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27

文創「南柯一夢」?

文創「南柯一夢」?
詹偉雄【2009/10/24 聯合報】

這一年來,覺得「文化創意產業」是「南柯一夢」的人,似乎愈來愈多。

政策推動這麼久,但卻好像沒有哪一家公司,可以像Google或蘋果一樣,作為「成功典範」;許多投資者急著投入相關行業,卻發覺事業一點也不容易經營,於是便反過來冷嘲熱諷,說它是另一種泡沫;身處相關行業的個別工作者,也常抱怨自己出賣的仍是勞力,一點都沒有「自己創意被實踐出來」的成就感。
累積了這麼多的挫敗感後,是該批判性地反省一下:過去我們是怎麼看待這個概念,而我們又是怎麼使用這個概念?

首先,當年發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台灣政府,於二○○二年把英國工黨的「創意產業」政策挪移(幾乎原封不動地copy)到台灣後,並沒有發展後繼的論述來「在地化」此一概念。

布萊爾政府於一九九八年提出「創意產業」構想,一方面是要為英國文化產業搭一座世界行銷的通路,使英語系祖宗的英國得以與低輩份的美國競爭;一方面則是要在蘇聯共產世界解組後,為工黨在其左翼支持者所關心的「國內就業」問題上,提出振奮人心的新世界觀。因而,當年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找一雙並不合腳的英國鞋子穿,這即已是錯誤的第一步。

其次,正因為沒有在地化這一概念,無論是我們的產、官、學界,都沒有能力在廿世紀世界知識圈普遍認為最難定義的字眼——「文化」之內,找出一個可供操作、具有經濟意涵,而且與台灣既有或潛在比較優勢相契合的本土定義。舉例而言,英國力推「創意產業」的時代背景,是針對失去製造業的事實,但台灣有數萬家的台商在本島與對岸設有製造運籌網絡,因而,帶著英國血緣的台灣文創政策對這群仍活躍於市場、總產值超過五百億美金的企業,先天在知識上便沒有能力去關懷。

進而,在沒有「文化+經濟」的本土反省論述下,創業家、推動者、地方政府便選擇了過往大家公認的許多「文化」定義來使用,其中最主流的,莫過於「愛台灣」口號下,各自找尋各自歷史文化源流、粗糙拼裝便推出的各地「文化祭」;也有創業者,耗費巨資「再現」半世紀前台灣街巷景觀,期望復興一種失落的「逛街興趣」,結果是鎩羽收場。

從英國工黨推出「創意產業」以降,歐、美文化、產業、社會學者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不盡其數,也愈來對這概念有了細緻的分析與見解。例如:在現代消費市場中,援用「文化」並非古板「復古」,而是「移古為今用」,是在歷史文化與現代生活間,創造出一種現代人需要之新的意義,正如英國史家霍布斯邦所指出:所有「傳統」都是現代人「發明」的,因而,固然好萊塢電影《伊莉莎白》、韓國與日本的電視連續劇《大長今》、《篤姬》表面上屬於歷史戲劇,但都明白地要與當代個人主義的社會對話,更多地創造出當今部落格世界裡常見的畫面與情節(果斷女性、美食、群己關係、外遇、時尚細節、反思性猶豫…)。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大大有救,但第一個前提是:我們是否能清楚地知道,每一個人心裡想的,是同一件事、同一個脈絡。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孫維新【2009/10/26 聯合報】

恐龍滅絕的原因言人人殊,最不學術的一個理論,說恐龍是被豬害死的。

話說當年諾亞造了方舟,帶上各種動物,希望能度過洪水之厄,沒想到動物太多,船隻超載,必須要有動物犧牲自己,跳下船去,才能夠拯救大家。諾亞苦苦思量,決定大家輪流講笑話,講的笑話要大家都覺得好笑,才算過關,要有一個不笑,講笑話的就要跳下船去。
抽籤過後,恐龍先講,講完後大家都笑,就是豬不笑,恐龍只好黯然跳船,從此絕種;第二個講笑話的是始祖鳥,也是講完之後大家都笑,就是豬不笑,始祖鳥也只好跳船;第三個是馬,馬有前車之鑑,講得十分緊張,沒想到才講了一半豬就開始大笑,大家好奇,豬說:「我終於想通了剛才恐龍那個笑話的意思了!」

對這個故事的結果另有一種解釋:豬其實是極為聰明的動物,知道怎麼樣技巧地減輕船的重量。

天體撞地球 地表生態重新洗牌

時至今日,六千五百萬年前恐龍為何滅絕,已經有了一個多數科學家願意接受的說法:在一個北半球的春天裏,正當萬物蓬勃萌發的時候,一個直徑十幾公里的天體,以將近七萬公里的時速破空而下,瞬間穿越了一百多公里的大氣層,撞向今日墨西哥灣東岸猶加敦半島的岸邊淺海,這個劇力萬鈞的撞擊所產生的後續效應,導致了當年地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物種相繼滅絕!

從七○年代開始,科學家認真追索恐龍滅絕的真相,才發現歷史上大規模的生物滅絕,有些的確和天體撞擊地表有關,也才發現地球上的生態演化,不單只經由生物之間的交互影響,這些來自天外的瞬間撞擊,也是讓地表生態重新洗牌再塑風貌的關鍵原因。

課堂上學生逗趣提問:當時全球各洲都已經有了恐龍的足跡,為什麼一個大小不過中型城市的天體落了下來,就能在短時間內將散布全球的恐龍一舉盡殲?難道恐龍們剛好約了一起到墨西哥旅遊?

其實生物滅絕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撞擊那一剎那的天崩地坼,而在於撞擊之後產生的長期氣候變遷:凜冽寒冬渺無盡期,酸雨無所不在,全球的生態環境和海洋的酸鹼平衡遭到嚴重破壞,於是包含恐龍在內的絕大多數物種,在那次撞擊之後的幾十萬年中陸續滅絕,少數生物僥倖逃過劫難,就成了後來生物再次勃發的始祖。

區區數百年 人類作孽瀕臨失衡

好萊塢電影在這個題材上精心包裝,把彗星和隕石塑造成了地表生物的天敵,在人們心中留下了終極毀滅的陰影。然而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在地球四十六億年的歲月中,天體撞擊本來就是自然循環的一部份,所以聖人才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類和萬物一樣,沒有特殊地位。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沒有當年那次來自天外的巨大撞擊,使得大型爬蟲類黯然退出地球的生態舞台,今天我們這些小型哺乳類恐怕仍然只能在恐龍的威權體制下殘喘求生。天體撞擊是福是禍,端賴我們是站在受益的一方還是受害的一方!

話說回來,即使明天就有一個天體撞擊地球毀滅萬物,老天也已經對我們十分寬厚了,因為它給了我們六千五百萬年的時間成長茁壯;反觀我們的人類朋友,工業革命之後不過數百年,就已經把地表氣候推到了瀕臨失衡的懸崖邊緣;天作孽,猶可違,自己作孽,我們無話可說,有這樣的朋友,我們其實不需要敵人了。

(作者為台灣大學物理系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

一個充滿活力的宇宙!

一個充滿活力的宇宙!
孫維新【2009/08/20 聯合報】

西元一○八二年,蘇東坡與友人乘舟遊於赤壁之下,在清風明月之中吟詩作賦,同時討論流體力學和天文物理現象,這段探討自然內容有二,一曰「水」,一曰「月」。

蘇氏觀察了江水東流,滔滔不絕,於是作出結論:「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詞句優美,傳頌千古,對流體連續性的瞭解也正確無誤;但要用了現今的科學語言來描述同樣的現象,就成了:「單位時間之內通過單位面積的水量是相同的。」意義相同,但是極端乏味。

蘇氏觀察月相盈虧,終始循環,知道「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月亮的本質不變,月相變化不過是表象的輪替而已。這比辛棄疾認為月亮老是掉到海裡,「怕萬里長鯨,從橫觸破。」要來得高明多了。

我們對大自然的認知,起源於欣賞感動,繼之以分析思辨,最終接觸到自然現象背後的物理定律。說來簡單,但是這條路並不好走,原因就在於日常經驗所培養的「直覺」,常會帶我們走上叉路。

柯南道爾藉著福爾摩斯之口,說了一句經典名言:「沒有比日常生活中顯而易見的『事實』,來得更會騙人的!」的確,太陽的東昇西落,讓托勒密直覺地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轉,也因此這個最符合「直覺」的「地心說」,騙了世人一千五百年之久!

另一個「直覺」騙人的例子,就是我們每個人在空間中移動的「速度」。我們端坐室中,會覺得大地寧靜,沒有移動,實際上地球每天帶著我們繞軸自轉,轉速之快,令人咋舌!

怎麼計算?地球的半徑大約六千四百公里,乘上圓周率再乘上二,就是繞赤道一圈的周長,將近四萬公里,但是在赤道上任何一點,隨著地球自轉一圈回到原來的地方,只需要廿四小時。四萬公里的距離,廿四小時走完一圈,兩者一除,我們在地表的時速將近一千六百公里!

台灣雖不在赤道上,也有一千四百多公里的時速。課堂上每回講到此處,都不禁擲粉筆嘆息,青少年為什麼要去「飆車」呢?只要坐在地上,就能體會速度的快感!這種「飆地球」的極限運動,連安全帽都不用戴!

地球自轉的速度雖然很快,但是比起公轉速度還有一段距離。地球離太陽一億五千萬公里,所以公轉周長是九億公里,公轉一圈需時一年,九億公里除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除上廿四小時,就得出了地球公轉的速度:每小時十萬公里!

故事尚未結束,太陽帶著八大行星,繞著銀河中心公轉,一圈走下來大約是廿萬光年,需時兩億年,兩者一除,得出速度:每小時一百萬公里!不僅如此,銀河系正以更高的速度對著處女座星系團直奔過去!的確,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宇宙」,這不是運動飲料的廣告詞,真實情況就是如此,只是我們的「直覺」看不出來。

為了要讓台灣的民眾體會星空之下的感動,同時也能讓我們接觸這些看來違背生活直覺的物理規律,這個暑假我們在中正紀念堂創造了一片星空,讓天文學透過文學、歷史、科技和新知,展現在世人面前。開展前徹夜工作,夜靜更深,走出戶外,徜徉在中正紀念堂周邊的草坪之上,明亮的木星尚未西沉,東方的啟明星已經照耀天際。仰觀星空,俯察大地,深深體會自然之美,宇宙之奇!

回到展場之中,才發現工作人員早就橫七豎八,相與枕藉乎展場之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作者為台灣大學物理系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

2009-10-09

文科研究生的論文主題是…

文科研究生的論文主題是…
畢恆達【2009/08/24 聯合報】

學期即將開始,又有許多研究生要煩惱論文題目的事。近來因為大學不斷擴張,學位論文的數量也同步飛漲。每年提交的博碩士論文從十年前的一萬多篇,迅速增加到五萬多篇。理工醫學的研究生比較可能在入學選定指導教授的同時就已經決定了研究方向,可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則通常要自己尋找研究的主題,與教授的計畫無關。找題目,不難,也不簡單。社會瞬息萬變,總是會有新議題;社會總是存在不平等、不公義,等著學術研究來幫忙解決。有了主題之後,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建構研究對象,與常識斷裂。

熟悉的陌生化 陌生的熟悉化

我們不妨先從日常生活入手,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也就是不再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把陌生的事物熟悉化(也就是對之提出新的理解)。像是有學者提出「有禮貌的不注意」(civil inattention)這個理論概念來解釋電梯間裡的人際互動;有人研究門房,探討門房與房客如何持續互動與協商,讓房客能夠展現其階級秀異,同時門房能夠展現其專業能力;有人透過研究洗衣服這件事,來探討對於整潔要求差距頗大的伴侶會使用何種策略來處理衝突。

社會中也存在許多大眾感到陌生的現象與族群,像全職的家庭主夫,如何建立相互支持的社會網絡;進入異性戀婚姻體制的同志,如何處理情慾認同;激進女性主義者的先生,如何在男同儕間展現男子氣概?

生活中不時出現的不對勁感覺,也是研究的好題材。像是相較於西方文化,我們更重視家庭倫理關係,可是為何卻又這麼容易因為政黨認同的顏色不同而鬧得家庭失和?火車站/百貨公司為什麼總是用我們聽不懂的腔調來廣播?女性較男性容易因為家暴而想逃家,可是女性相對貧窮,而街頭與收容所也處處危險,這些女性要往何處去?

一張梵谷素描 揭發自殺真相

閱讀小說也可以給研究帶來莫大的啟發。日本作家小林英樹看到一張梵谷的素描「寢室」(梵谷美術館有出版明信片),直覺是贗品,經過實地訪查、文件蒐集、藝術專業判斷,揭發了梵谷自殺的真相,寫成《梵谷的遺言》。理查三世在英國是人盡皆知的謀殺姪兒的血腥殺手,然而約瑟芬.鐵伊的《時間的女兒》從理查三世的肖像展現的慈祥面容入手,層層抽絲剝繭,推翻了英國四百年的歷史定論。

新科技、新價值引領不斷出現新現象,像八八水災後,民間架設的網站作為串連救災資訊的整合平台,何以比政府有效率?當SCI的論文發表數量成為評鑑的唯一指標時,它如何影響大學教授的生命價值與研究習慣?跳肚皮舞的中年女性、做瑜伽的年輕男性、紅樓小熊村的熊們,他們已抵抗主流價值、以肉身實踐多時,研究者才企圖理解她們的生命經驗。

然而任何一個學術研究都必須同時回答個人、社會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問題,在其間取得平衡。若缺少與個人生命連結,恐怕研究熱情難以持續;若與社會脫節,研究會變成象牙塔的囈語;而缺少理論深度,則流於個人的雜感或評論,無法與既有學術研究反思與對話。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用監視器城牆守護台灣?

用監視器城牆守護台灣?
畢恆達【2009/05/08 聯合報】

廿世紀初現代建築的設計準則是「形隨機能而生」(form follows function);其後摩天大樓的出現與競爭,反映了「形隨金融而生」(form follows finance);新自由主義興起後,強調空間排除,發展成「形隨恐懼而生」(form follows fear),如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以及圓形候車椅的設計。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英美國家一方面以對抗恐怖主義為名,一方面施行犯罪零容忍的警政制度,其中廣設監視器就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

台灣也是以維護治安、防災,以及處理交通違規為名,不斷增設監視器。最近台北市監視系統e化管理上路,將投資十六億經費,年底前在全市設置一萬三千六百支新型的監視器,其中一千五百部具有百萬畫素的攝像功能,四十套具有「影像智慧辨識功能」,只要輸入車牌號碼,當該部車通過監視器鏡頭時,電腦會自動辨識並發出警報通知巡邏警員攔截。內政部也計畫在五年內,動用廿餘億,將監視器全台連線,以打造電子城牆。

監視器改善治安? 效果未獲證實

監視器是否有助於改善治安?至少,裝設在倫敦的五十萬個監視器,並沒有阻止造成五十人死亡的巴士炸彈攻擊。以監視器密度最高的英國為例,有的研究發現,設置監視器後,犯罪率降低了,但有的研究發現沒有影響,也有研究發現犯罪反而增多了。也就是說,監視器在改善治安的效果上,仍然未獲證實。大體而言,監視器比較可能做到的是部分重建犯罪現場,但是對於犯罪行為的事前預防與當場介入,則成效非常有限。

全台的監視器愈設愈多,但是取用監視器資料的規範立法卻停滯不前,以致於大多數的監視系統其實是無法可管的。舉例來說,如果監視系統有車牌辨識功能,可以追查贓車的下落。但是現今,我們既然常見到警察帶著媒體一起到掃蕩色情轟趴的現場直擊,政府要如何保證這套系統不會用來鎖定政治對手或異議人士的車牌號碼,甚至洩漏其行蹤給媒體。我們可有明確的監督系統與投訴的管道?

監視器關乎人權 你我都該關心

此種昂貴而影響深遠的政策,又是否曾進行徹底的事前評估。以台北市的預算十六億為例(還不包括以後每年的系統維護與更新的經費),如果一名警察的月薪以五萬元計算,十六億可以雇用約二千六百名警察值勤一年。警察巡邏和監視器,哪一種策略對於維護治安比較有效呢?

除了人權團體之外,一般市民對於普設監視器似乎漠不關心,甚至認為「只有做壞事的人才會反對監視器」。問題是,壞事是由誰來定義的。在老師眼裡,看漫畫書、玩線上遊戲是壞事;在父母眼裡,學生交男女朋友是壞事;在政府眼裡,在街頭抗議政府政策是壞事;對男人而言,單身女子在公園發呆是壞事;對異性戀而言,兩個男生在街上牽手是壞事。監視器,始終是握有權力者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

(本文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詹偉雄-退休論

退休論
詹偉雄【2009/10/09 聯合報】

這個新時代裡,「退休」酖愈來愈讓人尷尬……

年輕的時候,手無寸鐵,為生存而工作打拚,日子裡遍布各式屈辱,那時光中,「退休」是個讓你撐著活下來的烏托邦。你閉著眼都可以想像:「退休」的那一刻,眼前是海灘、陽光、小妞(或帥哥)、花和果汁,再加上一本終於可以開始認真讀完的《百年孤寂》馬奎茲,那無邊無際的自由,多麼引人嚮往。

但真的到了這一天,卻是多少人扭扭捏捏,欲退還迎;好不容易金融海嘯來了,少數人趁勢一擁而上,重返江湖……。

孤獨冷清 退休等於被遺忘

隨著社會和經濟生活的變遷,「退休」讓人尷尬,其來有自。早年的日子,「退休」等同懷抱一筆優渥的退休金,含飴弄孫,頤養天年,更重要的,是你在那行業裡的人際網絡,能愈發肯認「退休者」的權威位置,因而,「退休」也意味一段時期內其實是「退而不休」,具有「下指導棋」的更火辣、生猛的存在感。但今日,社會高度分化,「破壞式創新」不僅在鉅觀的產業競爭間盛行,也在微觀的工作者淘汰賽裡興風作浪(「新職業」排擠「老職業」、「新世代」遺忘「老世代」),你一離開江湖,大部分人立刻就把你忘得一乾二淨,這並非他們太絕情,而是現代經濟社會的工作網絡裡,容不下一個「不再有更新能力」的「局外人」,當你一踏進「退休」的生涯邊緣,你應能領略到那大孤獨邊緣的深邃清冷,不免打個寒顫。

這是現代社會給人的新壓力:它,不太需要「退休者」。但更尷尬的,其實是「退休者」自己:一場好戲正出演的「得心應手」之際,方待更上層樓進入高潮,卻偏逢制度化的「退休年紀」到來,這種退場帶有某種不甘與惱怒,就好像硬生生把小孩從「線上遊戲」拉下馬來一樣。

銀髮創業 點燃全新仙女棒

一九八○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心理系主任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作過一個非常有名的研究,他要全美近九千位受訪者記錄下他們「最快樂的時光」之際,自己正作著哪些事?原本一般人都期待:「退休or不用再工作」肯定會是個選項,結果答案卻是:絕大多數人是在「作著自己喜愛的、有挑戰性的工作時」,才覺得最快樂,契克森米哈賴隨後據此開發出「暢流(Flow)理論」:你樂在工作,是因為「挑戰恰好超出你的技能一點」、「行動立刻能獲得回饋」、行動時自然地「心無旁鶩」、因為全然投入「而不計較成敗」、「藉著忘我,自我卻弔詭地反而得到拓展」,此時「時間感消失」,而所有的活動都變成「自發導向」,我們正「享受著工作」。

台灣的工作者好不容易度過了「中年維特的煩惱」,抓住工作與自我的交集,進入了人生中的暢流一刻,但尷尬的是:他的年紀卻開始成為企業與組織裡的威脅。有沒有救贖之路?有沒有「銀髮再創業」浪潮的可能?會不會酖在人生的末段,點燃一根全新的仙女棒,會比「回到老江湖」裡,更是一件來得浪漫與享受的事?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詹偉雄-豪宅論

豪宅論
詹偉雄 【2009/09/13 聯合報】

台灣興起「豪宅熱」,約莫有個三、五年了,自金融風暴中回春之後,據說台北市已出現每坪近兩百萬、一戶五億元的大樓。

由後見之明看來,「豪宅」之成為一種流行、之所以變成一種「制服性」的景觀(新古典主義的立面線條),並內蘊一種刻板的生活標準(例如幾乎每棟豪宅都強調「制震」,而從不提及「居家氣氛」),固然與資金條件和兩岸前景脫不了關係,但當代富人那特殊的內在心靈世界,恐怕更具備著一種辯證性的主導力。

除了少數世襲的金融世家外,台灣富人社群絕大多數是靠「OEM/ODM」出口產業起家,在九○年代轉移製造基地到中國,成為自信滿滿的台商大亨。在他們的生命歲月裡,要成為一個百戰百勝的「接單競爭者」,某種泯滅自我主見、處處以揣度原廠心意為軸心的日常生活是必需的,如此才能像日裔英籍小說家石黑一雄小說《長日將盡》裡的「英國總管家」(butler)一樣,洞穿所有如魔鬼般的代工細節,提供著不著痕跡、恰到好處的服務。

小說中,「英國總管家」的專業出神入化,但一出了這個世界,他就得謹慎而神經質地依循著各種權威指示才能過日子,當父親過世、愛人告別,呼喚他見最後一面,他都以「服務主人」為由,強自壓抑自我的慾念,保持著忠於職守的表面尊嚴,活出一種自欺卻欺不了別人的荒謬感。台灣富人活得當然不如「英國總管家」這般悲劇,但他們人生中的某種「去自我性」卻是相通的。

看看「豪宅」一些共同屬性就知道了:位於市中心的「豪宅」,照理說生活品質較差,但這不是大亨在乎的,因為「豪宅」被社會、被產業社群、被大亨心理想像的「有意義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看到,才是最重要的:這座「豪宅」是他出人頭地的印記,「住得好不好?」他沒能力、也不認為情理上該在乎,反而是「建築立面」必須要跟老豪宅劃清界線,但又必須保持「新豪宅」的社群視覺辨識度,因而,將石材、金屬、玻璃開窗進行垂直分割的新古典風格,就成了「制服表情」。

「豪宅」會熱,是因為社群裡一個領頭者買了、打造了「印記」,於是眾人便接踵而上,他們不是嚮往一種「美好的新生活」而購屋,而是因為「恐懼」沒跟上、被遺忘。

「豪宅」主人多半在意同儕評價,因此「在家豪奢宴客」(人類學者Mary Douglas研究「誇富宴」說:主人愈浪費,愈證明他看重我們的關係)是生活的必要,大而無當的餐廳因而變成另一種制式,與之呼應的是「書房的缺席」,這未必表示他們不喜歡讀書,而是「家」既然是等著「外在目光」來觀看的,讀書這種個人「內在尋思」、難以創造驚奇的行為,便遠不如將空間讓位給社交性的低溫酒窖、音響室或迷你畫廊。

想著他人觀看自己房子所流露的驚奇,大亨們開始對自己一生的成就微笑起來,他不曉得,他一生中壓根就沒有甚麼驚心動魄的物質體驗,這戶豪宅在他的代工客戶眼中,其實仍不過只是間「總管家宿舍」……。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李安-理性過日子 感性拍電影

李安「理性過日子 感性拍電影」
【2009/10/09 聯合報】

導演李安和作家龍應台昨晚面對面,暢談理性過日子,感性拍電影的哲學。

龍應台邀李安對談,題目既然是「這一路走來的我,從台南的泥土談起」,李安從頭說起。生於屏東沒有印象,記憶從花蓮才開始,溫暖平和,但搬到台南徹底顛覆,李安說:「上小學第二天,數學題沒做對,同學跪成一排,老師一個個甩耳光,被打完還說謝謝老師,但一回家就放聲痛哭。」

李安的成長,和父親多少愛恨情仇:「念高中(台南一中),老爸是校長,在學校遠遠看到父親就繞路,不知道該叫爸爸?還是校長?我不是不愛念書,但很不會考試,讓父親很沒面子。考上藝專,暑假全省公演,結束車到嘉義,心情緊張起來,在飯桌上,父親一句「瘦成什麼鬼樣子,我筷子一放說『吃飽了』就回房,那是我唯一一次的反抗。」

對於父親,李安懷念特別多,拍片拍到想退休,李爸爸一句「戴著鋼盔向前衝」,讓李安找回「斷背山」,開拍不久父親去世,回台奔喪後再回去拍片,感覺父親好像在天上看著他。

李安說:「父親走了,媽媽六神無主,什麼都要我做主,我頭一次感覺到長子就是一家頂門的槓子的意思,火化那天,我把大兒子拉來,做給他看,要他永遠別忘記中國的傳統規矩。」

李安難得談起太太和小孩,赴美求學畢業之後,在家悶了六年。李安說:「我就賴皮啊,有故事靈感、人就起勁,沒有,人就昏昏沉沉,只想帶小孩、做菜,太太也拿我沒辦法,第六年劇本得了台灣新聞局輔導金,我才回來拍『推手』,改變了命運。」

他說:「成了大導演之後,才敢說我有位超會念書考試的太太,當年是她追我的。」

李安每次為拍片離家前,都會做菜塞滿冰箱,他說:「包一百個餃子,滷一大堆菜,結果太太還說我給她找麻煩,知道我快回來,她和兩個兒子拚命吃才吃光。」

李安的大兒子喜歡畫畫,但李安說:「一兩年了,我也沒看他畫出什麼」,父親在世時,李安還問爸爸怎麼會這樣,爸爸回李安說:「你小時候還不也是這樣!」小兒子喜歡電影,某天竟然問李安:「你以前那麼壓抑。現在是不是也要給我壓力啊」。李安和太太對兒子教育有共識,「不一定要成功,但一定要盡力」。

柏格曼一抱 給李安拍「色,戒」勇氣 【2009/10/09 聯合報】


佳作無數的李安,龍應台獨挑「色,戒」,認為是李安最離經叛道的作品。

龍應台難忘在香港和林青霞看完「色,戒」中的性愛場面,曾問林青霞:「演員要怎麼樣才能做到那樣啊? 」林青霞說: 「除非對導演百分之百的信任。」

李安說:「那才是讓我痛苦的地方,拍到有一天,我崩潰了,痛哭起來,梁朝偉還過來安慰我說『導演,我們不過露露皮肉,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我本來想放棄『色,戒』,剛好受邀參加柏格曼影展,還受邀去他家,過去以為他受傳教士父親影響極深是和我相通之處,不料見面,他非常母性的抱了我一下,有如朝聖的看他電影,到被他溫柔的擁抱,卅五年的人生繞了一大圈,給了我拍『色,戒』的勇氣。」

拍片開始是快樂的,當拍到中間不知道怎麼往下走,電影怎麼亂怎麼拍,因為要製造衝突性,痛苦就來了,李安說: 「拍『臥虎藏龍』也是,我沒拍過,每天到片場幾百人瞪著眼睛問你要做什麼,我特別慌。」

不過現在李安拍片有新體會,李安說:「我記起父親在世教寫書法的『三折法』,先左後右,走到盡頭再折回來,不要留鼠鬚,才夠圓潤。就像人生,何必打倒推翻,反叛之後又怎樣,人生留餘地,老子說的中庸之道,更健康。」

現場有聽眾問:「龍應台在今年出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適逢中共『建國大業』,兩年後中華民國一百年,李安會不會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搬上銀幕? 」

李安肯定龍應台新書「大江大海」還原一九四九年的史實,笑對龍應台說:「這問題是妳自己問的嗎? 我心中常想世界沒有國家該多好,不是鼓吹沒秩序,而是黨國寫的東西令人存疑,把事實呈現,由人民判定,民進黨也在寫歷史,大家小心點。」

2009-10-07

降遺贈漲營業稅-劫貧濟富

降遺贈、漲營業稅 算不算劫貧濟富?
朱敬一【2009/10/05 聯合報】

今年元月,立法院火速通過了遺產贈與稅法修正案,將稅率大幅下調,據估計稅收損失約為每年兩百多億。到了七月,財政部發現赤字嚴重,今年稅收將短少約一千五百億,負債餘額又飆高,於是又興起了調高營業稅的念頭。如果一家公司的財務長年初調降銷貨收入、年中又向老闆告急公司收支調度不過來,像是瘧疾打擺子似的忽冷忽熱,是不是很「機車」?無奈,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實況。

降遺贈稅 倉促定案

台灣從南到北的財經學者,我從來沒有遇見一個「反對」檢討遺贈稅率的人。但要匆匆忙忙在一個月內調降稅率,且只討論遺贈稅一種稅目,全無通盤租稅考量,我也不認識任何「有品」學者表示贊成。

有人說,降遺贈稅能使國人滯留海外的資金回流。我請台大經濟所博士班的高材生將過去八季央行金融帳做了徹底的研究,實在得不出「降稅使資金回流」的具體證據。外界「降稅使資金回流上兆」的說法,恐怕是主事者給自己下台階的遁辭。但更重要的是,台灣錢淹腳目早已眾所周知,銀行爛頭寸一堆貸放無門,還要資金回流幹什麼?除了炒高一些非貿易財的物價、創造銀行理財專員的少許手續費收入外,在資金充斥的台灣少有實質效益,卻有紮紮實實的二百多億稅收損失。

資金無益 稅收實損

倉促降稅還有一項壞處,就是無暇充分討論。當初,是在行政院先向外宣布遺贈稅率要降至百分之十之後,再交給編制內的賦改會形式討論,這根本就是踐踏體制的行為,哪有什麼真正的意見交流?我所認識的「有品」學者全都反對倉促降稅案,又哪有吳院長所說的降稅共識?除了那些積極遊說降稅的社會大富豪與被遊說昏了頭的人,台灣社會從來就沒有降遺贈稅的共識!

稅制欠缺通盤思考的缺點,就是容易失去社會公平。假設降遺贈稅損失三百億稅收、而政府打算以調高營業稅一個百分點以為彌補。表面看來,稅收一加一減總額都沒變,但這樣公平嗎?遺贈稅率由百分之五十下調至百分之十,受惠最多的是那些億萬富豪,他們人數不到一百人,每個人一生平均能省下數億的繳稅額。但若營業稅上調百分之一,則是每個人民都受累,尋常中低收入戶的牛奶、麵包、尿布全都漲價。因此,若以營業稅上漲替換遺贈稅下跌,那是天下最標準的劫貧濟富,不公不義至極。

租稅制度 整體討論

政府財政有困難,增加稅負在所難免,但若挑單一租稅討論增稅,都不可能通過。唯一的辦法,就是由一個專業的小組(而非那臃腫無用、被大官視為橡皮圖章的賦改會),在最短時間內提出一套稅率調整的完整計畫,交給全民取捨。這樣,才可能祛除被利益團體各個擊破的威脅,台灣的稅制才可能稍微健全。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跑酷 在都市叢林跳躍吧

跑酷 在都市叢林跳躍吧
畢恆達 [2009/10/07 聯合報]

在樓頂上奔跑,跳躍至隔壁建築物的樓頂,翻滾起身,從樓梯扶手滑下,轉體飛身彈跳,越過窗戶,繼續奔跑。這種在人造建築空間中快速奔跑的動作,大大影響了近來電影中的動作風格。《企業戰士》、《終極警探4.0》等電影讓跑酷(parkour)運動廣為人知,但是電影特效也讓人誤以為跑酷是一種炫技。

這種奔跑動作,源自於一群在巴黎利斯郊區成長的青少年。正如多數小孩,總喜歡在矮牆上行走、穿越圍籬、躍過交通錐。不同的是,他們保有童心,長大了仍然在都市空間中穿梭奔跑,並發展為跑酷,亦即障礙訓練,強調有效地縮短移動的時間與距離。其中的主要人物為David Belle與Sebastien Foucan。他們後來因理念不合而分手,Belle主演電影《暴力特區》,而Foucan將此運動發展成「自由奔跑」(free running),更注重動作的表達與創造。他主演了電影○○七《皇家夜總會》前廿分鐘的追逐戲,並參與瑪丹娜的全球巡演。

一種身體移動的藝術

他們這群玩伴本來喜歡溜冰、玩滑板,可是市政府刻意在都市公共空間到處鋪上鵝卵石,讓他們無法玩耍。他們到公園玩,又被趕出來。結果他們開始攀爬任何東西,找到克服障礙的移動方式。

跑酷是一種身體移動的藝術,在環境中不受限制去表達自我的藝術。它不在於跳得多高或多遠,或者做出多炫的動作,重點在於將自己的身體與環境結合,體會其間的互動關係。奔跑因而可以訓練身體協調、控制危險、面對恐懼與專注的能力。

跑酷是一種態度,一般大眾只是沿著人行道行走,他們卻企圖嘗試探索不同的路徑。用走路取代搭車,用走樓梯取代搭電梯,並且用一種全新的方式看待建築物與都市空間,將障礙(如階梯、欄杆、牆壁)轉成都市的家具,跳躍的起落點。城市因而不再死氣沉沉,而處處是風景。

他們只需要最原始的自己的身體和一雙球鞋,就可行走天下。一方面回到動物的本能,追隨天生具有的跑、跳、遊戲的欲望,在空間中移動。就像水一樣,遇到岩石,可以毫不費力地從其上方、下方、左右流過。一方面使用最低限的資本與科技,不需要特殊裝備與場地,就可以漫遊城市。

一種生活方式與哲學

跑酷不是一種假日的休閒娛樂,而是生活方式與志業。所以不是只有在周末時候才練習,周間又回到上班族的例行公事。任何時間與地點,都可以從事自由奔跑。當都市空間依照商業邏輯來組織,強調秩序與安全的時候,跑酷者重視自由,消解了現代科技資本主義都市地景的意義,將整個都市當作體操的叢林。

跑酷從有效地縮短時間與距離,演變到身體與環境的對話,再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與哲學。雖然並非人人都可以從事自由奔跑的特技動作,在屋頂與樓梯間跳躍,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將城市與人生視為運動場。不走最舒服的路徑,探索自己的身體,利用障礙來成長,為自己而跑。人生,不也是一種化障礙為成長助力的藝術!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