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19
平路：如果水門案在今天
平路：如果水門案在今天
【2012/04/19 聯合報 / 平路】
本月初，「美國新聞編輯人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 Editors）年會上，請來當年揭開水門事件的記者伍華德（Bob Woodward）與柏恩斯坦（Carl Bernstein）。兩位典範人物坐在台上，討論的題目是：「水門4.0版，如果在數位時代，故事怎麼揭開？」（"Watergate 4.0：How Would the Story Unfold in the Digital Age？"）
事隔四十年，不知你可熟悉「水門事件」的始末？一九七二年美國大選期間，位於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遭侵入，偷裝竊聽器的五個人當場被警方逮捕。伍華德與柏恩斯坦是《華盛頓郵報》的年輕記者，兩人對這消息持續追蹤，指向有白宮高層涉入，之後兩年間，案情逐步升高，而尼克森總統則想出各種手段頑抗，試圖阻撓司法、拒絕交出錄音帶，後來，尼克森在將被彈劾之際倉皇辭職。由於伍華德與柏恩斯坦的報導，《華盛頓郵報》獲得一九七三年普立茲獎。
有趣的問題是，同樣的事件發生在今天，會怎麼樣？
會不會像耶魯大學新聞系學生論文所說的那般簡單而理想？網路上找找資料事情很快就會透明化，而新聞出來後，網友一陣撻伐，尼克森撐不下去，兩星期就會迅速倒台。
伍華德說，網路畢竟不是阿拉丁神燈，擦一擦照亮了所有的事。網路資料可以參考、有助於調查，但事實真相不一定能夠從網路上找到。
步入數位時代，對於媒體的角色，伍華德與柏恩斯坦反而是悲觀的！他們在會中發言道，當年，報紙給記者足夠的信任，讓記者有充裕的時間在複雜的、隱晦的題目中鑽研，寫出一篇篇深度報導。對照目前，閱聽大眾注意力短暫，沒人有興趣等待拼圖般的調查採訪，廿四小時的新聞網路巨細無遺，記者則疲於發稿的壓力。議題往往沒來得及深入，已被巨大的新聞量覆蓋掉。
至於更關鍵的問題，伍華德與柏恩斯坦說，比起數位時代，當年的讀者對事實抱持著開放的心胸。
這今昔之別在台灣尤然。目前我們的電視上充斥著立場分明的談話節目。其中炒作的議題，以及現場營造的戲劇性對立，很容易讓藍綠兩方的支持者互相憎惡。於是，任何事只要歸入藍與綠的分野，就信者恆信／疑者恆疑失去了討論基礎。雙方對罵一陣，議題消失在泥巴仗中。
這樣的現象甚至延伸到網路，藍綠的對立也讓網路文字充滿情緒。表面上似乎是開放的討論區，很快成為意識型態的集結。偶有不同意見的網友大膽po文，如同在劃定的地盤內挑釁，立即招致各種辱罵的字眼，引來一帖又一帖的圍剿聲浪。
換句話說，在數位時代，獲得資源的方式變得更多元，然而，人們的心態卻可能更刻板、更狹隘。這些年下來，無論在台灣還是在美國，觀眾的意見隨著媒體兩極化的現象也趨於兩極，而鎖定某一談話節目，並不是信任其中的分析力，也不是企圖從中找出真相，只是為了跟從名嘴的說法而鞏固本身的意識型態……
如果水門事件發生在今天的美國，極有可能，報導早在浩瀚的資訊海洋裡稀釋無蹤；也極有可能，兩黨廝殺一陣，很快變作政治議題，從此，無所謂是非、無所謂真相。尼克森只需說是另一方陰謀打壓就根本不用辭職，在一片口水戰裡將順利做滿任期。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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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8
張小虹：裝出來的童年
張小虹：裝出來的童年
【2012/04/18 聯合報 / 張小虹】
台灣媒體喜對日本所興發的社會現象大驚小怪，一方面藉此感嘆世風日下，一方面也彷彿先做預告此現象勢將隨即登陸台灣，而日本最新發行的女子小學生時尚雜誌正是一例。
台灣的時尚雜誌一向以日本馬首是瞻，即便九○年代後各種國際時尚雜誌中文版陸續出現，但純日語的日系時尚雜誌依然一枝獨秀。而日系時尚雜誌不僅分「類」精細，更在主顧客層的設定上一路往下滑，從女子高校生JK Girls下降到女子中學生JC Girls，現在更直接進軍女子小學生JS Girls。
「連小學女生都搔首弄姿學大人」，許多人猛搖頭，對此揠苗助長不以為然，許多人害怕小女生塗脂抹粉自我蘿莉化，更加深了文化的戀童癖，還有許多人擔心這種全球童裝時尚品牌化的現象（君不見貝克漢的女兒或阿湯哥的女兒等好萊塢明星寶寶，哪個人不是穿金戴銀滿身名牌），讓人從小養成在時尚與美妝中拜金敗家。但對更大多數的人而言，小學女生的成人時裝化，恐怕衝擊最深的，乃是當代文化對「童年」的想像建構。
「童裝」為何必須像「童裝」？許多西方的古典肖像畫，畫中的貴族女孩穿著打扮與身旁的貴族母親一模一樣，女孩只是「迷你袖珍版的女人」，母親穿薄紗高腰，女兒也穿薄紗高腰，大人用裙撐，小大人照樣用裙撐。而我們所熟悉的「童裝」乃是廿世紀的特有產物，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童裝以標準化尺碼量產，以亮麗顏色、簡單形制（公主裝、制服裝、運動裝）、可愛圖案（童話、卡通）、舒適面料、活動設計而獨立在男女「成衣」之外。廿世紀的童裝將「童年」作為文化的連續體想像，切割成無時間性的「天真無邪」與進入時間流變後的「長大成人」。
而最新一波的「童裝時尚化」乃是以雙重「解畛域」的方式，將時間感性帶回「童年」，既是讓童裝與時裝一樣流行潮感，也是讓童裝作為歷史的流變浮出地表，讓我們看到原來童裝從來就不只是童裝。「童裝時尚化」在模糊了當代「童裝」與「成人時裝」界限劃分的同時，更讓我們看到時尚如何透過商品消費，重新改寫了「年齡」的文化意涵。
在今日的社會，我們不僅看到小學生越來越像甜美蘿莉，也看到熟齡女越來越像萌系美少女。昔日八○年代所創造出來的新詞kidult，用小孩kid加上成人adult，來指稱彼時大量出現的新品種人類：童心未泯的成人。卅年過去了，而今kidult更厲害，居然可以同時指向「大小孩」與「小大人」，但不論是「大小孩」還是「小大人」，唯一不變的乃是時尚消費商品的無遠弗屆，「年齡」是用商品「裝」／「妝」出來的。
小時候看著母親站在鏡前，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張愛玲便忍不住立下志願「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今日時尚商品各種層出不窮的「超齡」技術與「凍齡」技術，在滿足所有小孩大人化，大人小孩化慾望的同時，也讓年齡徹底解離生理的侷限，成為廿一世紀資本主義最恐怖的美麗怪獸。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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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7
洪蘭：跟著直覺走，絕不是笨蛋！
洪蘭：跟著直覺走，絕不是笨蛋！蘋果執行長庫克的抉擇
2011-11 天下雜誌
有份美國研究說，年薪十萬或百萬，快樂程度其實差別不大。
如果有理想遠景，可以實現夢想、發展抱負，人才又怎會計較薪水高低？
有個已畢業的學生回來問我，他是否應該接受某個工作，因為這工作不在他生涯規劃內，但條件很好，很有發展前途。我告訴他，人生要有彈性，如果咬定只能走某一條路，會錯過很多機緣。
有句話說，「小事聽你的腦，大事聽你的心。」（Small things listen to your head; big things listen to your heart.）日常生活小事隨便你計較，但是大事，要聽從你的心，走直覺告訴你的路。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悔恨，一定要避免。
如果有人向你借錢，你的理智說不可以，借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但是不借，你的良心會不安，那麼還是借。借錢的原則是：如果你要他還，就不要借；如果你不要他還，就可以借。
其實直覺的信任，也是訓練一個科學家的要件，科學不只是思考和邏輯而已。
蘋果電腦的新執行長庫克就說，「把最重要的決定交給直覺，」他說「進入蘋果從來不是我對自己的人生規劃，但卻是我所做過最好的決定。」
當時蘋果的情況很不好，有人問戴爾電腦的老闆，怎麼樣才可以救蘋果，戴爾毫不猶疑地說，「關掉它。」
庫克那時在康柏電腦工作，那是全世界最大ＰＣ廠商，但是他跟賈伯斯只談了五分鐘就決定加入蘋果。他的直覺告訴他，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跟世界一流的天才做事，有機會再造一個偉大的公司。所以，他跟著他的直覺走，做了當時別人眼中的「笨蛋」。
但是現在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最近台灣在談留住人才，其實留住人才最大的關鍵不在薪水，在如何說服人才，這是一個實現夢想和抱負的機會。
中正大學剛成立時，很多人放棄美國的終身教職回台灣，在甘蔗田中，跟著林清江校長創立一個理想的大學。可見只要能繪出遠景，薪水不是問題。
美國研究發現，年薪過了五萬，快樂和金錢就分了家，年薪百萬跟年薪十萬的快樂差別不大。政府若是能替台灣的科技人才，打造出一個理想的工作環境，讓他有機會發展抱負，他會留下來。
當年「三錢」回大陸時，大陸沒有一個條件比得上美國，但是他們還是回去了。
這個遠景也是我們現在要給大學生的。庫克說，「人生無法規劃，卻可以準備。」準備好了，機會就來了。幸運女神只敲準備好了的人的門。人生很多事不能太固執，要懂得聽自己心的聲音。
庫克說，「大的決定我必須跳出工程師的思考模式。工程師的思考是不帶感情的分析，計算成本效益，找出最合理的選項。但是人生不能斤斤計較，你必須放棄所謂的生涯規劃。因為直覺就發生在當下，錯過了這次機會，不會再有第二次。」
不停地學習，準備你自己，開放你的胸襟，接受機會給你的挑戰，我想這是最好的生涯規劃。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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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仁：為什麼「一代不如一代」？
林明仁：為什麼「一代不如一代」？
2010-05 天下雜誌
我們的下一代真的是混吃等死的草莓族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只是上一代對自身人力資本折舊的焦慮罷了。
每年三月的杜鵑花節，是台大各學系與學生社團使出渾身解數，向高中生們介紹、推銷自己的時候。今年也不例外：人類系的同學手捧頭骨，仔細說明如何從其形狀與傷痕推論幾千年前人類的生活型態；土木系擺出的是一個超大火車鐵軌模型；公衛系則在攤位前高掛 「意義是三小？我只知道疫苗！」以及 「蚊咬」（艋舺）的招牌。另外，許多表演性社團熱情與專業的演出，與各類服務性社團關懷弱勢的紀錄，也都吸引了許多學生與家長的目光。從事前周詳的策劃、團隊的合作，到現場專業的講解與賣力精彩的表演，都顯示出這些學生本身多元的能力與對社會關懷的熱情。
然而，這樣的觀察與感受，卻讓我不禁疑惑了起來：這些孩子與四五年級父母師長口中，啃雞腿、吃泡麵、混吃等死，一定會把他們努力打拚累積的經濟奇蹟揮霍殆盡的草莓族，怎麼會是同一群人？
要解答這個疑惑，我們得先釐清一個問題：到底是七八年級「特別差」，還是長輩總是覺得晚輩不夠上進？這兩個問題雖然不見得互斥，但是卻有截然不同的「政策意涵」。以下是一些不同年代對於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與報導，或許有助於讀者更加了解此一問題：
「那些常說『一代不如一代』的衛道之士，希望自己勝於上一代，但是下一代卻不如他們。到了他們這一代就『止於至善』了，以後又慢慢地退化下去。」（一九五五年）
「喬治葉由當時的大學生水準談到今日大學生的水準，言下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但他馬上接下去，今日水準尚好的原因，便是老班底未垮。」（一九五八年，葉公超對外交部年輕人員的評論）
「在戰亂中成長的父母，由於愛和補償心理，對子女們太不忍讓他們吃苦了。而不曾約束奢侈慣了的青少年，在不久以後就是我們的社會中堅分子，家庭主宰人物，他們會製造怎樣的風氣呢？這才是讓人擔心的。」（一九七九年）
「目前企業界常嘆一代不如一代，有人則形容台灣的青少年是『蟋蟀族』性善夜出好鬥、工作態度現實而缺乏定性。而企業界則盼望有高度合作習性的『蜜蜂族』員工投入。」（一九九一年）
是誰造成兩代衝突？
看來「年輕被罵，老時罵人」，似乎是每一個世代無法抗拒的誘惑（唯一的創意就是把蟋蟀與蜜蜂改成草莓和芭樂）。有趣的是，雖然每一代都有人覺得一代不如一代，但國民所得卻一直在增加，而大家的生活也愈來愈好，墮落說這個理論，看來並無法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兩代之間的緊張，是雙方對各自擁有人力資本的市場價值重要性改變的自然反應。想像一個人（或一整個世代的人）從二十歲開始學習當時最有生產力的技能（如使用毛筆寫八股文），三十年之後，他已經對這些技能非常熟悉，也因此在社會的資源分配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若這些技能的重要性未隨時間而改變，那對年輕人來說，在繼續努力學習此一技能的同時，也表現出敬老尊賢的樣子，以得到長輩關愛的眼神，應是一個最佳策略。此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真心的」支持社會的規範。
此即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貝克教授，所提出的爛小孩理論（Rotten Kids Theorem）。此理論指的是，再怎麼自私的孩子，只要有適當的財務動機（如可以分到遺產），也會努力表現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樣子。舉例來說，博恩罕（Douglas Bernheim）、書雷佛（Andrei Shleifer）以及桑莫斯（Larry Summers，前哈佛大學校長）的研究也發現，成年子女如預期可分到一筆不小的遺產，那麼他們探望養老院父母的機會就會增加，不過獨生子女除外！
不過，當社會變遷與技術進步的速率愈來愈快時，上一世代所熟稔的技能，能持續的時間就會愈來愈短。當他們發現本身人力資本的折舊率開始變大時，由於學習新技能的效益明顯變小（新投資的回收期間顯然不長），因此試著告訴年輕人，自己年輕時學的東西與重視的價值有多重要，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選擇！而當年輕人也發現自己不只有「學會長輩早已熟練的招式」這條路可以走時，「爛小孩」的本性也就嶄露出來了。此時，老一輩的「你還早，再修練幾年」與年輕人「學習態度不佳，且覺得被打壓」的代間衝突戲碼上演的頻率也就增加了。
雖然代間衝突成因的背後有著一以貫之的經濟邏輯，不過仔細探討現在四五年級與七八年級間差異，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與以前不盡相同的地方：對四五年級來說，學校教育是累積人力資本的唯一場域，而「滾石不生苔」則是他們的座右銘。專心致志當個好學生，累積自己專業技能，是大多數人在職場成功的祕訣。這基本上與亞當斯密所謂分工促進經濟成長的概念是不謀而合的。
從分工到多工的世代
但是分工也有其限制：當各個領域之間分工已經到隔行如隔山的程度時，可以協助各個專業相互溝通的跨領域人才就變得非常寶貴了，這也就是為何管理會從傳統科層組織往扁平組織移動的原因：七八年級面臨的就是這樣的時代。
此時，能很快速地了解，但不須精通某種專業，並且能運用創意將各類專業巧妙地結合以創造出具有市場價值的產品，並具備同時處理多樣任務的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了。而這些能力其實是四五年級生最弱的一環！
經濟學告訴我們，當誘因改變，七八年級當然就跟著改變了他們的行為：既然百分之百聽師長的話與專心學習一種技能的成本提高，那變得比較自我中心與讓自己多工，當然也是個合理的反應了。
「捏怕死，放怕飛」，這句台語諺語精準地傳達了長輩們與子女互動的困境。然而，不同時代的年輕人，有著不同的能力、興趣，也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在關心的同時，如果可以退一步站在他們的立場想想，用正面積極的語言取代負面而無建設性的情緒發洩，並且理解到自己的經驗折舊的速度或許比想像的要快得多，才能與年輕人做出真正有效的溝通。忠告的目的，應該是真心希望孩子們能變得更好，而不是要告訴他們我們當年有多棒（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是嗎？（作者為台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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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人要永遠保持年輕的心，凡事盡量自己做
洪蘭：人要永遠保持年輕的心，凡事盡量自己做
2010-05 天下雜誌 447期
在高鐵上碰到一位朋友，他若不叫我，我認不得他了，因為他憔悴了許多，一年前遇見他時，他意氣風發，告訴我，金融風暴時，要不是他，公司早就垮了。
他連去休個假都不敢，因為他是個不可缺的人。
想不到屆齡退休時，公司沒有留他，他一直以為不出三個月老闆一定會求他回來，結果公司照樣運轉，旭日照樣東昇。他苦笑著說，雖然生活沒有問題，但是沒有名片、沒有頭銜，他什麼都不是了，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
我很擔心他這樣下去會得憂鬱症，也很感嘆為什麼一個人沒了工作，就連自己是誰都不知了？
自己本身的價值還在，不是嗎？剝奪掉職稱並未剝奪掉人的核心價值，為什麼就喪失了自我認同？
難怪心理學上有一句話「你認為你是誰，成就別人眼裡的你」。人對自己的看法竟然有這麼大的關係，這使我想起一個實驗。
一九七九年哈佛大學有位教授找了十六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分成兩組，請他們去一個古老的修道院住一週。
在那裡，實驗者把時間撥回到一九五九年，一切擺設是當時的流行，收音機播放的是納京高唱的《蒙娜麗莎》，看的電影是《賓漢》、《北西北》。
實驗組的人要把自己當作在一九五九年時的自己，所有的談話和討論都以「現在式」進行，討論的是當時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實驗者還要他們用一九五九年的心態去寫一份簡單的自傳，提供一些年輕時的照片與別人分享。
對照組的一切都跟實驗者一樣，只是他們的自傳用的是過去式，提供的是目前的照片，用回憶的方式來討論一九五九年發生的事。
結果發現實驗組的老人才第二天便主動幫忙餐廳上菜，吃完飯也幫忙收拾，好像一下子變得獨立，不再仰賴他人。
雖然八十歲了，但是在心理的影響下，他們的步履、姿勢都顯得年輕：關節變得柔軟、手變得靈巧、手的抓握力提升、體重增加。
在智力測驗上，實驗組有六三％的人分數提高，而對照組只有四四％。
作者說，實驗組到達修道院的當天，司機把老人們放下來後便離開了，老人們必須自己把行李拖到房間去。一開始時，每個人抱怨連連，都說有十幾年不曾拖過行李了，但是在沒有別人幫忙之下，只好自己動手，一次拖幾步，慢慢移動；有人把箱子打開，把裡面的東西分多次搬進房，最後，全部人都住進房間去了。
這給老人一個很大的鼓勵，了解自己還有用，這個「自己還年輕，還有用」的心態造就了後來看到的差異。英文有句話「As long as you are green, you can continue to grow, as soon as you are ripe, you are rotten」。
法國前總理戴高樂曾說：墳墓裡躺滿了不可缺的人。不要把自己的價值放到別人的肯定上，自己怎麼看自己才是重要。人要永遠保持年輕的心，凡事盡量自己做，記住：年齡不是問題，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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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林書豪與李小龍
王正方：林書豪與李小龍
【2012/04/17 聯合報 / 王正方】
亞裔男孩在西方世界中成長得很艱苦。兒子是個ＡＢＣ，American Born Chinese（美國出生的老中）。他告訴我中學時期小男孩進入小公雞階段，勇武好鬥，女孩子都心儀魁梧的運動健將。亞裔男孩一般體格瘦小，數理成績再好也只是個瘦弱、缺乏吸引力的nerd（蛋頭）。亞裔女孩卻被認為神秘、性感，是大家追求的對象。亞裔男孩在這方面，得承擔巨大的壓力和心理上的損傷。
在以男性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社會中，男性性感形象具有主宰一切的代表性意義。西方電影塑造了○○七詹姆斯龐德，是盎格魯撒克遜白種人優越感的強烈呈現，大丈夫當如是也。反觀好萊塢電影對中國佬的鄙視和醜化，一筆一墨都充分顯露出西方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心態，用好幾層「政治正確」的尿布也無法遮掩。於是有太多的ＡＢＣ男孩子，在青春期沒有心目中的偶像（role model），變得鬱悶、寡歡、失落、偏激。
後來出了個李小龍。他的影片雖然只有三部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廣為發行，然而他矯捷的身手，目不暇給的武打招式，懾人心弦的眼神，矗立起一個嶄新東方男子的英雄形象。亞裔、非裔和其他美國少數民族男性，很多都一看再看李小龍的電影，Bruce Lee的粉絲跨越世代，不計其數。因為李小龍在白人優越的社會體系中，衝破了一個缺口，大快人心。如○○七龐德、約翰韋恩這種假英雄，不堪李小龍真功夫的一擊。李小龍痛扁了White Supremacy（白種人優越感）一頓。但是Bruce Lee還是被歸類為異國打仔。
林書豪異軍突起，其成就和影響將超過李小龍。Bruce Lee只存在於電影世界的太虛幻境中，Linsanity林來瘋則是廿一世紀徹頭徹尾美國土產的真實故事。林書豪是不折不扣的美國人，在哈佛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與ＮＢＡ頂尖球員較量，毫不畏懼身高體壯大肌肉膀子的圍攻，屢屢切入得分，又領袖群倫，穿針引線，組織進攻等等，一夜之間他成了全方位的超級ＮＢＡ明星。
拜賜於現代網路的神速，林旋風席捲了全美國和亞洲的許多國家。即便是他的手術過後，雄風不如往昔，林書豪在亞裔男人的形象上，已經做出前無古人的重大突破。他的現身說法，證明東方男子除了在學業上可以成績輝煌，更允文允武，在全球最高水準的職業籃球場上，也能真刀真槍的一較長短，實在是前所未有。
猶有進者，如今在西方社會的眼光裏，Jeremy也代表著性感男性的象徵。豈不聞有某位美國知名度甚高的女子，竟為之傾倒，點名要和林書豪交往？當然被豪小子拒絕。伍迪艾倫、史派克李兩位大導演，是數十年的紐約尼克隊死忠球迷，不約而同的要以林書豪的故事拍一部電影。片中的豪小子，有誰敢弄個好萊塢的醜化把戲來侮辱他？在主流美國電影中，華人男主角終於以正面形象現身。對電影業界的朋友而言，這是一步大躍進。
下一代在西方的亞裔男孩子，會在更開闊、更自由、更有自信的環境中成長。這是他在籃球運動之外的成就，有識之士都備感慶幸，我們有林書豪這麼一位好小子。
（作者為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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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一二三：如何衡量風險？
新井一二三：如何衡量風險？
【2012/04/16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最近去了一趟上海和北京。親眼看到的大陸現狀，和之前在日本聽說過的情形，相差很大。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天空的顏色，不是藍，也不是灰，而是黃的。肯定是什麼化學物質的顏色了。每天呼吸汙染的空氣，怎麼行？當地人說，只有世博會期間天天看到了藍天，後來又看不到了，於是有些人在自己家窗戶上設置了空氣清潔機。一個年輕人說：去東京個人旅行，最喜歡的是天天看得到藍色的天空。
真沒想到，東京的空氣竟成為觀光資源。反過來說，上海人為空氣煩惱的程度就那麼嚴重。不僅如此啊，當地人又說，吃的喝的都不能放心，帶小娃娃的盡量購買外國產奶粉，以前買日本的，核電站事故以後則改買澳大利亞的。我跟他們說，東京的空氣也曾一度汙染到很糟糕的地步，但是後來通過法律規制了工廠廢氣、汽車廢氣，改善了空氣質量，中國也應該能夠採取同樣的措施吧。不行，他們說，我們的政府好像不聽老百姓的意見，請問世上有沒有不騙人民的政府？
到了北京，空氣也好不到哪裡去。北京朋友說，現在很紅的餐廳一條街，許多館子用的是所謂地溝油，是一家電視台的記者冒充工人去打工揭破了真相的，你說可怕不可怕？他也說，最近去了日本旅行，日本很好啊，哪裡都乾淨。
中國人說乾淨，乃呼吸的空氣、吃喝的東西都不用擔心的意思。這是日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畢竟，日本國憲法第廿五條規定：經營健康而文明的生活，是全部國民都擁有的權利。在黃色的天空下，吃地溝油過的日子，不能說健康，也不能說文明。雖然中國已成了世界第二名經濟大國，但是最大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都還不能經營健康而文明的生活。
北京的記者會上，有人問我，聽說日本在不遠的將來再會發生大地震，請問日本人怎樣面對那樣的預測？我回答說，去年三一一後，就有個北京朋友馬上來電話，勸了我來北京避一避，如果是三天五天，或者一兩個月，我會考慮避一避的，但是更長時間的話，則很難說了。為什麼？因為在北京定居下來，天天呼吸可疑的空氣，運氣差就吃上地溝油，都算是冒生命風險吧！跟在日本遇上大地震的概率比，哪個風險更大，是否很難說？
東京大學放射線科的中川惠一醫師，三一一以後重複地在媒體上說：避難生活的精神壓力會非常大，搞不好要導致各種病，跟輻射線造成的風險比，哪個更大是需要根據個人情形而衡量的。他也介紹美國九一一以後發生的狀況，襲擊事件以後，撞車喪命的人數大幅度增加了，乃懼怕遇上恐怖分子劫機的美國人，改開汽車橫斷北美大陸導致的。
人活著就得冒風險。而風險的來源始終不止一種：地震、海嘯、核電站事故、空氣汙染、地溝油，以及避難生活造成的精神壓力。據統計，三一一以後，來日本的外國旅客減少了。同時，日本政府放寬了中國人申請簽證的條件，結果不少大陸人來日本發現了藍天，之後再三地回來，一方面觀光名勝古蹟，另一方面避一避可疑的空氣和危險的食品。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還是人類走投無路了？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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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6
華昌宜：產權 文林苑核心課題
產權 文林苑核心課題
2012-04-06 中國時報 【華昌宜】
有同學曾來請我為文支援他們去文林苑案反拆遷行動。以下是我的意見，但含義恐怕和他們的願望剛好相反。
我一向支援年輕學子走出課堂為社會經濟弱勢人民爭取權益。但這次看不出文林苑中王家是社經弱勢人家。他們現已擁有所值不菲的房宅在都更中權利轉換為新宅後可獲得更高價值。王家所申訴的不是他們在乎房產增值，而是根本不願在已居住多代的房宅被強制拆除後換回新居所，這當然值得同情。但此案衝突的本質是一家的價值阻擋了其他卅六家權益以及外部效益實現的問題。或者被很多人士簡化為建商利益，這在目前反建商情緒高漲下於是成了社會參與援助抗爭的動力之一。而行使強制拆遷的警察力自然予人粗暴印象，使學生判定王家是權力下的弱勢者。因此引發了對「居住正義」和「居住人權」的呼籲，使得輿論幾乎一面倒。
「居住正義」在台灣本是一些社運人士提出的口號，在馬英九總統撿起來宣布後，一時成了最流行的名詞。但它究竟含義是什麼？如果上網檢索一下就知道它有了各種各樣的引用，可說是各取所需。同樣曖昧的是「居住人權」。聯合國的普世人權宣言之後有二主要約定（Covenant），我們台灣都已簽署。第一個有關民權及政治權，第二個有關社會經濟文化權；後者第十一條明列「人民應有權居住適當的住所」。其內文若應用到台灣應是針對那些無住處或住處陋爛的社經弱勢人民，這才是我們應去關心以及要向政府抗議爭取改善的。此條文中亦「反對不經法律保障下的強制拆遷」，但這似乎也不適用於這次耗時兩年已走完法律程序的王宅拆遷案例。
王家爭取的是我國憲法中的財產權保障。關於這點應請大法官出來解釋應保障的程度。而就王家以及支援者所認定的是絕對財產權，據此認為可以否決外界一切干預。但若當事人對因受迫參加權利轉換都認為不合「正義」，那如果面對更無分回房宅的強制土地徵收必將自認有權抵擋更不在話下。但就我所知，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保護私有房地產權利到排除在公益需要下的徵收。問題在於對公益的界定，而不是強制與否或是多少人贊同的比例。如對私產權被保障的極限此一核心課題不求得社會共識，則我們不必寄望於三個月後一個修正後都更條例會解決問題。都更抗爭必將繼續，其它台灣的公共建設興建也將受到影響。
就對保障私有產權而言，多少含有一些社區主義的歐洲各國遠不及美國之強烈。但美國又不及台灣。在美國為興建道路及其它公共設施時政府多僅以被徵房地的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來補償地主。在台灣則為配合地主利益發明了地利共享的「區段徵收」以及「權利轉換」並要求更多數人同意在先。此外，美國最高法院又於二○○五年判決康州新倫敦鎮也可為發展地方經濟（超越傳統興建公共設施之目的）而強制徵收私有房地產。此擴大了解釋公益案例之影響正為規劃界密切注視中。相較下，這次文林苑案的學生行動和輿論卻呈現了台灣有成為世界上為維護私產權最堅強堡壘的趨勢。
關於私有財產和政治倫理、自由、社會發展間關係的辯論車載斗量。此處不及引述。對以文林苑案為例來為財產權奮鬥的人士們，我尊重他們的意識形態。但是我也有我對財產權、特別是對土地的看法。在我的理念中、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關於這點可以另擇機會辯論切磋，但我想已說明了我為何不去支援王家，儘管我對他們的感受抱持同情。
（作者為台灣大學建築城鄉所退休教授，現任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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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社論：民主與城市發展是對立的嗎？
民主與城市發展是對立的嗎？
【2012/04/05 聯合報 / 社論】
文林苑事件在博鰲論壇引發一場饒富意味的對話。大陸企業家張欣問，王家房子被拆引起社會緊張，是否代表民主放緩了城市的發展？台北市副市長丁庭宇答得技巧：民主是一種進程，有助於台北的質量，絕不會拖延城市的發展。
把城市發展的速度和民主拿來對比，是一種奇怪的連結，卻多少反映了對岸看待文林苑事件的觀點。在張欣眼中，台北的老舊及更新緩慢，與要不斷顧慮民眾抗爭、媒體報導有絕對關係。丁庭宇則謹慎為民主辯護：一個沒有媒體、沒有議會的社會，若主政者有完全的自由來興建城市，是「很恐怖」的情況。至於文林苑事件反映了什麼民主進程，他似乎也沒有答案。
認為民主政治會阻礙城市的發展，只是一種表面的觀察；且看改革開放前，大陸許多城市數十年如一日未曾更新，那絕對不是民主的問題，不是嗎？這點，應可解答張欣的困惑。
換個角度看，在文林苑事件上，不少台灣民眾恐怕也會有類似張欣的疑惑：如果抗爭就是民主，個人財產權高於一切，都市更新將如何進行？如果文林苑的擦槍走火，竟使現有都更法令遭到全盤否定，乃至所有都更案件均連帶擱置，這是否合理的報導與討論方式？尤其，百分之五的住戶能發出那麼大的聲音，另九成五的多數意見卻不被聽見，這算不算民主的失衡？
上列疑問，都不會只有簡單的答案。如果大家放下激憤和成見，設法從更多元的角度去審視，王家的抗爭其實能提供我們反思民主的良好一課。
追根究柢，這次的拆遷遺恨，主要發生在幾個環節沒有處理妥當。從法令上看，問題其實不在霸凌少數不同意戶的意願，而在對王家這樣擁有獨立產權的住戶，卻未能使其分別處理；此外，法令授予建商過多的介入空間，公權力機構的角色卻相對不足。在行政執行上，北市府的錯，也不在為了照顧九成五住戶而忽略了另百分之五，而是錯在應設法尋求政治解決時，卻刻板遵守了「依法行政」的教條。至於當事人的王家，則是在交涉過程未能清楚、公開地表明態度，以致陷入含混地帶，使權益受到侵犯，這也是公民社會的不足。
由此看，我們有一套都更法令，雖不完備，卻足堪供若干老舊社區走向更新，法制上絕非廢墟一片。北市府的處理也許太過僵硬，但官員依法行政，恐怕也比濫權違紀為佳。亦即，我們可在既有的基礎上力求改進，將這次文林苑拆遷發現的問題納進法令制度，而沒有必要因一件個案而全盤否定都更制度，或將建商或地方政府一竿子打翻、醜化。
都市更新的目的，就是在透過重建，擴大住戶的集體利益。其間，難免出現利益的落差，或者個別住戶的意願無法充分滿足，這不僅取決於社會的成熟度與法制的完備與否，還與各方的談判折衝乃至利益的誘因有關。可以想像，這絕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這既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是非題，也就沒有必要把相關參與者簡單劃分為「好人」或「壞人」，如此，才能以更符合公民社會的民主精神來反省此事。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對此事的觀點，頗值玩味。他說，時光若倒回廿年前，他會看了「懶人包」就去現場和警察衝撞，但現在不會，因為都更的是非要更長期的判斷。正因為梁文傑不再是學生，而是市議員，他不能不考慮那些支持都更者的想法，所以立場不能一面倒向一方。而如果今天台北市是民進黨執政，他的態度，恐怕還會有傾向行政面的第三類平衡。
民主與城市發展是「對立」的，其實是個假議題；關鍵在，城市要追求什麼樣的發展，以及民主化的深度夠不夠。對此，哈佛大學法學教授桑德爾在他的「正義：一場思辯之旅」中，提供了一個思考。桑德爾說，通往正義之路，第一條是追求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第二條是尊重自由選擇，但他個人則偏愛第三條：培養美德和思辯共善。在文林苑事件，第一條路和第二條路發生了衝撞，我們若試試「思辯共善」這條路，也許能找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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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華：台灣的「駭客精神」
王文華：台灣的「駭客精神」
【2012/04/06 聯合報 / 王文華】
下個月，八億會員的臉書就要上市，預估市值一千億美金（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是五千七百億的蘋果）。臉書上市給台灣的啟示：要在這時代成功，必須有「駭客精神」！
「駭客」二字本是負面的，但臉書創辦人祖克柏在寫給投資人的公開信中，重新定義了「駭客精神」：
一、開放、連結、分享：臉書讓人和組織變得透明開放，彼此之間緊密連結、頻繁分享資訊。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未必是好事。但從傳播的角度，這已是大勢所趨。政府和企業若無法和民眾在網路世界中連結、分享，未來將變成啞巴，被消費者邊緣化。
二、由下到上的溝通和行動：連結與分享，打破了社會的階級。於是資訊的傳播，或行動的流程，都變成從下往上，或在平輩之間。祖克柏說臉書要「重新裝配人與人之間的線路」，意思就是徹底改變訊息傳播的方向。上位者若還沿用「老舊管線」，由上而下地發號施令，會發現下屬難以帶領，甚至陽奉陰違。臉書的本質就是人人分享，沒有權威。聰明的領導者正善用這股新興的群眾力量，而不壓抑它。
三、快是王道：臉書擅長自我突破，快速實驗新想法。錯了就改，沒錯也要打破重來。公司的牆上寫著：「把東西做出來，勝過把東西做完美」。在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這是不得不的生存之道。消費者變化的步調，會被像臉書這類的一流企業帶得愈來愈快。習慣於「開會評估」、「研究規劃」、「守成」的單位，最後守住的會是一座「空城」。
四、做就對了：臉書集結全世界最聰明的工程師，誰也不服誰。唯一的共同信念是：「程式，會贏得所有的辯論」。誰的程式寫得好，誰就是老大。口水，沒有雙手值錢。在連結和分享的市場，消費者很快就能看穿某個人、產品、公司的真相。舌粲蓮花，再也維持不了多久。真正能做、能搞定的官員或企業，才會贏得選票或鈔票。
五、比錢更重要的願景：祖克柏說他創辦臉書的初衷不是要經營企業，而是讓社會更開放更有效率。「我們提供好的服務不是為了賺錢，我們賺錢是為了提供好的服務。」當你滿腦子只想賺錢，通常賺不了大錢。反而當你有更高、更利他的使命，最後不但賺到了錢，也造福了整個社會。
臉書不只是一種溝通工具，也是一種面對世界的心態。臉書上市不只是商業事件，也是文化、人類學、甚至政治事件。這家公司的成功告訴我們，人民的思維、行動、互動模式已經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政府和企業，能不能發揮「駭客精神」，一舉趕上，甚至超越這個臉書時代呢？
（作者是作家、「夢想學校」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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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賭國仇城
邱坤良：賭國仇城
【2012/04/04 聯合報 / 邱坤良】
最近坊間有一首歌手蔡秋鳳演唱的台語流行歌—〈問韓信〉，字字句句滿是麻雀經：「韓信發明麻雀這呢迷人，改換素衣甲人戰歸晚，歸手萬筒索啊，支支是槍牌…，一咖三十幾台啊，強欲抬去埋…」顯示麻將已升格「國賭」，「這呢迷人」。不過，唱到最後，還是不能免俗地「勸善」：「韓信使人傷身又破財」。
民間「韓信設賭」之說流傳極廣，為了預防軍士閒暇無聊、滋生事端，帶兵征戰的韓信發明賭戲「穩定軍心」。如何發明、如何賭法？無人能證明，但奉二千多年前的淮陰侯為祖師爺，也算取得賭博許可書了。
臺灣民間還有一句俗諺：「韓信欲死哭三聲」，淮陰侯臨斬之際痛哭流涕，何故？他哭自己為何那麼聰明，以致功高震主、命喪未央。這句俗諺之後，通常接一句：「賭（音繳）得乎憨仔嬴」，意指笨人賭博，常常手氣大順。這句俗諺只是押韻逗句，便於吟誦而已，真正讓憨仔去賭博，不輸得脫衫脫褲才怪。
三、四十年前的台灣人過年，到處可見民宅大剌剌地敞開大門，客廳即賭場，有時連廟口、公園也任憑江湖郎中擺設攤位，以「賭」會友。據說以前有不成文法，春節有五天賭博「假期」，讓鄰里的大人小孩賭成一堆，歡度新年。是否真有此「法」，不得而知，但過去官府的確常在新年對民間聚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現代社會除了麻將已成為「家庭娛樂」，從年頭到年尾，可以天天過年，以往春節公然「聚」賭的天九、十胡、拾捌拉賭局則被嚴禁。這不代表民風轉向淳美，各種賭博也沒有滅絕，反而愈來愈精緻化與專業化，舉國藉股市、期貨拚經濟；玩樂透、運動彩券愛國家，連選舉、球賽都有賭盤，社會「轉型」成更大的賭場，形式與內容無所不在，且與國際連結，而政府就是信用可靠的莊家。
賭博堪稱漢文化傳統之一，曾有人編著《中華賭博史》，臚列先秦到民國時代各種賭戲、賭場，以及禁賭律令，洋洋灑灑，光怪陸離。清朝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編纂的第一部方志—《臺灣府志》〈風俗〉提到當時的漢人賭風甚盛，「當令節新年，三尺之童亦索錢于父母，以為賭博之資，遂至流蕩忘返……。」賭博被官府視為首惡：敗壞風氣、助長盜竊，也常因群聚演變成分類爭鬥，西元一七八二年八月台灣中部大規模的漳泉大械鬥，就起因於雲林刺桐腳一場設在戲台邊的賭局糾紛。臺灣各府州縣方志裡，「競賭博」與「好戲劇」、「信鬼神」、「惑浮屠」為「全臺弊俗」之最。「好戲劇」被當做「弊俗」，今日表演藝術界必然難以想像了。
現代政壇、工商界為金權拚生命，賭得正氣凜然，連尋常的都更工程都有牽扯不完的恩怨，各有各的「一桶汽油與一支番仔火」。相較現代人上演的高尚版賭國仇城，傳統的賭債糾紛與地盤爭奪，或電影常見的黑社會賭場恩怨，已屬微不足道的扮家家酒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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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介正：1+1=1
黃介正：1+1=1
【2012/04/05 聯合報 / 黃介正】
如何簡單的在幾分鐘內，很快的讓外國人對複雜的兩岸關係定位，有基本的概念認知，的確是件不容易的事。大陸的立場往往用一句話講完，但我們卻要花冗長的時間說明，講得不好反而會把老外搞得暈頭轉向，最後索性接受大陸的簡單邏輯。
大陸方面的說法，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國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雖然大陸的說法曾經與時俱進，也偶爾搞內外有別，但總脫離不了三段論的簡單論述。
過去十多年來，我因為工作必須接見外賓，而會晤的時間有限，實在無法像在教室講課，長篇細訴說清楚；所以必須找到簡潔有力的論述，讓來訪的客人對兩岸關係容易入門。於是我想到用簡單的「算術」，來解釋兩岸關係的「藝術」。
北京的兩岸政策論述是「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其邏輯就是：大陸+台灣=1。台灣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則至少存在兩種算式。一種觀點認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或「一邊一國」，所以是1+1=2。但是問題在於大陸「逢二必反」，兩岸關係根本難以推動。另一種觀點認為，既然你不喜歡2，我就給你1，因此，大陸和台灣還是1+1=1，而這個加起來的，則是擴大的1，歷史的1，文化的1，模糊的1，未來的1；現階段最好擱置爭議，既可以透過交流建立互信，又方便大家賺人民幣。
兩岸關係當然不是小學算數公式可以說清楚。不說清楚與說不清楚，固然有些不自在，但是為了一定要講明白而把兩岸弄得劍拔弩張，又失去賺錢的機會，對國計民生也沒有幫助。過去幾年來，兩岸主政者已經逐漸由尋求「法理」（de jure）定位，轉向務實的「實質」（de facto）關係發展。民國八十七年到九十七年，兩岸關係中斷的緣由之一，則是兩岸雙方都曾嘗試「法理」定位。江澤民時期，大陸曾經有「以武促統」與「統一時間表」之議；台灣也曾推動「兩國論」與「公投入聯」。「法理統一」槓上「法理獨立」，弄得兩岸關係緊張，連美國也被捲入，混亂中倏忽十載。
近年來，兩岸關係重新開展，反映雙方主政者已經務實的將策略放在「實質」關係定位。馬胡兩位領導人推動兩岸關係並不馬虎。胡錦濤不談時間表，強調和平發展，試圖藉由對台灣實質讓利，以及透過更緊密的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慢慢的走向「實質統一」。馬總統講三不，強調九二共識，試圖藉由兩岸關係的改善，擴大台灣在國際政治與全球經貿上的生存機遇，也可稱是鞏固「實質獨立」的良方。
最近，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提及的「一國兩區」，既沒有改變中華民國主權定位，又可拉大未來四年兩岸互動的戰略縱深。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為迫切解決的兩岸金融與投資等協議注入新動力，即使被稱為「吳先生」，也算是為民眾計天下利。
對小學生而言，1+1=2是再簡單不過的算式。然而對高瞻遠矚的戰略家而言，如何務實的創造可以福國利民的1+1=1，卻需要無比的智慧與謀略。更何況在中華民族的浩瀚歷史中，1+1=1也絕不是特例。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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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自己反對自己
自己反對自己
20120404 天下494 洪蘭
為什麼人換了位置、便換了腦袋，猛烈攻擊自己以前的想法？
一位學生問我，「老師，人的信念不是透過觀察、假設、驗證，去蕪存菁後的結果嗎？」我還不及回答，他接著說，「那為什麼人會換了位置、便換了腦袋，猛烈攻擊自己以前的想法？」這是個好問題。
人的大腦是一直不停在解釋外界發生的事情，把它合理化，因為不確定性會使人焦慮。
它可以依據很少的訊息編出一個故事來，故事愈合理，自信愈高，愈以為事情就是這個樣子。地牛翻身的迷信就是這樣來的。
當人發現自己以前是錯的，他會極力撇清，不是替自己找理由，便是徹底忘記它。所以心意改變後，新的想法會取代舊的，使舊的版本幾乎無法再從記憶中提取出來。
有個實驗，是先調查學生對某個議題的看法，然後給他聽具有說服力的正、或反的新證據，再調查他的看法。一般來說，他的看法會跟隨新證據而改變。
很奇怪的是，再請他寫出他原來的舊想法時，他寫不出來了，寫出來的是已經改變了的新看法。而且很多學生會堅持這就是他原來的看法，他從來不曾有過別的看法。
另個研究，是在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七二年去大陸訪問前，先請學生做問卷，評估他訪華成功的機率有多少。如毛澤東願意和尼克森見面嗎？美國會承認中國嗎？這趟破冰之旅，會有實質的商業機會嗎？
等尼克森回來後，再用同樣的問卷，請原來的學生回憶當時填的機率是什麼。結果，受試者把成功的機率誇大，把不成功的機率縮小，記憶竟隨事件結果而改變。有人甚至說，「我早就知道這事會成」，或「我就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種後知之明到處可見。比較可怕的是，人並非故意掩飾自己的錯誤，而是真的認為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想的，所以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對過去的主張一概不認帳。
這種偏見會使人不敢為別人做事。例如醫生建議病人動小手術，若因不可預測的意外，病人死了。打官司時，陪審員會認為這手術是危險的（不然病人怎麼會死），醫生未善盡告知之責，有過失。
我們無法還原當時的情形，因為記憶改變了。所以，現在醫生為了自保，常叫病人做很多檢驗，請很多專家來會診，浪費了時間和金錢。現在不管開什麼會都錄音，也是為了自保。
這種恐懼會使人明哲保身，凡事不肯多說一字、多走一步，這會阻礙社會的進步。
幸好這偏見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知道是大腦的陷阱，提醒自己就好了。但是怎麼知道它是陷阱呢？這就要教育了。
人應該對自己行為的成因有所了解。美國的大學幾乎都有以認知神經科學和近代生物學為主體的心理學，但台灣的大學卻很少。
看到偏見對社會的種種無形傷害，或許大學應該多開些跟日常生活有關的大腦與行為的課。知識就是力量，知道了就可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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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長壽：國際化人才匱乏的嚴重危機
嚴長壽：國際化人才匱乏的嚴重危機
【2012/04/07 聯合報 / 嚴長壽】
不久前我在一場監察院內部演講中提及，台灣「人才存糧」問題；無獨有偶，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日昨亦提出小心人才外流重演「台灣故事」，連新加坡都看到的台灣問題，我們竟然看不到，這才是台灣真正最大的問題點。其實，過去六十年來台灣好不容易累積的「人才」及「經濟」兩種存糧，都已面臨危機。這是台灣不願面對的真相之一，今天我先從公務系統來談「人才存糧」的問題，因為這攸關著國家未來格局的掌控。
七○年代初，台灣退出聯合國，表面上我們失去一個政治舞台，但深層來看，更大的損失是，我們的政府失去了一個跟世界溝通的合法平台。當我們失去這個平台時，也就代表原來在聯合國體制下的世界教科文、衛生、工業、環保、醫療、文化等組織，我們也失去參與活動的機會；當我們仍是會員時，各部會再沒錢也必須編列預算提升公務人員的國際視野，招考公務員也要徵選具有參與國際事務能力的人才。遺憾的是，當退出聯合國時，我們並未察覺事件背後隱藏的副作用，因此也沒有積極另闢途徑增加公務員的視野，於是其國際視野變得愈加窄仄，導致今日公務人員國際觀嚴重不足。
所幸，過去卅年間，台灣有一批學成歸國的民間人才存糧，得以暫時「遮掩」官員不夠國際化的窘境。六○年代開始，台灣送出大量留學生，他們拿著「單程機票」，以毫無退路的決心在國外忍辱負重闖出一番事業，廁身各大頂尖產業界、教育界、實驗室等充當「台灣的耳目」，意外為台灣儲備為數龐大、視野深遠的國際人才。八○年代初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台灣從製造業力圖轉型，這些帶著豐富國際化經驗的人才陸續回流，使台灣對世界科技市場的需求，幾乎達到無縫接軌，將台灣打造成為科技重鎮，成為全球化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然而，當台灣歷經農業、製造業到科技業的成長之後，九○年代末期，經濟優渥下的台灣年輕人出國留學人數開始驟降，即使出國也僅想快速拿到學位，回國搶占台灣正加速膨脹的大學教授職缺。加上彼時「本土優先」的意識形態當道，讓台灣處於鎖國狀態。其結果無論在公、私部門都缺乏精深的國際人才培養系統，加上大陸崛起，台灣開始耗盡人才存糧，因此雖然最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提到台灣最值得讚許的「腦礦」優勢，其實這已是過去幾年的記憶，現在它早已過了高點，難掩日薄西山的頹勢。
尤其，這幾年在媒體與民代的監督下，公務員出國已變成一大罪惡，不只對國際培訓長期不重視，就連短期考察也要偷偷摸摸。惡性循環下，一旦面臨國內出事，身在國外的政府官員往往為免被媒體與民代批評，再重要的國際活動行程都寧願取消趕回國，只顧經營本國關係，使台灣變成十足內視型的國家。不幸的是，我們的重大政策偏偏都必須仰賴這些公務人員評估、審核、執行，當其國際視野不足，缺乏掌握世界趨勢的能力，所有決策都將偏向不出錯、最保守的做法。
問題並非一日造成，問題也無法一日解決，這就是我看到台灣不願意面對的第一個真相！
（作者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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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建設公司的形象還不夠壞嗎？
楊照：建設公司的形象還不夠壞嗎？
【2012/04/10 聯合報 / 楊照】
「有時候真的很牙癢癢，忠泰建設、樂揚建設、森業建設這些惡名昭彰的都更公司一個比一個大尾、難對付，明明就知道哪些建商是混一起的，樂揚也只不過是被推出去的車，但有些建商就是可以一手ＸＸ一手作前衛文化形象!!!這只會讓我覺得所謂檯面上的當代藝術真的相當噁爛!!!苦於沒有被告的人身條件，話沒法隨意講，但真的覺得，如果藝企合作非得和這些財團扯上關係，那我要徹底告別『當代藝術』了，因為這個詞遲早汙名化！」
這段話是北藝大碩士生黃惠瑜在她的臉書上寫的，簡單一眼看過去，應該就看得懂，黃惠瑜憤怒、批判的，主要是針對「所謂檯面上的當代藝術」，那些「和……財團扯上關係」，接受贊助的「當代藝術」。因為這段話，黃惠瑜被以「妨害名譽」的罪名告上法庭了，告她的，不是任何一位當代藝術家或哪個當代藝術團體，而是樂揚建設。
對，就是「文林苑」都更案的主人，那個樂揚建設。雖然黃惠瑜的文字裡，的確指名罵了樂揚建設，但會因而挨告，還是真讓人感到驚訝。除了驚訝於建設公司不了解黃惠瑜文義上的主從關係，主要罵的是「所謂檯面上的當代藝術」，才牽連到建設公司之外，最讓人驚訝的，畢竟還在於：樂揚建設真的不知道自家公司，乃至於所有搞「都更」的建設公司，在「文林苑」案的風風雨雨中，形象已經有多糟糕了，而讓他們名譽大受毀損的，難道是黃惠瑜的文字嗎？難道他們認為藉由告黃惠瑜，可以有助於恢復他們的名譽，提升他們的形象嗎？
樂揚建設的經營者看不到，我們卻應該看得清清楚楚，「文林苑」案弄成這樣，盲目「依法行政」的市政府有很大責任之外，建設公司這個行業在台灣長期形象不佳，也是個極度重要的因素。這不是今天才有的情況，而是幾十年台灣經濟發展中累積下來的問題，多少人有過和建設公司買賣交易的經驗，多少人有過和建設公司互動中的不愉快經驗。建設公司在這個社會上，是個受尊重的行業嗎？是個受信賴的行業嗎？講起建設公司，大部分的人是肅然起敬、是微笑感心，還是咬牙切齒？
建設公司一直承受著唯利是圖、官商勾結、巧立名目、不誠實不老實的負面形象，而偏偏「都更計畫」要能順利成功，最需要的卻是委託戶的信任，沒有信任，就不可能有將土地、住房未來交託出去的決定。從這個角度看，想要做「都更」，看好「都更」的市場，建設公司別無選擇，非得要努力改變形象，不只是自己企業的形象，而且是整個產業的形象。無法改頭換面成為值得被信賴、甚至是值得被尊敬的企業，要做「都更」，怎麼可能成功？
「文林苑」案影響的不只是王家，不只是其他委託戶，而是整個台灣「都更」發展的未來。過程中，樂揚建設已經先做了最糟的示範，每一個環節都讓人聯想起建設公司的負面壞處，他們竟然還不能從中獲取教訓，趕緊改弦更張，想辦法與這個社會和解，建立新的形象，反而還想要以法庭興訟的方式來威嚇批評他們的人，如此經營智慧，叫人只能嘆為觀止啊！
現在最應該去抗議樂揚建設告黃惠瑜的，不是戴立忍或其他參與「文林苑」抗爭的人，而是同樣在做「都更」案的建設公司們——樂揚這樣搞下去，會讓你們手上所有「都更」案統統都失去支持的！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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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它真的要改變嗎？
許知遠：它真的要改變嗎？
【2012/04/12 聯合報 / 許知遠】
「就像是粉碎四人幫。」在薄熙來免職的消息傳出後，這樣的評論在網路上四處流傳。它當然是荒唐的，2012年的中國與1976年的中國已大不相同，而薄熙來的影響與江青、王洪文等無法相比。這不恰當的類比，是錯亂的政治文化的象徵。因為喪失了歷史感，人們難以把眼前的事件放在歷史座標中衡量，因為長期缺乏思維與語言的訓練，人們不知道如何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感受。
但是，它又並非毫無道理。這一事件的處理方式，仍遵循著一貫邏輯。自從王立軍在二月六日闖入成都的美國領事館後，中國的政治生態就被捲入了一場跌宕的戲劇。中南海內的權力鬥爭從來激烈，高大的紅牆象徵了歷史的延續—不管你聲稱建設的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社會，用的是「總書記」還是「共和國」的新名詞，它仍充滿了宮廷色彩，它強調封閉、陰謀、殘酷。但這些激烈的鬥爭，從來掩藏在表面的平靜下，富有洞察力的學者白魯恂早已發現，不管派系衝突多麼嚴重，政治理念一定要標榜一致與團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系統的延續性—個人、甚至整個派系都可以被犧牲掉，但黨卻光榮偉大、一貫正確。
於是，當鄧小平上台時，人們歡呼春天的到來，慶幸躲過了四人幫的道路。而現在，重慶飽含荒誕與危險的政治復辟實驗結束了，中國延續了幾年的左傾思潮也暫告段落。一種曖昧的希望也再度興起，中國又一次面臨權力交接，它不僅存在著派系上的爭執，也有代際更迭。所有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國家與社會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上層內部的紛爭，最可能帶來直接的變革。
而薄熙來的戲劇化遭遇，則反映出這些紛爭是多麼的激烈與不加掩飾。而為了勝利的需要，權力競爭者也經常會對社會釋放善意，尋求輿論支持。短暫的自由時期，總是因此出現。十年前，人們熱衷於談論「胡溫新政」，如今則在期待十八大之後的新氣象。各種懷有美好期待的政治流言正被廣泛議論，六四可能即將平反，而解除報禁也在議事日程上，在一些飯桌談話上，你覺得中國簡直就處於台灣的1987年。
沒人清楚這變化是否真的會到來，或以怎樣的形式到來。但無疑，中國正處於1989年以來最顯著的政治危機中。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為過去廿年的中國提供了一種統治形態，你可以簡單的把它稱作「市場列寧主義」—維持政治權力壟斷，但給予人民掙錢的機會。它也輔助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情感聯繫，全方位收買社會精英。這種統治方式在2008年的奧運會達到了頂峰，它似乎大獲全勝。
但危機也在此後迅速浮現。重新擴張的官僚系統，不僅壟斷了政治權力，也瓜分了主要的經濟機會，它們變得日趨傲慢、掠奪成性，社會流動性大幅度衰退。而「維穩系統」則不斷加劇各種社會矛盾。民族主義帶來的集體幻象也迅速解體，新富階層的集體移民表明了社會精英們的整體性不滿，一種受挫感進入每一種人群。更重要的是，比起廿年前，中國的社會系統已迅速發育，它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權力與權益訴求，而新技術革命給予了他們聯結與動員的方式。而且，整個國際局勢正發生新的變化，從埃及到緬甸，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正席捲而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新的革命並不意味著分裂與流血。
即使不做根本的改變，中共新一代的領導者也必須與中國社會締結新的「社會合約」，進行再一次的權力下放與分散。僅僅的經濟增長既難以為繼、也無法繼續提供權力合法性，人民需要些別的東西。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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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民主城市的死與生
陳芳明：民主城市的死與生
【2012/04/13 聯合報 / 陳芳明】
沒有一個城市主動拒絕成長與發展，沒有一個市民願意接受醜陋與荒廢。台北市今天的容貌變得如此衰老不堪，完全是由歷任市長的權力手腕所造成。都市更新條例的訂立，是否能夠挽回醜陋城市的命運，仍在未定之天。
如果權力在握者沒有人文修養，沒有歷史記憶，沒有文化眼光，則更新以後的都市容貌，還是不能遁逃衰敗的宿命。把舊房屋拆掉，建立矗立的豪宅，根本不能叫做都市更新。只要訪問國外的古城，不管是巴黎或倫敦，不管是紐約或舊金山，那些大都會在更新之前，都優先保存城市的歷史記憶。
今天台北市完全沒有文化特色，是長期墮落思維累積下來的結果。今天奢談都市更新，完全是由建商在主導，只是算計土地利益與改建利潤。在文化傳統之前，有幾個建商是抱持謙卑之心？幾乎可以想像，十年後的台北將是高樓遮天，豪宅連雲，它的醜陋只會變得更醜陋。只要看看北門的古城記憶是如何被糟蹋，就知道台北的都市發展是多麼粗暴。這座古香古色的歷史建築，是晚清遺留下來的台北城地標。當它遭到野蠻高架橋的盤旋包圍，住在這城市的居民簡直無法對歷史產生尊敬。走在高樓的陰影下，人的尊嚴是什麼？
文林苑都更案，赤裸裸暴露了政商之間的共謀。對於所謂都更，民選市長並沒有帶來全新的思維。台北市長看到的是開發，建商強調的是改建。對於人民的財產權與居住權毫不尊重，更別提對歷史記憶與人文精神的絲毫謙遜。士林王家絕對不是第一個受害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犧牲者。如果台北還算是一個民主城市的話，這種事件根本不可能發生。
民主本來就是緩慢的過程，長期累積下來的醜陋都可以忍受，對於王家的百年家族記憶卻急於在三年內摧毀。不知道這是怎樣的野蠻心態？郝龍斌與樂揚建設，完成拆除王家的合法建築之後，從此開始採取逃避手段，對於舉世滔滔的輿論完全置若罔聞。不要說對歷史有任何尊敬，即使對民主精神也沒有任何格調。
文林苑是民主與集權拉扯下的祭品，是文化記憶與政治思維拉鋸下的犧牲。它代表著這城市的民主之死，台北市長不僅沒有提升市民的權益，還製造市民與市民的對抗。當他說出這是百分之九十五對百分之五的權益之爭，已經完全遮蔽了事實真相，使住戶與住戶之間產生對立。城市開發不能以捨棄民主原則為代價，更不能以放逐合法居民為自己辯護。郝龍斌是民選市長，更不應該凌駕在市民的權利之上。
這次都更事件造成的廢墟，反而喚醒了大多數市民的參與。當市長保持高度沉默，建商躲在暗處，議員避不見面，就是公民大量介入的時候。從來沒有看見有那麼多的學生積極聲援，從其他城市遠道而來，這是規模龐大的覺醒。自從苗栗大埔事件發生之後，學生運動逐漸成形。經過國光石化事件的衝擊，年輕學子的心靈，在一夜之間宣告成熟。解嚴以後的學生，面對一個威權體制的崩潰時代，本來已經失去可供追求的政治議題。
當他們見證城市民主頹敗之際，都不約而同聚集到王家的住屋之前。合法房屋被解體，市民權益被摧毀，他們受到的教育是那麼殘忍而直接。站在廢墟上，新世代的民主精神已經孕育出來，未來的公民社會就要到來。粗暴的市長與建商，成為他們最難忘懷的歷史記憶。真正的民主城市，應該會在他們手上建立起來。
（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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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3
黃建業：風格的信仰與挑戰-細讀導演風格論
20111014-1216誠品講堂-課程簡介
「一個導演終其一生僅僅只拍一部電影，至於其他的影片，僅是複製，只不過是著力於那部影片中所包涵的主題罷了。」 ──尚．雷諾（Jean Reno）
一九五○年代，楚浮（F. Truffaut）在《電影筆記》提出「導演是電影作者意義的唯一來源。」他認為，電影中的作者是導演而非編劇，導演創造的風格成為個人獨特的印記，這樣的觀點遂形成「風格批評」的濫觴，特徵式的題材、敘事方式、形式美學、角色的投射與象徵等風格，成為導演於作品上的印記。而一代接一代風格探索的風潮，迄今已超過半世紀，期間亦不乏對風格論的挑戰與批評，但對於電影原創力的掌握而言，它還是一個强而有力的探索領域。藉由線性敘事結構的逐步瓦解，反思電影藝術的「真實／虛擬」與說故事的方式；在形式技術上則不斷嘗試新的美學風格，以場面調度手法及長單鏡頭運用，討論時間的連續與完整性。而回到內容本身，導演對角色的設定與詮釋，更是現實價值觀最具體的投射，也透露創作者的感性特質。每位導演的風格產生皆非理所當然，往往必須經過一連串自我挑戰才逐漸形塑，而後又必須面對「變與不變」的思考。
此課程針對近半世紀電影風格的發展，以結構、形式、內容三大面向逐步分析，最後再藉由三位形式風格各異的大師，討論風格的建立、定位與開發。電影原創力就在導演風格的嘗試過程中，精彩無比地綻放。
講題
1. 何謂風格？──作者風格論的優點與迷思
2. 線性敘事及其瓦解I ──從古典電影到新浪潮
3. 線性敘事及其瓦解II ──歐洲、美國、亞洲
4. 長單鏡頭下的場面調度美學I ──古典寫實時期
5. 長單鏡頭下的場面調度美學II ──趨風格化發展
6. 角色人格態度與時代價值I ──正向的英雄化投射
7. 角色人格態度與時代價值II ──反英雄的價值翻轉
8. 懸疑之外──希區考克：複雜的社會反思
9. 極簡主義之前──小津安二郎：多元的主題開發
10. 悲情城市之後──侯孝賢：自我風格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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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慶岳：建築的文學、文學的建築
阮慶岳：建築的文學、文學的建築
對話1. 解毒藥與毒藥：蓋瑞/Frank O. Gehry X 蒙田
作品對威權舊習提出挑戰懷疑，風格直接坦率無所懼，特立獨行又能適得其所。
散文開闊、直接又含蓄多義，務實靜觀現實世界，並不留情剖析人性。
對話2. 森林正在注視我：穆卡特/Glenn Murcutt X 自然主義文學
長年在雪梨經營一人事務所。作品深思現代主義對地域自然與人文特質忽視的問題。
現實主義衍生的文學流派。接受生命的偶然性，靠個體的生命經驗與獨特感受去認知世界。
對話3. 某人在寫懺悔錄：庫哈斯/Rem Koolhaas X 奧古斯丁
不可預測也難於捕捉的荷蘭建築師，是少見可以在時代洪流下，扮演哲思批判的建築謀略家。
以聰明智慧睥睨人間，晚年體悟到自恃的徒然，轉尋宗教，寫下傳世經典-懺悔錄。
對話4. 斜陽：建築電訊/Archigram X 太宰治
六O年代倫敦的建築團體。擁抱通俗消費文化，提出彈性、移動、可變易的遊牧建築觀念。
日本戰後頹廢派文學代表作家。深刻觸及人性幽黯的底層，是一首首引人哀傷的悲歌。
對話5. 人生是個神祕的東西：史帝芬．霍爾/Steven Holl X 契可夫
發跡於紐約。作品具有精準明確的簡潔美學，擅長以光影的變化，形塑空間的形上價值感。
認為所有的不幸與悲劇，並無一標準答案可以回復；善於描寫市井人物，笑中暗湧淚痕。
對話6. 青春是朵含毒的百合：王大閎 X 王爾德
戰後台灣現代主義建築代表人物。思考西方的現代建築，怎樣與中國傳統建築美學接軌。
提倡唯美主義，曾說：藝術沒有道德的同情。藝術家的道德同情，是不可原諒的陳腐。
敏隆講堂20111208-20120112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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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人生的真實故事 Tell me a story, please.
Jonathan Harris：以互動視覺藝術 勾勒雲端人生的真實故事
http://www.number27.org/work.html
自喻為職業說書人的互動視覺藝術家 Jonathan Harris，自普林斯頓求學時期，便著迷於網路科技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探究網路出現如何改變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交流互動。他結合統計學、資訊工程與視覺互動藝術，說出了許多觀點獨到的故事。透過他的研究專案，我們或能一窺雲端人生的部份樣貌，同時，也能領略到說故事的巧妙手法：
雲端紀錄片 Cowbird
Cowbird 是 Jonathan Harris 在 2011 年度發表的最新專案，出發點在於透過網路集結當下對人類生活具影響性的真實故事。Cowbird 像是新聞平台，或者可以說是共同創作的紀錄片，由眾人透過影像和聲音紀錄著當下的真實人生。
和 Facebook 或一般網誌不同，Cowbird 不完全開放，必須是受邀的使用者才能進入平台發表故事。所發表的故事聚焦在深度的分享，針對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sagas」 (如印尼海嘯、日本大地震、華爾街抗議事件) 的個人抒寫，有眾人一起「創作歷史」的味道。
關於愛情 I Want You To Want Me
Jonathan Harris 與 Sep Kamvar 合作的專案 I Want You To Want Me ，曾於紐約當代藝術館 (MoMA) 的「Design and the Elastic Mind」展覽中展出。這個專案以 online dating 為主題，每隔數小時從全球線上約會的網站資料庫中抓出資料，透過語意分析化約成不同主題如「我是誰」(WHO I AM)、「我想要什麼」(WHAT I WANT) 等。在視覺表現上，以一顆顆的氣球代表每個尋找愛情 (也尋找自己) 的男女，藍色代表男性、粉色代表女性；氣球顏色愈深代表年紀越大，反之則代表越年輕。
每一顆冉冉而升的氣球都是線上約會網上的使用者，氣球的集合或交纏即代表了人類的欲望的集合或交流，你的寂寞可能相同著我的寂寞，你的渴望可能也正是我的渴望。這個專案不僅在視覺呈現上令人激賞，其敘事分析手法也相當創新，非常值得一看！
關於歷史 10x10
你是否曾在媒體上看到小專欄「歷史上的今天」，可曾想過媒體是怎麼篩選出這些事件？是否也曾懷疑過，單一媒體或者小時歷史課本上所宣告的歷史，難道就是史實？如果你也能有這些疑惑，那麼 10x10 專案應能為你開啟新的視野。
10x10 透過程式每隔一小時自動篩選出在全球重要的網路媒體上 (ABC / BBC / CNN / The Guardian / MSNBC / Reuters) 露出的一百個關鍵字和圖片，將每個小時的歷史化為 100 張圖檔和關鍵字，讓讀者可以自由地瀏覽與檢索。
同時，他也開放這個獲獎無數的計畫資料庫，不論你是所有程式開發者或設計師，都利用 10X10 進行資料收集延伸創作。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去年生日那天世界上發生什麼事？很簡單，修改以下鏈結的年/月/日，就可以知道你去年生日當天的百大關鍵字 (事件)。
http://tenbyten.org/Data/global/YYYY/MM/DD/HH/
資料來源：http://www.mottimes.com/cht/features_detail.php?serial=182
http://www.number27.org/work.html
自喻為職業說書人的互動視覺藝術家 Jonathan Harris，自普林斯頓求學時期，便著迷於網路科技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探究網路出現如何改變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交流互動。他結合統計學、資訊工程與視覺互動藝術，說出了許多觀點獨到的故事。透過他的研究專案，我們或能一窺雲端人生的部份樣貌，同時，也能領略到說故事的巧妙手法：
雲端紀錄片 Cowbird
Cowbird 是 Jonathan Harris 在 2011 年度發表的最新專案，出發點在於透過網路集結當下對人類生活具影響性的真實故事。Cowbird 像是新聞平台，或者可以說是共同創作的紀錄片，由眾人透過影像和聲音紀錄著當下的真實人生。
和 Facebook 或一般網誌不同，Cowbird 不完全開放，必須是受邀的使用者才能進入平台發表故事。所發表的故事聚焦在深度的分享，針對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sagas」 (如印尼海嘯、日本大地震、華爾街抗議事件) 的個人抒寫，有眾人一起「創作歷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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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Harris 與 Sep Kamvar 合作的專案 I Want You To Want Me ，曾於紐約當代藝術館 (MoMA) 的「Design and the Elastic Mind」展覽中展出。這個專案以 online dating 為主題，每隔數小時從全球線上約會的網站資料庫中抓出資料，透過語意分析化約成不同主題如「我是誰」(WHO I AM)、「我想要什麼」(WHAT I WANT) 等。在視覺表現上，以一顆顆的氣球代表每個尋找愛情 (也尋找自己) 的男女，藍色代表男性、粉色代表女性；氣球顏色愈深代表年紀越大，反之則代表越年輕。
每一顆冉冉而升的氣球都是線上約會網上的使用者，氣球的集合或交纏即代表了人類的欲望的集合或交流，你的寂寞可能相同著我的寂寞，你的渴望可能也正是我的渴望。這個專案不僅在視覺呈現上令人激賞，其敘事分析手法也相當創新，非常值得一看！
關於歷史 10x10
你是否曾在媒體上看到小專欄「歷史上的今天」，可曾想過媒體是怎麼篩選出這些事件？是否也曾懷疑過，單一媒體或者小時歷史課本上所宣告的歷史，難道就是史實？如果你也能有這些疑惑，那麼 10x10 專案應能為你開啟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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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也開放這個獲獎無數的計畫資料庫，不論你是所有程式開發者或設計師，都利用 10X10 進行資料收集延伸創作。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去年生日那天世界上發生什麼事？很簡單，修改以下鏈結的年/月/日，就可以知道你去年生日當天的百大關鍵字 (事件)。
http://tenbyten.org/Data/global/YYYY/MM/DD/HH/
資料來源：http://www.mottimes.com/cht/features_detail.php?serial=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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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春天的生死學
李清志：春天的生死學
【2012/03/31 聯合報 / 李清志】
中國人是忌諱談死亡的民族，一年四季都不方便談論死亡，秋天的「中秋節」、初夏的「端午節」不會談及死亡，冬天的除夕新年更不能講到與死亡有任何關連的事物，如果真的要談「死亡」的議題，可能春天的「清明節」才是最佳的時機。
傳統上，我們對於清明節的意義，多停留在「慎終追遠」，我個人卻認為清明節的掃墓活動，其實隱含著古人深厚的智慧。清明節在春天季節轉換之際，為了掃墓，人們離開城市、離開工作，前往郊外，沐浴在春天的新綠當中，享受大自然的春光；利用掃墓的活動，人們重新體會大自然的四季變化，重新認識大自然及生命的生老病死，等於是上了一堂春天的生命課程。
人們離開忙碌的工作，進入寧靜墓園、面對死亡的議題，也是很重要的生命課程。建築學者克里斯多夫．亞力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其著作「模式語彙」（Pattern Language）一書中，談到城市墓園的議題，他認為應該在城市中設置小型墓園，讓死人與活人的空間有交集的地方。墓園的碑文或墓誌銘，儀式性地被展示於墓碑上，提醒著天天路過的市民，好好珍惜生命的短暫，努力於正經事，並尋找生命的真正意義。
特別是對於那些醉生夢死的城市居民而言，如何提醒他們，將他們從消磨生命的惡夢中拉出來，是都市的責任之一。在都市規劃中，墓地的安排是一劑猛藥，它會提醒市民們，死亡與每一個城市居民其實是息息相關的，沒有一個人可以因為逃避死亡，或企圖背向死亡，而能真正免於死亡。死亡既然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事實，它便有鼓勵人好好活下去的作用，正如達文西所說的：「充分活用的人生，帶來一個明白的死。」
「人生的光明面」一書作者皮爾博士（Dr. Norman V. Peale）曾說：「問題之存在正是人生的標誌，天底下沒有問題存在的地方，就是墓園，因為那裡躺著的全是死人！」的確，在台灣這座擁擠的島嶼上，假日裡到處人潮滿坑滿谷，很難找到一處平靜、安詳，可以沉思、漫步的地方；而墓園的清新寧靜反倒成了我假日思考、漫步的好去處。在忙碌擁擠的都會中，擁有幾個幽古、安靜的墓園，可以提供市民在內沉思，使原本混亂的思維在此得以重新織結與沉澱。
不過，台灣的葬儀空間的確有改善的空間，不論是火葬場、葬儀社、墓園等空間，經常都是亂糟糟、鬧哄哄的感覺，讓人內心焦躁，無法獲得平靜的心靈。日本建築師伊東豐雄在岐阜縣設計了一座稱為「瞑想的森林」齋場（即火葬場），這座公家的火葬場沒有亂七八糟的花圈、腳尾飯，或是尖銳麥克風傳來的道士念經，有的只是優美的建築，寧靜的樹林，以及清澈的湖水，所有喪家親友安靜聚集，在安靜莊嚴的空間裡，追思先人，並且在得著內在的心靈安慰。
在清明節來臨之際，我期待有更多人因為去墓園散步，重新檢視自己的人生；同時，我也深切盼望，台灣的葬儀空間可以有革命性的進化，讓國人可以真正在那些地方得到心靈的平靜與安穩。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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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行一：我們是自己做客觀判斷的主人翁嗎？
我們是自己做客觀判斷的主人翁嗎？
【2012/04/02 聯合報 / 周行一】
是否進口美國牛肉，在台灣爭論得沸沸揚揚，您有沒有一個感覺，只要是公眾議題，理性與情緒經常糾纏不清，好像缺乏客觀的辯論空間。當一件公眾議題牽涉政治、商業與國家利益以及個人偏好時，不同立場的人（通常並不具備足夠的專業背景）會利用媒體企圖影響別人的看法，多數的公眾議題牽涉某些特定專業，沒有能力客觀判斷的民眾，會受到影響而感性或情緒用事，因此我們每天做的判斷有許多是不客觀、不自主的。
心理學家發現，我們的偏好會和訊息如何被傳遞給我們息息相關，人們會因不同的詢問方式，對相同的問題回應不同的答案，這種現象稱為「框架現象」（framing）。最近立法委員賴士葆轉述他的同僚舉的例子，正好可以用來示範框架效果。他說有用瘦肉精的牛肉（本人姑且稱之為精牛）脂肪比例較低，沒用瘦肉精的牛肉（無精牛）脂肪比例較高，脂肪與瘦肉精兩者對身體健康可能都有風險，所以選擇有無瘦肉精的美牛，可以視為兩種風險的抉擇。
心理學曾有個實驗，可幫助我們了解，人們會因接受資訊的方式不同，而有不同選擇。該實驗設計兩個選項給受測者：假設有一個疾病可能會讓六百人死亡，政府發明了兩種治療方法，第一種一定能救活兩百人，第二種有三分之二的機會一個都救不活，有三分之一的機會能救活六百人，多數受測者選擇第一種。但是當受測者面臨的問題是：第一種治療方法一定會讓四百人死亡，第二種有三分之二的機會全部死亡，有三分之一的機會沒人會死亡，這時另外一批受測者當中，多數選擇第二種。您是否也有相似的反應？
上述兩個問題所描述的實質結果其實是一樣的，只是說法不同。第一個問題所敘述的第一種治療方法會造成二百人生存，是一種能救人命的正面講法；第二個問題所說的第一種治療方法會造成四百人死亡，是一種會致人於死的負面敘述，在存活人數或死亡人數上，兩者沒有實質的差異，而第二種治療方法在兩個問題中所代表的不確定性，實質上也是一樣。因此以正面的口吻提出，相對的以負面的口吻提出時，人們會有完全相反的選擇。
許多心理學實驗都有類似發現，當人們面對的是好處時，會抓住確定的好處，不願賭運氣好時可以拿更多，但運氣不好時會拿的少；而當面對的是壞處時，就不會認命接受，願意賭如果運氣好，可以完全避免壞處，但如果運氣不好，就算壞處加重也在所不惜。
人們對瘦肉精的感覺也會有類似效果，如果強調精牛的脂肪低，可以降低膽固醇等健康風險而且增加口感，而低調處理瘦肉精本身的致病風險，民眾會較易接受精牛，但如果強調精牛會增加致癌等健康風險，而不提低脂肪可能會帶來的好處，大家自然就會排拒精牛了。
這世界愈來愈複雜，許多公眾議題非一般人所能客觀判斷，而科學又無法跟得上問題的腳步，還好科學的發現通常可以漸漸得到專業共識，做為一般人判斷的客觀依據。但是在瘦肉精對人體的影響尚未有專業共識前，既然民眾的判斷也難以客觀，是不是就讓想吃美牛的吃，不想吃的就不吃，只是政府應密切注意科學的進步狀況，當學界有共識時，做客觀的決定。
（作者為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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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不正義的政策公務員要有抗拒勇氣
不正義的政策 公務員要有抗拒勇氣
【2012-04-03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亞里斯多德在他的經典著作《政治學》第四書裡有句千古名言。他說：「深思熟慮的慎重乃是統治者特需的美德，而人民特需的美德不能為慎重，必須是正義感。人民等於是笛子製造者，統治者則是吹笛人，把人民造的正義之笛，吹得悅耳動聽。」
今天台灣的人民，尤其是新一代的人民，確實已有高度發達的正義感，三百多個市民及大學師生在正義感的驅使下，關切與他們無關的政府違背公平正義的問題，在文林苑強制拆除案上以肉身抵抗警察官僚的暴力。如果北市府、內政部或行政院，甚至總統府，有任何一個人還有慎重的美德，都可在三月廿八日下午之前為強制拆除喊停，讓人民的正義得到回應，則人民所製造的正義之笛就可被吹出悅耳的笛聲。可惜的是人民的正義感完全得不到統治者們任何的回應，還是硬幹蠻幹到底。官員和警察，把人民的正義之笛，吹出了一片離譜的噪音。由於政府的強制拆除已動了民憤，拆除之後，行政院長陳?和內政部長李鴻源才會出來講一些《都更條例》要檢討修正的馬後砲，這些話為什麼在房子未拆之前不會講？政府的大官們對政府所做的不公不義之事，為什麼會麻木無感到如此程度！
第二次大戰前，由於人權正義觀念尚不發達，政府的不公不義及惡法亦法這一套反動的標準尚有存在的空間；但自二戰之後，由於人權正義的觀念漸興，人民對政府的不公不義已提高了警覺。面對這種新情勢，統治者「深思熟慮的慎重」遂日益重要，他們在與人民權益有關的政策與立法上必須有嚴格的邏輯一致性，發現問題就要劍及履及立即更正，公務員要有抗拒執行不公義法律命令的道德勇氣。但台灣在都更問題上卻上述原則全都違背，文林苑都更案遂成了政府以惡法欺壓人民的政府犯罪事件。
台灣的都更立法是少見的爛立法，它漠視人民權益，偏向建商的心態已具體可見。由於立法不公不義，法律的陷阱在坑害了人民時，地方政府掉進了陷阱中。
因此，文林苑都更案，儘管台北市政府被全體國人罵到臭頭，但我還是要替懦弱愚蠢的市政府講句公道話。市政府為都更的執行者，市政府執行的經驗早已知道都更條例有問題，四度行文內政部要求修法，但內政部完全置之不理；二○○九年由於都更條例第卅六條有爭議，建商也行文營建署詢問是否違憲，營建署回文答「與憲法並無抵觸」；去年九月市政府顯然對文林苑代拆之事覺得不安，又向營建署請示，營建署回文不拆除即是「行政怠惰」。台北市既然知道都更及文林苑有這麼多不妥的問題，如果是我當市府官員，我一定拚著這頂烏紗帽，也要拒絕執行不正義的法律，正式與行政院和內政部對幹。可惜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官員明知文林苑都更強制拆除不妥，卻少了最後的道德勇氣。如果市政府能在最後關頭停止拆除，市政府一定會贏得全體國人的尊敬，而不會變成今天人人喊打的狗熊了。
今天，文林苑拆除案仍餘波未了。此案若被解釋為違憲，市府還得賠地賠屋，而且由於它證據確鑿，被裁定為違憲的可能性極高，設若違憲，市政府仍然要賠地賠屋，文林苑將王家劃入的都更範圍也要作廢重來。因此在這個全案仍未了的時刻，政府不宜再用「於法無據」為理由，拖延賠地賠屋的時間；政府用有違正義的法律侵害到人民的權益，就要主動的負起賠償還原的責任。台灣的都更在行政院及內政部麻木不仁，市政府顢頇又缺乏道德勇氣下，搞出個文林苑拆除的大濫攤子，這個濫攤子不能再拖了。以前就是因為拖而出了大問題，現在如果再拖，誰知道還會拖出成多大的紕漏。
政府做了不公道不正義的事，就應立即更正；如果上級麻木不仁，下級就要有勇氣敢於抗拒而不去執行，台灣的官員們應從文林苑都更拆除案學到很多教訓。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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