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虹：塑化劑與閹割焦慮

塑化劑與閹割焦慮
【2011/06/27 聯合報 / 張小虹】



如果危險與風險之不同，在於危險尚有事前或事後損害範圍的可覺察、可感知、可圈限，那充滿不可見性、不確定性又找不到停損點的風險，當是比危險更危險。

塑化劑風暴凸顯了ＤＥＰＨ作為化學原料的潛在毒性，也同時凸顯了台灣作為風險社會從政府官僚體系到資本主義商品市場信任機制的徹底破滅。無色無味無孔不入的塑化劑，讓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呼吸環境荷爾蒙濃度世界第一的台灣人，被迫成為「塑化共同體」，為台灣認同增加了一項既反諷又殘酷的新指標：比土還親、比水還濃的體內塑化劑濃度。

但就在各方積極追究責任、徹查商品之際，一種比塑化劑還毒的「解讀」方式，迅速蔓延。此「解讀」方式乃是以極度簡化的「等號」來進行連結，不孕症等於塑毒，生育力等於塑毒，好似其他所有社會環境壓力與不健全制度都可退居幕後，塑毒成為頭號元兇。而其中最開性別倒車的，莫過於塑毒變「娘」的說法。在科學與醫學的論述大纛之下，塑化劑會傷害生殖系統之說不脛而走，而此可能的傷害，立即由「生理性別」轉向「社會性別」，從「生殖器可能變小」轉為「台灣男人越來越娘」。甚至連網路上都用《青春舞曲》kuso出「太陽下山我的鳥兒不回來」、「我的雄威斷送在塑化劑」等歌詞來自嘲。

台灣特殊的殖民歷史與地理政治經驗，尤其是超過半個世紀的台海對峙，本來就積累了過多的「閹割焦慮」，時時恐懼在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社會上可能遭受的強凌弱。李登輝擔任第一屆民選總統的那句名言「卡大，甘有比我老爸卡大」，乃是最為傳神的焦慮反擊。而回到台灣社會內部，「閹割焦慮」亦無所不在，從政治殿堂挑釁爛罵的「硬起來」，到學校廁所裡對「娘娘腔」男生的拳打腳踢。男人越是焦慮不夠大夠長不夠硬，越是容易將焦慮投射在不符合社會主流性別氣質的他人身上，透過對「娘娘腔」所進行的語言或行為暴力，來反證自己的男性雄風。

所以一個塑化劑風暴，再度挑起了台灣文化潛意識中的「閹割焦慮」，而此焦慮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將「睪固酮可能偏低」轉換成「越來越娘」，前者的中性醫學論述，立即變成後者充滿性別焦慮與性別規範矯正的語言行動。原本是要用來控訴塑化劑害人匪淺的「越來越娘」，無形中既強化了主流論述將生理性別等同於社會性別的暴力（男陽剛／女陰柔），更喚起從國家到個人的「閹割焦慮」。焦慮之人不會去擁抱「娘娘腔」，焦慮之人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去驅除「娘娘腔」、規訓「娘娘腔」、霸凌「娘娘腔」。

立法院才剛剛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定案，禁止針對性、性別特質、性傾向、性認同做出貶抑、攻擊、威脅的「性霸凌」，但顯然一次塑化劑風暴過後，台灣的性別教育不知又要倒退多少年。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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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網路糾察隊

網路糾察隊
【2011/06/25 聯合報 / 胡晴舫】
 
網路變成新時代的道德警察。

美國眾議員推特了一張自己激凸內褲照，落得辭職下台，政治生涯中斷；台灣一名髮廊妹因為在捷運上翹腳不讓座，遭人肉搜索必須出面道歉；法國名牌迪奧首席設計師葛利安諾在巴黎瑪黑區辱罵猶太人，被拍上網，立刻從時尚寵兒的雲端墜到過街老鼠的地步，沒了工作，還要上法庭。越來越多網路公審事件，不斷發生，固然大快人心，事件發生的方式也令人不安。

當網路揭發弊案，打擊霸權，另一方面，就像所有力量新興之後也會浮現自己的弊端，目前網路問題即在資訊片面化、反應衝動化、行動民粹化，動不動就集體公審，形成泛道德的社會風氣。當個體私下出現不當行為，旁邊的人並不是挺身出面規勸，卻是冷眼觀察，將之實況上網，讓這些罪人遊街示眾，直接公審，宛如歐洲中世紀宗教審判。單一事件擴大，公眾立刻譴責，公開道歉變成流行。因為網路其實是媒體，只要有人用手機拍下並上載網路，大眾便覺得自己有權觀看，也就有權評論，也許鏡頭斷章取義，也許資訊不完整，但，在公眾眼前曝了光的人生便毫無隱私可言，而且從此在額前烙下紅字。

因著私領域的某個碎片，而無意間踏入公領域，因著公領域的審判，而造成私領域的崩潰。網路已經逐漸變成每一個人的生活糾察隊，周圍所有的眼睛，無論熟人或陌生人，都在監視你。無形中，網路鼓勵我們互相監控，讓我們變成彼此的老大哥。

我們早已習慣名人隱私是一種商品，醜聞也值得販賣，痛哭流涕也可以是一種表演，名人藉由裸露隱私來操弄形象，傳媒藉由報導隱私來衝業績，名人搏版面，傳媒賺收視率，觀眾得到娛樂，皆大歡喜。然而，網路早已打破潛規則，名人素人一同在網路載浮載沉，誰的隱私都能拿來爭取點閱率。最最可怕的是，沒有人會徵得你的同意。人們出名的原因與方式越來越古怪，名氣循環越來越短，上載的人不收費，上看的人不付費，因為沒有成本的考量跟壓力，什麼東西都在網路上流傳，很少人花精力確認資訊正確性，也很少人真正在乎內容的價值，只要有趣三秒鐘就夠了。

在此種情形下進行公審更需要社會智慧。尤其網路已是新世紀的公眾圖書館、我們社會的集體資料庫，一旦上了網便拿不下來，且如漣漪迅速擴散，不可收拾，幾乎立刻當作「歷史」被接受。虛擬情境所發生的事情，終究仍會回到實體世界，成為每一個人認知的「事實」。若不注意，就會發生社會集體霸凌個體的狀況還自以為在執行社會正義。

我們一天要按好幾個讚，無論是牛肉麵店、名流婚禮或茉莉革命，我們都「受邀」去按下滑鼠，有時我們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大部分時間其實也只是憑個印象就發出「我認為……」句子。一如網路所忠實反映出來的，現代社會的特色卻是世界其實非常複雜，萬事沒有終極解答。當網路解放了我們，讓我們免受主流媒體與商業機制的洗腦，我們也該避免犯下多數人民主的錯誤。

在現實生活中挺身出聲去阻止邪惡的發生，其實更需要真實的勇氣，而決定揭發他人的墮落時，也該思索道德公審的嚴重性，因為一個人的人生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脆弱。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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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廿年難得一見的政務官

廿年難得一見的政務官
【2011/06/22 聯合報 / 高希均】

（一）像春雷、像彩虹

1980年代「公僕難為」一詞開始流行，90年代民主浪潮澎湃，出現了「官不聊生」的現象，加深了政府高層人才的難覓。馬總統三年前接任，理想中的部會長人選不易完全物色到，就有難言之痛。

民間人士出任公職，一想到要面對媒體上無厘頭的挨罵，民代莫名其妙的羞辱，法令規章的僵硬，優秀團隊的難以組合，責任與報酬的不相稱等等，即使願意「犧牲幾年，為台灣打拚」都望而卻步。值得我們自豪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第六的榮耀中，「政府效率」是排在全球第十。

在政黨對撞與內耗不斷的惡劣環境中，意外地冒出了一位「另類」政務官。像一場春雷，像一道彩虹，驚豔與絢爛之後又消失於政壇。

（二）二度請辭

他就是在2009年8月接受當時劉兆玄院長邀請出任衛生署長的楊志良。醫療圈內無人不知，醫療圈外，鮮有人知（我在一年前才認識他）。他離開政治叢林之後，對延攬人才入閣的困境有一番體認：「台灣有三害：媒體、立法院及監察院」。政府看媒體臉色施政，立委依顏色問政，監委看報導約談，以致官不聊生，有能力的人不願進政府。

他敢擔任署長，因為他有一個追求正義的目標—推倒不公平的醫療高牆，不再有「醫療窮人」。做為一個終身奉獻公共衛生的密西根大學博士，內心最大的驕傲，不是台灣只有最先進的醫療，而是窮人也都能得到醫療的照顧。

在台灣朝野兩黨面對「逢漲必反」的政治算計中（電費、水費就不敢漲，奢侈稅是可喜的例外）。如果沒有衛生署長的說服力及府院的支持，去年三月健保費的調漲，當然就胎死腹中。但要使健保這棵大樹能變成「萬年神木」，還必須面對近六百億的健保虧損。眼看政治壓力無法達到第二代健保的修法，他二度請辭，但幸虧又敗部復活，修法結果「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三）五個相關因素

楊署長為什麼能在一年半中做出這一番事業？歸納起來有五個因素：(1)有強烈的使命感，目標既定，全力以赴。(2)無私心，不戀棧。(3)有同理心，有說服力，能苦民所苦。(4)有方法，有熱忱。

第五個是最關鍵的，就是層峰的支持。用楊署長自己的話：「馬總統實在超級認真，我不相信以前或未來，有哪個總統會像他這麼認真。」「吳院長勇於任事，我更敬佩他的聰敏與用功。…健保問題非常複雜，對我多次面報，院長竟然能全盤掌握。」

他又說出：「如果總統與院長開口交辦人情性的人事案，只要一次，我絕對馬上打包走人。」

廿年前財政部長王建?，提出土地增值稅，這根本就是「遲來的正義」，但立刻使財閥與權貴驚慌失措，與他們過從密切的總統，立刻請財政部長走路。「出師未捷身先亡」是金權政治腐化下的寫照。

廿年後衛生署長楊志良何其幸運，遇到了一位清廉的總統，但留不住他。他自認「該做的，能做的，都做了。」「仗打完了，盡心盡力，也了無遺憾。」

這段政務官的經歷告訴了馬總統，只要你力挺你找對的人—專業、無私、使命感—放手讓他去做，即使大環境險惡，仍然可以為人民福祉做出大貢獻。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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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定稿前

台灣新文學史定稿前
【2011/06/23 聯合報 / 陳芳明】


耗費十年的時間，投入台灣新文學史的撰寫工程，現在即將到達完成階段。這部文學史，始於1920年代初期，止於1990年末端；視之為二十世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縮影，亦恰如其分。全書橫跨八十年的歲月，包括日據殖民時期的三十年，與戰後民國時期的五十年，足以反映台灣社會曲折迂迴的發展。如果每十年可以視為一個世代，台灣作家排列起來，足夠撐起八個世代的陣容。無論從語言使用或美學實踐來看，都可以呈現台灣驚險與驚豔。

從開筆之初，到收尾之際，這部歷史撰寫過程也穿越不同階段的質疑與挑戰。從來沒有遭遇過的經驗，都在寫書的升降起伏之間一一承受。尤其這本文學史還未完成之前，就已陸續得到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書評。這個事實正好印證，文學史領域誠然是屬於諸神的戰場。其中引起最大的爭論，莫過於此書把台灣新文學的開展過程，劃分成殖民、再殖民、後殖民三階段。這種史觀觸到各種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的敏感神經，終於擦出無數的交鋒與交詬。

這本書採取後殖民立場來解釋歷史，其實是在於探索台灣作家的文學想像是如何從封閉走向開放。後殖民的觀點，完全不是排斥過去的文學成就，反而是以批判性的態度來看待受害與受惠的文學經驗。它永遠主張必須以對話來代替對抗，以寬容來代替不容。既要記取歷史教訓，也要領受文學成果。十年來，一方面埋首撰寫，一方面昂首抵禦，絲毫無損於建構這項歷史工程的不悔與不倦。客觀政治環境的變化是那樣劇烈，但是文學生產的內容卻又那樣豐饒。面對如此壯闊的藝術成就，身為歷史現場的見證者，無法免於流彈的波及，竟還是為台灣文學感到驕傲。

台灣文學所展現出來的深度與高度，絕對不是某一特定族群能夠單獨完成。只要測量其中的峰頂與深淵，就可知道那是多少世代、多少族群共同挖掘與累積而合力造成。歷史上發生過那麼多的權力干涉，也涉入那麼多的文學論戰，都無法使島上的每位作家停止釋出創造的能量。從流離文學到在地文學，從階級議題到性別議題，從漢人書寫到原住民書寫；各種文化都經過踫撞、衝突、結盟、融合，並且還仍然保留各自的脾性與差異，終而擘造一幅規模龐大的拼圖。從本島到離島的作家，都以豐富的藝術技巧來形塑什麼是美麗的台灣。

這十年是極為精彩而痛苦的生命階段。每當深夜獨對窗外孤星，幾乎可以感受歷史的力量是如此沉重。個人魂魄與時代噪音擦身而過時，總是燒起難以承受的熾熱。身陷火舌的挑戰時，只能繼續挺筆抵抗。所有的流言與詆譭，並不可能進入歷史。真正能夠禁得起時間的沖刷與歷史的淘洗，唯藝術而已。進入文學史撰寫的最後階段，才是到達真正跨越的儀式。每次浴火，都是一次新生。現在可以宣告，台灣新文學史的計畫就要竣工。

（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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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憶苦思甜？

憶苦思甜？
 【2011/07/12 聯合報 / 余光中】
 
二○一一年有如汽車外側的一面後視鏡，海峽兩岸都忙於回顧歷史：台灣忙於紀念辛亥百年，大陸則忙於建國六十年，建黨九十年。論規模與聲勢，大陸顯得風風火火，超過台灣，不但大唱紅歌，大映紅劇，而且大觀紅景，即所謂「紅色旅遊」，參觀的熱點包括中共誕生地的上海石庫門住宅，和革命的搖籃井崗山。

歷史的陰魂不散，舊夢難安。今年一月，孔老夫子的銅像忽然矗立在天安門前，和孫中山、毛澤東像鼎立相望。我們正慶批孔正式結束，至聖先師終獲平反，不料一月未到，他又忽然失蹤，令人十分失望。北京近年在海外遍設孔子學院，但在北京市中心卻容不得聖人的本尊，實在令人不解，也可反證北京的文化政策，甚至意識形態，迄今尚未完全確定。

為慶建黨九十週年，大陸所拍影片多達二十多部，包括〈錢學森〉、〈先驅者〉、〈通道轉兵〉、〈湘江北去〉、〈少年鄧恩銘〉等。其中中央電視台正在熱播的〈開天闢地〉和上海所拍的電視專題〈一九二一：點亮中國〉，在規模和探討上都比較可觀，比較能避免官式的宣傳，不但尊重各行的專業，也多少有意客觀呈現歷史的真相。畢竟事隔多年，較能擺脫意氣用事，而且資訊越來越多也越方便，完全壟斷越不可能。六月底我去南京接受南京市「文化名人」的贈獎，其他得獎人之中竟然有一位是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可見多年的意識形態已轉頭正視歷史的專業。

目前正在大陸各地放映的電影〈建黨偉業〉，六月底我已在南京的電影院看過。我走入戲院，告訴自己不要寄望太高，另一方面卻又直覺應該相當熱鬧，不致冷場。結果我的感受比預期的更好。

〈建黨偉業〉的時段，大約始於辛亥革命，而止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首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長約兩小時半的影片，場景頻換，人物眾多，高潮起伏，時而慷慨激昂，時而私情低迴，節奏感頗強，絕少冷場。孫中山、袁世凱、張勳、蔡鍔、宋教仁、陳其美、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楊開慧等人物，都有相當戲份，演得生動可觀。連學界怪傑辜鴻銘也兩度成為銀幕的焦點，不但為自己的長辮解嘲，還反唇挖苦笑他的師生，說了一句：「我的辮子只拖在腦後，你們的辮子卻偷藏在心底！」國民黨人露面的，也有黃興、于右任、林森。現場還跳到蘇聯去，讓觀眾領教了列寧的亢奮。戲演到革命同志朗誦〈共產黨宣言〉並齊唱〈國際共產歌〉，就落幕了。以後的事牽涉太多敏感，也實在難演下去。

這張影片當然也有其缺點。首先，因為這是世紀巨片，名演員當然爭相入鏡，結果鏡頭所及，即連配角甚至課室中的莘莘學子，幾乎無不漂亮，予人的印象簡直一律金童玉女，連羅家倫也成了美少年。其次，戲中的對話都寫得流暢有趣，但是每個人都說得一口清脆的普通話。完全聽不到孫中山的粵音、毛澤東的湘談，陳獨秀的徽腔，語境未免太虛了。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川調的鄧小平嗎？

至於戲份的分配，也有一些失實的偏頗。梁啟超似乎從未露面，其實他在討袁一役中份量不會弱於蔡鍔，令人懷疑是否有小鳳仙入戲會更浪漫，較有賣點。胡適出場好幾次，形像清新俊逸，令人高興：以前大陸批胡，用力恐僅次於批孔。胡適反對革命，主張改革以解決問題。大陸這六十年，始於革命，號稱「解放」，最後卻轉向「改革開放」，豈不反證胡適之有先見？戲中毛澤東立意要旁聽胡適的課，確為不落言詮之象徵。不過那一場五四大學生上街遊行示威的愛國運動，只提到羅家倫而不及於領軍的悍將傅斯年，反而再三凸出中共工運領袖如鄧中夏等，恐怕也失之偏頗，落於一黨之言了。

胡適在戲中俊逸出眾，毛澤東的形象也英爽動人，添上楊開慧的陪襯，簡直十分才子佳人，幾乎要令人原諒文革浩劫中獨主沉浮的主席了。七月十日香港《亞洲週刊》就指出：當年建黨轟轟烈烈，今日卻不容他人建黨，觀此片後，有人恐怕會得出一個結論，心想當年如此浪漫，豈不反證北洋政府似乎並不那麼反動？

憶苦真能思甜嗎？然則憶甜豈不會思苦？

（作者為中山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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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城市美學「上河圖」

城市美學「上河圖」
【2011.07.06 聯合報╱蔣勳】

清明上河圖的動畫在上海世博展出，引起很大的反響。

這件傑出的繪畫多年前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我兩次在現場，民眾從清晨五點開始排隊，許多日本韓國的團體有備而來，帶著顯微的眼鏡，細細瀏覽畫中密密麻麻街市景象，一站半小時，一動不動，任由後面民眾催促，還是像面壁參禪一般，不肯錯過細節。後面催急了，我聽到一個人回頭歉意地說：「我從日本來，要慢慢看。」

山水畫主人是文人，「上河圖」的主人是庶民百姓，城市居住者有了自己的美學。

從學生時代就看各種不同版本的「上河圖」，仇英的版本、清院本，都熱鬧精密，但除了技術上的工夫，沒有太多美學上的感動。

在上博看到張擇端的「上河圖」，真正體會到「嘆為觀止」的震撼。畫論上常說張擇端「兼工帶寫」。

「工」是工筆，以精細為能事，勾描界線，如工匠計較尺寸，也稱「界畫」。北宋「文人畫」萌芽，文人畫線條不能像工匠的呆板模式化，排斥「匠氣」，強調寫書法的自由線條。

張擇端的「兼工帶寫」正是北宋畫院工匠精密描繪與文人書寫美學的結合。「上河圖」不偏廢「工匠」描繪的「工」，也吸收「文人」瀟灑抒情的「寫」，「兼工帶寫」，說明了「上河圖」融匯兩大繪畫傳統的成就，足以代表十二世紀世界繪畫藝術的最高顛峰。

「上河圖」描寫北宋首都汴京的城市繁華，從城市近郊駝炭入城的驢隊開始，有官家踏青轎子從郊外回城市，也有城裡一家人出外。開始一段就點出城市特質，如同把視野先放在城市邊緣的交流道，進城，出城，構成繁忙交通，暗示城市主題即將出場。

傳統城市多與水有關，交通運輸、灌溉、居民生活都離不開水。沿河兩岸也常是城市最繁榮的地帶。如同淡水河與台北的關係，萬華、大稻埕、大龍峒，都是沿河發展的商業集散地。

「上河圖」也以汴京的「上河」為前段主題，江南物資北上的漕運支持了都市的經濟生活，靠岸的商船正在卸貨，縴夫拉船停泊，貨物由腳夫苦力搬運下船，船夫卸下?杆，船尾尾舵，艙板上鉚釘，一切細節逼真入畫。

一般人嘆服張擇端對城市巨細靡遺的描繪能力，然而張擇端「上河圖」最驚人的應該是他組織細節的能力。

「上河圖」是一部電影，張擇端是偉大的導演，他描繪汴京，如同費里尼描繪「羅馬」，如同小津安二郎描繪「東京物語」，如同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他們都為自己生活於斯的城市做了最動人的紀錄與思考。

城門口人來人往，一個官家隊伍正出城，騎馬經過的官人，忽然回身，看了城門口一名討飯乞丐一眼。張擇端安排了這場戲，這是好導演才會有的深沉心事。沒有心事，城市如何繁華，也只是荒涼。

「上河圖」動起來了，使一個沉埋了近千年的城市重新活了過來。畫卷結尾一個初來城市的外鄉人，揹著行囊，像是問路投宿，背對畫面，張擇端彷彿在城市美學最撲朔迷離的結尾打上了「劇終」二字。

（作者為聯合文學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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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同女在大馬士革

同女在大馬士革
 【2011/07/07 聯合報 / 平路】

六月的一天，網路上根據一則貼文得悉，阿米娜（Amina Abdallah Arraf）在大馬士革遭三名男子劫持，並被推進政府機關的車子中。阿米娜是牽動人心的部落格「同女在大馬士革」（A Gay Girl in Damascus）作者，這項消息引發網友憂急。支持者在網路成立救援社群，同時引來國際媒體的關注，美國國務院也介入調查。

「同女在大馬士革」是「阿拉伯之春」開始後最知名的部落格之一。作者阿米娜一半美國血統、一半敘利亞血統，她是由美國搬回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子。除了生活雜感，部落格裡詳述敘利亞的情勢，且批評阿薩德的獨裁政權。傳出被捕，網友密切關注她下落，一項疑點卻漸漸浮出水面：任何人見過阿米娜？在大馬士革，真有這麼一位隱身市井的女同志？

網路上牽出各種足跡，傳統媒體也用本身的管道調查，幾天內的事態發展，堪稱最不可思議的六月驚奇！所有線索竟然綜結至一位四十歲的白種男人，麥克馬斯特（Tom MacMaster），他生長在美國喬治亞州，目前在愛丁堡大學讀碩士班，母親婚前曾在土耳其教書，太太則是專攻敘利亞經濟的博士生。麥克馬斯特自稱對中東有特殊感情，才創造了這位虛擬人物；網路上阿米娜的相片當然也不是真的，挪用，應該說是盜用一位住倫敦的克羅埃西亞女子的臉書照片。

異議分子、女同性戀者、處身在封閉又獨裁的敘利亞，阿米娜身上是許多邊緣元素的集合體。幕後的作者卻是佔有各種主流位置的白種美國異性戀已婚男性。事跡敗露後，麥克馬斯特替自己辯護：「我沒傷任何人，而對自認應該關注的議題創造了一個重要的聲音。」

什麼是真的？至少，情境是真的，寫作時的感情可能也是真的。若不是因為鮮活的語言牽動著網友的感情，若不是創造的人物個性突出而讓人牽掛，網路是無垠的水域，浮浮沉沉，沒有人會介意一個網站作者的倏爾消失。換句話說，這騙局永遠也不會揭穿。

那麼，什麼是假的？錯誤在於麥克馬斯特背叛了網友的信任。網路中容許的某種匿名性，本是異議者在管制森嚴的地區重要的發聲條件，其中的交心互信因此自成默契、也因此絕不容觸犯，這一陣在網路上，對冒名者的怒氣移轉了原先對獨裁政府的撻伐。

從寬容的角度去想，真真假假，這算是詐騙？還是網路上分身伎倆的延伸？網交中的自我描述，不是常帶著人格裂變的嫌疑？或者，更輕描淡寫一點地說，社交網路上願意呈現的網路人格，以及表白願意搏命獻身的領域，不是常比真實的自我更浪漫、更有勇氣、也更趨於理想化？更何況，因為這個部落格，因為對阿米娜的興趣，敘利亞的情勢益發為外人理解，當地的血腥鎮壓也如實揭露在外人眼前。

從譴責的角度去想，這番行徑對反對運動與邊緣社群皆造成無以彌補的傷害。麥克馬斯特不可饒恕之處在於，明明握有其他的主流管道，為什麼偏要冒用一個弱勢者的發聲位置？造成的影響包括：人們對獨裁政府下艱難發聲的其他網路作者也心生疑問，不知道是不是又碰上一位虛擬人物！因為一份被騙的感情，對遙遠地方的弱勢處境從此變得更冷漠以對。

事關網路世界的倫理，種種弔詭之處，值得我們延伸思索，繼續做左右腦之間自問自詰的頭腦體操。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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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博允：台灣的文化悲情—威尼斯雙年展有感

台灣的文化悲情—威尼斯雙年展有感
【2011/07/21 聯合報 / 許博允】

第五十四屆「威尼斯雙年展」已在六月展開，一○五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大顯身手。今年台灣則有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台灣館」，主題為「台灣社會聲音圖景」、當代藝術館推出的「謝春德的盛宴」展出了攝影作品，及盛宴的「飲食劇場表演」；以及陸蓉之籌畫的「未來通行證」展邀請來自亞洲及歐美約一○六組藝術家團隊參展。呈現多元化。

在藝術發展上，歐洲引領風騷，「雙年展」讓人口不到卅萬的威尼斯越來越熱鬧，除了歷史文化的傳承外，足夠的展覽場地亦是原因之一。主事者的學養、思想、胸襟、眼光、能量與運籌；更是箇中的關鍵。

反觀今年五月，台北市文化局長謝小韞被質疑「圖利策展公司，美術館充斥著國際展覽，台灣藝術生態面臨威脅」。身為局長，為「提升國人藝術視野及文化生活的質與量」，舉辦大型展覽並沒有做錯。當然，連署的藝術界人士為「本土與自我藝術的展現」，也沒有錯，一切都是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台北市立美術館」！

場地之不足，就有再多藝術家也英雄無用武之地。南韓首都首爾有超過六十間的博物館、美術館及畫廊；香港亦有五十所公私立展館，日本東京更是超過三百多展覽場所可供發揮。然而台北市能夠舉辦大型展覽的地點居然只有台北市立美術館、台灣博物館、台北當代藝術館、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屈指可數及剩下十間不到的私人畫廊，當然無法滿足藝術現況的需求。

威尼斯雙年展動用了整座城市舉辦展覽，展館甚至擴及教堂、工場、倉庫、車站、商場、市場、古蹟、院落、船塢，用既有建築物改造，做法、眼光遠大。而我們與之有天地之別，若我們有十座美術館，就不會發生連署的事了。

我在一九八一年把印象派大師雷諾瓦的油畫原作帶進台灣，在歷史博物館展出，幕後工作雖為辛苦。所幸受到教育部長朱匯森、處長鮑幼玉的支持，當時吸引了卅多萬人觀展，那是我國史上首次有歷史性的大畫家的原作展出，給台灣開了很大的眼界。

尤其憶起當年畫壇大老楊三郎先生於開幕時，感歎地說：「我花了多少心血賣房，才能到巴黎看到世界級展覽，我們的孩子現在只花幾拾塊錢，就能看到歷史人物的真跡。」

雷諾瓦特展之後，聯合報及中國時報也開始引進大展，如：秦始皇的兵馬俑，吸引了百萬人；埃及文物展、大英博物館藏展到近期的畢卡索展、莫內展、夏卡爾展等等，每次都有數十萬觀眾。

卅年前，主辦的單位僅有七個，而今上千單位均有能力。卅年來，展覽越來越多，至今受益者逾千萬矣，提升了國人不少的內在育化，包括藝術家們，然而這些展覽依舊只能在歷史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等有限空間展現。藝術家們不夠廚房煮菜；人們不夠餐廳吃飯。

時光荏苒，看到大家爭食不多的展館，不免感歎。我也曾擔任過美術館籌建的顧問、審查委員、策展人，自己也有作品發表，知道藝術家們很努力，場館人員亦很努力，遑論雙方孰對孰非，看到此種景況，實在令人欲哭無淚，尤其台灣的國民所得已從卅年前的二六七○美元到現在的二一○○○美元了。

這該怪誰呢？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都稱自己是「文化總統」，然在其任內台灣的「文化硬體建設」卻寥寥無幾，反倒是從沒說過自己是文化總統的蔣經國時期，蓋了廿二個文化中心、國父紀念館、兩廳院及數座美術館。

（作者為亞洲文化推展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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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都更惡夢下的城市救贖

都更惡夢下的城市救贖
【2011/07/23 聯合報 / 李清志】

這幾年來，台北城在都更政策的利多刺激下，陷入了一種瘋狂的城市改建熱潮。

原本無人重視的市區低矮老舊建築，開始被財團建商所覬覦，威脅利誘之下，許多屋主出售老家，或加入建商的都更計畫；這些老舊建築被迅速地拆毀夷平，改建成高聳的豪宅大樓，原本的住宅區，在容積獎勵下，城市密度增加了；公共設施在人口壓力下也明顯缺乏，城市居住品質越來越沉淪，令長久居住台北的城市居民不滿。

更令台北市民憂慮的是，許多國有財產老舊建築或公家宿舍，開始在標售及都更計畫下，逐漸消失。這些老舊宿舍建築表面上看起來，被認為是廢墟或城市破敗區域，但是不可否認的，這些老房子擁有大面積的庭園綠地，為擁擠的住宅區，提供了心靈呼吸的空間，與綠色植物生長的天堂，反成優質住宅區的指標特徵。

特別是在台北城市精華區永康街、金華街、青田街與泰順街、溫州街一帶，長久以來就有許多公家日式住宅建築，這些老舊的日式住宅、寬敞的庭園與高大的老樹，形塑出這個區域的特色，也成為這些區域居民引以為傲的社區事物。

這些社區的公家日式住宅，產權除了屬於國有財產局之外，許多產權也屬於台灣大學或師範大學；國有財產局之前大量標售老舊日式住宅，曾引起了社區居民的恐慌與各界的抗議，如今許多建商的都更計畫，更將學校單位的老舊宿舍納入其中，也引起許多人的非議。

事實上，這些學校單位產權下的日式木造住宅建築，老舊破敗，加上學校單位無力維修，經常陷入一種廢墟的狀態，甚至被人視為市區恐怖的「鬼屋」，因此有些學校就乾脆將這些老舊宿舍直接拆除，作為停車場出租營利，也使得青田街、永康街一帶的老房子大量消失。

不過，台大最近的作法卻十分不同，校方將所屬的日式老舊建築，開放民間投標承租，不過承租者必須提出經營的企畫案，經過審核，才能得到承租權。

以泰順街十六巷內的老舊日式宿舍為例，承租者王羊恩被喻為是「開咖啡店的人」，他過去常在社區中開咖啡店，並且以咖啡店為焦點，塑造出屬於社區民眾聚集的人性空間；這次他在泰順街將這座老舊日式建築改造成一座具有懷舊風情的咖啡店，稱作是「找到」咖啡館，因為大家在泰順街巷弄遊走時，發現這棟咖啡店，都有找到至寶的感覺。

咖啡館可以說是台北城「巷弄文化」的醞釀基地，這些咖啡館遍布於大街小巷內，提供知識分子、藝文人士交流、寫作、沉思的城市空間。城市中老舊公家宿舍的所屬單位，若是摒除只會將老建築變賣或拆除的傳統思維，而將這些老舊的日式宿舍廢墟，藉由有企畫設計能力者承租，改造成咖啡館、畫廊、或綜合性的藝文中心，讓廢墟重新注入新的活力，成為城市文化的發信地，將會是這座城市面臨都更惡夢之際，另一種新的救贖之道。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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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專家的偏執是社會之害

專家的偏執是社會之害
南方朔 / 2012.05.16 天下雜誌497期

專家有「專業理性」，但當他們偏執起來，不理性的程度更令人害怕。

專家的決策，能不受監督嗎？

小時候以讀故事書的心情，看過《格列佛遊記》。最近買了一本限量典藏版，又再讀了一次。以前最喜歡該書所寫的小人國和巨人國，現在則最喜歡它對「浮島國」（Laputa）所作的嘲諷。

浮島國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漂浮在天上，國王、皇后太子及貴族朝廷都在這個浮島上；另外更大一部份，則是在地面上。

這個國家特別喜歡數學和音樂，以及純粹的圖形，甚至皇帝吃的肉塊，都被切成純粹的圖形，如方正、菱形和樂器的形狀。

雖然看起來如此嚴謹，但他們蓋的房子卻歪歪扭扭，連個直角都沒有。他們的裁縫用四分儀量身高，用圓規量體形，做出來的衣服完全不能穿。

而最離譜的則是，浮島國的地面首都有個發明設計學院，由一堆科學發明家主導。

例如，河邊原本有個磨坊，他們把磨坊拆了，要在山坡上另建一座；為了水利，他們要在山上另建一條運河。如此大動工程，最後當然什麼也做不出來。

南瓜可以提煉陽光？

再例如，有人相信可以從南瓜裡提煉陽光；有人相信從糞便可以還原出食物；有人則相信，以養蜘蛛代替養蠶，蜘蛛絲可用來紡織。

諸如此類的離譜想法，說說或許無妨，但他們真的去做，當然一事無成，整個浮島國遂搞得烏煙瘴氣。

《格列佛遊記》的作者史威佛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乃是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時的重要文學思想家。蘇格蘭的啟蒙理性和德法不同，它具有經驗主義的特性，主張不離開常識的科學知識，和不離現實人生的道德理想。

因此，蘇格蘭沒有啟蒙的教條，而是在現實的基礎上不斷進步。《格列佛遊記》就是在那個時代，以反向思考的方式看人類的偏狹。浮島國這一段就是諷刺科學家及專家，當他們固執偏狹起來，其不理性的程度，簡直比普通人更可怕。

長期以來，人們都相信專家，認為他們有「專業理性」，但到了今天，人們已知道這種「專業理性」是很可疑的。

專家是為他們老闆的利益服務，因此，有多少科學家在發展殺人愈來愈多的武器，特別是核武？又有多少專家在搞人們愈來愈反對的核能，及各種有害的化學物質？

當今的全球經濟問題，有許多不也是專家搞出來的？專家通常都看不到自己的問題，他們躲藏在專家這個身分裡，偏執地做了許多不利於整體人類或各別社會的事。就以台灣的油電雙漲及證所稅為例，它們不也都是專家搞出來的？

我們應當重視專家，但也要警惕到專家的偏執及故步自封。因此，對專家格外需要進行民主的監督，這是專家時代應有的認識。

（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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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如何避免養出偏見？

如何避免養出偏見？
洪蘭 / 2012.05.16 天下497期

孩子的心靈如一件白衣，被大人的偏見污染，就很難洗淨。

大人在孩子面前，豈可不慎言？

母親節快到了，各個小學都在教小朋友做母親節卡片。我去一所偏鄉小學演講時，一位老師給我看一張卡片，上面畫著一個女人躺在地上流血，一個男人拿著酒瓶，作勢要打。

男人嘴邊一行字「你是我買的」，這張卡片讓我觸目驚心。老師說，學校七○％是外配的孩子，家暴很普遍。這孩子明顯是在求救，她已轉給社工。但她擔心的是，有的孩子西瓜偎大邊，跟阿嬤和爸爸一起欺負媽媽，她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實驗發現，愈小的孩子愈會受到大人偏見的影響，而偏見形成後很難改掉。

最近，多倫多大學的研究者找了一五○名一、三、五年級的孩子來玩遊戲，請他們閉著眼睛抽籤，抽到紅籤就是紅隊，抽到藍籤就是藍隊。但是孩子不知道，其實根本沒有藍隊，是假的。

老師再把紅隊分成兩組，對Ａ組說，「藍隊的孩子很討厭紅隊，對你們不好，你們要小心。」對Ｂ組則沒這樣說。

玩遊戲時使用代幣，老師說，「這些代幣可換禮物，你可以送給你喜歡的人。」老師給Ａ組的孩子代幣時告訴他，這是藍隊同學送給他的。

最後老師問孩子，「你覺得藍隊的孩子對你好嗎？你有多願意跟藍隊的孩子玩？」請他們從一（不願意）到十一（很願意）來表示。

結果發現，一年級的孩子最容易受大人語言的影響，即使藍隊的孩子送他禮物，他還是認為藍隊不好，不願跟他玩。

五年級的孩子就比較會用自己的經驗來判斷：既然他送我禮物，就表示他喜歡我，我可以跟他玩，但是意願不高，表示老師的話，還是左右著孩子的判斷。

因此，大人不可以灌輸孩子錯誤的觀念，因為孩子會因信任而把大人的話照單全收。

幼稚園的小朋友，不論黑的、白的、紅的、黃的，都可以一起玩。但是進小學開始開竅後，當父母說，這個黑鬼、那個紅蕃時，孩子會用歸納法去推論說，原來平常跟我玩的吉米，是屬於媽媽看不起的「黑鬼」，我下次不要跟他玩了。於是種族歧視的語言出現了，孩子的偏見就形成了。

「偏見難改」可從最近的腦造影實驗中看到。由經驗而來的歸納法，和從教導而來的演繹法，是在大腦不同的地方處理。這就難怪貴為「民族大熔爐」的美國，它的總統尼克森還是有種族歧視，把日本人叫做「Jap」。

小時候學的東西，很多是屬於內隱的學習，即使得了失憶症，小時候學的壞習慣和偏見都還在。

所以，在孩子面前說話時，大人要特別小心，尤其是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和年輕人崇拜的作家，不要用個人的偏見污染孩子的純真心靈。觀念的偏見即使靠同理心，都不見得能去除乾淨。

宋朝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的好，「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年不污時，」大人在孩子面前豈可不慎言！（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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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重看反賊的歷史

重看反賊的歷史
【2012/05/24 聯合報 / 平路】

在今天，想到「太平天國」，跳進你腦海的是諧音的泰國菜餐廳，聽到「長毛」兩個字，你可能想到的是香港反對派議員，事過境遷一百五十年後，怎麼看當年的一段歷史？

多年沿用的歷史書上，「捻匪」、「長毛」、「白蓮教」這一類名詞不是什麼好東西，固然這批髮賊所到之處，民生凋敝、屍陳遍野，但我們是不是不知不覺，謹守制式的一套史觀？

Knopf今年出版「天國八月」（暫譯，原文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美國學者Stephen Platt在某種程度上替太平天國翻案，整理出當年一場血腥內戰與全球貿易乃至近代思潮間的關係。書中提及，當初外國人可能站錯了邊！作者甚至引述伊藤博文的看法，說英國人最大的錯誤，是派戈登等軍事幹才組織「常勝軍」幫清廷勦滅洪秀全，讓清朝多延長五十年的壽命。如果清廷早早出局，說不定可以避免後來更大的破壞。

如果，歷史上有一堆「如果」，如果沒有太平天國、沒有洪秀全這號造反人物，孫文小時候就沒有那麼多故事可聽，毛澤東當年的農民革命也少了個師法的對象，對清朝來說，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則不會是當務之急，當然，如果太平天國成事，也不用等到1912民國才帶來民主初階。這些「如果」跳出歷史的實然面，事後之明，有助刺激我們的想法，借另類的參考座標，對照出成王敗寇的思維習慣。

台灣歷史對待反賊也是習慣於避而不談。近期，學界才開始有人研究一次次所謂「民變」，包括康熙年間朱一貴、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黃教事件等等。至於鄭芝龍、李旦、顏思齊等「海盜」出沒島上的事蹟，依然是個禁忌，少有學者願意為他們翻案。

與這些賊寇相關的「如果」其實值得思量：「如果」清朝不是著眼於有效的管制，如果不是擔心「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危機頻傳，台灣會不會成為更生猛有力的社會？

回溯歷史，清廷防亂為主的治台政策，多少阻斷一度鼎盛的海洋貿易，更深一層看，則是阻礙了島民關於海洋的豐富想像。換句話說，台灣人民在集體意識中，對海盜的故事疏遠只是一端，更可惜地是，漸漸放棄水陸兩棲民族活潑的直覺。

加上1949之後的戒嚴令，全島置入金鐘罩之下，就好像當年走到海邊，不須提醒就知道小心，附近滿布鐵絲網，千萬別越地雷區一步。這心理上的警戒線影響至今，我們的歷史故事不夠繽紛、歷史人物忠孝兩全卻面目扁平，換句話說，我們看待歷史的方式仍然拘謹。這份拘謹更讓人們忘記海島的本色就是衝撞冒險，而跟海洋關係密切的島民應該志在新奇。

舉個生活的例子，論起國際化，今天台灣人開闊的程度可不一定勝出當年的海盜鄭芝龍。他家中有天主教禮拜堂、一堆外國姻親（女婿是歐洲人、妻室有日本人），與義大利來的耶穌會教士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是朋友，更習慣操持外國語文，訂立複雜的契約，軍力有一支外國特種部隊、有多人種貼身侍衛等等。

往未來看，在某個意義上，台灣人不具海洋民族的自覺，對中國大陸也是一種損失。一旦失去了島民的海洋直覺、切斷對於海洋的生動想像，也就失去想像中的燈塔效應、失去小島帶領大陸走出既有格局的展望。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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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從後火車站出發的人生

從後火車站出發的人生
【2012/05/22 聯合報 /劉克襄】

上個月，後火車站華陰街失火，有三人不幸命葬祝融。大火前一個小時，我才在附近的批發百貨店走逛，尋訪舊時的商家。此一大火，不禁觸發我憶起一些往事。

四五十年前，從中南部搭火車上來，準備在台北打拚的人，人生往往只有兩個出口。老家的成長環境，似乎便命定了，要從前站出來，或者從後站下車。

從前站噴泉廣場出來的，泰半擁有高學歷，可能已在金融商圈、廣告媒體，或者公家機關等單位，謀得一職位。也有繼續求學者，繼續其寒窗苦讀的生涯。

但多數人是從後火車站認識台北。他們國高中畢業，十七八歲出頭，甚至有小學才讀完的十二三歲童工，攜著簡單家當，盤纏有限，恐怕連回家的錢都不夠。

這些不及弱冠的少年，站在後火車站前，舉目無親地張望時，迎接他們的是一群職業介紹所的男子。每個口氣都像軍隊裡的教育班長，香菸不離手，髒話不離口，老到地吆五喝六。

下港人憨厚者多，傻愣愣地，常受不了幾個諛言催喚，便懵懂地跟著人家，像待宰的雞鴨，被塞進小貨車。有的還因年紀太小，屬於違法打工，必須藏在卡車後的帆布篷裡，躲避警察的追查。

他們驚懼而茫然，被載至初次聽說也初次抵達的三重、五股或中和。在這些衛星小鎮的鐵工廠、成衣廠，以及某種加工廠之類，開始從事最卑微、艱苦的勞動行業。

或有不願屈就者，繼續窩在華陰街附近，找間便宜的木造小旅舍下榻，日日出來閒逛，等候待遇較好的工作。附近炒麵炒粉的小攤生意，順勢也特別興隆。

大抵說來那時工作機會多，只要肯拚，願意積蓄置產，離鄉二三十年後，他們還是能完成心目中的夢想。在遠離家園的北部，成家立業，進而掙得一屋居住。如今毋庸貸款，或者只剩下零頭輕鬆繳交。

當年歌手林強著名的閩南語歌「向前行」，轟動街頭巷尾，大抵道盡了這種打拚的可能。小老百姓不懂大時代變遷，但很清楚，那時的環境或許艱苦，卻人人有希望。現在社會富裕，機會反而大減。

在這一最需要廣大勞力的時期裡，下港人戮力參與台北盆地的經濟建設，共同打造了今日的台北模樣。從後火車站開始的人生，應該是不少中生代市民生命裡最精彩的篇章，回憶台北最重要的起點。

如今後火車站不見了，除了一個北淡線的懷舊廣場。一輛舊時列車擺置著，掛個不知所云的「第三月台」牌子，一切無從記憶。儘管周遭依舊，仍是五分埔的擴大版，各式各樣便宜的批發百貨，密集地堆擠於街坊騎樓。更遠，還有亮麗帷幕大樓的京站百貨，預示著未來的繁華，我還是若有所失。

這場不幸的大火，似乎也點著了一個失落的艱辛歲月。

那是夢想可以燃燒的年代。年輕人只要胼手胝足，可以放膽結婚，建立美好家庭，勇敢生子。油電再如何飆漲，靠著雙手打拚都能捱過。房價再如何翻揚，也可掙得一席之地。

我若是相關單位，大抵會從這個角度考量，從周遭老舊的街屋，尋得一個代表性樓宅，規劃這樣一個藍領階級的下港人博物館。把六七○年代的生活風物悉心整理，做一有意義的展示。不僅向半世紀以來北上打拚的人致敬，還想知道什麼是夢想，到底建基在什麼樣的社會人情和義理中。

在那夢想可以燃燒的年代。啊，你若是下港人，還記得當年北上，是從前站出來，或者在後站下車？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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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維穩產業

維穩產業
【2012/05/23 聯合報 / 梁文道】

已故美國總統艾森豪曾在卸任演講警告國民，許多軍工產業越做越大，連帶一批相關企業，形成一股不可漠視的政治勢力。他們口袋裏有錢，首都中有人，藉著遊說集團打進國會，甚至國防部門，和那些政客官員分享共同利益，認同相近立場。這種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立場就是不斷尋找國家的敵人，為美國製造和發明各種潛在與隱性的威脅。只有外敵的存在，國民才會內聚緊張；只有持續緊張，才有理由維持強大的軍備；只有維持強大的軍備，整個軍火工業才能發達暢旺。這便是著名的「軍火工業綜合體」了。

今年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之前，中國財政部公布了預算報告，其中一筆備受關注的專案是「公共安全支出」，它比去年多了百分之十一點五，達到七一一八億，再一次地超過國防預算。雖然財政部說過好幾次了，這筆開支絕對不是維穩經費；但大家還是繼續把它記在維穩頭上。為什麼？因為一來我們成天到晚地面對維穩，聽說維穩，都知道鋪天蓋地的維穩工程不可能不要錢；二來，財政部的年度預算儘管從不「維穩」，但它偏有這條從不列明細項的「公共安全支出」。所以，管它叫維穩費，多少也算是「合理的懷疑」吧。

本著這種合理懷疑的原則，我不妨幫忙大膽猜測，猜猜這筆錢的數額怎麼會變得這麼大，並且越來越多。

為方便說明，且讓我們假想如此一個鄉鎮，地處僻壤，民風淳正，向來太平無事，根本沒有維穩需要。可這裏頭有個中年漢子，常投訴水電不暢，說三道四，對地方有不少意見。遇上這等人，政府本來也沒什麼，頂多把他當個麻煩人物，不理就好。然而某日，地方官福至心靈，想起上頭好像有筆錢，專門用來維穩，於是決定申領，也在這鎮上成立一個「維穩辦」。明明局勢穩當，憑什麼理由要向上級伸手取錢呢？有的，就是那個惹麻煩的漢子了。新成立的維穩辦人數不多，事情很少，主要就是盯緊這人，三天兩天便拿他問話，搜搜他的東西，也許還檢查他的電腦。這一搜查不得了，居然發現這人的電腦裝有翻牆軟體，紀錄顯示他常在推特等被牆媒介上和人說話，其中還包括少數幾個「境外敏感人士」。於是罪名就有了，叫做涉嫌勾結反動分子。但是，這個新成立的部門絕不能輕易送他法辦，畢竟他是地方上唯一一個維穩對象，也是這個小辦公室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

第二年，鎮上維穩辦的工作增加了，必須擴編，因為對那個維穩對象的監視必須加強。或許是不堪其擾，這人在網上發表的言論越趨激進，以前是投訴斷電發生得太過頻密，徵地偶有不公，現在卻總是專門針對體制。結果進一步坐實了當局對他的設想和定位。再搞下去，他開始屢屢上訪，並且試圖說服他人認同他的言論，加入他的上訪…自此之後，整個國家便又多了一個破壞穩定的不利因素，這個鎮的維穩經費也逐年增長。對於當初想到那個點子的地方官而言，真可謂得其所哉。

相比起全球左派時時批評的美式軍火工業綜合體，我們現在是否也可以推想懷疑，中國是否也出現了一個「維穩產業綜合體」？連同受聘於地方部門的「保安公司」和提供監控技術的軟體開發商，他們一起綁架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預言成真地等自己創造出一批維穩對象。越多不利於穩定的條件，這種「生意」便做得越大。

去年我曾在一席晚飯上聽見某個國企高層自述，說他們單位響應局勢，也在公司內部成立了一個維穩辦，由一把手任辦公室主任。一家盈利甚巨的國有開發商為什麼也要在內部設立維穩辦呢？他們有這需要嗎？這個辦公室又該怎樣證明自己的績效？我百思只得一解。

（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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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一二三：東京貧民窟

東京貧民窟
【2012/05/12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二○一一年底，大約五十萬日本人投票選出的「今年之漢字」果然是「絆」。經三月十一日的大地震，大家都感到了：人類在大自然面前實在無力，除非加強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或羈絆，連生存都難以確保。

另一方面，過去的一年，日本媒體不停地報導「孤獨死」的案件。不僅在災區的臨時住房，也不僅在人口減少的鄉下，連在東京等人口高密的大城市都頻頻發生單獨生活的老年人，或者全家貧困有病的弱勢群體，在沒人照顧的情況下，默默地瞑目，過很長時間屍體開始腐敗以後才被鄰居發現的案件。對「孤獨死」的當事者來說，社會上呼籲羈絆的聲音，恐怕是無比大的諷刺了。

「孤獨死」增加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高齡化，其次是街坊的解體，然後是傳統家庭觀念的崩潰，最後是社會的貧困化。現在的日本，老人多於兒童；個人主義的蔓延導致獨居老人的孤立；如果沒結過婚，沒有親生孩子，連親戚都不覺得有責任照顧；而且由於長期的景氣低迷，不少人即使想幫助高齡親人都不具備足夠的經濟能力。

有個社會學者指出：以往的東京沒有貧民窟，今後倒不一定了。現在，新宿、池袋等繁華區附近都看得到許多已經好久沒人住的空房。大多是半世紀前違章建設的木造房子，後來想改建都得不到官方許可，要拆掉都嫌費用太高。但既然是個人財產，日本政府也無法肆意拆掉。

結果，東京鬧區邊緣的木造老房，如今很多都掛著「歡迎福祉」的牌子，是直接針對政府救濟金的領取者，以偏高的價錢租賃破房的。在經濟不景氣的社會，連弱者的最後一點點依靠都得被剝削。清一色的貧困老人住的違章建築，實際上就不外是貧民窟了，經常發生「孤獨死」不在話下，搞不好更成為人間地獄。

例如，前些時在新宿發生的木造公寓失火案件，犧牲的和倖存的都是領取救濟金的老男人，房客之間平時都沒有來往，火災中更無法協力救命。倖存者失去了住房，只好搬到同一地區裡類似條件的木造公寓去，因為他們覺得沒有別處可容納社會邊緣人。

據統計，全東京大約七百萬棟房屋當中，目前有七十五萬棟是空房，比率竟超過一成以上。一九六○、七○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時期，東京曾有過住房供不應求的狀況。現在「歡迎福祉」的木造房子，就是當時為從鄉下來東京的單身工人而蓋的。到了一九九○年代，房子已經足夠有餘，但是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繼續鼓勵建造大廈。很多東京人順利地爬上社會台階，搬進高樓新房經營家庭生活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運氣差些，一直在大都會邊緣日趨破舊的房子裡熬一天算一天。

現在，日本老年人的百分之廿二被列為貧困；在單身的老人男性中，其比率則高達百分之卅八；至於單身的老人女性，竟有百分之五十二過著貧困生活。中文有俗語說人窮多見鬼，說明日本老人的苦境。貧困和孤立之間，不僅有因果關係，而且還有惡性循環的嫌疑。最需要紐帶的一群人，反而最沉默寡言。社會應該給他們提供的是安全網；在少子高齡化時代，個人之間的羈絆能起的作用很有限的。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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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恨比愛更狠

恨比愛更狠
【2012/05/14 聯合報 / 胡晴舫】

恨的能量可能比愛更大。法國民眾憎恨沙克吉，恨出「反沙克吉主義」這個新名詞。六號周日晚間，剛過八點，歐蘭德篤定當選，聖潔曼大道馬上淨空，歐蘭德支持者上街一路遊行到法國大革命發源地的巴士底廣場，沿途，他們不是歡呼歐蘭德勝選，卻不斷高喊「沙克吉，玩完！」慶典氣氛遙遙呼應當年這座城市砍掉權貴頭的歷史時刻，只不過，這次遭人討厭的外國皇后不是從奧國嫁過來的瑪麗皇后，而是義大利女模轉歌手轉第一夫人的布妮。

法國人不見得多喜歡歐蘭德，而是太討厭沙克吉。集體痛恨某個人，將之漫畫化，街頭巷尾竭盡所能鄙夷嘲諷，一直是法國社會特色之一，既孕育了法國諷刺畫大師杜米埃，也發動了法國大革命。如同此次大選，對沙克吉這對夫婦的恨意激發了超高投票率。勝利的爽快，很大部分來自吐口水式的洩憤。隔日早晨，股市下滑，歐元跌到新低點。但是法國人說，我們不在乎經濟，我們在乎的是我們擁有怎樣的社會，為了保護共和，絕不能讓沙克吉連任。

話說得很漂亮，但其實沙克吉仍因解決經濟不力才下台，在他任內，失業率不降，法國長期信用卻頭一次降級，他與布妮的名流風格因此極度刺眼。選前歐蘭德公開反對沙克吉與德國總理梅克爾主導的撙節政策，保證政府擴大預算，雇用更多公教人員，讓人人六十歲退休，他的方法就是重稅富人。一輩子生活優渥的他認為，只要年收入超過四萬歐元（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就算富人。根據他提議的累進稅制，若年收入一百萬歐元，稅負可高達七十五萬歐元。他的經濟政策跟極右派公主雷朋的移民政策一樣嚇人，但法國人不在乎，為了踢掉漫畫人物沙克吉，他們什麼都願意。他們期待，不像沙克吉學美國人穿Ｔ恤的歐蘭德能強硬與德國重展談判，替法國出口氣。

歐債危機日漸惡化，在歐洲，經濟問題已演為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又變成文化問題。而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會，解決政治問題原本就混亂棘手，需要極大空間斡旋討論，隨時準備適度妥協。無奈，當社會問題複雜，經濟困難，面對時代困境越發無力，人們便傾向用臉書邏輯去處理現實，意即只剩下喜歡跟不喜歡兩種，沒有中間選項。依賴立即的直觀反應，我就是不喜歡，且擺出某台灣年輕女藝人的態度，「這件事我不想聽，你不要跟我說。」因此大選結果硬碰硬，幾乎一半一半。

極端的年代也許正要開始。右派越發右派，左派越發左派。極右派排斥外來移民，而極左派把自家富人當作外國人般討厭。兩方都追求文化純淨，敵我陣營分明。

經濟上，法國可能逐漸「日本化」，如同所有高齡已開發國家均終將步入該途。榮景很難迅速恢復，但百足之蟲，死也不僵。然而，極端氣候恐怕還會盤桓巴黎上空一陣子。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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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表彰先賢要適得其所

邱坤良：表彰先賢要適得其所
【2012/05/06 聯合報 / 邱坤良】

位居宜蘭五結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有聚落空間與民藝大街，也有專作戲曲表演的演藝廳、戶外劇場，每年吸引大批國內外遊客，其中歌仔戲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劇種，也是傳藝中心的重頭戲，加上宜蘭又被視為歌仔戲起源地，本地「老歌仔」成為活標本，這個傳統藝術保存與展演機構，不論文獻資料、影像蒐藏、劇場演出皆聞名國際。

去年底傳藝中心遵照馬總統指示，把園區的演藝廳，改名為蔣渭水演藝廳，台灣各界對這位日本殖民時期民族運動先驅的紀念，在既有的渭水路、蔣渭水高速公路之外，又多了一個國家級公共空間。

蔣渭水堅忍不拔的抗日精神，曾經隱晦不彰，上世紀的八○年代以後撥雲見日，廣受各界尊崇。朝野兩大黨與民間皆對其事蹟宣揚備至，與他有關紀念會、影像紀錄、展演活動不斷。這次傳藝中心為蔣渭水錦上添花，把演出歌仔戲為主的演藝廳與生前反對歌仔戲的蔣渭水連結，卻絲毫沒有針對當時的現代性、文化主體性與歌仔戲變遷史，有所批判或論述。透過媒體看到的，似乎只是馬總統突發奇想的一句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奉命「改名」，行禮如儀而已。

今日歌仔戲已成為台灣文化資產，但它的歌調、動作、情節曾被文化人批評為淫蕩、低俗、膚淺。蔣渭水與林獻堂一起創辦台灣文化協會，積極推展文化啟蒙運動，鼓舞民眾「文化向上」，反對「落後」的封建與迷信，當時快速發展的歌仔戲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無論是台灣總督府官方的《台灣日日新報》，或作為文協、民眾黨民族運動喉舌的《台灣民報》，在報導這個從民間發展起來的劇種時，皆極盡攻訐之能事。

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後，蔣渭水創辦民眾黨，面對歌仔戲在民間的風行依然深惡痛絕，而把「反對歌仔戲」列為綱領，一九三○年底修改黨綱時，由中央委員會追認，列為社會政策第八條。

當年民族運動人士反對歌仔戲，有其時空背景，面對日本殖民主義與其帶來的現代性及經濟繁榮、建設進步、教育普及的表象，具台灣意識的文化運動者，憂心本土主體性逐漸喪失，而把歌仔戲視為日本政府麻醉台灣民心，打擊、壓制新文化運動的工具，首當其衝，並列為「頭號戰犯」。

今日重提歌仔戲的往事，無損蔣渭水與民眾黨先賢令譽，現階段文化環境也迥異於日治時期，但可以紀念蔣渭水的場所甚多，為何選定歌仔戲劇場？如果有人以歌仔戲表現「渭水春風」，極具意義，但空間的紀念性不同，拿表演歌仔戲的場所紀念蔣渭水，又缺少文化上的辯證思維，就有亂點鴛鴦譜之嫌。觀眾坐在蔣渭水廳觀看歌仔戲演出，如何感受戲曲的藝術性？如何緬懷這位鄙視鄉土戲曲的民族英雄？

表彰先賢，必須適得其所，為馬總統獻此策的人不懂台灣戲劇史與現代藝文生態，陷總統於不義，也失去紀念先賢的本意。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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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石虎和周杰倫

劉克襄：石虎和周杰倫
【2012/04/20 聯合報 / 劉克襄】
 
三月時報紙刊出，通霄鄉野的一條山路，有兩隻石虎，在不同時日被車子撞死。

這則新聞透露了兩個不尋常的訊息。一來，石虎是瀕臨絕種的保育動物，居然出沒於尋常山區。再者，牠們竟輕易被來往的車輛撞死。顯見我們的野生動物保育，在鄉野仍有很大的不足之處。

此意外對長期關心野生動物的人卻一點也不驚奇，大家早就知悉，苗栗淺山地區目前是石虎出沒最頻繁的地方，陷入獸夾而死亡的機率可能更高。在面臨低海拔森林高度開發和獵捕壓力下，牠們可能會繼雲豹之後，快速地自台灣消失。

幾位專門研究的哺乳類學者認為，或許可提撥一筆經費，落實基層的生態教育宣導，農民在拓墾山野時，才不會敵視偶爾獵捕幾隻的石虎。但相關單位只願意提供石虎習性行為的調查補助，對此一宣導意願並不高。

若只是研究，不積極進行保育，其實是捨近求遠。關切者不免猜疑，政府擔心過度強調石虎的保育，會招惹農民反彈，日後開路墾地恐怕遭到更大的麻煩。

這樁新聞也讓我想起，更早時到山區部落教小朋友，提到石虎剩下不到五百隻的插曲。

當天，我拋出一個問題給他們，如果是你，想要搶救石虎該怎麼辨？

找總統有辦法嗎？他們搖搖頭。

保護動物的團體可以解決嗎？好幾個孩子異口同聲，不可能。

找企業界幫忙好嗎？大家不太懂，不敢回答。

突然間，有位學生衝動地舉手喊道，「我知道找誰最好。」

請他起立發言，結果，大聲地冒出，「周杰倫」。

大家聽到了，都哄堂大笑。但接下來，我請他們從剛剛四種搶救石虎的方法裡，找一個最有可能的答案，結果他們都選周杰倫。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當藝人獲得崇高的聲名時，其扮演的社會地位，早從一個娛樂大眾的角色，躍升到可以為特定事件或產品代言發聲。在某些議題裡，甚至被錯置為拯救者的角色。接下來，此一插曲最大的意義，當然不是周杰倫是否會伸出援手，而是周杰倫跟石虎站在一條線上所發出的訊息。

我們的社會一直樂於期待，高知名度的演藝人員，在扶助社會弱勢團體和保護自然環境的議題裡，扮演志工、關懷大使。但這一角色，多半連結著世界級明星動物，或是現身第三世界的偏僻部落。面對國內的社福議題，經紀公司都會估算成本，審慎衡量這一活動的效益。更何況是缺乏新聞話題的本土動物，或者山區原住民。離我們最近的，反而最常遭漠視。

演藝人員參與公共議題，無疑也是社會走向的指標。最近我們在台東美麗灣的抗爭，或者三一一反核示威等事件裡，都看到不少演藝人員伸援或現身。在公開場合，他們站上舞台為大眾熱情表演，下了台的俗世生活，轉而扮演積極關切者，這是相當難能可貴，也應該給予更多掌聲。

台灣被外人愈發覺得喜愛，即在此一社會公義的展現。大家跳脫政黨對立思維的桎梏，對既有生活狀態的偏頗結構，發出不平之鳴。甚而是針對某些微小的美好事物，表達自己的心意。例如流浪貓狗的保護，或者某一農產品的支持。

我為何會提及石虎，主要是剛巧看到周杰倫再度跟狗仔對槓的八卦。此一是非，不易單向評斷，但多麼希望日後跟周杰倫連結的新聞，會有多一點這類被疏忽的，教人驚喜的溫馨關懷。

年紀輕輕時即綻放音樂才華，展現前瞻和反叛精神，相信其關懷視野會亦步亦趨。或許他的「凍新聞」可朝此方向，尋找新的可能。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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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打造風格獨特的松菸藝術特區

朱宗慶：打造風格獨特的松菸藝術特區
【2012/04/22 聯合報 / 朱宗慶】

松山菸廠藝文特區，位處台北市黃金地帶，市府企圖將其打造為扶植台灣原創力的基地，它的未來，普受各界關注。知名設計學者官政能曾提出，應該為這個園區，找一位「品牌總監」。這個頗具策略思維的建議，與我心中理想藝文機構的營運，有著高度的契合。

在台灣，文化藝術機構多屬公務機關，由政府負責經營與管理，票價通常不高。這樣的定位有其原因與必要，因為和教育一樣，希望能夠降低民眾參與門檻，來推廣文化藝術發展，提升全民素養。而藝文機構若以營利為目的，則屬於原創性或實驗型作品，將不免被排除在外，造成的藝術型式偏差，恐怕只會加深。

可惜的是，藝文機構納入公務體制，固然一定程度地確保了公共任務的遂行，但卻也常落入「沒有個性」的陷阱中。原因無他，公務機關為便於管理或合於法規程序，不得不將各種事務「標準化」，行政考量遠遠凌駕於機構的獨特性之上，藝文機構也是。

只是藝文機構的成敗，關鍵並不在行政層面，而在文化藝術的品味、見解及判斷。良好的行政流程也須著眼於，如何讓大眾更容易參與，獲得更多，讓藝文機構的功能更加彰顯。而影響藝文機構品味與見解的人，在劇場就是藝術總監，對於像是松山菸廠這樣的藝文特區，應該就是「品牌總監」。

大多數歐美國家，劇場藝術總監的主要職責，在決定演出內容，藉由專業判斷來做出最好的選擇，或是對藝術家的支持。因此，不必然有委員會的集體決策，當然也不會有雨露均霑、統統有獎統統小獎的窘況。而藝術總監篩選節目的各項考量，就是最重要的評估標準，當然劇場的特色也就會依著藝術總監的決策，逐步被建立起來。

我曾造訪巴黎的一間市立舞蹈劇場，規模很類似台北的城市舞台，他們的票往往在六個月前就銷售一空，有時甚至連藝術家要呈現的作品內容是什麼都還不知道，觀眾仍舊埋單。只因為觀眾相信藝術總監，他們很想知道藝術總監要推薦什麼樣的作品。

這就是劇場「品牌」建立的最佳典範—劇場的特色與品質。長期維持著一定的高度與水準，觀眾心中會產生完全的信賴感，久而久之，無論藝術總監安排什麼樣的節目，觀眾都可以安心並樂於接受，少了困擾與摸索，接觸藝術文化的腳步，也就不會太過遲疑。而不同的劇場，應有自己的「品牌特色」，就如同每一家成功的企業，都有自己獨特的核心價值與精神，藝文場域亦然，始能真正具備生命力。

因為對於文創產業的信心與期待，國內有了更多的硬體投資。劇場、音樂廳、文化園區都成為重點項目，多數會在近年陸續落成、營運。多數新的機構還在思索未來的營運方向，因此常聽到「要成為另一個國家劇院」，或「第二個華山藝文特區」的說法。

若以公務機關「標準化」思維，複製一個成功的案例，確實是一個安全的方法。但藝文特區應該有自己的想法、標準，與喜好，對於要給社會大眾甚麼樣的環境與氛圍，應有清楚的想像。這是「品牌總監」的工作，也將會是松菸未來發展出自我風格的重要基礎。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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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鐵達尼號沉沒，哈佛圖書館升起

鐵達尼號沉沒，哈佛圖書館升起
【2012/04/23 聯合報 / 馬家輝】
 
鐵達尼號沉沒一百周年，多少悲慟往事，多少死裡逃生，多少流言真相，都被傳媒廣泛報導，但有一位屍沉海底、名叫哈里懷德納（Harry Elkins Widener）的先生鮮被提及。而這位老兄，其實在四月廿三日「世界讀書日」頗值一談。因為，於其死後三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現了一所面積龐大的圖書館，藏書三百萬冊，至今為止，仍是全球最具規模的大學圖書館。

這所圖書館，以他為名，就叫做Harry Elkins Widener Memorial Library。

話說廿七歲的懷德納先生於一九一二年跟父母同行，一家三口，於法國西北部的Cherbourg-Octeville市登上鐵達尼號，快快樂樂地返回美國，返回他們的故鄉賓夕凡尼亞州。懷德納家族乃當地鉅富，經營運輸和電訊行業，也開設酒店；此番赴法，是替新酒店找尋名廚，找到了，雀躍回家，沒料遭遇海難。鐵達尼號沉沒前，老懷德納依照船長指示，親自把妻子和女傭扶上小艇，自己和兒子留下待救，生離死別，相顧無言。

丈夫和兒子命喪大海後，懷德納夫人捐贈鉅金，在哈佛大學設立了紀念圖書館，聲言要讓它成為「一艘永不沉沒的知識巨艦」。小懷德納本身是一九○七年的哈佛畢業生，由於死於海難，也由於其母作出設館義舉，哈佛校園內多年以來遂有一則傳說：懷德納夫人要求校方訂出規條，所有哈佛學生必須通過游泳考試始能取得畢業證書。這當然只是溫情流言，哈佛大學於廿世紀初確曾指令學生必修游泳課程，但這跟懷德納太太根本扯不上關係，而且於一九二○年亦取消了規定。

哈佛校園另一項跟懷德納有關的傳說是：懷德納夫人長期資助學校飯堂廉售冰淇淋，只因這是小懷德納最愛吃的餐後甜品。但溫情歸溫情，這亦不符事實。

懷德納圖書館有多大、有多好？我沒有去過，無法置一詞，但我讀過在哈佛Houghton Library工作的Matthew Battles在《圖書館的故事》書裡所寫的動人體驗：

「它是一個世界，完整卻又不可能完整，其中滿是秘密。它就像一個世界，自有其變化和四時變化。書籍被讀者的欲望牽動，如潮水般湧入且湧出圖書館。在懷德納圖書館中負責上架的人曾經形容圖書館的『呼吸』狀態：呼是指學期開始時，大量的書從書架上被席捲而去；吸是指學期結束時，這些書又飛了回來。因此圖書館也像一副身軀，書頁有如內臟般在黑暗中層層堆疊。懷德納圖書館的書架比其他地方更意味深長，我常暗想，宇宙是由書這個單一元素的無窮變化形態所組成，所以，人類也是由書構成。」

關於哈佛圖書館的傳說，在美國，在歐洲，甚至在亞洲，皆因各種理由被輾轉流傳。坊間不是有一本叫做《哈佛圖書館牆上的訓言》的中文書嗎？告訴你，內容都是假的，是由作者編輯網上流言而成。這些流言絕大部分由華人網民偽作，內容離不開「學習這碼子事兒，不是欠缺時間，而是欠缺毅力」、「切勿把今天的事拖留到明天」、「今天不走，明天要跑」等通俗警語，明明全屬漢語思維，卻被配上了破爛無比的英文，託稱是由哈佛圖書館牆上抄來。

地球上的事兒，只要被冠上哈佛之名，便可加分，是書是人，都一樣。重看「鐵達尼號」電影，遙想懷德納舊事，下回去美國，也真應去哈佛圖書館走一走，看一看。
（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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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大力水手的故事

大力水手的故事
【2012/04/24 聯合報 / 王道還】

一九六八年元月，柏楊翻譯的一則大力水手漫畫見報，為他招來了牢獄之災。那則漫畫從大力水手讀到的一個故事講起：從前，有一個偉大的水手，自己買了一個小島，自己當國王，建立了一個和平、美麗、幸福的人間樂園。大力水手讀完，悠然神往，想見賢思齊云云。

其實那是個老掉牙的故事，早就以各種形式流傳東西方。一千六百年前完成的〈桃花源記〉就是一例。只不過桃花源位於陸地上。西洋文明的搖籃是地中海，自古桃花源的想像不出海島窠臼。一五一六年出版的《烏托邦》，是位於大西洋中的海島。後來的作品，最知名的大概是十八世紀初的《格理弗遊記》。一個世紀後，中國人也創作了自己的海島烏托邦：《鏡花緣》。

有趣的是，海島是最不可能建立烏托邦的地方。

生物學上，海島是自然的演化實驗室，經常可以觀察到出人意料之外的演化產物。演化生物學聖地加拉巴哥群島就是一例。島上的陸龜體型龐大，重可達四百公斤，是世上最大的烏龜。海島也證明：翱翔天空未必是賞心樂事。許多海島上的鳥兒翅膀退化，成為陸棲動物。例如印度洋中的模里西斯，有一種叫做多多鳥的鴿子，高一米，重逾廿公斤。紐西蘭的恐鳥更驚人：高逾三米半，重兩百公斤以上。海島上有奇特的生物，是因為海島與世隔絕，有獨特的生態，其中的生物可能嘗試嶄新的生活方式。

而人類社群要是與世隔絕，只有一個下場：人文退化。因為人是以文化適應的物種，文化的榮枯依賴大量不斷互動的人口。困處在海島上的小國寡民，身體不會退化，心靈會。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澳洲南方的塔斯馬尼亞了。

塔斯馬尼亞的面積是台灣的一點八七倍，與澳洲隔著兩百公里寬的巴斯海峽。人類最晚四萬年前已進入新幾內亞、澳洲生活。那時還在冰河時代，從澳洲到塔斯馬尼亞，步行就可以了。一萬年前冰河時代結束，海水湧入巴斯海峽，塔斯馬尼亞成了孤島。塔斯馬尼亞上的人遺世獨立，逐漸遺忘了祖先的生活技能，食性也改變了，都明白地反映在考古紀錄中：五千年前，他們的魚類消費量開始減少；三千八百年前，再也不吃魚了，同時骨器完全消失。用不著說，後來在澳洲原鄉出現的新奇技術，塔斯馬尼亞人也沒搞出來。結果，十七世紀登陸的歐洲人發現的是：島上的四千個原住民是世上物質文化最貧乏的族群。

塔斯馬尼亞並不是孤例。廿世紀初，人類學家已注意到：在大洋洲，有些有用的技藝在孤絕的島嶼上消失，無法以客觀的理由解釋，例如缺乏原料。現在我們知道，人類最獨特的認知能力表現在社會學習上：模仿高手。由於創意不可預測又與情境有關，集體而言，人多的群體，好的點子比較多。而好點子透過模仿而散布的過程，又視人與人自由互動的程度而定。人多又能充分互動的群體，才能享受這些天性的成果：源源不絕的新奇點子、技藝、或知識等等。人不夠多的社群，只要與外界交流的管道暢通，也能好生興旺。難怪人數有限的移民，在孤絕情境中不敗家的絕無僅有。以塔斯馬尼亞考古學權威鍾斯（R. Jones,1941-2001）話來說，那無異「心靈的緩慢窒息」。

海島上的人類社群，也不可能出現什麼偉大領袖。那豈只是柏楊一人的不幸。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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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藝文空間品質 非以「咖啡」論斷

藝文空間品質 非以「咖啡」論斷
2012-04-25 中國時報 【邱坤良】

    　近年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因組織改造、新建館舍，或原功能受環境變遷影響，舊有硬體空間廢棄不用者甚多，其中不乏具古蹟與歷史意義者，經過整修，搖身一變成為「活化」或「再利用」的「新」藝文空間。作為「業主」的行政機關要管理新「加入」的空間，得另招募專案人員，但受限於法令，預算編列不易，加上收入或盈餘無法專款專用，因此大部分場館多公開委外經營，政策目標雖良善，後續的實際執行層面卻是一大問題。

    　台北市擁有甚多閒置空間改造的藝文場館，在市政藝文推動上扮演重要角色，各場館功能與評價不一。台北市議員王浩日前抨擊北市文化局有三十二處市定古蹟、歷史建物委外經營，其中十九處經營咖啡館，不少得標廠商還把部分空間轉租給其他商家，古蹟空間因而充滿了商業氣息。王議員點名的場館，包括中山堂、台北光點、台北故事館、蔡瑞月舞蹈社、台北國際藝術村及徐州路市長官邸等等。他認為咖啡不是不能賣，但文化局在推廣文化藝術活動、文創產業，應多利用古蹟場館，才是文化局本業與正途。

    　古蹟或歷史空間「活化」、「再利用」是一個概念，不只是活動項目與參觀人數而已；文化業務如何管理也是相對性問題，不是一成不變。王議員對北市府歷史空間一律委外，「廠商」動輒開咖啡館的作法不以為然，他的看法沒什麼不對，古蹟、歷史空間確實不應忘了本業，如果變成「咖啡賣場」當然可議。但王議員觀念中，咖啡館似乎只等同商業賣場，作為台北都會表演型態之一的咖啡劇場（如卡美地、慕哲）就毫無存在價值了。

    　咖啡館顧名思義是喝咖啡的地方，其格調高雅或低俗，不可一概而論，它本身可能是藝文空間或充滿實驗性的創作「劇場」，可能是商界談生意的地方，也可能是隱藏情色的場所。委外場館配置咖啡空間，不見得是品質保證，同樣地，不賣咖啡的委外場館也未必一定有效經營本業。以咖啡或咖啡館為平台，其空間屬性端視經營者與消費者的態度而定，能否增加盈收，提供休閒機能，讓參與者與藝文空間、展演內容產生互動與連結，更與經營者的企劃與執行能力大有關係。

    　王議員的質詢，並未評價各委外場館績效，也沒有具體指摘哪些經營單位不走正途，只是放了一炮，以有無咖啡館為標準，一竿子打翻十九處「賣咖啡」的場館，又未說明沒「賣咖啡」的空間績效好在哪裡，文化局須如何利用古蹟場館推展文藝、文創活動？把場館簡化成有附屬咖啡空間/無咖啡空間，反而模糊歷史空間委外的實質問題，以及北市府所屬三十二處場館之間高低優劣的營運狀況。

    　政府促進民間參與藝文經營的政策、法令走了幾年，雖逐漸完備，但社會觀感與經營績效仍時有扞格，主因在於各方期待不同。政府所屬的建物與空間委外經營，有其行政法令、組織人力與藝文生態的考量，對於「廠商」的投資額、租金與經營餐飲空間比例亦有規範。各界期待「廠商」立即製造耀眼的成果，議會或公家監督系統並依各種量化標準，檢驗場館績效，隨時盯住其營業狀態。「廠商」則須滿足「業主」以及「觀眾」的需求，舉辦形形色色的活動追逐業績，但所謂業績，也往往與「業主」的主觀期待不同。

    　大部分「廠商」在專業經營的同時，面對場租壓力、人事與經營成本，也期望保本回收。而公部門與「廠商」之間，也常出現俗諺「手上玩鳥」的曖昧：「捏著怕牠死，放著怕牠飛。」委外條件寬大，有「利益輸送」、「圖利他人」之嫌，容易遭受外界─尤其是議會與媒體的壓力；委外條件嚴苛，經營者生存不易，品質難以保證，也不利場館公共性的營造。藝文空間的營造需要永續性，然而，目前「業主」與「廠商」不論經營理念、經營方式很容易陷入互不信任的氛圍，如果上下交征利，「文化」二字更難說清楚。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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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城市治理不是數人頭

城市治理不是數人頭
【2012/04/27 聯合報 / 韓良露】

有人說，城市是集體的頭腦，治理城市常常比贏得一場選舉要難。在選舉時支持某候選人的選民，絕不意味這位選民會同意他選出的領導者，對城市治理的全部想法與作為。

台灣的政治社會，長期以來忽略選民的頭腦所構成的內容，習慣看到的是不同顏色的人頭。我們也很少真正關心哪一位政治人物的左右上下，在國家的政治發展上藍綠取向或許茲事體大，但關係到社會發展與城市治理時，左右上下絕對比藍綠重要。

台北及台灣近來發生的一連串社經生活的衝突，都和藍綠無關（雖然在野黨永遠會運用反對利益），卻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上下左右的階級取向與文化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例如文林苑的都更事件，王家是否合乎法規正義還有待釐清，但王家為什麼引起這麼巨大的知青與學者的支持，王家並非典型的弱勢者，他們擁有一棟值至少一億元的祖厝。另外，王家最大的優勢是那棟祖厝是透天的，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延續百年以上代代相傳的祖宗生活的記憶，光是這點，他們所擁有的土地合情合理性，當然可挑戰比1949年後才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土地政策的合法性。

人民對理想政府的期待是德政，在城市治理時，要訂出視野寬廣的格局，格局要有大遠見，如台北要好好看，但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靠不同的格子，法規只是用來畫清楚格子的，但格子不等同全局，只看到小格子的人，怎麼看得到全面的局勢呢？所謂依法，當法畫出的格子需要檢討時，究竟該棄格就局，還是棄局就格呢？

過去幾年，日本的電視節目全能住宅改造王，在台灣擁有非常多的觀眾，節目中都是一些都更的房子，但不同於台灣；談到都更，我們社會怎麼會容許都更的主流主導成為由建商拆除很多舊房子來建成集合住宅呢？最近在台北的繁華街巷漫步的人，卻不難看到透天厝或二、三樓住家前掛著黃色布條，寫著不容建商用都更竊取人民土地。

都更本來就應包括：一、外部修復，二、內部改造，三、既修復又改造，四、小規模拆除後改建，以及第五、建商最熱心的大規模拆除與改建。請問我們的城市治理者，如果任由建商走第五條路，台北未來會成為亞洲更好看還是更沒個性的城市？

在大家都在關心文林苑的時候，其實在和平東路、金山南路口，正有一棟卅多層的高樓以強調生態改造城市的宣傳在興建中，這座超高建築也是依都更條例與容積率轉移合法在進行。郝市長，你去看過那個地點嗎？你知道那裡曾是1945年後，北京故宮的寶藏運來台北的暫行保管處，曾經為台灣守護了故宮的寶物；和平東路、金山南路一帶，曾有日治時期台灣最早的高等學府高等學校（今日師大的前身），附近曾有上百家的書畫筆墨美術裱褙店，這一條街為什麼不能成為台北的傳統美術大街呢？在人文氣息幽雅的大安文教區，而非信義計畫區，我們需要卅多層的超高大樓嗎？問問你掌管都更與都發的屬下吧！除了紙上作業、依法行政外，他們去現場勘察過環境嗎？

城市裡每一塊土地、地區與環境都具有不同的意義，不能全都一視同仁地、一條鞭法行政的，現代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是願景、格局的想像力與細節的精確。如果希望留給下一代更好看的台北，都市計畫及都更需要的不只是技術官僚的條例，而是領導人的全盤思考。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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