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路上的閱讀
【2011/09/04 聯合報/雷驤】
有這樣一句話：一次也就是一次也沒有。當我是孩子的時候經常很明白這個意思。
這是德國導演文‧溫德斯在他的照相集子《一次》裡，末一頁寫落的話。此話予我，卻要到黃昏的這一刻才明白。它點出了生命中似有若無的經歷。
去年夏天我抓起書架上這冊《一次》去甘肅，以為在旅途中隨手翻閱，打發無聊的。
結果大受感動，只要偶一碰觸這本書，翻讀一、兩頁，頭殼立刻清明起來。好像溫德斯的「旅程」始終帶我同行，絮絮向我說著知心話，直接而清明，有時卻可有可無的必要。
《一次》書頁的形式是：一張占據不到半頁的旅次照片，一個主題常有數張（多半黑白，偶或彩色，包括小部分拍立得），餘下空白，隔壁頁也空白，溫德斯便在此寫下短短幾行。
文‧溫德斯說：「拍攝可以是一張臉孔、一片風景，或是一個聲音……」為什麼會是「聲音」？我思索這句話的時候，一股滷味傳來，接著我斜睇到機場餐店陳列盤裡黃澄澄的油豆腐和一排滷蛋，於是我想：拍攝的動機也可以是一股「氣味」吧。凡是聲音／氣味所引發寄託的圖像，日後重閱時，也將「還原」回去。
這趟旅行手邊沒帶相機，遂把這一段段隨想的文字，寫在書頁其餘的空白處，漸漸的頁次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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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來到甘肅這個「回教國家」，許多僻遠的村子都有華麗的清真寺，儘管四周的房子還那麼破舊。清真寺大約是居民們現世的榮耀與來世的託寄吧。
那建築樣式有些很典型──一個圓頂幾支高塔、塔尖上斜掛著一個月牙兒；但也有漢族寺廟似的，也有像道觀形式的。只是不曉得什麼緣故，有的一座寺與一座寺的距離如此相近，我不知道晨禱和晚禱的歌聲響起的時候，彼此將多麼干擾。
記得某年在印尼大島上的一次旅行（為拍攝文學家郁達夫的紀錄片），黃昏，我們一行人前前後後走在村道上，歌聲響起，從擴音器傳開，披著頭巾的女子紛紛從家屋走出往教堂趕去。好像有一對孿生姊妹始終走在我們前頭，姑娘回首好奇的看這幾個異教徒。接著我們透過寺外的窗櫺，從圖案的隙縫間看那一堂人起起跪跪的參拜了。
這次到甘肅寧夏自治州，事先得知，期間乃回教的齋戒月，出發前大夥兒心裡就忐忑，據他們規矩：日落（約二十時）和日出（約四時）之間，是不能吃任何東西的。於是我們一路準備著各式各樣的餅乾什麼的乾糧，打算偷偷吃，以維持白天工作的體力。
那天初抵寧夏市的黃昏，將暗未暗的車窗外，瞧見廣場邊的攤子上，無處不供應一隻隻油亮的燒雞──恭謹的趴著，以及其他種種熟食的時候，我們才匪夷所思的鬆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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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書頁裡溫德斯拍到不少電影界頂尖的人物：馬丁‧史柯西斯和伊莎貝拉‧羅塞里尼，尼可以及黑澤明等人。想不到黑澤明是滿高的，你看！這一張包括六個人的合照裡，他幾乎比所有的西方人還高！
我面對58與59兩頁照片不停端詳。敘事者把時間連綴成故事了，但圖像的正確「嵌入」時間，就依閱看者的想像了。像這左右的二幅──我猜來猜去，景是一致的，有些人物也一樣，不過前後移位與調換罷了。到底哪張發生在前？哪張在後？
有人物的照片比較有意思：一個人（特別是知名之士）帶來豐饒的背景，閱看者腦子裡的故事以此擴大不已。但，一片風景，我不得不說：面對它，的確我所知有限。
78頁的一幅，溫德斯寫道：「我從加州開車到德州。那時是冬天，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相信：下雪了。」
照片上積雪的大路筆直向前，直到消失的盡頭，中景部分兀立著兩株矮棕櫚顯明的熱帶象徵。
還好，我們看它的時候，總覺得那是疾馳中凝凍住的。作為一個故事開頭，這景還不錯，而況，這相機後邊總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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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鄉。耳邊響起兩個回族孩子的對話，聽起來是一種外國語。我用普通話問他們。孩子臉上出現困惑的沉默，再問，便走開了。那移動的小臉上帶著難以覺察的微笑和不容易洗淨的塵土。
我到本地來為兩天的「夏令營」教書。教室粉刷一新，課桌是梯形平面，桌上都蓋有一個藍布做的套子，邊緣可以用穿的帶子收緊，看起來像一張張覆著包巾的揚琴架子。我揭開布罩，底下的木桌面滿是塵土、傷痕與剝漆。看來藍布罩子不用來保護桌子，而是用來掩飾它們。
這個措施很奇怪，只要木工刨去一層不就一新了嗎？有人說，這兒自產的藍布特別便宜，所以課桌都做了套。對此解釋我不以為然，更有越描越黑之嫌。
在中國，當然廁所的潔淨，永遠擺在一切的建設與改善之後。
夏令營裡有一個活潑潑、看起來便與眾不同的十歲男孩，到處吃得開。據告是來自杭州，這回選拔來此參訪的「小記者」。我第一回注意到他，是自顧自把大紅旗拔起來耍飄。第二次看到是躲在司令台後邊悄悄打開電腦玩遊戲，後邊圍著一群驚奇不已的回族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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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頁上、下兩張照相構成──同一個持竹棒趕鴨的峇里島男孩，一自正面、一自側面拍下。溫德斯寫道：「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這裡還是天堂。現在簡直成了地獄。」
我也前後多次去過那個島，留下一些峇里的相片，但從未想過連續性的解釋它們。後來此地轉變為「全民皆商」，隨處都有人糾纏、聒噪的銷售手藝品，對遊人而言，確乎猶如「地獄」了。
才學會稱謂的小孫女二歲時，指著一張我穿綠上衣的背影叫道：爺爺！這前景的湖邊，女兒光夏正採集細微的波浪聲。她把長髮斜披下來遮住了麥克風，達成錄音的遮風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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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徒步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人，」溫德斯在澳洲沙漠中心巨大的「大獨岩」，一整天繞著：「倒是有一條狗陪著我，牠清晨就跑在我前面，一起從汽車旅館裡出來了。」這隻大狗就成為《一次》這本書的封面。
有一回和家人去非洲的「好望角」。在地理／歷史課本上是個生動的故事，實際卻是一個荒礫的地塊，尖端插入海洋。我的朋友吳子南開一台白色賓士車送我們前去。自開普敦出發以來他就有點矛盾：一會兒說，這段懸崖道路曾使他懼高症發作；一會兒又說，既然你們遠道而來，我非送到不可。
我們在「好望角」這處不毛之地，看見惡地形上苦難掙扎生長的各種植物，形色猶如歷經火災以後的廢墟，俱有一種悲情之美。一隻背殼大得像桌面的陸龜，沿公路邊上爬著，光夏跟著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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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終景，漸次顯現。（80頁我看到溫德斯拍的十字架與積雪的墓園），我可以推溯到一個生命形成的初始，那懵懂無助之感。
（第二天，溫德斯裝上了一卷彩色膠卷。拍下同一個墓園之景。）
為什麼彩色照片總讓我分心？而不像黑白照那樣，令人墜入沉思。不管誰拍的，我都極願意同他（她）合而為一！
再翻讀下去，出現了拍立得彩照。「拍攝《愛麗絲夢遊記》的時候，我們得到一台嶄新的SX-70相機，」溫德斯寫道：「拍照變得全然不同，充滿好奇和興奮。」於是從169頁到171頁裡出現那種正方形的、色調明顯偏差的彩照，有文‧溫德斯彎身下來面對的大頭照，也有小女孩手拿上述那張照片的照片。
記起同Amy一道在北京旅行的時候，琉璃廠附近，看到兩個剛下學等家人來接的女娃兒。Amy用拍立得拍下她倆的相片，並當場送給她們。對她們而言簡直興奮極了。那是二十年以前。可惜影像只有那「唯一」，女娃兒們穿黃雨衣的映象，只留在我們的記憶裡。
這趟在甘肅東鄉「希望小學」的拜訪中，台灣來的紀錄團隊給我們拍了合照，用的是數位相機，立即在教室一角以4×6彩色相紙列印出了三張──照片裡有三個人：Stanly（我的助教）、小英（紀錄團隊的人）和我。
人的記憶力的輔具越來越多，而「記憶」本身好像越來越無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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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德斯的照片從231頁到239頁，出現一家汽車電影院自興盛到衰亡的前後。他特別記下散戲後的一次夜行：「我捎上了兩個喝得爛醉的尋礦人，去找他們在『二十英里』礦區的度假拖車。碎石路上我們的車胎癟了，他們兩個那麼爛醉，卻能迅速地修好。」
我也有類似的一次旅行，在台東與花蓮交界處投宿，凌晨我們便起身上路。在分辨不出哪是路面哪是海灘的道上，我們駕駛的小廂型車爆胎了。
漆黑的郊野，我們從後行李箱找到一隻備胎，我用小手電筒投出昏黃的微光，協助朋友換胎。這時，海岸常有的細雨下起來，耳聽到海浪的拍擊，卻不知哪是礁石或沙灘，以及海岸的形狀。
所幸那備胎是好的──充氣堅硬，但朋友說它的鎖孔與車子對不上。他找出一把鋼片小刀，將那六角形的孔洞割大了些，一面告訴我：這刀削什麼都行！果然他順利合上備胎，鑽緊螺帽，我們重新上路。
這個矮矮的鐵漢型本地人物，將成為一家小型航機公司地區的代理人。我們的勘察旅行也即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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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鄉的最後一天，有人跑來通知：村裡有一位老人昨天夜裡死了。要夏令營的擴音器關掉。不久，我在校門口看到一長列的送葬隊伍，回族老大爺們喜歡留鬚，頭頂戴白帽，身穿中山裝式的半長袍服，雙手叉在背後。沒有棺槨、沒有吹打喪樂，死者用擔架抬得高高，覆裹一層布帛，略見人形。據說罩毯下面的遺體如木乃伊般包著布條。
回族的葬禮沉默而莊嚴，看來全村的人都跟著走在後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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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不適合獨自旅行，現在自甘肅返至上海。
早上在酒店附近一家日式拉麵店吃東西。我發覺自己一面吃著，卻時時抬眼看著周邊環境，保持警覺，像隻無所歸屬的流浪犬，總不得自在。中午登上「大自鳴鐘」的塔樓（原是租借時代英國跑馬總會會址），一家高級西餐廳，點了前菜、湯和啤酒，彷彿要悠然的享用起來──其實心裡知道：清冷的餐室裡，此刻全部袖手站立的待者們，都正留意我用餐的態度。還是不得自在！
住進愚圓路一號的「瑞士大酒店」。鄰旁有一家Coffee‧Books正開在常德路「張愛玲故居」的樓下，它也正以此為招徠，書架上滿是現在熱門出版的關於張愛玲的圖書。
望著窗子外那個擺了七、八張桌子的庭園，遮陽棚忽然飄鼓起來，接著嘩啦嘩啦下起驟雨，雖然天空仍是藍白兩色。
「請問，對街那一排法國梧桐的行道樹，什麼時候砍掉的呢？」我問侍者。回說：「今年年初吧，博覽會的關係，拓寬馬路呀，」然後補上一句：「可惜了。」就轉身去忙他的了。
我想起十五年前，外景隊在「常德公寓」張愛玲住過的樓層裡拍她與姑姑倆的情境演示；以及我們的一個落腮鬍的助手跑到對街，爬上梧桐樹去，拋下枯葉以配合拍攝意象的事──描述去美後的張愛玲印象。在紐約訪問郭松棻，有一回看到張愛玲過街，他說：就像灣區吹來的一陣風，把她單薄的身形吹捲過街去……
住的酒店另一條馬路上，有一掛牌曰「上海交通樞紐」的、不知為何的大機關，從地理位置猜想，大約就是當年的「電車總廠」。張愛玲從住的地方樓上，到晚可見「收班時，一部部電車回家」，這情境寫進過她的散文裡。為此，外景隊也在某一極其悶熱的夜晚，跑進電車廠，內外模擬了那種情境。當我揮汗忙碌的時候，忽然一隻手伸過來為我搖扇取風，真正難忘的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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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幾年前，我去美西的鄉下地方（樂居埠），因為歷史上有華工在此開墾務農，我便去了那兒──現在竟是一個幾如鬼鎮的街道。午餐踏進一家賣餐的酒店，端上來的牛排大得出奇，對東方人而言，那一份足夠全家的分量。出來站在高起的木廊上，乾風吹颳空街的碎紙與枯枝捲動，好像盡頭隨時會出現一個戴牛仔帽掛槍的人。
溫德斯說：「如果我必須用一幅照片來定義德州的話，我得說：一個戴牛仔帽的老人。老牛仔是最悲傷和最令人動容的裝扮。」這時我正看著206和207頁的照相，抬頭，前面正走過一個戴牛仔帽的、極高的西方男人，骨骼勻稱，長腿、小頭，而且還年輕。行走的身形使我想到與一艘大郵輪十分相似，由於艙房之高大，在我眼前造成一種「滑過」的印象。
然而此地是上海虹橋機場的候機室，再過四十五分鐘我的班機即將直飛台北松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