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台北不是我的家

胡晴舫：台北不是我的家
【2012/10/06 聯合報 / 胡晴舫】
 
其實，使用「外勞」這個名詞已夾帶歧視。在台灣，「外勞」一詞籠統將一群國籍不同、語言迥異且文化南轅北轍的人統統圈到了一塊兒，他們不是越南人、泰國人、菲律賓人，甚至不是男人或女人，只是一具具失去個人特徵的肉體，這些肉體會替台灣帶來勞動產能，具期效性，沒有保障，磨損了就換。此詞更毫不客氣指涉對象的暗膚色，因為講到外勞，很少台灣人會聯想到白皮膚。

台灣社會自知「外勞」此詞的潛在歧視，因此，清大生去澳洲當農場臨時工，便美化為「觀光打工」、「壯遊」，但對當地社會來說，那個時空下的他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勞」，跟流浪到西班牙採柑橘的羅馬尼亞青年沒什麼兩樣。又如法國外籍兵團一向聲名狼藉，台灣的孩子去參加法國外籍兵團，傳媒當作頭條處理，彷彿去幫第一世界社會當傭兵參戰不算冒死血汗工，還可以在巴黎買間小公寓。

本來工作無貴賤，無論出於自願或迫於無奈而選擇了一份工作，管他在都市咖啡館櫃檯賣咖啡、辦公室電腦前填表格還是鄉間農場種草莓，都在認真勞動，力圖賺取自己的生活尊嚴。同樣地，因為各式各樣原因而進入台灣社會工作的外國朋友們，就跟因為各式各樣原因而出去其他社會勞動的台灣孩子們一樣，渴望依賴自己的勞力，尋求更好的人生。

當這些外國朋友進入我們的社會，意味了他們將生活在我們其中，意思是他們也會跟我們一樣逛街上館子，使用公園、地鐵等公共設施，站在街頭講自己的母語，付稅之後希望享用福利。他們其中也許有人會跟台灣男孩女孩墜入情網，他們的孩子會上學，跟著台灣社會一同成長。

七○年代德國為了戰後重建，「進口」了大量來自回教社會的勞動力，他們貢獻了青春與勞力，如今開始在德國退休，他們的孩子已是拿德語當母語的德國人。

台灣面臨人才外流、少子化、高齡化等三大人口問題，遲早要處理如何增加新興勞動力，而迎接這些外籍人士、外籍配偶或外籍學生。與其被動遲疑擁抱市場的結果，台灣社會應及早像香港、新加坡積極立法，完善工作居留法規與移民法，主動篩選台灣亟需的人才，歡迎他們留下來長期居住工作。而台灣的城市設施也該俱進升級，以容納國際人口。

台鐵先是以維護旅客權益為由，禁止外勞朋友在台北車站周邊活動，之後又放任文化部清空大廳，每周末讓年輕朋友跟部長尬舞。這已不是法令前後不一的技術性問題，或文化部淪為康樂部的可笑窘況，而顯現了更深層的社會心態：台灣還沒接受異鄉人已在我們周圍生活的事實，我們的城市尚未準備分享公共空間，讓異鄉人安居生活。

台灣女作家去了香港，批評中環價值，連歇腳休息之處都沒有，除非坐進咖啡館買杯咖啡。但，每逢周末，正是這塊寸土寸金的中環整塊清空，拉起紅龍，變成行人專用區，讓只有周日放假的「外勞」全面進駐，他們帶來自己準備的便當，脫掉鞋履，席地而坐，用家鄉話痛快聊天，互相塗指甲剪頭髮。他們最喜歡的團體活動便是放上一段音樂，一起尬舞。

現在的台北市，仍不是異鄉人的家。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