以光速在與全球做學習和交流，一反過去鎖國形勢，積極接引國外知名學府、文教機構、專業人才進駐國內，普羅大眾的價值觀與敏銳度，更是演化迅速。所以，每當有人對於台灣的人文優勢沾沾自喜時，我總忍不住提醒，大陸在軟實力方面超越台灣，只是再兩三年的事情。
在全球化日深的廿一世紀，抓住世界的頻率，是國家與企業的生存之道；我們在二、三十年前做的比現在好。當時中小企業和政府之間協作調宜，能夠快速掌握全球市場的脈動，使得國家可以緊跟著世界的發展進步；但今天的台灣，不知被誰轉到了一個充滿雜音的頻道。雖然網際網路四通八達，人民教育水平躍升，可是每天眼見耳聞，全是政治及八卦亂象的滿天揮灑，或是過度對立的黨派彼此虛耗，於是，國際競爭的真實面貌，台灣前途去來歸往，都在雜音裡闃然而寂。
當組成這片土地的你我，手上拿著進口商品，眼睛看著外來影集，嘴裡罵著政府與亂象，又是以什麼樣的頻率，來面對台灣衰退事實？難道不憂心台灣的聲音，會慢慢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也許，我們不應該只巴望政府與企業，可以為我們做什麼。也許，我們應該重新設定自己的頻率，開始無條件支持台灣原創品牌的產品，不再為亂象中的夸談失去理智，學習了解世界的深度，欣賞本土的創意，用選票制裁出格的政客，用溫暖善待身處的人間。也許，眾志成城的力量，可以找到屬於台灣的新頻率，發出石破天驚的一響，證明昔年小龍，也有飛天入雲的能耐。
台灣，準備好調整頻率了嗎？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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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9
洪蘭：當「不准」變「不敢」 你就畫地為牢了
當「不准」變「不敢」 你就畫地為牢了
【2012/07/10 聯合報 / 洪蘭】
盧梭在《民約論》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中」，我知道枷鎖是框架，卻沒想到它竟然深入我們的大腦，影響我們的記憶和注意力。
前幾天在捷運上，有位男士跟我打招呼，我看他很面熟，卻怎麼也想不起他是誰，幸好車廂人多，無法交談。我一直到他在「Ｘ醫院站」下車，才突然想起他是我母親的主治醫師。想不到每天見面快兩年，竟然會想不起他的名字。
這原因是我看見他的地方只有醫院，當他沒有穿白袍，出現的地方又不是醫院，情境線索不一樣時，我便想不起他來了。情境（Context）像框架，思想意念一被框住，就很難跳脫出來。
史丹佛大學商學院有位教授，在課堂上要求學生，不准說話，在五分鐘內按生日排成一排。一開始時，學生都露出「不可能的」驚訝表情，但是時間有限，不容蹉跎，就有人伸出手指表示他是幾月生的，別人便紛紛跟進，很快任務就達成了。
老師說：「手勢只是一種方法，並不是最快的方法，因為有人率先比了手勢，你們便跟著做了，沒有去想可用駕駛執照，因為上面有生日；也可寫便利貼，貼在胸前；更可以用嘴唱，因為我只有說不准說話，並沒有講不許唱歌。但是一旦有人起了頭，大家就跟著做，一跟著做，大腦便不再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你們就跳不出他畫的框子了。這世界的框框很多，有些是自己訂的，有些是約定俗成的，當一個人習慣跟著別人走，久一點，這習慣就成自然，他就連框框也看不見了。一個落在框子裡的人是不會有創意的，因為他看不見其他的可能性」。
這些話使我想起中國的「畫地為牢」，是什麼樣的教育使我們的學生不敢踏出地上的圈圈？主動守規矩和被動服從有很大差別。品德教育應該是自主性的內化行為，不是被動的不敢做。當父母禁止孩子做某些行為時，必須跟他說明理由，讓孩子從理由中，去內化出他行為的準則，最後變成自主的行 為。
人的大腦有類化的本能，它是學習的機制之一。美國孩子三歲左右已經學會了不規則動詞，go、went、gone，但是在五歲時，卻會突然把原來對的went改成錯的goed，因為他從規則動詞的學習中，發現絕大部分的過去式是加ed的，所以他就把went改為goed了。這個類化作用是我們不必每樣都學而能學會很多新東西的原因。所以父母一定要花時間跟孩子說道理，因為不知原因的不准，會變成對其他類似行為的不敢，孩子不問理由的服從，就出現「畫地為牢」的現象了。
其實跳脫框架不難，只要常提醒孩子有沒有別的可能性，訓練他換個角度來看事情就好了。跟著別人走，很簡單，很省事，但是它扼殺了生命中應有的挑戰和尋找自己潛能的機會。
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有他的使命，若不能充分發揮天賦的能力，人云亦云，就失去了人生的意義了。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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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歐債危機與聖父、聖母信仰
歐債危機與聖父、聖母信仰
【2012/07/18 聯合報 / 韓良露】
五月中旬法國總統歐蘭德上任後，我和夫婿正好到了巴黎小住，租了間公寓一直待到了六月底，因為關心歐債危機的發展，我們天天買英文報、法文報來看，也不時問身邊遇到的巴黎人對歐債的看法，卻發現新聞報導和一般市民的反應都不太熱衷，怎麼回事？後來才想通原來我們就像大部分台灣人一樣，在過去幾年都受名嘴影響染上了新聞上癮症，同樣的新聞會一看再看，一聽再聽，但歐洲人不會這樣，即使是天大的歐債危機也都只是冷冷處理，不會天天大做文章，當成霹靂火連續劇讓萬民同瘋。
根據我多年在歐洲居住與旅行的經驗，發現歐洲大陸有一條重要的隱形虛線從法國中央偏北穿過，這條虛線代表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信仰所產生的不同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的對立，正是這回歐元區經濟災難的核心衝突。
以德國為主的新教國家，信仰如嚴父般的上帝，信徒必須自律、自重、努力工作、追求世俗的物質成就以榮耀上帝，象徵父權的上帝不會給無條件的愛，就像社會學家韋伯談的資本主義發展與新教徒倫理；累積資本成了新教徒向上帝證明宗教信念的最直接方式。
我在德國與北歐等新教國家旅行時，很少看見乞丐，因為不工作是會觸怒嚴父上帝的。然而在義大利、西班牙或法國卻很容易看見乞丐，重要的是付錢給乞丐的人還不少，這回在巴黎，也許因為經濟不好，菸價又貴，看到不少法國年輕人在露天咖啡座旁跟抽菸的人要伸手菸，外國觀光客給菸的不多，法國同胞卻大多都會給，還會跟要菸的人閒聊，一點都沒有看不起這些乞菸者的表情，更沒人指責這些年輕人身強力壯怎麼不去工作賺自己的菸。
給菸的人讓我聯想到了社會黨的新總統歐蘭德，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信仰的是天主教的聖母，聖母是慈悲的，給的是無條件的愛，不管是乞丐、小偷、罪犯、遊民、失能者，都可以到聖母的跟前請求保護，信徒無須向聖母證明自己多會賺錢、多會出人頭地，對溫柔的慈母而言，軟弱者、失敗者往往得到更多聖母的關愛。
用慈悲的天主教聖母的觀點來看法國男總統歐蘭德，以及用嚴厲的新教徒聖父的角度看德國女總理梅克爾，才會發現信仰對腦袋的影響可遠比天生的性別差異更大。
當然，法國人也並非全是天主教徒，當社會黨在六月的國會議員選舉中大勝，英國總理卡麥隆忍不住說了風涼話，說歡迎怕歐蘭德開徵富人稅的法國有錢人渡海到倫敦，的確，倫敦已是世界上第六大的法國人城市，有四十萬法國人居住在那，其中大部分都是新教徒，這些法國新教徒移民英國的歷史可是從十七世紀就開始了，在和天主教徒爭戰中居於弱勢的胡格諾新教徒不只往倫敦跑，更遠也跑去了加拿大的魁北克。
整個歐元區的建立，就是把價值觀、意識型態不同的兩派人馬湊在一起，一起發行貨幣、互相借貸、彼此通融，結果可想而知，當然是愛賺錢、會省錢的一方賺到也存下了更多錢，而愛花錢又不肯存錢的一方當然負債累累。「歐洲是個大家庭」是個美麗卻不實際的理想，一般常民都不敢和金錢用度不同的親戚互通有無，德國人如今焦頭爛額，想學封建大家族的族長管別人家的帳房（銀行），然而，誰會讓他管啊！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2012/07/18 聯合報 / 韓良露】
五月中旬法國總統歐蘭德上任後，我和夫婿正好到了巴黎小住，租了間公寓一直待到了六月底，因為關心歐債危機的發展，我們天天買英文報、法文報來看，也不時問身邊遇到的巴黎人對歐債的看法，卻發現新聞報導和一般市民的反應都不太熱衷，怎麼回事？後來才想通原來我們就像大部分台灣人一樣，在過去幾年都受名嘴影響染上了新聞上癮症，同樣的新聞會一看再看，一聽再聽，但歐洲人不會這樣，即使是天大的歐債危機也都只是冷冷處理，不會天天大做文章，當成霹靂火連續劇讓萬民同瘋。
根據我多年在歐洲居住與旅行的經驗，發現歐洲大陸有一條重要的隱形虛線從法國中央偏北穿過，這條虛線代表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信仰所產生的不同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的對立，正是這回歐元區經濟災難的核心衝突。
以德國為主的新教國家，信仰如嚴父般的上帝，信徒必須自律、自重、努力工作、追求世俗的物質成就以榮耀上帝，象徵父權的上帝不會給無條件的愛，就像社會學家韋伯談的資本主義發展與新教徒倫理；累積資本成了新教徒向上帝證明宗教信念的最直接方式。
我在德國與北歐等新教國家旅行時，很少看見乞丐，因為不工作是會觸怒嚴父上帝的。然而在義大利、西班牙或法國卻很容易看見乞丐，重要的是付錢給乞丐的人還不少，這回在巴黎，也許因為經濟不好，菸價又貴，看到不少法國年輕人在露天咖啡座旁跟抽菸的人要伸手菸，外國觀光客給菸的不多，法國同胞卻大多都會給，還會跟要菸的人閒聊，一點都沒有看不起這些乞菸者的表情，更沒人指責這些年輕人身強力壯怎麼不去工作賺自己的菸。
給菸的人讓我聯想到了社會黨的新總統歐蘭德，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信仰的是天主教的聖母，聖母是慈悲的，給的是無條件的愛，不管是乞丐、小偷、罪犯、遊民、失能者，都可以到聖母的跟前請求保護，信徒無須向聖母證明自己多會賺錢、多會出人頭地，對溫柔的慈母而言，軟弱者、失敗者往往得到更多聖母的關愛。
用慈悲的天主教聖母的觀點來看法國男總統歐蘭德，以及用嚴厲的新教徒聖父的角度看德國女總理梅克爾，才會發現信仰對腦袋的影響可遠比天生的性別差異更大。
當然，法國人也並非全是天主教徒，當社會黨在六月的國會議員選舉中大勝，英國總理卡麥隆忍不住說了風涼話，說歡迎怕歐蘭德開徵富人稅的法國有錢人渡海到倫敦，的確，倫敦已是世界上第六大的法國人城市，有四十萬法國人居住在那，其中大部分都是新教徒，這些法國新教徒移民英國的歷史可是從十七世紀就開始了，在和天主教徒爭戰中居於弱勢的胡格諾新教徒不只往倫敦跑，更遠也跑去了加拿大的魁北克。
整個歐元區的建立，就是把價值觀、意識型態不同的兩派人馬湊在一起，一起發行貨幣、互相借貸、彼此通融，結果可想而知，當然是愛賺錢、會省錢的一方賺到也存下了更多錢，而愛花錢又不肯存錢的一方當然負債累累。「歐洲是個大家庭」是個美麗卻不實際的理想，一般常民都不敢和金錢用度不同的親戚互通有無，德國人如今焦頭爛額，想學封建大家族的族長管別人家的帳房（銀行），然而，誰會讓他管啊！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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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6
陳飛龍：台泰兩國如此不同的文創經濟
台泰兩國如此不同的文創經濟
2012-07-05 工商時報 陳飛龍(南僑關係企業會會長)
15年前，台灣人到泰國投資，是因為泰國有低廉的勞工及原物料；今日，台灣人到泰國投資，希冀的卻是泰國在東協地區文創經濟（Creative Economy）的領航地位，能讓自己的企業觸角可以順利且成功的延伸到東協各國，同時亦希望藉助泰國政府的外資獎勵措施，減少企業在海外之投資風險。短短15年的時間，泰國已將自己推向高經濟效益的文創經濟舞台。根據泰國政府統計，該國今年文創經濟產值可望占全年國內生產毛額（總值）GDP的20％，較去年的12％，足足增加8個百分點。
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顧名思義為結合文化及創意的產業，簡稱文創產業。不論是狹義或廣義的文化定義，「文化創意」就是在既存的文化中，加入每個國家、族群或個人的創意，賦予該文化全新的風貌與價值。台灣出現這個名詞是在2002年5月，由行政院所訂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中確定官方名稱。其實世界各國對此產業所訂名稱各自不同，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及「內容產業」等。追朔文化與創意產業發展源頭，最早是在1997年由英國推動，同一時期，遭逢亞洲金融風暴的南韓，也在前總統金大中的主導下，開始以電影與數位產業開啟「文化內容產業」。
根據2008年聯合國貿易暨發展組織（UNCTAD）所發表的創意經濟報告（The Creative Economy Report）資料顯示，全球創意產業外銷額（包含創意產品與創意服務）從1996年的2,270億美元，成長至2005年的4,240億美元，成長幅度高達87％。
更有報載指出，2010年美國創意產業年產值約為5,351億美元，占該國GDP的5.24％，約創造800萬個就業機會，接近美國總就業人數的6％。英國創意產業年產值約達809億英鎊，已成為英國第二大產業。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在2007年約有200億美元，2008年略降為196億美元，到了2009年再降為170億美元，逐年滑落中。（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實驗研究院，2011）
1997年開始發展文創
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撼動亞洲的經濟命脈時，泰國政府為了儘速復甦國內的經濟活力，在國際經濟大師Michael Porter建議下，將文化創意產業定調為產業發展重點。政府更在此時很明確的告訴人民，所謂文化創意產業意涵，包含四大方向：1.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包括手工藝、歷史與文化觀光；2.表演藝術（Arts）；3.媒體（Media），包括電影、出版、廣播與音樂；4.創意（Functional Creation），包括設計、時尚、建築、廣告與軟體。
自此以後，文創產業就成為帶領泰國進行經濟復甦的重要策略性產業。由泰國貿易經濟處所提供資料顯示，泰國政府在文化創意產業上所提出的計畫包括：曼谷時尚城市（Bangkok Fashion City）計畫、泰國創意設計中心（Thailand Creative and Design Center，TCDC，直接隸屬總理辦公室指揮）、一鄉一產品（One Tambon One Product，OTOP）計畫、泰國世界廚房中心（Center for Thailand's Kitchen of the World，CTKW）計畫與電影產業等，泰國政府希望藉由柔性的文創產業，帶領泰國走出過去的經濟危機陰霾，並提高國家的競爭軟實力。
協助電影拍攝效益高
去（2011）年，外國製片公司在泰國實地拍攝，並完成後製作業的國際知名影片共有3部，為泰國國內帶來超過6千萬美元的經濟效益（包含觀光旅遊、飯店、餐飲及電影設計等），與2010年相較，產值足足成長一倍。
舉例說明，好萊塢電影Hangover Part II在泰國拍攝部分橋段，影星與劇組工作人員在泰國總共停留40天，所創造出的周邊經濟效益，粗估就有1千6百萬美元左右；另外，全球相當賣座的好萊塢電影The Beach（海灘，李奧納多主演），雖然只有部分場景在泰國披披群島（Koh Phi Phi）馬亞灣取景，但是藉由影片的拍攝，已將島上美景一覽無遺的呈現在世人面前，並隨著電影行銷到世界各國，目前披披群島已是繼巴達雅、普吉島及蘇美島後，另一個國際知名的旅遊觀光熱點。
泰國的電影產業，在2000年時，僅年產7部；到了2011年，泰國貿易經濟處統計，已有49部劇情片產出。且在政府全力協助下，泰國電影積極開拓國際市場，隨著影片在世界各地上映，打開國際知名度後，龐大的商業利益也隨之而來；同時，更藉由電影劇情及場景介紹，讓世界各國人民因看見泰國，不禁深深為其文化、藝術、時尚與天然景致而著迷與追逐。
家具傢飾設計表現優
泰國一波波的文創產業發展計劃，交出最亮眼成績的，除了電影產業外，又以泰國家具傢飾設計產業表現最優。透過官方與民間的全力合作，家具傢飾產業得以轉型成為外銷全球各地的一種創意產業，每年三月於曼谷盛大舉辦的「泰國國際家具展─Thailand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TIFF）」、及四月與十月的「曼谷國際傢飾家用禮品展Bangkok International Gift & Houseware Fair（BIG+BIH）」，除了處處有令人驚喜的設計原創外，它更積極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相關媒體記者前往報導，以增加泰國設計在國際間的聲勢，不僅將泰國設計成功行銷到全世界，更是將曼谷成功地塑造成亞洲設計之都。
歷經15年的發展之後，泰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大幅提昇，目前已超過萬億泰銖，現在不但是泰國的設計實力深受到全世界矚目、電影工業在國際上大放異彩，連帶的還將觀光產業、旅館餐飲產業一併帶上了國際舞台。
泰國文創產業發光發熱的源頭力量，是來自於政府強而有力的支持與正確領航方向。泰國政府從不吝嗇、也不諱言地牽著製造廠商的手一起走向國際市場，致使這股政商之間的信任能量，直至現今，並沒有因為泰國政治這兩年的些微動盪、全球經濟的持續萎縮，而受到影響或動搖，它目前仍舊持續的累積中。
2012年5月12日台灣文化部隆重掛牌運作，文化部的文創產業政策與作為，未來是否亦能如泰國般的開創出高經濟價值的文創經濟，替台灣帶來龐大的商機？為台灣人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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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3
平路：NBA的圓滿劇場
NBA的圓滿劇場
【2012/06/24 聯合報 / 平路】
NBA總冠軍賽第五場，熱火隊勝出，終結了今年的賽程。詹姆斯（LeBron James）得到例行賽與總冠軍賽雙料MVP電視鏡頭中，詹姆斯抱著獎座不停搖晃，像小女孩抱著心愛的娃娃。
這回總冠軍賽每一場，詹姆斯在得分、籃板、助攻各方面都表現驚人，名副其實，他是今年籃壇的「王者」。這位King James曾經自恃神力而驕矜、因為驕矜而受懲罰、又真心懺悔而獲得新生。跟著詹姆斯，觀眾經歷了震撼力十足的這齣戲。
古典劇場總要通過人性的轉折點，劇情才動人心弦。墮落的英雄怎麼樣悟出身上的詛咒、怎麼樣經過淨化到達救贖？看戲的過程是讓觀眾一起catharsis而一起得到新生。
今年NBA總冠軍賽，熱火隊起先不被看好。尤其與雷霆隊的主將杜蘭特相比，詹姆斯是善惡對決中的大反派。杜蘭特長手長腳，鏡頭上一臉無辜，連犯規都溫文。相形之下，詹姆斯在人們印象裡一向驕橫、球場風格也充滿霸氣。尤其兩年前離開克里夫蘭的騎士加入邁阿密的熱火，竟是在叫「決定」（the Decision）的電視特別節目當場宣布，對騎士隊欠缺尊重，惡評從此如影隨形。網友消遣他，騎士隊的老闆批他無情又自私，前輩們如喬丹、魔術強森都公開撻伐，認為他投奔敵營的舉動不符這一行的倫理。
偏偏去年與小牛隊爭總冠軍，詹姆斯賽前太囂張，輸球後遭球迷罵翻。今年重來，詹姆斯充分表現他的悔悟，備戰時默然靜坐、或者一個人在休息室裡靜靜翻書。開賽前，他帶著隊友祈禱，一堆胳臂舉在空中，莊肅如同祭典。「每一役，都是第七場（意味著最後對決）。」觀眾聽到詹姆斯低沉而堅決的聲音。場上他指揮全局，毫不貪攻。尤其第四場，他跌倒受傷，又勉強上陣穩住軍心，電視鏡頭特寫詹姆斯疼痛難忍的表情。回歸到神學的範疇，這一回合，可以了，懲罰到此為止，球迷們寬宥了他。
NBA大劇場中，球迷等什麼？等著浪子回頭，為往昔的錯誤公開低頭。果然，詹姆斯這一陣的發言也愈來愈符合這套劇本。他在專訪中告白，以往不成熟，甚至帶著怒氣在打球，球迷與球評既然當自己「惡棍」（villiain），在場上便也表現得像個「惡棍」。他說，「人生偉大的老師是經驗。」他說如今有了轉變，重拾熱愛籃球的初衷，他要讓球隊與球迷覺得驕傲。
球場上感動人心的，從來不是冷冰冰的統計數字，而是神性扳倒人性，墮落的重新攀升，表現出救贖的可能！
熱火隊總冠軍到手，球評們立刻一夕改口，盛讚詹姆斯大帝的時代來臨。然而，這齣道德劇中缺個角色，觀眾需要頂替詹姆斯的惡人。
看起來，雷霆隊的衛斯特布魯克是合適的人選。廿三歲，滿臉桀敖不馴，近日取代詹姆斯成為球迷的最恨。魔術強森講評時更是不留情，直指這位渾身野性的後衛就是幾場敗仗的禍首。等著被馴化（或是被唾棄？）在NBA這祭壇上，衛斯特布魯克將是下一位以放大鏡檢視言行的球星，端看他能否像詹姆斯一樣回頭是岸。
初夏，暴雨沖刷之後，觀眾經過NBA大劇場的洗滌，回味著其中的戲劇張力，滿足於符合我等意願的圓滿結局。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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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維新：誰說只有端午節正午才能立蛋？
誰說只有端午節正午才能立蛋？
【2012/06/23 聯合報 / 孫維新】
在台灣，物理、化學和數學這三個領域，常常心不甘情不願地在爭一個「第一」，就是「誰是第一個被中學生放棄的學科？」聞之令人鼻酸。隨著「演示教學」的蓬勃發展，物理很高興地在這場競賽中逐漸落居下風。
想想看，學生進了「物理演示教學」的課堂，看到的不只是黑板和粉筆，而是教室前方的長桌上精心排列的演示教具，像是可樂罐、瓦斯爐、錫箔紙、電磁爐、液態氮、玫瑰花，再加上香蕉、葡萄和新鮮雞蛋…。學生愈是猜不出老師要搞什麼花樣，心中的興奮和期待就愈是高昂，老師幾乎不需要擔心學生注意力不集中，因為多半時間大家都會擠到教室前方，伸長脖子觀看各種有趣的物理現象！
在演示教學示範過程中，重要的是學生的參與，要讓學生親自動手操作；而更重要的，是當學生有了興趣，產生好奇，多半會提出問題：「如果換個作法會有什麼結果？」面對這樣的問題，老師不用給出答案，應當說：「你何不自己做做看？」學生自己提出的問題，由自己當場操作找到答案，這種「探究式學習」會讓學生產生豐富的收穫感和自信心，會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的學習。這些學生實際看過玩過的現象，若是在後續正規教學的過程裡，再次出現在課本中，就會顯得親切得多，學習起來自然較不吃力。
其實從小學到大學，老師的唯一責任，就是讓自己教授的科目看起來有趣。一旦學生感受到「知識的趣味」，開始主動學習，老師的工作就會輕鬆得多。這話在辛苦推動十二年國教的當下來說，更可令人深思。所以我們常說，老師的教學重點，不在「涵蓋」多少進度，而在「揭露」多少奧秘！
演示教學不僅可以作為課堂輔助活動，也可以幫學生和民眾解答生活上的疑惑。最近我受邀到學校演講，常會帶著半打新鮮雞蛋，加上幾個鹹鴨蛋和皮蛋，擺在台前長桌上。演講開始時，找幾個同學上來，每人發一個新鮮雞蛋，然後讓他們在長桌上各自找個地方試著豎立雞蛋；此時我問同學：「什麼時候可以立蛋？」大家異口同聲：「端午節中午！」再問：「為什麼？」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回答，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大家只有在那天中午才做這件事！」全場大笑，笑聲未完就會出現驚呼聲，因此時通常就已經有一兩位同學順利立蛋，站在台前顧盼自得，成功地終結流言！
新鮮雞蛋演示結束，但故事還沒完，此時拿起一顆皮蛋，問：「立蛋過程挺辛苦的，有沒有辦法不要那麼費勁，一秒鐘之內讓這顆皮蛋站起來？」學生的反應通常十分直接：「敲碎一端就好。」其實不用那麼暴力，只要將皮蛋按在桌上，使勁一轉，皮蛋馬上就會站起來！學生們再一次發出驚呼，然後問：「為什麼？」
老師要的就是這句話：學生主動說出「為什麼？」皮蛋或是鹹鴨蛋使勁一轉，瞬間站立，顯示的是宇宙中最基本的道理之一：最小能量原則！我們的宇宙是偷懶的冠軍，所有的自發性反應一定都趨向最小能量，皮蛋躺著轉需要消耗太多轉動能，站起來會讓整個皮蛋的質量較為接近旋轉中心，所需要的旋轉能量最小，可以轉得最久，這就是宇宙的經營管理原則。
今天是端午節，您手邊要是有雞蛋、皮蛋、鹹鴨蛋，何不在孩子面前做個「演示教學」，試著對年輕一代「揭露」宇宙的奧秘？
（作者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台大物理系與天文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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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老台中的兩個太陽
老台中的兩個太陽
【2012/06/26 聯合報 / 劉克襄】
五月下旬回台中，騎單車去自由路二段廿三號。明明知道這家太陽餅創始店已經歇業，我還是想看最後一眼。走進騎樓，兩旁店家依舊醒目地擺售太陽餅，唯獨它鐵門拉下。
只見牆柱貼了一張尋常的紅單，以毛筆字工整地書寫著，「本店於五月十三日起停止營業，非常感謝大家長時間的愛顧，感謝大家，謝謝。」
簡單幾個字，彷彿公告休假一天般。一家開了半世紀，代表台中特產的老店就悄然結束。以前每早開門，店面即大擺長龍，簡直是金雞母的商家，為何不想再營業，或者頂讓他人？許多人百思不解，老主顧更是不捨，連市府都想伸手挽救。
我看到那寥寥數語卻笑了，進而回想到以前逢年過節，都要一大早趕抵，生怕買不到的緊張。原來老店的太陽餅每天都限量製作，賣完就不再增加，從不隨著顧客的需求起舞，額外增做餅量。這樣堅持原則，喜愛按自己的節奏過活，淡然選擇關門，我這下更是明白。
離開後，從旁邊的中山路右轉，穿過七○年代最熱鬧的市區，現在兩旁街道死寂一片。不及半里，抵達綠川。以前到火車站，經過此，都會不經意抬頭，注意對岸一座日治時代的荒廢樓房，宮原眼科。這一舊建築體如今融合於鋼骨結構的帷幕大樓，搖身變為亮麗又詭譎的店面，儼然是台中新地標。
大批大批年輕人排隊於迴廊，等待著享用奶茶或冰淇淋，或者興奮地流連於大廳參觀。老城區已經許久沒有這樣追求時尚的年輕族群，更少有這樣熱鬧集聚的場面。
我走進去，室內以古銅色澤為主調，中庭碧麗輝煌地挑高，抬頭仰望，彷彿駐足於歐洲的百年博物館。店家擺售的產品，刻意地包裝如大部頭線裝書，或以銅瓶錫罐展示。創意名目之繁多，盡含工藝美學的巧思。更教人詫異的，經營者並不以早先贏得口碑的乳酪蛋糕之名，帶進此一歷史建築中，而是大膽地承繼著宮原眼科之名，推出各種新研發的產品。
八、九年前，這商家以日出為名，最早店面設在美術館附近。當時便以在地特色和復古創意，巧妙地包裝自己的食品。店面彷彿古色古香的中藥舖，還騰出偌大的空間，做為綠色庭院和顧客休憩區。只以小小櫃台，不到十分之一空間，集中販售的產品，放置於古董般的禮盒裡。
此一典雅的販售行為，讓其產品迅即廣受歡迎。生意興隆沒幾年，日出便往七期重劃區擴張分店。但第四家在台中交流道出現時，我有種不安，隱隱感覺它想走出台中。
很多知名地方特產的商家，都不甘於在地化，一旦站穩腳步，總想擴大市場。但宮原眼科的重新復活，讓我看到日出的美麗轉向。它沒有繼續邁進，反而即時回頭，進駐此一幾乎頹敗的老城區。
太陽堂和日出，一個決定關門，一個決定改造，乍看彷彿是因應市場，選擇不同的經營命運。但若盱衡環境，當知其本質是相同的，都是台中老城生活的特殊產物。老城雖沒落了，卻意外地擁有了從容的時空環境，才會孕育這類慢工細活的店家。
在台北高速競爭的環境裡，誰願意放棄像太陽堂的黃金店面，誰又願意像日出割捨產品展售的空間？但在我的家鄉，有時在某一點某一地，就會綻出這等生活認知的自信。
這自信帶出了不同於南北的中部況味，這就是老台中，只是許久以來都被忽略。不知台中市府能否確切掌握，在面對棘手的老城區都更時，強力地注入此一特有質地。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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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一中」的那個中是什麼？
「一中」的那個中是什麼？
【2012/06/15 聯合報 / 王正方】
據說「一中各表」是發展兩岸關係的基石，可那個「中」則是各說各話，「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總也擰不到一塊去。於是擱置爭議，先做起生意來，經濟利益促使政治產生權宜之變。難怪有人說：「政治是經濟的具體呈現。」
「中」如果只局限於對政權、或某個政黨的認同，往往成了死結。另一種「一中」早已存在，就是傳承至今的中華文明、漢文化；包括語言文字、倫理習俗、諸子百家的學說、文學、藝術等。世界上認同這個文化傳承的人，同屬「一中」！
這個「一中」的源遠流長，早為普世所推崇。歐美國家略具規模的大學，都設有漢學系、漢學研究所，漢學專家不分種族，他們地位崇高，受人景仰。史丹福大學曾有位劉教授，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英語系，沒有博士學位，但他在歐美漢學界的地位無可取代。此公的貢獻是以典雅的英文翻譯周邦彥的長短令；蘭陵王、六醜、少年游…，一生享譽不衰。足見中華文化的傳播無遠弗屆，得到廣泛的尊敬。
然而海峽兩岸，究竟有多少人認同這個「一中」呢？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哈佛大學演說，預測廿年後，中國大陸將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因為大陸百分之九十的官員家屬和百分之八十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剩下的都是窮人。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權力和金錢。肆無忌憚地破壞環境、掠奪資源，幾近瘋狂。教育、媒體基本上多是仇視或妖魔化的宣傳，人民喪失理性和公正的判斷。
旁觀者清，希拉蕊的觀察應該有些事實根據。大陸迭經各種政治運動，中華文化不時被拿來當作運動目標，文革破四舊、批林批孔、不破不立，徹底破壞了數十年，傳統倫理、學說蕩然無存，人民無所適從。
突然意識到，傳統文化可以為「維穩」作貢獻。曾幾何時「孔子傳」成了主旋律電影。負責編導演的主創人員，一律缺乏儒家最基本的常識。找一位港仔武打明星飾演先師孔仲尼，孔子見南子的渲染隱含情色，全片慘不忍睹。數典忘祖，莫過於斯。這只是一個小例子。
台灣在這方面也差強人意，崇洋之風經年不衰，西方文明只學個皮毛，滿嘴名相，未能深入堂奧。還沒掌握好本國語文，就逼著小朋友學洋文，上洋學堂，送往海外當小留學生。結果造就出千萬隻黃皮白瓤，心無所屬的香蕉來！
語文教科書藐視刪減文言文，學生要記誦一些養分不足的現代文字。有人認為傳統文學作品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朋友看不懂，就改寫為「白話本」，或畫出漫畫來，低俗粗鄙，又胡亂添油加醋。侵犯了原作者的智慧財產權，也阻礙了小學生提升語文能力的機會，罪無可逭。更有人提倡以羅馬拼音取代漢字，如此便可以和中華文化一刀兩斷，又無法創立新文化。一群人失去了文化的根，就走向枯萎。
以政權為本位號召「一中」，響應者寥寥。海峽兩岸文化上的共同點比比皆是，但是談文化不能別有用心，老要文化為現階段的政治服務。
子孫不重視傳統文化很可悲，所幸世上還有識貨的，優秀的文化全人類都在珍惜保存，它才是千秋萬代的不世功勳，比一個政權的那口氣長多了。
（作者為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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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平庸的相遇
平庸的相遇
【2012/06/16 聯合報 / 許知遠】
「還有多少人會讀這本書？」我指著桌上的這本卡繆（Albert Camus）《反抗者》問我的朋友。我們坐在台北紹興路上的一家咖啡館裏，四周皆是這個城市的藝文青年，看起來，他們溫柔、乾淨、得體，儘管有過度文明之嫌。
「應該很少了」，我的朋友說。他在一所大學教書，是一個堅定的台獨分子，身上瀰漫一種既充滿信念又玩世不恭的氣質。多年來，他組織各種討論會，試圖讓台灣意識進入更多青年人的內心。我理解他再度閱讀《反抗者》的感受，他希望這種反抗精神能給新一代青年帶來動力。但很可惜，年輕一代沒有耐心再理解卡繆描繪的反抗精神了—那些俄國青年的勇氣、那些左派的不屈服。對於他們來說，真正興奮的是《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
這個小小的插曲為理解此刻的兩岸關係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自從馬英九當選總統以來，大陸與台灣的互動陡然增加。一種新的浪漫化的情緒也迅速興起。廿年來，台灣商人一直試圖浪漫化龐大的中國市場，而現在大陸的遊客們開始拚命浪漫化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如何追女孩，而台灣的政治人物則開始浪漫化「大陸對台灣的想像」，當馬英九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韓寒的小學生作文式台灣觀感時，這種浪漫化達到了新的高峰。
倘若以一九八七年兩岸的開放算起，這一次兩岸的融合算得上一次「平庸的相遇」。在這背後反映出兩岸的菁英文化迅速衰落和大眾文化的興起。
當劉賓雁與陳映真在一九八八年的香港相擁時，知識菁英仍在兩岸溝通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在接下來的廿年間，解嚴後的台灣迅速滑入了一個菁英瓦解、民粹興起的歷史階段。而在大陸，因為天安門悲劇，知識分子陷入集體沉默，進而邊緣化。而兩岸面臨的共同後果時，消費與娛樂的空前勝利，歷史意識的普遍缺席。
在這共同的氣氛中，兩岸誤以為通過商業、娛樂、生活方式能達成新的融合。一種自我麻痹式的看法四處流行，倘若大陸台灣的分離是緣於國共之間的歷史糾纏，那些遺忘歷史的青年一代，反而可以拋棄掉歷史包袱，展開新一頁。
但很有可能，它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台灣與大陸的不同命運，是中華帝國秩序崩潰的結果。而一個多世紀以來，兩岸的人民都在追尋一種現代政治秩序。倘若缺乏這種歷史感，台灣人會誇大自身經歷的獨特性，而大陸則難以理解台灣命運的複雜性。
更重要的要，我們對於一個更好政治體制的追求，只是實現自身解放的步驟之一。我們最終的目的是創造出豐富、完善的個體，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賦予個人主宰自身命運的權力。而兩岸共同面臨的平庸文化的盛行，則是對個人獨特性的莫大障礙。
一個喪失歷史感的社會，一個不再渴望特立獨行的思想的社會，一個只注重眼前感受的社會，不管它以專制還是民主的面貌出現，都是可悲的。而在這樣社會中生活的個體，必然沒有能力理解他人的感受，也沒有創造新時代的精神資源，也更容易失控，被流行情緒左右。即使他們試圖反抗，也缺乏足夠的能力與動力。
政治問題也常是品味問題。很不幸，兩岸都陷入了平庸的趣味，他們正喪失對彼此更深層的想像力與理解力。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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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流光容易把人拋
流光容易把人拋
【2012/06/17 聯合報 / 王道還】
五月底，生理學家安德魯．赫胥黎過世，享壽九十五。他是一九六三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之一。不過，他出身英國十九世紀科學史上的顯赫家庭，可能更動見觀瞻。國人熟知的《天演論》原作者赫胥黎，是他祖父。
安德魯得到諾貝爾獎的一百年前，老赫胥黎以比較解剖學證明了猩猩與人很相似，與猴子沒那麼相似。這個結論支持達爾文的推測：人是從類似猩猩的祖先演化來的。不過他與達爾文分屬不同類型的科學家，是科學史的古今之變。達爾文是傳統的紳士科學家，靠家產做研究，從未接受過政府補助。赫胥黎代表英國第一代職業科學家：靠科學領薪水養家。
赫胥黎以自身行事塑造了職業科學家的職業倫理。他也是英國十九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科學教育推手，不只參與政策規劃，還親自教學、創作教材。一八八○年出版的《科學導論》，在他生前就印過八刷；一八八六年中國出了兩個譯本，也幾度翻刻，甚至傳入日本。《天演論》就是根據他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的文稿翻譯而成。
大眾對於安德魯家世的興趣，有助於打破一個迷思。原來科學家的子女未必喜歡科學。赫胥黎有三子五女，只有一個兒子從事的行業與科學直接有關：醫師。安德魯的父親是個文人，為赫胥黎編輯了傳記與書信集。他有六個孩子，三個成名，遠勝乃父。朱力安（Julian）是演化生物學者、教育家；阿道斯（Aldous），作家，代表作之一是《美麗新世界》。朱力安與安德魯都是皇家學會會士（ＦＲＳ）—英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
可是安德魯的研究領域與演化無關。中學時代他鍾情過古典研究，後來專注於工程科學。他說母親對他的影響較大：她有一雙巧手。安德魯十二歲得到一具車床。後來他的研究，頗得力於自己設計、製造的實驗儀器。十七世紀中，他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一位學長：牛頓，也有同樣的巧手。
安德魯在劍橋主修數學、物理、化學，選修了生理學後才接觸神經科學，發現了足以施展渾身解數的問題—神經傳導的電化學機制，結果得到諾貝爾獎。後來安德魯研究肌肉的收縮機制，再度發揮工程師的想像。現在教科書中的相關敘述與圖解，都出自他的研究成果。
不過，安德魯過世，象徵另一個科學史的古今之變。安德魯當研究生的第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捲入戰時體制，從事與國防有關的研發工作。一九四○年，他參與了一個生理學研究，從劍橋大學步行到北部的湖區，想找出每人每日最低限度的營養需求。戰時英國遭到封鎖，糧食成了稀缺資源。這個研究就是為了有效利用糧食而做的。
安德魯等人在最寒冷的日子裡，每天在野外步行五十八公里，背包重十五公斤，實驗各種食譜。他們的發現，為政府的配給措施提供了理性根據。大多數人都受惠，特別是窮人；軍需工廠的產能因而提升。當年參與實驗的人，安德魯是最後一位過世的。國內有類似經驗的科學家，是擔任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早在二○○○年物化。
俱往矣。廿一世紀的職業科學家不需證明自己的價值：用公家的錢作研究是天經地義。愛不必說抱歉。肥了櫻桃，瘦了芭蕉。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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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四小龍與藍色
四小龍與藍色
【2012/06/21 聯合報 / 詹偉雄】
一九九○年春節，和幾個同事初訪巴黎，雪花灑在厚厚陰霾的城市，白得特別醒目。除夕夜，我們被召喚到一個中國同學會舉辦的派對，因為不多久前剛發生過六四，許多法國學生也來了，他們希望多了解那驚雷一聲的中國，而我們這幾個台灣客，也好奇著法國年輕人的生活和世界觀。
還記得，我端起一杯冒泡香檳，找上一位長髮飄逸的法國女孩，「法國經濟最近怎麼樣？」我用不靈光的英語問，這女生搖搖頭：「抱歉，我不知道！」我猜也許是我英文表達得不好，因此這麼提示她：「譬如經濟成長率是多少？或者，你們的ＧＤＰ是多少？」她微笑得有點尷尬：「我真的不知道！」「哦，那麼你們最近都關心些什麼呢？」我試著換個角度，那一年是我成為財經雜誌記者的第二年，我的主編曾教過一些旁敲側擊的訪問技巧，沒想到，她的回答可讓我愣住了。
她用慢條斯理的英語，一字一句不含混地解釋：「最近困擾我一個多月的，是我找不到一種恰當的藍色，來完成我的畢業作品。」
這女孩是巴黎索邦大學某一個應用藝術系的應屆畢業生，她老實地招認，她一生中從來沒關心過經濟，當然更甭提「ＧＤＰ」這個英文簡寫字了。三個禮拜後，回程的飛機上，她的語言和面容引我細細思量。事實上，女孩並非單一案例，在接下來我們橫越法國全境的租車旅程中，絕大多數法國人和她一樣，對「經濟前景」這檔子事無法作答。我們的啟程地台灣卻不然：企業家是英雄、股票登上萬點、經濟成長率是common sense。
但，絕大多數對「財經論述」一竅不通的法國人，卻創造了世界第五大經濟體，這檔子事又該如何解釋？
說這個故事，是想透過某種時間與空間張力下的自省，來嘗試為台灣現在的「成長焦慮」，思索一點出路。
來自台灣的財經記者，總以為世界是「繞著經濟轉」的，因為彼時我們能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就是這樣兢兢業業、全民拚出口所作出來的，也就是這樣，台灣才得以連續廿年創造接近二位數的經濟成長，擺脫困頓貧窮，將年均國民所得衝刺到一萬美元關卡。
但法國已經是個所得超過兩萬美元的國家，他們不關心總體經濟、只關心自我實現的生命狀態，卻實質地創造了高附加價值的經濟產值。法國政府從不呼喊「文創口號」，但法國人一舉手一投足——從五大酒莊的紅酒、Louis Vuitton的包包、Philippe Starck的榨汁器到Chanel的時裝和香水——無一不坐實了文化創意的龐大經濟潛能。
作出口的代工製造業，靠著積累的知識和勤奮與努力，就可獲立足之地，但他得時時提防那些擁有更多知識、更勤奮更努力者的追趕；實現自我的價值創造者，他的產品或服務因從頭到腳的差異化而能販賣獨特的高價，他最終不從成為「經濟動物」這條路——卻獲得了經濟產出的較佳結果。
作出口的台灣老闆，時時刻刻擔心歐美景氣榮枯，殊不知，他如果更在乎自己的生活品質、人生感受（譬如說花半個月而非半小時喝盡一瓶威士忌），作一個洗心革面的新消費者，會更是台灣擺脫成長泥沼的關鍵力量。
這概念的反面也就是：忘掉「四小龍」的金色餘暉，到生命深處，去找那片恰當的藍色吧……。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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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國治：一條觀看台北最佳公車路線—235路
一條觀看台北最佳公車路線—235路
【2012/06/27 聯合報 / 舒國治】
看台北，最好的，是步行。但不可能每個地方都步行。再就是搭計程車。另外，亦可搭公車最好的一條路線，是235路。
235，東起國父紀念館，西至新莊。但觀光，則只需向西坐到西門市場（成都路），無需跨越淡水河。
235最具代表性。它包含東區，包含一部分南區（南昌街），再加上博愛特區（總統府）與西門町。
帶外人由西看到東，看官可曾想過，選哪條路來走？忠孝東路太繁榮，信義路修捷運，近十年，路挖得幾乎走不通。仁愛路椰樹成蔭，不錯，然而是單行道。和平東路仍是最宜之路，並且文化最深厚。
235路走的，便是和平東路。讓我們自捷運古亭站起始，向東走一遭。
先是師大。除了校園古樹，附近裱畫店、文具店頗多。橫巷如麗水街、潮州街等，日本房子仍保持一些。電力公司那幢木造樓，六十年代圍繞著它的零星牛肉麵攤子，成為當時老饕聞香的幽巷分布。更甭提師大牆邊（如今開成了師大路）的牛肉麵一家接一家的攤子群了。
再向東，「溫州街口」站，近處有青田街、泰順街，當然也有溫州街，皆是散步的好街巷。
過了新生南路，則有「大安森林公園」站。新生南路，是昔年的?公圳，五十年代，河旁建了不少教堂；聖家堂、衛理堂、真理堂、懷恩堂。回教亦有清真寺。
向東，龍門國中站與國北教大實小站。後者是老校，原有相當漂亮的日據時校舍。跨過復興南路，有「國北教大」站，亦是老校。下一站「臥龍街」，這街是清朝時通往六張犁山坡邊的一條古道（乃附近皆是沼澤、水田、土岡等不通人行之荒野）。
向東過了敦化南路不久，便要向北進入安和路。安和路開始，便稍微有一點「東區」之風情。所謂東區，是這卅年才成形的台北新地塊，相對於早即商業化卻逐漸老舊的西區而言。
安和路上，有遠企、立人小學、文昌街口等小地標。過了信義路、仁愛路，則更是東區的中心了。這時左面的誠品書店已進入眼簾。在敦化南路右轉，再右轉進忠孝東路，這是東區最熱鬧的街道，大樓的招牌顯示出不少整容的診所。過了阿波羅大廈、觀光局二站，其間有橫街二條，一稱二一六巷，一稱延吉街，皆可將來下車逛逛。
接著右轉光復南路，便是國父紀念館站。原車繼續開，走一小段仁愛路，在仁愛圓環回轉，然後在仁愛國中邊牆右轉進入安和路，按原路往回走。
現在再從古亭捷運站向西來走。跨羅斯福路後不久，即向北走上南昌路，這是南區的主街。過福州街、寧波西街、南海路，即來抵公賣局。當跨愛國西路時，可曉外地客人左手邊是總統官邸，正面是南門。
公園路走一段，左轉貴陽街，則左側是一女中，台灣最傑出的女子高中，右側是介壽公園，昔年則是三軍球場。再前行，右前方是總統府，不久右轉入博愛路，則可見總統府的後背。直至衡陽路左轉，這可說是台北市這一百年來的中心。衡陽路向西，左邊桃源街有牛肉麵與大餛飩，右邊延平南路走不遠有中山堂。
跨過了中華路，進入成都路，車停在西門市場，便是我們235的觀光終站。這裏便是西門町，有太多可去步行探索之點。
這樣的一條路線，可在車上先看熟了，而後在其中幾處定點下車，散步逛看一陣，隨時上車再移動來看。
有時招待朋友，先幫他備好一張悠遊卡，再告訴他一、二條公車路線，便可讓他獲得最真切的觀光。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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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恆：精品，非關奢侈
精品，非關奢侈
【2012/06/30 聯合報 / 陳立恆】
「雖然歐債陰影與二次衰退的危機伺伏，國際精品銷售卻逆勢上揚，高價的精品未來十分樂觀。」一場冠蓋雲集的精品大牌發表秀上，我遇見某位歐籍商業權威眉飛色舞的談論起，精品市場是如何在一片復甦無期中成績斐然。
我對這樣的樂觀卻有些不以為然。誠然，在全球經濟景氣逐漸沙漠化的今天，精品市場似乎是一片綠洲，但我更想知道的是，這些撐起歐美經濟半邊天的重量級精品品牌們，除了刺激消費，還能帶來什麼讓世界為之精神一振的新方向。
今年，我參加了幾場時尚翹楚的發表會與相關產業的座談會，悵然發現某些曾經令我心嚮往之的精品品牌，在愈來愈財團化、愈來愈商業化的行銷操作下，將原本的品牌面貌侷限得既淺薄又沉重，放眼所見，雖然到處明星熠熠，但是多半只有一擲千金的華麗排場。
形象廣告上，背景從豪宅換場到遊艇的紅男綠女，描繪的都是一種近乎海市蜃樓的奢侈人生，無怪乎對岸將精品直接翻譯為奢侈品。大概因為從改革開放的八零年代初期，精品就開始以這樣的的主流形象示人，於是，剩下商標、名氣、價格等形而上價值的「精品」，在這些盛會後，徒具外表的空虛，是我坐在台下最直接的感受。
誰不愛精品，我也愛那尋常人間的衣食住行，經過巧思及細活的改造後，從此食衣住行不再只是食衣住行，而是成為生活與藝術同在的真實體現，體現人類的創意視野裡，看盡一切天地山水後，留下的吉光片羽，但更重要的是，從拾綴創造的過程中，精品證明了我們與萬物的殊異，因為我們懂得以器為用，更在實用之外，具有詮釋抽象的審美天賦。
懂得美，自然也就懂得珍惜，明白一絲一縷的來處不易、一釘一鉚的物力維艱，所以將每一樣東西做到盡善盡美，應該才是大師們製做精品的初衷。然而曾幾何時，我們的世界裡，精品的定義不再如此純粹，它和奢侈品畫上等號，物品背後的記憶、傳承、做工以及對於用料物資的珍重執著，不再是消費行為的焦點所在，這個現象其實呼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心靈荒涼。
愈來愈多人依賴身外之物的金錢價值，來增強自我肯定與獲得社會認同，加上近年精品品牌的行銷策略，使得這樣的狀況更形雪上加霜。如今，我們忘記了精品之所以成為精品，並不是為了炫耀身家，也不是為了武裝自信，而是源自一種超越自我的追求完美，以及敬天愛物的謙卑感念，至於缺少了這兩項精神價值的精品，就算賣得再驚天動地，充其量也就是一件奢侈品而已。
坐在幾十盞專程進口、輝煌閃耀的水晶吊燈下，看著迤邐而開的光影照在該品牌放大的Logo上，我想像著走過幾百年的路，才琢磨出經典的精品品牌們，如果繼續鑽進奢侈品的死胡同裡等待繁花落盡，未免是一件令人扼腕相惜之事。尤其在這個經濟秩序瀕臨重組的今天，我們不需要「奢侈」，卻需要精品給人類帶來的珍惜與美好之情，去展望更有創造力的明天，也才能成就讓人感到樂觀的精品未來。
精品，非關奢侈，只在覺悟。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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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安逸是創意和才能的殺手
安逸是創意和才能的殺手
【2012/06/28 聯合報 / 朱宗慶】
六月，正是大學畢業季，學生們即將步出校門，展開另一段新的人生。這時候常有焦慮的家長，急切詢問著兒女的前途該何去何從，希望能有明確答案。
為人父母總希望盡全力保護兒女，希望孩子生活安穩、不要有太大壓力，更不要受苦，所以撐起一把保護傘，悉心的把所有風險隔絕在外。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看到許多父母把這把傘越張越大，一點挫折都不讓孩子面對，不讓孩子有犯錯機會，非常積極的鋪排出一條安穩的路，要兒女們照著走。
這樣的心情，雖可理解，但卻值得思量。因為，挫折是人生重要成長途徑。當父母幫兒女做出更多設想的同時，現在的年輕人，也越來越不願意冒險了，對一些挑戰度較高的事物，沒有興趣、好奇心，更不想去了解。
舉例來說，現在不少大學生修師資學分，考教師資格，當我問他們為什麼想當老師，很多人的答案卻是「我爸媽要我考，當老師工作穩定」；當老師是個崇高的志業，不應該只將其當成是想有個穩定薪水的職業，也不應在踏出校門前，把人生目標限縮到「餬口度日」。因為在摸索人生方向的過程，如果缺乏挑戰困難的決心、欠缺追求夢想的熱情，就不可能有甜美的果實。
不可避免的，多數人尋求安定的心情，會隨年紀增長，生活負擔變重，責任變大，而逐漸的強化；有的人年屆中年，就不願接受風險與挑戰了，擔心變動所付出的代價。我以為，一個人可以最有勇氣的時候，應該就是在剛離開學校的時候。因為還沒有太多現實的負擔，最有「放手去探索」的條件。
在社會上，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佩服的年輕學子，大膽築夢、努力實現抱負。但，卻也有很多人習慣安逸，挑最安全的路來走。日前，政府官員特別對出國留學人數創新低表達高度憂慮，而我也認為這是個警訊。年輕人是國家下個階段國力的重要來源，視野不夠廣、企圖不夠、創意不夠豐富，國家就沒有發展希望。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求生或學習，培養面對困難的解決能力，接觸不同國家的文化，是非常好的訓練與刺激。
就現實來看，卻越來越多人選擇留在國內；當然，經濟不允許可能是重要因素，然而不可諱言，有很多人選擇在國內深造，是因為環境熟悉，有父母持續照料，生活壓力小多了。在五○、六○年代的台灣，社會經濟狀況比現在還更差，許多人僅僅帶著一個學期的學費、單程機票，毫不遲疑的奔向陌生國度深造學習，而這些人帶著無比勇氣與視野回國後，造就了後來的台灣經濟與文化奇蹟。
「安逸」是「創意」與「才能」的殺手，是新世代年輕人及父母們，應有的深切體認。台灣正在轉型為創意產業國家，而年輕人們若是才剛步出校園，就希望過安逸穩定的生活，創造力等於還沒開始發展，就要走下坡了，那麼我們國家的未來，還有什麼值得期待？舞蹈家林懷民老師，總是敦促年輕人往外走。他說，年輕人築夢的勇氣，落實夢想的毅力，是社會進步重要的本錢；年輕時的出走流浪經驗，是影響一輩子的養分。
請勇敢走出父母的保護傘，冒險一下吧！這是我要給所有將踏出校園的年輕人最懇切的建議。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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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3
洪蘭：曲冰部落的孩子 我為他們喝采
曲冰部落的孩子 我為他們喝采
【2012/06/12 聯合報 / 洪蘭】
在聯合報上看到南投縣仁愛鄉曲冰部落的孩子，為了籌畢業旅行的旅費，大家合力做皮包義賣。有人切皮打洞，有人綁線磨光，做到手起泡不喊苦，真是非常令人高興，一切先求諸己，這是教育的真諦。
有朋友從肯亞回來，送我一個心型石頭。我說怎麼有長得這麼像心的石頭？朋友白我一眼說，這是孩子手工磨成的。我大吃一驚，要把石頭磨成這個形狀，需要多少工夫？朋友說當地沒有任何特產，於是孩子們撿石頭，磨成某些特定形狀，上面刻上「God Bless」，賣給觀光客。朋友感念他們自食其力的精神，買了一堆帶回來，因行李超重，他是用背包背回來的。這些孩子不要別人施捨，用自己的勞力去換自尊，讓我很感動。
現在教育部在鼓勵一校一特色，每個學校利用它的地理環境去發展出它獨特的長處來，幫助自己的學生也幫助社區發展。例如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小的孩子種板栗木香菇來賣，它真的很香，連我不燒飯的人都想去買；新埤鄉新埤國中的肉桂精油也非常的純，有國外朋友來信要買（因為學生還未學會如何稀釋，十公斤樹葉才蒸餾出一毫升的精油，怎會不純呢？）；更不要說泰武國小的木雕，以及三地門鄉三地國小的咖啡，又香又醇，小學生自己炒，自己磨，自己煮；滿州鄉長樂國小教學生做編織，他們的布包也很有特色。文化要靠人才傳得下去，由學校來做承先啟後的工作，一舉兩得。
文化常被人忽略，因為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但是它卻是我們靈魂的根。今年四月南京大學慶祝一百一十年校慶，校長想請有台灣文化特色的表演團體來表演，我便推薦了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的排灣族古調歌謠，及台東縣霧鹿國小利稻分校的布農族勇士舞。那天表演得非常精彩，會場爆滿，演完觀眾起立鼓掌。
有一位從台灣來南京就讀的陳同學，聽說有台灣原住民團隊來演出，特地趕來看，但因塞車，趕到時，表演已結束。他跑到後台去捶胸頓足，自責不已，悔恨自己沒有早一點動身。結果小朋友為他在後台加演一場，專門唱給他聽，讓他感動不已。小朋友願意這樣做，因為大家都來自台灣，有著共同的文化，流著同樣的血。文化是族群的命脈，只要文化在，這個族群就不會消失。
其實，台灣很多的文化已經開始在流失了，口社國小在出國前一天，曾在部落先演一場，族人們都盛裝出席，連行動不便的老人家都由小學一年級的曾孫扶著來看。當「頭目的婚禮」開始唱時，老人們都在落淚，他們以為失傳的歌謠，現在重新從他們孫輩的口中唱出。到後來這些VuVu（阿公阿嬤）忍不住站起來，隨著哼唱，手舞足蹈，好似回到他們當年唱頭目婚禮的時候。這就是文化的力量，我們一定要保存它。
文化是族群認同，是血源的保證，就像當年我們去美國留學時，一聽到「蘇武牧羊」每個人都會流淚。文化是我們最珍貴的財產，而文化裡面最珍貴的是自尊心，曲冰的孩子們做到了，我為他們喝采。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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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8
張小虹：塑化劑與閹割焦慮
塑化劑與閹割焦慮
【2011/06/27 聯合報 / 張小虹】
如果危險與風險之不同，在於危險尚有事前或事後損害範圍的可覺察、可感知、可圈限，那充滿不可見性、不確定性又找不到停損點的風險，當是比危險更危險。
塑化劑風暴凸顯了ＤＥＰＨ作為化學原料的潛在毒性，也同時凸顯了台灣作為風險社會從政府官僚體系到資本主義商品市場信任機制的徹底破滅。無色無味無孔不入的塑化劑，讓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呼吸環境荷爾蒙濃度世界第一的台灣人，被迫成為「塑化共同體」，為台灣認同增加了一項既反諷又殘酷的新指標：比土還親、比水還濃的體內塑化劑濃度。
但就在各方積極追究責任、徹查商品之際，一種比塑化劑還毒的「解讀」方式，迅速蔓延。此「解讀」方式乃是以極度簡化的「等號」來進行連結，不孕症等於塑毒，生育力等於塑毒，好似其他所有社會環境壓力與不健全制度都可退居幕後，塑毒成為頭號元兇。而其中最開性別倒車的，莫過於塑毒變「娘」的說法。在科學與醫學的論述大纛之下，塑化劑會傷害生殖系統之說不脛而走，而此可能的傷害，立即由「生理性別」轉向「社會性別」，從「生殖器可能變小」轉為「台灣男人越來越娘」。甚至連網路上都用《青春舞曲》kuso出「太陽下山我的鳥兒不回來」、「我的雄威斷送在塑化劑」等歌詞來自嘲。
台灣特殊的殖民歷史與地理政治經驗，尤其是超過半個世紀的台海對峙，本來就積累了過多的「閹割焦慮」，時時恐懼在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社會上可能遭受的強凌弱。李登輝擔任第一屆民選總統的那句名言「卡大，甘有比我老爸卡大」，乃是最為傳神的焦慮反擊。而回到台灣社會內部，「閹割焦慮」亦無所不在，從政治殿堂挑釁爛罵的「硬起來」，到學校廁所裡對「娘娘腔」男生的拳打腳踢。男人越是焦慮不夠大夠長不夠硬，越是容易將焦慮投射在不符合社會主流性別氣質的他人身上，透過對「娘娘腔」所進行的語言或行為暴力，來反證自己的男性雄風。
所以一個塑化劑風暴，再度挑起了台灣文化潛意識中的「閹割焦慮」，而此焦慮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將「睪固酮可能偏低」轉換成「越來越娘」，前者的中性醫學論述，立即變成後者充滿性別焦慮與性別規範矯正的語言行動。原本是要用來控訴塑化劑害人匪淺的「越來越娘」，無形中既強化了主流論述將生理性別等同於社會性別的暴力（男陽剛／女陰柔），更喚起從國家到個人的「閹割焦慮」。焦慮之人不會去擁抱「娘娘腔」，焦慮之人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去驅除「娘娘腔」、規訓「娘娘腔」、霸凌「娘娘腔」。
立法院才剛剛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定案，禁止針對性、性別特質、性傾向、性認同做出貶抑、攻擊、威脅的「性霸凌」，但顯然一次塑化劑風暴過後，台灣的性別教育不知又要倒退多少年。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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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網路糾察隊
網路糾察隊
【2011/06/25 聯合報 / 胡晴舫】
網路變成新時代的道德警察。
美國眾議員推特了一張自己激凸內褲照，落得辭職下台，政治生涯中斷；台灣一名髮廊妹因為在捷運上翹腳不讓座，遭人肉搜索必須出面道歉；法國名牌迪奧首席設計師葛利安諾在巴黎瑪黑區辱罵猶太人，被拍上網，立刻從時尚寵兒的雲端墜到過街老鼠的地步，沒了工作，還要上法庭。越來越多網路公審事件，不斷發生，固然大快人心，事件發生的方式也令人不安。
當網路揭發弊案，打擊霸權，另一方面，就像所有力量新興之後也會浮現自己的弊端，目前網路問題即在資訊片面化、反應衝動化、行動民粹化，動不動就集體公審，形成泛道德的社會風氣。當個體私下出現不當行為，旁邊的人並不是挺身出面規勸，卻是冷眼觀察，將之實況上網，讓這些罪人遊街示眾，直接公審，宛如歐洲中世紀宗教審判。單一事件擴大，公眾立刻譴責，公開道歉變成流行。因為網路其實是媒體，只要有人用手機拍下並上載網路，大眾便覺得自己有權觀看，也就有權評論，也許鏡頭斷章取義，也許資訊不完整，但，在公眾眼前曝了光的人生便毫無隱私可言，而且從此在額前烙下紅字。
因著私領域的某個碎片，而無意間踏入公領域，因著公領域的審判，而造成私領域的崩潰。網路已經逐漸變成每一個人的生活糾察隊，周圍所有的眼睛，無論熟人或陌生人，都在監視你。無形中，網路鼓勵我們互相監控，讓我們變成彼此的老大哥。
我們早已習慣名人隱私是一種商品，醜聞也值得販賣，痛哭流涕也可以是一種表演，名人藉由裸露隱私來操弄形象，傳媒藉由報導隱私來衝業績，名人搏版面，傳媒賺收視率，觀眾得到娛樂，皆大歡喜。然而，網路早已打破潛規則，名人素人一同在網路載浮載沉，誰的隱私都能拿來爭取點閱率。最最可怕的是，沒有人會徵得你的同意。人們出名的原因與方式越來越古怪，名氣循環越來越短，上載的人不收費，上看的人不付費，因為沒有成本的考量跟壓力，什麼東西都在網路上流傳，很少人花精力確認資訊正確性，也很少人真正在乎內容的價值，只要有趣三秒鐘就夠了。
在此種情形下進行公審更需要社會智慧。尤其網路已是新世紀的公眾圖書館、我們社會的集體資料庫，一旦上了網便拿不下來，且如漣漪迅速擴散，不可收拾，幾乎立刻當作「歷史」被接受。虛擬情境所發生的事情，終究仍會回到實體世界，成為每一個人認知的「事實」。若不注意，就會發生社會集體霸凌個體的狀況還自以為在執行社會正義。
我們一天要按好幾個讚，無論是牛肉麵店、名流婚禮或茉莉革命，我們都「受邀」去按下滑鼠，有時我們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大部分時間其實也只是憑個印象就發出「我認為……」句子。一如網路所忠實反映出來的，現代社會的特色卻是世界其實非常複雜，萬事沒有終極解答。當網路解放了我們，讓我們免受主流媒體與商業機制的洗腦，我們也該避免犯下多數人民主的錯誤。
在現實生活中挺身出聲去阻止邪惡的發生，其實更需要真實的勇氣，而決定揭發他人的墮落時，也該思索道德公審的嚴重性，因為一個人的人生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脆弱。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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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廿年難得一見的政務官
廿年難得一見的政務官
【2011/06/22 聯合報 / 高希均】
（一）像春雷、像彩虹
1980年代「公僕難為」一詞開始流行，90年代民主浪潮澎湃，出現了「官不聊生」的現象，加深了政府高層人才的難覓。馬總統三年前接任，理想中的部會長人選不易完全物色到，就有難言之痛。
民間人士出任公職，一想到要面對媒體上無厘頭的挨罵，民代莫名其妙的羞辱，法令規章的僵硬，優秀團隊的難以組合，責任與報酬的不相稱等等，即使願意「犧牲幾年，為台灣打拚」都望而卻步。值得我們自豪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第六的榮耀中，「政府效率」是排在全球第十。
在政黨對撞與內耗不斷的惡劣環境中，意外地冒出了一位「另類」政務官。像一場春雷，像一道彩虹，驚豔與絢爛之後又消失於政壇。
（二）二度請辭
他就是在2009年8月接受當時劉兆玄院長邀請出任衛生署長的楊志良。醫療圈內無人不知，醫療圈外，鮮有人知（我在一年前才認識他）。他離開政治叢林之後，對延攬人才入閣的困境有一番體認：「台灣有三害：媒體、立法院及監察院」。政府看媒體臉色施政，立委依顏色問政，監委看報導約談，以致官不聊生，有能力的人不願進政府。
他敢擔任署長，因為他有一個追求正義的目標—推倒不公平的醫療高牆，不再有「醫療窮人」。做為一個終身奉獻公共衛生的密西根大學博士，內心最大的驕傲，不是台灣只有最先進的醫療，而是窮人也都能得到醫療的照顧。
在台灣朝野兩黨面對「逢漲必反」的政治算計中（電費、水費就不敢漲，奢侈稅是可喜的例外）。如果沒有衛生署長的說服力及府院的支持，去年三月健保費的調漲，當然就胎死腹中。但要使健保這棵大樹能變成「萬年神木」，還必須面對近六百億的健保虧損。眼看政治壓力無法達到第二代健保的修法，他二度請辭，但幸虧又敗部復活，修法結果「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三）五個相關因素
楊署長為什麼能在一年半中做出這一番事業？歸納起來有五個因素：(1)有強烈的使命感，目標既定，全力以赴。(2)無私心，不戀棧。(3)有同理心，有說服力，能苦民所苦。(4)有方法，有熱忱。
第五個是最關鍵的，就是層峰的支持。用楊署長自己的話：「馬總統實在超級認真，我不相信以前或未來，有哪個總統會像他這麼認真。」「吳院長勇於任事，我更敬佩他的聰敏與用功。…健保問題非常複雜，對我多次面報，院長竟然能全盤掌握。」
他又說出：「如果總統與院長開口交辦人情性的人事案，只要一次，我絕對馬上打包走人。」
廿年前財政部長王建?，提出土地增值稅，這根本就是「遲來的正義」，但立刻使財閥與權貴驚慌失措，與他們過從密切的總統，立刻請財政部長走路。「出師未捷身先亡」是金權政治腐化下的寫照。
廿年後衛生署長楊志良何其幸運，遇到了一位清廉的總統，但留不住他。他自認「該做的，能做的，都做了。」「仗打完了，盡心盡力，也了無遺憾。」
這段政務官的經歷告訴了馬總統，只要你力挺你找對的人—專業、無私、使命感—放手讓他去做，即使大環境險惡，仍然可以為人民福祉做出大貢獻。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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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定稿前
台灣新文學史定稿前
【2011/06/23 聯合報 / 陳芳明】
耗費十年的時間，投入台灣新文學史的撰寫工程，現在即將到達完成階段。這部文學史，始於1920年代初期，止於1990年末端；視之為二十世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縮影，亦恰如其分。全書橫跨八十年的歲月，包括日據殖民時期的三十年，與戰後民國時期的五十年，足以反映台灣社會曲折迂迴的發展。如果每十年可以視為一個世代，台灣作家排列起來，足夠撐起八個世代的陣容。無論從語言使用或美學實踐來看，都可以呈現台灣驚險與驚豔。
從開筆之初，到收尾之際，這部歷史撰寫過程也穿越不同階段的質疑與挑戰。從來沒有遭遇過的經驗，都在寫書的升降起伏之間一一承受。尤其這本文學史還未完成之前，就已陸續得到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書評。這個事實正好印證，文學史領域誠然是屬於諸神的戰場。其中引起最大的爭論，莫過於此書把台灣新文學的開展過程，劃分成殖民、再殖民、後殖民三階段。這種史觀觸到各種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的敏感神經，終於擦出無數的交鋒與交詬。
這本書採取後殖民立場來解釋歷史，其實是在於探索台灣作家的文學想像是如何從封閉走向開放。後殖民的觀點，完全不是排斥過去的文學成就，反而是以批判性的態度來看待受害與受惠的文學經驗。它永遠主張必須以對話來代替對抗，以寬容來代替不容。既要記取歷史教訓，也要領受文學成果。十年來，一方面埋首撰寫，一方面昂首抵禦，絲毫無損於建構這項歷史工程的不悔與不倦。客觀政治環境的變化是那樣劇烈，但是文學生產的內容卻又那樣豐饒。面對如此壯闊的藝術成就，身為歷史現場的見證者，無法免於流彈的波及，竟還是為台灣文學感到驕傲。
台灣文學所展現出來的深度與高度，絕對不是某一特定族群能夠單獨完成。只要測量其中的峰頂與深淵，就可知道那是多少世代、多少族群共同挖掘與累積而合力造成。歷史上發生過那麼多的權力干涉，也涉入那麼多的文學論戰，都無法使島上的每位作家停止釋出創造的能量。從流離文學到在地文學，從階級議題到性別議題，從漢人書寫到原住民書寫；各種文化都經過踫撞、衝突、結盟、融合，並且還仍然保留各自的脾性與差異，終而擘造一幅規模龐大的拼圖。從本島到離島的作家，都以豐富的藝術技巧來形塑什麼是美麗的台灣。
這十年是極為精彩而痛苦的生命階段。每當深夜獨對窗外孤星，幾乎可以感受歷史的力量是如此沉重。個人魂魄與時代噪音擦身而過時，總是燒起難以承受的熾熱。身陷火舌的挑戰時，只能繼續挺筆抵抗。所有的流言與詆譭，並不可能進入歷史。真正能夠禁得起時間的沖刷與歷史的淘洗，唯藝術而已。進入文學史撰寫的最後階段，才是到達真正跨越的儀式。每次浴火，都是一次新生。現在可以宣告，台灣新文學史的計畫就要竣工。
（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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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憶苦思甜？
憶苦思甜？
【2011/07/12 聯合報 / 余光中】
二○一一年有如汽車外側的一面後視鏡，海峽兩岸都忙於回顧歷史：台灣忙於紀念辛亥百年，大陸則忙於建國六十年，建黨九十年。論規模與聲勢，大陸顯得風風火火，超過台灣，不但大唱紅歌，大映紅劇，而且大觀紅景，即所謂「紅色旅遊」，參觀的熱點包括中共誕生地的上海石庫門住宅，和革命的搖籃井崗山。
歷史的陰魂不散，舊夢難安。今年一月，孔老夫子的銅像忽然矗立在天安門前，和孫中山、毛澤東像鼎立相望。我們正慶批孔正式結束，至聖先師終獲平反，不料一月未到，他又忽然失蹤，令人十分失望。北京近年在海外遍設孔子學院，但在北京市中心卻容不得聖人的本尊，實在令人不解，也可反證北京的文化政策，甚至意識形態，迄今尚未完全確定。
為慶建黨九十週年，大陸所拍影片多達二十多部，包括〈錢學森〉、〈先驅者〉、〈通道轉兵〉、〈湘江北去〉、〈少年鄧恩銘〉等。其中中央電視台正在熱播的〈開天闢地〉和上海所拍的電視專題〈一九二一：點亮中國〉，在規模和探討上都比較可觀，比較能避免官式的宣傳，不但尊重各行的專業，也多少有意客觀呈現歷史的真相。畢竟事隔多年，較能擺脫意氣用事，而且資訊越來越多也越方便，完全壟斷越不可能。六月底我去南京接受南京市「文化名人」的贈獎，其他得獎人之中竟然有一位是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可見多年的意識形態已轉頭正視歷史的專業。
目前正在大陸各地放映的電影〈建黨偉業〉，六月底我已在南京的電影院看過。我走入戲院，告訴自己不要寄望太高，另一方面卻又直覺應該相當熱鬧，不致冷場。結果我的感受比預期的更好。
〈建黨偉業〉的時段，大約始於辛亥革命，而止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首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長約兩小時半的影片，場景頻換，人物眾多，高潮起伏，時而慷慨激昂，時而私情低迴，節奏感頗強，絕少冷場。孫中山、袁世凱、張勳、蔡鍔、宋教仁、陳其美、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楊開慧等人物，都有相當戲份，演得生動可觀。連學界怪傑辜鴻銘也兩度成為銀幕的焦點，不但為自己的長辮解嘲，還反唇挖苦笑他的師生，說了一句：「我的辮子只拖在腦後，你們的辮子卻偷藏在心底！」國民黨人露面的，也有黃興、于右任、林森。現場還跳到蘇聯去，讓觀眾領教了列寧的亢奮。戲演到革命同志朗誦〈共產黨宣言〉並齊唱〈國際共產歌〉，就落幕了。以後的事牽涉太多敏感，也實在難演下去。
這張影片當然也有其缺點。首先，因為這是世紀巨片，名演員當然爭相入鏡，結果鏡頭所及，即連配角甚至課室中的莘莘學子，幾乎無不漂亮，予人的印象簡直一律金童玉女，連羅家倫也成了美少年。其次，戲中的對話都寫得流暢有趣，但是每個人都說得一口清脆的普通話。完全聽不到孫中山的粵音、毛澤東的湘談，陳獨秀的徽腔，語境未免太虛了。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川調的鄧小平嗎？
至於戲份的分配，也有一些失實的偏頗。梁啟超似乎從未露面，其實他在討袁一役中份量不會弱於蔡鍔，令人懷疑是否有小鳳仙入戲會更浪漫，較有賣點。胡適出場好幾次，形像清新俊逸，令人高興：以前大陸批胡，用力恐僅次於批孔。胡適反對革命，主張改革以解決問題。大陸這六十年，始於革命，號稱「解放」，最後卻轉向「改革開放」，豈不反證胡適之有先見？戲中毛澤東立意要旁聽胡適的課，確為不落言詮之象徵。不過那一場五四大學生上街遊行示威的愛國運動，只提到羅家倫而不及於領軍的悍將傅斯年，反而再三凸出中共工運領袖如鄧中夏等，恐怕也失之偏頗，落於一黨之言了。
胡適在戲中俊逸出眾，毛澤東的形象也英爽動人，添上楊開慧的陪襯，簡直十分才子佳人，幾乎要令人原諒文革浩劫中獨主沉浮的主席了。七月十日香港《亞洲週刊》就指出：當年建黨轟轟烈烈，今日卻不容他人建黨，觀此片後，有人恐怕會得出一個結論，心想當年如此浪漫，豈不反證北洋政府似乎並不那麼反動？
憶苦真能思甜嗎？然則憶甜豈不會思苦？
（作者為中山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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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城市美學「上河圖」
城市美學「上河圖」
【2011.07.06 聯合報╱蔣勳】
清明上河圖的動畫在上海世博展出，引起很大的反響。
這件傑出的繪畫多年前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我兩次在現場，民眾從清晨五點開始排隊，許多日本韓國的團體有備而來，帶著顯微的眼鏡，細細瀏覽畫中密密麻麻街市景象，一站半小時，一動不動，任由後面民眾催促，還是像面壁參禪一般，不肯錯過細節。後面催急了，我聽到一個人回頭歉意地說：「我從日本來，要慢慢看。」
山水畫主人是文人，「上河圖」的主人是庶民百姓，城市居住者有了自己的美學。
從學生時代就看各種不同版本的「上河圖」，仇英的版本、清院本，都熱鬧精密，但除了技術上的工夫，沒有太多美學上的感動。
在上博看到張擇端的「上河圖」，真正體會到「嘆為觀止」的震撼。畫論上常說張擇端「兼工帶寫」。
「工」是工筆，以精細為能事，勾描界線，如工匠計較尺寸，也稱「界畫」。北宋「文人畫」萌芽，文人畫線條不能像工匠的呆板模式化，排斥「匠氣」，強調寫書法的自由線條。
張擇端的「兼工帶寫」正是北宋畫院工匠精密描繪與文人書寫美學的結合。「上河圖」不偏廢「工匠」描繪的「工」，也吸收「文人」瀟灑抒情的「寫」，「兼工帶寫」，說明了「上河圖」融匯兩大繪畫傳統的成就，足以代表十二世紀世界繪畫藝術的最高顛峰。
「上河圖」描寫北宋首都汴京的城市繁華，從城市近郊駝炭入城的驢隊開始，有官家踏青轎子從郊外回城市，也有城裡一家人出外。開始一段就點出城市特質，如同把視野先放在城市邊緣的交流道，進城，出城，構成繁忙交通，暗示城市主題即將出場。
傳統城市多與水有關，交通運輸、灌溉、居民生活都離不開水。沿河兩岸也常是城市最繁榮的地帶。如同淡水河與台北的關係，萬華、大稻埕、大龍峒，都是沿河發展的商業集散地。
「上河圖」也以汴京的「上河」為前段主題，江南物資北上的漕運支持了都市的經濟生活，靠岸的商船正在卸貨，縴夫拉船停泊，貨物由腳夫苦力搬運下船，船夫卸下?杆，船尾尾舵，艙板上鉚釘，一切細節逼真入畫。
一般人嘆服張擇端對城市巨細靡遺的描繪能力，然而張擇端「上河圖」最驚人的應該是他組織細節的能力。
「上河圖」是一部電影，張擇端是偉大的導演，他描繪汴京，如同費里尼描繪「羅馬」，如同小津安二郎描繪「東京物語」，如同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他們都為自己生活於斯的城市做了最動人的紀錄與思考。
城門口人來人往，一個官家隊伍正出城，騎馬經過的官人，忽然回身，看了城門口一名討飯乞丐一眼。張擇端安排了這場戲，這是好導演才會有的深沉心事。沒有心事，城市如何繁華，也只是荒涼。
「上河圖」動起來了，使一個沉埋了近千年的城市重新活了過來。畫卷結尾一個初來城市的外鄉人，揹著行囊，像是問路投宿，背對畫面，張擇端彷彿在城市美學最撲朔迷離的結尾打上了「劇終」二字。
（作者為聯合文學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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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同女在大馬士革
同女在大馬士革
【2011/07/07 聯合報 / 平路】
六月的一天，網路上根據一則貼文得悉，阿米娜（Amina Abdallah Arraf）在大馬士革遭三名男子劫持，並被推進政府機關的車子中。阿米娜是牽動人心的部落格「同女在大馬士革」（A Gay Girl in Damascus）作者，這項消息引發網友憂急。支持者在網路成立救援社群，同時引來國際媒體的關注，美國國務院也介入調查。
「同女在大馬士革」是「阿拉伯之春」開始後最知名的部落格之一。作者阿米娜一半美國血統、一半敘利亞血統，她是由美國搬回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子。除了生活雜感，部落格裡詳述敘利亞的情勢，且批評阿薩德的獨裁政權。傳出被捕，網友密切關注她下落，一項疑點卻漸漸浮出水面：任何人見過阿米娜？在大馬士革，真有這麼一位隱身市井的女同志？
網路上牽出各種足跡，傳統媒體也用本身的管道調查，幾天內的事態發展，堪稱最不可思議的六月驚奇！所有線索竟然綜結至一位四十歲的白種男人，麥克馬斯特（Tom MacMaster），他生長在美國喬治亞州，目前在愛丁堡大學讀碩士班，母親婚前曾在土耳其教書，太太則是專攻敘利亞經濟的博士生。麥克馬斯特自稱對中東有特殊感情，才創造了這位虛擬人物；網路上阿米娜的相片當然也不是真的，挪用，應該說是盜用一位住倫敦的克羅埃西亞女子的臉書照片。
異議分子、女同性戀者、處身在封閉又獨裁的敘利亞，阿米娜身上是許多邊緣元素的集合體。幕後的作者卻是佔有各種主流位置的白種美國異性戀已婚男性。事跡敗露後，麥克馬斯特替自己辯護：「我沒傷任何人，而對自認應該關注的議題創造了一個重要的聲音。」
什麼是真的？至少，情境是真的，寫作時的感情可能也是真的。若不是因為鮮活的語言牽動著網友的感情，若不是創造的人物個性突出而讓人牽掛，網路是無垠的水域，浮浮沉沉，沒有人會介意一個網站作者的倏爾消失。換句話說，這騙局永遠也不會揭穿。
那麼，什麼是假的？錯誤在於麥克馬斯特背叛了網友的信任。網路中容許的某種匿名性，本是異議者在管制森嚴的地區重要的發聲條件，其中的交心互信因此自成默契、也因此絕不容觸犯，這一陣在網路上，對冒名者的怒氣移轉了原先對獨裁政府的撻伐。
從寬容的角度去想，真真假假，這算是詐騙？還是網路上分身伎倆的延伸？網交中的自我描述，不是常帶著人格裂變的嫌疑？或者，更輕描淡寫一點地說，社交網路上願意呈現的網路人格，以及表白願意搏命獻身的領域，不是常比真實的自我更浪漫、更有勇氣、也更趨於理想化？更何況，因為這個部落格，因為對阿米娜的興趣，敘利亞的情勢益發為外人理解，當地的血腥鎮壓也如實揭露在外人眼前。
從譴責的角度去想，這番行徑對反對運動與邊緣社群皆造成無以彌補的傷害。麥克馬斯特不可饒恕之處在於，明明握有其他的主流管道，為什麼偏要冒用一個弱勢者的發聲位置？造成的影響包括：人們對獨裁政府下艱難發聲的其他網路作者也心生疑問，不知道是不是又碰上一位虛擬人物！因為一份被騙的感情，對遙遠地方的弱勢處境從此變得更冷漠以對。
事關網路世界的倫理，種種弔詭之處，值得我們延伸思索，繼續做左右腦之間自問自詰的頭腦體操。
（作者為作家）
【2011/07/07 聯合報 / 平路】
六月的一天，網路上根據一則貼文得悉，阿米娜（Amina Abdallah Arraf）在大馬士革遭三名男子劫持，並被推進政府機關的車子中。阿米娜是牽動人心的部落格「同女在大馬士革」（A Gay Girl in Damascus）作者，這項消息引發網友憂急。支持者在網路成立救援社群，同時引來國際媒體的關注，美國國務院也介入調查。
「同女在大馬士革」是「阿拉伯之春」開始後最知名的部落格之一。作者阿米娜一半美國血統、一半敘利亞血統，她是由美國搬回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子。除了生活雜感，部落格裡詳述敘利亞的情勢，且批評阿薩德的獨裁政權。傳出被捕，網友密切關注她下落，一項疑點卻漸漸浮出水面：任何人見過阿米娜？在大馬士革，真有這麼一位隱身市井的女同志？
網路上牽出各種足跡，傳統媒體也用本身的管道調查，幾天內的事態發展，堪稱最不可思議的六月驚奇！所有線索竟然綜結至一位四十歲的白種男人，麥克馬斯特（Tom MacMaster），他生長在美國喬治亞州，目前在愛丁堡大學讀碩士班，母親婚前曾在土耳其教書，太太則是專攻敘利亞經濟的博士生。麥克馬斯特自稱對中東有特殊感情，才創造了這位虛擬人物；網路上阿米娜的相片當然也不是真的，挪用，應該說是盜用一位住倫敦的克羅埃西亞女子的臉書照片。
異議分子、女同性戀者、處身在封閉又獨裁的敘利亞，阿米娜身上是許多邊緣元素的集合體。幕後的作者卻是佔有各種主流位置的白種美國異性戀已婚男性。事跡敗露後，麥克馬斯特替自己辯護：「我沒傷任何人，而對自認應該關注的議題創造了一個重要的聲音。」
什麼是真的？至少，情境是真的，寫作時的感情可能也是真的。若不是因為鮮活的語言牽動著網友的感情，若不是創造的人物個性突出而讓人牽掛，網路是無垠的水域，浮浮沉沉，沒有人會介意一個網站作者的倏爾消失。換句話說，這騙局永遠也不會揭穿。
那麼，什麼是假的？錯誤在於麥克馬斯特背叛了網友的信任。網路中容許的某種匿名性，本是異議者在管制森嚴的地區重要的發聲條件，其中的交心互信因此自成默契、也因此絕不容觸犯，這一陣在網路上，對冒名者的怒氣移轉了原先對獨裁政府的撻伐。
從寬容的角度去想，真真假假，這算是詐騙？還是網路上分身伎倆的延伸？網交中的自我描述，不是常帶著人格裂變的嫌疑？或者，更輕描淡寫一點地說，社交網路上願意呈現的網路人格，以及表白願意搏命獻身的領域，不是常比真實的自我更浪漫、更有勇氣、也更趨於理想化？更何況，因為這個部落格，因為對阿米娜的興趣，敘利亞的情勢益發為外人理解，當地的血腥鎮壓也如實揭露在外人眼前。
從譴責的角度去想，這番行徑對反對運動與邊緣社群皆造成無以彌補的傷害。麥克馬斯特不可饒恕之處在於，明明握有其他的主流管道，為什麼偏要冒用一個弱勢者的發聲位置？造成的影響包括：人們對獨裁政府下艱難發聲的其他網路作者也心生疑問，不知道是不是又碰上一位虛擬人物！因為一份被騙的感情，對遙遠地方的弱勢處境從此變得更冷漠以對。
事關網路世界的倫理，種種弔詭之處，值得我們延伸思索，繼續做左右腦之間自問自詰的頭腦體操。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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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博允：台灣的文化悲情—威尼斯雙年展有感
台灣的文化悲情—威尼斯雙年展有感
【2011/07/21 聯合報 / 許博允】
第五十四屆「威尼斯雙年展」已在六月展開，一○五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大顯身手。今年台灣則有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台灣館」，主題為「台灣社會聲音圖景」、當代藝術館推出的「謝春德的盛宴」展出了攝影作品，及盛宴的「飲食劇場表演」；以及陸蓉之籌畫的「未來通行證」展邀請來自亞洲及歐美約一○六組藝術家團隊參展。呈現多元化。
在藝術發展上，歐洲引領風騷，「雙年展」讓人口不到卅萬的威尼斯越來越熱鬧，除了歷史文化的傳承外，足夠的展覽場地亦是原因之一。主事者的學養、思想、胸襟、眼光、能量與運籌；更是箇中的關鍵。
反觀今年五月，台北市文化局長謝小韞被質疑「圖利策展公司，美術館充斥著國際展覽，台灣藝術生態面臨威脅」。身為局長，為「提升國人藝術視野及文化生活的質與量」，舉辦大型展覽並沒有做錯。當然，連署的藝術界人士為「本土與自我藝術的展現」，也沒有錯，一切都是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台北市立美術館」！
場地之不足，就有再多藝術家也英雄無用武之地。南韓首都首爾有超過六十間的博物館、美術館及畫廊；香港亦有五十所公私立展館，日本東京更是超過三百多展覽場所可供發揮。然而台北市能夠舉辦大型展覽的地點居然只有台北市立美術館、台灣博物館、台北當代藝術館、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屈指可數及剩下十間不到的私人畫廊，當然無法滿足藝術現況的需求。
威尼斯雙年展動用了整座城市舉辦展覽，展館甚至擴及教堂、工場、倉庫、車站、商場、市場、古蹟、院落、船塢，用既有建築物改造，做法、眼光遠大。而我們與之有天地之別，若我們有十座美術館，就不會發生連署的事了。
我在一九八一年把印象派大師雷諾瓦的油畫原作帶進台灣，在歷史博物館展出，幕後工作雖為辛苦。所幸受到教育部長朱匯森、處長鮑幼玉的支持，當時吸引了卅多萬人觀展，那是我國史上首次有歷史性的大畫家的原作展出，給台灣開了很大的眼界。
尤其憶起當年畫壇大老楊三郎先生於開幕時，感歎地說：「我花了多少心血賣房，才能到巴黎看到世界級展覽，我們的孩子現在只花幾拾塊錢，就能看到歷史人物的真跡。」
雷諾瓦特展之後，聯合報及中國時報也開始引進大展，如：秦始皇的兵馬俑，吸引了百萬人；埃及文物展、大英博物館藏展到近期的畢卡索展、莫內展、夏卡爾展等等，每次都有數十萬觀眾。
卅年前，主辦的單位僅有七個，而今上千單位均有能力。卅年來，展覽越來越多，至今受益者逾千萬矣，提升了國人不少的內在育化，包括藝術家們，然而這些展覽依舊只能在歷史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等有限空間展現。藝術家們不夠廚房煮菜；人們不夠餐廳吃飯。
時光荏苒，看到大家爭食不多的展館，不免感歎。我也曾擔任過美術館籌建的顧問、審查委員、策展人，自己也有作品發表，知道藝術家們很努力，場館人員亦很努力，遑論雙方孰對孰非，看到此種景況，實在令人欲哭無淚，尤其台灣的國民所得已從卅年前的二六七○美元到現在的二一○○○美元了。
這該怪誰呢？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都稱自己是「文化總統」，然在其任內台灣的「文化硬體建設」卻寥寥無幾，反倒是從沒說過自己是文化總統的蔣經國時期，蓋了廿二個文化中心、國父紀念館、兩廳院及數座美術館。
（作者為亞洲文化推展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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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都更惡夢下的城市救贖
都更惡夢下的城市救贖
【2011/07/23 聯合報 / 李清志】
這幾年來，台北城在都更政策的利多刺激下，陷入了一種瘋狂的城市改建熱潮。
原本無人重視的市區低矮老舊建築，開始被財團建商所覬覦，威脅利誘之下，許多屋主出售老家，或加入建商的都更計畫；這些老舊建築被迅速地拆毀夷平，改建成高聳的豪宅大樓，原本的住宅區，在容積獎勵下，城市密度增加了；公共設施在人口壓力下也明顯缺乏，城市居住品質越來越沉淪，令長久居住台北的城市居民不滿。
更令台北市民憂慮的是，許多國有財產老舊建築或公家宿舍，開始在標售及都更計畫下，逐漸消失。這些老舊宿舍建築表面上看起來，被認為是廢墟或城市破敗區域，但是不可否認的，這些老房子擁有大面積的庭園綠地，為擁擠的住宅區，提供了心靈呼吸的空間，與綠色植物生長的天堂，反成優質住宅區的指標特徵。
特別是在台北城市精華區永康街、金華街、青田街與泰順街、溫州街一帶，長久以來就有許多公家日式住宅建築，這些老舊的日式住宅、寬敞的庭園與高大的老樹，形塑出這個區域的特色，也成為這些區域居民引以為傲的社區事物。
這些社區的公家日式住宅，產權除了屬於國有財產局之外，許多產權也屬於台灣大學或師範大學；國有財產局之前大量標售老舊日式住宅，曾引起了社區居民的恐慌與各界的抗議，如今許多建商的都更計畫，更將學校單位的老舊宿舍納入其中，也引起許多人的非議。
事實上，這些學校單位產權下的日式木造住宅建築，老舊破敗，加上學校單位無力維修，經常陷入一種廢墟的狀態，甚至被人視為市區恐怖的「鬼屋」，因此有些學校就乾脆將這些老舊宿舍直接拆除，作為停車場出租營利，也使得青田街、永康街一帶的老房子大量消失。
不過，台大最近的作法卻十分不同，校方將所屬的日式老舊建築，開放民間投標承租，不過承租者必須提出經營的企畫案，經過審核，才能得到承租權。
以泰順街十六巷內的老舊日式宿舍為例，承租者王羊恩被喻為是「開咖啡店的人」，他過去常在社區中開咖啡店，並且以咖啡店為焦點，塑造出屬於社區民眾聚集的人性空間；這次他在泰順街將這座老舊日式建築改造成一座具有懷舊風情的咖啡店，稱作是「找到」咖啡館，因為大家在泰順街巷弄遊走時，發現這棟咖啡店，都有找到至寶的感覺。
咖啡館可以說是台北城「巷弄文化」的醞釀基地，這些咖啡館遍布於大街小巷內，提供知識分子、藝文人士交流、寫作、沉思的城市空間。城市中老舊公家宿舍的所屬單位，若是摒除只會將老建築變賣或拆除的傳統思維，而將這些老舊的日式宿舍廢墟，藉由有企畫設計能力者承租，改造成咖啡館、畫廊、或綜合性的藝文中心，讓廢墟重新注入新的活力，成為城市文化的發信地，將會是這座城市面臨都更惡夢之際，另一種新的救贖之道。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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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4
南方朔：專家的偏執是社會之害
專家的偏執是社會之害
南方朔 / 2012.05.16 天下雜誌497期
專家有「專業理性」，但當他們偏執起來，不理性的程度更令人害怕。
專家的決策，能不受監督嗎？
小時候以讀故事書的心情，看過《格列佛遊記》。最近買了一本限量典藏版，又再讀了一次。以前最喜歡該書所寫的小人國和巨人國，現在則最喜歡它對「浮島國」（Laputa）所作的嘲諷。
浮島國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漂浮在天上，國王、皇后太子及貴族朝廷都在這個浮島上；另外更大一部份，則是在地面上。
這個國家特別喜歡數學和音樂，以及純粹的圖形，甚至皇帝吃的肉塊，都被切成純粹的圖形，如方正、菱形和樂器的形狀。
雖然看起來如此嚴謹，但他們蓋的房子卻歪歪扭扭，連個直角都沒有。他們的裁縫用四分儀量身高，用圓規量體形，做出來的衣服完全不能穿。
而最離譜的則是，浮島國的地面首都有個發明設計學院，由一堆科學發明家主導。
例如，河邊原本有個磨坊，他們把磨坊拆了，要在山坡上另建一座；為了水利，他們要在山上另建一條運河。如此大動工程，最後當然什麼也做不出來。
南瓜可以提煉陽光？
再例如，有人相信可以從南瓜裡提煉陽光；有人相信從糞便可以還原出食物；有人則相信，以養蜘蛛代替養蠶，蜘蛛絲可用來紡織。
諸如此類的離譜想法，說說或許無妨，但他們真的去做，當然一事無成，整個浮島國遂搞得烏煙瘴氣。
《格列佛遊記》的作者史威佛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乃是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時的重要文學思想家。蘇格蘭的啟蒙理性和德法不同，它具有經驗主義的特性，主張不離開常識的科學知識，和不離現實人生的道德理想。
因此，蘇格蘭沒有啟蒙的教條，而是在現實的基礎上不斷進步。《格列佛遊記》就是在那個時代，以反向思考的方式看人類的偏狹。浮島國這一段就是諷刺科學家及專家，當他們固執偏狹起來，其不理性的程度，簡直比普通人更可怕。
長期以來，人們都相信專家，認為他們有「專業理性」，但到了今天，人們已知道這種「專業理性」是很可疑的。
專家是為他們老闆的利益服務，因此，有多少科學家在發展殺人愈來愈多的武器，特別是核武？又有多少專家在搞人們愈來愈反對的核能，及各種有害的化學物質？
當今的全球經濟問題，有許多不也是專家搞出來的？專家通常都看不到自己的問題，他們躲藏在專家這個身分裡，偏執地做了許多不利於整體人類或各別社會的事。就以台灣的油電雙漲及證所稅為例，它們不也都是專家搞出來的？
我們應當重視專家，但也要警惕到專家的偏執及故步自封。因此，對專家格外需要進行民主的監督，這是專家時代應有的認識。
（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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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如何避免養出偏見？
如何避免養出偏見？
洪蘭 / 2012.05.16 天下497期
孩子的心靈如一件白衣，被大人的偏見污染，就很難洗淨。
大人在孩子面前，豈可不慎言？
母親節快到了，各個小學都在教小朋友做母親節卡片。我去一所偏鄉小學演講時，一位老師給我看一張卡片，上面畫著一個女人躺在地上流血，一個男人拿著酒瓶，作勢要打。
男人嘴邊一行字「你是我買的」，這張卡片讓我觸目驚心。老師說，學校七○％是外配的孩子，家暴很普遍。這孩子明顯是在求救，她已轉給社工。但她擔心的是，有的孩子西瓜偎大邊，跟阿嬤和爸爸一起欺負媽媽，她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實驗發現，愈小的孩子愈會受到大人偏見的影響，而偏見形成後很難改掉。
最近，多倫多大學的研究者找了一五○名一、三、五年級的孩子來玩遊戲，請他們閉著眼睛抽籤，抽到紅籤就是紅隊，抽到藍籤就是藍隊。但是孩子不知道，其實根本沒有藍隊，是假的。
老師再把紅隊分成兩組，對Ａ組說，「藍隊的孩子很討厭紅隊，對你們不好，你們要小心。」對Ｂ組則沒這樣說。
玩遊戲時使用代幣，老師說，「這些代幣可換禮物，你可以送給你喜歡的人。」老師給Ａ組的孩子代幣時告訴他，這是藍隊同學送給他的。
最後老師問孩子，「你覺得藍隊的孩子對你好嗎？你有多願意跟藍隊的孩子玩？」請他們從一（不願意）到十一（很願意）來表示。
結果發現，一年級的孩子最容易受大人語言的影響，即使藍隊的孩子送他禮物，他還是認為藍隊不好，不願跟他玩。
五年級的孩子就比較會用自己的經驗來判斷：既然他送我禮物，就表示他喜歡我，我可以跟他玩，但是意願不高，表示老師的話，還是左右著孩子的判斷。
因此，大人不可以灌輸孩子錯誤的觀念，因為孩子會因信任而把大人的話照單全收。
幼稚園的小朋友，不論黑的、白的、紅的、黃的，都可以一起玩。但是進小學開始開竅後，當父母說，這個黑鬼、那個紅蕃時，孩子會用歸納法去推論說，原來平常跟我玩的吉米，是屬於媽媽看不起的「黑鬼」，我下次不要跟他玩了。於是種族歧視的語言出現了，孩子的偏見就形成了。
「偏見難改」可從最近的腦造影實驗中看到。由經驗而來的歸納法，和從教導而來的演繹法，是在大腦不同的地方處理。這就難怪貴為「民族大熔爐」的美國，它的總統尼克森還是有種族歧視，把日本人叫做「Jap」。
小時候學的東西，很多是屬於內隱的學習，即使得了失憶症，小時候學的壞習慣和偏見都還在。
所以，在孩子面前說話時，大人要特別小心，尤其是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和年輕人崇拜的作家，不要用個人的偏見污染孩子的純真心靈。觀念的偏見即使靠同理心，都不見得能去除乾淨。
宋朝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的好，「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年不污時，」大人在孩子面前豈可不慎言！（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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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重看反賊的歷史
重看反賊的歷史
【2012/05/24 聯合報 / 平路】
在今天，想到「太平天國」，跳進你腦海的是諧音的泰國菜餐廳，聽到「長毛」兩個字，你可能想到的是香港反對派議員，事過境遷一百五十年後，怎麼看當年的一段歷史？
多年沿用的歷史書上，「捻匪」、「長毛」、「白蓮教」這一類名詞不是什麼好東西，固然這批髮賊所到之處，民生凋敝、屍陳遍野，但我們是不是不知不覺，謹守制式的一套史觀？
Knopf今年出版「天國八月」（暫譯，原文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美國學者Stephen Platt在某種程度上替太平天國翻案，整理出當年一場血腥內戰與全球貿易乃至近代思潮間的關係。書中提及，當初外國人可能站錯了邊！作者甚至引述伊藤博文的看法，說英國人最大的錯誤，是派戈登等軍事幹才組織「常勝軍」幫清廷勦滅洪秀全，讓清朝多延長五十年的壽命。如果清廷早早出局，說不定可以避免後來更大的破壞。
如果，歷史上有一堆「如果」，如果沒有太平天國、沒有洪秀全這號造反人物，孫文小時候就沒有那麼多故事可聽，毛澤東當年的農民革命也少了個師法的對象，對清朝來說，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則不會是當務之急，當然，如果太平天國成事，也不用等到1912民國才帶來民主初階。這些「如果」跳出歷史的實然面，事後之明，有助刺激我們的想法，借另類的參考座標，對照出成王敗寇的思維習慣。
台灣歷史對待反賊也是習慣於避而不談。近期，學界才開始有人研究一次次所謂「民變」，包括康熙年間朱一貴、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黃教事件等等。至於鄭芝龍、李旦、顏思齊等「海盜」出沒島上的事蹟，依然是個禁忌，少有學者願意為他們翻案。
與這些賊寇相關的「如果」其實值得思量：「如果」清朝不是著眼於有效的管制，如果不是擔心「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危機頻傳，台灣會不會成為更生猛有力的社會？
回溯歷史，清廷防亂為主的治台政策，多少阻斷一度鼎盛的海洋貿易，更深一層看，則是阻礙了島民關於海洋的豐富想像。換句話說，台灣人民在集體意識中，對海盜的故事疏遠只是一端，更可惜地是，漸漸放棄水陸兩棲民族活潑的直覺。
加上1949之後的戒嚴令，全島置入金鐘罩之下，就好像當年走到海邊，不須提醒就知道小心，附近滿布鐵絲網，千萬別越地雷區一步。這心理上的警戒線影響至今，我們的歷史故事不夠繽紛、歷史人物忠孝兩全卻面目扁平，換句話說，我們看待歷史的方式仍然拘謹。這份拘謹更讓人們忘記海島的本色就是衝撞冒險，而跟海洋關係密切的島民應該志在新奇。
舉個生活的例子，論起國際化，今天台灣人開闊的程度可不一定勝出當年的海盜鄭芝龍。他家中有天主教禮拜堂、一堆外國姻親（女婿是歐洲人、妻室有日本人），與義大利來的耶穌會教士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是朋友，更習慣操持外國語文，訂立複雜的契約，軍力有一支外國特種部隊、有多人種貼身侍衛等等。
往未來看，在某個意義上，台灣人不具海洋民族的自覺，對中國大陸也是一種損失。一旦失去了島民的海洋直覺、切斷對於海洋的生動想像，也就失去想像中的燈塔效應、失去小島帶領大陸走出既有格局的展望。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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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從後火車站出發的人生
從後火車站出發的人生
【2012/05/22 聯合報 /劉克襄】
上個月，後火車站華陰街失火，有三人不幸命葬祝融。大火前一個小時，我才在附近的批發百貨店走逛，尋訪舊時的商家。此一大火，不禁觸發我憶起一些往事。
四五十年前，從中南部搭火車上來，準備在台北打拚的人，人生往往只有兩個出口。老家的成長環境，似乎便命定了，要從前站出來，或者從後站下車。
從前站噴泉廣場出來的，泰半擁有高學歷，可能已在金融商圈、廣告媒體，或者公家機關等單位，謀得一職位。也有繼續求學者，繼續其寒窗苦讀的生涯。
但多數人是從後火車站認識台北。他們國高中畢業，十七八歲出頭，甚至有小學才讀完的十二三歲童工，攜著簡單家當，盤纏有限，恐怕連回家的錢都不夠。
這些不及弱冠的少年，站在後火車站前，舉目無親地張望時，迎接他們的是一群職業介紹所的男子。每個口氣都像軍隊裡的教育班長，香菸不離手，髒話不離口，老到地吆五喝六。
下港人憨厚者多，傻愣愣地，常受不了幾個諛言催喚，便懵懂地跟著人家，像待宰的雞鴨，被塞進小貨車。有的還因年紀太小，屬於違法打工，必須藏在卡車後的帆布篷裡，躲避警察的追查。
他們驚懼而茫然，被載至初次聽說也初次抵達的三重、五股或中和。在這些衛星小鎮的鐵工廠、成衣廠，以及某種加工廠之類，開始從事最卑微、艱苦的勞動行業。
或有不願屈就者，繼續窩在華陰街附近，找間便宜的木造小旅舍下榻，日日出來閒逛，等候待遇較好的工作。附近炒麵炒粉的小攤生意，順勢也特別興隆。
大抵說來那時工作機會多，只要肯拚，願意積蓄置產，離鄉二三十年後，他們還是能完成心目中的夢想。在遠離家園的北部，成家立業，進而掙得一屋居住。如今毋庸貸款，或者只剩下零頭輕鬆繳交。
當年歌手林強著名的閩南語歌「向前行」，轟動街頭巷尾，大抵道盡了這種打拚的可能。小老百姓不懂大時代變遷，但很清楚，那時的環境或許艱苦，卻人人有希望。現在社會富裕，機會反而大減。
在這一最需要廣大勞力的時期裡，下港人戮力參與台北盆地的經濟建設，共同打造了今日的台北模樣。從後火車站開始的人生，應該是不少中生代市民生命裡最精彩的篇章，回憶台北最重要的起點。
如今後火車站不見了，除了一個北淡線的懷舊廣場。一輛舊時列車擺置著，掛個不知所云的「第三月台」牌子，一切無從記憶。儘管周遭依舊，仍是五分埔的擴大版，各式各樣便宜的批發百貨，密集地堆擠於街坊騎樓。更遠，還有亮麗帷幕大樓的京站百貨，預示著未來的繁華，我還是若有所失。
這場不幸的大火，似乎也點著了一個失落的艱辛歲月。
那是夢想可以燃燒的年代。年輕人只要胼手胝足，可以放膽結婚，建立美好家庭，勇敢生子。油電再如何飆漲，靠著雙手打拚都能捱過。房價再如何翻揚，也可掙得一席之地。
我若是相關單位，大抵會從這個角度考量，從周遭老舊的街屋，尋得一個代表性樓宅，規劃這樣一個藍領階級的下港人博物館。把六七○年代的生活風物悉心整理，做一有意義的展示。不僅向半世紀以來北上打拚的人致敬，還想知道什麼是夢想，到底建基在什麼樣的社會人情和義理中。
在那夢想可以燃燒的年代。啊，你若是下港人，還記得當年北上，是從前站出來，或者在後站下車？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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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維穩產業
維穩產業
【2012/05/23 聯合報 / 梁文道】
已故美國總統艾森豪曾在卸任演講警告國民，許多軍工產業越做越大，連帶一批相關企業，形成一股不可漠視的政治勢力。他們口袋裏有錢，首都中有人，藉著遊說集團打進國會，甚至國防部門，和那些政客官員分享共同利益，認同相近立場。這種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立場就是不斷尋找國家的敵人，為美國製造和發明各種潛在與隱性的威脅。只有外敵的存在，國民才會內聚緊張；只有持續緊張，才有理由維持強大的軍備；只有維持強大的軍備，整個軍火工業才能發達暢旺。這便是著名的「軍火工業綜合體」了。
今年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之前，中國財政部公布了預算報告，其中一筆備受關注的專案是「公共安全支出」，它比去年多了百分之十一點五，達到七一一八億，再一次地超過國防預算。雖然財政部說過好幾次了，這筆開支絕對不是維穩經費；但大家還是繼續把它記在維穩頭上。為什麼？因為一來我們成天到晚地面對維穩，聽說維穩，都知道鋪天蓋地的維穩工程不可能不要錢；二來，財政部的年度預算儘管從不「維穩」，但它偏有這條從不列明細項的「公共安全支出」。所以，管它叫維穩費，多少也算是「合理的懷疑」吧。
本著這種合理懷疑的原則，我不妨幫忙大膽猜測，猜猜這筆錢的數額怎麼會變得這麼大，並且越來越多。
為方便說明，且讓我們假想如此一個鄉鎮，地處僻壤，民風淳正，向來太平無事，根本沒有維穩需要。可這裏頭有個中年漢子，常投訴水電不暢，說三道四，對地方有不少意見。遇上這等人，政府本來也沒什麼，頂多把他當個麻煩人物，不理就好。然而某日，地方官福至心靈，想起上頭好像有筆錢，專門用來維穩，於是決定申領，也在這鎮上成立一個「維穩辦」。明明局勢穩當，憑什麼理由要向上級伸手取錢呢？有的，就是那個惹麻煩的漢子了。新成立的維穩辦人數不多，事情很少，主要就是盯緊這人，三天兩天便拿他問話，搜搜他的東西，也許還檢查他的電腦。這一搜查不得了，居然發現這人的電腦裝有翻牆軟體，紀錄顯示他常在推特等被牆媒介上和人說話，其中還包括少數幾個「境外敏感人士」。於是罪名就有了，叫做涉嫌勾結反動分子。但是，這個新成立的部門絕不能輕易送他法辦，畢竟他是地方上唯一一個維穩對象，也是這個小辦公室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
第二年，鎮上維穩辦的工作增加了，必須擴編，因為對那個維穩對象的監視必須加強。或許是不堪其擾，這人在網上發表的言論越趨激進，以前是投訴斷電發生得太過頻密，徵地偶有不公，現在卻總是專門針對體制。結果進一步坐實了當局對他的設想和定位。再搞下去，他開始屢屢上訪，並且試圖說服他人認同他的言論，加入他的上訪…自此之後，整個國家便又多了一個破壞穩定的不利因素，這個鎮的維穩經費也逐年增長。對於當初想到那個點子的地方官而言，真可謂得其所哉。
相比起全球左派時時批評的美式軍火工業綜合體，我們現在是否也可以推想懷疑，中國是否也出現了一個「維穩產業綜合體」？連同受聘於地方部門的「保安公司」和提供監控技術的軟體開發商，他們一起綁架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預言成真地等自己創造出一批維穩對象。越多不利於穩定的條件，這種「生意」便做得越大。
去年我曾在一席晚飯上聽見某個國企高層自述，說他們單位響應局勢，也在公司內部成立了一個維穩辦，由一把手任辦公室主任。一家盈利甚巨的國有開發商為什麼也要在內部設立維穩辦呢？他們有這需要嗎？這個辦公室又該怎樣證明自己的績效？我百思只得一解。
（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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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4
新井一二三：東京貧民窟
東京貧民窟
【2012/05/12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二○一一年底，大約五十萬日本人投票選出的「今年之漢字」果然是「絆」。經三月十一日的大地震，大家都感到了：人類在大自然面前實在無力，除非加強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或羈絆，連生存都難以確保。
另一方面，過去的一年，日本媒體不停地報導「孤獨死」的案件。不僅在災區的臨時住房，也不僅在人口減少的鄉下，連在東京等人口高密的大城市都頻頻發生單獨生活的老年人，或者全家貧困有病的弱勢群體，在沒人照顧的情況下，默默地瞑目，過很長時間屍體開始腐敗以後才被鄰居發現的案件。對「孤獨死」的當事者來說，社會上呼籲羈絆的聲音，恐怕是無比大的諷刺了。
「孤獨死」增加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高齡化，其次是街坊的解體，然後是傳統家庭觀念的崩潰，最後是社會的貧困化。現在的日本，老人多於兒童；個人主義的蔓延導致獨居老人的孤立；如果沒結過婚，沒有親生孩子，連親戚都不覺得有責任照顧；而且由於長期的景氣低迷，不少人即使想幫助高齡親人都不具備足夠的經濟能力。
有個社會學者指出：以往的東京沒有貧民窟，今後倒不一定了。現在，新宿、池袋等繁華區附近都看得到許多已經好久沒人住的空房。大多是半世紀前違章建設的木造房子，後來想改建都得不到官方許可，要拆掉都嫌費用太高。但既然是個人財產，日本政府也無法肆意拆掉。
結果，東京鬧區邊緣的木造老房，如今很多都掛著「歡迎福祉」的牌子，是直接針對政府救濟金的領取者，以偏高的價錢租賃破房的。在經濟不景氣的社會，連弱者的最後一點點依靠都得被剝削。清一色的貧困老人住的違章建築，實際上就不外是貧民窟了，經常發生「孤獨死」不在話下，搞不好更成為人間地獄。
例如，前些時在新宿發生的木造公寓失火案件，犧牲的和倖存的都是領取救濟金的老男人，房客之間平時都沒有來往，火災中更無法協力救命。倖存者失去了住房，只好搬到同一地區裡類似條件的木造公寓去，因為他們覺得沒有別處可容納社會邊緣人。
據統計，全東京大約七百萬棟房屋當中，目前有七十五萬棟是空房，比率竟超過一成以上。一九六○、七○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時期，東京曾有過住房供不應求的狀況。現在「歡迎福祉」的木造房子，就是當時為從鄉下來東京的單身工人而蓋的。到了一九九○年代，房子已經足夠有餘，但是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繼續鼓勵建造大廈。很多東京人順利地爬上社會台階，搬進高樓新房經營家庭生活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運氣差些，一直在大都會邊緣日趨破舊的房子裡熬一天算一天。
現在，日本老年人的百分之廿二被列為貧困；在單身的老人男性中，其比率則高達百分之卅八；至於單身的老人女性，竟有百分之五十二過著貧困生活。中文有俗語說人窮多見鬼，說明日本老人的苦境。貧困和孤立之間，不僅有因果關係，而且還有惡性循環的嫌疑。最需要紐帶的一群人，反而最沉默寡言。社會應該給他們提供的是安全網；在少子高齡化時代，個人之間的羈絆能起的作用很有限的。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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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恨比愛更狠
恨比愛更狠
【2012/05/14 聯合報 / 胡晴舫】
恨的能量可能比愛更大。法國民眾憎恨沙克吉，恨出「反沙克吉主義」這個新名詞。六號周日晚間，剛過八點，歐蘭德篤定當選，聖潔曼大道馬上淨空，歐蘭德支持者上街一路遊行到法國大革命發源地的巴士底廣場，沿途，他們不是歡呼歐蘭德勝選，卻不斷高喊「沙克吉，玩完！」慶典氣氛遙遙呼應當年這座城市砍掉權貴頭的歷史時刻，只不過，這次遭人討厭的外國皇后不是從奧國嫁過來的瑪麗皇后，而是義大利女模轉歌手轉第一夫人的布妮。
法國人不見得多喜歡歐蘭德，而是太討厭沙克吉。集體痛恨某個人，將之漫畫化，街頭巷尾竭盡所能鄙夷嘲諷，一直是法國社會特色之一，既孕育了法國諷刺畫大師杜米埃，也發動了法國大革命。如同此次大選，對沙克吉這對夫婦的恨意激發了超高投票率。勝利的爽快，很大部分來自吐口水式的洩憤。隔日早晨，股市下滑，歐元跌到新低點。但是法國人說，我們不在乎經濟，我們在乎的是我們擁有怎樣的社會，為了保護共和，絕不能讓沙克吉連任。
話說得很漂亮，但其實沙克吉仍因解決經濟不力才下台，在他任內，失業率不降，法國長期信用卻頭一次降級，他與布妮的名流風格因此極度刺眼。選前歐蘭德公開反對沙克吉與德國總理梅克爾主導的撙節政策，保證政府擴大預算，雇用更多公教人員，讓人人六十歲退休，他的方法就是重稅富人。一輩子生活優渥的他認為，只要年收入超過四萬歐元（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就算富人。根據他提議的累進稅制，若年收入一百萬歐元，稅負可高達七十五萬歐元。他的經濟政策跟極右派公主雷朋的移民政策一樣嚇人，但法國人不在乎，為了踢掉漫畫人物沙克吉，他們什麼都願意。他們期待，不像沙克吉學美國人穿Ｔ恤的歐蘭德能強硬與德國重展談判，替法國出口氣。
歐債危機日漸惡化，在歐洲，經濟問題已演為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又變成文化問題。而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會，解決政治問題原本就混亂棘手，需要極大空間斡旋討論，隨時準備適度妥協。無奈，當社會問題複雜，經濟困難，面對時代困境越發無力，人們便傾向用臉書邏輯去處理現實，意即只剩下喜歡跟不喜歡兩種，沒有中間選項。依賴立即的直觀反應，我就是不喜歡，且擺出某台灣年輕女藝人的態度，「這件事我不想聽，你不要跟我說。」因此大選結果硬碰硬，幾乎一半一半。
極端的年代也許正要開始。右派越發右派，左派越發左派。極右派排斥外來移民，而極左派把自家富人當作外國人般討厭。兩方都追求文化純淨，敵我陣營分明。
經濟上，法國可能逐漸「日本化」，如同所有高齡已開發國家均終將步入該途。榮景很難迅速恢復，但百足之蟲，死也不僵。然而，極端氣候恐怕還會盤桓巴黎上空一陣子。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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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1
邱坤良：表彰先賢要適得其所
邱坤良：表彰先賢要適得其所
【2012/05/06 聯合報 / 邱坤良】
位居宜蘭五結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有聚落空間與民藝大街，也有專作戲曲表演的演藝廳、戶外劇場，每年吸引大批國內外遊客，其中歌仔戲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劇種，也是傳藝中心的重頭戲，加上宜蘭又被視為歌仔戲起源地，本地「老歌仔」成為活標本，這個傳統藝術保存與展演機構，不論文獻資料、影像蒐藏、劇場演出皆聞名國際。
去年底傳藝中心遵照馬總統指示，把園區的演藝廳，改名為蔣渭水演藝廳，台灣各界對這位日本殖民時期民族運動先驅的紀念，在既有的渭水路、蔣渭水高速公路之外，又多了一個國家級公共空間。
蔣渭水堅忍不拔的抗日精神，曾經隱晦不彰，上世紀的八○年代以後撥雲見日，廣受各界尊崇。朝野兩大黨與民間皆對其事蹟宣揚備至，與他有關紀念會、影像紀錄、展演活動不斷。這次傳藝中心為蔣渭水錦上添花，把演出歌仔戲為主的演藝廳與生前反對歌仔戲的蔣渭水連結，卻絲毫沒有針對當時的現代性、文化主體性與歌仔戲變遷史，有所批判或論述。透過媒體看到的，似乎只是馬總統突發奇想的一句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奉命「改名」，行禮如儀而已。
今日歌仔戲已成為台灣文化資產，但它的歌調、動作、情節曾被文化人批評為淫蕩、低俗、膚淺。蔣渭水與林獻堂一起創辦台灣文化協會，積極推展文化啟蒙運動，鼓舞民眾「文化向上」，反對「落後」的封建與迷信，當時快速發展的歌仔戲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無論是台灣總督府官方的《台灣日日新報》，或作為文協、民眾黨民族運動喉舌的《台灣民報》，在報導這個從民間發展起來的劇種時，皆極盡攻訐之能事。
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後，蔣渭水創辦民眾黨，面對歌仔戲在民間的風行依然深惡痛絕，而把「反對歌仔戲」列為綱領，一九三○年底修改黨綱時，由中央委員會追認，列為社會政策第八條。
當年民族運動人士反對歌仔戲，有其時空背景，面對日本殖民主義與其帶來的現代性及經濟繁榮、建設進步、教育普及的表象，具台灣意識的文化運動者，憂心本土主體性逐漸喪失，而把歌仔戲視為日本政府麻醉台灣民心，打擊、壓制新文化運動的工具，首當其衝，並列為「頭號戰犯」。
今日重提歌仔戲的往事，無損蔣渭水與民眾黨先賢令譽，現階段文化環境也迥異於日治時期，但可以紀念蔣渭水的場所甚多，為何選定歌仔戲劇場？如果有人以歌仔戲表現「渭水春風」，極具意義，但空間的紀念性不同，拿表演歌仔戲的場所紀念蔣渭水，又缺少文化上的辯證思維，就有亂點鴛鴦譜之嫌。觀眾坐在蔣渭水廳觀看歌仔戲演出，如何感受戲曲的藝術性？如何緬懷這位鄙視鄉土戲曲的民族英雄？
表彰先賢，必須適得其所，為馬總統獻此策的人不懂台灣戲劇史與現代藝文生態，陷總統於不義，也失去紀念先賢的本意。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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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3
劉克襄：石虎和周杰倫
劉克襄：石虎和周杰倫
【2012/04/20 聯合報 / 劉克襄】
三月時報紙刊出，通霄鄉野的一條山路，有兩隻石虎，在不同時日被車子撞死。
這則新聞透露了兩個不尋常的訊息。一來，石虎是瀕臨絕種的保育動物，居然出沒於尋常山區。再者，牠們竟輕易被來往的車輛撞死。顯見我們的野生動物保育，在鄉野仍有很大的不足之處。
此意外對長期關心野生動物的人卻一點也不驚奇，大家早就知悉，苗栗淺山地區目前是石虎出沒最頻繁的地方，陷入獸夾而死亡的機率可能更高。在面臨低海拔森林高度開發和獵捕壓力下，牠們可能會繼雲豹之後，快速地自台灣消失。
幾位專門研究的哺乳類學者認為，或許可提撥一筆經費，落實基層的生態教育宣導，農民在拓墾山野時，才不會敵視偶爾獵捕幾隻的石虎。但相關單位只願意提供石虎習性行為的調查補助，對此一宣導意願並不高。
若只是研究，不積極進行保育，其實是捨近求遠。關切者不免猜疑，政府擔心過度強調石虎的保育，會招惹農民反彈，日後開路墾地恐怕遭到更大的麻煩。
這樁新聞也讓我想起，更早時到山區部落教小朋友，提到石虎剩下不到五百隻的插曲。
當天，我拋出一個問題給他們，如果是你，想要搶救石虎該怎麼辨？
找總統有辦法嗎？他們搖搖頭。
保護動物的團體可以解決嗎？好幾個孩子異口同聲，不可能。
找企業界幫忙好嗎？大家不太懂，不敢回答。
突然間，有位學生衝動地舉手喊道，「我知道找誰最好。」
請他起立發言，結果，大聲地冒出，「周杰倫」。
大家聽到了，都哄堂大笑。但接下來，我請他們從剛剛四種搶救石虎的方法裡，找一個最有可能的答案，結果他們都選周杰倫。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當藝人獲得崇高的聲名時，其扮演的社會地位，早從一個娛樂大眾的角色，躍升到可以為特定事件或產品代言發聲。在某些議題裡，甚至被錯置為拯救者的角色。接下來，此一插曲最大的意義，當然不是周杰倫是否會伸出援手，而是周杰倫跟石虎站在一條線上所發出的訊息。
我們的社會一直樂於期待，高知名度的演藝人員，在扶助社會弱勢團體和保護自然環境的議題裡，扮演志工、關懷大使。但這一角色，多半連結著世界級明星動物，或是現身第三世界的偏僻部落。面對國內的社福議題，經紀公司都會估算成本，審慎衡量這一活動的效益。更何況是缺乏新聞話題的本土動物，或者山區原住民。離我們最近的，反而最常遭漠視。
演藝人員參與公共議題，無疑也是社會走向的指標。最近我們在台東美麗灣的抗爭，或者三一一反核示威等事件裡，都看到不少演藝人員伸援或現身。在公開場合，他們站上舞台為大眾熱情表演，下了台的俗世生活，轉而扮演積極關切者，這是相當難能可貴，也應該給予更多掌聲。
台灣被外人愈發覺得喜愛，即在此一社會公義的展現。大家跳脫政黨對立思維的桎梏，對既有生活狀態的偏頗結構，發出不平之鳴。甚而是針對某些微小的美好事物，表達自己的心意。例如流浪貓狗的保護，或者某一農產品的支持。
我為何會提及石虎，主要是剛巧看到周杰倫再度跟狗仔對槓的八卦。此一是非，不易單向評斷，但多麼希望日後跟周杰倫連結的新聞，會有多一點這類被疏忽的，教人驚喜的溫馨關懷。
年紀輕輕時即綻放音樂才華，展現前瞻和反叛精神，相信其關懷視野會亦步亦趨。或許他的「凍新聞」可朝此方向，尋找新的可能。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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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打造風格獨特的松菸藝術特區
朱宗慶：打造風格獨特的松菸藝術特區
【2012/04/22 聯合報 / 朱宗慶】
松山菸廠藝文特區，位處台北市黃金地帶，市府企圖將其打造為扶植台灣原創力的基地，它的未來，普受各界關注。知名設計學者官政能曾提出，應該為這個園區，找一位「品牌總監」。這個頗具策略思維的建議，與我心中理想藝文機構的營運，有著高度的契合。
在台灣，文化藝術機構多屬公務機關，由政府負責經營與管理，票價通常不高。這樣的定位有其原因與必要，因為和教育一樣，希望能夠降低民眾參與門檻，來推廣文化藝術發展，提升全民素養。而藝文機構若以營利為目的，則屬於原創性或實驗型作品，將不免被排除在外，造成的藝術型式偏差，恐怕只會加深。
可惜的是，藝文機構納入公務體制，固然一定程度地確保了公共任務的遂行，但卻也常落入「沒有個性」的陷阱中。原因無他，公務機關為便於管理或合於法規程序，不得不將各種事務「標準化」，行政考量遠遠凌駕於機構的獨特性之上，藝文機構也是。
只是藝文機構的成敗，關鍵並不在行政層面，而在文化藝術的品味、見解及判斷。良好的行政流程也須著眼於，如何讓大眾更容易參與，獲得更多，讓藝文機構的功能更加彰顯。而影響藝文機構品味與見解的人，在劇場就是藝術總監，對於像是松山菸廠這樣的藝文特區，應該就是「品牌總監」。
大多數歐美國家，劇場藝術總監的主要職責，在決定演出內容，藉由專業判斷來做出最好的選擇，或是對藝術家的支持。因此，不必然有委員會的集體決策，當然也不會有雨露均霑、統統有獎統統小獎的窘況。而藝術總監篩選節目的各項考量，就是最重要的評估標準，當然劇場的特色也就會依著藝術總監的決策，逐步被建立起來。
我曾造訪巴黎的一間市立舞蹈劇場，規模很類似台北的城市舞台，他們的票往往在六個月前就銷售一空，有時甚至連藝術家要呈現的作品內容是什麼都還不知道，觀眾仍舊埋單。只因為觀眾相信藝術總監，他們很想知道藝術總監要推薦什麼樣的作品。
這就是劇場「品牌」建立的最佳典範—劇場的特色與品質。長期維持著一定的高度與水準，觀眾心中會產生完全的信賴感，久而久之，無論藝術總監安排什麼樣的節目，觀眾都可以安心並樂於接受，少了困擾與摸索，接觸藝術文化的腳步，也就不會太過遲疑。而不同的劇場，應有自己的「品牌特色」，就如同每一家成功的企業，都有自己獨特的核心價值與精神，藝文場域亦然，始能真正具備生命力。
因為對於文創產業的信心與期待，國內有了更多的硬體投資。劇場、音樂廳、文化園區都成為重點項目，多數會在近年陸續落成、營運。多數新的機構還在思索未來的營運方向，因此常聽到「要成為另一個國家劇院」，或「第二個華山藝文特區」的說法。
若以公務機關「標準化」思維，複製一個成功的案例，確實是一個安全的方法。但藝文特區應該有自己的想法、標準，與喜好，對於要給社會大眾甚麼樣的環境與氛圍，應有清楚的想像。這是「品牌總監」的工作，也將會是松菸未來發展出自我風格的重要基礎。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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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鐵達尼號沉沒，哈佛圖書館升起
鐵達尼號沉沒，哈佛圖書館升起
【2012/04/23 聯合報 / 馬家輝】
鐵達尼號沉沒一百周年，多少悲慟往事，多少死裡逃生，多少流言真相，都被傳媒廣泛報導，但有一位屍沉海底、名叫哈里懷德納（Harry Elkins Widener）的先生鮮被提及。而這位老兄，其實在四月廿三日「世界讀書日」頗值一談。因為，於其死後三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現了一所面積龐大的圖書館，藏書三百萬冊，至今為止，仍是全球最具規模的大學圖書館。
這所圖書館，以他為名，就叫做Harry Elkins Widener Memorial Library。
話說廿七歲的懷德納先生於一九一二年跟父母同行，一家三口，於法國西北部的Cherbourg-Octeville市登上鐵達尼號，快快樂樂地返回美國，返回他們的故鄉賓夕凡尼亞州。懷德納家族乃當地鉅富，經營運輸和電訊行業，也開設酒店；此番赴法，是替新酒店找尋名廚，找到了，雀躍回家，沒料遭遇海難。鐵達尼號沉沒前，老懷德納依照船長指示，親自把妻子和女傭扶上小艇，自己和兒子留下待救，生離死別，相顧無言。
丈夫和兒子命喪大海後，懷德納夫人捐贈鉅金，在哈佛大學設立了紀念圖書館，聲言要讓它成為「一艘永不沉沒的知識巨艦」。小懷德納本身是一九○七年的哈佛畢業生，由於死於海難，也由於其母作出設館義舉，哈佛校園內多年以來遂有一則傳說：懷德納夫人要求校方訂出規條，所有哈佛學生必須通過游泳考試始能取得畢業證書。這當然只是溫情流言，哈佛大學於廿世紀初確曾指令學生必修游泳課程，但這跟懷德納太太根本扯不上關係，而且於一九二○年亦取消了規定。
哈佛校園另一項跟懷德納有關的傳說是：懷德納夫人長期資助學校飯堂廉售冰淇淋，只因這是小懷德納最愛吃的餐後甜品。但溫情歸溫情，這亦不符事實。
懷德納圖書館有多大、有多好？我沒有去過，無法置一詞，但我讀過在哈佛Houghton Library工作的Matthew Battles在《圖書館的故事》書裡所寫的動人體驗：
「它是一個世界，完整卻又不可能完整，其中滿是秘密。它就像一個世界，自有其變化和四時變化。書籍被讀者的欲望牽動，如潮水般湧入且湧出圖書館。在懷德納圖書館中負責上架的人曾經形容圖書館的『呼吸』狀態：呼是指學期開始時，大量的書從書架上被席捲而去；吸是指學期結束時，這些書又飛了回來。因此圖書館也像一副身軀，書頁有如內臟般在黑暗中層層堆疊。懷德納圖書館的書架比其他地方更意味深長，我常暗想，宇宙是由書這個單一元素的無窮變化形態所組成，所以，人類也是由書構成。」
關於哈佛圖書館的傳說，在美國，在歐洲，甚至在亞洲，皆因各種理由被輾轉流傳。坊間不是有一本叫做《哈佛圖書館牆上的訓言》的中文書嗎？告訴你，內容都是假的，是由作者編輯網上流言而成。這些流言絕大部分由華人網民偽作，內容離不開「學習這碼子事兒，不是欠缺時間，而是欠缺毅力」、「切勿把今天的事拖留到明天」、「今天不走，明天要跑」等通俗警語，明明全屬漢語思維，卻被配上了破爛無比的英文，託稱是由哈佛圖書館牆上抄來。
地球上的事兒，只要被冠上哈佛之名，便可加分，是書是人，都一樣。重看「鐵達尼號」電影，遙想懷德納舊事，下回去美國，也真應去哈佛圖書館走一走，看一看。
（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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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大力水手的故事
大力水手的故事
【2012/04/24 聯合報 / 王道還】
一九六八年元月，柏楊翻譯的一則大力水手漫畫見報，為他招來了牢獄之災。那則漫畫從大力水手讀到的一個故事講起：從前，有一個偉大的水手，自己買了一個小島，自己當國王，建立了一個和平、美麗、幸福的人間樂園。大力水手讀完，悠然神往，想見賢思齊云云。
其實那是個老掉牙的故事，早就以各種形式流傳東西方。一千六百年前完成的〈桃花源記〉就是一例。只不過桃花源位於陸地上。西洋文明的搖籃是地中海，自古桃花源的想像不出海島窠臼。一五一六年出版的《烏托邦》，是位於大西洋中的海島。後來的作品，最知名的大概是十八世紀初的《格理弗遊記》。一個世紀後，中國人也創作了自己的海島烏托邦：《鏡花緣》。
有趣的是，海島是最不可能建立烏托邦的地方。
生物學上，海島是自然的演化實驗室，經常可以觀察到出人意料之外的演化產物。演化生物學聖地加拉巴哥群島就是一例。島上的陸龜體型龐大，重可達四百公斤，是世上最大的烏龜。海島也證明：翱翔天空未必是賞心樂事。許多海島上的鳥兒翅膀退化，成為陸棲動物。例如印度洋中的模里西斯，有一種叫做多多鳥的鴿子，高一米，重逾廿公斤。紐西蘭的恐鳥更驚人：高逾三米半，重兩百公斤以上。海島上有奇特的生物，是因為海島與世隔絕，有獨特的生態，其中的生物可能嘗試嶄新的生活方式。
而人類社群要是與世隔絕，只有一個下場：人文退化。因為人是以文化適應的物種，文化的榮枯依賴大量不斷互動的人口。困處在海島上的小國寡民，身體不會退化，心靈會。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澳洲南方的塔斯馬尼亞了。
塔斯馬尼亞的面積是台灣的一點八七倍，與澳洲隔著兩百公里寬的巴斯海峽。人類最晚四萬年前已進入新幾內亞、澳洲生活。那時還在冰河時代，從澳洲到塔斯馬尼亞，步行就可以了。一萬年前冰河時代結束，海水湧入巴斯海峽，塔斯馬尼亞成了孤島。塔斯馬尼亞上的人遺世獨立，逐漸遺忘了祖先的生活技能，食性也改變了，都明白地反映在考古紀錄中：五千年前，他們的魚類消費量開始減少；三千八百年前，再也不吃魚了，同時骨器完全消失。用不著說，後來在澳洲原鄉出現的新奇技術，塔斯馬尼亞人也沒搞出來。結果，十七世紀登陸的歐洲人發現的是：島上的四千個原住民是世上物質文化最貧乏的族群。
塔斯馬尼亞並不是孤例。廿世紀初，人類學家已注意到：在大洋洲，有些有用的技藝在孤絕的島嶼上消失，無法以客觀的理由解釋，例如缺乏原料。現在我們知道，人類最獨特的認知能力表現在社會學習上：模仿高手。由於創意不可預測又與情境有關，集體而言，人多的群體，好的點子比較多。而好點子透過模仿而散布的過程，又視人與人自由互動的程度而定。人多又能充分互動的群體，才能享受這些天性的成果：源源不絕的新奇點子、技藝、或知識等等。人不夠多的社群，只要與外界交流的管道暢通，也能好生興旺。難怪人數有限的移民，在孤絕情境中不敗家的絕無僅有。以塔斯馬尼亞考古學權威鍾斯（R. Jones,1941-2001）話來說，那無異「心靈的緩慢窒息」。
海島上的人類社群，也不可能出現什麼偉大領袖。那豈只是柏楊一人的不幸。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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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藝文空間品質 非以「咖啡」論斷
藝文空間品質 非以「咖啡」論斷
2012-04-25 中國時報 【邱坤良】
近年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因組織改造、新建館舍，或原功能受環境變遷影響，舊有硬體空間廢棄不用者甚多，其中不乏具古蹟與歷史意義者，經過整修，搖身一變成為「活化」或「再利用」的「新」藝文空間。作為「業主」的行政機關要管理新「加入」的空間，得另招募專案人員，但受限於法令，預算編列不易，加上收入或盈餘無法專款專用，因此大部分場館多公開委外經營，政策目標雖良善，後續的實際執行層面卻是一大問題。
台北市擁有甚多閒置空間改造的藝文場館，在市政藝文推動上扮演重要角色，各場館功能與評價不一。台北市議員王浩日前抨擊北市文化局有三十二處市定古蹟、歷史建物委外經營，其中十九處經營咖啡館，不少得標廠商還把部分空間轉租給其他商家，古蹟空間因而充滿了商業氣息。王議員點名的場館，包括中山堂、台北光點、台北故事館、蔡瑞月舞蹈社、台北國際藝術村及徐州路市長官邸等等。他認為咖啡不是不能賣，但文化局在推廣文化藝術活動、文創產業，應多利用古蹟場館，才是文化局本業與正途。
古蹟或歷史空間「活化」、「再利用」是一個概念，不只是活動項目與參觀人數而已；文化業務如何管理也是相對性問題，不是一成不變。王議員對北市府歷史空間一律委外，「廠商」動輒開咖啡館的作法不以為然，他的看法沒什麼不對，古蹟、歷史空間確實不應忘了本業，如果變成「咖啡賣場」當然可議。但王議員觀念中，咖啡館似乎只等同商業賣場，作為台北都會表演型態之一的咖啡劇場（如卡美地、慕哲）就毫無存在價值了。
咖啡館顧名思義是喝咖啡的地方，其格調高雅或低俗，不可一概而論，它本身可能是藝文空間或充滿實驗性的創作「劇場」，可能是商界談生意的地方，也可能是隱藏情色的場所。委外場館配置咖啡空間，不見得是品質保證，同樣地，不賣咖啡的委外場館也未必一定有效經營本業。以咖啡或咖啡館為平台，其空間屬性端視經營者與消費者的態度而定，能否增加盈收，提供休閒機能，讓參與者與藝文空間、展演內容產生互動與連結，更與經營者的企劃與執行能力大有關係。
王議員的質詢，並未評價各委外場館績效，也沒有具體指摘哪些經營單位不走正途，只是放了一炮，以有無咖啡館為標準，一竿子打翻十九處「賣咖啡」的場館，又未說明沒「賣咖啡」的空間績效好在哪裡，文化局須如何利用古蹟場館推展文藝、文創活動？把場館簡化成有附屬咖啡空間/無咖啡空間，反而模糊歷史空間委外的實質問題，以及北市府所屬三十二處場館之間高低優劣的營運狀況。
政府促進民間參與藝文經營的政策、法令走了幾年，雖逐漸完備，但社會觀感與經營績效仍時有扞格，主因在於各方期待不同。政府所屬的建物與空間委外經營，有其行政法令、組織人力與藝文生態的考量，對於「廠商」的投資額、租金與經營餐飲空間比例亦有規範。各界期待「廠商」立即製造耀眼的成果，議會或公家監督系統並依各種量化標準，檢驗場館績效，隨時盯住其營業狀態。「廠商」則須滿足「業主」以及「觀眾」的需求，舉辦形形色色的活動追逐業績，但所謂業績，也往往與「業主」的主觀期待不同。
大部分「廠商」在專業經營的同時，面對場租壓力、人事與經營成本，也期望保本回收。而公部門與「廠商」之間，也常出現俗諺「手上玩鳥」的曖昧：「捏著怕牠死，放著怕牠飛。」委外條件寬大，有「利益輸送」、「圖利他人」之嫌，容易遭受外界─尤其是議會與媒體的壓力；委外條件嚴苛，經營者生存不易，品質難以保證，也不利場館公共性的營造。藝文空間的營造需要永續性，然而，目前「業主」與「廠商」不論經營理念、經營方式很容易陷入互不信任的氛圍，如果上下交征利，「文化」二字更難說清楚。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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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城市治理不是數人頭
城市治理不是數人頭
【2012/04/27 聯合報 / 韓良露】
有人說，城市是集體的頭腦，治理城市常常比贏得一場選舉要難。在選舉時支持某候選人的選民，絕不意味這位選民會同意他選出的領導者，對城市治理的全部想法與作為。
台灣的政治社會，長期以來忽略選民的頭腦所構成的內容，習慣看到的是不同顏色的人頭。我們也很少真正關心哪一位政治人物的左右上下，在國家的政治發展上藍綠取向或許茲事體大，但關係到社會發展與城市治理時，左右上下絕對比藍綠重要。
台北及台灣近來發生的一連串社經生活的衝突，都和藍綠無關（雖然在野黨永遠會運用反對利益），卻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上下左右的階級取向與文化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例如文林苑的都更事件，王家是否合乎法規正義還有待釐清，但王家為什麼引起這麼巨大的知青與學者的支持，王家並非典型的弱勢者，他們擁有一棟值至少一億元的祖厝。另外，王家最大的優勢是那棟祖厝是透天的，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延續百年以上代代相傳的祖宗生活的記憶，光是這點，他們所擁有的土地合情合理性，當然可挑戰比1949年後才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土地政策的合法性。
人民對理想政府的期待是德政，在城市治理時，要訂出視野寬廣的格局，格局要有大遠見，如台北要好好看，但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靠不同的格子，法規只是用來畫清楚格子的，但格子不等同全局，只看到小格子的人，怎麼看得到全面的局勢呢？所謂依法，當法畫出的格子需要檢討時，究竟該棄格就局，還是棄局就格呢？
過去幾年，日本的電視節目全能住宅改造王，在台灣擁有非常多的觀眾，節目中都是一些都更的房子，但不同於台灣；談到都更，我們社會怎麼會容許都更的主流主導成為由建商拆除很多舊房子來建成集合住宅呢？最近在台北的繁華街巷漫步的人，卻不難看到透天厝或二、三樓住家前掛著黃色布條，寫著不容建商用都更竊取人民土地。
都更本來就應包括：一、外部修復，二、內部改造，三、既修復又改造，四、小規模拆除後改建，以及第五、建商最熱心的大規模拆除與改建。請問我們的城市治理者，如果任由建商走第五條路，台北未來會成為亞洲更好看還是更沒個性的城市？
在大家都在關心文林苑的時候，其實在和平東路、金山南路口，正有一棟卅多層的高樓以強調生態改造城市的宣傳在興建中，這座超高建築也是依都更條例與容積率轉移合法在進行。郝市長，你去看過那個地點嗎？你知道那裡曾是1945年後，北京故宮的寶藏運來台北的暫行保管處，曾經為台灣守護了故宮的寶物；和平東路、金山南路一帶，曾有日治時期台灣最早的高等學府高等學校（今日師大的前身），附近曾有上百家的書畫筆墨美術裱褙店，這一條街為什麼不能成為台北的傳統美術大街呢？在人文氣息幽雅的大安文教區，而非信義計畫區，我們需要卅多層的超高大樓嗎？問問你掌管都更與都發的屬下吧！除了紙上作業、依法行政外，他們去現場勘察過環境嗎？
城市裡每一塊土地、地區與環境都具有不同的意義，不能全都一視同仁地、一條鞭法行政的，現代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是願景、格局的想像力與細節的精確。如果希望留給下一代更好看的台北，都市計畫及都更需要的不只是技術官僚的條例，而是領導人的全盤思考。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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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9
平路：如果水門案在今天
平路：如果水門案在今天
【2012/04/19 聯合報 / 平路】
本月初，「美國新聞編輯人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 Editors）年會上，請來當年揭開水門事件的記者伍華德（Bob Woodward）與柏恩斯坦（Carl Bernstein）。兩位典範人物坐在台上，討論的題目是：「水門4.0版，如果在數位時代，故事怎麼揭開？」（"Watergate 4.0：How Would the Story Unfold in the Digital Age？"）
事隔四十年，不知你可熟悉「水門事件」的始末？一九七二年美國大選期間，位於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遭侵入，偷裝竊聽器的五個人當場被警方逮捕。伍華德與柏恩斯坦是《華盛頓郵報》的年輕記者，兩人對這消息持續追蹤，指向有白宮高層涉入，之後兩年間，案情逐步升高，而尼克森總統則想出各種手段頑抗，試圖阻撓司法、拒絕交出錄音帶，後來，尼克森在將被彈劾之際倉皇辭職。由於伍華德與柏恩斯坦的報導，《華盛頓郵報》獲得一九七三年普立茲獎。
有趣的問題是，同樣的事件發生在今天，會怎麼樣？
會不會像耶魯大學新聞系學生論文所說的那般簡單而理想？網路上找找資料事情很快就會透明化，而新聞出來後，網友一陣撻伐，尼克森撐不下去，兩星期就會迅速倒台。
伍華德說，網路畢竟不是阿拉丁神燈，擦一擦照亮了所有的事。網路資料可以參考、有助於調查，但事實真相不一定能夠從網路上找到。
步入數位時代，對於媒體的角色，伍華德與柏恩斯坦反而是悲觀的！他們在會中發言道，當年，報紙給記者足夠的信任，讓記者有充裕的時間在複雜的、隱晦的題目中鑽研，寫出一篇篇深度報導。對照目前，閱聽大眾注意力短暫，沒人有興趣等待拼圖般的調查採訪，廿四小時的新聞網路巨細無遺，記者則疲於發稿的壓力。議題往往沒來得及深入，已被巨大的新聞量覆蓋掉。
至於更關鍵的問題，伍華德與柏恩斯坦說，比起數位時代，當年的讀者對事實抱持著開放的心胸。
這今昔之別在台灣尤然。目前我們的電視上充斥著立場分明的談話節目。其中炒作的議題，以及現場營造的戲劇性對立，很容易讓藍綠兩方的支持者互相憎惡。於是，任何事只要歸入藍與綠的分野，就信者恆信／疑者恆疑失去了討論基礎。雙方對罵一陣，議題消失在泥巴仗中。
這樣的現象甚至延伸到網路，藍綠的對立也讓網路文字充滿情緒。表面上似乎是開放的討論區，很快成為意識型態的集結。偶有不同意見的網友大膽po文，如同在劃定的地盤內挑釁，立即招致各種辱罵的字眼，引來一帖又一帖的圍剿聲浪。
換句話說，在數位時代，獲得資源的方式變得更多元，然而，人們的心態卻可能更刻板、更狹隘。這些年下來，無論在台灣還是在美國，觀眾的意見隨著媒體兩極化的現象也趨於兩極，而鎖定某一談話節目，並不是信任其中的分析力，也不是企圖從中找出真相，只是為了跟從名嘴的說法而鞏固本身的意識型態……
如果水門事件發生在今天的美國，極有可能，報導早在浩瀚的資訊海洋裡稀釋無蹤；也極有可能，兩黨廝殺一陣，很快變作政治議題，從此，無所謂是非、無所謂真相。尼克森只需說是另一方陰謀打壓就根本不用辭職，在一片口水戰裡將順利做滿任期。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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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8
張小虹：裝出來的童年
張小虹：裝出來的童年
【2012/04/18 聯合報 / 張小虹】
台灣媒體喜對日本所興發的社會現象大驚小怪，一方面藉此感嘆世風日下，一方面也彷彿先做預告此現象勢將隨即登陸台灣，而日本最新發行的女子小學生時尚雜誌正是一例。
台灣的時尚雜誌一向以日本馬首是瞻，即便九○年代後各種國際時尚雜誌中文版陸續出現，但純日語的日系時尚雜誌依然一枝獨秀。而日系時尚雜誌不僅分「類」精細，更在主顧客層的設定上一路往下滑，從女子高校生JK Girls下降到女子中學生JC Girls，現在更直接進軍女子小學生JS Girls。
「連小學女生都搔首弄姿學大人」，許多人猛搖頭，對此揠苗助長不以為然，許多人害怕小女生塗脂抹粉自我蘿莉化，更加深了文化的戀童癖，還有許多人擔心這種全球童裝時尚品牌化的現象（君不見貝克漢的女兒或阿湯哥的女兒等好萊塢明星寶寶，哪個人不是穿金戴銀滿身名牌），讓人從小養成在時尚與美妝中拜金敗家。但對更大多數的人而言，小學女生的成人時裝化，恐怕衝擊最深的，乃是當代文化對「童年」的想像建構。
「童裝」為何必須像「童裝」？許多西方的古典肖像畫，畫中的貴族女孩穿著打扮與身旁的貴族母親一模一樣，女孩只是「迷你袖珍版的女人」，母親穿薄紗高腰，女兒也穿薄紗高腰，大人用裙撐，小大人照樣用裙撐。而我們所熟悉的「童裝」乃是廿世紀的特有產物，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童裝以標準化尺碼量產，以亮麗顏色、簡單形制（公主裝、制服裝、運動裝）、可愛圖案（童話、卡通）、舒適面料、活動設計而獨立在男女「成衣」之外。廿世紀的童裝將「童年」作為文化的連續體想像，切割成無時間性的「天真無邪」與進入時間流變後的「長大成人」。
而最新一波的「童裝時尚化」乃是以雙重「解畛域」的方式，將時間感性帶回「童年」，既是讓童裝與時裝一樣流行潮感，也是讓童裝作為歷史的流變浮出地表，讓我們看到原來童裝從來就不只是童裝。「童裝時尚化」在模糊了當代「童裝」與「成人時裝」界限劃分的同時，更讓我們看到時尚如何透過商品消費，重新改寫了「年齡」的文化意涵。
在今日的社會，我們不僅看到小學生越來越像甜美蘿莉，也看到熟齡女越來越像萌系美少女。昔日八○年代所創造出來的新詞kidult，用小孩kid加上成人adult，來指稱彼時大量出現的新品種人類：童心未泯的成人。卅年過去了，而今kidult更厲害，居然可以同時指向「大小孩」與「小大人」，但不論是「大小孩」還是「小大人」，唯一不變的乃是時尚消費商品的無遠弗屆，「年齡」是用商品「裝」／「妝」出來的。
小時候看著母親站在鏡前，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張愛玲便忍不住立下志願「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今日時尚商品各種層出不窮的「超齡」技術與「凍齡」技術，在滿足所有小孩大人化，大人小孩化慾望的同時，也讓年齡徹底解離生理的侷限，成為廿一世紀資本主義最恐怖的美麗怪獸。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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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7
洪蘭：跟著直覺走，絕不是笨蛋！
洪蘭：跟著直覺走，絕不是笨蛋！蘋果執行長庫克的抉擇
2011-11 天下雜誌
有份美國研究說，年薪十萬或百萬，快樂程度其實差別不大。
如果有理想遠景，可以實現夢想、發展抱負，人才又怎會計較薪水高低？
有個已畢業的學生回來問我，他是否應該接受某個工作，因為這工作不在他生涯規劃內，但條件很好，很有發展前途。我告訴他，人生要有彈性，如果咬定只能走某一條路，會錯過很多機緣。
有句話說，「小事聽你的腦，大事聽你的心。」（Small things listen to your head; big things listen to your heart.）日常生活小事隨便你計較，但是大事，要聽從你的心，走直覺告訴你的路。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悔恨，一定要避免。
如果有人向你借錢，你的理智說不可以，借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但是不借，你的良心會不安，那麼還是借。借錢的原則是：如果你要他還，就不要借；如果你不要他還，就可以借。
其實直覺的信任，也是訓練一個科學家的要件，科學不只是思考和邏輯而已。
蘋果電腦的新執行長庫克就說，「把最重要的決定交給直覺，」他說「進入蘋果從來不是我對自己的人生規劃，但卻是我所做過最好的決定。」
當時蘋果的情況很不好，有人問戴爾電腦的老闆，怎麼樣才可以救蘋果，戴爾毫不猶疑地說，「關掉它。」
庫克那時在康柏電腦工作，那是全世界最大ＰＣ廠商，但是他跟賈伯斯只談了五分鐘就決定加入蘋果。他的直覺告訴他，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跟世界一流的天才做事，有機會再造一個偉大的公司。所以，他跟著他的直覺走，做了當時別人眼中的「笨蛋」。
但是現在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最近台灣在談留住人才，其實留住人才最大的關鍵不在薪水，在如何說服人才，這是一個實現夢想和抱負的機會。
中正大學剛成立時，很多人放棄美國的終身教職回台灣，在甘蔗田中，跟著林清江校長創立一個理想的大學。可見只要能繪出遠景，薪水不是問題。
美國研究發現，年薪過了五萬，快樂和金錢就分了家，年薪百萬跟年薪十萬的快樂差別不大。政府若是能替台灣的科技人才，打造出一個理想的工作環境，讓他有機會發展抱負，他會留下來。
當年「三錢」回大陸時，大陸沒有一個條件比得上美國，但是他們還是回去了。
這個遠景也是我們現在要給大學生的。庫克說，「人生無法規劃，卻可以準備。」準備好了，機會就來了。幸運女神只敲準備好了的人的門。人生很多事不能太固執，要懂得聽自己心的聲音。
庫克說，「大的決定我必須跳出工程師的思考模式。工程師的思考是不帶感情的分析，計算成本效益，找出最合理的選項。但是人生不能斤斤計較，你必須放棄所謂的生涯規劃。因為直覺就發生在當下，錯過了這次機會，不會再有第二次。」
不停地學習，準備你自己，開放你的胸襟，接受機會給你的挑戰，我想這是最好的生涯規劃。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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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仁：為什麼「一代不如一代」？
林明仁：為什麼「一代不如一代」？
2010-05 天下雜誌
我們的下一代真的是混吃等死的草莓族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只是上一代對自身人力資本折舊的焦慮罷了。
每年三月的杜鵑花節，是台大各學系與學生社團使出渾身解數，向高中生們介紹、推銷自己的時候。今年也不例外：人類系的同學手捧頭骨，仔細說明如何從其形狀與傷痕推論幾千年前人類的生活型態；土木系擺出的是一個超大火車鐵軌模型；公衛系則在攤位前高掛 「意義是三小？我只知道疫苗！」以及 「蚊咬」（艋舺）的招牌。另外，許多表演性社團熱情與專業的演出，與各類服務性社團關懷弱勢的紀錄，也都吸引了許多學生與家長的目光。從事前周詳的策劃、團隊的合作，到現場專業的講解與賣力精彩的表演，都顯示出這些學生本身多元的能力與對社會關懷的熱情。
然而，這樣的觀察與感受，卻讓我不禁疑惑了起來：這些孩子與四五年級父母師長口中，啃雞腿、吃泡麵、混吃等死，一定會把他們努力打拚累積的經濟奇蹟揮霍殆盡的草莓族，怎麼會是同一群人？
要解答這個疑惑，我們得先釐清一個問題：到底是七八年級「特別差」，還是長輩總是覺得晚輩不夠上進？這兩個問題雖然不見得互斥，但是卻有截然不同的「政策意涵」。以下是一些不同年代對於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與報導，或許有助於讀者更加了解此一問題：
「那些常說『一代不如一代』的衛道之士，希望自己勝於上一代，但是下一代卻不如他們。到了他們這一代就『止於至善』了，以後又慢慢地退化下去。」（一九五五年）
「喬治葉由當時的大學生水準談到今日大學生的水準，言下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但他馬上接下去，今日水準尚好的原因，便是老班底未垮。」（一九五八年，葉公超對外交部年輕人員的評論）
「在戰亂中成長的父母，由於愛和補償心理，對子女們太不忍讓他們吃苦了。而不曾約束奢侈慣了的青少年，在不久以後就是我們的社會中堅分子，家庭主宰人物，他們會製造怎樣的風氣呢？這才是讓人擔心的。」（一九七九年）
「目前企業界常嘆一代不如一代，有人則形容台灣的青少年是『蟋蟀族』性善夜出好鬥、工作態度現實而缺乏定性。而企業界則盼望有高度合作習性的『蜜蜂族』員工投入。」（一九九一年）
是誰造成兩代衝突？
看來「年輕被罵，老時罵人」，似乎是每一個世代無法抗拒的誘惑（唯一的創意就是把蟋蟀與蜜蜂改成草莓和芭樂）。有趣的是，雖然每一代都有人覺得一代不如一代，但國民所得卻一直在增加，而大家的生活也愈來愈好，墮落說這個理論，看來並無法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兩代之間的緊張，是雙方對各自擁有人力資本的市場價值重要性改變的自然反應。想像一個人（或一整個世代的人）從二十歲開始學習當時最有生產力的技能（如使用毛筆寫八股文），三十年之後，他已經對這些技能非常熟悉，也因此在社會的資源分配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若這些技能的重要性未隨時間而改變，那對年輕人來說，在繼續努力學習此一技能的同時，也表現出敬老尊賢的樣子，以得到長輩關愛的眼神，應是一個最佳策略。此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真心的」支持社會的規範。
此即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貝克教授，所提出的爛小孩理論（Rotten Kids Theorem）。此理論指的是，再怎麼自私的孩子，只要有適當的財務動機（如可以分到遺產），也會努力表現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樣子。舉例來說，博恩罕（Douglas Bernheim）、書雷佛（Andrei Shleifer）以及桑莫斯（Larry Summers，前哈佛大學校長）的研究也發現，成年子女如預期可分到一筆不小的遺產，那麼他們探望養老院父母的機會就會增加，不過獨生子女除外！
不過，當社會變遷與技術進步的速率愈來愈快時，上一世代所熟稔的技能，能持續的時間就會愈來愈短。當他們發現本身人力資本的折舊率開始變大時，由於學習新技能的效益明顯變小（新投資的回收期間顯然不長），因此試著告訴年輕人，自己年輕時學的東西與重視的價值有多重要，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選擇！而當年輕人也發現自己不只有「學會長輩早已熟練的招式」這條路可以走時，「爛小孩」的本性也就嶄露出來了。此時，老一輩的「你還早，再修練幾年」與年輕人「學習態度不佳，且覺得被打壓」的代間衝突戲碼上演的頻率也就增加了。
雖然代間衝突成因的背後有著一以貫之的經濟邏輯，不過仔細探討現在四五年級與七八年級間差異，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與以前不盡相同的地方：對四五年級來說，學校教育是累積人力資本的唯一場域，而「滾石不生苔」則是他們的座右銘。專心致志當個好學生，累積自己專業技能，是大多數人在職場成功的祕訣。這基本上與亞當斯密所謂分工促進經濟成長的概念是不謀而合的。
從分工到多工的世代
但是分工也有其限制：當各個領域之間分工已經到隔行如隔山的程度時，可以協助各個專業相互溝通的跨領域人才就變得非常寶貴了，這也就是為何管理會從傳統科層組織往扁平組織移動的原因：七八年級面臨的就是這樣的時代。
此時，能很快速地了解，但不須精通某種專業，並且能運用創意將各類專業巧妙地結合以創造出具有市場價值的產品，並具備同時處理多樣任務的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了。而這些能力其實是四五年級生最弱的一環！
經濟學告訴我們，當誘因改變，七八年級當然就跟著改變了他們的行為：既然百分之百聽師長的話與專心學習一種技能的成本提高，那變得比較自我中心與讓自己多工，當然也是個合理的反應了。
「捏怕死，放怕飛」，這句台語諺語精準地傳達了長輩們與子女互動的困境。然而，不同時代的年輕人，有著不同的能力、興趣，也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在關心的同時，如果可以退一步站在他們的立場想想，用正面積極的語言取代負面而無建設性的情緒發洩，並且理解到自己的經驗折舊的速度或許比想像的要快得多，才能與年輕人做出真正有效的溝通。忠告的目的，應該是真心希望孩子們能變得更好，而不是要告訴他們我們當年有多棒（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是嗎？（作者為台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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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人要永遠保持年輕的心，凡事盡量自己做
洪蘭：人要永遠保持年輕的心，凡事盡量自己做
2010-05 天下雜誌 447期
在高鐵上碰到一位朋友，他若不叫我，我認不得他了，因為他憔悴了許多，一年前遇見他時，他意氣風發，告訴我，金融風暴時，要不是他，公司早就垮了。
他連去休個假都不敢，因為他是個不可缺的人。
想不到屆齡退休時，公司沒有留他，他一直以為不出三個月老闆一定會求他回來，結果公司照樣運轉，旭日照樣東昇。他苦笑著說，雖然生活沒有問題，但是沒有名片、沒有頭銜，他什麼都不是了，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
我很擔心他這樣下去會得憂鬱症，也很感嘆為什麼一個人沒了工作，就連自己是誰都不知了？
自己本身的價值還在，不是嗎？剝奪掉職稱並未剝奪掉人的核心價值，為什麼就喪失了自我認同？
難怪心理學上有一句話「你認為你是誰，成就別人眼裡的你」。人對自己的看法竟然有這麼大的關係，這使我想起一個實驗。
一九七九年哈佛大學有位教授找了十六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分成兩組，請他們去一個古老的修道院住一週。
在那裡，實驗者把時間撥回到一九五九年，一切擺設是當時的流行，收音機播放的是納京高唱的《蒙娜麗莎》，看的電影是《賓漢》、《北西北》。
實驗組的人要把自己當作在一九五九年時的自己，所有的談話和討論都以「現在式」進行，討論的是當時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實驗者還要他們用一九五九年的心態去寫一份簡單的自傳，提供一些年輕時的照片與別人分享。
對照組的一切都跟實驗者一樣，只是他們的自傳用的是過去式，提供的是目前的照片，用回憶的方式來討論一九五九年發生的事。
結果發現實驗組的老人才第二天便主動幫忙餐廳上菜，吃完飯也幫忙收拾，好像一下子變得獨立，不再仰賴他人。
雖然八十歲了，但是在心理的影響下，他們的步履、姿勢都顯得年輕：關節變得柔軟、手變得靈巧、手的抓握力提升、體重增加。
在智力測驗上，實驗組有六三％的人分數提高，而對照組只有四四％。
作者說，實驗組到達修道院的當天，司機把老人們放下來後便離開了，老人們必須自己把行李拖到房間去。一開始時，每個人抱怨連連，都說有十幾年不曾拖過行李了，但是在沒有別人幫忙之下，只好自己動手，一次拖幾步，慢慢移動；有人把箱子打開，把裡面的東西分多次搬進房，最後，全部人都住進房間去了。
這給老人一個很大的鼓勵，了解自己還有用，這個「自己還年輕，還有用」的心態造就了後來看到的差異。英文有句話「As long as you are green, you can continue to grow, as soon as you are ripe, you are rotten」。
法國前總理戴高樂曾說：墳墓裡躺滿了不可缺的人。不要把自己的價值放到別人的肯定上，自己怎麼看自己才是重要。人要永遠保持年輕的心，凡事盡量自己做，記住：年齡不是問題，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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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林書豪與李小龍
王正方：林書豪與李小龍
【2012/04/17 聯合報 / 王正方】
亞裔男孩在西方世界中成長得很艱苦。兒子是個ＡＢＣ，American Born Chinese（美國出生的老中）。他告訴我中學時期小男孩進入小公雞階段，勇武好鬥，女孩子都心儀魁梧的運動健將。亞裔男孩一般體格瘦小，數理成績再好也只是個瘦弱、缺乏吸引力的nerd（蛋頭）。亞裔女孩卻被認為神秘、性感，是大家追求的對象。亞裔男孩在這方面，得承擔巨大的壓力和心理上的損傷。
在以男性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社會中，男性性感形象具有主宰一切的代表性意義。西方電影塑造了○○七詹姆斯龐德，是盎格魯撒克遜白種人優越感的強烈呈現，大丈夫當如是也。反觀好萊塢電影對中國佬的鄙視和醜化，一筆一墨都充分顯露出西方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心態，用好幾層「政治正確」的尿布也無法遮掩。於是有太多的ＡＢＣ男孩子，在青春期沒有心目中的偶像（role model），變得鬱悶、寡歡、失落、偏激。
後來出了個李小龍。他的影片雖然只有三部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廣為發行，然而他矯捷的身手，目不暇給的武打招式，懾人心弦的眼神，矗立起一個嶄新東方男子的英雄形象。亞裔、非裔和其他美國少數民族男性，很多都一看再看李小龍的電影，Bruce Lee的粉絲跨越世代，不計其數。因為李小龍在白人優越的社會體系中，衝破了一個缺口，大快人心。如○○七龐德、約翰韋恩這種假英雄，不堪李小龍真功夫的一擊。李小龍痛扁了White Supremacy（白種人優越感）一頓。但是Bruce Lee還是被歸類為異國打仔。
林書豪異軍突起，其成就和影響將超過李小龍。Bruce Lee只存在於電影世界的太虛幻境中，Linsanity林來瘋則是廿一世紀徹頭徹尾美國土產的真實故事。林書豪是不折不扣的美國人，在哈佛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與ＮＢＡ頂尖球員較量，毫不畏懼身高體壯大肌肉膀子的圍攻，屢屢切入得分，又領袖群倫，穿針引線，組織進攻等等，一夜之間他成了全方位的超級ＮＢＡ明星。
拜賜於現代網路的神速，林旋風席捲了全美國和亞洲的許多國家。即便是他的手術過後，雄風不如往昔，林書豪在亞裔男人的形象上，已經做出前無古人的重大突破。他的現身說法，證明東方男子除了在學業上可以成績輝煌，更允文允武，在全球最高水準的職業籃球場上，也能真刀真槍的一較長短，實在是前所未有。
猶有進者，如今在西方社會的眼光裏，Jeremy也代表著性感男性的象徵。豈不聞有某位美國知名度甚高的女子，竟為之傾倒，點名要和林書豪交往？當然被豪小子拒絕。伍迪艾倫、史派克李兩位大導演，是數十年的紐約尼克隊死忠球迷，不約而同的要以林書豪的故事拍一部電影。片中的豪小子，有誰敢弄個好萊塢的醜化把戲來侮辱他？在主流美國電影中，華人男主角終於以正面形象現身。對電影業界的朋友而言，這是一步大躍進。
下一代在西方的亞裔男孩子，會在更開闊、更自由、更有自信的環境中成長。這是他在籃球運動之外的成就，有識之士都備感慶幸，我們有林書豪這麼一位好小子。
（作者為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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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一二三：如何衡量風險？
新井一二三：如何衡量風險？
【2012/04/16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最近去了一趟上海和北京。親眼看到的大陸現狀，和之前在日本聽說過的情形，相差很大。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天空的顏色，不是藍，也不是灰，而是黃的。肯定是什麼化學物質的顏色了。每天呼吸汙染的空氣，怎麼行？當地人說，只有世博會期間天天看到了藍天，後來又看不到了，於是有些人在自己家窗戶上設置了空氣清潔機。一個年輕人說：去東京個人旅行，最喜歡的是天天看得到藍色的天空。
真沒想到，東京的空氣竟成為觀光資源。反過來說，上海人為空氣煩惱的程度就那麼嚴重。不僅如此啊，當地人又說，吃的喝的都不能放心，帶小娃娃的盡量購買外國產奶粉，以前買日本的，核電站事故以後則改買澳大利亞的。我跟他們說，東京的空氣也曾一度汙染到很糟糕的地步，但是後來通過法律規制了工廠廢氣、汽車廢氣，改善了空氣質量，中國也應該能夠採取同樣的措施吧。不行，他們說，我們的政府好像不聽老百姓的意見，請問世上有沒有不騙人民的政府？
到了北京，空氣也好不到哪裡去。北京朋友說，現在很紅的餐廳一條街，許多館子用的是所謂地溝油，是一家電視台的記者冒充工人去打工揭破了真相的，你說可怕不可怕？他也說，最近去了日本旅行，日本很好啊，哪裡都乾淨。
中國人說乾淨，乃呼吸的空氣、吃喝的東西都不用擔心的意思。這是日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畢竟，日本國憲法第廿五條規定：經營健康而文明的生活，是全部國民都擁有的權利。在黃色的天空下，吃地溝油過的日子，不能說健康，也不能說文明。雖然中國已成了世界第二名經濟大國，但是最大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都還不能經營健康而文明的生活。
北京的記者會上，有人問我，聽說日本在不遠的將來再會發生大地震，請問日本人怎樣面對那樣的預測？我回答說，去年三一一後，就有個北京朋友馬上來電話，勸了我來北京避一避，如果是三天五天，或者一兩個月，我會考慮避一避的，但是更長時間的話，則很難說了。為什麼？因為在北京定居下來，天天呼吸可疑的空氣，運氣差就吃上地溝油，都算是冒生命風險吧！跟在日本遇上大地震的概率比，哪個風險更大，是否很難說？
東京大學放射線科的中川惠一醫師，三一一以後重複地在媒體上說：避難生活的精神壓力會非常大，搞不好要導致各種病，跟輻射線造成的風險比，哪個更大是需要根據個人情形而衡量的。他也介紹美國九一一以後發生的狀況，襲擊事件以後，撞車喪命的人數大幅度增加了，乃懼怕遇上恐怖分子劫機的美國人，改開汽車橫斷北美大陸導致的。
人活著就得冒風險。而風險的來源始終不止一種：地震、海嘯、核電站事故、空氣汙染、地溝油，以及避難生活造成的精神壓力。據統計，三一一以後，來日本的外國旅客減少了。同時，日本政府放寬了中國人申請簽證的條件，結果不少大陸人來日本發現了藍天，之後再三地回來，一方面觀光名勝古蹟，另一方面避一避可疑的空氣和危險的食品。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還是人類走投無路了？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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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6
華昌宜：產權 文林苑核心課題
產權 文林苑核心課題
2012-04-06 中國時報 【華昌宜】
有同學曾來請我為文支援他們去文林苑案反拆遷行動。以下是我的意見，但含義恐怕和他們的願望剛好相反。
我一向支援年輕學子走出課堂為社會經濟弱勢人民爭取權益。但這次看不出文林苑中王家是社經弱勢人家。他們現已擁有所值不菲的房宅在都更中權利轉換為新宅後可獲得更高價值。王家所申訴的不是他們在乎房產增值，而是根本不願在已居住多代的房宅被強制拆除後換回新居所，這當然值得同情。但此案衝突的本質是一家的價值阻擋了其他卅六家權益以及外部效益實現的問題。或者被很多人士簡化為建商利益，這在目前反建商情緒高漲下於是成了社會參與援助抗爭的動力之一。而行使強制拆遷的警察力自然予人粗暴印象，使學生判定王家是權力下的弱勢者。因此引發了對「居住正義」和「居住人權」的呼籲，使得輿論幾乎一面倒。
「居住正義」在台灣本是一些社運人士提出的口號，在馬英九總統撿起來宣布後，一時成了最流行的名詞。但它究竟含義是什麼？如果上網檢索一下就知道它有了各種各樣的引用，可說是各取所需。同樣曖昧的是「居住人權」。聯合國的普世人權宣言之後有二主要約定（Covenant），我們台灣都已簽署。第一個有關民權及政治權，第二個有關社會經濟文化權；後者第十一條明列「人民應有權居住適當的住所」。其內文若應用到台灣應是針對那些無住處或住處陋爛的社經弱勢人民，這才是我們應去關心以及要向政府抗議爭取改善的。此條文中亦「反對不經法律保障下的強制拆遷」，但這似乎也不適用於這次耗時兩年已走完法律程序的王宅拆遷案例。
王家爭取的是我國憲法中的財產權保障。關於這點應請大法官出來解釋應保障的程度。而就王家以及支援者所認定的是絕對財產權，據此認為可以否決外界一切干預。但若當事人對因受迫參加權利轉換都認為不合「正義」，那如果面對更無分回房宅的強制土地徵收必將自認有權抵擋更不在話下。但就我所知，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保護私有房地產權利到排除在公益需要下的徵收。問題在於對公益的界定，而不是強制與否或是多少人贊同的比例。如對私產權被保障的極限此一核心課題不求得社會共識，則我們不必寄望於三個月後一個修正後都更條例會解決問題。都更抗爭必將繼續，其它台灣的公共建設興建也將受到影響。
就對保障私有產權而言，多少含有一些社區主義的歐洲各國遠不及美國之強烈。但美國又不及台灣。在美國為興建道路及其它公共設施時政府多僅以被徵房地的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來補償地主。在台灣則為配合地主利益發明了地利共享的「區段徵收」以及「權利轉換」並要求更多數人同意在先。此外，美國最高法院又於二○○五年判決康州新倫敦鎮也可為發展地方經濟（超越傳統興建公共設施之目的）而強制徵收私有房地產。此擴大了解釋公益案例之影響正為規劃界密切注視中。相較下，這次文林苑案的學生行動和輿論卻呈現了台灣有成為世界上為維護私產權最堅強堡壘的趨勢。
關於私有財產和政治倫理、自由、社會發展間關係的辯論車載斗量。此處不及引述。對以文林苑案為例來為財產權奮鬥的人士們，我尊重他們的意識形態。但是我也有我對財產權、特別是對土地的看法。在我的理念中、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關於這點可以另擇機會辯論切磋，但我想已說明了我為何不去支援王家，儘管我對他們的感受抱持同情。
（作者為台灣大學建築城鄉所退休教授，現任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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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社論：民主與城市發展是對立的嗎？
民主與城市發展是對立的嗎？
【2012/04/05 聯合報 / 社論】
文林苑事件在博鰲論壇引發一場饒富意味的對話。大陸企業家張欣問，王家房子被拆引起社會緊張，是否代表民主放緩了城市的發展？台北市副市長丁庭宇答得技巧：民主是一種進程，有助於台北的質量，絕不會拖延城市的發展。
把城市發展的速度和民主拿來對比，是一種奇怪的連結，卻多少反映了對岸看待文林苑事件的觀點。在張欣眼中，台北的老舊及更新緩慢，與要不斷顧慮民眾抗爭、媒體報導有絕對關係。丁庭宇則謹慎為民主辯護：一個沒有媒體、沒有議會的社會，若主政者有完全的自由來興建城市，是「很恐怖」的情況。至於文林苑事件反映了什麼民主進程，他似乎也沒有答案。
認為民主政治會阻礙城市的發展，只是一種表面的觀察；且看改革開放前，大陸許多城市數十年如一日未曾更新，那絕對不是民主的問題，不是嗎？這點，應可解答張欣的困惑。
換個角度看，在文林苑事件上，不少台灣民眾恐怕也會有類似張欣的疑惑：如果抗爭就是民主，個人財產權高於一切，都市更新將如何進行？如果文林苑的擦槍走火，竟使現有都更法令遭到全盤否定，乃至所有都更案件均連帶擱置，這是否合理的報導與討論方式？尤其，百分之五的住戶能發出那麼大的聲音，另九成五的多數意見卻不被聽見，這算不算民主的失衡？
上列疑問，都不會只有簡單的答案。如果大家放下激憤和成見，設法從更多元的角度去審視，王家的抗爭其實能提供我們反思民主的良好一課。
追根究柢，這次的拆遷遺恨，主要發生在幾個環節沒有處理妥當。從法令上看，問題其實不在霸凌少數不同意戶的意願，而在對王家這樣擁有獨立產權的住戶，卻未能使其分別處理；此外，法令授予建商過多的介入空間，公權力機構的角色卻相對不足。在行政執行上，北市府的錯，也不在為了照顧九成五住戶而忽略了另百分之五，而是錯在應設法尋求政治解決時，卻刻板遵守了「依法行政」的教條。至於當事人的王家，則是在交涉過程未能清楚、公開地表明態度，以致陷入含混地帶，使權益受到侵犯，這也是公民社會的不足。
由此看，我們有一套都更法令，雖不完備，卻足堪供若干老舊社區走向更新，法制上絕非廢墟一片。北市府的處理也許太過僵硬，但官員依法行政，恐怕也比濫權違紀為佳。亦即，我們可在既有的基礎上力求改進，將這次文林苑拆遷發現的問題納進法令制度，而沒有必要因一件個案而全盤否定都更制度，或將建商或地方政府一竿子打翻、醜化。
都市更新的目的，就是在透過重建，擴大住戶的集體利益。其間，難免出現利益的落差，或者個別住戶的意願無法充分滿足，這不僅取決於社會的成熟度與法制的完備與否，還與各方的談判折衝乃至利益的誘因有關。可以想像，這絕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這既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是非題，也就沒有必要把相關參與者簡單劃分為「好人」或「壞人」，如此，才能以更符合公民社會的民主精神來反省此事。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對此事的觀點，頗值玩味。他說，時光若倒回廿年前，他會看了「懶人包」就去現場和警察衝撞，但現在不會，因為都更的是非要更長期的判斷。正因為梁文傑不再是學生，而是市議員，他不能不考慮那些支持都更者的想法，所以立場不能一面倒向一方。而如果今天台北市是民進黨執政，他的態度，恐怕還會有傾向行政面的第三類平衡。
民主與城市發展是「對立」的，其實是個假議題；關鍵在，城市要追求什麼樣的發展，以及民主化的深度夠不夠。對此，哈佛大學法學教授桑德爾在他的「正義：一場思辯之旅」中，提供了一個思考。桑德爾說，通往正義之路，第一條是追求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第二條是尊重自由選擇，但他個人則偏愛第三條：培養美德和思辯共善。在文林苑事件，第一條路和第二條路發生了衝撞，我們若試試「思辯共善」這條路，也許能找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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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華：台灣的「駭客精神」
王文華：台灣的「駭客精神」
【2012/04/06 聯合報 / 王文華】
下個月，八億會員的臉書就要上市，預估市值一千億美金（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是五千七百億的蘋果）。臉書上市給台灣的啟示：要在這時代成功，必須有「駭客精神」！
「駭客」二字本是負面的，但臉書創辦人祖克柏在寫給投資人的公開信中，重新定義了「駭客精神」：
一、開放、連結、分享：臉書讓人和組織變得透明開放，彼此之間緊密連結、頻繁分享資訊。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未必是好事。但從傳播的角度，這已是大勢所趨。政府和企業若無法和民眾在網路世界中連結、分享，未來將變成啞巴，被消費者邊緣化。
二、由下到上的溝通和行動：連結與分享，打破了社會的階級。於是資訊的傳播，或行動的流程，都變成從下往上，或在平輩之間。祖克柏說臉書要「重新裝配人與人之間的線路」，意思就是徹底改變訊息傳播的方向。上位者若還沿用「老舊管線」，由上而下地發號施令，會發現下屬難以帶領，甚至陽奉陰違。臉書的本質就是人人分享，沒有權威。聰明的領導者正善用這股新興的群眾力量，而不壓抑它。
三、快是王道：臉書擅長自我突破，快速實驗新想法。錯了就改，沒錯也要打破重來。公司的牆上寫著：「把東西做出來，勝過把東西做完美」。在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這是不得不的生存之道。消費者變化的步調，會被像臉書這類的一流企業帶得愈來愈快。習慣於「開會評估」、「研究規劃」、「守成」的單位，最後守住的會是一座「空城」。
四、做就對了：臉書集結全世界最聰明的工程師，誰也不服誰。唯一的共同信念是：「程式，會贏得所有的辯論」。誰的程式寫得好，誰就是老大。口水，沒有雙手值錢。在連結和分享的市場，消費者很快就能看穿某個人、產品、公司的真相。舌粲蓮花，再也維持不了多久。真正能做、能搞定的官員或企業，才會贏得選票或鈔票。
五、比錢更重要的願景：祖克柏說他創辦臉書的初衷不是要經營企業，而是讓社會更開放更有效率。「我們提供好的服務不是為了賺錢，我們賺錢是為了提供好的服務。」當你滿腦子只想賺錢，通常賺不了大錢。反而當你有更高、更利他的使命，最後不但賺到了錢，也造福了整個社會。
臉書不只是一種溝通工具，也是一種面對世界的心態。臉書上市不只是商業事件，也是文化、人類學、甚至政治事件。這家公司的成功告訴我們，人民的思維、行動、互動模式已經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政府和企業，能不能發揮「駭客精神」，一舉趕上，甚至超越這個臉書時代呢？
（作者是作家、「夢想學校」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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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賭國仇城
邱坤良：賭國仇城
【2012/04/04 聯合報 / 邱坤良】
最近坊間有一首歌手蔡秋鳳演唱的台語流行歌—〈問韓信〉，字字句句滿是麻雀經：「韓信發明麻雀這呢迷人，改換素衣甲人戰歸晚，歸手萬筒索啊，支支是槍牌…，一咖三十幾台啊，強欲抬去埋…」顯示麻將已升格「國賭」，「這呢迷人」。不過，唱到最後，還是不能免俗地「勸善」：「韓信使人傷身又破財」。
民間「韓信設賭」之說流傳極廣，為了預防軍士閒暇無聊、滋生事端，帶兵征戰的韓信發明賭戲「穩定軍心」。如何發明、如何賭法？無人能證明，但奉二千多年前的淮陰侯為祖師爺，也算取得賭博許可書了。
臺灣民間還有一句俗諺：「韓信欲死哭三聲」，淮陰侯臨斬之際痛哭流涕，何故？他哭自己為何那麼聰明，以致功高震主、命喪未央。這句俗諺之後，通常接一句：「賭（音繳）得乎憨仔嬴」，意指笨人賭博，常常手氣大順。這句俗諺只是押韻逗句，便於吟誦而已，真正讓憨仔去賭博，不輸得脫衫脫褲才怪。
三、四十年前的台灣人過年，到處可見民宅大剌剌地敞開大門，客廳即賭場，有時連廟口、公園也任憑江湖郎中擺設攤位，以「賭」會友。據說以前有不成文法，春節有五天賭博「假期」，讓鄰里的大人小孩賭成一堆，歡度新年。是否真有此「法」，不得而知，但過去官府的確常在新年對民間聚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現代社會除了麻將已成為「家庭娛樂」，從年頭到年尾，可以天天過年，以往春節公然「聚」賭的天九、十胡、拾捌拉賭局則被嚴禁。這不代表民風轉向淳美，各種賭博也沒有滅絕，反而愈來愈精緻化與專業化，舉國藉股市、期貨拚經濟；玩樂透、運動彩券愛國家，連選舉、球賽都有賭盤，社會「轉型」成更大的賭場，形式與內容無所不在，且與國際連結，而政府就是信用可靠的莊家。
賭博堪稱漢文化傳統之一，曾有人編著《中華賭博史》，臚列先秦到民國時代各種賭戲、賭場，以及禁賭律令，洋洋灑灑，光怪陸離。清朝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編纂的第一部方志—《臺灣府志》〈風俗〉提到當時的漢人賭風甚盛，「當令節新年，三尺之童亦索錢于父母，以為賭博之資，遂至流蕩忘返……。」賭博被官府視為首惡：敗壞風氣、助長盜竊，也常因群聚演變成分類爭鬥，西元一七八二年八月台灣中部大規模的漳泉大械鬥，就起因於雲林刺桐腳一場設在戲台邊的賭局糾紛。臺灣各府州縣方志裡，「競賭博」與「好戲劇」、「信鬼神」、「惑浮屠」為「全臺弊俗」之最。「好戲劇」被當做「弊俗」，今日表演藝術界必然難以想像了。
現代政壇、工商界為金權拚生命，賭得正氣凜然，連尋常的都更工程都有牽扯不完的恩怨，各有各的「一桶汽油與一支番仔火」。相較現代人上演的高尚版賭國仇城，傳統的賭債糾紛與地盤爭奪，或電影常見的黑社會賭場恩怨，已屬微不足道的扮家家酒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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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介正：1+1=1
黃介正：1+1=1
【2012/04/05 聯合報 / 黃介正】
如何簡單的在幾分鐘內，很快的讓外國人對複雜的兩岸關係定位，有基本的概念認知，的確是件不容易的事。大陸的立場往往用一句話講完，但我們卻要花冗長的時間說明，講得不好反而會把老外搞得暈頭轉向，最後索性接受大陸的簡單邏輯。
大陸方面的說法，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國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雖然大陸的說法曾經與時俱進，也偶爾搞內外有別，但總脫離不了三段論的簡單論述。
過去十多年來，我因為工作必須接見外賓，而會晤的時間有限，實在無法像在教室講課，長篇細訴說清楚；所以必須找到簡潔有力的論述，讓來訪的客人對兩岸關係容易入門。於是我想到用簡單的「算術」，來解釋兩岸關係的「藝術」。
北京的兩岸政策論述是「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其邏輯就是：大陸+台灣=1。台灣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則至少存在兩種算式。一種觀點認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或「一邊一國」，所以是1+1=2。但是問題在於大陸「逢二必反」，兩岸關係根本難以推動。另一種觀點認為，既然你不喜歡2，我就給你1，因此，大陸和台灣還是1+1=1，而這個加起來的，則是擴大的1，歷史的1，文化的1，模糊的1，未來的1；現階段最好擱置爭議，既可以透過交流建立互信，又方便大家賺人民幣。
兩岸關係當然不是小學算數公式可以說清楚。不說清楚與說不清楚，固然有些不自在，但是為了一定要講明白而把兩岸弄得劍拔弩張，又失去賺錢的機會，對國計民生也沒有幫助。過去幾年來，兩岸主政者已經逐漸由尋求「法理」（de jure）定位，轉向務實的「實質」（de facto）關係發展。民國八十七年到九十七年，兩岸關係中斷的緣由之一，則是兩岸雙方都曾嘗試「法理」定位。江澤民時期，大陸曾經有「以武促統」與「統一時間表」之議；台灣也曾推動「兩國論」與「公投入聯」。「法理統一」槓上「法理獨立」，弄得兩岸關係緊張，連美國也被捲入，混亂中倏忽十載。
近年來，兩岸關係重新開展，反映雙方主政者已經務實的將策略放在「實質」關係定位。馬胡兩位領導人推動兩岸關係並不馬虎。胡錦濤不談時間表，強調和平發展，試圖藉由對台灣實質讓利，以及透過更緊密的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慢慢的走向「實質統一」。馬總統講三不，強調九二共識，試圖藉由兩岸關係的改善，擴大台灣在國際政治與全球經貿上的生存機遇，也可稱是鞏固「實質獨立」的良方。
最近，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提及的「一國兩區」，既沒有改變中華民國主權定位，又可拉大未來四年兩岸互動的戰略縱深。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為迫切解決的兩岸金融與投資等協議注入新動力，即使被稱為「吳先生」，也算是為民眾計天下利。
對小學生而言，1+1=2是再簡單不過的算式。然而對高瞻遠矚的戰略家而言，如何務實的創造可以福國利民的1+1=1，卻需要無比的智慧與謀略。更何況在中華民族的浩瀚歷史中，1+1=1也絕不是特例。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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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自己反對自己
自己反對自己
20120404 天下494 洪蘭
為什麼人換了位置、便換了腦袋，猛烈攻擊自己以前的想法？
一位學生問我，「老師，人的信念不是透過觀察、假設、驗證，去蕪存菁後的結果嗎？」我還不及回答，他接著說，「那為什麼人會換了位置、便換了腦袋，猛烈攻擊自己以前的想法？」這是個好問題。
人的大腦是一直不停在解釋外界發生的事情，把它合理化，因為不確定性會使人焦慮。
它可以依據很少的訊息編出一個故事來，故事愈合理，自信愈高，愈以為事情就是這個樣子。地牛翻身的迷信就是這樣來的。
當人發現自己以前是錯的，他會極力撇清，不是替自己找理由，便是徹底忘記它。所以心意改變後，新的想法會取代舊的，使舊的版本幾乎無法再從記憶中提取出來。
有個實驗，是先調查學生對某個議題的看法，然後給他聽具有說服力的正、或反的新證據，再調查他的看法。一般來說，他的看法會跟隨新證據而改變。
很奇怪的是，再請他寫出他原來的舊想法時，他寫不出來了，寫出來的是已經改變了的新看法。而且很多學生會堅持這就是他原來的看法，他從來不曾有過別的看法。
另個研究，是在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七二年去大陸訪問前，先請學生做問卷，評估他訪華成功的機率有多少。如毛澤東願意和尼克森見面嗎？美國會承認中國嗎？這趟破冰之旅，會有實質的商業機會嗎？
等尼克森回來後，再用同樣的問卷，請原來的學生回憶當時填的機率是什麼。結果，受試者把成功的機率誇大，把不成功的機率縮小，記憶竟隨事件結果而改變。有人甚至說，「我早就知道這事會成」，或「我就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種後知之明到處可見。比較可怕的是，人並非故意掩飾自己的錯誤，而是真的認為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想的，所以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對過去的主張一概不認帳。
這種偏見會使人不敢為別人做事。例如醫生建議病人動小手術，若因不可預測的意外，病人死了。打官司時，陪審員會認為這手術是危險的（不然病人怎麼會死），醫生未善盡告知之責，有過失。
我們無法還原當時的情形，因為記憶改變了。所以，現在醫生為了自保，常叫病人做很多檢驗，請很多專家來會診，浪費了時間和金錢。現在不管開什麼會都錄音，也是為了自保。
這種恐懼會使人明哲保身，凡事不肯多說一字、多走一步，這會阻礙社會的進步。
幸好這偏見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知道是大腦的陷阱，提醒自己就好了。但是怎麼知道它是陷阱呢？這就要教育了。
人應該對自己行為的成因有所了解。美國的大學幾乎都有以認知神經科學和近代生物學為主體的心理學，但台灣的大學卻很少。
看到偏見對社會的種種無形傷害，或許大學應該多開些跟日常生活有關的大腦與行為的課。知識就是力量，知道了就可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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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長壽：國際化人才匱乏的嚴重危機
嚴長壽：國際化人才匱乏的嚴重危機
【2012/04/07 聯合報 / 嚴長壽】
不久前我在一場監察院內部演講中提及，台灣「人才存糧」問題；無獨有偶，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日昨亦提出小心人才外流重演「台灣故事」，連新加坡都看到的台灣問題，我們竟然看不到，這才是台灣真正最大的問題點。其實，過去六十年來台灣好不容易累積的「人才」及「經濟」兩種存糧，都已面臨危機。這是台灣不願面對的真相之一，今天我先從公務系統來談「人才存糧」的問題，因為這攸關著國家未來格局的掌控。
七○年代初，台灣退出聯合國，表面上我們失去一個政治舞台，但深層來看，更大的損失是，我們的政府失去了一個跟世界溝通的合法平台。當我們失去這個平台時，也就代表原來在聯合國體制下的世界教科文、衛生、工業、環保、醫療、文化等組織，我們也失去參與活動的機會；當我們仍是會員時，各部會再沒錢也必須編列預算提升公務人員的國際視野，招考公務員也要徵選具有參與國際事務能力的人才。遺憾的是，當退出聯合國時，我們並未察覺事件背後隱藏的副作用，因此也沒有積極另闢途徑增加公務員的視野，於是其國際視野變得愈加窄仄，導致今日公務人員國際觀嚴重不足。
所幸，過去卅年間，台灣有一批學成歸國的民間人才存糧，得以暫時「遮掩」官員不夠國際化的窘境。六○年代開始，台灣送出大量留學生，他們拿著「單程機票」，以毫無退路的決心在國外忍辱負重闖出一番事業，廁身各大頂尖產業界、教育界、實驗室等充當「台灣的耳目」，意外為台灣儲備為數龐大、視野深遠的國際人才。八○年代初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台灣從製造業力圖轉型，這些帶著豐富國際化經驗的人才陸續回流，使台灣對世界科技市場的需求，幾乎達到無縫接軌，將台灣打造成為科技重鎮，成為全球化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然而，當台灣歷經農業、製造業到科技業的成長之後，九○年代末期，經濟優渥下的台灣年輕人出國留學人數開始驟降，即使出國也僅想快速拿到學位，回國搶占台灣正加速膨脹的大學教授職缺。加上彼時「本土優先」的意識形態當道，讓台灣處於鎖國狀態。其結果無論在公、私部門都缺乏精深的國際人才培養系統，加上大陸崛起，台灣開始耗盡人才存糧，因此雖然最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提到台灣最值得讚許的「腦礦」優勢，其實這已是過去幾年的記憶，現在它早已過了高點，難掩日薄西山的頹勢。
尤其，這幾年在媒體與民代的監督下，公務員出國已變成一大罪惡，不只對國際培訓長期不重視，就連短期考察也要偷偷摸摸。惡性循環下，一旦面臨國內出事，身在國外的政府官員往往為免被媒體與民代批評，再重要的國際活動行程都寧願取消趕回國，只顧經營本國關係，使台灣變成十足內視型的國家。不幸的是，我們的重大政策偏偏都必須仰賴這些公務人員評估、審核、執行，當其國際視野不足，缺乏掌握世界趨勢的能力，所有決策都將偏向不出錯、最保守的做法。
問題並非一日造成，問題也無法一日解決，這就是我看到台灣不願意面對的第一個真相！
（作者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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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建設公司的形象還不夠壞嗎？
楊照：建設公司的形象還不夠壞嗎？
【2012/04/10 聯合報 / 楊照】
「有時候真的很牙癢癢，忠泰建設、樂揚建設、森業建設這些惡名昭彰的都更公司一個比一個大尾、難對付，明明就知道哪些建商是混一起的，樂揚也只不過是被推出去的車，但有些建商就是可以一手ＸＸ一手作前衛文化形象!!!這只會讓我覺得所謂檯面上的當代藝術真的相當噁爛!!!苦於沒有被告的人身條件，話沒法隨意講，但真的覺得，如果藝企合作非得和這些財團扯上關係，那我要徹底告別『當代藝術』了，因為這個詞遲早汙名化！」
這段話是北藝大碩士生黃惠瑜在她的臉書上寫的，簡單一眼看過去，應該就看得懂，黃惠瑜憤怒、批判的，主要是針對「所謂檯面上的當代藝術」，那些「和……財團扯上關係」，接受贊助的「當代藝術」。因為這段話，黃惠瑜被以「妨害名譽」的罪名告上法庭了，告她的，不是任何一位當代藝術家或哪個當代藝術團體，而是樂揚建設。
對，就是「文林苑」都更案的主人，那個樂揚建設。雖然黃惠瑜的文字裡，的確指名罵了樂揚建設，但會因而挨告，還是真讓人感到驚訝。除了驚訝於建設公司不了解黃惠瑜文義上的主從關係，主要罵的是「所謂檯面上的當代藝術」，才牽連到建設公司之外，最讓人驚訝的，畢竟還在於：樂揚建設真的不知道自家公司，乃至於所有搞「都更」的建設公司，在「文林苑」案的風風雨雨中，形象已經有多糟糕了，而讓他們名譽大受毀損的，難道是黃惠瑜的文字嗎？難道他們認為藉由告黃惠瑜，可以有助於恢復他們的名譽，提升他們的形象嗎？
樂揚建設的經營者看不到，我們卻應該看得清清楚楚，「文林苑」案弄成這樣，盲目「依法行政」的市政府有很大責任之外，建設公司這個行業在台灣長期形象不佳，也是個極度重要的因素。這不是今天才有的情況，而是幾十年台灣經濟發展中累積下來的問題，多少人有過和建設公司買賣交易的經驗，多少人有過和建設公司互動中的不愉快經驗。建設公司在這個社會上，是個受尊重的行業嗎？是個受信賴的行業嗎？講起建設公司，大部分的人是肅然起敬、是微笑感心，還是咬牙切齒？
建設公司一直承受著唯利是圖、官商勾結、巧立名目、不誠實不老實的負面形象，而偏偏「都更計畫」要能順利成功，最需要的卻是委託戶的信任，沒有信任，就不可能有將土地、住房未來交託出去的決定。從這個角度看，想要做「都更」，看好「都更」的市場，建設公司別無選擇，非得要努力改變形象，不只是自己企業的形象，而且是整個產業的形象。無法改頭換面成為值得被信賴、甚至是值得被尊敬的企業，要做「都更」，怎麼可能成功？
「文林苑」案影響的不只是王家，不只是其他委託戶，而是整個台灣「都更」發展的未來。過程中，樂揚建設已經先做了最糟的示範，每一個環節都讓人聯想起建設公司的負面壞處，他們竟然還不能從中獲取教訓，趕緊改弦更張，想辦法與這個社會和解，建立新的形象，反而還想要以法庭興訟的方式來威嚇批評他們的人，如此經營智慧，叫人只能嘆為觀止啊！
現在最應該去抗議樂揚建設告黃惠瑜的，不是戴立忍或其他參與「文林苑」抗爭的人，而是同樣在做「都更」案的建設公司們——樂揚這樣搞下去，會讓你們手上所有「都更」案統統都失去支持的！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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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它真的要改變嗎？
許知遠：它真的要改變嗎？
【2012/04/12 聯合報 / 許知遠】
「就像是粉碎四人幫。」在薄熙來免職的消息傳出後，這樣的評論在網路上四處流傳。它當然是荒唐的，2012年的中國與1976年的中國已大不相同，而薄熙來的影響與江青、王洪文等無法相比。這不恰當的類比，是錯亂的政治文化的象徵。因為喪失了歷史感，人們難以把眼前的事件放在歷史座標中衡量，因為長期缺乏思維與語言的訓練，人們不知道如何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感受。
但是，它又並非毫無道理。這一事件的處理方式，仍遵循著一貫邏輯。自從王立軍在二月六日闖入成都的美國領事館後，中國的政治生態就被捲入了一場跌宕的戲劇。中南海內的權力鬥爭從來激烈，高大的紅牆象徵了歷史的延續—不管你聲稱建設的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社會，用的是「總書記」還是「共和國」的新名詞，它仍充滿了宮廷色彩，它強調封閉、陰謀、殘酷。但這些激烈的鬥爭，從來掩藏在表面的平靜下，富有洞察力的學者白魯恂早已發現，不管派系衝突多麼嚴重，政治理念一定要標榜一致與團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系統的延續性—個人、甚至整個派系都可以被犧牲掉，但黨卻光榮偉大、一貫正確。
於是，當鄧小平上台時，人們歡呼春天的到來，慶幸躲過了四人幫的道路。而現在，重慶飽含荒誕與危險的政治復辟實驗結束了，中國延續了幾年的左傾思潮也暫告段落。一種曖昧的希望也再度興起，中國又一次面臨權力交接，它不僅存在著派系上的爭執，也有代際更迭。所有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國家與社會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上層內部的紛爭，最可能帶來直接的變革。
而薄熙來的戲劇化遭遇，則反映出這些紛爭是多麼的激烈與不加掩飾。而為了勝利的需要，權力競爭者也經常會對社會釋放善意，尋求輿論支持。短暫的自由時期，總是因此出現。十年前，人們熱衷於談論「胡溫新政」，如今則在期待十八大之後的新氣象。各種懷有美好期待的政治流言正被廣泛議論，六四可能即將平反，而解除報禁也在議事日程上，在一些飯桌談話上，你覺得中國簡直就處於台灣的1987年。
沒人清楚這變化是否真的會到來，或以怎樣的形式到來。但無疑，中國正處於1989年以來最顯著的政治危機中。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為過去廿年的中國提供了一種統治形態，你可以簡單的把它稱作「市場列寧主義」—維持政治權力壟斷，但給予人民掙錢的機會。它也輔助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情感聯繫，全方位收買社會精英。這種統治方式在2008年的奧運會達到了頂峰，它似乎大獲全勝。
但危機也在此後迅速浮現。重新擴張的官僚系統，不僅壟斷了政治權力，也瓜分了主要的經濟機會，它們變得日趨傲慢、掠奪成性，社會流動性大幅度衰退。而「維穩系統」則不斷加劇各種社會矛盾。民族主義帶來的集體幻象也迅速解體，新富階層的集體移民表明了社會精英們的整體性不滿，一種受挫感進入每一種人群。更重要的是，比起廿年前，中國的社會系統已迅速發育，它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權力與權益訴求，而新技術革命給予了他們聯結與動員的方式。而且，整個國際局勢正發生新的變化，從埃及到緬甸，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正席捲而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新的革命並不意味著分裂與流血。
即使不做根本的改變，中共新一代的領導者也必須與中國社會締結新的「社會合約」，進行再一次的權力下放與分散。僅僅的經濟增長既難以為繼、也無法繼續提供權力合法性，人民需要些別的東西。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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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民主城市的死與生
陳芳明：民主城市的死與生
【2012/04/13 聯合報 / 陳芳明】
沒有一個城市主動拒絕成長與發展，沒有一個市民願意接受醜陋與荒廢。台北市今天的容貌變得如此衰老不堪，完全是由歷任市長的權力手腕所造成。都市更新條例的訂立，是否能夠挽回醜陋城市的命運，仍在未定之天。
如果權力在握者沒有人文修養，沒有歷史記憶，沒有文化眼光，則更新以後的都市容貌，還是不能遁逃衰敗的宿命。把舊房屋拆掉，建立矗立的豪宅，根本不能叫做都市更新。只要訪問國外的古城，不管是巴黎或倫敦，不管是紐約或舊金山，那些大都會在更新之前，都優先保存城市的歷史記憶。
今天台北市完全沒有文化特色，是長期墮落思維累積下來的結果。今天奢談都市更新，完全是由建商在主導，只是算計土地利益與改建利潤。在文化傳統之前，有幾個建商是抱持謙卑之心？幾乎可以想像，十年後的台北將是高樓遮天，豪宅連雲，它的醜陋只會變得更醜陋。只要看看北門的古城記憶是如何被糟蹋，就知道台北的都市發展是多麼粗暴。這座古香古色的歷史建築，是晚清遺留下來的台北城地標。當它遭到野蠻高架橋的盤旋包圍，住在這城市的居民簡直無法對歷史產生尊敬。走在高樓的陰影下，人的尊嚴是什麼？
文林苑都更案，赤裸裸暴露了政商之間的共謀。對於所謂都更，民選市長並沒有帶來全新的思維。台北市長看到的是開發，建商強調的是改建。對於人民的財產權與居住權毫不尊重，更別提對歷史記憶與人文精神的絲毫謙遜。士林王家絕對不是第一個受害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犧牲者。如果台北還算是一個民主城市的話，這種事件根本不可能發生。
民主本來就是緩慢的過程，長期累積下來的醜陋都可以忍受，對於王家的百年家族記憶卻急於在三年內摧毀。不知道這是怎樣的野蠻心態？郝龍斌與樂揚建設，完成拆除王家的合法建築之後，從此開始採取逃避手段，對於舉世滔滔的輿論完全置若罔聞。不要說對歷史有任何尊敬，即使對民主精神也沒有任何格調。
文林苑是民主與集權拉扯下的祭品，是文化記憶與政治思維拉鋸下的犧牲。它代表著這城市的民主之死，台北市長不僅沒有提升市民的權益，還製造市民與市民的對抗。當他說出這是百分之九十五對百分之五的權益之爭，已經完全遮蔽了事實真相，使住戶與住戶之間產生對立。城市開發不能以捨棄民主原則為代價，更不能以放逐合法居民為自己辯護。郝龍斌是民選市長，更不應該凌駕在市民的權利之上。
這次都更事件造成的廢墟，反而喚醒了大多數市民的參與。當市長保持高度沉默，建商躲在暗處，議員避不見面，就是公民大量介入的時候。從來沒有看見有那麼多的學生積極聲援，從其他城市遠道而來，這是規模龐大的覺醒。自從苗栗大埔事件發生之後，學生運動逐漸成形。經過國光石化事件的衝擊，年輕學子的心靈，在一夜之間宣告成熟。解嚴以後的學生，面對一個威權體制的崩潰時代，本來已經失去可供追求的政治議題。
當他們見證城市民主頹敗之際，都不約而同聚集到王家的住屋之前。合法房屋被解體，市民權益被摧毀，他們受到的教育是那麼殘忍而直接。站在廢墟上，新世代的民主精神已經孕育出來，未來的公民社會就要到來。粗暴的市長與建商，成為他們最難忘懷的歷史記憶。真正的民主城市，應該會在他們手上建立起來。
（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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