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它真的要改變嗎？

許知遠：它真的要改變嗎？
【2012/04/12 聯合報 / 許知遠】
 
「就像是粉碎四人幫。」在薄熙來免職的消息傳出後，這樣的評論在網路上四處流傳。它當然是荒唐的，2012年的中國與1976年的中國已大不相同，而薄熙來的影響與江青、王洪文等無法相比。這不恰當的類比，是錯亂的政治文化的象徵。因為喪失了歷史感，人們難以把眼前的事件放在歷史座標中衡量，因為長期缺乏思維與語言的訓練，人們不知道如何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感受。

但是，它又並非毫無道理。這一事件的處理方式，仍遵循著一貫邏輯。自從王立軍在二月六日闖入成都的美國領事館後，中國的政治生態就被捲入了一場跌宕的戲劇。中南海內的權力鬥爭從來激烈，高大的紅牆象徵了歷史的延續—不管你聲稱建設的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社會，用的是「總書記」還是「共和國」的新名詞，它仍充滿了宮廷色彩，它強調封閉、陰謀、殘酷。但這些激烈的鬥爭，從來掩藏在表面的平靜下，富有洞察力的學者白魯恂早已發現，不管派系衝突多麼嚴重，政治理念一定要標榜一致與團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系統的延續性—個人、甚至整個派系都可以被犧牲掉，但黨卻光榮偉大、一貫正確。

於是，當鄧小平上台時，人們歡呼春天的到來，慶幸躲過了四人幫的道路。而現在，重慶飽含荒誕與危險的政治復辟實驗結束了，中國延續了幾年的左傾思潮也暫告段落。一種曖昧的希望也再度興起，中國又一次面臨權力交接，它不僅存在著派系上的爭執，也有代際更迭。所有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國家與社會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上層內部的紛爭，最可能帶來直接的變革。

而薄熙來的戲劇化遭遇，則反映出這些紛爭是多麼的激烈與不加掩飾。而為了勝利的需要，權力競爭者也經常會對社會釋放善意，尋求輿論支持。短暫的自由時期，總是因此出現。十年前，人們熱衷於談論「胡溫新政」，如今則在期待十八大之後的新氣象。各種懷有美好期待的政治流言正被廣泛議論，六四可能即將平反，而解除報禁也在議事日程上，在一些飯桌談話上，你覺得中國簡直就處於台灣的1987年。

沒人清楚這變化是否真的會到來，或以怎樣的形式到來。但無疑，中國正處於1989年以來最顯著的政治危機中。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為過去廿年的中國提供了一種統治形態，你可以簡單的把它稱作「市場列寧主義」—維持政治權力壟斷，但給予人民掙錢的機會。它也輔助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情感聯繫，全方位收買社會精英。這種統治方式在2008年的奧運會達到了頂峰，它似乎大獲全勝。

但危機也在此後迅速浮現。重新擴張的官僚系統，不僅壟斷了政治權力，也瓜分了主要的經濟機會，它們變得日趨傲慢、掠奪成性，社會流動性大幅度衰退。而「維穩系統」則不斷加劇各種社會矛盾。民族主義帶來的集體幻象也迅速解體，新富階層的集體移民表明了社會精英們的整體性不滿，一種受挫感進入每一種人群。更重要的是，比起廿年前，中國的社會系統已迅速發育，它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權力與權益訴求，而新技術革命給予了他們聯結與動員的方式。而且，整個國際局勢正發生新的變化，從埃及到緬甸，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正席捲而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新的革命並不意味著分裂與流血。

即使不做根本的改變，中共新一代的領導者也必須與中國社會締結新的「社會合約」，進行再一次的權力下放與分散。僅僅的經濟增長既難以為繼、也無法繼續提供權力合法性，人民需要些別的東西。

（作者為北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