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國治：韓國遊記

韓國遊記
 【2012/03/24 聯合報 / 舒國治】

韓國雖處鄰近，卻從未遊訪。二月中趁著朋友畫展，速速玩了八天，時日固短，也頗有可以一述者。

首爾地下鐵中，仕女裝扮極是巧妍，已直追日本。足見韓國大城市的「追逐美麗」意識，已然強之又強。相對之下，樓房的建築與市容之格局，猶顯追得慢些。

傳統言之，韓國陶藝甚高明；然要在仁寺洞三五家舖子挑選茶道具，不易一下子完成。倘真是配杯子、搭壺、選泡茶的平台與煮水的爐具與燃材，壓根要走上不止一二個鎮區與看上幾十家新舊店家，或許有些眉目。

然布料甚出色，棉布拼花允為一絕。麻布更是普遍，且染色既傳統又時尚，這是我們這布料文化早已流失的台灣寶島最可豔羨之處。

韓國的僧袍，最稱出色。路上所見，看來已逐漸馬虎；電視上有數十年前老和尚受訪畫面，布袍上還打著補釘，布的色澤、紋理等，直是人隨身穿的最好衣衫。

現代亞洲人的新式布衣，究竟可以怎麼作？或哪個城市的設計家製得最簡略好看，看來這幾年中便可見出真章。

韓國食物，幾天吃下來，有一感想，似乎味精不多。另外，麵吃了三回，包子餃子吃了二回，石鍋拌飯吃了一回，這幾項皆運氣不錯，製得頗好，尤其慶州某麵舖，他是現切現下，麵條是微紅色，據云是古老種的小麥，特別有滋味。

至若韓定食、泥鰍鍋、菜葉包食材吃等，則諸碟滿備卻紮實佳味者不多，便可惜了。

若與日本的吃比較，韓國的蔬菜極豐備，最稱優勢。日本吃飯，五六天之後，因蔬菜獲食不易，已教遊子開始焦慮。這一方面，韓國完全放鬆，更別說韓國小吃店中出飯出麵架勢上的大塊文章，教人感到絕不會餓著。日本旅行，則偶有一兩頓你不知怎麼竟覺得沒吃飽。

韓國喝茶，喝的是植物炒製或蜜煉過的飲品，像柚子茶等。最教我喜歡的，是大棗茶，將曬乾棗子慢火炒成糊泥，去籽熬煉成濃湯。仁寺洞「傳統茶博物館」（Teastory）的大棗茶極好，這就像香港「大良八記」的核桃糊一樣，我個人最嗜，但台灣由南到北沒法吃得到。

韓國不大有我們喝的那種茶，像烏龍茶、鐵觀音、武夷岩茶、普洱茶或西湖龍井。但與不少有識之士相談，他們其實早樂於喝些那樣的茶，甚至早有人迷上了普洱老茶。以今日首爾的生活忙碌旺勢，絕對有太多人想靜心坐下、小爐烹水、慢條斯理喝它幾杯好茶。故在首爾設中式茶莊或開辦「紫藤廬」式茶館，應有可為。甚至成為小眾之流行。

此次遊韓，最主要想看慶尚北道、安東市郊的河回村。一看之下，名不虛傳。依稀是五百年前形樣，土牆木屋。尤以洛東江在此打一大彎的先天地理優勢，造成它能完好保存五百年。村中屋舍，養真堂、忠孝堂極有可觀，而「遠志精舍」這一鄉紳的書房式別業，遙望河對岸小山「芙蓉台」，景最經典。渡頭有小舟，可渡人至對岸，攀登芙蓉台。渡口黃沙漠漠，上坡處一大片松林，時值嚴冬，颯颯作響，直是古人揮淚離別處。導演侯孝賢籌拍唐人傳奇，倒可以考慮在此覓景。我們自首爾搭二小時四十分鐘大巴來抵這二百五十公里外古村，太值也。

慶州的半月城高坡，連同雞林、膽星台，最佳散步賞景地。石窟庵自下車處步行上山，此段土路，倘逢下雪，必是絕觀。就像昔年遊德國新天鵝堡，一路大雪，步步維艱卻又步步驚喜，冬季出遊，最宜賭一賭這等運氣。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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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假如龍應台在台灣混不下去…

假如龍應台在台灣混不下去…
【2012/03/27 聯合報 / 馬家輝 】

梁振英贏了，三個月後，正式執政，「振英維新」，且看能否落實政綱理想，而請他到時候千萬別忘記，他曾經答應開設「文化局」，跟教育局、民政局、衛生福利局等其他所有政府部門平起平坐。

文化局之建設，對香港，是重要的。

多年以來，香港的文化事務統統由民政局安排處理，該局全名是「民政事務局」，顧名思義，焦點在於解決「事務」而不會承擔什麼視野重任。這個部門的具體負責範圍非常廣闊，街道垃圾清潔，它管；夜市攤販牌照，它管；大廈樓宇管理，它管；雞鴨市場營運，它管；體育運動發展，它管；卡拉ＯＫ經營，它管…。以至於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展覽館等等所有文化設施及活動資助，亦歸它管。它有一個叫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下級單位，主責統籌文化相關事宜，觀其把Leisure和Culture並列並舉，不問可知，叫文化太沉重，文化云乎哉，在其眼中，其實類近康樂活動，純屬娛樂，沒有太大意義。

然而香港的「文化力場」於過去十多年高速膨脹，從主流到另類，從電影到劇場，從設計到書法，不管是商業或邊緣的創作成就皆見規模，更已形塑出既有市場亦具風格的「香港身分」，遠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它老闆「民政事務局」所能應付，再加上西九龍文化區業已動工興建，從硬件到軟件，皆需特區政府和民間力量全力撐持。孩子長大了，舊衣服穿不下了，香港政府若還想繼續強迫文化與康樂「同床」，那就不僅是「異夢」而更是噩夢，蒙其害者，不僅是香港市民而更是香港形象。而梁振英當初倡議設立「文化局」，或應是看見並懂得此理，一旦執政，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便太對不起香港市民，…即使香港市民沒權投票給他，亦不應受到如斯欺負。

好吧，假如開設「文化局」，找誰來當局長？

這確是頭痛問題。文化在香港，受壓多年，惡果之一是人材欠奉，不容易找得適當人選，尤其甚難找到既具創作地位又有行政能力和視野的文化人，坦白說，我曾跟一些傳媒朋友開會討論此事，模擬名單，但想來想去都想不出超過三個名字，而其中又有兩人肯定不會得到北京認可。

最後，想煩了，我把桌子一拍，道：「反正都得不到北京認可，不如我們乾脆公開高調建議，要求梁振英找他的好朋友龍應台做局長！這樣可讓梁振英感受壓力，用人唯才，不敢敷衍！」

朋友以為我純粹開玩笑，唯我自己知道，我是認真的。

龍應台回台做官了，即將出任文化部長，當然不會願意再返香港降級做局長，但問題是，台灣政局變化甚劇，不是曾有人預言馬英九新內閣的「夭折率」必會很高呢？誰會保證橫衝直撞的龍應台不會在「夭折名單」之內？別忘了她仍然持有香港身分證，她雖單方面宣布棄「港籍」，香港卻從來沒有「脫籍」先例可循，一天香港人，一世香港人，她跟香港已經難離難棄，萬一台灣有人鬧事，硬因她有「港籍」而把她驅趕下台，到時候，此地不留娘，自有留娘處，難保龍部長不會考慮重回香港做龍局長。

更何況，如前所述，「邀請龍應台擔任文化局長」只是傳媒建議，志在漫天開價，督促梁振英採取高標準、高要求、高格局的態度來對待文化局的人手佈建。是的，我和傳媒朋友在「消費」龍應台，但若對香港有利，「消費」一下又如何？誰叫「龍應台」三個字這麼威力十足？

（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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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被忽略的公共小巴

劉克襄：被忽略的公共小巴
【2012/03/23 聯合報 / 劉克襄】

很少人會注意公共小巴的存在，仰賴它上下班的比例也不多。更不易察覺，它對一個地區觀光旅遊所帶來的效益。

假如你居住在香港就不一樣了，香港乃小巴之都，密集的小巴舒緩了地鐵之後的轉乘人潮，一併解決諸多郊野社區和城市間的聯絡問題。但如此重要的接駁工具，卻博得一個難聽的綽號，飛天棺材。

有此惡劣暱稱，想必可知市民對小巴的駕駛行徑並不敢領教。外地人在此旅行，更常感受其如飆車的恐怖。司機也只聽得懂廣東話，我到鄉村旅行，因言語不通，屢屢下錯位置。

回到台灣，就安心許多。以台北為例，小巴分屬好幾家公司，不同路線的服務略有差異，但絕不會有暴走的情形。愈接近都會區，司機的態度愈見殷勤。

隨著交通路線的競爭，晚近公車的行駛細節也不斷改善。大型公車不說，晚近連小巴也常有下一站地名的字幕，清楚打在車頭，搭乘者不用擔心錯過地點。有的巴士公司還很貼心，耶誕節慶接近時，司機都會打扮成聖誕老人，其隱喻自不待言。當然市民最稱許的，還是駕駛待人客氣，不會急躁，願意等候老人緩慢上下。

在其它偏遠小鎮，小巴品質或許無法和都會區媲美，很多司機卻常校長兼撞鐘，和當地人生活打成一片。小巴不只載人，有時還載貨物，因而衍生許多有趣的生活小故事。譬如雙溪到長源的小公車，以前常載麻竹筍出山。又好比貓空小15，不時從木柵市場補給蔬菜上山。小巴之溫馨，地方庶民相信最能體會。許多外國背包客談及台灣人的熱情好客，總有搭乘小巴的經驗。

按台灣的地理環境和資源，小巴也最適合平日生活搭乘，甚至推廣為鄉野旅行的主要工具。但此一功能，真的從未受到重視。

不少鄉鎮的交通動線裡，小巴的搭乘者，往往只剩下學生和老弱婦孺。有的地方因為路線缺乏乘客，更刪減到僅存早晚兩班，載送學生為考量。住在偏遠鄉下的老人想去城裡看病，恐怕都得大早出門，下午才能回家。

以前石油高漲不停，為了節省成本，很多鄉下的小巴還最先被考量，結束整條路線的營業。如此一停駛，更教人難過，彷彿血脈阻塞，一個村落和城鎮間的連繫就此斷裂。失去小巴，鄉鎮和城市間的隔閡更加拉大。只會加深城市的負面印象，對鄉下更加疏離。

小巴雖是微不足道的交通工具，其實一直扮演著生活裡難以取代的便利。經濟不景氣，油價成本過高，或許更該逆向思考，增加小巴班次，發揮社區共乘的精神。小巴愈多，不只偏遠區域生活方便。若廣為宣傳路線的不同特色，地方旅行更能活絡，偏遠鄉下才有產業興旺的機會，這都是相對性措施。

政府部門考量節能減碳，又想要觀光效益，避免節慶旅行的塞車，真得考量小巴來去的方便。有些著名的高山和偏遠地區，更該規劃為小巴專區，限制私家轎車的出入。武陵農場櫻花季的塞車情景，便是最好的教訓。

小巴也不僅是地方產業活絡的觸媒，一坐上去，更常有深入偏遠鄉下，了解周遭環境的從容心境。不用自己開車，短程旅行或許多花一點時間，卻提供了新的生活思維和趣味，甚且發現新風景。

鼓勵搭小巴，推廣其好處，經典小鎮、富麗農村之規劃才可能一世，而非一時。更不用擔憂缺乏旅客，或者被過度的人潮打敗。

請重視小巴。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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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阮的返鄉路

阮的返鄉路
【2012/03/26 聯合報 / 朱宗慶】

像台北或高雄這樣的大城市，資源總是比較多，對藝文工作者而言，感受特別明顯。舉例來說，展演節目非常的密集，幾乎天天有不同的演出，周周有新的展覽；相較於其他的地區，都會的觀眾也特別多，人口密集加上交通便捷，願意買票進劇場的人，也比起其他鄉鎮多了許多。所以，許多藝術工作者，最終會選擇在大都會落腳，做起事來困難少一點，生存機會高一些。

但有這樣一群年輕人，寧願選擇難走的路，從大城市回到家鄉。他們的夢想是，要回家鄉演戲給沒有管道接觸藝文活動的人看，要讓當地的年輕學生也有機會認識不同的世界，所以組成了一個劇團，叫做「阮劇團」，意思是「我們的劇團」。

「阮劇團」成員全都是來自嘉義的鄉下孩子，高中時期參加了文建會「超級蘭陵王」戲劇比賽，啟發了對戲劇的喜愛。其中，團長「小黑」汪兆謙高中畢業後，到台北求學，考上北藝大，走向專業戲劇創作道路。小黑說，直到走進了大城市，才知道台北的書店中竟有這麼多與戲劇藝術相關的書籍，還有看不完的各類演出，而「家鄉的人若想看一齣戲，還得要坐上幾個小時的火車。」

於是，還只是大一學生的小黑，找了當時在警察大學念書的嘉義中學學長，以及也在北藝大念書的學弟，決定把現代戲劇帶回家鄉。每個寒暑假，當許多大學生都在打工或遊樂時，他們回到嘉義，利用母校的教室辦戲劇訓練課程，帶著學弟妹作戲演戲；頭幾年沒有經費，也沒有正式的劇場可以用，所以在火車站月台、小公寓、廣場，或借用展覽館進行公演。條件匱乏顯然無法澆熄熱情，團員都是學生的阮劇團，每年都能推出一檔新戲。

可貴的是，因為忘不了自己被啟發的經驗，劇團正式立案的第三年，生存資源還非常不足的阮劇團，開始有計畫的推動高中生戲劇活動，稱為「草草戲劇節」，目標是要協助高中生建立自信，「讓初生之犢都有站上舞台的勇氣」。長達半年的活動期，原本只是教演戲，今年則連舞台技術、服裝、行政，都納入了訓練與工作的範圍，讓這群高中生學習創作、呈現，更學習如何與他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目標。許多父母、老師，直到進了劇場欣賞演出，才驚喜的發現，他們以為稚嫩的孩子，有著想像不到的成熟。

阮劇團的熱情，感動了家鄉的人，也給劇團很特別的回饋：每次在嘉義公演，演員造型都有當地髮型設計師贊助，熱心的攝影師免費拍宣傳照與紀錄照，有名的肉包店、紅茶店也送來新鮮的產品—進劇場看戲之前吃熱包子配冰紅茶，成為阮劇場觀眾重要的暖身儀式。更重要的是，原本沒有固定據點，三年前，因為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的信賴，給了劇團一個家，而真正的落地生根。

很幸運的，阮劇團已經第二年獲得文建會的扶植計畫，當然仍有跌跌撞撞，外界的要求也變得更嚴格。雖然，這些年輕人，還有很長的摸索之路要走，但是，我也可以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一股很強的力量，在社會氛圍總是焦躁不安，人心常常惶恐不安的現在，像是阮劇團這樣努力，又具有信念的年輕人，會給我們的未來，帶來更多的希望。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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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濃縮版的籃球人生

濃縮版的籃球人生
【2012/03/21 聯合報 / 平路】

像過山車一樣，短短一兩個月內歷經高潮低谷，籃球場上是濃縮版的人生。

即將失業、替補上場、意外連七勝，媒體叫出「林來瘋」（Linsanity）的名號。一時他代表純樸、謙虛、不屈不撓，像是用彈弓打敗巨人的小小大衛。但凡他的亞洲背景、他的哈佛學歷、包括他如何帶動每位隊友、如何藉禱告凝聚人心，都散發出勵志故事的動人光暈。至於台灣媒體更是熱情相挺，從「豪小子」到「豪哥」，一路封他為「豪神」。

緊接著，林書豪的表現不如預期，媒體反應嗆辣。尤其在紐約當地，毒舌到幾近殘忍。看看「紐約郵報」，版面放塊墓碑，說是給「林來瘋」（Linsanity）送終，寫著「安息吧」（RIP—Rest in Peace），一個多月從生到死，寫著「二月四日—三月十四」，斷言他兩個月都過不了，比螢火蟲的生命周期還要短暫。

在紐約，「林來瘋」有關的運動產品，才推出已經半價賤賣；在台灣，為他去紐約加油的首發團才出團，旅行社已經擔心四月同樣的主題，會不會讓團員敗興而回？反證出商家原先的壓寶心理過於急切、也過於功利。

除了Linsanity，還有Linsational、Linspiration、Linderella等字眼，上個月新鮮創出，如今聽起來已經變味，媒體用的時候，帶著譏諷的意涵。

之前的時代，一個人成名、好名聲傳回家鄉，中間千錘百鍊，動輒漫長的年月。現在借助各種新媒體，推特與臉書一起推波助瀾，具有爆發力的故事以秒殺速度傳播，在幾個鐘頭內熱炒到舉世皆知。

林書豪一夕間爆紅，符合這新媒體的傳播特質：因為他的故事有爆發力，也因為他的菜鳥故事多麼不合常理。

就像去年的年度大片「魔球」（Moneyball），布萊德彼特飾演的那位職棒總經理，決心以小搏大對抗體制，與一個菜鳥數學小子聯手，奇蹟似的打破既定規律，構成片中的戲劇張力。

一朝連輸幾場，在林書豪身上，那是他破壞了戲劇張力、偏離媒體編寫的不敗腳本，重回殘酷的現實，媒體噓聲四起、球評酸聲連連。昔日贏了球，每一件事都是對的，現在被認為防守欠佳、失誤太多、投籃失準、硬仗經驗不足…，似乎沒一件事值得稱許。

尤其在丹東尼教練去職之後，新換上的伍德森副教練嘴裡說的「菜鳥就是要坐、聽、學」，意味著林書豪只是尼克隊一個生手，不再倚為得分主力。球隊內部的待遇也立即降級，現實到包括林書豪的受訪地點都起了變化，媒體要訪問他，限於球員更衣室內。

籃球場上，讓人迅速看到世間冷暖，給球迷上了即時的一課。

承認吧，現實世界總在追逐獲利，上個月，媒體亟需爆發力的故事、ＮＢＡ亟需眾人矚目的亮點，而林書豪有助尼克隊票房、有助紐約餐飲觀光榮景、有助解決轉播權的合約紛爭，…然而，「林來瘋」用過即丟，僅是百老匯曇花一現的當月巨獻！

相對於現實種種，只有我們癡心的球迷繼續等待，林書豪熬過外界的冷眼、苦過這段磨練日子，但願籃球場這濃縮版的人生，成就一則真正感人的故事。不再是一時爆紅，林書豪將以驚異的球技、以一季連一季的累積表現，令躁急替他籃球生命送終的人…再度跌破眼鏡。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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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蚊子館的蚊子，長什麼形狀？

蚊子館的蚊子，長什麼形狀？
2012-03-28 中國時報 【邱坤良】

    　台灣每隔一段時間，就有蚊子館新聞。被點名的「館子」包羅萬象，分散多數部會及縣市政府，有功能盡失的飛機場，雜草叢生的動植物檢疫中心，乏人問津的公共停車場，還有一些不見人影的地方文化館…。論原因百百種，或政治角力，不顧地方生態，一味要求「建設」，或設計不當、功能不彰，亦有偏遠公共空間因人口減少或另建新館，舊有設施重新啟用，卻因資源不足，開放時間有限，而蒙受不白之冤者。

    　蚊子館的問題豈能一概而論？有些立委、監委忽略其來龍去脈與空間特殊性，概以使用率、參觀人數為基準，人氣不高的公共空間不符成本效益，代表浪費公帑，便宣判為蚊子館。依其標準，位居熱鬧地帶、資源豐沛，能吸引人潮的公共空間才能存活？偏遠地區的地方館容易被迫退場，但山村、離島的弱勢社群就不需要文化空間？

    　許多台灣人印象深刻的日本名勝古蹟與文物陳列館，不見得都遊客如織，也有不少孤寂冷清，人跡罕至的，堪稱濃妝淡抹，各得其分。若依台灣立監委眼界，某些日本歷史建物早已淪為「蚊子館」、需要「活化」了。其實有文化的國家未必喜歡事事「活化」，參觀者在某些冷寂歷史場景踽踽獨行，有時更能感受人與時空環境關係。

    　「正港」的蚊子館，多是一開始就政策失誤，或計畫反覆的新建工程，從規劃到興建，組織與人事編制、經費預算到正式營運的硬、軟體設計執行，都不難發覺問題，然而，若要追究責任，卻又發覺事事符合行政程序，每個環節也聖潔如處子。媒體最近披露彰化二林科學園區走不下去，行政單位「歸納」原因是環保抗爭激烈、大肚攔河堰計畫取消，園區水源出現問題，加上原訂進駐的廠商取消擴廠計畫…，換言之，本應風風光光啟用的科學園區如今形同廢棄，這筆帳也不知如何計算。

    　更駭人聽聞的，某監委不久前預測故宮南院可能淪為蚊子館，理由是外國人來台灣看故宮只會到外雙溪，誰會去南部看故宮？監委用這種理由看衰南院，卻未見故宮提出反駁或說明。嘉義故宮南院定位為「亞洲博物館」，從籌備階段就爭議不斷，即使二○○三年完成國際競圖，並動工整地，但在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新的執政團隊仍然意興闌珊，曾有意將南院變更為「花卉文化博物館」，引起地方反彈，又不敢堅持。幾年下來，原設定二○一二年春季啟用的故宮南院，早已跳票，百億工程氣若游絲。

    　嘉義縣張縣長要求台北故宮把若干典藏移至南院，故宮周院長以「故宮是全民共享，不是嘉義人的故宮！」予以拒絕。地方有主觀的期盼，故宮也有其專業的典藏、展覽與管理制度，但搞到雙方毫無對話、討論的空間，外雙溪至太保的距離如此山遙路遠，不及北京與台北故宮交流的熱絡，也是怪事一樁。故宮不是嘉義人的故宮，難道就是台北人或特定華人的故宮？標榜「全民共享」，卻容不下中南部人那份光榮感（或虛榮感？）難怪嘉義縣議會把故宮院長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萬一那天監委「預測」不幸而言中，故宮南院成了蚊子館，可想見，屆時這項歷經數「朝」，前後數十年的廢棄工程，除藍綠噴口水，檢查每一階段行政流程，依然難以找到缺失，真正原因也許只有一個─受到「詛咒」了。

    　多年來，經立監委舉發的蚊子館不計其數，但除了勞駕相關單位說明、回應，或從公文流程中找個倒霉鬼懲處，結果都雷大雨小，甚至不了了之。主因在於揭「弊」者未必了解蚊子館的問題，多屬缺乏議題時，輕率地炒炒新聞，「度小月」而已。

    　蚊子館問題反映當前台灣政治生態與公共事務常見的現象：外傷容易察覺，內傷卻不知從何談起。用人蚊比例簡化公共空間概念，嚴肅的議題變得戲謔，因而模糊焦點，有時卻又不分青紅皂白，連專業劇院之類議題都可爭論不休，沒完沒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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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定目劇，不可像賣場喊價！

定目劇，不可像賣場喊價！
【2012-03-14 / 中國時報 / 邱坤良】

    　最近「舞鈴」劇團以一齣《奇幻旅程》在舞蝶館演出，為北市府定目劇打頭陣，原定演出三個月，結果票房奇慘，難以為繼，經傳媒披露，驚動總統與政府高層，傳達了搶救「舞鈴」的聲音，這個國人原本陌生的名詞因而頻頻出現於新聞版面。

    　國際劇場界常有一種「Repertory theater」的製作模式或演出制度，劇團擁有若干隨時能上演的保留劇目，或重視經典名劇，或以新生代作品為主，或採各種輪演方式。這英文名詞中文常翻譯為劇目劇院、輪演劇目劇院或定目劇。文建會、北市府屬意的定目劇，偏重表演團體以同一個劇目作定點長期演出，這種演出製作的優點明顯可見：單位成本降低，製作經費相對增加，且與整個表演環境產生良性互動。問題在於定目劇的出現，反映的是劇場藝文生態、表演市場與國際化程度，是水到渠成的結果，無法硬性打造，更非揠苗助長。歐美劇場（如紐約百老匯）一齣戲可連演數月、數年，甚至數十年，原因在於它的劇場大環境，而非名叫定目劇的緣故。

    　文建會與北市府近年推動定目劇，視為發展觀光與文創產業的重要環節，俾便迎接可能「倍增」的國內外觀光客（尤其是陸客），理念甚佳，但對定目劇的劇場概念與執行策略、步驟卻有待釐清。文建會一年多前頒佈「補助民間推動文化觀光定目劇作業要點」，並未規範定目劇演出是在一般劇場或遊樂場、夜總會，三者都與「文化觀光」有關，但劇場定位、觀眾層次與演出條件不盡相同。事實上，劇場環境不健全的國家、城市，也不太可能推出觀光遊樂式定目劇。

    　文建會選出四個表演團體演定目劇，各給予五百萬元補助，接著由北市文化局承接，戰略、戰術同樣模糊，沒有做好可行性評估，亦未精算檔期、場租、表演長度與票價，或及早建立行銷管道。也許官方的印象還停留在花博期間「舞蝶館」一席難求的盛況，忘了觀眾逛花博看表演「一兼二顧」的心理。一旦「舞蝶館」單獨運作，劇場屬性與交通偏遠、飛航噪音問題便顯露出來。

    　北市府在「舞鈴」出現票房危機時，放寬定目劇申請門檻，演出檔期調降至四週、場次從每週最少四天五場改為三天四場，民眾可憑市府相關館所票根享七折優惠，演出團隊如有公益回饋計畫，場租三折優惠。這些措施在定目劇演出一、二個月之後，「朝令有錯，夕改又何妨？」邊做邊「喊價」似地調整，對於解除眼前「舞鈴」的困境固然有益，但對定目劇的未來營運卻極為不利。

    　北市府既已啟動定目劇，就不宜以當下的票房現象作為主要衡量標準，如欲彌補「舞鈴」損失，應採用其他可行方式。劇場演出期間隨機性地變更票價與實行優惠，徒然自亂陣腳，又與文建會定目劇補助要件－－一週表演五天，至少以三個月為一個檔期的規定不符，讓還在萌芽階段的定目劇概念更加混亂。其實，表演藝術的票價高低並非影響觀眾觀賞意願的唯一因素，許多演出採高價位，仍然一票難求。相對地，低票價或免票入場的表演，未必就會爆滿。表演團體能否吸引觀眾，端視其以往的劇場評價，節目內容安排，以及臨場表演水準而定。

    　定目劇（場）不是孤立的表演活動，重點也不在形式與定義，需要的是，成熟的製作條件與表演環境。報載北市府計畫在未來的士林台北藝術中心推出定目劇，以台北市的藝文資源而言，當然有其可行性，但仍須文建會（文化部）、觀光局密切配合，也應與其他縣市建立夥伴關係，逐漸建立定目劇（場）的生存空間。

    　台灣現階段發展定目劇（場），實非一個城市或幾個表演團體所能完成，政府應先建構更多正常營運的劇場，鼓勵劇團創作，培養更多的觀眾。「推動」階段所欲「補助」的定目劇，屬於何種類型？哪幾個團隊領銜主演？應了然於心，而非訂個公平、防弊的一般性「作業要點」，被動地接受外界「報名」而已。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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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一二三：三一一和內疚

新井一二三：三一一和內疚

【2012/03/11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三一一大地震一周年了。之前，各媒體都推出紀念特輯。ＮＨＫ電視台在晚上十點鐘的「NHK SPECIAL」中，播送出一系列有關的報導，三月五日的第一回題為《卅八分鐘—巨大海嘯與生命的紀錄》。「卅八分鐘」是該電視台駐岩手縣釜石市的記者，在大地震發生後避難到市內高地去，拿著攝影機對當地居民進行訪問以後，當場拍攝了海嘯襲擊市區的紀錄。錄影時間前後有卅八分鐘，成為特輯的名稱。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的東北日本大海嘯，許多人用手機留下了數位動畫，可說是史無前例。不過，大多數紀錄者為一般老百姓，釜石的ＮＨＫ記者算是極少數新聞界人士之一。外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因為是專業的攝影記者，對自己拍攝的紀錄會有與眾不同的深刻感觸。

「我感到內疚」，節目開頭，該記者就很痛苦地那麼說。他內疚，因為「我只是個旁觀者，沒能營救別人」。還有，記者在那卅八分鐘裡訪問過的居民中，有人後來失蹤了。那人在影像中抱著女兒說，「地震發生時，我們在書店。隔壁商店門外的自動販賣機忽然倒下來，場面很混亂，只好在馬路上蹲下來抱頭」。那影像成了他的遺像，因為跟著他一個人走回家，不知是為了救人還是取東西，被海嘯吞沒了。記者自言自語道，「如果沒接受我的訪問，他也許早點下去，早點回來，未必喪命」。

「不用自責，這不是誰的錯」，在節目裡，一位釜石婦女對另一位說。前者的女兒在海嘯中不見了。她是年輕的幼稚園老師，為了保護小朋友，自己沒來得及避難。後者是幼稚園的園長，對職員遭難感到內疚。受害老師的父親是當地消防團的成員，「卅八分鐘」的影像中也有他的影像，顯得放心滿意，因為多數居民安全避難到高地來了。只是當時的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女兒沒來得及避難，更不知道後來的好幾個月時間，要天天在日記本裡寫下：跟女兒沒能取得聯繫。「卅八分鐘」裡顯得放心滿意的樣子竟然是假象，對此記者也感到忸怩。

《卅八分鐘—巨大海嘯與生命的紀錄》播放以前，畫面上就出現了「即將播放海嘯場面」的警告。這是日本醫師會要求，各家電視台在三一一周年之際，不要播放大量海嘯影像，免得引起觀眾發作ＰＴＳ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緣故。其實，過去一年裡，一般日本人在電視上看到的海嘯影像並不多，乃電視台出於同樣憂慮自我約束的結果，當然都出於好心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似乎迴避了不想面對的現實。看著《卅八分鐘》，我最大的感受也是內疚。

雖然沒有犯罪，但是有共犯的自覺。許多人在海嘯中失去了親人。許多小朋友由於核電站事故，還不能到外面玩耍。儘管如此，我們更擔心自己的心理創傷，結果迴避面對現實。不過，無緣無故地感到內疚，就是ＰＴＳＤ症狀之一都說不定。總之，日本人在心理層面上消化掉三一一的大衝擊，仍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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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敘利亞的大江大海

敘利亞的大江大海
陳文茜 / 2012-03-08 時報周刊 第1777期


這不是一則逃難的故事，而是選擇死亡的故事。

　　國際最知名的戰地女記者瑪麗亞．科文(Marie Colvin)獲頒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勇氣獎」時，謙誠說了一段話：「我只是一名偽君子，得獎讓我焦躁不安。我始終有種負罪感，感覺自己是戰爭中受益的人；我們身為戰地記者，把那些人發生的可怕故事榨取出來，然後再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

二O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這名獨眼龍女記者身亡於敘利亞政府刻意攻擊下，成為戰地故事中，永不消失的詩篇。

從此她再也沒有負罪的必要。她的屍身，她的良心，永葬於敘利亞某一處荒地。一個離家鄉數萬公里的古城；那是西方政治曾經屠戮、如今漠視的土地。在那裡她與他們共存，有一天化為白骨，沒有人分辨地出那一堆骨骸屬於西方，那一堆屬於回民。在古城沙漠中，一切癡狂終止；瑪麗亞‧科文的神傷也在她死亡那一刻定格。

惟獨留在美國長島的母親，仍哭著渴望至少見女兒最後一面，「帶她回家」。身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戰地女記者瑪麗亞‧科文的母親，她早料到這麼一天。CNN訪問已然八十高齡的母親，白髮、蒼老，偶爾哽咽，沒流太多眼淚。「我一直以她為傲，在戰地中奔跑，最終死於戰地。」「那本是她最想終結生命之處，她不屬於倫敦，不屬於家鄉紐約長島；這裡的一切，對她而言，太理所當然。」平靜的長島海灣，藏不住熱烈的靈魂，科文的母親愛她的女兒，也深知她的女兒。看著她深入國際強權拋棄的車臣，看著她美麗的倩影專訪美國人眼中屠夫般的格達費，看著她在美國人都拼不出的字母斯里蘭卡失去一隻眼睛…二十五年了；科文的母親早料到有這麼一天。她只剩一個願望，「把女兒殘破的遺體，接回家。」縱然如此，科文母親卑微的渴望，竟不可得。

最新狀況是，國際紅十字會在敘利亞政治批准下進入科文（Colvin）喪生的霍姆斯（Homs），只准許帶走受傷的三名國際記者；至於瑪麗亞科文以及與她一同當場死亡的法籍攝影記者雷米．奧奇力克，敘國政府回答：已草葬，不可能交回屍體。

國際紅十字會無功而返，英國、美國政府個別召見敘利亞駐美英大使表示抗議，要求取回科文遺體。敘利亞的回應是：繼續屠殺霍姆斯城；那裡再也沒有如科文般的國際記者，敢於闖入，敢於記載官方的殺戮，官方終於可以肆無忌憚，大開殺戒。

讓科文喪生的霍姆斯市，為敘利亞第三大城。霍姆斯市為西方給它的命名，當地人稱巴巴阿莫爾區。自阿拉伯之春吹向敘利亞後，當地即成為反抗軍大本營。面對北非中東血淋淋的大革命，敘國總統阿塞德與其美麗的夫人目睹穆巴拉克及格達費下場：和平下台是死刑；不投降，也是虐屍致死。阿塞德充分認知，這不是有任何妥協的遊戲，它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死亡戰爭。阿塞德與格達費不同，多麼諷刺，他與他的妻子，皆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

阿塞德全名巴沙爾．阿塞德(Bassaral-Asad)，今年才四十六歲，畢業於大馬士革大學醫學院，原為眼科醫師，曾至英國倫敦實習；在那裡他結識了畢業於倫敦國王學院的美艷妻子。阿塞德今年四十六歲，妻子更小才三十六歲；兩人面對崩潰邊緣的敘利亞，只有一個念頭，屠殺、屠殺、再屠殺。他們共同見證了盟友格達費如何被反抗軍逮捕、施虐、毆打，最終開槍打成如蜂窩般的屍體；也目睹格達費隨從如何戰敗後投降，被革命軍以「和平」之名，全面屠殺棄屍。

於是兩位長相有若王子公主般的醫師總統與倫敦國王學院電機系高等生定了戰略：屠城。他們不打算分散兵力，鎮壓全國皆然的遜尼派革命，這一回王子與公主只集中火力壓境霍姆斯，藉由坦克砲火，並以俄國提供的優良武器，全面轟炸該城，不分反抗軍或平民；為了遮掩暴行，他們以GPS定位找出當地國際記者發通訊藏身之處，然後火箭炮攻擊。阿塞德深知反抗軍是遜尼派以及若干真主黨成員，美國不會幫助反抗軍；而且敘利亞沒有石油，北約無介入的國際利益。他可以在國際默許下，展開恐怖屠殺；這是每一個阿拉伯領袖都深知的國際暗盤，人道是藉口，利益才是真相。

於是要求真相，追逐真相，天真地還在報導真相的國際記者，成了阿塞德屠城的葬送品。他下定決心，使霍姆斯成為一個標幟，讓反抗軍「顫慄喪膽」的標幟。許多國際專家判斷阿塞德所以違反國際慣例，不讓紅十字會進入，甚至不讓他們帶走科文等人的屍體，目的就是為了放縱政府軍進城屠殺；等一切告一段落時，其他地區的反抗軍自然因驚恐，逐一瓦解。「革命」，便平息了。

這是大屠殺在歷史上不斷重複上演的統治邏輯，它看似瘋狂，卻是軍隊打仗最理性也最殘酷的兵法之一。二二八屠殺如此，南京大屠殺如此，左宗棠平回亂靠的也是這套戰略。一八七六年左宗棠殺遍喀什噶爾每一名男子、甚至藏匿洞穴顫抖的老弱婦孺；他率領的清軍相信惟有如此，才足以震撼其他回民；左宗棠稱此為「緩進急戰」方略。

霍姆斯至今聯合國估計至少七千三百人喪生，約佔當地人口四分之一；但多數人相信數字遠比聯合國評估高。四十六歲的阿塞德在權力搖搖欲墜時，學習了當年父親Fawaz作風；三十年前，他還是個孩子時，父親即面臨被推翻處境，結果父親於哈瑪城，另一個城市一口氣屠殺了兩萬人，「平」了亂。

屍首已躺在霍姆斯某處的科文，過去奔走各個戰地，只為了想讓世界知道真相；然後渴望喚醒世間良知，改變當地人的不幸。她的前世，可能是一只高溫的熔岩，筆下胸懷著無法撲滅的烈焰，即使身處國際的冷漠，即使她早已認知，自己只是一隻卑微的筆。死前一小時她與CNN連線，質問「國際為何坐視不管？」在億萬年後，她可能只成為一顆怪異的化石；在敘利亞內戰結束後，她的屍首即使還找得著，也只是一部滄桑的記錄；記錄一部冷漠的國際政治片，一種特殊具象痛苦的「裝置藝術」。

那時屠殺者已洗去刀刃上沾過的血跡，搞不好美國國務院還可能重啟美敘關係。而屠殺時國務院的紀錄可能是：「對國際間野蠻行徑，必須某種前提，美國才會干預。提供武器予反抗軍，換來的可能是更仇美的遜尼派政權，那將非常莽撞；至於霍姆斯屠城死亡的人數，即使全死，二萬八，也不到當年盧安達大屠殺八十萬人的程度。」至於柯文呢，「她是一名了不起美國出生的戰地記者，她適時記錄了一切，美國以她為榮」。句點，到此為止。

我在一九九五年離開紐約前，曾見過科文數次，一回共餐。那一回我與我的朋友和她在聯合國對面的咖啡廳吃飯聊天，席間辯論當日刊登的紐約時報社論；她非常憤怒美國背書俄羅斯屠殺車臣，並抨擊紐約時報的報導，只有觀點，只有死傷數字，沒有感情。我的朋友並沒有被她激怒，當時的她尚未失去左眼，聲音沙啞，有若無數彈片已割傷她的聲帶。鼻樑高挺，雙眼明亮動人；我的朋友被她越罵，越崇拜她，因為她高聲斥責：「難道你們不知道紐約時報對白宮的影響力嗎？」回家路上，我們皆沈默。在一個五光十色紐約東河旁的聯合國，有多少人能體會戰爭的痛楚？白宮也好，聯合國也罷，與戰地的遙遠和陌生，保證了這些國際大人物，對大戰略始終有若下棋盤般的冷靜；所有的國際行動，都只是棋盤上的一顆小棋子。

而瑪麗亞．科文呢？憤怒之餘，她從不選擇放棄；她的生命不是用來附和現實的，否則大可與父母親同住於美麗的長島海灘。她知道危險，事實上跟著車臣反抗軍採訪那一回，她在夜裡與男士兵們同擠於小帳篷，有天翻身，碰到兩只硬塊，一摸，手榴彈。車臣人想與她同歸於盡，讓一名國際知名記者，一名美國人，與他們共亡。這是絕望的車臣人，試圖喚醒世界的無奈方法。科文發現了，把手榴彈扔出帳篷野外，轟！炸完後，走回帳篷，躺下來自言自語罵了幾句。第二天與反抗軍在寒冷的高加索山脊上行走，繼續她的戰地報導。

科文畢業於耶魯大學，大學城名稱New Heaven，新天堂。但她的天堂不在美國的平靜小城，而在一個相信知識份子角色、唱過約翰藍儂歌曲「Imagine」、然後把歌詞牢牢記住的新世界。一九八六年國際突襲利比亞之後，科文是第一個專訪格達費的記者；她認為該讓格達費有發出自己聲音的權力。國際媒體圈皆盛傳格達費迷戀她，只要科文開口，格老從不拒絕專訪。二O一一年初利比亞政變，科文帶著前CNN首席特派阿曼波等人於的黎波里海濱一同採訪格達費。她一點也不追求新聞界「獨家採訪」這種鳥虛榮，在利比亞、在敘利亞她與共同信仰和平信念的記者們，分享新聞來源，像地球上最後的和平戰士，以命搏上難以撼動的國際政治，只渴求個人足以改變歷史。

二月二十二日瑪麗亞．科文死於敘利亞。死前一天，二十一日泰晤士報刊登她最後的報導：「敘利亞霍姆斯市裡二萬八千名平民，包括男人、婦女與孩子，在重重砲火中絕望地尋求避難所，這是我見過最慘的景象。」

她甚至沒有提到自己也是絕望中找不到避難所的女子；只在Facebook上寫著：「我很冷，很無助。」

時間在她的人生慢慢流過，她跑遍世界，目睹一場內戰又一場內戰；一場屠殺又一場屠殺。南斯拉夫種族清洗事件後，她製作紀錄片，回憶「那裡的一切，包括燈光，看上去都如此特殊。」回到倫敦，平安地回家，她覺得自己已成異鄉人。當時她寫下了名言，「戰爭不是傷亡數字，它意味著抱著孩子哭泣的母親…以及所有的不幸。」

而這一回，敘利亞之戰，她的母親成了她筆下另一名失去孩子哭泣的媽媽。如果戰爭是一首長長的詠嘆調，那麼瑪麗亞．科文即是砲火聲中，永不消滅的低音。

其實戰地新聞在今日媚俗的世界中既不起眼也愈來愈不重要，追逐聲色且淪喪良知的新聞世界，早已把她與同伴們，拋向峽谷最深的陰影裡。

敘利亞政府，只是代替早已沈淪的世界，向她開出了最後一槍。

科文半生奔馳戰地，人生腳步最終停格於戰地。或者有一天，她的靈魂在某一個秘密之處，慢慢甦醒。如果讓她選擇，我相信她的靈魂仍然可能選擇守候於屠城之處；見證那個城市將要流過的萬人之血，不曾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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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日本震災重建紀錄片

Discovery日本震災重建紀錄片

《日本震災重建：小鎮烏托邦》

陸前高田小鎮市長戶羽太，想以先進的方式解決城鎮問題，但與居民對於重建的期待，似乎仍有落差。

《日本震災重建：重拾回憶》

一群志工奉獻時間尋找和保存在海嘯中遺失或損毀的照片。藉由現代科技的幫助，他們希望將這些保有與親友共享歡樂時光的珍貴紀錄，竭盡所能地交還到大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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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Productions

參與者製作公司(Participant Productions)
若水志工 蔡幸穎

專門拍攝以社會問題為主題的電影或紀錄片，並公開上映與發行DVD 這讓參與者製片公司在投身社會公益的同時，也能有獲利的空間。

關於參與者製片公司(http://www.participantproductions.com/)
Jeff Scoll， eBay的第一位總裁，也是參與者製片公司的創立者。2004年，Jeff Scoll成立參與者製片公司，他相信「故事的力量」，希望說出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故事，創造改變世界的力量。這股力量不只來自於拍攝、出版電影的人，更 來自於那些被電影撼動的觀眾起身參與的力量。

” Movies have the power to inspire. You have the power to act.” 參與者製片公司相信透過媒體傳播的力量，將造成社會的巨大變動。藉由拍攝電影或紀錄片的方法，傳播嚴肅的社會議題，諸如「種族歧視」、「環境保護」、「貧 富差距」、「性騷擾」、「政治迫害」、「民主自由」…等等。至今，參與者製片公司已經製作多部電影，包括以工作環境中的男女平權為主題的《北國性騷擾》、 以爭取人身及言論自由為主題的《晚安，祝你好運》、以探討石油問題以及美國霸權問題的《諜對諜》…等，每部電影或紀錄片都有一個主題，也都引起外界的高度 討論。

像 《不願面對的真相》一片，就是希望社會大眾能注意全球暖化的現象，並 藉由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減緩對地球臭氧層的傷害。本片記錄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在全球的巡迴演說，透過鏗鏘有力的科學數據與動人的演說技巧，讓聽者無一不重視 全球暖化的議題，喚起世人對地球資源的永續利用的重視，並用實際的行動參與減緩全球暖化。這些社會議題需要普羅大眾的重視、關懷，甚至是「參與」。 鄉村銀行第二項獨特作法，是幫助窮人建立商業的概念。窮人用貸款購買材料，製作東西並販賣。並且用團體的力量，建立市集、擴大交易規模。這樣賺來的錢，再 投資買更多材料來生財，把良性循環越滾越大。

參與者製片公司的營運模式
在 我們生存的這個地球，存在著許多急須被揭露並解決的問題。像是過度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全球暖化問題、非洲蘇丹達佛 (Darfur)地區的種族滅絕慘劇…等等。參與者製片公司專注拍攝此類具社會教育意義的電影、記錄片，揭露不為人知的問題，希望藉此引起社會大眾的注 意，並讓每個被感動的人都能盡一己之力協助改善社會問題。以社會議題為拍攝主題的參與者製片公司，不惜成本找來大卡司、大製作，拍攝出一部部叫好又賣座的 電影，票房滿檔就是參與者製片公司運作成功的象徵。

「不可能商業起來的 片」，是外 界對於這些電影主題的想法，但事實卻是一部「好的電影」是能讓嚴肅的社會主題生動化，並能被觀眾所喜愛。什麼是「好的電影」呢?參與者製片公司藉由「具故 事性的電影情節、細膩寫實的呈現手法、演技純熟的演員詮釋角色、話題的宣傳與製造」，讓「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電影」、「不可能商業起來的片」在全球引起一 波波的注目、談論，甚至得到諸多影展與電影獎的支持與肯定。即使是希望「寓教於樂」，參與者製片公司的在拍攝電影時的首要理念仍是「娛樂-」，再來才是使 觀眾成為下一個「參與者」。網站上還設有「社群討論區」，讓觀眾對於不同主題的電影抒發想法，並讓社會議題能持續發酵、產生影響。

參與者製片公司拍攝具社會教育意義的電影，將嚴肅的社會議題轉化為生動的電影情節震撼觀眾，並激發觀眾參與社會問題。具故事性又精緻的拍片手法，是每部電影叫好又賣座的關鍵因素，這讓參與者製片公司在投入社會公益的同時也能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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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商圈與居民的紛爭VS.日本商店街與住民的共存

師大商圈與居民的紛爭VS.日本商店街與住民的共存
2012-03-09
工商時報 張子方、賴怡叡商業發展研究院創模所副研究員

師大商圈近日因商家與居民對立，引發媒體及社會高度關注。台灣的生活習慣不同於歐美，習慣於適度的住商混合以維持生活便利，然而師大商圈卻因發展過度，導致噪音、髒亂等問題環境惡化，居民與商家無法共存。

台灣夜市的概念就像日本寺廟前攤販與小店聚集的「門前町」，而日本也延續「門前町」概念在車站與住宅區的臨界處發展出「商店街」的商圈形式。除滿足地區民眾的生活需求外，也不斷發展出各自特色以吸引外來客群。年輕美眉的購物天堂「原宿表參道」、動漫宅男的發源聖地「秋葉原電氣街」及老饕食客的最愛「築地場外市場」皆為國人所熟知，這些商圈在最初均以商店街為發展起點。

而如此人氣旺盛的商店街如何能長期經營且與居民和平共存？有幾個參考借鏡的關鍵作法。

一、成功滿足居民環保訴求的「原宿/表參道」商圈：「原宿/表參道」是日本極具知名度的商圈，以販賣流行的服飾雜貨著稱，廣受年輕人的喜愛。但在1996年時，卻因為民眾公德低落與商家的怠惰，以致環境出現嚴重的髒亂問題。為了回復整潔樣貌與住民信心，該商圈透過在地的自治組織「櫸會」，成功發展出一套滿足居民環保訴求的營運模式，其成績獲得各界的注目。

「櫸會」一開始發起商家組成自願團隊，在營業之餘輪流打掃，但實施不久卻發現，既要營業又得進行額外的打掃，對店家造成不小的負擔，效果亦不彰。有鑑於此，「櫸會」開始規劃將商圈環境維護從商店街活動提高層次到社會公益活動，成立NPO法人「Green Bird」，號召具環保意識的義工，進行商圈的清掃。每年為商圈省下340萬日圓的委外清掃費；也引起等日本媒體報導，提高了商圈的社會形象。

「櫸會」更與廣告公司合作，利用商店街上的路燈、垃圾桶等公共空間作為廣告媒介，創造營收以支持清掃、設備更新、行銷等活動。同時邀請建築師、記者、設計顧問等專家成立「Eco Avenue戰略委員會」，規劃商圈景觀及資金應用。藉由與不同專業人士的合作，創造多贏。

二、以創新策略促進居民利益的標竿商圈：

日本商店街與台灣的夜市商圈雖然型態不同，但為了可長可久的發展，一樣有與當地居民建立良好關係的高度需求，值得我們借鏡的作法，對於高齡化社會的日本，銀髮族是需要關心及協助的。許多商店街注意到此需求，成立阿公阿嬤交流休憩所，藉由「老人關懷」的服務，提升住民與商店街的親近關係。另外，從許多代表性案例可以歸納出，「文創」活動也是切入點。例如，埼玉縣的APOPO商店街自治會透過與附近大學、NPO等合作，定期舉辦如音樂會、國際美食展、傳統祭典等活動促進與居民的良性互動。長野縣的岩村田本町商店街在營業之餘，以實際行動回饋當地居民，如自治會承租空店鋪為居民規劃休憩空間；成立手工藝工作坊，由商店街的職人提供住民技藝訓練，修業後可直接在自治會輔導下的商店街創業；而教育服務也是該商店街努力方向。集結店家技能，針對孩童提供各種有趣的設計體驗講座，讓商店街居民在「親子教育」方面獲得好處。

日本商店街在「環保」及「居民互動」的運作模式，提供我們以下兩項可參考方向：

借鏡1：日本商店街經過長久的摸索，發展出自治會與NPO合作的創新模式。借力於民間企業資源與Know-how來彌補人才缺口，以提高商店街營運效率，既可在不造成商家負擔下累積長久資源，當商家與居民產生利益矛盾時，NPO也能以第三者的角色，進行專業的建議。

借鏡2：站在居民立場提供多方面的活動及協助，也有助於雙方間良好關係的發展。台灣商圈在熱中各式商業促銷提升本身營收之餘，也要思考能「給」在地居民的利益為何，才能「得」到認同。除基本的生活環境外，也許是消費折扣，亦或工作機會，相信在完善的互動網絡與利益共享機制下，較能達到促進住商共存共榮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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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要談大轉型不要只談小吃

要談大轉型，不要只談小吃
2012-03 天下雜誌 492期 / 南方朔

只管做生意，其餘一概不管的小吃商圈至上主義，在師大商圈裡踢到鐵板。社會轉型的困境，台灣如何抉擇？

近年來，許多新興經濟體都在進行轉型，像南韓、新加坡、印度、南非、巴西等，都在做著大轉型，要在產業、科技和教育等方面，努力提升。

台灣當然也在轉型，但我們正在做的，卻無疑是一種小轉型。我們對嚴肅的大問題，大多很少討論。

電視報導總是宣傳：誰的小吃創業很成功、哪裡的小吃最高可賣上幾百碗、誰的點心網購擠到爆、台灣小吃是如何世界有名。政府有意向聯合國申請小吃之都名銜，小吃觀光儼然成了全國的重點方向。

我無意菲薄小吃與點心土產這些行業，因為飲食文化，本來就是一國重要的文化項目。像韓國就由第一夫人領軍，要把韓式料理打造成世界五大飲食之一。

但台灣的小吃點心文化，如此被鼓吹，卻使人多少有點不安之感。

（一）台灣重要的大轉型，少被關心。這意謂著，台灣在可見的未來，經濟上都很難改變，高品質就業減少、國民所得難以改善的困境。

如果國民所得獲得改善，在餐飲文化上，我們就會鼓吹台式大料理。而今，不鼓吹台式大料理，卻去鼓吹小吃和小點心，它不也正反映出，目前台灣所得不增加，多數人吃不起台式大料理，只能在小吃點心上，來獲得滿足的現況。

因此，台式大料理不彰，只是小吃點心盛行，換個角度而言，未必是個多麼值得高興、甚至驕傲的題目。

（二）台灣從清朝移民時代起，小吃與點心的傳統即告建立。它是古代城市格局的產物。那時，都市沒有分區管制的限制，使得住宅區和商業區混合使用，也沒有文教區的概念，任何地段只要有集市條件，即可成為小吃商圈。

而以前也沒人在意它引起的油煙、衛生、人潮嘈雜，甚至周遭造成房租上漲及交通等問題。這種只管小吃做生意，其餘一概不理會的小吃商圈至上主義，終於在這次師大商圈上，踢到了鐵板。

近年來，台灣各地方都只著重搞小吃商圈和觀光活動，從不理會它造成的交通、人潮及連帶的都市品質問題。師大商圈問題，實在是個值得通盤反省的課題。

任何社會在今天這個時代，都應有全面轉型的想法與做法。但近年來，台灣的問題是，大轉型沒有，政府及人民都圍繞著小問題在炒作。

小吃文化因此儼然成了重點，也成了青年創業的重心。青年人有個一、兩百萬，就搞個特色小吃店，也成了青年人的努力目標。

細心想想，這樣的發展路徑，實在不能算是進步，只能說是把舊現象推到極致而已。師大商圈的居民強烈反彈，不只是對店家不滿而已，他們是對這種發展模式表示抗議。

我們社會不在大問題上動腦筋，飲食文化也不在實在很有特色的台式大料理上動腦筋，只有在小吃上做文章，這已道盡我們的問題！

（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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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他們一開口就使得人類智慧總和下降

故事與新聞 / 他們一開口就使得人類智慧總和下降
【2012/03/08 聯合報 / 楊照】

我們還來不及建立起政治上「智慧語言」的傳統，來不及累積有智慧的政治語錄，同樣的廣播、電視談話節目潮流，便已排山倒海掩襲而來了……

1890年代擔任美國眾議院院長的李德（Thomas Reed）有一次在議會中被一位眾議員的發言惹惱了，大家都看得出來他漲紅著臉開口講話，然而從他口中講出的話，卻還是維持了平常的音量與速度，他說：「這位同仁真是令人佩服，只要他說話，就一定造成人類智慧總和下降的效果。」

還有另一次，李德和記者聊到了一位也是讓他很感冒的議員，他輕描淡寫地形容：「這位老兄，如果多給他幾個腦袋，他也可以算得上有點智慧吧！」

1950年代，美國參議員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反對通過一個別人提出的新法案，他的說法是：「這法案太沒分量了。它能產生的衝擊就像一片柔軟的雪花落在波多馬克河寬廣的胸膛上一樣。」

這些是眾多美國國會議員留下的名言中幾個例子。西方國家中，美國其實是一個相對拙於言辭的社會。美國有強烈的清教傳統，相信人的重要美德之一，是內心的虔誠，而靜默、不愛講話、不會講話，往往也就被視為反映內心虔誠的表徵。美國社會一直都有一種「寡言英雄」的典型。西部片中代表正義的警長、象徵原則的硬漢鏢客，幾乎都少有對白台詞。相對地，在電影中滔滔不絕講話的，要嘛是虛偽的反派，不然就是荒唐可笑的諧角。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好萊塢甚至建立了不言可喻的「賣座大片」規則──主角，尤其是男主角，一次對話不能超過一分鐘，少說話、多動作，才會賣錢。

即便如此，在政治領域，美國畢竟還是在十九、二十世紀建立了價值，認為好的政治人物，應該要有本事說出漂亮、機智的話。也就是那種繞個彎說的話，讓人要想一想才理解的話，也因而可以有餘韻的話。

悲慘的是，這套傳統價值，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尤其是受到廣播、電視談話節目氾濫影響，被快速消蝕了。2006年，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錢尼，在國會裡遭到一位帶有敵意的參議員挑釁批評，他脫口而出的回話，竟然是不適合譯成中文的粗口：「Go fuck yourself！」

在台灣，我們還來不及建立起政治上「智慧語言」的傳統，來不及累積有智慧的政治語錄，同樣的廣播、電視談話節目潮流，便已排山倒海掩襲而來了。有情緒而無辭藻，多的是反覆念經般的批判或解釋，卻極少有新鮮值得咀嚼的特殊句子。

不止是談林書豪和談美牛是同一群人在談，更慘更悲哀的，談林書豪和談美牛，用的竟然也是同一套語言，同樣的語氣、同樣的句法，只是一邊是誇大的稱讚，一邊是誇大的危機恐嚇罷了。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在政治領域裡聽到讓人類智慧總和增加而非減少的雋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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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凱：廿年一覺科技夢

馬凱：廿年一覺科技夢
【2012/03/08 聯合報 / 馬凱】

回顧廿年來台灣產業發展史，真令人不勝唏噓。日本位居全球第三大行動記憶體大廠爾必達聲請破產保護，有如青天霹靂，各界紛紛探究如何緊急搶救台灣的DRAM產業，繼「聯日抗韓」的老調之後，「聯美抗韓」又譜出新韻。然而非僅DRAM產業耳，與之並稱「四大慘業」的面板、太陽能、LED等，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這些號稱「高科技」的產業，多少年來被奉為天之驕子，如今落到這步田地，豈僅是滄海桑田所足以形容，根本就是人謀不臧，自招禍殃。

廿年來，從國民黨政權到民進黨輪替，執政者一談起高科技企業產業便眉飛色舞，學者專家更是極力鼓吹所謂「策略性產業」、「明星產業」；棄台灣賴以創造經濟奇蹟的傳統產業於不顧，更令高居製造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中小企業四散飄零，流移海外，對占整體產值七成以上的服務業則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流入邊陲；卻一股腦將全面的優惠、補貼都加諸所謂「高科技產業」之身，因而流傳出一個冷笑話：「若不知傳統產業如何定義，看它繳不繳稅即知！」

不僅全國的各種優惠三千寵愛在一身，一度流行的面值配股政策造就出科技新貴，讓科技業幾乎吸盡舉國頂尖人才，連出國留學潮都一落千丈。如果說，廿年全台灣的滋養都集於「高科技產業」一身，殆不為過。

爾必達事件像一個高倍數的照妖鏡，立刻讓「高科技產業」中的科技成分現形；原來我們的DRAM產業不努力研發自有技術，年年捧著數百億鉅資向人討些現成專利；面板產業面對強敵三星節節敗退，最後淪落到撿食其棄之無味的雞肋；iPhone代工廠在單價中只能努力爭取區區百分之一的代工錢，還要面對血汗工廠的譴責。結果，十餘年來台灣經濟一蹶不振，勉強維繫百分之三、四的成長，還胥賴對大陸世界工廠的出超支持；如今世界工廠瀕臨關閉的命運，我們要向何處尋求一線生機？

我們無需責怪頭腦發熱的專家與技術官僚，將我們帶到如此境地，但必須痛定思痛，努力思索，台灣要如何重新站起來？去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這個獨厚科技產業的最後遺孽在激烈爭辯之後，終於卸除了大部分對大型高科技產業的特殊優惠，這是邁向正確道路的第一步；但還有許多觀念上、心態上的積習難改，需要藉「四大慘業」步履維艱時做更深入的思辯與調整。

新內閣的財經小內閣倒是展現了十分可喜的改變：新任經建會主委上任之後將施政主軸轉移至「傳產維新」、「服務業增值」、「中小企業提升」之上，讓這些久受忽視、艱苦備嘗，但真正是台灣最珍貴的寶貝，可以重新獲得公平的發展機會，甚至去腐生新，再度發揮推動經濟向上、增加就業機會、改善貧富不均的強大威力。一頁新的產業發展史或許就此展開。果真如此，就不枉我們耗去廿年寶貴時光換得一個痛苦的教訓！ （作者為經濟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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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斌：電影新趨勢 回顧舊純真

電影新趨勢 回顧舊純真
【2012/03/07 聯合報 / 林中斌】

今年奧斯卡金像獎影展大爆例外。這可能是世界人心開始轉變的徵兆。

提名最多的電影是「大藝術家」和「雨果的冒險」，各占十一項。獲獎最多的也是它們，各擁五座小金人。而這兩部都內含「純真無邪」的精神！

對四十多年來，從旅居海外到定居國內，幾乎每周都去戲院看電影的我，如此現象，令人驚奇，也耐人尋味。

「大藝術家」描述一九二○年代一位虛構的默片男明星，由輝煌而潦倒，由絕望而重生。今年一月在紐約首演結束時，觀眾歡笑鼓掌，好像在說：「謝謝你！我們終於等到一部可看的電影，沒有醜陋邪惡、沒有爆炸破壞，只是一個講人性、有人情的故事，告訴我們人生並非沒有意義。」（二月廿七日Newsweek報導）

「雨果的冒險」講述具有機械天才的孤兒偷偷維持巴黎火車站大鐘運轉，為了解開藏在火災喪命亡父所留下機器人中的祕密，經歷千辛萬苦，找到答案，也為沒落的默片大師恢復名聲。孤兒是虛構的，大師實有其人。全片有驚險但沒殺戮，有反面角色但沒有真正的壞人。

「大藝術家」獲獎不尋常在於：是黑白片（無炫目的彩色），是默片（看啞巴演戲），男主角是法國人（在舉行奧斯卡影展的美國沒有名）。其實，在奧斯卡獎八十四年歷史裡，他是第一位法國人贏得最佳男主角。為何「大藝術家」能克服這些障礙而亮麗獲獎？

「大藝術家」製片人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過去廿多年來所製影片曾獲三○三項奧斯卡提名（包括「王者之聲」、「天堂樂園」等）。他的電影市場嗅覺銳利無比。為何他一看到「大藝術家」腳本就決定大力支持？

「雨果的冒險」的導演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藝術成就彪炳燦爛。曾贏最佳導演三座金球獎，包括這次共兩座奧斯卡。其他經典之作入選電影史上最偉大十部之一，如「蠻牛」（Raging Bull一九八○）或「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一九七六）等。他的商標是：暴力、變態、罪惡。為何一反故態，選擇美麗如童話的「雨果的冒險」為他新作？

「爛蕃茄」（Rotten Tomatoes）是個評鑑電影的網路平台，反映歐美電影專家的好惡。這兩部電影都獲得所謂「世界評論的讚賞」（universal critical claim）。在一百八十八位專家中，支持「大藝術家」達百分之九十七；支持「雨果的冒險」達百分之九十四。對兩部電影的肯定已超越好萊塢的圈子，普及全球。

以上是專家的看法。一般觀眾呢？

至三月初，「大藝術家」票房收入達七千八百萬美元，是一千五百萬美元成本的五倍多。「雨果的冒險」成本高達一億五千萬美元，原先收入並不看好，但去年十一月首映一周後，躍登第三位，令人跌破眼鏡。至三月初，已累積收入近一億四千萬美元！

近卅年來，得獎賣座的電影流行色情、刺激、暴力、毀滅、恐怖，甚至還有亂倫、魔鬼、頹廢的傾向。好像不如此作，便表示電影創作人眼光通俗，內容缺乏世故。他們之中不少人認為反映沉淪的現實是他們神聖的責任，而認為撫慰人心、提升人性是「教條八股」，而不屑為之。

為何簡單乾淨如「大藝術家」和「雨果的冒險」，獲得專家和一般人們如此廣泛的愛好？

辛辣濃重口味吃多了，暫時渴望清淡飲食？還是人類在世界失序後開始覺醒？

電影藝術家，時機到了，看你們的！

（作者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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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華：貓蛇奇緣

貓蛇奇緣
【2012/03/06 聯合報 / 陳克華】

第一次她來按門鈴，是多年前的一個近就寢時分的夜晚。

她是我的鄰居，住在我所居住的複合式公寓的另一面，緊鄰著一條溪。

她手上拿著一封連署書要我在上頭簽名。

「是關於反對在我們這棟公寓旁築堤及沿河開路的工程……」她說明：「我們已經和立法委員、市議員都說好了……」雖然並不理解為何要反對，以及她口中的「我們」是誰，但夜深重眠的我很快便簽好我的名字。

之後我向鄰居打探了一下，似乎是市政府整治這條溪每年既定的分期工程，溪的下游已經逐年一段一段做好了，就只剩下緊鄰我們社區的這最後一段。

「市政府的說法是河堤不蓋，我們社區會有淹水的可能，」她說：「河堤旁道路可以疏解下游幾處交通的壅塞……」

當時她在我簽名時向我表示，我們社區從來就不淹水，而河堤道路的興建也絕不能疏解別處的交通，只會把塞車從別處帶來。

我不解。

但她很堅持，又看見連署書上幾乎這棟大樓的住戶都簽了。

於是多年以來，公寓及溪流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塊無可形容的，介於建築物、溪水、社區公園及零星農地之間的畸零地。顯然她的阻擋是成功的。

那塊地神奇地在建築麇生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區內沿著河岸被鐵網圈起蔓生著齊人高的雜草。偶爾在我清晨遛狗經過時，會遇見幾隻野貓鑽進鑽出，以及更多牠們的後代。

有人在鐵網的破洞處放置了一只鐵碗，餵食那一群群瘦弱不堪的幼貓。

而多年下來我的疑問也逐年累積：我們這社區從不淹水？有一年颱風我眼見溪水就險險漫了出來，淹蓋了道路。

而論及交通，台北有哪裡不塞？但溪水下游的那幾個路段的確是出名的塞。

我才彷彿明白她反對興建河堤及河堤道路的可能原因。

她自己住的正是這棟公寓的臨溪那一面。河堤道路開了，萬一引來車潮，不但干擾那一面住戶的寧靜，怕也直接影響房價。

多年後的一日，她又按了我的門鈴。

這回除了連署書，又多了一張這條溪的詳細地圖。

「又要簽名？」我滿腹狐疑，河堤及河堤道路不是已經不蓋了嗎？

「現在是財團要蓋房子。」她攤開地圖指畫著。

「現在唯一的辦法是利用那兩棵百年老樹，不許財團砍那兩棵樹，房子就沒有辦法蓋……」

原來市政府因為居民透過民意代表施壓，決定不建河堤及河堤道路後，這些緊鄰都市精華區的河濱土地就成了建商覬覦的目標，早已買下了土地，聽說近期內就要施工，蓋高級住宅。

「到那時施工起來不吵死人了……」她說，並遞來一支筆。

我又簽了。彷彿這一切都為了她的住處安寧，房價不跌。

為此，我睡前遛狗時又刻意踅往那塊長滿雜草的河濱廢地，想像一棟十幾層高的豪宅站在那裡的感覺。

在昏暗的小路邊（市政府彷彿完全遺忘了這塊土地似地沒有施設任何街燈），手中的狗鍊突然一緊，原來狗發現了什麼。透過昏喑的天光我定睛一看，是一條蛇，怕不有四呎長，正在黑暗中蜿蜒著閃亮的長身子，爬向那窩野貓出沒的地盤。

我明白了。長久廢棄的河濱地已經建立了它自己的食物鏈，一窩又一窩小貓的出生吸引了蛇前來覓食。

驚魂甫定的我回到家裡，看見廚房角落裡還擱著一大包未打開的貓食，那是前日決定去餵食那群無人照料的小貓時買的。如今大約也用不著了，那群貓大約有大半已進了蛇的肚子。

貓食袋子上印著一張圓睜著眼的斑紋貓臉，上方一行醒目大字：你的最佳選擇。

「而我選擇了什麼？」我當下如醍醐灌頂。

日後偶爾會在上下班途中遇見那位手持連署書的女人，在家附近如貓一般的出沒。我們很少彼此打招呼，但我偶爾會望向公寓臨河的那一大片雜草地，彷彿看見其間藏匿的貓、蛇，建商、居民各自為己的盤算，溪水自然的吟唱，以及我的自私和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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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明：貓頭鷹vs.鷹頭貓

貓頭鷹vs.鷹頭貓
【2012/03/06 聯合報 / 黃春明】

圖 / 黃春明


小明為了貓頭鷹困惑了一段時間，後來鼓起勇氣想問大人。

●

小明：爺爺，貓頭鷹的另一半呢？

爺爺：貓頭鷹的另一半？

小明：鷹頭貓啊。

爺爺：哪有什麼鷹頭貓？

小明：不然為什麼會有貓頭鷹？

爺爺：不要胡思亂想。

●

小明：爸爸，有沒有鷹頭貓？

爸爸：鷹頭貓？喔，你是說貓頭鷹，有啊。

小明：貓頭鷹我知道，我是說鷹──頭──貓──

爸爸：哪有什麼鷹頭貓？

小明：那為什麼有貓頭鷹？

爸爸：唉！你去問媽媽，爸爸忙。

●

小明：媽媽，貓頭鷹是不是有貓的頭、老鷹的身體？

媽媽：對啊，所以才叫作貓頭鷹。

小明：那剩下來的老鷹的頭、貓的身體呢？

媽媽：誰知道，管他什麼身體什麼頭的。

小明：我就是要管嘛，剩下來的應該拼成鷹頭貓。

媽媽：你管他是貓頭鷹，還是鷹頭貓，這又不考試，不要再亂想了，回家作業做了沒？肚子餓了，櫥子裡還有包子。

小明：我要鷹頭貓。

●

小明：老師，我有一個不是功課的問題。

老師：問吧。

小明：有一天貓頭鷹碰到鷹頭貓……

老師：什麼？你說鷹頭貓？

小明：對！鷹頭貓。

老師：哪有鷹頭貓，你又在胡思亂想，你上課不專心，腦子裡淨是想這些有的和沒的，當老師的最怕你這種學生。你唐詩背好了沒？去去去，等一下，上課我要你先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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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同安街與紀州庵

同安街與紀州庵
【2012/03/06 聯合報 / 邱坤良】

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與同安街的路口車流不息，圍牆內閒置已久的日式建築物，周遭散布幾棵枝繁葉茂的高聳老榕樹，顯得格外陰森，也很少人知道這是紀州庵遺址。

清代稱為古亭的這個地帶，日治時住著許多日本人，空間與環境增加不少東洋味，連幾任台灣總督的姓氏（兒玉、佐久間）都成了地名，倒是同安街所在的川端町取其瀕臨河岸之意，多了點文化氣味。紀州庵主人來自大阪南方的紀州，本店在西門町，這裡只是「支店」，生意同樣興隆。戰後日本人走了，多了些「外省郎」，狹窄的同安街躲在羅斯福路背後，充滿離亂、破碎的滄桑感，與附近台大空間意象迥異，卻也帶著若干趣味的牽連。

紀州庵能與文學連結，是5、60年代這一帶住了幾位著名作家、詩人，並有兩家文學出版社。這裡曾是王文興生活、創作的地方，也是《家變》的主要場景，他當年就住在這棟周圍都是玻璃落地拉門，有灰瓦屋頂的三層日式建築的一樓。不久前北市文化局把紀州庵定位為「文學森林」，委由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文訊月刊）經營，它不再是料理店，而以「文學」之名，在幾個路口高高掛上標幟，讓現代人透過文學觀看紀州庵，又從同安街瞭解文學與環境關係，雜市陋巷彷彿也在一夕之間「高貴」起來。然而，紀州庵是紀州庵，同安街又何以是同安街？

地景與街道原來就充滿權力想像，移墾者以昔日城鎮或名人為新地命名的例子甚多，有來自民間的約定俗成，亦有出自統治者的權謀。台灣以同安、漳州、惠來、泉州、詔安、安溪、興化、海豐、漳浦、福州、潮州為名的厝、寮、店、莊、崙很多，反映早期閩粵移民在台蹤跡與訴說不完的故事。以同安人來說，他們是台北移民史「要角」，西元1853年艋舺的頂下郊拚，與同屬泉州府的晉江惠安南安（頂郊）發生世紀大械鬥，戰敗的同安人（下郊）退至大稻埕，揭開稻江繁華錄的序幕。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進行區域重劃時，把中國各省縣市名稱塞滿海島的大小空間，猶如當年日本人名、地名散布台灣人生活空間。台北市的街道圖宛如一幅中國地圖，南京、重慶，敦化、長安、吉林、松江、北安，因與台灣移民史無直接牽連，作為街道名稱，民眾尚能清楚距離的「美感」，無端冠上閩粵地名，又與當地人文無涉，等同以假亂真，地理名詞就與歷史記憶混淆。同安街連同附近的詔安、福州、漳州、汀州、晉江、廈門、金門等街路，在台北市街道圖「代表」福建省，是中國城市「配置」的結果，而非反映早期台北移民的祖籍分布。

「文學森林」經由紀州庵與同安街的空間意象重現，為文學愛好者提供創作與交流的平台，成為「古蹟活化」或「閒置空間利用」的案例，更重要的是，讓文學世代也能反思那個政治凌駕生活，歷史人文與環境經常被扭曲的年代。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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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訊：師大商圈爭議 北市府別掛無事牌

師大商圈爭議 北市府別掛無事牌
【2012-03-04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都會新興階級的需求當然必須得到滿足──劇院、美術館、音樂廳、高格調的酒館、餐廳、沙龍等等，可是那個獨坐廢墟的老婦人的需求，可能不是美術館音樂廳而是與鄰居聲氣相通的小巷弄，可以打太極拳的小公園，可以大聲笑鬧的戲園子。她的文化權誰在照顧？…這不是商人可以回答的問題，卻是政治家必須思索的問題。」

    　這段話，是文建會主委龍應台說的。當年的龍應台是台北市文化局長，她的市長是現任總統馬英九，在馬英九的支持下，龍應台發展了一套庶民城市文化，讓台北人到現在都驕傲的一套城市邏輯：「都市改造不只是拆房子建房子…，老屋代表著生活方式、處世態度，甚至生命哲學。」曾經有那樣的台北市主政者，所以，我們有了特殊的台北「巷弄文化」，而不是權力者界定的「廣場文化」。

    　不可思議，當沒有人會這麼想的時候，因為台北市的主政者願意用不同的思維思考城市的文化與傳承，同意了他的文化局長一個最簡單的概念：「沒有一個值得愛的城市不從市民的情感開始。」一個只有北市府百分之零點八預算的文化局，用心展開了台北市的「巷弄文化」，於是我們有了社區經營，我們有了「康青龍」文化旅遊路線，讓大陸和外籍觀光客驚艷的城市風貌，這代表了台北人、台灣人的生活品質或者用檔次更高的說法：文明。

    　多麼尷尬啊，「康青龍」就是現在鬧得不可開交的「師大商圈」：永康街、青田街、龍泉街…。

    　龍應台不再是文化局長了，如今是文建會主委、未來文化部長。在師大商圈爭議中，誰還記得她說過那麼動人的話：「一個歷史古城，應該讓每一條深巷橫渠都被溫柔地保留。」發出勒令停業通知的北市府都發局，還記得他們通知停業者的店家，當年曾經被北市表揚得到老街活化獎勵嗎？

    　不可思議，龍應台還在北市府的時候，每一顆老樹要被連根拔起的時候，都還有人注意老樹不能輕易搬離，遑論砍伐；龍應台離開之後，師大的老樹被砍了，此刻，連郝龍斌曾代言引以為傲的師大商圈都面臨瓦解命運，那麼請問：台北市要建立的城市文化還能傳續嗎？

    　師大商圈爭議沸沸揚揚之際，龍應台噤聲了，「康青龍」所依的「南村落」被議評為「落難的村落」，舒國治消失了、韓良露消失了、為台北社區文化奉獻心力的夏鑄九教授消失了。但是，郝龍斌還是台北市長，現任文化局長劉維公教授當年也是建構「康青龍」文化的重要知識分子，總還在吧？當北市府都發局發出一紙又一紙公文的時候，還在的人不能親自前往師大商圈再看一次嗎？

    　台北市政府不能忘記師大商圈曾經是北市府重點推動的政績之一，住商爭議風暴中，政府不可能不扮演一點角色。現行營建法規，師大商圈泰半在六米巷道內均屬非法，但不要忘了這些商家九成是北市府核發營業執照的合法業者，如果此刻違法，那麼當年呢？公務員可以裁罰店家關門，店家是否也應狀告政府國家賠償？

    　巷弄文化是台北市特殊的城市文化和景觀，如果師大商圈違法，很抱歉，中山北路六條通、八條通…全部違法，甚至這幾年才開始老街新生的大稻埕可能也要面臨同樣的問題，請北市府拿出同一套標準：依法行政！

    　如果我們的城市文化與其他一般國際都市不同，那麼請北市府負起責任，建構一套合乎現在需求的都市管理法規，與消防安全相關者強力稽查、干擾住戶安寧者要求提早打烊、油煙氣味不堪忍受者禁用明火改用電爐…，師大商圈爭議沒有一樁不是不能找出解決辦法的，釀成問題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北市府不肯負起責任！

    　我們曾經有一位創造出巷弄文化的台北市長馬英九，他成為了我們的總統；相信郝龍斌不會希望自己成為扼殺、甚至消滅巷弄文化的首都市長，不要再躲避了，問題沒這麼困難，站出來，解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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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馬團隊重症-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馬團隊重症-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2012/03/04 聯合報 / 社論】

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一向是馬英九團隊的重症。

國光石化如此，核四如此，美牛也是如此。這類案子皆事關重大，卻極具爭議性。有些案子，如國光石化，馬政府在大選壓力下，無能也不敢為政策辯護，遂以棄守收場，貿然就將整個石化產業來個大轉彎。這究竟是「政策」不值得維護，或只因無能辯護，而葬送了「政策」？另一些案子，如核四及美牛，不知吵了多少次，照理說，每吵一次馬政府的因應及溝通能力皆應有所長進，但奇怪的是，卻從來未見馬團隊在下一次的辯護能力比上一次有什麼精進，反而是愈吵愈胡塗，主政者始終不能發生影響輿論的作用，以致無法建立起為政策辯護的話語權。

台北捷運淡水線、中和線分流一案，即是一個眼前的例子。其實，兩線分流原是二十幾年前就存在的規劃，但主事者卻未能善用長期漸進「循循善誘」的手法與民眾溝通，而竟選擇在總統大選的敏感時刻，以「突襲」的方式宣布考慮「分流」，且在說明的技巧上又相當拙劣。結果，被「民意」一陣猛轟，北捷立即縮了回去。

到了選後，北捷日前再次宣布，兩線確定於九月分流。這一次，特別強調只須「水平轉乘」，亦即下車後在同一月台走到對面列車上車即可，只消十五秒鐘；北捷且主動提供車站場景圖，說明「水平轉乘」的實況。此種溝通方式推出後，可以感受到「民意」已逐漸轉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北捷分流案的教訓顯示：一誤於未能善用長期的緩衝時間，二錯在不識宣布時間的敏感性，三敗於溝通手法只強調台北車站擠，而不知凸顯古亭站「十五秒水平轉乘」的便利。這一誤二錯三敗，總而言之，皆在「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再說核四。無可諱言，核能是長期能源政策，主政者口裡說「非核家園」，卻無法承擔廢核的後果；但是，長期以來，當局也未能在核能政策上建立穩定的社會信任與支持，這正是「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因而，既然整體核能政策亦無社會共識，像核四這樣的個案，也就陷於議論的漩渦，愈攪愈渾。更奇怪的是，核四今日困境明明是陳水扁及民進黨所造成；但馬政府如今面對民進黨百般將核四問題政治化，竟亦儼如無言以對。這無論從核能專業的社會溝通能力看，或從政治角力言，皆是「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美牛也是已多次端到檯面的爭議。主政者不願揭露自己的政策觀點，而想用「沒有預設立場」、「沒有時間表」來遠離砲火；於是使得激烈的流派爭議看似十分「民主」，卻大多流於「民粹」，一直無法形成任何交集。

其實，馬政府對美牛的政策傾向是欲蓋彌彰的，否則何必推動這攪動一池渾水的辯論？既如此，馬政府的角色至少應當是政策形成的參與者，不應故做只是傾聽民意的局外人狀。應知，明明有政策傾向，又偏偏做出一切由「民意決定」的姿態，等到民意的撕裂對立愈來愈明顯，主政者將不易再回到主導者或仲裁者的角色。

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由於「至善」（The Best）可望不可即，現實政治便往往只是一種追求「亞善」（Second Best）的工程。甚至可以說，多元社會中其實絕無「至善」的政策，一切政策皆有相對的缺陷，因此也就更需要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從兩岸政策到是否徵收資本利得稅，皆只有「亞善」，沒有「至善」。一場大選否決了國光石化，如果因此毀了整個石化產業鏈的遠景，那即是損失了「亞善」；其實，「至善」無須辯護，因此在愈有爭議性的「亞善」政策上，在民主政治中，愈須政府拿出為政策辯護的能力。馬政府難道竟不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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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喬：大城市中，看不見的村落

大城市中，看不見的村落
【2012.03.05 中國時報 / 鍾喬】

    　每一座值得向世人訴說其傲人故事的城市。必然因為它的背後有著生動的記憶。然而，慾望之網所纏織起來現代化場景，卻愈來愈在商品市場的邏輯中，找到自我合理化的治理機制。

    　師大商圈在地景商品化與房地炒作的雙重加碼下，再度讓台北做為一個有文化想像的城市，直接面臨了過度消費化的衝擊。處理不善，將導致資本巿場全面攻佔文化生活需求的不堪後果。

    　做為夜市的師大商圈，近些年來的改變，讓人目不暇給。主要在於：原本既具備文教特色且富涵庶民特色的街區，突而走入一種擬態式的光景中。紛紛裝扮成光鮮亮麗的後現代外觀。也許，就市府發展城市觀光的想像而言，恰符合媒體鎂光燈快門的閃爍亮點，也呼應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潮流。

    　不是文創產業不好。也不能以二元對立去看產業一定扼殺文化，關鍵在於創意如何對待記憶。如果，創意只取記憶的生意經。倒頭來，這「經」雖念得商機幾許蓬勃，卻眼見文化煙消雲漸散。

    　就以夜市為例，它就像傳統市場，以飲食的日常帶領人們回到身體記憶的親切感中。這樣的親切感，一旦被造假了，便很容易穿梆，失喪了生活美學的氣味。眼前的師大夜市，是連造假的親切感也一併被拋棄了！輸入了高級精品風潮，像在打造一個城市新光景的風潮。

    　區塊活保存的立意，可以與聚落活保存產生連結性的想像。就拿這兩年備受矚目的「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為例，回顧一九九○年代初期，原本是在城市現代化風潮下，差些便要被剷除的違建，歷經折衝終而被保存下來。當然，它無庸置疑，絕對是官方與民間都市社會運動，在對峙後，改採「對話」機制的產物。它曾歷經抗爭，也曾在強制驅離中，留下公權力施壓下的負面印象。

    　但，回到文化治理的角度，便很難不去訴說「對話」之於城市記憶，所帶來的種種可以進一步去肯定其價值，並進而展開反思的層面。夏鑄九教授，做為極力主張城市聚落活保存的專業者，對於寶藏巖曾是台北底層生活的記憶，用曾經走過第三世界經驗，來確認城市有沒有自信這件事，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敘述。因為，落後、貧困、違章所交織而成的意象，就城市發展的主流規章而言，都是市場化的絆腳石，不去之不足以引進創意產業及觀光風潮。

    　只是，當我們深究其脈絡，便也可以回頭去問：如果，寶藏巖在成為國際藝術村的過程中，未經深思藝術家與居民如何共生的情境，便不會有活的記憶在這城市邊緣的文化地景中。換言之，若以「剝皮寮」為例，那些被人為造景下所架設出來的昔時風情，僅僅更言明了城市在缺乏自信心下，有效率地消費了庶民生活的共同記憶罷了。

    　寶藏巖曾經貧窮且是違章的記憶，以一面至今仍聳立於新店溪岸的「歷史斷面」，向一心朝向在國際上被看見的台北市，訴說一則底層老兵、城鄉弱勢移民活過從前的故事。這個故事裡，因為有胡伯伯、白爺爺以及村裡留下的二十一戶人家，得以見證除了一○一摩天高樓的資本競比之外，這個城市還有不能被任意抹殺的底層記憶，這才使得它不致於被觀光的潮流，瞬間給淹沒了。

    　寶藏巖是這城市中「看不見的村落」。這村落就像一面鏡子，照著其它即將展開聚落保存的區塊與空間，不在市場經濟對於文化場域的資本殷求下，失去其社區、庶民的現實景觀與精神面。

    　就這層意義而言，它恰映照出師大商圈住與商之間矛盾、衝突。並提供類似眷村聚落活保存的規劃，以珍惜「看不見」的記憶，而更能創造「看得見」的文創生機，而非僅以商機來界定一個城市的進步。

（作者為差事劇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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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創業之路的啟發

創業之路的啟發
【2012/02/28 聯合報 / 朱宗慶】

廿六年前創辦樂團，憑著一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和對音樂的熱忱，亟欲將音樂的美好分享給更多人，就走上了「創業」這條路。當時觀眾對打擊樂還很陌生，樂團的經營和發展在幾乎沒有前例可循的情形下，主要以歐美知名打擊樂團為學習標竿，期許在演奏專業水準上能與他們齊頭並進。

除了音樂的專業自我惕勵，建立樂團特色、尋求演出素材、委託創作、人才培育，乃至觀眾的培養和拓展，都是重點。當時打擊樂是新興樂種，觀眾的培養須從頭做起。樂團一方面追求登上國內外一流表演廳以及參與國際知名藝術節，同時為了讓台灣民眾認識打擊樂，也經常扛著樂器上山下海，到禮堂、廟口、操場、公園、古蹟…到處做推廣，希望吸引更多觀眾和深耕累積更多忠誠樂迷。

去年樂團成立廿五周年，回顧一路走來，赫然發現，許多曾被視為效法對象的知名樂團，竟已紛紛消失或淡出舞台，令人頗為震撼，感觸良多。

分析原因，主要是長期過度倚賴政府、人才培育斷層、缺乏觀眾培養。隨著政府支持減少，觀眾也跟著流失；或隨創團團員年紀漸長、出現疲態而後繼無人時，樂團能量消散，容易就此崩解。這些現象的啟發，讓我更篤定地繼續堅持創團時的理念，深耕基層、追求創新，且義無反顧。

在歐美出現所謂過度依賴政府的問題，在台灣不曾出現。在國內，藝文團體要能維持運作與發展，政府的支持，雖只是少部分，但對團隊的生存，卻有關鍵性影響。這幾年，台灣社會對藝文的重視漸增，但政府在文化事務投入上，對其屬性、需求、困境的瞭解，健全創作環境的營造，以及多元文化的發展，甚至補助政策和評審機制的格局與專業度，都有探討空間。因而，建立一個具公信力、且能有計畫培植團隊永續卓越的機制，令人多所期待。

基於現況，藝文團隊應厚植實力、培育人才、設法爭取更多忠誠觀眾的支持，才能達到目標與夢想。有人認為，愈資深的團隊，經驗豐富就好做事。雖然經驗寶貴，但想做更好、更多的事，困難就越多。如果要追求永續，絕不可能憑藉經驗就此安逸，反而必須企思突破框架，不斷面對永無終點的自我挑戰。雖樂團演出足跡踏遍世界四大洲、廿餘國，場次已達二千多場，觀眾破百萬，但每一天仍都有新的挑戰要面對、新的困難要解決，同時還要逼著自己走與過去不一樣的路，設法開拓新局面。

今年樂團決定到一個有上萬座位的場地演出，等於給自己一個非常艱難的功課。除須改造非為表演藝術設計的硬體設備外，節目內容和票房都是沉重的壓力與課題。要克服這些困難並不容易，但只要完成這項功課，我們將會走上一條不同且更為開闊的道路，會更無懼地面對未來。

創業雖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創業後也絕無法鬆懈，必須一直努力找出生存之道。越來越多文創世代的年輕人，走向創業這條路，這是個讓人欣喜的現象——更多人擁有創業的夢想，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富趣味，也更具備活力。然而最有價值的，則是創業路上的種種辛苦與挫折，會「逼迫」懷有夢想的人，找到更有創意的答案。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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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純真的籃球金童林書豪

純真的籃球金童林書豪
【2012/02/24 聯合報 / 韓良露】

林書豪的林來瘋Linsanity現象，的確是ＮＢＡ史上的最林不思議Lincredible事件。

各界在分析林書豪奇蹟時，說了不少有道理的話，例如，林書豪這個坐冷板凳、拿ＮＢＡ低薪（相對於一般大眾一點都不低）、被偏見而看不起的亞裔球員，就像灰姑娘般沒有機會與資源，沒想到在第一次對籃網之役，林灰姑娘替補上場了，他優異的球技吸引了無數觀賞者的注意，但不同於童話裡王子看上了淪落的公主灰姑娘，林的粉絲並不是王子，而是平凡的社會大眾。這些看上林書豪的人，也不是因為林是蒙塵的公主，而是林像普通人、像鄰家男孩、像被低估錯待的凡人，Lin是美國大眾的英雄，因為他代表美國大眾對體制的失望、對世俗價值的不滿。

林書豪現象，反映了弔詭的社會文化價值衝突。為ＮＢＡ打球的林書豪，也受惠於ＮＢＡ體制的榮耀，否則就算是哈佛大學剛畢業的高材生，也不可能拿到年薪七十多萬美元的高薪，但在多次訪問中，林書豪一直強調，他不會為了錯誤的理由打球。什麼是錯誤的理由？大家都知道，林批評的是ＮＢＡ體制下呈現的浮華人生，以金錢和女色的獲得做為勝球的註腳。

以清教徒文化立國的美國，一直有著追求崇高信念與俗世誘惑的矛盾，林點出的不為錯誤理由打球，使得他剛好回應近幾年來民眾支持與渴求的普世倫理，即回歸美國開國時期所信奉的榮耀清教徒上帝的純真價值。

林書豪代表的是純真年代的英雄，而非鍍金年代的贏家。後者以近年為美國大眾唾棄與抗議的華爾街金童為代表；根據社會學者韋伯所言，美式資本主義的創立，本來就有個本質的矛盾，即清教資本主義鼓勵基督徒賺錢來榮耀上帝，而非原始基督教義如阿西西式的視金錢為罪惡，與富人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清教資本主義繁榮了清教國家，但從賺錢來榮耀上帝，到賺更多錢來榮耀上帝卻是一條險路，對較純真的清教基督徒而言，錢或許不代表罪惡，因此林書豪也不必拒絕年薪變成一千多萬美金或接受上千萬美金的廣告、商品代言，但卻不敢如他所言的過起某些ＮＢＡ球星過的沉迷女色與酒毒的錯誤生活。

林來瘋現象，和美國大眾對美式資本主義從清教徒倫理走上贏家全拿的貪婪資本主義的墮落有關，美國人要的不是另一個ＮＢＡ浮華金童，美國人要純真的籃球金童，對華爾街的憤怒群眾在林書豪身上找到了希望的正面能量。

至於台灣人也捲入林來瘋旋風，恐怕要面對更複雜的價值反省，林書豪代表的是美式資本主義主流價值的成功還是失敗？最近社會上又掀起了要送小孩去美國接受美式教育的風潮，問題是，父母期待小孩像林書豪一樣成功，是打ＮＢＡ拿高薪，還是享受運動的純粹快樂來榮耀上帝，林書豪立下難得的典範，就像美國總統歐巴馬所言，林書豪的意義不在運動本身，而是把運動帶到了另一個境界，這樣的境界台灣人關心嗎？

台灣人關心的是亞裔的成功，還是林書豪這個美國人，對ＮＢＡ文化的反思；林書豪未來之路將不只是ＮＢＡ球賽勝與敗、年薪、要不要換髮型、交什麼樣女友等等世俗問題，具有傳教情懷的亞裔美國人林書豪，真正要迎戰的不只是別的球隊，而是墮落的美式資本主義的浮華文化，這個籃球的金童能成為堅持純真信念的典範嗎？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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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他人的痛苦

他人的痛苦
【2012/02/25 聯合報 / 許知遠】

在河內，中國痕跡隨處可見。除去大街小巷的中國貨，盜版的中文電視連續劇，你還看到文廟，只不過孔子的面孔略有不同，像是一名土生的本地人。除去古老的傳統，兩國也分享著廿世紀的革命記憶，廣場、雕像、紅旗，越南的革命進程也深受中國的影響，胡志明曾在廣州避難、接受訓練，還會寫作漢語的打油詩。而自從一九九一年以來，越南更是仿照鄧小平的理念，開始了自己的經濟改革，放鬆政府管制，鼓勵市場力量。

這些例證很容易激發起一個中國人的優越感，但在這優越感中，我們也經常忽略了對方的感受。不論歷史、地理、人口、經濟總量、影響力，都處於明顯的弱勢的越南是怎麼看待中國的？

在一家咖啡館裏，一位越南女作家說，在本地流行的小說裏，高大的男人總是中國人，越南的形象是柔順、需要被保護、也經常被侵犯的女人。這個比喻令我吃驚。在我的記憶中，更強大的一方總是白人男子，而中國女人則是溫柔的承受者。我們習慣於在強調自己受侵害的近代歷史，卻忘記了自己在別人面前的強者地位，強者總傾向於傲慢、咄咄逼人。

這是發生在七年前的插曲。那時我在進行一場漫無目的的旅行，從河內到胡志明市，穿過這個扁擔式的狹長國家。那也是我第一次明確的意識到，中國人思維中明顯的缺陷—對他人的痛苦與焦慮有著驚人的遲鈍。

這種感覺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而愈發顯著，它不止於我的淡淡的越南經驗，它經常以猙獰的死亡、鮮血的面貌出現。從北方的朝鮮到南方的緬甸，從辛巴威到利比亞再到敘利亞的獨裁者，中國政府的支持者，讓這些地區的普通人付出了無盡的悲劇。

不錯，中國不再是那個輸出革命的國家，為了意識形態而製造人道災難，但如今，它為了保持自身利益，同樣不擇手段。不錯，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捍衛自己「國家利益」，並不可避免的影響他人，但像此刻中國這樣的崛起大國，如此令人吃驚的欠缺道德原則，無疑會帶來更大的不安。

這種道德遲鈍不僅出現在政治權力中，也瀰漫在中國社會，它表現在人們對於中國給其他民族帶來的傷害，渾然不覺。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傳來，人們帶著嘲笑的表情看著畫面上嚎啕的朝鮮人，似乎他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怪物，在餐桌上，甚至會學上一段朝鮮人哭喊時的顫抖姿態。健忘的中國人忘記了，僅僅卅五年前，他們以同樣的方式來面對毛澤東的死亡—難道他不是一個荒誕的暴君嗎？更重要的是，正是中國持續的支持，才造成朝鮮的現狀。普通中國人、甚至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從不會思考那些緬甸人、敘利亞、蘇丹人的感受。

這種景象多少像是當年的蘇聯。蘇聯人、包括異議作家，從不會關心蘇聯坦克軋上了布拉格、蘇聯軍隊公然入侵了阿富汗，彷彿這發生在另一個星球。

怎樣解釋這種道德與理解上的遲鈍？一個專制政治體制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扭曲的世界觀，人們從不瞭解外部世界真的發生了什麼。更重要的是，人們一直試圖躲避自己的政府，而這樣的政府所犯下的錯誤與自己無關，他們不需要為此負責。人們變成了一群被狹隘的自我利益束縛的人，掙扎於自己的痛苦，而無暇關注別人的痛苦。而且，很有可能，他們還默許了這種弱肉強食的扭曲價值觀，自己在成為受害者時，也同樣擁有壓迫者者思維方式。

但倘若中國真的想贏得廣泛的尊敬，中國人期望獲得富有尊嚴的生活，它必須擁有自省的能力，能理解他人的焦慮與痛苦。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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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美術館裡的美味關係

美術館裡的美味關係
【2012/02/27 聯合報 / 李清志】

這些年來，全世界建造了許多美術館，並不是因為人們藝術水準突然提升了，也不是因為主政者突然感悟到藝術對人生有多重要；城市之所以積極建造美術館，最大的原因是因為，美術館已經成為城市經濟學與政治學的重要籌碼，是政府描繪城市美好願景的重要道具，甚至更難聽的說法，是炒作土地的騙術障眼法。

不可否認的，的確有一些城市，因為建造美術館，翻轉了城市的地位與命運，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所帶來的「畢爾包效應」，以及日本金沢廿一世紀美術館所產生的「金沢效應」，都是讓城市主政者羨慕又極欲仿效的成功案例。因此國內許多政治人物也十分迷信這樣的「美術館神話」，總認為美術館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一位當紅國際級建築師來操刀設計，建造出前所未有的前衛建築，必定可以為自己及城市帶來經濟與政治上的改變。

事實上，殘酷的真實情況告訴我們，大部分的美術館都處於長期虧損的情況，單靠門票根本無法應付一般開支，必須仰賴各界的贊助支持才能生存；也因此所有的美術館都努力開闢財源，希望能盡量作到財務收支的平衡。

所以美術館這幾年的策略，著重在美術館餐廳、咖啡店，以及紀念品部的經營，他們花最多的錢在紀念品部與餐廳的整修，並且在新美術館設計時，就將美術館景觀最好的區域規劃為餐廳及咖啡店；美術館的參觀動線最後也都導向紀念品部，讓參觀者最後可以掏錢購買美術館商品。

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泰德美術館，當初是以發電廠重新改造而成，其最頂層規劃為美術館餐廳，擁有可以眺望整個泰晤士河河景，以及對岸聖馬丁大教堂的宏偉景觀；日本香川縣立東山魁夷美術館位於瀨戶內海旁，其美術館咖啡廳景觀絕佳，可以欣賞瀨戶大橋的壯麗景色；東京國立新美術館大廳，餐廳特別設計在一座高起的平台上，用餐時視野景觀獨特，同時也可以接受他人羨慕的眼光，更厲害的是請來國外米其林餐廳主廚，讓東京貴婦人趨之若鶩，每天十一點鐘就排隊等待進入。

位於直島的直島美術館，由安藤忠雄設計，其餐廳也有米其林主廚的進駐，顧客可以一邊享受美食，一邊眺望海景，經歷一場味覺與視覺的雙重美學饗宴。日本雜誌甚至製作專輯，介紹氣氛良好的美術館餐廳，以及其美術館特有的菜單，這些菜單配合美術館特色，製作出與眾不同的美麗餐點，讓民眾到美術館，不僅在視覺上得到滿足，味覺上也能享受到美感經驗。

台灣的美術館餐廳一直都是招標來的簡陋食堂，其位置多位於美術館死角或地下室，餐點也流於粗糙無特色，民眾在享受高檔藝術品之餘，卻只能食用三流的餐點，這樣的美學經驗反差實在太大，不論是從美術館經濟學，或整體美學體驗上，台灣的美術館都有提升的空間。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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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不在台北努力生存

不在台北努力生存
【2012/02/29 聯合報 / 劉克襄】

有對熟識的夫妻分別在北部民間企業工作，每月待遇加總十萬台幣上下，房貸結束多年，兒子已經讀國立大學。按現今台北生活標準，算是小康之家。但住了半甲子，仍覺得生活壓力很大。一來隨時擔心失去現有工作，二則擔心物價高漲，難以過活。

他們來自中南部鄉下，對昔時農村生活非常眷念，一直掙扎著，想要回去買塊地種菜植果簡單度日。有次聊天，我以自己在東部旅居的經驗分析，如果賣掉現值一千五百萬的房子，到花蓮只要三分之一。不只可買一棟農舍，生活費還綽綽有餘。養老之外，或許能悠閒地從事友善土地的耕作。

六、七年前，他們點頭認同此一看法，但仍舊未下定決心。如今物價和房價持續攀升，他們還是沒離開。或者已經無法離開了，彷彿洪流中的蜉蟻，繼續緊緊攀住漂流的大木。

我很好奇，再次探問，既然那麼麼喜愛鄉下，為何還遲遲不動身。他們具體地提出了幾個疑慮，醫療缺乏、交通不便、資訊不足、民生物質匱乏，還有種了一堆蔬果如何產銷等等，他們列舉理由堂堂皇皇，各個皆合情。若事先不審慎評估，貿然移民，屆時上述問題都會衍生，恐要一輩子後悔。

朋友表明的這些不利因素很實際，一時讓我陷入思考困境。這年頭，像他們夫妻這樣，從小在貧困中長大，日後北上工作，好不容易成家立業，終能安穩過日，許多中產階級想必皆如此。

早年的經驗給了我們一個清楚提示，再如何逆境，只要肯打拚奮鬥，任何人都有機會。但時代不同了，如今長期經濟不景氣，百業低迷。一過中年，總有時不我予的危機，還要擔心下一代找不到好工作。大家不只得煩惱現況，恐怕還要盤算，一個家何去何從。

你是否跟這對夫妻類似，面臨了這樣的生活抉擇？是否繼續忍氣吞聲，做一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甚至，更加認命地熬夜加班，把生命賣給公司？反之，你曾否萌生勇氣，勇敢地想放棄現有的一切，在人生過了大半時重新出發？

相信多數人編織過這樣夢想，但最後還是會選擇留在城市，繼續無奈地汲汲營營。我在花東時，認識許多放棄城市高薪的人，卻選擇自耕農做為志業。他們去了東部後，像飛鳥離開籠子，很少再回到城市。

這些人憑什麼選擇出走，有評估利益得失看到未來嗎？

有的離去時，真是考慮再三。只是他們評估的已經不是物價，或者金錢的數字，而是生活內涵的盈虧。他知道離開一定會犧牲許多，各類生活品質都會下降，但精神很滿足。還有些人，真是糊裡糊塗地去了，只是落腳後，透過身心的落實接觸，就牢牢地黏住，再也無法離開。

離開需要勇氣，更需要信念的改變，放棄現有的生活思維和習慣。台灣最迷人的力量之一，就是這種非物質的生活價值，不斷在各地鄉野發酵。這不是哪個黨執政就能帶來的影響，而是一群人面對土地，自發性地思索城市困境，毅然做出的選擇。

準此觀之，我們何其有幸，仍有清淨的國土，仍有東部讓人可以遠離城市，讓生活還有多重的抉擇機會。東部當然不宜，也不該貿然做為開發和經濟繁榮的藉口，帶來無可改變的環境破壞。

台灣最美好的情境其中之一，當如是樂觀看待。這樣的東部，離不丹，也不遠。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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