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陸生眼裡的「孤島」？

陸生眼裡的「孤島」？
【2012/10/22 聯合報 / 平路】

最近，聽對岸文化界的朋友說到「你們台灣，有點悶。」

毋須外來的人開口，其實我們自己哪會不知道。除了兩岸關係上政策論述不足，前景不夠明朗，台灣悶轉的事情可多呢，核四廠到底要不要停工要不要營運？杉原海岸的「美麗灣」是拆除是放行未來怎麼結局？政客口水一陣之後，台灣是一個大悶鍋。

深刻一層地看，悶的意思是，心鎖在門裡面！

對這現象，在台灣的陸生也頗有親身的體察。最近，一位來自浙江的蔡博藝同學以在台灣讀大學的感想集結散文出書，一篇的題目就叫做「孤島與高牆」。

對岸若是防火牆阻隔的天空；台灣，就像自我閉鎖的孤島。外在的限制還可以「翻牆」，若是自己把視線局於一隅，就讓人更充滿無力感。這位陸生參照自己在校園的經驗寫著，台灣沒有牆，隨時可以找到大陸沒有的資訊，但很多台灣的同學除非寫報告找資料，否則都不會去碰。

她說，與台灣同學很難講起有關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很多人沒興趣，也講不出話來。

台灣可以自由上「臉書」，讓對岸許多人非常羨慕，但這位陸生卻提醒，同樣作為社交網路，「臉書」的內容含金量遠遠不及他們慣用的「人人網」。她寫道，「『臉書』上發的照片會有很多人按讚，但是發的文章很少有人看，看到的幾乎都是吃了什麼做了什麼等等身邊的小事，然後一排排的留言：『哦！真假?!好酷哦！』」

一方面，可以說我們台灣人情溫暖，隨處是支援體系。另一方面，我猜，這位陸生的質疑是，當年輕人都慣用「酷」與「讚」表達感情的同時，會不會用進廢退？思辯的能力正在悄悄退化！這位陸生又寫道：「比起外界，台灣同學更喜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朋友過生日，是很多人的頭等大事，他們會去拉路人拍ＶＣＲ表達對自己朋友的祝福。通宵做很大的生日牌，一張一張的剪貼照片，提前好幾個禮拜策劃生日party。他們會很用心的經營自己的生活，對朋友掏心掏肺，讓人感覺真誠得沒有辦法拒絕。但是，他們很少去關心外界。」

我希望這位陸生的觀察失準，然而苦澀地是，她確實點出了某種現象。是什麼原因？讓台灣的年輕人懶於關心外界？

字裡行間，這位陸生其實對台灣頗有期待。這位同學可惜著：「大陸年輕人至少渴望知道外面的世界，而世界明明向著台灣的年輕人敞開，台灣人卻自動別過臉去。」

看在這位陸生眼裡，我們入口網站的知識性也不夠高。她寫道：「當打開台灣人常用的門戶網站雅虎奇摩時，你會發現，首頁的新聞只有可憐巴巴的一塊豆腐乾。大部分版面都是購物、美容和各種廣告。」

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因素？致使我們在知識的領域正急速退讓詮釋權！搜尋維基與Google等等，讓人驚心地是，愈來愈多的內容由對岸的網友所提供、所添補。理由是教育的被動與制式讓台灣的年輕人不喜歡思考？對頭腦體操所帶來的樂趣缺少體驗？還是更關鍵地，媒體的集體墮落讓台灣人集體弱智？大多數年輕人對外面的世界欠缺知識、因而也欠缺深入理解的好奇心？

一位陸生的感觸像面鏡子，折射出的角度，或可指出我們自己不願意看見的盲點。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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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鈕扣計畫與藝術席捲空間

邱坤良：鈕扣計畫與藝術席捲空間

【2012/10/09 聯合報 / 邱坤良】
 
政府與社會各界常鼓勵藝術家「站上國際舞台」，這些年站上國際舞台的台灣藝術家愈來愈多，其中不乏甫離開藝大校門，就受邀加入世界著名舞團，與外國舞蹈家一爭長短的年輕舞者。不過，舞蹈不比美術、音樂或電影，舞台生命有限，若干年後這些年輕人是否轉為編舞家或改其他行業，得及早未雨綢繆。如果這些傑出的年輕舞者想回國奉獻所長，要如何回來？回來能做什麼？

這群涉世未深的舞者大概不會想那麼多，只是終年在國際間巡迴演出，難免也會想家，限於合約，卻不能輕易回國探親。對他們而言，站上國際舞台並非難事，回家反而成為夢想。

舞蹈家何曉玫以過來人經驗從兩年前發起鈕扣計畫（New Choreographer），努力為海外舞蹈家安排一條可以回家的路，讓國人記得這些為國爭光的年輕人。把「新編舞家」中譯做聯結內外布片的「鈕扣」很貼切，也很有創意，因為英文「編舞」的希臘字源就是圓圈跳舞與書寫，現代舞蹈家對它的理解，也具有運動與形式的序列動作、編排藝術的含意。

今年的「鈕扣計畫」有四位年輕男女舞者呈現作品，訴說回家的心情，並與國內舞者、舞蹈系學生交流，場面專業、熱烈，也很感人。鈕扣計畫不是大計劃，卻能讓海外舞者明白：台灣永遠是他們的後盾！這是近年台灣最實際、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藝文活動之一。如此清晰而重要的概念，文化部門應予重視，讓類似計畫具體落實，為海內外年輕優秀舞者營造創作與展演環境。

然而，在觀賞鈕扣計畫的同一天，文化部正和交通部在台北火車站主辦「藝術席捲空間」，找來北藝大等校舞者在大廳表演片刻，立即快閃，說是藉此「釋放公共空間」，陣仗很大，卻是捨本逐末。

先不說交通部所屬的台鐵日前才限制外勞在台北車站內聚會，如今反帶頭辦活動所引起的非議，令我好奇的是：文化部何以對在熙來攘往的台北火車站內主辦快閃行動興致勃勃？

公共空間的確需要釋放，這種概念其實喊了不下廿年，政府應加速行動，讓年輕藝術家自由運用更多公共空間，而文化主管單位應能區別不同類型的藝術特質，表演文化的業餘／專業、社區性／劇場性，學生社團／社會團體，屬性不同，皆是建構整體藝文環境的要素，其展現內容有共通之處，但公共空間的文化意義各自不同。火車站內做靜態或定點展演尚可，做「快閃」表演就不宜，專業的呈現與噱頭式行動，更不能混淆。

文化部如果要讓專業藝術家與群眾對話，可以設定更多開放空間（如二二八公園音樂台），安排舞蹈家做完整展演。若認為非在最熱鬧的台北火車站不足以展現「藝術席捲空間」，亦宜由民間協會或社區團體做自發性活動。不此之圖，文化部長親自帶隊，在火車站內主辦「快閃」，或大剌剌席地觀賞，或加入表演「與民同樂」，就顯得矯揉做作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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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華：失業與創業

王文華：失業與創業
【2012/10/07 聯合報 / 王文華】
 
主計總處公布：八月分台灣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三點六一。

解決青年失業的方法之一，是鼓勵創業。如果「找」工作這麼困難，何不「創造」工作？如果「就業」意味著大材小用，何不小材大用來「創業」？

當然，「創業」比「就業」更難！

困難一，是青年和家長崇尚「主流價值」。我們的文化有根深柢固的「第一志願」情結。年輕人被期望要進「明星」學校、公司、產業。走非主流道路的，除非能成為「台灣之光」，否則永遠被視為「迷途羔羊」。在外國人肯定我們的孩子之前，我們不願肯定他們。

困難二，是缺乏創新能力。台灣教育的設計，是培養專業人士。所以我們有許多一流的醫師、律師、工程師，但較少兼具創新和銷售能力的創業家。台灣的創業家，大多不是「好學生」。而所謂「好學生」，都立志當大公司的經理人。教育內容不改，「好學生」永遠沒機會發展學業以外的潛力，而有創業基因的「壞學生」也只好繼續自求多福，承受不需要的辛苦。

雖然難，還是要做。因為創業比就業的潛在效益大，不只對青年本身，也對台灣經濟。GDP破二，青年失業率破十三，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如果經濟和就業市場將結構性地衰退，創新和創業，是唯一的出路。

怎麼做？

給魚，不如給錢買釣竿。各級政府，可研究將「失業給付」轉化成「創業補助」，在草創初期注入活水。並開放多元募資管道（包括讓網路群眾募資合法化），讓後續資金，源源不絕。

台灣的創投很少在公司草創初期出手，所以要靠企業家扮演「天使」，提供種子基金。一九九八年，昇陽電腦創辦人拿出十萬美金，扶植了Google。二○○四年，PayPal創辦人拿出五十萬美金，成就了facebook。台灣能拿出五十萬美金的企業家何其多！但大多投資房產，成了「地主」。未來何不投資人才，變成「天使」？

各類產業協會則可仿效美國「創業周末」組織，把創業家、工程師、行銷人、創投業者，甚至客戶聚在一起。從周五到周日，連續五十四小時，媒合團隊、動手製作產品原型。用實作的workshop，取代空泛的座談，這樣才能打造出可以商業化的產品。

最後，是年輕人自己。失業像失戀，不完全是自己的錯，但自己脫不了關係。狹義的失業，是指找不到工作。廣義的失業，是指做大材小用的工作。但最可怕的失業，是只把工作當做賺錢的手段，從未思考什麼是讓自己發揮所長、貢獻社會的「志業」。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下的青年失業率遠遠超過百分之十三。失業時要找的不只是工作，更是自己。要檢視的不只是人力銀行的職缺，更是自己的實力和態度。Google創辦人能拿到天使的十萬美金，因為他們夠強。我們，值得天使眷顧嗎？

台灣經濟正在辛苦地轉型，創新和創業，將成為最重要的國力。天堂和地獄等距，天使正失去耐心，我們，要往上或往下呢？

（作者是作家、「夢想學校」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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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台灣年輕人的世界變小了

韓良露：台灣年輕人的世界變小了
【2012/10/05 聯合報 / 韓良露】
 
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有的文明推崇大，有時崇尚小，通常國家、城市文明在高度競爭與發展的階段，一定是大字當道，例如大東京的前身大江戶就是新興的城市，往前衝的大江戶絕不如早已成熟了千年的小京都般，以小安身立命。

大紐約的外號是大蘋果，紐約的大，不只是地理空間人口的概念，也和城市性格和文化的本質相關。紐約一直是大大不滿足的擴張型城市，華盛頓雖然不大，但也沒人會稱其為小華盛頓，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帝國，帝國的子民是不會有小的意識的。

法蘭西帝國在強盛時期，巴黎的城市意識也是大巴黎，大巴黎有香榭麗舍大道、大歌劇院、大皇宮、大啤酒屋、大咖啡館、大廣場，但研究巴黎城市文化史的人會發現，十九世紀的巴黎以大自豪，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好時代遠離後，巴黎開始進入小美學當道，petit這個意義為小的法文取代了Grand大，成為巴黎市民的身分認同。

為什麼有的城市會堅守大意識不肯變小，有的城市卻願意由大而小，我發現這和城市的自我認同的性別身分有關，城市的集體意識如果是陽性的，例如紐約，就會堅持要當大男人。

但以小自居的城市則是陰性的，不怕當小女人，小京都叫起來很美，京都也是女人意識強的城市；小巴黎也講究女人當家做主。從大與小可看出城市的性格和文化，也看得出人類對歷史與時代的看法。在艱難困苦的時代，人們都必須以大時代壯膽強身，經過一、二世界大戰的人們，都是活在大時代考驗的人們，個人的小歷史、小日子、小生活、小時光，只會被巨流河的大時代淹沒。

大時代、大歷史也是陽性的、男人當家做主的，通常和男人愛發動的戰爭、革命、暴動相關。大是辛苦的，但大可以安慰人心的是大總是和偉大相連，當人們仍受大歷史能量的牽引，總會覺得大是有價值的，例如大國大民大愛大願大忠大烈大賢大德等等都是好的。

相反的，小卻一直被小看，只有陰性的文明與城市，才不怕被渺小化、微小化、嬌小化，像小女人過去一直在大男人創造的大歷史、大時代的邊緣過活。有的城市、文明以小自保，但有的城市、文明卻是看通、看破大時代、大歷史的大悲情或大謊言，寧願小而安、小而美。

台灣從九○年代左右起，逐漸有了被動與主動的縮小意識，尤其是台北，慢慢變成了小台北，也許是因為大中國的崛起，相對地覺得自己變小了，也許是年輕人受卡爾維諾與村上春樹的影響，九○年代前文青的大論述逐漸轉變成小命題。台灣日常生活中開始湧現各種小事物的小名：小清新、小時光、小宇宙、小日子、小旅行、小自由、小確幸、小筆電、小藝埕、小白兔、小革命、小創業等等。

年輕人的世界變小了，有不得已也有心甘情願的小理想，大人的世界不再那麼可靠，曾經被當成大企業指標的面板與Dram兩兆雙星產業已是大錢坑。指責年輕人愛開小咖啡館的大企業老闆的公司頻傳跳樓與暴動事件，從小有大志願一路向上爬的總統坐牢了，當年輕人領的工資十八年凍漲成為小輕薪時，年輕人怎麼會不認同小清新？

最近主張大破大立的破雜誌的一幫大憤青，大嘲小諷了台灣小文青對小的迷戀，引發了我思考城市與文明的大小比一比，年輕人能大小通吃最好，最怕變成大小沒得吃。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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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台北不是我的家

胡晴舫：台北不是我的家
【2012/10/06 聯合報 / 胡晴舫】
 
其實，使用「外勞」這個名詞已夾帶歧視。在台灣，「外勞」一詞籠統將一群國籍不同、語言迥異且文化南轅北轍的人統統圈到了一塊兒，他們不是越南人、泰國人、菲律賓人，甚至不是男人或女人，只是一具具失去個人特徵的肉體，這些肉體會替台灣帶來勞動產能，具期效性，沒有保障，磨損了就換。此詞更毫不客氣指涉對象的暗膚色，因為講到外勞，很少台灣人會聯想到白皮膚。

台灣社會自知「外勞」此詞的潛在歧視，因此，清大生去澳洲當農場臨時工，便美化為「觀光打工」、「壯遊」，但對當地社會來說，那個時空下的他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勞」，跟流浪到西班牙採柑橘的羅馬尼亞青年沒什麼兩樣。又如法國外籍兵團一向聲名狼藉，台灣的孩子去參加法國外籍兵團，傳媒當作頭條處理，彷彿去幫第一世界社會當傭兵參戰不算冒死血汗工，還可以在巴黎買間小公寓。

本來工作無貴賤，無論出於自願或迫於無奈而選擇了一份工作，管他在都市咖啡館櫃檯賣咖啡、辦公室電腦前填表格還是鄉間農場種草莓，都在認真勞動，力圖賺取自己的生活尊嚴。同樣地，因為各式各樣原因而進入台灣社會工作的外國朋友們，就跟因為各式各樣原因而出去其他社會勞動的台灣孩子們一樣，渴望依賴自己的勞力，尋求更好的人生。

當這些外國朋友進入我們的社會，意味了他們將生活在我們其中，意思是他們也會跟我們一樣逛街上館子，使用公園、地鐵等公共設施，站在街頭講自己的母語，付稅之後希望享用福利。他們其中也許有人會跟台灣男孩女孩墜入情網，他們的孩子會上學，跟著台灣社會一同成長。

七○年代德國為了戰後重建，「進口」了大量來自回教社會的勞動力，他們貢獻了青春與勞力，如今開始在德國退休，他們的孩子已是拿德語當母語的德國人。

台灣面臨人才外流、少子化、高齡化等三大人口問題，遲早要處理如何增加新興勞動力，而迎接這些外籍人士、外籍配偶或外籍學生。與其被動遲疑擁抱市場的結果，台灣社會應及早像香港、新加坡積極立法，完善工作居留法規與移民法，主動篩選台灣亟需的人才，歡迎他們留下來長期居住工作。而台灣的城市設施也該俱進升級，以容納國際人口。

台鐵先是以維護旅客權益為由，禁止外勞朋友在台北車站周邊活動，之後又放任文化部清空大廳，每周末讓年輕朋友跟部長尬舞。這已不是法令前後不一的技術性問題，或文化部淪為康樂部的可笑窘況，而顯現了更深層的社會心態：台灣還沒接受異鄉人已在我們周圍生活的事實，我們的城市尚未準備分享公共空間，讓異鄉人安居生活。

台灣女作家去了香港，批評中環價值，連歇腳休息之處都沒有，除非坐進咖啡館買杯咖啡。但，每逢周末，正是這塊寸土寸金的中環整塊清空，拉起紅龍，變成行人專用區，讓只有周日放假的「外勞」全面進駐，他們帶來自己準備的便當，脫掉鞋履，席地而坐，用家鄉話痛快聊天，互相塗指甲剪頭髮。他們最喜歡的團體活動便是放上一段音樂，一起尬舞。

現在的台北市，仍不是異鄉人的家。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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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負面言語讓人「未戰先敗」

負面言語讓人「未戰先敗」
[洪蘭  2012/09/04  天下雜誌]

國科會主委以「死狀甚慘」形容台灣的人才問題。

用激烈言詞談論國家前途，會造成什麼反效果？

國科會主委前陣子談到台灣人才的問題時，用了「死狀甚慘」這四個字，令老百姓看了悚然心驚。當年跟我一起回國教書的同事，傳簡訊來說，「事不可為，打包吧。」

政府高官一定要記得，在位者有上行下效、風吹草偃的作用，在用詞上不宜如此激烈。因為文字會帶來聯想，大腦中意念聯結的活化，是不能自主控制的。不恰當的言語，會使得原本能成功的事功敗垂成。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D. Kahneman）在他的新書《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說，香蕉和嘔吐這兩個字本不相干，但是一旦把它們放在一起，會馬上令人感到不愉快。

大腦會自動作時間的序列，把香蕉和嘔吐連成因果，你就對香蕉產生暫時性的反感，連帶對黃色水果也不喜歡了。

這個自動化聯結所產生的作用，並不限於概念和文字，它甚至會改變你的行為。

紐約大學心理系教授巴夫請學生從五個字中選四個字出來造句，如：find（發現）、he（他）、if（如果）、yellow（黃色）、instantly（立即）。另一組學生看到的字則是與「老」有關，如：forgetful（健忘的）、bald（禿頭的）、gray（灰色的）、wrinkle（皺紋）。

做完之後，學生要到走廊另一端的實驗室去做另一個實驗。他測量學生走過走廊的時間，結果發現，那些看到跟「老」相關字組的大學生，走的時間比看中性字組來得慢。原因在於，「健忘」、「禿頭」、「皺紋」這些字促發了老的意念；這個意念又促發了行為，使學生走路變慢了。

這個「促發效應」（priming effect）非常強烈。即使沒有一個學生注意到，這些字有共同的主題「老」。他們也都堅持，老的念頭從未進入他們心中。然而，他們的行動卻變慢了，這就是所謂的「意念動作效應」（ideomotor effect）。

更可怕的是，這個效應也可以倒過來做，動作也會強化意念。德國的研究者請學生在房間中走五分鐘，每一分鐘走三十步，這是一般大學生步伐速度的三分之一，然後請他們在電腦上辨認一閃而過的單字，結果發現這些慢走的學生，對老年有關的字辨識特別快，如forgetful、old。

假如你動作像老人，它會強化你老年的思想，這效應是雙向的。因為這暗示的作用是不自覺地發生。官員在談論國家前途時，宜從正向著手去尋找解決方式，不可未戰先敗。

左宗棠西征時，曾在路上看到一個老者的門前掛了「天下第一棋手」的旗子。左宗棠很愛下棋，便進去和老人下，結果老人三盤皆輸，左宗棠就很得意地告誡老人不可再掛。

等到他收復新疆班師回朝時，看到老人門口還掛著旗子，就很生氣。再進去與老人對弈，結果老者連贏三盤。左宗棠很驚訝，老者說：「出征前，我讓你贏，因為我不可挫主帥的銳氣。現在你勝利歸來，我就不再手下留情了。」

主帥不可以無氣，主委不可以不知。更何況目前究竟是「其真無馬耶」、還是「其真不知馬也」，還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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