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團隊重症-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2012/03/04 聯合報 / 社論】
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一向是馬英九團隊的重症。
國光石化如此，核四如此，美牛也是如此。這類案子皆事關重大，卻極具爭議性。有些案子，如國光石化，馬政府在大選壓力下，無能也不敢為政策辯護，遂以棄守收場，貿然就將整個石化產業來個大轉彎。這究竟是「政策」不值得維護，或只因無能辯護，而葬送了「政策」？另一些案子，如核四及美牛，不知吵了多少次，照理說，每吵一次馬政府的因應及溝通能力皆應有所長進，但奇怪的是，卻從來未見馬團隊在下一次的辯護能力比上一次有什麼精進，反而是愈吵愈胡塗，主政者始終不能發生影響輿論的作用，以致無法建立起為政策辯護的話語權。
台北捷運淡水線、中和線分流一案，即是一個眼前的例子。其實，兩線分流原是二十幾年前就存在的規劃，但主事者卻未能善用長期漸進「循循善誘」的手法與民眾溝通，而竟選擇在總統大選的敏感時刻，以「突襲」的方式宣布考慮「分流」，且在說明的技巧上又相當拙劣。結果，被「民意」一陣猛轟，北捷立即縮了回去。
到了選後，北捷日前再次宣布，兩線確定於九月分流。這一次，特別強調只須「水平轉乘」，亦即下車後在同一月台走到對面列車上車即可，只消十五秒鐘；北捷且主動提供車站場景圖，說明「水平轉乘」的實況。此種溝通方式推出後，可以感受到「民意」已逐漸轉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北捷分流案的教訓顯示：一誤於未能善用長期的緩衝時間，二錯在不識宣布時間的敏感性，三敗於溝通手法只強調台北車站擠，而不知凸顯古亭站「十五秒水平轉乘」的便利。這一誤二錯三敗，總而言之，皆在「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再說核四。無可諱言，核能是長期能源政策，主政者口裡說「非核家園」，卻無法承擔廢核的後果；但是，長期以來，當局也未能在核能政策上建立穩定的社會信任與支持，這正是「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因而，既然整體核能政策亦無社會共識，像核四這樣的個案，也就陷於議論的漩渦，愈攪愈渾。更奇怪的是，核四今日困境明明是陳水扁及民進黨所造成；但馬政府如今面對民進黨百般將核四問題政治化，竟亦儼如無言以對。這無論從核能專業的社會溝通能力看，或從政治角力言，皆是「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美牛也是已多次端到檯面的爭議。主政者不願揭露自己的政策觀點，而想用「沒有預設立場」、「沒有時間表」來遠離砲火；於是使得激烈的流派爭議看似十分「民主」，卻大多流於「民粹」，一直無法形成任何交集。
其實，馬政府對美牛的政策傾向是欲蓋彌彰的，否則何必推動這攪動一池渾水的辯論？既如此，馬政府的角色至少應當是政策形成的參與者，不應故做只是傾聽民意的局外人狀。應知，明明有政策傾向，又偏偏做出一切由「民意決定」的姿態，等到民意的撕裂對立愈來愈明顯，主政者將不易再回到主導者或仲裁者的角色。
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由於「至善」（The Best）可望不可即，現實政治便往往只是一種追求「亞善」（Second Best）的工程。甚至可以說，多元社會中其實絕無「至善」的政策，一切政策皆有相對的缺陷，因此也就更需要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從兩岸政策到是否徵收資本利得稅，皆只有「亞善」，沒有「至善」。一場大選否決了國光石化，如果因此毀了整個石化產業鏈的遠景，那即是損失了「亞善」；其實，「至善」無須辯護，因此在愈有爭議性的「亞善」政策上，在民主政治中，愈須政府拿出為政策辯護的能力。馬政府難道竟不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