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可強、黃舒楣:華光社區的一堂課

華光社區的一堂課
[  2013/03/29   蘋果日報 / 劉可強、黃舒楣 ]

3月26日，上百名學生徹夜未眠，雨夜中以身體捍衛華光社區中的兩棟房屋，只換得法務部「無理之抗爭」，以及強調「違占建戶」非屬經濟弱勢者的聲明。這並不令人意外，20年來，即使這城市中有關「違建聚落迫遷」的議題不時浮現，從十四、十五號公園、寶藏巖，到今日的華光社區，我國政府始終不願從遷徙歷史來理解城市中為何出現非正式聚落，不願面對長期住宅政策缺席所造成的居住問題。諷刺的是，寶藏巖以非正式聚落之姿成為國際知名景點，官員們都樂見其帶給城市藝術和文化消費的貢獻，卻始終未能承認「非正式聚落」對社會發展和基層生計的重要歷史意義。

在一個去除歷史的放大鏡中，華光長達百年的地景變遷消失了，人口遷徙流離的戰後歷史不見了，只見執法者以「國土活化」為由，要騰空地上物，要華光社區居民繳交「不當得利」。如果真有少數弱勢，才討論居住權和救濟性安置。殊不知多年來房地產炒作的高房價問題，早已造成結構性不正義，否則，怎會有居民由已拆除的建華新村違建搬到華光，接著又不知何處容身？華光讓我們看見主流社會只願選擇性的理解居住正義。

歐美自建住宅普遍

華光社區歷史悠久，是百年前台北東門城外發展起點，在一片荒蕪中，日本人興建台北刑務所及周邊宿舍群落，才開啟了「大城南」發展。國軍遷台後接收監獄和周邊附屬日式木造宿舍，法院和看守所、監獄相關人員都配住於此。事實上，華光社區居民組成還包括日據時期原居民與早些來台的軍人，在1945年的航照圖上清晰可見紋理完整的社區和樹木成群。當時因大量人口遷台，社區中既有房舍也無法容納所有人，在特定時空「暫時居住」氛圍下，甚至徵得長官同意，許多人便在自家院子或鄰近空地自力搭建，沒料住上一輩子。

台北監獄、看守所搬遷後，空出來的華光宿舍和非正式房屋，接收了湧入台北市的大量城鄉移民。類似的非正式營造在歐美各國非常普遍，是城市發展無法迴避的課題。近百年前，許多歐洲國家追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案例，由政府提供公有土地使用權並協助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建築材料，由居民自行建造住宅，居民擁有地上房屋，土地所有權則歸政府。以此經驗回視華光社區和鄰近的紹興社區，何嘗不是「自建住宅計劃」的另類實踐？只是他們沒倚賴政府提供材料，完全自力營造。

不要迴避歷史共業

我們必須從這段歷史來理解華光社區今日的抗爭，居民和聲援的學生們不僅是捍衛普世認同的居住權（任何形式的迫遷都應有安置），更呼籲政府正視居住課題，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中，住宅政策長期缺位，造成居民須從非正式部門滿足居住需求。政府不能從中反省傾斜的都市規劃，反而譴責居民「不當得利」，甚至要騰空歷史脈絡，在規劃未明的時刻，未有安置就強拆，一再複製過去強拆非正式聚落的暴力。政府未能明白寶藏巖成為歷史聚落的重要意義，我們深感遺憾。呼籲政府即時停下推土機，不要迴避歷史共業，不要迴避人權監察，更不該糟蹋年輕學生們不惜以身體捍衛正義，只為喚醒社會良心。

(作者劉可強為台灣大學城鄉所退休教授，黃舒楣為華光學生訪調小組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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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從文林苑檢視社運的價值與目標

從文林苑檢視社運的價值與目標
 【2013/03/29 聯合報 / 社論】

文林苑風波屆滿周年，在張金鶚提出「第三部門協商平台」的勸說下，拒遷戶王家願參與溝通，為僵局的突破提供了新動力。另一方面，都更條例的修法，國會也可望在本會期三讀，對拆遷戶權益提出更縝密的保障。

經由這場激烈的抗爭，政府和民眾對都更的本質與變數、乃至公權力的界線，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文林苑事件提供的活生生教材，無疑是可貴的一課。此外，那些基於對弱勢的同情而日以繼夜在現場聲援的學生，獻出年輕的熱情，換取了社會參與的啟蒙，並促成都更的修法，可謂是終身難忘的經驗。

但別忘了，抗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場抗爭的目的，應是在確保所有的三十八戶家庭「有家可歸」；但這後半段的目標，在高漲的抗爭熱情下似乎遭到了遺忘，或已逐漸遠離初衷。不僅如此，原來依法簽下都更協議書的三十六戶人家，更因此變成歸家遙遙無期，成了無辜受害者。從外界的眼光看，對守法者的傷害，已使抗爭的正當性失衡。

最近發展是，傳出王家內部有人對於社運團體「都更受害者聯盟」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認為該聯盟介入抗爭，非但沒幫到王家忙，反而使得該案進度拖延，甚至衍生募款流向不明及律師費用負擔沉重等枝節。因而傳出王家有人要求：「請聯盟走開，不要把王家當成社運舞台。」這顯示，王家內部立場似也產生分歧，對於無止境對抗卻無法帶來良性結果的行動，有人漸感不耐。

「不要把王家當社運舞台」，這句話值得玩味。從法外自力救濟而言，如果沒有這場抗爭，王家不可能走到今天備受重視的地步；但從渴盼重建安定家園的角度看，伴隨抗爭而來的是更多意外的紛擾及社會的注目，要妥協尋找出路也就變得愈發困難。最困擾的是，當有些王家老小希望事情有個了結，但倘若背後支持的那股社運力量卻不肯罷休，這又轉而使王家揹上「都是為了利」的猜疑，這無異是難以承受之重。

簡單地說，由於社運團體的介入，使王家的處境在文林苑風波中受到了重視；但也由於社運團體的過度堅持，使得王家問題的解決變得更為棘手，致一拖經年而難有進展。社運之所以變成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和台灣不少社運工作者奉「無限抗爭」為至高法則有關，也因此忽視了階段性目標的設定；另一方面，社運營造需要資金和人力的募集和投入，難免牽涉利益的瓜葛，一旦分配不均，矛盾立即現形。如此一來，社運之賴以維繫的正當性，也可能隨之崩解。

其實不僅文林苑事件，在關廠工人抗爭事件中，也出現了關廠工人願意償還欠款了事卻遭工運領導者阻擋的情事。其目的，無非在加強對政府施壓的力道，凸顯工運的抗爭訴求；但此舉也可能帶給工人及其家屬難以名狀的生活與精神困擾。

從抗爭的出發點看，也許兩造雙方均有共同的策略；但各方想要下車的終點，卻未盡相同。一個以社運為「志業」或「職業」的工作者，是要在運動中不斷進行鬥爭；而作為抗爭主體的當事人，則希望藉此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卻不在為抗爭而抗爭；至於因緣際會參與了運動的學生或熱血民眾，則希望透過個人參與實現對他人的協助。不同的價值，都一樣珍貴；但如果目標悖離了當事人的想望，甚至反客為主，把別人的目的當成了自己的工具──就如王家人所怨的「把王家當社運舞台」，恐怕就令人難以苟同了。

文林苑事件能否把台灣的都更帶向更美好的境界，仍在未定之天。明年此時，若王家兩戶和另三十六戶依然流離失所，那麼市府、建商和所有殷切等待都更的民眾都將是輸家，而社運團體恐怕也將難逃「唯恐天下不亂」及「愈幫愈忙」之譏，因為他們連階段性勝利都不懂得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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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他是問題，不是笑柄

他是問題，不是笑柄
 【2013/03/27 聯合報 / 平路】
 
這個月有一則醒目的社會新聞，內容是一位吳姓玩具商因為雜物「淹沒」雙人床，新婚的空姐老婆無處可睡，嚇得跟他離婚。照片上雜物滿溢，房門口才隱約看到地板。接著，電視台去跟拍，攝影機如入無人之境，記者以誇張語氣，盡數其驚怖之處。經由電視頻道反覆放送，這吳姓玩具商大概成了那兩、三日全台灣的笑柄。

確實是問題，自己出入不便、生活空間侷促，蟑螂蟲害叢生，貯物成災造成身邊人的痛苦，影響社區鄰人，甚至釀成火警危險等等不一而足。吳姓玩具商的問題是典型的貯物癖（英文的hoarder），囤貯成了習慣，與那樣東西的價值或功能無關，就是沒辦法丟掉。

嚴重起來，屬於強迫行為的一種，而囤貯的習慣其實十分普遍，從兒童節目「芝麻街」主角之一的奧斯卡，以及果戈里小說《死魂靈》的普柳什金，…到一般人的家居空間被雜物占據（觸目常見，沒用的東西從陽台堆至公寓過道…）。許多人以惜物為名的囤貯，與近期那位新聞人物，只是程度的不同，不一定有本質上的差異。換句話說，每個人，或多或少，或有不同程度的囤積傾向。到搬遷時候，該捨難捨，不免會面對如何下手的心理掙扎。

想要改變這貯積成癖的行為模式？其實不難。國外早有大量書籍，援引心理學中認知行為學派的理論，教人怎麼樣逐步建立捨棄／收納的系統。這類書籍提供步驟，一個一個抽屜開始、一間一間房間進行，幫讀者克服心理上的難關。自己幫不了自己，更可以求助諮商專業，步驟中包括專業諮商師來到現場，與當事人一起重新排列貯物的順序。此外，自覺有這種傾向的人，像戒菸、戒酒一樣，可以參加互助團體。一個人面對貯物無所舉措，借分享團體中其他成員的經驗。

貯物成癖這件事，以個人深層心理來看，可能事關匱乏的補償、可能事關焦慮的轉移，而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則牽涉著集體心理。一般來說，男人比女人多，年長的人比年輕人多，尤其經過憂患戰亂的前輩，惜物愛物，存留著許多囤攢的積習。而腦神經的最新研究之中，做決定的時候猶豫不決，關係到腦袋裡前扣帶皮質區的機能失調，那又屬於病理學的範圍。

眾多角度可以探討，也有各種改變行為的方式可以見效，一旦當作奇人異行，媒體夾著訕笑的報導角度，暴露出台灣社會缺乏同理心的一面。

換句話說，「分類」中被看成行止怪異、被看成怪物或瘋子，他的處境就成了眾人的笑柄。

記得當年也是如此，我們的社會曾經訕笑同志、訕笑愛滋、訕笑精神病患、訕笑自閉的孩子、訕笑每一個與眾不同的個人。近年來漸漸地，體認到把別人劃分到另一邊所隱含的歧視；其實，「他們」與「我們」並沒有那麼大的不同。唯當整個社會不把「他們」當做異類，「他們」困難的處境才有機會讓人理解。就貯物癖而言，當事人若自覺構成本身與他人的不便，有改變的心意，周遭社會更應該提供足夠的求助管道。

新聞中大驚小怪（暗含著排斥與鄙夷）的語氣，看似事小，卻牽涉著整個社會的成熟度。當人們飯後娛樂是倒在自家沙發看電視，不自覺地，笑謔聲常是建立在對他者的歧視上。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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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渡:羅大佑要不要交浪費稅？

羅大佑要不要交浪費稅？
【2013/03/26 聯合報 / 楊渡】

聽到「博士去賣雞排，要課浪費稅」，我有點驚訝。但還好，聽聽就罷了。可是後來的討論卻讓人有點不安。因為它變成一種價值觀的論述，彷彿博士如果去賣雞排，就是「教育資源的浪費」，於是開始有人檢討是不是設了太多博士班碩士班，以致浪費了教育資源。

我最先想到的是羅大佑，一個醫學院訓練七年的畢業生，不當醫生，卻跑去當歌手，想一想，解剖、實習、手術訓練等的設備都不是普通的貴，這浪費豈不比一個博士生大？花這麼多錢，他要不要交一點「教育浪費稅」？

然而，作為創作者，如果不是醫學系的苦悶與摸索，對生命與愛情有所感悟，他會做出那樣的抉擇，最後創作出讓人心動的作品嗎？他初出道的歌，包括《鹿港小鎮》、《現象七十二變》、《童年》、《戀曲1980》等，讓我們聽見八○年代台灣社會的脈動、愛情的悸動、鄉土的感動。這二十幾年來，他的歌聲走得更遠更成熟，變成一個時代共同的聲音與記憶。請問，他的「產值」，會比醫生少嗎？如果執著於「教育投資」不能浪費，那他一生當一個不快樂的醫生的代價，誰來承擔？他的「產值」就真的有很多嗎？他的音樂，要用「產值」來計算，還是用「價值」呢？

如果羅大佑可以放棄醫生去當歌手，寧可去賣音樂；為什麼一個博士生不能放棄學位，去賣雞排？現下有一些大學畢業生，寧可放棄城市生活，回到家鄉種田，成為新農民，這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抉擇，不是很棒的嘗試？無論成敗，生命曾努力過，有何不可？

在這件事的討論中，讓我感到不安的是：為什麼我們的教育觀念，要變成如此「投資與產出」的概念，而不是一種人格的養成，人性的追尋，人文的化成。教育應該有專業訓練，但不是只有專業需要，這是一種人生常識。把教育視為讓一個人受到足夠的訓練，付出各個階段的學費，然後依照博士碩士學士，換算該做什麼工作，有什麼薪資，在就業市場中該賺回多少，這是不是人的「物化」？

依照這個邏輯，羅大佑念了醫學院，該去當醫生，但他沒去，等於浪費了醫療資源，他該被課浪費稅；張洪量該當牙醫，沒去當，該課浪費稅；很多電影劇場的導演、演員，都是理工出身，卻只因為愛藝術，寧可放棄所學，從頭開始。這些人該不該課浪費稅？

但如果少了這些為了理想而不顧一切的藝術家，世界上會有梵谷嗎？他為了藝術，放棄了牧師，而寧可孤獨追尋，終生只賣出一張畫，還是他弟弟買的，是不是他更該去當牧師？他的畫現在價值比一幢豪宅更高，那產值又如何？

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青少年時代該讀什麼書、念什麼系，就是此生的終極決定了，一切可以用金錢算得清清楚楚，人生還有轉圜的餘地嗎？誰能在青少年時代就明白自己一生要走什麼道路呢？

人生總是曲曲折折，徬徨摸索，常常是最後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道路，它的可愛與迷人，不正是在此？學習的目的，也不一定是為了專業賺錢，而是為了獲得知識、獲得美感、獲得愉悅，甚至是為了尋找某一個生命的解答。

謝雪紅曾說過一句話：「人生是不斷追求真理的旅程」。讓學習回歸知識的探求，至於它能有什麼作用，會賺多少錢，能不能解答我們的生命困惑，能不能帶來追尋的快樂，就讓學習者自己決定吧。對教育，對人生，多一點寬容，在終極的答案之前，我們不是如此全知啊！

（作者為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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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仁：文林苑 誰的居住正義？

文林苑 誰的居住正義？
【2013/03/25 聯合報 / 黃樹仁(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文林苑已成台灣都市更新的指標個案。都更法令不周導致今天的僵局，各方皆輸。但文林苑事件中，最令人訝異的是，社會運動人士聲援對象並非無辜受害的弱勢者，而是利益對抗的兩大集團之一。

社運人士聲援王家，理由是反對建商欺壓弱小。認定這是建商與王家的衝突，卻忽略了當事者還有三十六家同意戶。將三方衝突解讀成兩方衝突，認知錯誤導致同情心投射到錯誤對象。

社會運動選擇支持對象有兩個標準。一是弱勢程度，二是道德高度。社會運動最佳支持對象，當然是道德缺憾最小而又同時最弱勢者。

在文林苑事件中，道德缺憾最小而又最弱勢者，並非王家，而是三十六家同意戶。他們遵守與信賴法律，產權與表決權都小。他們參與都更，應非無知被騙或被迫，而是審慎比較後認為建商條件不太離譜，因此接受。

與眾同意戶相比，王家人多業大，絕非三方中最弱勢者。王家力量小於建商，但足以卡住全案，也糧草豐沛到經得起消耗戰，更懂得輿論操作，並不弱勢。就道德高度而言，王家有成員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白領工作，不可能沒有基本法律常識。王家不願參加都更可以同情，但不依法定程序表達拒絕之意，自認不理會就可沒事，這會比老實遵守法律的小同意戶更無辜嗎？

相對的，建商在動工前預售房屋，以致進退兩難，雖然合法，但在道德上很難令人同情。

但厭惡建商，是否就一定要支持王家？

如果社會運動目的在於聲援無辜的弱勢者，則社運人士應該優先聲援流離失所多時的同意戶，應該催促建商與王家這兩大利益集團達成妥協，早日完成重建，讓夾在中間的真正弱勢者可以回家，而非在兩強之中選邊站。這是誤用的良心。

尤其在王家舊居被拆之後，王家與支持者的訴求更令人費解。舊居本已不符目前建築法規，且既已不幸拆除，不論過程是否可議，堅持回復原狀顯然不是公益與私利的最佳選擇。堅持回復原狀，就像堅持反攻大陸一樣無聊。合理出路應是尋求在重建過程中實現建商、王家與同意戶三方的利益妥協。這比堅持回復舊狀更符合居住正義。不幸的是王家聲援者為了懲罰建商，不惜讓同意戶陪葬。這不像社會運動，而更像主動介入兩強對抗的抗建援王志願軍。焦土作戰，以小同意戶為芻狗。意識形態先於人道關懷，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這到底是誰的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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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北海道比花蓮還近

北海道比花蓮還近
【2013/03/20 聯合報 / 劉克襄】

某春日一早，在台中搭乘高鐵南下。走進第八節車廂就座，隨即聽聞前排笑鬧成團。抬頭瞧，一群阿公阿嬤正在嘻嘻哈哈。

原本想上車後打盹，這下無法如願了。列車啟程一陣，他們的喧嘩聲並未結束，反而愈加高亢。我不得不起身，想過去勸告。

接近時，發現幾位老人正持扶手杖，座位旁的置物空間，還並列了四、五張輪椅。我不好再說什麼，迅速穿過，裝作去廁所。折返時，再仔細端詳，這一團還有幾位年輕人和外籍看護陪伴著。

他們繼續高興地歡笑。接近左營時，他們紛紛迫不及待地起身，高鐵工作人員過來幫忙卸下輪椅。我被堵在後頭，看著他們好像孩子去遠足那般快樂，禁不住探問前面看似領隊的婦人，「你們要去哪裡？」

她微笑地跟我抱歉，擋住通道。接著回答，要去小琉球和四重溪。走出車廂後，我不禁擔憂，至少有四、五人都必須坐輪椅，此一老人團如何坐船出海？小琉球有適合的巴士環島嗎？

卅多人的隊伍在月台，只能搭電梯上下。領隊正在忙碌，我也不便追問，逕自大廳等候朋友。過了五、六分鐘，剛剛的老人團分成三批搭電梯上來，拎著大包小包行李。

剛剛回話的婦人果然是領隊，她把老人們引領到坐椅休息區，告知不要急，大家慢慢去上廁所，車子還要半小時才來接駁。阿公阿嬤們紛紛在看護和朋友扶持下走往洗手間，領隊也陪著行動不便的先生前去。

我不禁再探問，他們從何來？一位阿公爽朗地回答，台北榮總對面的振興醫院。他們都在那兒復健因而熟識，但整天待在室內活動，心情難免鬱悶，後來便邀約一起出來旅行。

此一團隊能成行，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便是剛剛的領隊。她因為先生中風，長期照護下，體悟到要好好照顧，不能只待在復健的地點，最好能四處走走。在獨樂不如眾樂下，便發起了一起旅遊的活動，為此她還去考了導遊執照。

每次出去旅遊雖然辛苦，卻是老人們最快樂的時光。大家看山看海心情愉快，日後更擁有共通的話題。他們也把長期照顧的復健師邀請出來，一起遊山玩水像家人。

領隊陪先生回來後，遞給我一張名片，職業是諮商師，難怪有此見識。再探問才知，他們這一團已去過北海道、日月潭、金門等地。一群身障老人來去，旅行一定有許多不便。我們都很稱讚高鐵的公共空間，很多細節都有為銀髮族著想。晚近一些巴士改成低地板，位置寬敞，也很適合他們就座。

為何敢整團去北海道，原來當地的旅遊設施，也都考慮到老人來去的動線，他們才有此長途飛行。至於日月潭，因為遊客多，晚近公共空間規畫也頗完善。但這樣貼心的地點，國內並不多。他們即將前去的小琉球，我便很懷疑。領隊行前特別關切，對方直說會萬全準備。

一談及旅遊景點，我不禁追問，為何不去東海岸？結果答案一如我的預期，台鐵的空間很不適合老人旅行。光是花蓮車站的進出月台，對身障者就是一個困難的關卡。有位老人在旁半開玩笑，「北海道比花蓮還近。」

沒想到，我們聊出的心得竟是如此感慨。銀髮時代已迫在眉睫，若要鼓勵老人們多外出走走，或者旅行，我們的公共設施，恐怕還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吧。

未幾，他們的巴士來了。老人們再度興奮地起身。坐輪椅地、拄著手杖的、被扶持的，以及大包小包的旅行箱，緩緩朝出口移動。他們是現在，也是未來國內旅行愈來愈常見的畫面。我們可準備好了嗎？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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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事物的核心

事物的核心
【2013/03/19 聯合報 / 胡晴舫】

今年美國奧斯卡得獎大片，屬於純種美國精神的幾部電影，《林肯》、《00:30凌晨密令》、《亞果出任務》，不約而同強調忠於現實，也不約而同引發何謂真相的爭議。

《亞果出任務》的爭議還比較「傳統」，電影難免誇大了驚險，當年的生還者說，當時他們就是拿了護照登機走人，並沒有軍隊拿槍開吉普車在後追捕。

《林肯》史料出錯比較嚴重，演出康乃迪克州議員反對廢除奴隸制，惹惱了康乃迪克州。但當年康乃迪克州一路挺林肯當選總統，追隨他打南北戰爭，當然也對他的廢奴法案投下贊成票。

《00:30凌晨密令》的爭議最大，尤其牽涉美軍虐囚逼供的部分，編劇和導演堅持全部真人實事不摻假，而美國情報單位、退休情報人員，乃至於曾經參選總統的馬侃參議員相繼跳出來，公開指摘電影不符事實，情報渠道根本不似電影描述。否認拷問的人指控電影撒謊，反對拷問的人責怪電影詳拍虐待，感官煽情，簡直在拍色情片。最後一段獵殺賓拉丹行動，儘管剪輯出色，直升機卻飛錯了方向，而街上的巴基斯坦人居然滿口阿拉伯語。

紀錄片拍得越來越像劇情片，而越來越多的劇情片使用紀錄片手法。聲光音效和化妝技術如此發達，尤其電腦特效鬼斧神工，如幻如真造出西元前兩百年的羅馬古城，使人相信費滋傑羅筆下的班傑明果真反轉人生活法，越活越年輕，輕易呈現一個長滿奇花異卉的外星球和巨大的藍色外星人。眼見為憑，看見了，就算真？在這個影像氾濫的時代裡，電影畢竟不是新聞，後設製作的畫面難道只是為了拍出現實？

戲劇文學的功能一直都是在幫助人們想像，想像眼前現實的另一種可能。我告訴你一個故事，裡頭充滿細節，包括當時的季節、背景的聲音、建築的長相，一排角色上場，各有姿態，他們所吐露每一句話，看似平淡，都藏有通往他們內心的線索，而這些線索終將帶領我們走入我們的內心，反省人生，反觀自己身處的社會情境。

傳統劇場根本毫無現實感，日本能劇、中國地方戲曲、希臘古劇場、印度劇場等等，簡易搭台，拉面帷幕，演員上台，就是一整個世界。事物真相藏在故事的幽微處，眼見未必為憑，心才是唯一的羅盤。一些必要的時代細節與物質考究，除了純粹聲光享受、對美的樂趣，仍是為了幫助觀眾讀者深入其境，想像力更無障礙，設身處地去理解角色的處境，以便更了解事物的核心。

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PI海上歷劫生還歸來，先跟保險公司代表說了一個少年跟老虎、斑馬、豺狼和母猩猩的故事，他們不相信，他於是又說了新版本，這次有少年、廚子、水手和母親。他們仍不滿意，卻只得走了。聽了兩個版本的客人最後被要求選擇，要相信哪個版本。

我表面上娓娓道來的故事，未必是我真正告訴了你、你真正聽懂了的故事。當其他科學強調傳達知識、思想的系統化，文學戲劇傳達的是智慧。如夏志清教授曾說，「智慧的特徵是自己成見的不斷瓦解，和新的印象的不斷容納」。

創作者若要模擬現實，也只為了努力表達他所知的現實，其目的為了刺激觀者放下書、離開戲院之後去尋找自己的真相，並不傲慢而獨斷地堅持自己的作品才是掌握現實的代言人。

想像力未必不能接近事物的真相。事實上，想像力可能是我們接近真相的唯一途徑。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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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吃建築的魅力

吃建築的魅力
【2013/03/07 聯合報 / 李清志】

我不是一個美食家，我也不是料理大廚，事實上，我的美食經驗，常常還受到一些美食家朋友們的嘲笑，我並不在意，也不會因此立下「吃遍天下」的宏願；我只是喜歡觀察空間，思考飲食空間背後的文化意義，你可以稱我是「飲食空間裏的建築家」。

美國明星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早期主演的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描繪出未來世界的城市面貌，讓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下著酸雨的摩天大樓城市角落，哈里遜福特竟然在攤販上吃著日本式的拉麵，然後看著天空中巨大的電子廣告螢幕飛船緩緩移動，播放著美女的商業廣告。在這個想像城市中，建築、語言，以及飲食空間，混合著不同的文化與科技，形成一種多元混血（Hybrid）的城市面貌。

人類的飲食行為，長久以來便與建築空間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每一種飲食行為與每一種飲食空間，都述說著某種文化的精神意義；事實上，建築文化也改變了飲食空間的型態與飲食方式。

機械文化所強調的「速度」，就曾經大大改變了人類飲食生活的面貌，為了配合開車駕駛人的速度，出現了「得來速」（Drive Through ）的飲食方式，而為了吸引公路疾駛的汽車，則出現了巨大甜甜圈、巨大漢堡、熱狗等造型的餐館建築，被稱作是「普普建築」（Pop Architecture）。

機械文化的大量生產，在上個世紀也影響了最重視手工技藝的日本餐館，利用機械大量生產的生產輸送帶，結合壽司師傅的手工技藝，產生了俗稱「火車壽司」的旋轉壽司。而近年來鐵道運輸速度提昇，高速鐵道蔚為風潮，迴轉壽司店也出現了新幹線軌道，讓上菜速度更加提昇。

其實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建築風潮，也對飲食空間有著極大的影響，隨著時代的不同，產生出不同的空間面貌；以巴黎的龐畢度中心為例，建築本身是屬於高科技風格（Hi-Tech Style）建築，但是其頂樓餐廳後來卻改裝成解構主義色彩的空間；藝術作品以及動漫文化也會對餐飲空間產生直接影響，東京的奈良美智A─Z咖啡館、鋼彈咖啡館，以及AKB48Cafe都是很好的例子。

文化的改變或創新，不僅影響了飲食方式，也影響了飲食的建築空間。作為一個「飲食空間裏的建築家」，我喜歡去光顧不同的飲食空間，不是因為食物多美味，食材多麼珍貴稀有，也不是因為主廚是米其林等級的廚師，而是想去體驗奇特的飲食空間文化。在我的旅行途中，我也會將飲食空間的觀察，視為是城市觀察的一部分，畢竟城市不斷地進步當中，飲食內涵及飲食空間型態，有時仍舊保存著過去的記憶與歷史，是城市學研究的重要線索。

台灣人外食者眾多，台灣餐館、咖啡店林立，民眾的味蕾靈敏挑剔，早已從「吃美食」進化為「吃空間」，餐廳、咖啡館空間設計爭奇鬥豔，推陳出新，到餐館吃飯已經成為一種空間文化的品味活動。「吃建築」作為一種飲食空間的文化觀察活動，對於台灣人而言，這方面的思考與研究才正要開始，值得更多的關注。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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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拜託別再傷害台灣

拜託別再傷害台灣
【2013/03/17 聯合報 / 王健壯】

有空的話，不妨上YouTube看段影片，片長約十四分鐘，已有五百四十八萬多人點閱，內容是美國電視節目「每日秀」主持人司徒爾特（Jon Stewart）舌戰CNN「火網」談話性節目的兩位主持人。

「火網」（Crossfire）現已停播，但卻曾是CNN新聞性談話節目的招牌。節目形式是兩位主持人一左派一右派，兩位來賓亦然，雙方各據立場言詞交鋒。有人比喻看「火網」就像看兩個平行的宇宙，也有人形容「火網」就是分裂的美國縮影。

司徒爾特應邀上「火網」時，正值○四年總統大選，他開口第一句話就問兩位主持人：「你們為什麼要鬥來鬥去？」接著他要求右派主持人「說幾句凱瑞的好話」，也要求左派主持人「說幾句布希總統的好話」，既逗笑又嚴肅，笑翻了現場觀眾。

但有備而去的司徒爾特卻不是為了搞笑，他痛批「火網」不是搞辯論而是搞劇場，「我每天看你們的節目，卻害怕得受不了」；也修理兩位主持人是政黨的打手，「你們沒有盡到公眾論述的責任」；他甚至數度拜託兩位主持人：「請你們別再傷害美國」。

司徒爾特Stop hurting America這句話，變成了隔天媒體醒目的大標題，觀眾瘋狂下載「火網」這段影片，類似「火網」這類電視節目更成了眾矢之的：「新聞性談話節目非要如此做嗎？」兩個月後，CNN決定停播「火網」，理由是：司徒爾特的批評言之有理。

但司徒爾特與CNN絕沒想到的是，事隔九年後，雖然早已沒有了「火網」，但美國現在的新聞性談話節目內容卻比「火網」更趨極端，主持人也更像政黨打手；以前是同一個節目中兩黨兩極駁火，現在則是各台各個節目紅藍分明，同黨名嘴在同一節目中集中火網，大家既相濡以沫又集體催眠，所謂「平行的宇宙」、「分裂的美國」猶甚於「火網」時期。

台灣這幾年的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也與美國相仿。但台灣名嘴比美國名嘴更厲害，他們個個都是通才，中午談外星人之謎時引經據典，晚上論新教宗未來時也頭頭是道，隔天分析核能危機時又是口沫橫飛；司徒爾特如果看過台灣這樣的新聞性談話節目，大概一定會瞠目結舌到無言以對的地步吧！

但台灣的電視台老闆與談話節目的藍綠名嘴，卻不自覺他們正在傷害台灣。他們傷害台灣的方式是：他們祇有選民意識而無公民意識，祇有政黨論述而無公眾論述，祇有情緒宣洩而無知識分析；更嚴重的是，他們與政客同步極端化，而且都是人為的假極端化，讓媒體喪失了政治社會化的中介功能；當然，更等而下之的是，他們讓媒體變成了劇場，名嘴變成了演員。

李濤不再「開講」後曾引張季鸞的「四不」自勉，但諷刺的是，台灣新聞性談話節目現狀卻正是「四不」的反面寫照。以「四不」中的「不盲」而言，哪個名嘴不是「隨聲附和」的盲從？「一知半解」的盲言？「感情衝動、不事詳求」的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的盲爭？四盲俱全，這樣的新聞性談話節目能不傷害台灣乎？

鄭弘儀停止講大話，李濤不再開講，李豔秋關掉夜總會，不管原因為何，卻都應視為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的轉機，每家電視台老闆也都該有當年CNN停播「火網」時那樣的反省與決心；學司徒爾特向名嘴說一句「拜託別再傷害台灣」，大概不應算是苛求吧！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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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博杯

邱坤良：博杯
【2013/03/14 聯合報 / 邱坤良】

一般信眾的卜筶、擲筊是人與神之間的默契，諸如祭典組織卜「頭家」、「爐主」，爭取為地方信仰服務的機會，或者藉「博杯」與神明「講話」，問些牽掛事，講些心底話，套用江蕙〈博杯〉的歌詞，就是「無講出的彼句話，只有博杯問天地……看著紛亂的土地，誠心最後博一杯，望天替咱保庇這個家」。

幾年前彰化縣芬園鄉有位小三女生因父親下獄，母親離家出走，依附開神壇的外公、外婆生活。小女生放學回家，利用神桌讀書、做功課。遇到不會做的習題，識字不多的外公外婆無法指導，小女生便畢恭畢敬地在神壇前博杯問答案，她靠神力繳交的作業得到中等成績，或許神明垂憐，給她一個「適當」的協助吧！

這幾年台灣寺廟紛紛走向企業化、觀光化，連神聖的「博杯」，都不再只是信眾的「問事」，進而擴大成現代寺廟的噱頭。參與者繳交數百元報名費，「杯」數最高者獨得彩金——黃金、汽車或巨額獎金，出現在寺廟的博杯比賽，等於拱神明做莊家。

博杯比賽成為社會新流行，與時下媒體的推波助瀾大有關係。許多「賽」事在記者、編輯筆下，成為溫馨感人、充滿社會關懷的新聞，如「八歲貧戶女童，博杯贏百萬」、「草屯博杯賭轎車，江敏權代父出馬十聖杯」，閱聽大眾誰不為貧家孝女、孝子傳奇性地贏得彩金高興？

另方面，博杯也已推廣到地方選舉了，數年前立委選舉，苗栗海線的兩位候選人相約至當地大廟，以「杯」數決定何人勝出。結果「杯」數少的康姓候選人願賭不服輸，執意競選，敗給有神明「認證」的對手；然而，這位當選人終因賄選而遭法院判決當選無效，其妻代夫出征，參加這一席立委補選，卻不敵捲土重來的康姓候選人。

最近一次政壇博杯決定當選人的怪事，發生在彰化縣花壇鄉代會。原任正副主席遭罷免，補選時由出席的七名鄉民代表大剌剌在土地公廟前博杯，以卜「頭家」、「爐主」方式選舉正、副主席，結果「杯」數最多的黃代表當選主席，次多的蕭代表「屈」居副主席。面對外界的質疑與譏諷，參與博杯的鄉民代表振振有辭說：「讓神明來決定，避免黑金暴力介入，相當不錯」。博杯取代選舉，還能扯到反黑金暴力，算來也是另類的「愛台灣」了。不知爾後這個鄉代會是否仍以博杯決定鄉公所預算？

博杯「多元」化，也使社會風氣更加庸俗化，參與者賭彩金，賭政治名位，無所不賭。民眾報名參加比賽，賭賭手氣，心存僥倖，人性之常；但寺廟主催其事，卻極可議，畢竟寺廟神聖空間不同百貨公司或大賣場。廿年前大家樂風靡全台，賜「樂」迷明牌的多是有應公或神格活潑好玩的孩童神，地方大廟極少提供「服務」。當下主辦博杯比賽的寺廟，則不乏歷史悠久、信徒廣布的名廟，而且這種比賽方興未艾，哪天某某著名寺廟以「文創」或為台灣「發聲」為名，舉辦國際博杯大賽，就不足為奇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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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成功之鑰…找回內心的召喚

洪蘭：成功之鑰…找回內心的召喚
【2013/03/15 聯合報 / 洪蘭】

我去蘇州演講，在機場碰到一位來蘇州視察工廠的朋友，因為我人生地不熟，他便邀我晚餐。

吃飯時，他的廠長一邊吃，眼睛一邊盯著手機。我想，大老闆在座，怎麼敢做低頭族呢？再一看，台幹皆低頭，陸幹在大吃，正疑惑間，廠長突然舉杯大叫一聲「乾杯！」我嚇了一跳，發現全體台幹笑逐顏開，個個一飲而盡，才知道那天中華隊在日本打世界棒球經典賽，剛剛進了一分。

廠長說，日本人非常挑剔，產品只要有一點瑕疵，就整個貨櫃退貨，還不客氣的寫信來指責，因此他們發憤圖強，把工廠的衛生和品管弄得滴水不漏，讓日本人無可挑剔。他很自豪說，他們的食品得到日本認證，是不必經過檢查就可出口的大陸廿七家工廠之一，也因為被最嚴苛的認可了，他們可直銷歐洲和美洲。

他邀我演講完去參觀他的工廠，我欣然答應，很想知道這位念紡織染料的廠長是如何研發出各種暢銷口味，尤其一天可做出五十萬個蛋撻。

第二天下午，他如約來接我。工廠的對面是個小學，到處車水馬龍，他說廿年前買地建廠時，這裡是一片農田。大陸的發展這麼快，令人擔心台灣的競爭力。

進門後，他要我戴網狀帽，束住髮，再加一個連肩的帽子，因為食物中最忌有頭髮。穿上鞋套、長統膠鞋、白色的罩袍，洗完手再用酒精消毒後，一女工用滾筒在身上碾過，確定沒有毛髮才准進入工廠。我看到一切自動化，只有蛋撻皮的部分是人工切，秤重，確定每張皮等重後，才去平，捏成蛋撻皮。我不解，既然所有東西都機械化了，為何這部分要人工呢？原來蛋撻皮有五十四層油酥，無法用機器，只能靠人工。難怪他們的好吃，一般的皮怎麼比得過五十四層的油酥？所有食材都是要用時，才從冷藏庫拿出來，不給細菌任何孳長的空間。

他們今年要包一千萬個粽子來應端午節之需，我看到工人在挑米，因為米中偶爾會有砂子，他們設了三道關口，六隻眼睛仔細看，挑出不應有的雜質。整個過程讓我感到：人必自重，然後人恆重之，自己先做到無瑕疵，別人再挑剔也沒話講。廠長說得對，抱怨沒用，有本事做給人家看，抱怨就像騎木馬，它讓你有事做，卻不會前進一步。

我跟幾位台幹談了一下，發現沒有一個是食品營養系畢業的（除了老闆夫人外，而她卻在銀行上班）。從這方面來講，我們的教育要檢討，所學非所用，是浪費了國家的資源；從另一方面來說，這證明了大學念什麼都沒關係，只要肯學、不怕苦，在職場上一樣有片天。

我問朋友，為什麼他的員工肯這麼賣命？他說，當員工把工作當成內心的召喚（calling）時，工作就有意義，生活就有目的了。職業（Vocation）這個字在台灣常被人瞧不起，其實，它源自拉丁文Vocatio，也就是召喚的意思，朋友和他的員工把做出日本人無可挑剔的食品作為他們的召喚，這個召喚使他們成功。任何人能找到他們內心的召喚，也一定會成功。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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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好萊塢大膽西進？

王正方：好萊塢大膽西進？

【2013/03/02 聯合報 / 王正方】

李安第二次勇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全球華人為之振奮。有美國媒體透露出不爽的情緒。次日各網站與平面媒體，李導演得獎照片不甚顯著或付闕，Yahoo網頁就不登李安的照片。有人說，這次的導演獎是一次不可置信的顛覆（upset），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不如李安優秀嗎？史大導演在美國電影界成就非凡。這次以「林肯」一片入圍最佳導演，他曾因「辛德勒名單」等片得過大獎。

奧斯卡不是運動比賽，得獎人不代表比其他入圍者優秀。說「優秀」與否的話，就帶點意氣了。頒獎前，許多美國「電影專家」預測，史蒂芬史匹柏的得獎機率為百分之八十，李安只有百分之十八點多，其他三位陪榜而已。結果專家們跌破眼鏡，很沒面子。

八十五年來，奧斯卡以推廣好萊塢影片為目的，頒獎典禮是場嘉年華會。美國電影在全世界受歡迎，俊男美女大明星們大家耳熟能詳，奧斯卡頒獎辦得成功，是年度世界性的盛事。結果由華裔導演掌舵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本屆獲四獎，小金人的數目最多，的確有幾分顛覆的意味。

然而奧斯卡能歷經長年不衰，正因為它有大海能容百川的氣度，過去也曾頒大獎給非西方的故事。如一九八七年的「末代皇帝」，九項入圍，囊括九座大獎。如果器小易盈地只頒獎給自家人，奧斯卡早就壽終正寢。抱怨李安得獎的只是那些寫評論的美國名嘴和作家吧！

我一直認為如果李安的主要對手是史蒂芬史匹柏的話，他得最佳導演獎的機率不低，「少年PI」獲最佳影片的機會一直不看好。

奧斯卡的入圍名單由影藝學院決定，然後影藝學院的諸會員，看畢所有入圍的片子之後投票，以票數決定優勝者。影藝學院會員約五、六千人，多半是美國電影界不同崗位的專業人員。坎城、柏林等電影節，是由七到九位評審委員討論決定給獎。奧斯卡的會員投票制度，具專業性，比一般電影節更有群眾代表性和公平性。

看電影是一場感性的旅程，想來影藝學院的會員看完了入圍影片，雖然「林肯」的卡司超強，場面驚人，多數會員與我有同感，覺得「少年PI」比「林肯」好看。

依照往例，奧斯卡喜歡頒最佳影片獎給「政治正確」的大片。「少年PI」是印度少年歷險記，他在墨西哥獲救，又落籍加拿大，這和美利堅合眾國有什麼關係？史蒂芬史匹柏走保守路線，「林肯」的題材當然最正，沒想到半途殺出「亞果出任務」，講拯救美國人質的故事，宣揚美國立場，劇情緊湊，政治上既正確又貼切，引得會員投票贊同，「林肯」在最佳影片的競爭中敗給「亞果」。

李安的創意獨特，膽識驚人。「少年PI」取材自暢銷小說，主戲只在一人一虎，難度高，三Ｄ攝影精美，屢有突破，觀眾為之耳目一新。他將一部非美國主流電影，憑實力闖入主流還奪得大獎。又開風氣之先，創出具「國際視野」的片種。

「少年PI」的美國票房約九千萬美元，在全球其他地區累計票房超過五億美元，其中以亞洲的收益最多，中國大陸的票房尤其驚人。全球經濟版圖的變化迅速，日後的電影消費群在哪裡？

好萊塢電影工廠的產品精緻，但庸俗是其致命傷，所缺的正是創意。好萊塢的眾老闆門檻最精，正引頸西望太平洋彼岸，說著許信良的老臺詞：「大膽西進吧！」

（作者為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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