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敘利亞的大江大海

敘利亞的大江大海
陳文茜 / 2012-03-08 時報周刊 第1777期


這不是一則逃難的故事，而是選擇死亡的故事。

　　國際最知名的戰地女記者瑪麗亞．科文(Marie Colvin)獲頒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勇氣獎」時，謙誠說了一段話：「我只是一名偽君子，得獎讓我焦躁不安。我始終有種負罪感，感覺自己是戰爭中受益的人；我們身為戰地記者，把那些人發生的可怕故事榨取出來，然後再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

二O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這名獨眼龍女記者身亡於敘利亞政府刻意攻擊下，成為戰地故事中，永不消失的詩篇。

從此她再也沒有負罪的必要。她的屍身，她的良心，永葬於敘利亞某一處荒地。一個離家鄉數萬公里的古城；那是西方政治曾經屠戮、如今漠視的土地。在那裡她與他們共存，有一天化為白骨，沒有人分辨地出那一堆骨骸屬於西方，那一堆屬於回民。在古城沙漠中，一切癡狂終止；瑪麗亞‧科文的神傷也在她死亡那一刻定格。

惟獨留在美國長島的母親，仍哭著渴望至少見女兒最後一面，「帶她回家」。身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戰地女記者瑪麗亞‧科文的母親，她早料到這麼一天。CNN訪問已然八十高齡的母親，白髮、蒼老，偶爾哽咽，沒流太多眼淚。「我一直以她為傲，在戰地中奔跑，最終死於戰地。」「那本是她最想終結生命之處，她不屬於倫敦，不屬於家鄉紐約長島；這裡的一切，對她而言，太理所當然。」平靜的長島海灣，藏不住熱烈的靈魂，科文的母親愛她的女兒，也深知她的女兒。看著她深入國際強權拋棄的車臣，看著她美麗的倩影專訪美國人眼中屠夫般的格達費，看著她在美國人都拼不出的字母斯里蘭卡失去一隻眼睛…二十五年了；科文的母親早料到有這麼一天。她只剩一個願望，「把女兒殘破的遺體，接回家。」縱然如此，科文母親卑微的渴望，竟不可得。

最新狀況是，國際紅十字會在敘利亞政治批准下進入科文（Colvin）喪生的霍姆斯（Homs），只准許帶走受傷的三名國際記者；至於瑪麗亞科文以及與她一同當場死亡的法籍攝影記者雷米．奧奇力克，敘國政府回答：已草葬，不可能交回屍體。

國際紅十字會無功而返，英國、美國政府個別召見敘利亞駐美英大使表示抗議，要求取回科文遺體。敘利亞的回應是：繼續屠殺霍姆斯城；那裡再也沒有如科文般的國際記者，敢於闖入，敢於記載官方的殺戮，官方終於可以肆無忌憚，大開殺戒。

讓科文喪生的霍姆斯市，為敘利亞第三大城。霍姆斯市為西方給它的命名，當地人稱巴巴阿莫爾區。自阿拉伯之春吹向敘利亞後，當地即成為反抗軍大本營。面對北非中東血淋淋的大革命，敘國總統阿塞德與其美麗的夫人目睹穆巴拉克及格達費下場：和平下台是死刑；不投降，也是虐屍致死。阿塞德充分認知，這不是有任何妥協的遊戲，它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死亡戰爭。阿塞德與格達費不同，多麼諷刺，他與他的妻子，皆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

阿塞德全名巴沙爾．阿塞德(Bassaral-Asad)，今年才四十六歲，畢業於大馬士革大學醫學院，原為眼科醫師，曾至英國倫敦實習；在那裡他結識了畢業於倫敦國王學院的美艷妻子。阿塞德今年四十六歲，妻子更小才三十六歲；兩人面對崩潰邊緣的敘利亞，只有一個念頭，屠殺、屠殺、再屠殺。他們共同見證了盟友格達費如何被反抗軍逮捕、施虐、毆打，最終開槍打成如蜂窩般的屍體；也目睹格達費隨從如何戰敗後投降，被革命軍以「和平」之名，全面屠殺棄屍。

於是兩位長相有若王子公主般的醫師總統與倫敦國王學院電機系高等生定了戰略：屠城。他們不打算分散兵力，鎮壓全國皆然的遜尼派革命，這一回王子與公主只集中火力壓境霍姆斯，藉由坦克砲火，並以俄國提供的優良武器，全面轟炸該城，不分反抗軍或平民；為了遮掩暴行，他們以GPS定位找出當地國際記者發通訊藏身之處，然後火箭炮攻擊。阿塞德深知反抗軍是遜尼派以及若干真主黨成員，美國不會幫助反抗軍；而且敘利亞沒有石油，北約無介入的國際利益。他可以在國際默許下，展開恐怖屠殺；這是每一個阿拉伯領袖都深知的國際暗盤，人道是藉口，利益才是真相。

於是要求真相，追逐真相，天真地還在報導真相的國際記者，成了阿塞德屠城的葬送品。他下定決心，使霍姆斯成為一個標幟，讓反抗軍「顫慄喪膽」的標幟。許多國際專家判斷阿塞德所以違反國際慣例，不讓紅十字會進入，甚至不讓他們帶走科文等人的屍體，目的就是為了放縱政府軍進城屠殺；等一切告一段落時，其他地區的反抗軍自然因驚恐，逐一瓦解。「革命」，便平息了。

這是大屠殺在歷史上不斷重複上演的統治邏輯，它看似瘋狂，卻是軍隊打仗最理性也最殘酷的兵法之一。二二八屠殺如此，南京大屠殺如此，左宗棠平回亂靠的也是這套戰略。一八七六年左宗棠殺遍喀什噶爾每一名男子、甚至藏匿洞穴顫抖的老弱婦孺；他率領的清軍相信惟有如此，才足以震撼其他回民；左宗棠稱此為「緩進急戰」方略。

霍姆斯至今聯合國估計至少七千三百人喪生，約佔當地人口四分之一；但多數人相信數字遠比聯合國評估高。四十六歲的阿塞德在權力搖搖欲墜時，學習了當年父親Fawaz作風；三十年前，他還是個孩子時，父親即面臨被推翻處境，結果父親於哈瑪城，另一個城市一口氣屠殺了兩萬人，「平」了亂。

屍首已躺在霍姆斯某處的科文，過去奔走各個戰地，只為了想讓世界知道真相；然後渴望喚醒世間良知，改變當地人的不幸。她的前世，可能是一只高溫的熔岩，筆下胸懷著無法撲滅的烈焰，即使身處國際的冷漠，即使她早已認知，自己只是一隻卑微的筆。死前一小時她與CNN連線，質問「國際為何坐視不管？」在億萬年後，她可能只成為一顆怪異的化石；在敘利亞內戰結束後，她的屍首即使還找得著，也只是一部滄桑的記錄；記錄一部冷漠的國際政治片，一種特殊具象痛苦的「裝置藝術」。

那時屠殺者已洗去刀刃上沾過的血跡，搞不好美國國務院還可能重啟美敘關係。而屠殺時國務院的紀錄可能是：「對國際間野蠻行徑，必須某種前提，美國才會干預。提供武器予反抗軍，換來的可能是更仇美的遜尼派政權，那將非常莽撞；至於霍姆斯屠城死亡的人數，即使全死，二萬八，也不到當年盧安達大屠殺八十萬人的程度。」至於柯文呢，「她是一名了不起美國出生的戰地記者，她適時記錄了一切，美國以她為榮」。句點，到此為止。

我在一九九五年離開紐約前，曾見過科文數次，一回共餐。那一回我與我的朋友和她在聯合國對面的咖啡廳吃飯聊天，席間辯論當日刊登的紐約時報社論；她非常憤怒美國背書俄羅斯屠殺車臣，並抨擊紐約時報的報導，只有觀點，只有死傷數字，沒有感情。我的朋友並沒有被她激怒，當時的她尚未失去左眼，聲音沙啞，有若無數彈片已割傷她的聲帶。鼻樑高挺，雙眼明亮動人；我的朋友被她越罵，越崇拜她，因為她高聲斥責：「難道你們不知道紐約時報對白宮的影響力嗎？」回家路上，我們皆沈默。在一個五光十色紐約東河旁的聯合國，有多少人能體會戰爭的痛楚？白宮也好，聯合國也罷，與戰地的遙遠和陌生，保證了這些國際大人物，對大戰略始終有若下棋盤般的冷靜；所有的國際行動，都只是棋盤上的一顆小棋子。

而瑪麗亞．科文呢？憤怒之餘，她從不選擇放棄；她的生命不是用來附和現實的，否則大可與父母親同住於美麗的長島海灘。她知道危險，事實上跟著車臣反抗軍採訪那一回，她在夜裡與男士兵們同擠於小帳篷，有天翻身，碰到兩只硬塊，一摸，手榴彈。車臣人想與她同歸於盡，讓一名國際知名記者，一名美國人，與他們共亡。這是絕望的車臣人，試圖喚醒世界的無奈方法。科文發現了，把手榴彈扔出帳篷野外，轟！炸完後，走回帳篷，躺下來自言自語罵了幾句。第二天與反抗軍在寒冷的高加索山脊上行走，繼續她的戰地報導。

科文畢業於耶魯大學，大學城名稱New Heaven，新天堂。但她的天堂不在美國的平靜小城，而在一個相信知識份子角色、唱過約翰藍儂歌曲「Imagine」、然後把歌詞牢牢記住的新世界。一九八六年國際突襲利比亞之後，科文是第一個專訪格達費的記者；她認為該讓格達費有發出自己聲音的權力。國際媒體圈皆盛傳格達費迷戀她，只要科文開口，格老從不拒絕專訪。二O一一年初利比亞政變，科文帶著前CNN首席特派阿曼波等人於的黎波里海濱一同採訪格達費。她一點也不追求新聞界「獨家採訪」這種鳥虛榮，在利比亞、在敘利亞她與共同信仰和平信念的記者們，分享新聞來源，像地球上最後的和平戰士，以命搏上難以撼動的國際政治，只渴求個人足以改變歷史。

二月二十二日瑪麗亞．科文死於敘利亞。死前一天，二十一日泰晤士報刊登她最後的報導：「敘利亞霍姆斯市裡二萬八千名平民，包括男人、婦女與孩子，在重重砲火中絕望地尋求避難所，這是我見過最慘的景象。」

她甚至沒有提到自己也是絕望中找不到避難所的女子；只在Facebook上寫著：「我很冷，很無助。」

時間在她的人生慢慢流過，她跑遍世界，目睹一場內戰又一場內戰；一場屠殺又一場屠殺。南斯拉夫種族清洗事件後，她製作紀錄片，回憶「那裡的一切，包括燈光，看上去都如此特殊。」回到倫敦，平安地回家，她覺得自己已成異鄉人。當時她寫下了名言，「戰爭不是傷亡數字，它意味著抱著孩子哭泣的母親…以及所有的不幸。」

而這一回，敘利亞之戰，她的母親成了她筆下另一名失去孩子哭泣的媽媽。如果戰爭是一首長長的詠嘆調，那麼瑪麗亞．科文即是砲火聲中，永不消滅的低音。

其實戰地新聞在今日媚俗的世界中既不起眼也愈來愈不重要，追逐聲色且淪喪良知的新聞世界，早已把她與同伴們，拋向峽谷最深的陰影裡。

敘利亞政府，只是代替早已沈淪的世界，向她開出了最後一槍。

科文半生奔馳戰地，人生腳步最終停格於戰地。或者有一天，她的靈魂在某一個秘密之處，慢慢甦醒。如果讓她選擇，我相信她的靈魂仍然可能選擇守候於屠城之處；見證那個城市將要流過的萬人之血，不曾稍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