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詢問之必要？
【2011/09/29 聯合報/廖玉蕙】
最近，閱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作家謝林（Abdel-Moneim Selim）的短篇小說〈遺失的手提箱〉。文中敘寫因為遺失一口手提箱去警局報案的主角，從報案那刻起，開始飽嘗不斷被傳訊、追問細節的困擾，曠日廢時的結果，差點兒因此丟了工作。最後，他決定乾脆放棄尋找手提箱，謊稱東西並無遺失，卻被警局以「妨害公務罪」扣押。情節荒謬卻十分寫實，我不禁聯想起近日到中部一所一級醫院陪病的經驗。
通知兩點報到，直到四點獲准進入病房前，我們都待在無客可會的會客室裏。除了報到櫃台的護士外，分別還另有兩位護士前來婉言詢問狀況，每回我們都得細說從頭。大部分的問題甚至在我們尚未到達醫院前的幾天，就有一位護士在長途電話裡仔細盤問過了。諸如：有沒有藥物過敏？有沒有家族遺傳病史？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各自有無罹患糖尿病、高血壓……自己先前曾開過刀否？同樣的話，講了又講，我感覺每個人問話的語氣都相當誠懇，納悶的是他們到底都把這些答案弄到哪裡去了？
終於，住院醫師來了！醫生開口仍舊是：「你有對什麼藥物過敏嗎？」第二個問題；「你的家族有沒有什麼遺傳病史？」接下來是？你猜對了！「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各自有無罹患糖尿病、高血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股悶氣隱隱滋生著。八點多，又來了一位白袍醫生，手上一支筆、一張紙。正要開口，我攔住他，說：「你要問他對什麼藥過敏，有沒有家族病史，……」那位年輕的醫生嚇了一跳，睜大眼反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能不知道嗎？幾個小時內連問四次，外加長途電話一回，共計五次。你們是怎麼啦？難道都不看紀錄的？」醫生年輕的臉孔瞬間紅成一片，囁嚅著說是醫院的規定，他們也無可奈何。
看了小說，我不禁慶幸當天沒有因之負氣提出放棄治療的請求，否則會不會像被那位被扣押的主角般，被醫院當做罹患妄想症轉送精神科治療？
這些醫護人員顯然並沒養成閱讀習慣，何以同樣的問題需要一問再問？當然不能扣他們「尋病人開心」的帽子，或懷疑他們兼具考察病人及其家屬有無罹患阿茲海默症的使命。但是，可以斷言的是：前來關心、詢問的，不管是護理人員或醫生，都不看已然記載在住院病歷上的訊息。如果他們並不看記錄，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那些被記載下來的資料是拿去做什麼用？住院病患固然是已經排除萬難專心來住院，應有足夠的時間對應紛至沓來的詢問；但醫護人員是否也該試著體貼病人，他們既須住院，通常是缺乏足夠的精力應付重複又重複的問話的。
其實，這樣的情況，也非這家醫院獨然。當年母親自我感覺中風進急診室，我自己手麻症狀，住院接受脊髓穿刺手術，都在不同醫院，卻也同樣接受一而再、再而三的詢問。母親對著不時更換的急診室醫生比手畫腳無數回合，時而舉手，時而摸鼻，時而走直線；我則在病房內跟所有巡房大小醫生做了無數場手勁角力及走直線的考驗。
其實，必要的確認如姓名、症狀是必須的，以防出開錯刀等的大差錯，病患應該可以理解也樂意配合；但像這般圖方便，拿同樣的問題不斷提問、試驗，罔顧病患心情與精力，就無異於騷擾了。這是看小說後的聯想，提供醫界參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2011-09-30
李清志：巷弄城市、魅力再造
巷弄城市、魅力再造
【2011/09/30 聯合報╱李清志】
台北的魅力不在於摩天大樓，紐約或上海的摩天大樓比台北更宏偉壯觀；台北的魅力也不在古蹟老街，羅馬或巴黎處處都比台北還要古意盎然；台北的魅力更不是親水空間或綠地公園，倫敦、西雅圖或舊金山都比台北擁有更多水岸綠地公園。那麼到底什麼才是台北的城市魅力？這座城市與其他城市不同的特色是什麼？
前些日子，在永康街、青田街，以及龍泉街，甚至古亭老街區裡，都可以看見一些年輕學生，充滿著好奇的神情，拿著相機、筆記本，穿梭在巷弄間，他們有的是日本人、有的是北京、上海的學生，也有本地的學生們，原來這些人是參與一場在台北舉辦的「巷弄城市／國際建築工作營」。
這場國際建築工作營，由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南村落，以及實踐大學建築系共同主辦，參與者包括日本建築師山下保博、松岡恭子、田井幹夫等人，以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建築系、台北實踐大學建築系師生，他們異口同聲認為：「巷弄」才是台北城市的魅力所在，試圖藉著建築空間的觀察與思考，挖掘出台北巷弄空間的魅力元素，並發展出現階段巷弄空間問題改善的多種可能性。
不同國家背景的參與者，對於台北的巷弄觀察，有著不同的看法與思考。上海的團隊在巷弄觀察之後，對於台北巷弄裡「不可進入的縫隙空間」特別感興趣，他指的是台北巷弄間的防火巷空間，那的確是台北城市中被我們忽略與遺忘的角落，好像哈利波特電影中的「斜角巷」一般。
日本團隊則認為台北的社區巷弄裡，其實還有許多空間，包括陽台、屋頂、前後院等空間，可以加以綠化，轉化成城市綠色革命的籌碼：英國建築師劉安娜所帶領的團隊，則從古亭區早年充滿螢火蟲的歷史中，得到靈感，推出所謂的「螢火蟲計畫」，在古亭區巷弄黑暗的畸零地空間，製造出明亮可以活動的社區廣場，猶如螢火蟲般，慢慢點亮整個社區巷弄。
台灣建築師連浩延所帶領的團隊，撇棄傳統的規劃設計方式，直接在社區的廢棄空間「作灶」，他們找到都市規劃中，被拆屋準備鋪馬路的空地上，直接徒手建造了十座各具特色的土灶，然後在空地上生火烤起香腸來，吸引人們注意到社區廢棄空間的使用，同時也以「作灶」隱喻著住宅的起源。
所謂的「都市更新」不應該只是拆掉舊房子，蓋高樓豪宅，而是努力去「活化」（Regenerate）城市空間。這樣一次關於台北「巷弄城市」的國際工作營，激發出對於城市更新發展的種種可能性，盼望我們的城市可以因為有更多樣的都更方式，讓城市中的沒落或死寂空間，重新注入活力，為都市創造出更多的人性化空間。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2011/09/30 聯合報╱李清志】
台北的魅力不在於摩天大樓，紐約或上海的摩天大樓比台北更宏偉壯觀；台北的魅力也不在古蹟老街，羅馬或巴黎處處都比台北還要古意盎然；台北的魅力更不是親水空間或綠地公園，倫敦、西雅圖或舊金山都比台北擁有更多水岸綠地公園。那麼到底什麼才是台北的城市魅力？這座城市與其他城市不同的特色是什麼？
前些日子，在永康街、青田街，以及龍泉街，甚至古亭老街區裡，都可以看見一些年輕學生，充滿著好奇的神情，拿著相機、筆記本，穿梭在巷弄間，他們有的是日本人、有的是北京、上海的學生，也有本地的學生們，原來這些人是參與一場在台北舉辦的「巷弄城市／國際建築工作營」。
這場國際建築工作營，由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南村落，以及實踐大學建築系共同主辦，參與者包括日本建築師山下保博、松岡恭子、田井幹夫等人，以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建築系、台北實踐大學建築系師生，他們異口同聲認為：「巷弄」才是台北城市的魅力所在，試圖藉著建築空間的觀察與思考，挖掘出台北巷弄空間的魅力元素，並發展出現階段巷弄空間問題改善的多種可能性。
不同國家背景的參與者，對於台北的巷弄觀察，有著不同的看法與思考。上海的團隊在巷弄觀察之後，對於台北巷弄裡「不可進入的縫隙空間」特別感興趣，他指的是台北巷弄間的防火巷空間，那的確是台北城市中被我們忽略與遺忘的角落，好像哈利波特電影中的「斜角巷」一般。
日本團隊則認為台北的社區巷弄裡，其實還有許多空間，包括陽台、屋頂、前後院等空間，可以加以綠化，轉化成城市綠色革命的籌碼：英國建築師劉安娜所帶領的團隊，則從古亭區早年充滿螢火蟲的歷史中，得到靈感，推出所謂的「螢火蟲計畫」，在古亭區巷弄黑暗的畸零地空間，製造出明亮可以活動的社區廣場，猶如螢火蟲般，慢慢點亮整個社區巷弄。
台灣建築師連浩延所帶領的團隊，撇棄傳統的規劃設計方式，直接在社區的廢棄空間「作灶」，他們找到都市規劃中，被拆屋準備鋪馬路的空地上，直接徒手建造了十座各具特色的土灶，然後在空地上生火烤起香腸來，吸引人們注意到社區廢棄空間的使用，同時也以「作灶」隱喻著住宅的起源。
所謂的「都市更新」不應該只是拆掉舊房子，蓋高樓豪宅，而是努力去「活化」（Regenerate）城市空間。這樣一次關於台北「巷弄城市」的國際工作營，激發出對於城市更新發展的種種可能性，盼望我們的城市可以因為有更多樣的都更方式，讓城市中的沒落或死寂空間，重新注入活力，為都市創造出更多的人性化空間。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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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7
邱坤良：布拉格機場的民國百年
布拉格機場的民國百年
【2011/09/14 聯合報/邱坤良】
暑假到歐洲走了一趟，先飛阿姆斯特丹，再從法蘭克福、柏林一路坐火車到布拉格。在這個美麗城市進出的旅客很多，不論在舊城、查理大橋、城堡區，到處可看到台灣人的身影，有團進團出，也有像我這種散客。從布拉格取道荷蘭回國時，我一反「趕」飛機的老毛病，很早就辦好登機手續，孰料飛阿姆斯特丹的班機延遲八十多分鐘，這不影響我回台北的航班，但在布拉格機場因而有了很多美國時間，足足晃蕩了四個鐘頭。
我坐在Ｃ３閘門候機區，對前方牆面橫排的黑白圖片並未特別留意，突然瞥見圖片中似有「台灣光復」四個中文字，趨前細看，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灣菁英在公會堂慶祝「光復」牌樓前的合影。約四十公分Ｘ九十公分大小的展示板十一幅，每幅兩張圖片，內容有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蔣渭水民眾黨大會、九一八事變日軍在鐵路沿線布防、美國飛虎隊協助中國空軍、金龍少棒凱旋回國，還有廿年前野百合學運。回頭看另一面牆，有同樣規模的圖片展覽，內容有宋美齡勞軍、台灣鳳梨豐收等等。再觀察附近其他閘門，Ｃ４牆上也展示近期彩色圖片，包括民俗慶典與表演藝術。
這項展覽應該是新聞局或哪個駐外單位慶祝建國百年「精彩一○○」活動之一罷，其他機場可能也有類似的展示活動。能在布拉格機場目睹熟悉的老照片，倍感親切。不過，在我逗留布拉格機場的幾個小時，沒看到哪個人對這些圖片瞧上一眼。
這時有兩位來自台灣新竹的旅客向櫃台反映，飛機延誤造成她們在阿姆斯特丹轉機回台北的時間緊迫。這兩人是姑姪關係，趁暑假結伴自助旅行，先後到維也納、布拉格玩了幾天，住的是最便宜的民宿，出門搭大眾交通工具，吃飯也很節省，前後十二天的旅行，機票之外，食宿、交通加上購物，每人還花不到兩萬元。閒聊中我指著牆上的台灣圖片，她們瞧了一眼說：「對ㄏㄡ！我沒注意到耶！」說著說著，並沒有往前看一眼的興趣，也許心裡還在掛記航班罷。
台灣駐外單位能在國際機場舉辦展覽，必然經過折衝與協調的過程，值得讚揚。然而，任何展覽活動，就算沒有專業策展人，主事者對展示內容與形式也應有基本概念，這項國外機場的民國百年圖片展，有值得商榷之處。姑且不論橫跨海峽兩岸的百年圖像，會不會讓外國人時空錯亂，三個展示區皆無標題，缺乏展示脈絡，也沒有主辦單位或足以引人注目的符號，僅單純地在圖片下方以英文／捷克文敘述一段背景複雜的故事，不但不醒目，也難以吸引旅客的興趣。
其實從機場的空間環境來看，幾十張卅公分Ｘ卅五公分的小照片沒主題、說明卻落落長，掛在閘門高牆之中，還不如選一、兩張視覺性強烈的圖像，配合標題或簡單文字說明，在機場主要通道做成大型看板，更能收國際宣傳效果。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2011/09/14 聯合報/邱坤良】
暑假到歐洲走了一趟，先飛阿姆斯特丹，再從法蘭克福、柏林一路坐火車到布拉格。在這個美麗城市進出的旅客很多，不論在舊城、查理大橋、城堡區，到處可看到台灣人的身影，有團進團出，也有像我這種散客。從布拉格取道荷蘭回國時，我一反「趕」飛機的老毛病，很早就辦好登機手續，孰料飛阿姆斯特丹的班機延遲八十多分鐘，這不影響我回台北的航班，但在布拉格機場因而有了很多美國時間，足足晃蕩了四個鐘頭。
我坐在Ｃ３閘門候機區，對前方牆面橫排的黑白圖片並未特別留意，突然瞥見圖片中似有「台灣光復」四個中文字，趨前細看，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灣菁英在公會堂慶祝「光復」牌樓前的合影。約四十公分Ｘ九十公分大小的展示板十一幅，每幅兩張圖片，內容有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蔣渭水民眾黨大會、九一八事變日軍在鐵路沿線布防、美國飛虎隊協助中國空軍、金龍少棒凱旋回國，還有廿年前野百合學運。回頭看另一面牆，有同樣規模的圖片展覽，內容有宋美齡勞軍、台灣鳳梨豐收等等。再觀察附近其他閘門，Ｃ４牆上也展示近期彩色圖片，包括民俗慶典與表演藝術。
這項展覽應該是新聞局或哪個駐外單位慶祝建國百年「精彩一○○」活動之一罷，其他機場可能也有類似的展示活動。能在布拉格機場目睹熟悉的老照片，倍感親切。不過，在我逗留布拉格機場的幾個小時，沒看到哪個人對這些圖片瞧上一眼。
這時有兩位來自台灣新竹的旅客向櫃台反映，飛機延誤造成她們在阿姆斯特丹轉機回台北的時間緊迫。這兩人是姑姪關係，趁暑假結伴自助旅行，先後到維也納、布拉格玩了幾天，住的是最便宜的民宿，出門搭大眾交通工具，吃飯也很節省，前後十二天的旅行，機票之外，食宿、交通加上購物，每人還花不到兩萬元。閒聊中我指著牆上的台灣圖片，她們瞧了一眼說：「對ㄏㄡ！我沒注意到耶！」說著說著，並沒有往前看一眼的興趣，也許心裡還在掛記航班罷。
台灣駐外單位能在國際機場舉辦展覽，必然經過折衝與協調的過程，值得讚揚。然而，任何展覽活動，就算沒有專業策展人，主事者對展示內容與形式也應有基本概念，這項國外機場的民國百年圖片展，有值得商榷之處。姑且不論橫跨海峽兩岸的百年圖像，會不會讓外國人時空錯亂，三個展示區皆無標題，缺乏展示脈絡，也沒有主辦單位或足以引人注目的符號，僅單純地在圖片下方以英文／捷克文敘述一段背景複雜的故事，不但不醒目，也難以吸引旅客的興趣。
其實從機場的空間環境來看，幾十張卅公分Ｘ卅五公分的小照片沒主題、說明卻落落長，掛在閘門高牆之中，還不如選一、兩張視覺性強烈的圖像，配合標題或簡單文字說明，在機場主要通道做成大型看板，更能收國際宣傳效果。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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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故宮的隱喻
故宮的隱喻
【2011/09/15 聯合報/許知遠】
最初聽到這則新聞時，我覺得荒謬而不是憤怒。那是五月初的一個夜晚，一名竊賊盜取了北京故宮幾件正在展出的珠寶手工藝品。倘若你知道故宮內繁多的警報器與監視器、不斷巡邏的安保人員，這不啻是一樁傳奇案件，要怎樣的高手才能這樣輕易得手。
只一天，案件就得以偵破。他不是江洋大盜，只是一個內部的工作人員。嚴密的防盜系統毫無作用，警報監視器多處黑屏，值班人員也沒上報情況。既然失物追回，漏洞又變成了值得慶賀的成就，故宮院方向員警部門贈送了兩面感謝錦旗。
這場平庸的盜竊劇的高潮出現了。錦旗中一面上寫著：撼祖國強盛，衛京都泰安。作為中國最富文化意義的機構，故宮竟寫錯了字。多虧漢字的豐富性，「捍」與「撼」有相同的發音，卻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意思—難道故宮希望員警要推翻政權？它隨即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變成了十足的笑料。而故宮的人員仍出面辯護，強調這兩個字是通用的，它引發了新一輪的嘲諷。看起來，故宮太符合當今中國官僚的普遍特性—他們愚蠢不堪、絕不認錯。
接下來的三個月裏，醜聞一個接一個。故宮西花園中的建福宮被改造為富豪的私人會所，公共的博物館被特權者獨據。然後，一件哥窯青瓷被工作人員失手打破，它是來自宋代的一級文物，自從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從未出現過這樣嚴重的事故。藉由網路，從前的舊帳也被翻了出來。原來五代時期的名作《瀟湘圖卷》曾被空調的滴水打濕，宮廷木製屏風在修復時被水浸泡……
這僅僅是一個機構的管理不善，還是寓意一場更廣泛的危機？在越來越面目全非的北京城，故宮仍是最迷人的景觀。在遊人散去的傍晚，高大的紅牆、黃色的琉璃瓦、空曠的灰磚廣場，還有層疊的歷史記憶，都令人陶醉。它也從不是一家普通的博物館，它是近代歷史轉型的主要見證者。六百年來帝王們的貪婪、不懈收藏，令它還象徵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而在中國，傳統也常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的源頭。國民黨政權逃離中國時，它要搶運故宮的文物，他們在軍事上與政治上丟掉了中國，卻仍要保持文化上的某種壟斷，深宮裏的《清明上河圖》與上海金庫裏的黃金、孫立人的部隊同樣重要。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故宮也是權力的重要裝飾品，在一個崛起的時刻尤其如此，正是共產黨令中國重獲富強，恢復了歷史上的榮耀。尋找回圓明園丟失的寶物，讓故宮再現輝煌，都是最顯著的證明。
但故宮這一連串醜聞，卻是一個富強中國的內在的真實情況。在物質與技術上，它變得如此強大，它斥鉅資來不斷重修老建築、安裝攝影鏡頭、雇用龐大的保衛人員，內在的腐爛系統，這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形式上的勝利，防止不了一起最平庸的盜竊案。它聲稱要保護修復與保護傳統，但它只懂得官僚邏輯與金錢邏輯，沒人在乎文化與傳統的價值，他們的每一項努力，有時還加劇了傳統的斷裂。它甚至顯得如此「無知」與「市儈」，僅僅十個字的錦旗，竟還寫錯一個，熱中於把商業活動引入紅牆之內。而當被質詢時，沒有一個人為此承擔真正的責任。
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故宮是權力的封閉性與資本的貪婪性的結合。它象徵了一個富強中國的深層危機，它是制度上的破產，文化上的、個人責任上的徹底失敗。
（作者為北京作家）
【2011/09/15 聯合報/許知遠】
最初聽到這則新聞時，我覺得荒謬而不是憤怒。那是五月初的一個夜晚，一名竊賊盜取了北京故宮幾件正在展出的珠寶手工藝品。倘若你知道故宮內繁多的警報器與監視器、不斷巡邏的安保人員，這不啻是一樁傳奇案件，要怎樣的高手才能這樣輕易得手。
只一天，案件就得以偵破。他不是江洋大盜，只是一個內部的工作人員。嚴密的防盜系統毫無作用，警報監視器多處黑屏，值班人員也沒上報情況。既然失物追回，漏洞又變成了值得慶賀的成就，故宮院方向員警部門贈送了兩面感謝錦旗。
這場平庸的盜竊劇的高潮出現了。錦旗中一面上寫著：撼祖國強盛，衛京都泰安。作為中國最富文化意義的機構，故宮竟寫錯了字。多虧漢字的豐富性，「捍」與「撼」有相同的發音，卻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意思—難道故宮希望員警要推翻政權？它隨即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變成了十足的笑料。而故宮的人員仍出面辯護，強調這兩個字是通用的，它引發了新一輪的嘲諷。看起來，故宮太符合當今中國官僚的普遍特性—他們愚蠢不堪、絕不認錯。
接下來的三個月裏，醜聞一個接一個。故宮西花園中的建福宮被改造為富豪的私人會所，公共的博物館被特權者獨據。然後，一件哥窯青瓷被工作人員失手打破，它是來自宋代的一級文物，自從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從未出現過這樣嚴重的事故。藉由網路，從前的舊帳也被翻了出來。原來五代時期的名作《瀟湘圖卷》曾被空調的滴水打濕，宮廷木製屏風在修復時被水浸泡……
這僅僅是一個機構的管理不善，還是寓意一場更廣泛的危機？在越來越面目全非的北京城，故宮仍是最迷人的景觀。在遊人散去的傍晚，高大的紅牆、黃色的琉璃瓦、空曠的灰磚廣場，還有層疊的歷史記憶，都令人陶醉。它也從不是一家普通的博物館，它是近代歷史轉型的主要見證者。六百年來帝王們的貪婪、不懈收藏，令它還象徵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而在中國，傳統也常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的源頭。國民黨政權逃離中國時，它要搶運故宮的文物，他們在軍事上與政治上丟掉了中國，卻仍要保持文化上的某種壟斷，深宮裏的《清明上河圖》與上海金庫裏的黃金、孫立人的部隊同樣重要。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故宮也是權力的重要裝飾品，在一個崛起的時刻尤其如此，正是共產黨令中國重獲富強，恢復了歷史上的榮耀。尋找回圓明園丟失的寶物，讓故宮再現輝煌，都是最顯著的證明。
但故宮這一連串醜聞，卻是一個富強中國的內在的真實情況。在物質與技術上，它變得如此強大，它斥鉅資來不斷重修老建築、安裝攝影鏡頭、雇用龐大的保衛人員，內在的腐爛系統，這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形式上的勝利，防止不了一起最平庸的盜竊案。它聲稱要保護修復與保護傳統，但它只懂得官僚邏輯與金錢邏輯，沒人在乎文化與傳統的價值，他們的每一項努力，有時還加劇了傳統的斷裂。它甚至顯得如此「無知」與「市儈」，僅僅十個字的錦旗，竟還寫錯一個，熱中於把商業活動引入紅牆之內。而當被質詢時，沒有一個人為此承擔真正的責任。
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故宮是權力的封閉性與資本的貪婪性的結合。它象徵了一個富強中國的深層危機，它是制度上的破產，文化上的、個人責任上的徹底失敗。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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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一二三：苦瓜和俳句
苦瓜和俳句
【2011/09/16 聯合報/新井一二三】
今年夏天的日本，由於震災以及核電站事故而缺電，為了節約電力大家想出來的種種方法當中，較有想像力的是「綠色窗簾」，即窗外種蔓爬植物來限制酷夏激烈的陽光射進屋子裡。有沒有此類花草窗簾，室內溫度的差別竟大到四、五度，讓大家能少開空調。
從前在日本，每逢夏天很多家庭都種了牽牛花。小學一年級的暑假裡養牽牛花，把每天的成長過程寫畫在觀察日記，到了九月一日開學交給老師，乃許多人共同的兒時回憶。紅色、紫色、天藍色喇叭花盛開的樣子，可說曾代表日本夏天的風景，一提起就令人懷念風鈴的聲音，西瓜的味道，晚上在院子裡玩的煙火。牽牛花也會爬的，於是有著名的俳句道：給牽牛花奪了吊桶，非去鄰家借水井。那是十八世紀的女詩人加賀千代女的作品。
這些年，恐怕是溫室效果所致吧，日本夏天越來越熱，使得園藝愛好者開始養亞熱帶植物來了。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苦瓜，因為容易養而且可以吃。今年夏天，尤其為了製造「綠色窗簾」，日本全國許多家庭都種了苦瓜。我家也不甘寂寞。小學四年級的女兒在學校花壇裡收穫帶回家的苦瓜，當晚餐消費以後，把留下來的種子埋在花盆裡澆水，過幾天果然冒出來幾個芽，再過幾天就伸出葉子來，轉眼之間開始爬上周圍的柵欄了。
日本人是最近十多年才開始吃苦瓜的。最初從沖繩船運過來，吃法也跟沖繩人學了。把苦瓜切成片以後，和肉片、洋蔥、豆腐、雞蛋等一起炒的菜式，用沖繩語叫做「goya campur」。「goya」是苦瓜，「campur」則是馬來語「混合」的意思。至於為何沖繩菜有馬來語名稱，恐怕是早年去南洋回來的移民傳播的。
其實，本州居民開始種苦瓜之前，曾經也有夏天在院子裡種瓜的習慣。那是另一種蔓爬植物：絲瓜。然而，日本人從來沒學會絲瓜的吃法，至今不知道可以當蔬菜吃的。所以，夏末成熟的絲瓜，除了洗澡時用瓤子擦身體以外，也只有從蔓兒滴答下來的液體收集後自製化妝水。當合成海綿普及以後，用絲瓜瓤洗刷身體的人變少了，今天的小姐太太們也不再把絲瓜水塗在臉上。結果，如今的日本幾乎沒人種絲瓜了，完全被苦瓜風壓倒。
日本傳統詩歌俳句，一定得用代表季節的詞語。苦瓜普及以後，亦被承認為季語了。不過，畢竟歷史短，仍有舶來品的印象。相比之下，歷史悠久的季語還是有穩定感。八月舉辦的全國高中俳句錦標賽，有七十六所學校，一百廿四隊參加，一隊由五個同學組成。可見，雖然規模上無法跟高中棒球大會（於甲子園球場）相比，但是認真練俳句的學生也可不少，果然比賽的外號叫做「俳句甲子園」。
今年的大會由於震災後不到半年就舉行，許多作品反映出青少年對這宗災難的感想來了。有個同學寫道：白沙上，西瓜猶如地球星。災區岩手縣的作品則道：夏天的雲朵，倖存意味著活下去。俳句是僅用十七個音節組成的迷你詩歌，常有人拿畫家速寫來比較。俳句似乎也像抓拍鏡頭。夏天的雲朵甚麼也不說，倒令有心人深思。
（作者為日本作家）
【2011/09/16 聯合報/新井一二三】
今年夏天的日本，由於震災以及核電站事故而缺電，為了節約電力大家想出來的種種方法當中，較有想像力的是「綠色窗簾」，即窗外種蔓爬植物來限制酷夏激烈的陽光射進屋子裡。有沒有此類花草窗簾，室內溫度的差別竟大到四、五度，讓大家能少開空調。
從前在日本，每逢夏天很多家庭都種了牽牛花。小學一年級的暑假裡養牽牛花，把每天的成長過程寫畫在觀察日記，到了九月一日開學交給老師，乃許多人共同的兒時回憶。紅色、紫色、天藍色喇叭花盛開的樣子，可說曾代表日本夏天的風景，一提起就令人懷念風鈴的聲音，西瓜的味道，晚上在院子裡玩的煙火。牽牛花也會爬的，於是有著名的俳句道：給牽牛花奪了吊桶，非去鄰家借水井。那是十八世紀的女詩人加賀千代女的作品。
這些年，恐怕是溫室效果所致吧，日本夏天越來越熱，使得園藝愛好者開始養亞熱帶植物來了。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苦瓜，因為容易養而且可以吃。今年夏天，尤其為了製造「綠色窗簾」，日本全國許多家庭都種了苦瓜。我家也不甘寂寞。小學四年級的女兒在學校花壇裡收穫帶回家的苦瓜，當晚餐消費以後，把留下來的種子埋在花盆裡澆水，過幾天果然冒出來幾個芽，再過幾天就伸出葉子來，轉眼之間開始爬上周圍的柵欄了。
日本人是最近十多年才開始吃苦瓜的。最初從沖繩船運過來，吃法也跟沖繩人學了。把苦瓜切成片以後，和肉片、洋蔥、豆腐、雞蛋等一起炒的菜式，用沖繩語叫做「goya campur」。「goya」是苦瓜，「campur」則是馬來語「混合」的意思。至於為何沖繩菜有馬來語名稱，恐怕是早年去南洋回來的移民傳播的。
其實，本州居民開始種苦瓜之前，曾經也有夏天在院子裡種瓜的習慣。那是另一種蔓爬植物：絲瓜。然而，日本人從來沒學會絲瓜的吃法，至今不知道可以當蔬菜吃的。所以，夏末成熟的絲瓜，除了洗澡時用瓤子擦身體以外，也只有從蔓兒滴答下來的液體收集後自製化妝水。當合成海綿普及以後，用絲瓜瓤洗刷身體的人變少了，今天的小姐太太們也不再把絲瓜水塗在臉上。結果，如今的日本幾乎沒人種絲瓜了，完全被苦瓜風壓倒。
日本傳統詩歌俳句，一定得用代表季節的詞語。苦瓜普及以後，亦被承認為季語了。不過，畢竟歷史短，仍有舶來品的印象。相比之下，歷史悠久的季語還是有穩定感。八月舉辦的全國高中俳句錦標賽，有七十六所學校，一百廿四隊參加，一隊由五個同學組成。可見，雖然規模上無法跟高中棒球大會（於甲子園球場）相比，但是認真練俳句的學生也可不少，果然比賽的外號叫做「俳句甲子園」。
今年的大會由於震災後不到半年就舉行，許多作品反映出青少年對這宗災難的感想來了。有個同學寫道：白沙上，西瓜猶如地球星。災區岩手縣的作品則道：夏天的雲朵，倖存意味著活下去。俳句是僅用十七個音節組成的迷你詩歌，常有人拿畫家速寫來比較。俳句似乎也像抓拍鏡頭。夏天的雲朵甚麼也不說，倒令有心人深思。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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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4
雷驤:旅路上的閱讀
旅路上的閱讀
【2011/09/04 聯合報/雷驤】
有這樣一句話：一次也就是一次也沒有。當我是孩子的時候經常很明白這個意思。
這是德國導演文‧溫德斯在他的照相集子《一次》裡，末一頁寫落的話。此話予我，卻要到黃昏的這一刻才明白。它點出了生命中似有若無的經歷。
去年夏天我抓起書架上這冊《一次》去甘肅，以為在旅途中隨手翻閱，打發無聊的。
結果大受感動，只要偶一碰觸這本書，翻讀一、兩頁，頭殼立刻清明起來。好像溫德斯的「旅程」始終帶我同行，絮絮向我說著知心話，直接而清明，有時卻可有可無的必要。
《一次》書頁的形式是：一張占據不到半頁的旅次照片，一個主題常有數張（多半黑白，偶或彩色，包括小部分拍立得），餘下空白，隔壁頁也空白，溫德斯便在此寫下短短幾行。
文‧溫德斯說：「拍攝可以是一張臉孔、一片風景，或是一個聲音……」為什麼會是「聲音」？我思索這句話的時候，一股滷味傳來，接著我斜睇到機場餐店陳列盤裡黃澄澄的油豆腐和一排滷蛋，於是我想：拍攝的動機也可以是一股「氣味」吧。凡是聲音／氣味所引發寄託的圖像，日後重閱時，也將「還原」回去。
這趟旅行手邊沒帶相機，遂把這一段段隨想的文字，寫在書頁其餘的空白處，漸漸的頁次填滿。
●
這就來到甘肅這個「回教國家」，許多僻遠的村子都有華麗的清真寺，儘管四周的房子還那麼破舊。清真寺大約是居民們現世的榮耀與來世的託寄吧。
那建築樣式有些很典型──一個圓頂幾支高塔、塔尖上斜掛著一個月牙兒；但也有漢族寺廟似的，也有像道觀形式的。只是不曉得什麼緣故，有的一座寺與一座寺的距離如此相近，我不知道晨禱和晚禱的歌聲響起的時候，彼此將多麼干擾。
記得某年在印尼大島上的一次旅行（為拍攝文學家郁達夫的紀錄片），黃昏，我們一行人前前後後走在村道上，歌聲響起，從擴音器傳開，披著頭巾的女子紛紛從家屋走出往教堂趕去。好像有一對孿生姊妹始終走在我們前頭，姑娘回首好奇的看這幾個異教徒。接著我們透過寺外的窗櫺，從圖案的隙縫間看那一堂人起起跪跪的參拜了。
這次到甘肅寧夏自治州，事先得知，期間乃回教的齋戒月，出發前大夥兒心裡就忐忑，據他們規矩：日落（約二十時）和日出（約四時）之間，是不能吃任何東西的。於是我們一路準備著各式各樣的餅乾什麼的乾糧，打算偷偷吃，以維持白天工作的體力。
那天初抵寧夏市的黃昏，將暗未暗的車窗外，瞧見廣場邊的攤子上，無處不供應一隻隻油亮的燒雞──恭謹的趴著，以及其他種種熟食的時候，我們才匪夷所思的鬆了口氣。
●
在《一次》書頁裡溫德斯拍到不少電影界頂尖的人物：馬丁‧史柯西斯和伊莎貝拉‧羅塞里尼，尼可以及黑澤明等人。想不到黑澤明是滿高的，你看！這一張包括六個人的合照裡，他幾乎比所有的西方人還高！
我面對58與59兩頁照片不停端詳。敘事者把時間連綴成故事了，但圖像的正確「嵌入」時間，就依閱看者的想像了。像這左右的二幅──我猜來猜去，景是一致的，有些人物也一樣，不過前後移位與調換罷了。到底哪張發生在前？哪張在後？
有人物的照片比較有意思：一個人（特別是知名之士）帶來豐饒的背景，閱看者腦子裡的故事以此擴大不已。但，一片風景，我不得不說：面對它，的確我所知有限。
78頁的一幅，溫德斯寫道：「我從加州開車到德州。那時是冬天，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相信：下雪了。」
照片上積雪的大路筆直向前，直到消失的盡頭，中景部分兀立著兩株矮棕櫚顯明的熱帶象徵。
還好，我們看它的時候，總覺得那是疾馳中凝凍住的。作為一個故事開頭，這景還不錯，而況，這相機後邊總有一個人！
●
在東鄉。耳邊響起兩個回族孩子的對話，聽起來是一種外國語。我用普通話問他們。孩子臉上出現困惑的沉默，再問，便走開了。那移動的小臉上帶著難以覺察的微笑和不容易洗淨的塵土。
我到本地來為兩天的「夏令營」教書。教室粉刷一新，課桌是梯形平面，桌上都蓋有一個藍布做的套子，邊緣可以用穿的帶子收緊，看起來像一張張覆著包巾的揚琴架子。我揭開布罩，底下的木桌面滿是塵土、傷痕與剝漆。看來藍布罩子不用來保護桌子，而是用來掩飾它們。
這個措施很奇怪，只要木工刨去一層不就一新了嗎？有人說，這兒自產的藍布特別便宜，所以課桌都做了套。對此解釋我不以為然，更有越描越黑之嫌。
在中國，當然廁所的潔淨，永遠擺在一切的建設與改善之後。
夏令營裡有一個活潑潑、看起來便與眾不同的十歲男孩，到處吃得開。據告是來自杭州，這回選拔來此參訪的「小記者」。我第一回注意到他，是自顧自把大紅旗拔起來耍飄。第二次看到是躲在司令台後邊悄悄打開電腦玩遊戲，後邊圍著一群驚奇不已的回族孩子們。
●
87頁上、下兩張照相構成──同一個持竹棒趕鴨的峇里島男孩，一自正面、一自側面拍下。溫德斯寫道：「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這裡還是天堂。現在簡直成了地獄。」
我也前後多次去過那個島，留下一些峇里的相片，但從未想過連續性的解釋它們。後來此地轉變為「全民皆商」，隨處都有人糾纏、聒噪的銷售手藝品，對遊人而言，確乎猶如「地獄」了。
才學會稱謂的小孫女二歲時，指著一張我穿綠上衣的背影叫道：爺爺！這前景的湖邊，女兒光夏正採集細微的波浪聲。她把長髮斜披下來遮住了麥克風，達成錄音的遮風罩效果。
●
「那次徒步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人，」溫德斯在澳洲沙漠中心巨大的「大獨岩」，一整天繞著：「倒是有一條狗陪著我，牠清晨就跑在我前面，一起從汽車旅館裡出來了。」這隻大狗就成為《一次》這本書的封面。
有一回和家人去非洲的「好望角」。在地理／歷史課本上是個生動的故事，實際卻是一個荒礫的地塊，尖端插入海洋。我的朋友吳子南開一台白色賓士車送我們前去。自開普敦出發以來他就有點矛盾：一會兒說，這段懸崖道路曾使他懼高症發作；一會兒又說，既然你們遠道而來，我非送到不可。
我們在「好望角」這處不毛之地，看見惡地形上苦難掙扎生長的各種植物，形色猶如歷經火災以後的廢墟，俱有一種悲情之美。一隻背殼大得像桌面的陸龜，沿公路邊上爬著，光夏跟著牠跑。
●
生命的終景，漸次顯現。（80頁我看到溫德斯拍的十字架與積雪的墓園），我可以推溯到一個生命形成的初始，那懵懂無助之感。
（第二天，溫德斯裝上了一卷彩色膠卷。拍下同一個墓園之景。）
為什麼彩色照片總讓我分心？而不像黑白照那樣，令人墜入沉思。不管誰拍的，我都極願意同他（她）合而為一！
再翻讀下去，出現了拍立得彩照。「拍攝《愛麗絲夢遊記》的時候，我們得到一台嶄新的SX-70相機，」溫德斯寫道：「拍照變得全然不同，充滿好奇和興奮。」於是從169頁到171頁裡出現那種正方形的、色調明顯偏差的彩照，有文‧溫德斯彎身下來面對的大頭照，也有小女孩手拿上述那張照片的照片。
記起同Amy一道在北京旅行的時候，琉璃廠附近，看到兩個剛下學等家人來接的女娃兒。Amy用拍立得拍下她倆的相片，並當場送給她們。對她們而言簡直興奮極了。那是二十年以前。可惜影像只有那「唯一」，女娃兒們穿黃雨衣的映象，只留在我們的記憶裡。
這趟在甘肅東鄉「希望小學」的拜訪中，台灣來的紀錄團隊給我們拍了合照，用的是數位相機，立即在教室一角以4×6彩色相紙列印出了三張──照片裡有三個人：Stanly（我的助教）、小英（紀錄團隊的人）和我。
人的記憶力的輔具越來越多，而「記憶」本身好像越來越無能了呢。
●
溫德斯的照片從231頁到239頁，出現一家汽車電影院自興盛到衰亡的前後。他特別記下散戲後的一次夜行：「我捎上了兩個喝得爛醉的尋礦人，去找他們在『二十英里』礦區的度假拖車。碎石路上我們的車胎癟了，他們兩個那麼爛醉，卻能迅速地修好。」
我也有類似的一次旅行，在台東與花蓮交界處投宿，凌晨我們便起身上路。在分辨不出哪是路面哪是海灘的道上，我們駕駛的小廂型車爆胎了。
漆黑的郊野，我們從後行李箱找到一隻備胎，我用小手電筒投出昏黃的微光，協助朋友換胎。這時，海岸常有的細雨下起來，耳聽到海浪的拍擊，卻不知哪是礁石或沙灘，以及海岸的形狀。
所幸那備胎是好的──充氣堅硬，但朋友說它的鎖孔與車子對不上。他找出一把鋼片小刀，將那六角形的孔洞割大了些，一面告訴我：這刀削什麼都行！果然他順利合上備胎，鑽緊螺帽，我們重新上路。
這個矮矮的鐵漢型本地人物，將成為一家小型航機公司地區的代理人。我們的勘察旅行也即為此。
●
在東鄉的最後一天，有人跑來通知：村裡有一位老人昨天夜裡死了。要夏令營的擴音器關掉。不久，我在校門口看到一長列的送葬隊伍，回族老大爺們喜歡留鬚，頭頂戴白帽，身穿中山裝式的半長袍服，雙手叉在背後。沒有棺槨、沒有吹打喪樂，死者用擔架抬得高高，覆裹一層布帛，略見人形。據說罩毯下面的遺體如木乃伊般包著布條。
回族的葬禮沉默而莊嚴，看來全村的人都跟著走在後邊了。
●
我實在不適合獨自旅行，現在自甘肅返至上海。
早上在酒店附近一家日式拉麵店吃東西。我發覺自己一面吃著，卻時時抬眼看著周邊環境，保持警覺，像隻無所歸屬的流浪犬，總不得自在。中午登上「大自鳴鐘」的塔樓（原是租借時代英國跑馬總會會址），一家高級西餐廳，點了前菜、湯和啤酒，彷彿要悠然的享用起來──其實心裡知道：清冷的餐室裡，此刻全部袖手站立的待者們，都正留意我用餐的態度。還是不得自在！
住進愚圓路一號的「瑞士大酒店」。鄰旁有一家Coffee‧Books正開在常德路「張愛玲故居」的樓下，它也正以此為招徠，書架上滿是現在熱門出版的關於張愛玲的圖書。
望著窗子外那個擺了七、八張桌子的庭園，遮陽棚忽然飄鼓起來，接著嘩啦嘩啦下起驟雨，雖然天空仍是藍白兩色。
「請問，對街那一排法國梧桐的行道樹，什麼時候砍掉的呢？」我問侍者。回說：「今年年初吧，博覽會的關係，拓寬馬路呀，」然後補上一句：「可惜了。」就轉身去忙他的了。
我想起十五年前，外景隊在「常德公寓」張愛玲住過的樓層裡拍她與姑姑倆的情境演示；以及我們的一個落腮鬍的助手跑到對街，爬上梧桐樹去，拋下枯葉以配合拍攝意象的事──描述去美後的張愛玲印象。在紐約訪問郭松棻，有一回看到張愛玲過街，他說：就像灣區吹來的一陣風，把她單薄的身形吹捲過街去……
住的酒店另一條馬路上，有一掛牌曰「上海交通樞紐」的、不知為何的大機關，從地理位置猜想，大約就是當年的「電車總廠」。張愛玲從住的地方樓上，到晚可見「收班時，一部部電車回家」，這情境寫進過她的散文裡。為此，外景隊也在某一極其悶熱的夜晚，跑進電車廠，內外模擬了那種情境。當我揮汗忙碌的時候，忽然一隻手伸過來為我搖扇取風，真正難忘的事境……
●
二十幾年前，我去美西的鄉下地方（樂居埠），因為歷史上有華工在此開墾務農，我便去了那兒──現在竟是一個幾如鬼鎮的街道。午餐踏進一家賣餐的酒店，端上來的牛排大得出奇，對東方人而言，那一份足夠全家的分量。出來站在高起的木廊上，乾風吹颳空街的碎紙與枯枝捲動，好像盡頭隨時會出現一個戴牛仔帽掛槍的人。
溫德斯說：「如果我必須用一幅照片來定義德州的話，我得說：一個戴牛仔帽的老人。老牛仔是最悲傷和最令人動容的裝扮。」這時我正看著206和207頁的照相，抬頭，前面正走過一個戴牛仔帽的、極高的西方男人，骨骼勻稱，長腿、小頭，而且還年輕。行走的身形使我想到與一艘大郵輪十分相似，由於艙房之高大，在我眼前造成一種「滑過」的印象。
然而此地是上海虹橋機場的候機室，再過四十五分鐘我的班機即將直飛台北松山。
【2011/09/04 聯合報/雷驤】
有這樣一句話：一次也就是一次也沒有。當我是孩子的時候經常很明白這個意思。
這是德國導演文‧溫德斯在他的照相集子《一次》裡，末一頁寫落的話。此話予我，卻要到黃昏的這一刻才明白。它點出了生命中似有若無的經歷。
去年夏天我抓起書架上這冊《一次》去甘肅，以為在旅途中隨手翻閱，打發無聊的。
結果大受感動，只要偶一碰觸這本書，翻讀一、兩頁，頭殼立刻清明起來。好像溫德斯的「旅程」始終帶我同行，絮絮向我說著知心話，直接而清明，有時卻可有可無的必要。
《一次》書頁的形式是：一張占據不到半頁的旅次照片，一個主題常有數張（多半黑白，偶或彩色，包括小部分拍立得），餘下空白，隔壁頁也空白，溫德斯便在此寫下短短幾行。
文‧溫德斯說：「拍攝可以是一張臉孔、一片風景，或是一個聲音……」為什麼會是「聲音」？我思索這句話的時候，一股滷味傳來，接著我斜睇到機場餐店陳列盤裡黃澄澄的油豆腐和一排滷蛋，於是我想：拍攝的動機也可以是一股「氣味」吧。凡是聲音／氣味所引發寄託的圖像，日後重閱時，也將「還原」回去。
這趟旅行手邊沒帶相機，遂把這一段段隨想的文字，寫在書頁其餘的空白處，漸漸的頁次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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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來到甘肅這個「回教國家」，許多僻遠的村子都有華麗的清真寺，儘管四周的房子還那麼破舊。清真寺大約是居民們現世的榮耀與來世的託寄吧。
那建築樣式有些很典型──一個圓頂幾支高塔、塔尖上斜掛著一個月牙兒；但也有漢族寺廟似的，也有像道觀形式的。只是不曉得什麼緣故，有的一座寺與一座寺的距離如此相近，我不知道晨禱和晚禱的歌聲響起的時候，彼此將多麼干擾。
記得某年在印尼大島上的一次旅行（為拍攝文學家郁達夫的紀錄片），黃昏，我們一行人前前後後走在村道上，歌聲響起，從擴音器傳開，披著頭巾的女子紛紛從家屋走出往教堂趕去。好像有一對孿生姊妹始終走在我們前頭，姑娘回首好奇的看這幾個異教徒。接著我們透過寺外的窗櫺，從圖案的隙縫間看那一堂人起起跪跪的參拜了。
這次到甘肅寧夏自治州，事先得知，期間乃回教的齋戒月，出發前大夥兒心裡就忐忑，據他們規矩：日落（約二十時）和日出（約四時）之間，是不能吃任何東西的。於是我們一路準備著各式各樣的餅乾什麼的乾糧，打算偷偷吃，以維持白天工作的體力。
那天初抵寧夏市的黃昏，將暗未暗的車窗外，瞧見廣場邊的攤子上，無處不供應一隻隻油亮的燒雞──恭謹的趴著，以及其他種種熟食的時候，我們才匪夷所思的鬆了口氣。
●
在《一次》書頁裡溫德斯拍到不少電影界頂尖的人物：馬丁‧史柯西斯和伊莎貝拉‧羅塞里尼，尼可以及黑澤明等人。想不到黑澤明是滿高的，你看！這一張包括六個人的合照裡，他幾乎比所有的西方人還高！
我面對58與59兩頁照片不停端詳。敘事者把時間連綴成故事了，但圖像的正確「嵌入」時間，就依閱看者的想像了。像這左右的二幅──我猜來猜去，景是一致的，有些人物也一樣，不過前後移位與調換罷了。到底哪張發生在前？哪張在後？
有人物的照片比較有意思：一個人（特別是知名之士）帶來豐饒的背景，閱看者腦子裡的故事以此擴大不已。但，一片風景，我不得不說：面對它，的確我所知有限。
78頁的一幅，溫德斯寫道：「我從加州開車到德州。那時是冬天，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相信：下雪了。」
照片上積雪的大路筆直向前，直到消失的盡頭，中景部分兀立著兩株矮棕櫚顯明的熱帶象徵。
還好，我們看它的時候，總覺得那是疾馳中凝凍住的。作為一個故事開頭，這景還不錯，而況，這相機後邊總有一個人！
●
在東鄉。耳邊響起兩個回族孩子的對話，聽起來是一種外國語。我用普通話問他們。孩子臉上出現困惑的沉默，再問，便走開了。那移動的小臉上帶著難以覺察的微笑和不容易洗淨的塵土。
我到本地來為兩天的「夏令營」教書。教室粉刷一新，課桌是梯形平面，桌上都蓋有一個藍布做的套子，邊緣可以用穿的帶子收緊，看起來像一張張覆著包巾的揚琴架子。我揭開布罩，底下的木桌面滿是塵土、傷痕與剝漆。看來藍布罩子不用來保護桌子，而是用來掩飾它們。
這個措施很奇怪，只要木工刨去一層不就一新了嗎？有人說，這兒自產的藍布特別便宜，所以課桌都做了套。對此解釋我不以為然，更有越描越黑之嫌。
在中國，當然廁所的潔淨，永遠擺在一切的建設與改善之後。
夏令營裡有一個活潑潑、看起來便與眾不同的十歲男孩，到處吃得開。據告是來自杭州，這回選拔來此參訪的「小記者」。我第一回注意到他，是自顧自把大紅旗拔起來耍飄。第二次看到是躲在司令台後邊悄悄打開電腦玩遊戲，後邊圍著一群驚奇不已的回族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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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頁上、下兩張照相構成──同一個持竹棒趕鴨的峇里島男孩，一自正面、一自側面拍下。溫德斯寫道：「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這裡還是天堂。現在簡直成了地獄。」
我也前後多次去過那個島，留下一些峇里的相片，但從未想過連續性的解釋它們。後來此地轉變為「全民皆商」，隨處都有人糾纏、聒噪的銷售手藝品，對遊人而言，確乎猶如「地獄」了。
才學會稱謂的小孫女二歲時，指著一張我穿綠上衣的背影叫道：爺爺！這前景的湖邊，女兒光夏正採集細微的波浪聲。她把長髮斜披下來遮住了麥克風，達成錄音的遮風罩效果。
●
「那次徒步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人，」溫德斯在澳洲沙漠中心巨大的「大獨岩」，一整天繞著：「倒是有一條狗陪著我，牠清晨就跑在我前面，一起從汽車旅館裡出來了。」這隻大狗就成為《一次》這本書的封面。
有一回和家人去非洲的「好望角」。在地理／歷史課本上是個生動的故事，實際卻是一個荒礫的地塊，尖端插入海洋。我的朋友吳子南開一台白色賓士車送我們前去。自開普敦出發以來他就有點矛盾：一會兒說，這段懸崖道路曾使他懼高症發作；一會兒又說，既然你們遠道而來，我非送到不可。
我們在「好望角」這處不毛之地，看見惡地形上苦難掙扎生長的各種植物，形色猶如歷經火災以後的廢墟，俱有一種悲情之美。一隻背殼大得像桌面的陸龜，沿公路邊上爬著，光夏跟著牠跑。
●
生命的終景，漸次顯現。（80頁我看到溫德斯拍的十字架與積雪的墓園），我可以推溯到一個生命形成的初始，那懵懂無助之感。
（第二天，溫德斯裝上了一卷彩色膠卷。拍下同一個墓園之景。）
為什麼彩色照片總讓我分心？而不像黑白照那樣，令人墜入沉思。不管誰拍的，我都極願意同他（她）合而為一！
再翻讀下去，出現了拍立得彩照。「拍攝《愛麗絲夢遊記》的時候，我們得到一台嶄新的SX-70相機，」溫德斯寫道：「拍照變得全然不同，充滿好奇和興奮。」於是從169頁到171頁裡出現那種正方形的、色調明顯偏差的彩照，有文‧溫德斯彎身下來面對的大頭照，也有小女孩手拿上述那張照片的照片。
記起同Amy一道在北京旅行的時候，琉璃廠附近，看到兩個剛下學等家人來接的女娃兒。Amy用拍立得拍下她倆的相片，並當場送給她們。對她們而言簡直興奮極了。那是二十年以前。可惜影像只有那「唯一」，女娃兒們穿黃雨衣的映象，只留在我們的記憶裡。
這趟在甘肅東鄉「希望小學」的拜訪中，台灣來的紀錄團隊給我們拍了合照，用的是數位相機，立即在教室一角以4×6彩色相紙列印出了三張──照片裡有三個人：Stanly（我的助教）、小英（紀錄團隊的人）和我。
人的記憶力的輔具越來越多，而「記憶」本身好像越來越無能了呢。
●
溫德斯的照片從231頁到239頁，出現一家汽車電影院自興盛到衰亡的前後。他特別記下散戲後的一次夜行：「我捎上了兩個喝得爛醉的尋礦人，去找他們在『二十英里』礦區的度假拖車。碎石路上我們的車胎癟了，他們兩個那麼爛醉，卻能迅速地修好。」
我也有類似的一次旅行，在台東與花蓮交界處投宿，凌晨我們便起身上路。在分辨不出哪是路面哪是海灘的道上，我們駕駛的小廂型車爆胎了。
漆黑的郊野，我們從後行李箱找到一隻備胎，我用小手電筒投出昏黃的微光，協助朋友換胎。這時，海岸常有的細雨下起來，耳聽到海浪的拍擊，卻不知哪是礁石或沙灘，以及海岸的形狀。
所幸那備胎是好的──充氣堅硬，但朋友說它的鎖孔與車子對不上。他找出一把鋼片小刀，將那六角形的孔洞割大了些，一面告訴我：這刀削什麼都行！果然他順利合上備胎，鑽緊螺帽，我們重新上路。
這個矮矮的鐵漢型本地人物，將成為一家小型航機公司地區的代理人。我們的勘察旅行也即為此。
●
在東鄉的最後一天，有人跑來通知：村裡有一位老人昨天夜裡死了。要夏令營的擴音器關掉。不久，我在校門口看到一長列的送葬隊伍，回族老大爺們喜歡留鬚，頭頂戴白帽，身穿中山裝式的半長袍服，雙手叉在背後。沒有棺槨、沒有吹打喪樂，死者用擔架抬得高高，覆裹一層布帛，略見人形。據說罩毯下面的遺體如木乃伊般包著布條。
回族的葬禮沉默而莊嚴，看來全村的人都跟著走在後邊了。
●
我實在不適合獨自旅行，現在自甘肅返至上海。
早上在酒店附近一家日式拉麵店吃東西。我發覺自己一面吃著，卻時時抬眼看著周邊環境，保持警覺，像隻無所歸屬的流浪犬，總不得自在。中午登上「大自鳴鐘」的塔樓（原是租借時代英國跑馬總會會址），一家高級西餐廳，點了前菜、湯和啤酒，彷彿要悠然的享用起來──其實心裡知道：清冷的餐室裡，此刻全部袖手站立的待者們，都正留意我用餐的態度。還是不得自在！
住進愚圓路一號的「瑞士大酒店」。鄰旁有一家Coffee‧Books正開在常德路「張愛玲故居」的樓下，它也正以此為招徠，書架上滿是現在熱門出版的關於張愛玲的圖書。
望著窗子外那個擺了七、八張桌子的庭園，遮陽棚忽然飄鼓起來，接著嘩啦嘩啦下起驟雨，雖然天空仍是藍白兩色。
「請問，對街那一排法國梧桐的行道樹，什麼時候砍掉的呢？」我問侍者。回說：「今年年初吧，博覽會的關係，拓寬馬路呀，」然後補上一句：「可惜了。」就轉身去忙他的了。
我想起十五年前，外景隊在「常德公寓」張愛玲住過的樓層裡拍她與姑姑倆的情境演示；以及我們的一個落腮鬍的助手跑到對街，爬上梧桐樹去，拋下枯葉以配合拍攝意象的事──描述去美後的張愛玲印象。在紐約訪問郭松棻，有一回看到張愛玲過街，他說：就像灣區吹來的一陣風，把她單薄的身形吹捲過街去……
住的酒店另一條馬路上，有一掛牌曰「上海交通樞紐」的、不知為何的大機關，從地理位置猜想，大約就是當年的「電車總廠」。張愛玲從住的地方樓上，到晚可見「收班時，一部部電車回家」，這情境寫進過她的散文裡。為此，外景隊也在某一極其悶熱的夜晚，跑進電車廠，內外模擬了那種情境。當我揮汗忙碌的時候，忽然一隻手伸過來為我搖扇取風，真正難忘的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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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幾年前，我去美西的鄉下地方（樂居埠），因為歷史上有華工在此開墾務農，我便去了那兒──現在竟是一個幾如鬼鎮的街道。午餐踏進一家賣餐的酒店，端上來的牛排大得出奇，對東方人而言，那一份足夠全家的分量。出來站在高起的木廊上，乾風吹颳空街的碎紙與枯枝捲動，好像盡頭隨時會出現一個戴牛仔帽掛槍的人。
溫德斯說：「如果我必須用一幅照片來定義德州的話，我得說：一個戴牛仔帽的老人。老牛仔是最悲傷和最令人動容的裝扮。」這時我正看著206和207頁的照相，抬頭，前面正走過一個戴牛仔帽的、極高的西方男人，骨骼勻稱，長腿、小頭，而且還年輕。行走的身形使我想到與一艘大郵輪十分相似，由於艙房之高大，在我眼前造成一種「滑過」的印象。
然而此地是上海虹橋機場的候機室，再過四十五分鐘我的班機即將直飛台北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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