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喧鬧一時的師生戀
【2011/11/26 聯合報 / 陳柔縉】
士林芝山岩的樹間，突然傳出連續槍聲，第一次空發，沒有標靶，第二發，廿歲的山崎照子舉槍對準自己的喉嚨，碰的一聲，子彈滑過脖子，自殺失敗。
山崎小姐一心赴死，轉而縱身一跳，把自己往廿尺深的林叢拋下去。沒想到人還活著，只是，已經動彈不得。劇痛逼醒決死的心，現在的山崎開始發出微弱的呼救。當地一位姓周的台灣人，正上山採蘭花，聽見山崎痛苦的哀叫，趕緊揹她上來，搭汽車急奔醫院，意外救了她一命，也因此拉開轟動一時的師生戀奇聞的序幕。
這一天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廿七日，山崎躺在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全身癱瘓，但仍能言語。關於她尋死的原因，像一顆石頭，丟進湖裡，激出的漣漪，隨著時間，一圈一圈擴大。
山崎說，她就讀台北二高女（該校已消失，非現在的中山女高，校址即今立法院）時，非常崇拜教日文的萩原義延老師，因崇拜而生愛慕。在東京旅途中，忍不住寫信回台，萩原老師也很快回信。後來，在台北相見，第一次，老師明言不能接受她的愛，第二次再見，老師卻「積極地抱腰接吻」，讓她愈陷愈深。雖知四十幾歲的老師是有婦之夫，不過，幾次在草山、北投、士林相會時，老師又有「愛汝之言」。最後，師母發現情事，老師狠別，種下她自殺的念頭。
山崎自殺前的焦慮，有一點是現在很難想像的；年輕的她誤以為男女相擁，就會懷孕。這個錯誤的焦慮可能傳染給父親大人，導致爸爸去學校找校長理論時，聲音特大，要求賠償精神損失五千圓。五千圓可以買一部半的豪華汽車，也可以買都心五十坪的房子，金額非常大。經過討價還價，三千圓、兩千圓，一路下殺，但是萩原老師堅持清白，一毛也不妥協。
校長為了要息事寧人，以維護校譽為由，要萩原老師辭職。八月中旬，老師辭職了，風波卻反倒雲湧。八月最後一天，按捺已久的報社，開始大版大版報導。萩原是帶著太太出面受訪，很後悔答應辭職，彷彿他真做了不該做的事。萩原喊冤，推翻山崎照子的說法。
萩原說，發現山崎有戀慕之心，幾次見面，純粹為了開導她，而且時間都選在十點到午後兩點的大白天，他也都穿著老師的正式制服，可嘆照子執迷不悟，還天天打電話到家裡，他只好再寫信相勸，一切都恪守師道，若有擁抱接吻情節，他願意切腹以謝世人。
兩造說詞南北，為了讓社會公評，報紙罕見地挖出山崎的兩封「戀文」，以及老師的兩封回信，大肆披露，弄了快一整版，八卦至極。說也難怪，日本時代整整五十年，師生戀聞所未聞，這是唯一曝光的一次，還以槍聲開始，整個社會飽受驚嚇之餘，肚子裡當然一大堆疑惑，窺探的欲望若渴。
之後一周內，風波有點紛亂。有人投書大罵是教育界之恥，老師竟然膽敢與人家女兒玩戀愛遊戲。另一方面，三位憤慨的台北帝大（今台灣大學）教授聲援老師，萩原十年前在師範學校教過的卅幾名台籍學生，也軋了一角，發出護師聲明，感嘆是「聖純」的老師「受難」了。
最後，回家療養的女主角終於羞愧認錯，向老師和社會道歉，喧鬧一時的師生戀才完全落幕；而那已經是三個月後的事了。
（作者為作家）
2011-11-28
王道還：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2011/11/25 聯合報 / 王道還】
十月下旬，英國牛津大學的腸道感染專家史提芬．貝克（Stephen Baker）公開指出：對貧窮國家的人民，基因組醫學至今還沒有帶來預期的福利。他的團隊在越南與胡志明市熱帶疾病醫院合作，他以親身見聞發表評論，絕非人云亦云。
貝克的工作是整合實驗室研究與臨床醫學的需求。十年前，他參與的一個研究計畫，有了初步成果—完成傷寒菌（一種沙門桿菌）基因組的定序。當時還引起媒體的注意，因為傷寒是開發中國家常見的腸道疾病，每年感染者數以千萬計。傷寒菌會破壞小腸壁，造成發燒、頭痛等症狀，並無明顯特徵；要是不加治療，死亡率超過十分之一，甚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計痊癒者有百分之五是帶原者，他們的糞便會汙染食物、水源，擴散疾病。在美國，廿世紀最初幾十年，傷寒也是公衛人員頭痛的問題。
十年後，回顧當年的新聞報導，貝克不得不承認，當年的樂觀期望過於天真。傷寒菌基因組的資訊的確帶來了新知識，但是治療、篩檢、預防這個疾病的實務，沒有因而改善。傷寒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成為越來越令人擔憂的公衛威脅。
貝克認為這是因為生物醫學大國不再受傷寒之類的「傳統疾病」困擾，缺乏誘因與動機做相關的研究。此外，習慣在資源豐富的實驗室裡做研究的科學家，無法想像臨床實務情境，即使發明了新奇的技術，也可能派不上用場。
貝克以愛滋病的生物醫學做對照組：由於愛滋病是已開發國家的切膚之痛，能夠動員龐大的政治資源投入經費，才能在一九九○年代中期扭轉感染率，提升病人的存活期與生活品質。
可是貝克並沒有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許多知識都能協助我們對抗感染疾病，關於病原與病人的基因組的知識，未必最重要、最有效、或者最經濟。例如最近幾百年人類的頭號殺手肺結核，號稱死神的頭領；一八八二年細菌學之父科霍才分離出它的病原—結核桿菌。然而揪出病原並不保證找到治療方法，即使是科霍也不成，他開發的疫苗無效。
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才分別在美國、瑞典、德國問世。可是在西歐，結核病的死亡人數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開始下降了。在缺乏特效藥的時代，篩檢、隔離病人就足以明顯地促進公眾健康。一九九三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肺結核再度成為全球公衛威脅；估計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感染了結核菌，二○○九年因而死亡一百七十萬人。一九九八年，結核菌的基因組定序完畢，仍沒有促成新奇有效的防治手段。
其實貝克不只是指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這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醫療資源、研究資源、健康願景的全球分布極端不平等。他提醒了我們，催生基因組醫學的人類基因組計畫，從它一九八○年代中在美國逐漸成形，一九九○年開始執行，二○○三年完成，一直以美好的健康願景做為要求政府投入鉅資的口實。在生物醫學大國，這個願景依舊是空中樓閣。愛滋病的例子，並不能證明生物醫學或基因組醫學的威力，因為改變行為（例如使用保險套）便足以降低感染風險。
在不平等的世界中，人心到底還是能夠改變命運的。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2011/11/25 聯合報 / 王道還】
十月下旬，英國牛津大學的腸道感染專家史提芬．貝克（Stephen Baker）公開指出：對貧窮國家的人民，基因組醫學至今還沒有帶來預期的福利。他的團隊在越南與胡志明市熱帶疾病醫院合作，他以親身見聞發表評論，絕非人云亦云。
貝克的工作是整合實驗室研究與臨床醫學的需求。十年前，他參與的一個研究計畫，有了初步成果—完成傷寒菌（一種沙門桿菌）基因組的定序。當時還引起媒體的注意，因為傷寒是開發中國家常見的腸道疾病，每年感染者數以千萬計。傷寒菌會破壞小腸壁，造成發燒、頭痛等症狀，並無明顯特徵；要是不加治療，死亡率超過十分之一，甚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計痊癒者有百分之五是帶原者，他們的糞便會汙染食物、水源，擴散疾病。在美國，廿世紀最初幾十年，傷寒也是公衛人員頭痛的問題。
十年後，回顧當年的新聞報導，貝克不得不承認，當年的樂觀期望過於天真。傷寒菌基因組的資訊的確帶來了新知識，但是治療、篩檢、預防這個疾病的實務，沒有因而改善。傷寒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成為越來越令人擔憂的公衛威脅。
貝克認為這是因為生物醫學大國不再受傷寒之類的「傳統疾病」困擾，缺乏誘因與動機做相關的研究。此外，習慣在資源豐富的實驗室裡做研究的科學家，無法想像臨床實務情境，即使發明了新奇的技術，也可能派不上用場。
貝克以愛滋病的生物醫學做對照組：由於愛滋病是已開發國家的切膚之痛，能夠動員龐大的政治資源投入經費，才能在一九九○年代中期扭轉感染率，提升病人的存活期與生活品質。
可是貝克並沒有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許多知識都能協助我們對抗感染疾病，關於病原與病人的基因組的知識，未必最重要、最有效、或者最經濟。例如最近幾百年人類的頭號殺手肺結核，號稱死神的頭領；一八八二年細菌學之父科霍才分離出它的病原—結核桿菌。然而揪出病原並不保證找到治療方法，即使是科霍也不成，他開發的疫苗無效。
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才分別在美國、瑞典、德國問世。可是在西歐，結核病的死亡人數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開始下降了。在缺乏特效藥的時代，篩檢、隔離病人就足以明顯地促進公眾健康。一九九三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肺結核再度成為全球公衛威脅；估計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感染了結核菌，二○○九年因而死亡一百七十萬人。一九九八年，結核菌的基因組定序完畢，仍沒有促成新奇有效的防治手段。
其實貝克不只是指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這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醫療資源、研究資源、健康願景的全球分布極端不平等。他提醒了我們，催生基因組醫學的人類基因組計畫，從它一九八○年代中在美國逐漸成形，一九九○年開始執行，二○○三年完成，一直以美好的健康願景做為要求政府投入鉅資的口實。在生物醫學大國，這個願景依舊是空中樓閣。愛滋病的例子，並不能證明生物醫學或基因組醫學的威力，因為改變行為（例如使用保險套）便足以降低感染風險。
在不平等的世界中，人心到底還是能夠改變命運的。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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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蘇嘉全講的小故事
蘇嘉全講的小故事
【2011/11/27 聯合報 / 蘇嘉全】
蘇嘉全的父母生了九個小孩，他是家裡的屘仔子，生於一九五六年十月。
在他出生後六年，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台視，在蔣宋美齡按鈕後正式開播；也就是說，在蘇家九個小孩出生前，台灣還沒有電視，蘇家父母當然也沒看過電視。
但蘇嘉全日前卻在桃園一場募款餐會中，講了這樣一個小故事：「我曾經問我父親為什麼生了九個小孩？他說因為當時電視只講國語，他聽不懂也看不懂，只好找我媽媽去睡覺，生了我們一堆小孩。」
蘇嘉全講這個故事，本來是要替蔡英文有客家血統卻不會講客家話辯護，當天他先問台下群眾：「是誰害蔡主席不會講客家話的？」民眾齊聲高喊：「國民黨啦！」接下來蘇嘉全就開始講那個小故事，「只好找我媽媽去睡覺」那句話，更逗得滿場群眾爆笑。
從當天現場反應來看，蘇嘉全講那則故事的傳播效果非常好，台下兩千多位支持者大概也都被他說服：蔡英文不會講客家話，並非她的錯，而是被國民黨害的。
如果沒人查證，這則新聞當然有利於蔡英文爭取客家選票，但偏偏卻有位雞婆網友核查時間後在批踢踢上貼文指出，蘇嘉全出生比台視開播早了六年，可見「蘇家生了九個小孩，顯然和電視只講國語沒有因果關係」。
蘇嘉全被網友抓包，他可能辯稱是無心之過，也可能把責任推給他父親，說老人家年紀大搞錯了時間，但事實上這不是疏忽，也並非瞎掰，而是負面選舉的一個縮影。
稍懂選舉學的人都知道，競選過程中散播攻擊對手的負面訊息，比散播肯定自己的正面訊息，更能讓選民印象深刻，許多精心設計的負面訊息，例如以故事或詼諧溫馨手法包裝的負面訊息，也比直接抹黑對手更有傳播效果，不但能鞏固基本盤，也有分化或弱化中間選民支持競選對手的作用。
換句話說，負面選舉打的是印象戰，目的是要塑造選民對於對手的負面印象，即使有些負面訊息純屬虛構，但因查無實據，卻常讓對手百口莫辯；而且，打負面選戰的訣竅是先指控先贏，就像甲指控乙是小偷，乙雖然一再澄清也證明自己並非小偷，但乙是小偷的印象，在部分選民的認知中卻難以抹滅。
再以總統密會組頭風波為例，陳明文最近雖然替陳盈助抱屈，說他「不是壞人，是個好人」，曾是立院三寶之一的蔡啟芳更說陳「是個大好人」，但在許多選民心中，馬英九密會黑道賭盤大亨並索取三億獻金的印象，卻不會因為陳盈助由壞人突然變成好人而改變，前幾天痛罵馬英九墮落的那些民進黨高幹，更不會改口說「抱歉，我們搞錯了，馬英九見的其實是個大好人」；也就是說，民進黨雖替陳盈助洗刷了負面形象，但卻達成了塑造馬英九負面形象的目的，一石二鳥又正反相合，這種負面選戰打得真是高明。
謝長廷不久前才說「這次選舉負面選舉少很多，沒什麼火花」，蔡英文也矢言「要脫離過去負面攻擊、扭曲與抹黑的選舉方法」，但對最近火花四射的負面選舉，他們卻未置一詞，顯然有樂觀其成之意。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去年參選台北市長時，既不發動負面選舉也不跟進負面選舉的蘇貞昌，不知作何感想？他這個輔選最高負責人，難道要讓自己的反負面選舉形象毀於此役，承認負面選舉果然很難超越？
【2011/11/27 聯合報 / 蘇嘉全】
蘇嘉全的父母生了九個小孩，他是家裡的屘仔子，生於一九五六年十月。
在他出生後六年，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台視，在蔣宋美齡按鈕後正式開播；也就是說，在蘇家九個小孩出生前，台灣還沒有電視，蘇家父母當然也沒看過電視。
但蘇嘉全日前卻在桃園一場募款餐會中，講了這樣一個小故事：「我曾經問我父親為什麼生了九個小孩？他說因為當時電視只講國語，他聽不懂也看不懂，只好找我媽媽去睡覺，生了我們一堆小孩。」
蘇嘉全講這個故事，本來是要替蔡英文有客家血統卻不會講客家話辯護，當天他先問台下群眾：「是誰害蔡主席不會講客家話的？」民眾齊聲高喊：「國民黨啦！」接下來蘇嘉全就開始講那個小故事，「只好找我媽媽去睡覺」那句話，更逗得滿場群眾爆笑。
從當天現場反應來看，蘇嘉全講那則故事的傳播效果非常好，台下兩千多位支持者大概也都被他說服：蔡英文不會講客家話，並非她的錯，而是被國民黨害的。
如果沒人查證，這則新聞當然有利於蔡英文爭取客家選票，但偏偏卻有位雞婆網友核查時間後在批踢踢上貼文指出，蘇嘉全出生比台視開播早了六年，可見「蘇家生了九個小孩，顯然和電視只講國語沒有因果關係」。
蘇嘉全被網友抓包，他可能辯稱是無心之過，也可能把責任推給他父親，說老人家年紀大搞錯了時間，但事實上這不是疏忽，也並非瞎掰，而是負面選舉的一個縮影。
稍懂選舉學的人都知道，競選過程中散播攻擊對手的負面訊息，比散播肯定自己的正面訊息，更能讓選民印象深刻，許多精心設計的負面訊息，例如以故事或詼諧溫馨手法包裝的負面訊息，也比直接抹黑對手更有傳播效果，不但能鞏固基本盤，也有分化或弱化中間選民支持競選對手的作用。
換句話說，負面選舉打的是印象戰，目的是要塑造選民對於對手的負面印象，即使有些負面訊息純屬虛構，但因查無實據，卻常讓對手百口莫辯；而且，打負面選戰的訣竅是先指控先贏，就像甲指控乙是小偷，乙雖然一再澄清也證明自己並非小偷，但乙是小偷的印象，在部分選民的認知中卻難以抹滅。
再以總統密會組頭風波為例，陳明文最近雖然替陳盈助抱屈，說他「不是壞人，是個好人」，曾是立院三寶之一的蔡啟芳更說陳「是個大好人」，但在許多選民心中，馬英九密會黑道賭盤大亨並索取三億獻金的印象，卻不會因為陳盈助由壞人突然變成好人而改變，前幾天痛罵馬英九墮落的那些民進黨高幹，更不會改口說「抱歉，我們搞錯了，馬英九見的其實是個大好人」；也就是說，民進黨雖替陳盈助洗刷了負面形象，但卻達成了塑造馬英九負面形象的目的，一石二鳥又正反相合，這種負面選戰打得真是高明。
謝長廷不久前才說「這次選舉負面選舉少很多，沒什麼火花」，蔡英文也矢言「要脫離過去負面攻擊、扭曲與抹黑的選舉方法」，但對最近火花四射的負面選舉，他們卻未置一詞，顯然有樂觀其成之意。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去年參選台北市長時，既不發動負面選舉也不跟進負面選舉的蘇貞昌，不知作何感想？他這個輔選最高負責人，難道要讓自己的反負面選舉形象毀於此役，承認負面選舉果然很難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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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鴻：建國百年活動-極權思想下的產物
《星期專訪》建國百年活動-極權思想下的產物
[2011-11-28自由時報 / 鴻鴻] 記者黃以敬／專訪
「『夢想家』音樂劇兩個晚上演出就燒掉二．一五億元，但政府對國內傑出藝文表演團體的常態性補助，一整年卻只有兩億元，還要八十多個團體去爭取，這卻根本不夠政府高層做兩個晚上的夢！藝文界能不火嗎？」
熱鬧長達一年的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經費浮濫引發各界撻伐，藝文界更發出怒吼，要求「終結百年煙火、開啟文化元年」，短短兩週就有近兩千名藝術家及團體連署；發起人之一、黑眼睛劇團導演鴻鴻（閻鴻亞）指出，藝文經費不足，如今更是嚴重不均，且是政治人物在分配資源，以選舉、嘉年華式的思維在扭曲文化政策與發展，太過荒謬。
嘉年華式思維扭曲文化政策
Ｑ：「夢想家」引發藝文界罕見的集體反彈，欲凸顯哪些不滿與疑慮？
Ａ：藝文經費不足與不均，不是「一日之寒」，從花博、聽障奧運，就感受到大量資源被拉去做政府活動，藝文團體很難申請常態經費或場地。花博時期，幾乎文建會與台北市所有文化經費都拿去做花博，開幕就花了近兩億元。許多常態基層藝文活動無法延續，例如辦了十年的台北詩歌節就停辦。
諷刺的是，花博又砸大錢徵求演出與人力，為了活下去，藝術家必須配合花博模式，大都是一、兩天短期、在行動帳篷的演出，大多數團隊其實不滿意品質，硬軟體也多無法延續。聽奧也光是開幕、閉幕晚會就用了四．七億元，經費嚇人，但場景臨時搭造、團隊很累，軟硬體與經驗卻也都無法延續。
建國百年活動更是極端誇張，兩場夢想家音樂劇二．一五億元，文建會更拿了至少十七億元補助建百；以往藝文團體申請補助有幾萬元就很高興了，從不敢想一場可以「億元起跳的」，因此長期積怨被引爆，藝文界終於忍不住跳出來說話。而且很快就達成共識、提出文化改革的訴求，就是因為有共同的憂慮。
最詬病的是政府高層不懂文化，不去思索對藝術文化做長期扶植與扎根，卻不斷以短暫式、嘉年華式的思維，去分配文化經費及補助，要求藝文團隊配合政府做政策宣導。政府整個的文化政策及思維根本是錯誤、荒謬的。
文創口號讓創作思維商業化
Ｑ：政府也處處宣揚「文創產業」，藝文界似乎也不認同？
Ａ：這筆四年、二百六十二億元的文創方案經費，更是另一荒謬的事，藝文界早就反對聲浪四起。
藝文界不是不希望文化可以形成產業或提高產值， 但政府喊得震天價響，主要是因為這是最可以「操控文化」的方式，官方很自豪把企業引進來行銷藝術家，結果突然出現十幾家文創公司，選擇配合的藝文作者，包裝漂亮的行銷案申請補助。也許部分藝術家會很高興創作成本可以提早回收，但藝術文化卻也變成商品化，產生藝術創作單一化、思維商業化的危機，英國過去推行就不成功。
其實每個藝術家與團隊的創作，可做的與社會貢獻是不一樣的，不是每個都要賣錢。例如王文興的小說「家變」，三十年來可能只賣幾千本，但對整個台灣文壇創作的影響卻如此深遠，甚至改寫台灣文學史。
近日被盜賣的故宮國寶數位化計畫，也是一慘例，原來具有公共性和文化性價值的故宮國寶，不斷地被複製賤賣，成為業者向全民牟利的工具，擴大社教的功能被侵蝕。
又如華山藝文特區，過去是藝術家占地做為藝術實驗園地，但為創造營收，發包給業者營運，結果餐廳一家接著一家開、場租越來越貴，變成民眾去吃飯、順便看展的「消費型文化」，藝術家根本無法在其中發想、演練。後續還有建國啤酒廠、松山菸廠及大巨蛋等諸多類似開發案，令人憂心。
目前的文創方案，其實文化、創意很少，著重的是產業。藝術家連創作、排練的場地都沒有，創作環境嚴重缺乏，政府卻不斷砸錢去建構行銷廣告管道、去興建大型演出場地，根本是本末倒置。因此，藝文界呼籲凍結並檢討文創方案，也不要再花大錢建文化園區變成蚊子館。
缺乏文化論述藝術手法低劣
Ｑ：夢想家案例，看到政治與藝術似有不可分的糾葛？
Ａ：無論是花博、聽奧或是建百活動，大概只能說極權思想下的產物，基本上是要「歌功頌德」。節慶要開心，建百音樂劇當然可以唱歌跳舞，但除了太昂貴，引人詬病的也在於其中缺乏文化論述或說法，直接由黃花崗革命跳到現在，讓國人好像必須直接承接中華民國的正統，甚至出現「宇宙人」來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讓許多藝文界人士啼笑皆非。藝術手法低劣，後面意識形態還避重就輕，根本很難凝聚民眾認同。
若是藝術家拿人手短、對創作品質自我矮化，接案者就須自己去面對社會檢視，他們必須自己去維護聲譽，恐怕因此毀於一旦。
至於文建會主委盛治仁下台，有人說是「代罪羔羊」、揭露出建百經費其實是「馬英九、吳敦義決定的」，這筆經費到底是誰決定的？就應該徹查，必須負起責任。
可能就因為是馬總統、吳院長在主導分配建百預算，根本不覺得這是文化經費，應該更像是一種選舉造勢經費，所以只要辦熱熱鬧鬧的活動，根本沒去思考如何做好文化工作。
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也有諸如冬山河、童玩藝術節等政治主導的活動，但起碼有與在地文化結合，拉拔本土藝術家，但花博、建百及諸如近期北美館的印象派畫展等，多是崇拜國外藝術家，例如跨年晚會，中國爆破專家蔡國強的兩場煙火秀就要上億元，各縣市也接連不斷地放煙火，台灣的梵谷、莫內卻因此挨餓無法成形。所以藝文界呼籲終結「煙火文化」、把資源用在該用的地方。
拒讓政治人物主導經費安排
Ｑ：目前文化經費只一．六％，馬總統承諾四％已跳票，但如果文化經費真的大增，對其運用有信心嗎？
Ａ：文化經費要增到總預算四％，就是馬英九總統以前選舉時喊出來的，藝文界也很好奇為什麼是四％？要怎麼用？應是馬總統要向全民說明。
藝文界當然樂見經費增加，但重要是要先檢討，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文化？對政府官員而言，常是要看到銷售數據，或是可在國際炫耀，甚至有文化官員坦承，只要參觀人次多、沒有負面的客訴，活動就算是成功的。
藝文界並不希望由於夢想家爭議，導致文化經費分配又受到一年一標的採購法限制、走上回頭路；但台灣不需要砸更多錢去辦嘉年華，未來不能還是由政府高官在辦公室分配經費、決定政策，不能再讓不專業的政治人物來主導。
從電影、藝文到美術，台灣需要更多常設性的資料蒐集、保存、研究到國內外交流推廣的專業組織機構，也希望能有專業的常設法人機構來建議經費分配，藝文界喊了多年，政府卻都充耳不聞。
此外，總統不會找藝文人士去當國防部長，卻會找政治人物來當文建會主委，會拿文化預算去辦造勢活動，在在證明文化被邊緣化的悲哀；未來文化部就算成立，從經費預算到部長人選，政府不能再讓藝文界失望。
[2011-11-28自由時報 / 鴻鴻] 記者黃以敬／專訪
「『夢想家』音樂劇兩個晚上演出就燒掉二．一五億元，但政府對國內傑出藝文表演團體的常態性補助，一整年卻只有兩億元，還要八十多個團體去爭取，這卻根本不夠政府高層做兩個晚上的夢！藝文界能不火嗎？」
熱鬧長達一年的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經費浮濫引發各界撻伐，藝文界更發出怒吼，要求「終結百年煙火、開啟文化元年」，短短兩週就有近兩千名藝術家及團體連署；發起人之一、黑眼睛劇團導演鴻鴻（閻鴻亞）指出，藝文經費不足，如今更是嚴重不均，且是政治人物在分配資源，以選舉、嘉年華式的思維在扭曲文化政策與發展，太過荒謬。
嘉年華式思維扭曲文化政策
Ｑ：「夢想家」引發藝文界罕見的集體反彈，欲凸顯哪些不滿與疑慮？
Ａ：藝文經費不足與不均，不是「一日之寒」，從花博、聽障奧運，就感受到大量資源被拉去做政府活動，藝文團體很難申請常態經費或場地。花博時期，幾乎文建會與台北市所有文化經費都拿去做花博，開幕就花了近兩億元。許多常態基層藝文活動無法延續，例如辦了十年的台北詩歌節就停辦。
諷刺的是，花博又砸大錢徵求演出與人力，為了活下去，藝術家必須配合花博模式，大都是一、兩天短期、在行動帳篷的演出，大多數團隊其實不滿意品質，硬軟體也多無法延續。聽奧也光是開幕、閉幕晚會就用了四．七億元，經費嚇人，但場景臨時搭造、團隊很累，軟硬體與經驗卻也都無法延續。
建國百年活動更是極端誇張，兩場夢想家音樂劇二．一五億元，文建會更拿了至少十七億元補助建百；以往藝文團體申請補助有幾萬元就很高興了，從不敢想一場可以「億元起跳的」，因此長期積怨被引爆，藝文界終於忍不住跳出來說話。而且很快就達成共識、提出文化改革的訴求，就是因為有共同的憂慮。
最詬病的是政府高層不懂文化，不去思索對藝術文化做長期扶植與扎根，卻不斷以短暫式、嘉年華式的思維，去分配文化經費及補助，要求藝文團隊配合政府做政策宣導。政府整個的文化政策及思維根本是錯誤、荒謬的。
文創口號讓創作思維商業化
Ｑ：政府也處處宣揚「文創產業」，藝文界似乎也不認同？
Ａ：這筆四年、二百六十二億元的文創方案經費，更是另一荒謬的事，藝文界早就反對聲浪四起。
藝文界不是不希望文化可以形成產業或提高產值， 但政府喊得震天價響，主要是因為這是最可以「操控文化」的方式，官方很自豪把企業引進來行銷藝術家，結果突然出現十幾家文創公司，選擇配合的藝文作者，包裝漂亮的行銷案申請補助。也許部分藝術家會很高興創作成本可以提早回收，但藝術文化卻也變成商品化，產生藝術創作單一化、思維商業化的危機，英國過去推行就不成功。
其實每個藝術家與團隊的創作，可做的與社會貢獻是不一樣的，不是每個都要賣錢。例如王文興的小說「家變」，三十年來可能只賣幾千本，但對整個台灣文壇創作的影響卻如此深遠，甚至改寫台灣文學史。
近日被盜賣的故宮國寶數位化計畫，也是一慘例，原來具有公共性和文化性價值的故宮國寶，不斷地被複製賤賣，成為業者向全民牟利的工具，擴大社教的功能被侵蝕。
又如華山藝文特區，過去是藝術家占地做為藝術實驗園地，但為創造營收，發包給業者營運，結果餐廳一家接著一家開、場租越來越貴，變成民眾去吃飯、順便看展的「消費型文化」，藝術家根本無法在其中發想、演練。後續還有建國啤酒廠、松山菸廠及大巨蛋等諸多類似開發案，令人憂心。
目前的文創方案，其實文化、創意很少，著重的是產業。藝術家連創作、排練的場地都沒有，創作環境嚴重缺乏，政府卻不斷砸錢去建構行銷廣告管道、去興建大型演出場地，根本是本末倒置。因此，藝文界呼籲凍結並檢討文創方案，也不要再花大錢建文化園區變成蚊子館。
缺乏文化論述藝術手法低劣
Ｑ：夢想家案例，看到政治與藝術似有不可分的糾葛？
Ａ：無論是花博、聽奧或是建百活動，大概只能說極權思想下的產物，基本上是要「歌功頌德」。節慶要開心，建百音樂劇當然可以唱歌跳舞，但除了太昂貴，引人詬病的也在於其中缺乏文化論述或說法，直接由黃花崗革命跳到現在，讓國人好像必須直接承接中華民國的正統，甚至出現「宇宙人」來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讓許多藝文界人士啼笑皆非。藝術手法低劣，後面意識形態還避重就輕，根本很難凝聚民眾認同。
若是藝術家拿人手短、對創作品質自我矮化，接案者就須自己去面對社會檢視，他們必須自己去維護聲譽，恐怕因此毀於一旦。
至於文建會主委盛治仁下台，有人說是「代罪羔羊」、揭露出建百經費其實是「馬英九、吳敦義決定的」，這筆經費到底是誰決定的？就應該徹查，必須負起責任。
可能就因為是馬總統、吳院長在主導分配建百預算，根本不覺得這是文化經費，應該更像是一種選舉造勢經費，所以只要辦熱熱鬧鬧的活動，根本沒去思考如何做好文化工作。
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也有諸如冬山河、童玩藝術節等政治主導的活動，但起碼有與在地文化結合，拉拔本土藝術家，但花博、建百及諸如近期北美館的印象派畫展等，多是崇拜國外藝術家，例如跨年晚會，中國爆破專家蔡國強的兩場煙火秀就要上億元，各縣市也接連不斷地放煙火，台灣的梵谷、莫內卻因此挨餓無法成形。所以藝文界呼籲終結「煙火文化」、把資源用在該用的地方。
拒讓政治人物主導經費安排
Ｑ：目前文化經費只一．六％，馬總統承諾四％已跳票，但如果文化經費真的大增，對其運用有信心嗎？
Ａ：文化經費要增到總預算四％，就是馬英九總統以前選舉時喊出來的，藝文界也很好奇為什麼是四％？要怎麼用？應是馬總統要向全民說明。
藝文界當然樂見經費增加，但重要是要先檢討，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文化？對政府官員而言，常是要看到銷售數據，或是可在國際炫耀，甚至有文化官員坦承，只要參觀人次多、沒有負面的客訴，活動就算是成功的。
藝文界並不希望由於夢想家爭議，導致文化經費分配又受到一年一標的採購法限制、走上回頭路；但台灣不需要砸更多錢去辦嘉年華，未來不能還是由政府高官在辦公室分配經費、決定政策，不能再讓不專業的政治人物來主導。
從電影、藝文到美術，台灣需要更多常設性的資料蒐集、保存、研究到國內外交流推廣的專業組織機構，也希望能有專業的常設法人機構來建議經費分配，藝文界喊了多年，政府卻都充耳不聞。
此外，總統不會找藝文人士去當國防部長，卻會找政治人物來當文建會主委，會拿文化預算去辦造勢活動，在在證明文化被邊緣化的悲哀；未來文化部就算成立，從經費預算到部長人選，政府不能再讓藝文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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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1
楊照：避菁英、品味唯恐不及的選戰
避菁英、品味唯恐不及的選戰
【2011/11/19 聯合報╱楊照】
台灣的選舉，持續朝著更加「民粹」的方向發展，這是個清楚的事實。最能夠顯現這項事實的，弔詭地，正就在於今年選舉中很少見到「民粹」兩個字，很少聽到對於「民粹」的批評。
經過多年的洗禮，這個社會已經接受「民粹」之必要，內化「民粹」的價值，所以就不會再用負面的角度提「民粹」了。
往常的選舉，尤其是高層次的選舉，一定要上演參選人「請益」的戲碼，風塵僕僕到處拜訪「大老」，尋求各個領域「大老」的支持讚美。還有，總統參選人幾乎毫無例外一定要去拜會大教團的山門領袖，證嚴法師、聖嚴法師、星雲法師、惟覺老和尚，哪個總統參選人沒有大肆宣傳和他們見面的場合？
今年，沒人在意「請益」了。總統府的「台灣之光」計畫，找的很多都是在社會上能見度不高，從事邊緣冷門行業，卻卓有貢獻的人。佛教大教團的重要性，也被「廟口開講」的形式取代了，地方性的佛道廟宇熱鬧烘烘的場子，才是參選人積極要去的地方。
正因為兩位參選人的學歷和形象都偏向傳統菁英，他們就更是不約而同選擇了以「民粹」領域決勝負。於是兩人都生怕和菁英、權威扯上任何關係，先入為主覺得一旦沾上了菁英，就爭取不到年輕選民，也爭取不到中南部選票。這樣的心態甚至引來蔡英文亟亟否認自己念的是「名校」。嗯，蔡主席大學念的是台大法律系，高中念的是中山女中，如果這兩個學校不是「名校」，那台灣還有什麼「名校」？
沒錯，重點就在於強調：和馬英九相比，蔡英文念的學校沒有那麼「名校」，想辦法撇清自己的菁英色彩。
別迷信菁英，用一種平等的眼光來看待這個社會，不是壞事。不過選舉選到這樣迴避菁英唯恐不及，顯然也不是什麼健康的好事。
第一樁可惜的，是這樣兩個擁有高度知識能力的參選人，卻不能藉由選舉提供什麼具備知識密度、可以刺激社會思考的意見，動員那麼多資源，吸引那麼多注意，竟然連一點傳播知識的作用都沒有。
第二樁可惜的，是如此全面擁抱「民粹」，必然敗壞社會的基本文化品味，並且壓縮文化藝術精緻發展的空間。「夢想家」事件最根本的肇因，其實就在品味，主事者以為有大型活動，讓很多人可以參與熱鬧，就可以合理化兩億多的預算，背後是再「民粹」不過的邏輯，並且先入為主覺得只要在「民粹」邏輯上站得住腳，藝文界的菁英意見、品味批判就不足為恤。
中央部會主管文化事務的官員，都如此看輕菁英，如此大方地宣揚自己的壞品味，我們怎麼還能期待這個社會真正能走上精緻創意與服務的道路呢?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2011/11/19 聯合報╱楊照】
台灣的選舉，持續朝著更加「民粹」的方向發展，這是個清楚的事實。最能夠顯現這項事實的，弔詭地，正就在於今年選舉中很少見到「民粹」兩個字，很少聽到對於「民粹」的批評。
經過多年的洗禮，這個社會已經接受「民粹」之必要，內化「民粹」的價值，所以就不會再用負面的角度提「民粹」了。
往常的選舉，尤其是高層次的選舉，一定要上演參選人「請益」的戲碼，風塵僕僕到處拜訪「大老」，尋求各個領域「大老」的支持讚美。還有，總統參選人幾乎毫無例外一定要去拜會大教團的山門領袖，證嚴法師、聖嚴法師、星雲法師、惟覺老和尚，哪個總統參選人沒有大肆宣傳和他們見面的場合？
今年，沒人在意「請益」了。總統府的「台灣之光」計畫，找的很多都是在社會上能見度不高，從事邊緣冷門行業，卻卓有貢獻的人。佛教大教團的重要性，也被「廟口開講」的形式取代了，地方性的佛道廟宇熱鬧烘烘的場子，才是參選人積極要去的地方。
正因為兩位參選人的學歷和形象都偏向傳統菁英，他們就更是不約而同選擇了以「民粹」領域決勝負。於是兩人都生怕和菁英、權威扯上任何關係，先入為主覺得一旦沾上了菁英，就爭取不到年輕選民，也爭取不到中南部選票。這樣的心態甚至引來蔡英文亟亟否認自己念的是「名校」。嗯，蔡主席大學念的是台大法律系，高中念的是中山女中，如果這兩個學校不是「名校」，那台灣還有什麼「名校」？
沒錯，重點就在於強調：和馬英九相比，蔡英文念的學校沒有那麼「名校」，想辦法撇清自己的菁英色彩。
別迷信菁英，用一種平等的眼光來看待這個社會，不是壞事。不過選舉選到這樣迴避菁英唯恐不及，顯然也不是什麼健康的好事。
第一樁可惜的，是這樣兩個擁有高度知識能力的參選人，卻不能藉由選舉提供什麼具備知識密度、可以刺激社會思考的意見，動員那麼多資源，吸引那麼多注意，竟然連一點傳播知識的作用都沒有。
第二樁可惜的，是如此全面擁抱「民粹」，必然敗壞社會的基本文化品味，並且壓縮文化藝術精緻發展的空間。「夢想家」事件最根本的肇因，其實就在品味，主事者以為有大型活動，讓很多人可以參與熱鬧，就可以合理化兩億多的預算，背後是再「民粹」不過的邏輯，並且先入為主覺得只要在「民粹」邏輯上站得住腳，藝文界的菁英意見、品味批判就不足為恤。
中央部會主管文化事務的官員，都如此看輕菁英，如此大方地宣揚自己的壞品味，我們怎麼還能期待這個社會真正能走上精緻創意與服務的道路呢?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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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看見不一樣的月光
張小虹：看見不一樣的月光
【2011/11/20 聯合報╱張小虹】
當電影銀幕上滿滿整片蓊鬱山林撲面而來，那種刺痛人的綠，讓從小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我，坐在黑暗的電影院裡垂淚不已，既讚嘆著台灣的山林之美，也羞愧著自己對原住民歷史文化的無知。
而就在《賽德克．巴萊》轟動推出、引發熱烈討論之際，另一部有關原住民部落的電影《不一樣的月光》也順利排入上映的檔期。兩部電影相較，一是耗費七億的大成本大製作，原民抗爭的壯闊男性史詩，一則是靠補助與捐款的小成本小製作，原民現代生活的愛情小品，但兩者卻可以在當前台灣方興未艾的原住民影像生產上，產生積極且具創造力的對話。
首先，是涉及創作者的身分政治。《賽德克．巴萊》推出至今引發的爭議之一，便在於對該片漢人製作團隊、跨國技術合作生產模式之質疑，批判者多以「你所不知道的霧社事件」、「你看不到的原民信仰」為出發，挑戰該片「漢人思惟」導致的遮蔽與誤識。
故若順此邏輯推論，那《不一樣的月光》就真的非常不一樣。該片是台灣第一部由原住民導演所拍攝的劇情長片，拍攝的現場就是導演陳潔瑤土生土長的宜蘭南澳部落，演員與製作發行團隊也多以部落之人為主，就連在《賽德克．巴萊》裡精彩飾演中年莫那魯道的林慶台牧師，也在《不一樣的月光》中回歸其牧師本業，在教堂裡布道。
除了泰雅族導演拍泰雅族部落，該片在「身分認同」的正當性，更可上溯到家族歷史。導演陳潔瑤的阿嬤，正是當年失足落水泰雅少女沙韻的同學松村美代子，也正是松村美代子在中山堂的一曲高歌《追思沙韻少女》，打動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清，而有後續「沙韻之鐘」與一系列打造愛國少女的皇民化行動。
但「身分認同」的簡化思惟，從來就不是評斷影像美學／政治的關鍵要件，若以出身來斷影片的好壞與真假，對漢人導演魏德聖不公平，對初試啼聲、卻一鳴驚人的原住民導演陳潔瑤，也一樣不公平。
故問題不在於打壓漢人導演不能或不會拍原住民，而在於凸顯原住民由被拍攝客體成為編導製作主體的歷史轉變。唯有讓「身分本質化」退場，與讓「歷史脈絡化」進場的同時，我們才能真正敬佩漢人導演魏德聖的苦心孤詣，也才能真正珍惜同為「原住民」與「女性」導演陳潔瑤的一路堅持。
《不一樣的月光》更成功回應《賽德克．巴萊》所引發的另一個爭議點：歷史詮釋的多義（異）性。該片描述外地劇組進入部落，尋訪「沙韻傳奇」，巧遇愛打獵也愛踢足球的部落高中生尤幹及其朋友家人。
「劇中劇」的後設形式，不僅讓該片能穿插遊走在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影像細緻清新，流暢動人，更讓鏡頭前受訪居民的可愛反應，徹底鬆動了歷史的一言堂：即便只是發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事件，同部落族人卻沒人能確定當日為日本老師送行的學生人數，甚至沙韻當時的年齡，而部落高中生尤幹的女友，也叫沙韻，尤幹阿公老獵人手執泛黃照片追憶《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是沙韻。歷史不曾灰飛煙滅，歷史只是眾說紛紜。
《不一樣的月光》是一雙敏銳真誠的大眼睛，用影像生動書寫著原民文化的日常，讓「看見」成為可能，讓「不一樣」成為動態差異的過程。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2011/11/20 聯合報╱張小虹】
當電影銀幕上滿滿整片蓊鬱山林撲面而來，那種刺痛人的綠，讓從小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我，坐在黑暗的電影院裡垂淚不已，既讚嘆著台灣的山林之美，也羞愧著自己對原住民歷史文化的無知。
而就在《賽德克．巴萊》轟動推出、引發熱烈討論之際，另一部有關原住民部落的電影《不一樣的月光》也順利排入上映的檔期。兩部電影相較，一是耗費七億的大成本大製作，原民抗爭的壯闊男性史詩，一則是靠補助與捐款的小成本小製作，原民現代生活的愛情小品，但兩者卻可以在當前台灣方興未艾的原住民影像生產上，產生積極且具創造力的對話。
首先，是涉及創作者的身分政治。《賽德克．巴萊》推出至今引發的爭議之一，便在於對該片漢人製作團隊、跨國技術合作生產模式之質疑，批判者多以「你所不知道的霧社事件」、「你看不到的原民信仰」為出發，挑戰該片「漢人思惟」導致的遮蔽與誤識。
故若順此邏輯推論，那《不一樣的月光》就真的非常不一樣。該片是台灣第一部由原住民導演所拍攝的劇情長片，拍攝的現場就是導演陳潔瑤土生土長的宜蘭南澳部落，演員與製作發行團隊也多以部落之人為主，就連在《賽德克．巴萊》裡精彩飾演中年莫那魯道的林慶台牧師，也在《不一樣的月光》中回歸其牧師本業，在教堂裡布道。
除了泰雅族導演拍泰雅族部落，該片在「身分認同」的正當性，更可上溯到家族歷史。導演陳潔瑤的阿嬤，正是當年失足落水泰雅少女沙韻的同學松村美代子，也正是松村美代子在中山堂的一曲高歌《追思沙韻少女》，打動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清，而有後續「沙韻之鐘」與一系列打造愛國少女的皇民化行動。
但「身分認同」的簡化思惟，從來就不是評斷影像美學／政治的關鍵要件，若以出身來斷影片的好壞與真假，對漢人導演魏德聖不公平，對初試啼聲、卻一鳴驚人的原住民導演陳潔瑤，也一樣不公平。
故問題不在於打壓漢人導演不能或不會拍原住民，而在於凸顯原住民由被拍攝客體成為編導製作主體的歷史轉變。唯有讓「身分本質化」退場，與讓「歷史脈絡化」進場的同時，我們才能真正敬佩漢人導演魏德聖的苦心孤詣，也才能真正珍惜同為「原住民」與「女性」導演陳潔瑤的一路堅持。
《不一樣的月光》更成功回應《賽德克．巴萊》所引發的另一個爭議點：歷史詮釋的多義（異）性。該片描述外地劇組進入部落，尋訪「沙韻傳奇」，巧遇愛打獵也愛踢足球的部落高中生尤幹及其朋友家人。
「劇中劇」的後設形式，不僅讓該片能穿插遊走在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影像細緻清新，流暢動人，更讓鏡頭前受訪居民的可愛反應，徹底鬆動了歷史的一言堂：即便只是發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事件，同部落族人卻沒人能確定當日為日本老師送行的學生人數，甚至沙韻當時的年齡，而部落高中生尤幹的女友，也叫沙韻，尤幹阿公老獵人手執泛黃照片追憶《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是沙韻。歷史不曾灰飛煙滅，歷史只是眾說紛紜。
《不一樣的月光》是一雙敏銳真誠的大眼睛，用影像生動書寫著原民文化的日常，讓「看見」成為可能，讓「不一樣」成為動態差異的過程。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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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從友善到一言堂
從友善到一言堂
【2011/11/21 聯合報 / 王正方】
某大陸雜誌主筆談台灣印象：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熱心……助人為樂的美德有了傳人。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很多外國友人對台灣最深刻的印象，通常也是台灣人的「友善」。
「友善」成為社會風氣，算是文明的表現。但是友善得過分，就變成「鄉愿」。鄉愿成了行為準則，能喪失獨立批評精神，摧毀鑑賞能力。台灣的觀眾是全世界最捧場的一群，任何國外團體來表演，都起立鼓掌，大呼bravo、encore。但有的表演真不怎麼樣，何必興奮？
別的行業不敢妄論，單說影劇這個行當，台灣影評、劇評人的專業評論平台根本不存在。見到的多是言過其實的吹噓、隱惡揚善的宣傳品。抓背撓癢癢，互相標榜，漫無止境的捧上天，台灣就出現數不清的「大師」。一旦有「大師」的稱號（多數是互相封贈，比大學推甄容易），就吃香喝辣，受用不盡。。
有戲劇大師、文學大師、哲學大師、藝術大師、創意大師、烹飪大師、美容大師、搞笑大師……。某小朋友畢業，獲「美術大師獎」，觀禮時發現同學們都得到大師獎，大師窮斯濫矣！
一念之「善」，友愛和睦，只表揚優點，姑息原諒，致命的缺點就不斷滋生蔓延。許多大師從不知道自己的缺點，盡情發揮短處，最終作品乏人問津。觀眾永遠有不買票看戲的天賦人權，國片市場曾因之蕭條。
即便是真正的大師，作品也要受得起批判和檢驗。大師的先決條件是有自知之明。海明威說：好的作家心中都有一具大糞檢測器（shit detector）。作品太臭，自己頭一個聞到，就趕快沖掉吧！沒有監測器，得靠公平的批評制度來維持專業水準。
國外有聲望、具公信力的影評人，不是影劇業工作者，球員不可兼任裁判。他們有專業訓練和知識，文化素養深，觀點獨到，言之有物，可以專靠寫影評維生。好的影評不帶情緒性辭句，能在爛片中找出優點，領著觀眾從他的角度看戲，往往令人茅塞頓開，獲益良多。如果同時有好幾位具水準的影評人，對一部戲發表不同看法，當地的觀眾就有福了。但此地的氛圍不對，寫評論文字報酬不高，既犯口業又落得人緣不好，何必自苦如此？
台灣還有可怕的現象，老是請政治人物評論電影；電影中的寓意我有聽到，覺得和某些人的距離很近。愛台灣的人必需去看這部電影等等。
政黨名人是最不合格的影評人，從政之後忙著跑攤，極少看戲，即便以前有幾個活著的藝術細胞，如今也都僵化、政治化了。影劇工作者切莫自貶身價，為擴大宣傳，找知名政治人物來評論，辛苦完成的電影，反被利用成政治宣傳工具，太對不起自己了。
缺乏批評制度，任何行業都會迅速腐化衰敗，便漸漸露出下世的光景來。廿多年前的國片，一片叫好聲，影評一面倒，有相反的意見就被圍剿。後來國片沒人要看，沉寂了好多年。前車之鑒，千萬不可忽視。
國片在復甦，形勢大好，啦啦隊不少，還是沒出現具真知灼見的影評。既然要「評」，就有褒有貶。動輒祭起不愛台灣、不支持國片的帽子，壓力太沉重。
從友善衍生出鄉愿，不小心就淪為沒有公正批評，言論一致的地方。「一言堂」是一劑毒藥，它曾致人於死地多次。
（作者為電影導演）
【2011/11/21 聯合報 / 王正方】
某大陸雜誌主筆談台灣印象：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熱心……助人為樂的美德有了傳人。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很多外國友人對台灣最深刻的印象，通常也是台灣人的「友善」。
「友善」成為社會風氣，算是文明的表現。但是友善得過分，就變成「鄉愿」。鄉愿成了行為準則，能喪失獨立批評精神，摧毀鑑賞能力。台灣的觀眾是全世界最捧場的一群，任何國外團體來表演，都起立鼓掌，大呼bravo、encore。但有的表演真不怎麼樣，何必興奮？
別的行業不敢妄論，單說影劇這個行當，台灣影評、劇評人的專業評論平台根本不存在。見到的多是言過其實的吹噓、隱惡揚善的宣傳品。抓背撓癢癢，互相標榜，漫無止境的捧上天，台灣就出現數不清的「大師」。一旦有「大師」的稱號（多數是互相封贈，比大學推甄容易），就吃香喝辣，受用不盡。。
有戲劇大師、文學大師、哲學大師、藝術大師、創意大師、烹飪大師、美容大師、搞笑大師……。某小朋友畢業，獲「美術大師獎」，觀禮時發現同學們都得到大師獎，大師窮斯濫矣！
一念之「善」，友愛和睦，只表揚優點，姑息原諒，致命的缺點就不斷滋生蔓延。許多大師從不知道自己的缺點，盡情發揮短處，最終作品乏人問津。觀眾永遠有不買票看戲的天賦人權，國片市場曾因之蕭條。
即便是真正的大師，作品也要受得起批判和檢驗。大師的先決條件是有自知之明。海明威說：好的作家心中都有一具大糞檢測器（shit detector）。作品太臭，自己頭一個聞到，就趕快沖掉吧！沒有監測器，得靠公平的批評制度來維持專業水準。
國外有聲望、具公信力的影評人，不是影劇業工作者，球員不可兼任裁判。他們有專業訓練和知識，文化素養深，觀點獨到，言之有物，可以專靠寫影評維生。好的影評不帶情緒性辭句，能在爛片中找出優點，領著觀眾從他的角度看戲，往往令人茅塞頓開，獲益良多。如果同時有好幾位具水準的影評人，對一部戲發表不同看法，當地的觀眾就有福了。但此地的氛圍不對，寫評論文字報酬不高，既犯口業又落得人緣不好，何必自苦如此？
台灣還有可怕的現象，老是請政治人物評論電影；電影中的寓意我有聽到，覺得和某些人的距離很近。愛台灣的人必需去看這部電影等等。
政黨名人是最不合格的影評人，從政之後忙著跑攤，極少看戲，即便以前有幾個活著的藝術細胞，如今也都僵化、政治化了。影劇工作者切莫自貶身價，為擴大宣傳，找知名政治人物來評論，辛苦完成的電影，反被利用成政治宣傳工具，太對不起自己了。
缺乏批評制度，任何行業都會迅速腐化衰敗，便漸漸露出下世的光景來。廿多年前的國片，一片叫好聲，影評一面倒，有相反的意見就被圍剿。後來國片沒人要看，沉寂了好多年。前車之鑒，千萬不可忽視。
國片在復甦，形勢大好，啦啦隊不少，還是沒出現具真知灼見的影評。既然要「評」，就有褒有貶。動輒祭起不愛台灣、不支持國片的帽子，壓力太沉重。
從友善衍生出鄉愿，不小心就淪為沒有公正批評，言論一致的地方。「一言堂」是一劑毒藥，它曾致人於死地多次。
（作者為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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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7
王正方：李安請吃飯
李安請吃飯
【2011/11/16-17 聯合報 王正方】
李安在台中水湳機場密閉式地拍戲九個月，全沒消息，連狗仔隊的報導也很少見，保密工作嚴實。本來嘛！拍片的時候貴在一心專注，宣傳工作不妨押後。再說咱們李大導演都混到這個份兒上了，走到哪兒都是新聞，還怕宣傳得不夠？
接到他弟妹的電話，李安後天就要回美國，今晚邀二三老友餐敘。上次我們在羅曼菲的追思會上共聚台下，欣賞曼菲的二姊演唱崑曲，許芳宜同場表演她懷念老師的自編舞。羅家二姊嗓音甜美，一開腔我們就止不住的熱淚簌簌而下。去了後台，李安還強顏歡笑對二姊說：「你這是在光著屁股坐板凳，唱得有板有眼哪！」
唉！1980年代大夥兒都在紐約市晃蕩，一同消磨了不少美好的時光。
李老弟的頭髮黑白交集得更形嚴重，看著也別有味道，肚子略顯突出，招牌笑容一如往昔，挺累的樣子。拍電影是典型的手工作業，每個鏡頭都得費心雕琢，點滴累積成篇，道地的苦活計。
「老婆沒來台灣？她還在上班？」
「退休了，我們又搬回城裡，住在Soho紐約大學附近。她比退休之前更忙，節目豐富，自稱是閒暇社會的寄生蟲。常和兒子們湊在一塊，做飯給他們吃。」
「那麼她的廚藝一定大有長進了。」
「只進步那麼一點點吧！」李安把拇指和食指湊攏，中間只有一公分的空隙。
李安是美食家，華人導演中的名廚，和吳宇森有得比，老吳專攻廣東菜，兩人的路數不一樣。多年前他私下對我抱怨：
「一個人能把上好的食材做得那麼難吃，也需要天分。」
我聽了大驚：「你敢當著老婆的面說這個？」
當然不敢，我們都是PTT（怕太太）俱樂部的資深會員，不怕太太怎麼能當大導演？李老弟的PTT遠勝同儕，所以如今他的成就也就更高。
Soho是個很好玩的地方。當年社區的老倉庫，都分隔裝修成辦公室或住宅，古早與前衛混而為一，自成風格，成為當年的時尚。我曾租了一間當辦公室，大樓有拉鐵門式的老電梯，一扇大窗俯視百老匯街景。Soho畫廊林立，文藝活動豐富又多采多姿，光是去跑畫展的開幕，每天就能忙個不停。
我們最愛去的地方，是那一帶的小型藝術電影院，像Film Forum，不分晝夜的放映歐洲、日本藝術影片。在那段黃金歲月裡，這裡就是電影愛好者吸收國際電影養分的場所。日日夜夜徜徉在狄西嘉、柏格曼、費里尼、維斯康提、布魯紐爾、小津、薩提亞吉‧瑞、黑澤明、楚浮，各大導演的虛幻世界裡，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感動、震撼、振奮、自慚之餘又燃起了自信，內心永不休止的在編織著、遙不可及，大概是永遠無法實現的電影夢。
李安說現在又回到那個老街坊住，走在街上似乎找回了青春時代的一些感覺，然而終究不一樣了。年輕人過得太優渥了吧！缺少當年我們那股子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衝勁，也不夠瘋狂。他說：「在我上下幾屆NYU電影系的同學都很拚，冒出來好幾個大導演。有Spike Lee，還有替你做過攝影師的Ernie Dickerson後來也是大導演了。最可惜的是Steve Ning，他的畢業片得到首獎，卻年紀輕輕就中風去世了。」
一陣唏噓。我說：「你的畢業片也得了那一年NYU的首獎，那幾年華裔學生表現得非常突出，後來你們的系主任產生了偏見，他還對我說，大概中國人都有當導演的天分。我心中暗暗叫苦，希望他不要看到那些港台爛片。」
「紐約市照常爭先恐後，亂中有序，還是超可愛的。」
這部片子進行得怎樣了？印度少年的演出還行嗎？
「好在沒有從Hollywood的圈子裡選演員，我親自面試了上千人，這位小朋友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已經相當不錯了。」
「報上說你請到Gerard Depardieu（傑哈德巴狄厄）客串，他的戲拍了嗎？」
「頭兩天就拍完了。」李安不由得興奮起來。可不是，在那個年月幾乎所有的重要法國影片，都由這位大鼻子情聖主演。Depardieu是不折不扣的法國影帝，他的戲路多變，表演有深度又自成一格。才華耀眼，力道強勁，隨時能出戲入戲，是天下的導演夢寐難求得的上上品演員。有人認為只有那些慧根差的演員，才去學那個什麼「方法表演」（method acting）。
我們想起紐約電影界盛傳的一則故事；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勞倫斯奧利佛合演Marathon Man，拍攝地點在紐約。霍夫曼在片中被壞人追殺，沒命的奔跑，三十幾個小時沒睡覺。他為了進入劇情，也就不吃不睡了一天多，面容憔悴的來到現場。天才演員奧利佛見了他大吃一驚，詢問：「你怎麼了，病了嗎？」 霍夫曼告訴他這是進入劇情的「方法表演」。老奧利佛卻說，身體這麼虛弱不能拍戲。霍夫曼問他：「不然我該怎麼做？」
「老小子，」奧利佛回答：「你就演哪，你演哪！」（Old boy, you act, you act.）
「請到Depardieu不容易吧！」
「我親自去請他，現在他比從前胖了好多。這位國寶演員在法國被冷落。人挺爽快，一口答應，在片子裡演一個有案在身流落他鄉的廚子。和他合作是畢生難忘的經驗。」
我們談起Depardieu的幾部名片。啊！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以歐洲的百年戰爭為背景，他飾演一名多年之後從戰場歸來的士兵，冒充Martin Guerre，騙過了所有人，與Guerre夫人一起生活，發生了愛情。後來那位本尊出現，事跡敗露被處死。這部電影深入的探討了人性，寓意深遠。Depardieu的角色詮釋收斂而強勁，甚有特色，數十年後還是令我們難忘。好萊塢翻拍了這部名片，男主角是李察基爾。就怕貨比貨，李察基爾演的都叫什麼玩意兒嘛！我們幾乎是同時喊出這句話。
羅曼菲來紐約的時候，我們就到長島他二姊家聚會，其實曼菲沒來紐約，我們也沒少去他二姊家混。她二姊夫生意做得興旺，廣為結交海峽兩岸三地的藝術家，豪宅內高朋滿座，弦歌美酒不輟。我既不會歌，也不能畫，是個只會高談闊論，品頭論足的電影夢想家，但自我感覺良好，認為只要機會來了，我拍出來的電影，也不會比費尼里遜色！李安屬於沉默寡言型，那時還處在「煎熬期」，沒拍到戲， 但是他腦中的點子就不停地在轉著。羅二姊的大女兒勻勻，美國出生，天生的美人胚子，五官四肢無一處不完美，湊在一塊兒更是豔麗絕塵。她溫柔大方，從小就喜歡湊在大人堆裡，聽叔叔伯伯們臭蓋。李安有一天對我說：
「拿一台攝影機來，面對著勻勻拍她聽大人講故事的表情，教人看不厭的。」
李安切著盤子中的牛排，我們吃的是牛排嗎？不記得了，主菜是敘舊。
「記得勻勻嗎？」我問。「多少年沒見到了，她現在怎樣了，結婚了吧！」
「兩年前在紐約見到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面容依舊姣好。羅二姊每天忙著玩小孩。」
曼菲離開我們也好幾年了。沉默了一會兒，不約而同地舉杯，紅酒溜下去得快，李安臉色泛紅。
「現在比從前能喝了，記得你原來的酒量滿遜的。」
「紅酒還可以，幫助睡眠，拍戲總是睡不好。」
很久以前，李安寫好了一個劇本，興沖沖地告訴我：「裡面有一個算命先生的角色，非得你來演不行。」幹嘛要我演，不太像吧！我們的朋友于半仙，那才是真正的命理大師。半仙是位奇人，英文總共不會幾句，就能去格林威治村擺攤位算米卦，請同學當翻譯，一天下來掙到不少錢。有一次大家在他那兒喝茶閒聊天，半仙靜下來算計著什麼，突然說：「某某會打電話來喲！」果不其然電話就響了，正是某人打來的。連這個都算得出來，如果他今天在台灣為各大小選舉把脈，那些民調公司就只能去要飯。不知道于半仙屬於陰陽五行的哪一門，回想起來他當年算我們李導演的運勢；何時起運、何時嶄露頭角、步步上升，而後一發不可止，幾乎是準到令人瞠目結舌。我的記憶從不曾辜負過我，這可不是在放馬後砲。
「不是迷信，」我說：「于半仙替你算的那幾步大運，時間點都對耶！」
他點頭微笑，略想了一會兒：「有一個時間點晚了快一年吧！」
「喂！老弟，你是說得小銅人獎的時間嗎？拜託，那是福報，全世界有多少大導演等了一輩子也等不到它，晚個一年算啥！英格瑪柏格曼也沒拿到呀！」
李老弟突然眼神炯炯，不會是紅酒喝多了的關係吧，他說：「我見到了柏格曼！」
「No Way！」我當時肯定是眼中噴出來熊熊的嫉妒之火。能怪我嗎？柏格曼當年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的歐美和全世界的年輕導演。李安這傢伙狗運亨通到這種地步，居然見到了億萬影癡崇拜的祖師爺。
「我去了瑞典柏格曼住的小島，聊了好一會，臨別時擁抱了他，老人的身體非常柔軟，沒多久他就去世了。」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看柏格曼的電影是歐美或全世界知識分子的時尚。他的電影在美國市場從來不賣座，我們也從來沒有錯過一部。他不玩鏡頭，原文對白冗長，不配音，來不及地讀英文字幕，有時必須看好幾遍，每一遍的感受都不同，震撼次次加深。偶爾還會重溫他的作品，窩在屋子裡看DVD，感覺又不一樣。
「瑞典政府保存了不少柏格曼的拍攝場景，《野草莓》（Wild Strawberry）的那間穀倉barn house，《處女之泉》（Virgin Spring）的現場，」李安的臉更紅了：「老實告訴你，頭一次看完《處女之泉》，我覺得就在那時失去了我的virginity（童貞）。」
乖乖這太屌啦！我這邊就遜到不行。大二那年在寧波西街後面的那條巷子，有位女孩叫阿珠，和我時常一起磨蹭……都扯到哪裡去了。
我們無可遏制的談柏格曼，我對《野草莓》情有獨鍾。那位去領獎的老科學家，一路上回憶往事。老人的學術成就非凡，但一生境遇坎坷，最美的時光是幼年的一個夏天，和小朋友們一同採野草莓。大師運用Flash back不落痕跡，身著白衣白裙小仙女般的玩伴來找他，鏡頭反打，見到一位九十多歲的老者和她說著童言童語，觀眾不但接受了，更被深深的觸動。舉重若輕，直指人心。另一部戲，Fanny and Alexander（《芬妮與亞歷山大》），是柏格曼的彩色繽紛童年美好回憶，完全不同於他一貫的沉重嚴謹風格，他揮灑自如的講故事，行雲流水，其流暢幾乎勝過了費里尼。柏格曼在1967年的訪問中說：「拍電影就是將自己再度投入最深層的童年記憶裡去。」
我說：「我和我那時候的太太，一同去看柏格曼的Scenes from a Marriage（《婚姻場景》）， 接連兩個禮拜家中無寧日，吵到天翻地覆。」電影中的情節、對白，都在無情的挖掘、暴露現代婚姻關係中的虛偽、自私。每個人都極善於保護、偽裝自己，巧言善辯，為自己提供正當性。電影是在探討那對北歐夫婦的隱私和相處上的問題，卻處處反射到自己的婚姻，招招擊中要害，如果認真地探討下去，誠實面對，恐怕每個現代婚姻都岌岌可危。柏格曼在一次訪問中說；電影導演只能扮演解剖醫生的角色，他以不同的角度切下去，拿起來給大家看，肝癌長得是這個樣子。治療肝癌？電影導演不會。
「後來我們協議離婚。嚴格來說，它起自柏格曼的Scenes from a Marriage。」
「但是據我所知，」李安說：「你那次離婚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不過把離婚算在柏格曼的電影頭上，也算挺有品味的。」
「我在好幾年之後才看了Philip Hoffman主演的Truman Capote（《柯波帝：冷血告白》），」我說：「他學Capote的那副樣子特別惡心，一舉一動都透過了精心設計，斧鑿的痕跡出處，矯揉造作陰陽怪氣的，非得那樣才像同志？很具侮辱性。可是他得到那一屆的最佳男主角金像獎，我有點為你《斷背山》的男主角Heath Ledger叫屈。」
「對，我一看到Hoffman的表演，心裡就知道這下子完了，那種表演好萊塢最喜歡。」
「他們認為那樣才叫演戲，使勁地演戲。」
「Heath很酷，也算是滿豁達的。他生性不喜歡熱鬧，很少參加慶祝酒會這類活動。」
「唉！Heath也不在這個世界爭名奪利了。聽說Hoffman當了導演。天呀！上帝要多多保佑美國。好萊塢是一頭殺傷力無窮的巨獸，它能捧一個人上天，更能瞬間毀掉成千上萬的人。」
不予置評，互相舉杯一飲而盡。
「還跑步嗎？」他問。
「勉強算是在跑吧！比我在紐約的時候差得遠了。想當年我每天沿著East River從五十九街跑到一百二十五街，再兜回來。現在只繞著國父紀念館慢跑個幾圈，實在墮落得厲害。」
「你還在第八大道跑哩！有一回我和舒哥他們開車經過，就看見你在人行道上跑。」
「真是的，當年我也還是紐約第八大道的一景耶！勤於鍛鍊是為了迎接即將降臨的大任，這『大任』老是沒降下來，我就馬馬虎虎維持個血液循環吧！」
「你看來比同年齡的人年輕多了。」
「當然，我慣於裝年輕。半路出家的悲哀，第一次當導演已經四十五歲，得裝年輕才能和小夥子們拚。」
「當年在Soho的華人藝術家很多都回流了，」李安說：「紐約的孟嘗君北海兄還在那裡，不然的話那地方還叫什麼Soho。」
北海兄是當地的酒仙，數十年來廣交天下豪傑，大江南北、兩岸三地的知名之士，都在他家裡作過客。有一回胡金銓來紐約，北海為他約來好多人，李安就是在那次頭一回見到胡大導演。我的酒量中等，酒品尚可，就成了孟嘗君府上甘草型的混混來賓，隨叫隨到，不請也到。北海兄的酒興最濃，愈喝下去人就變得愈有趣，妙語連連。李安記起來一件事：
「北海家裡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黑膠唱片，很珍貴。」
「對，他喝到一定的程度，就會拿它們出來放。有一回他逼著我聽Sam Cooke的歌，說：聽完這首歌，你就應當去自殺！到現在我還是沒弄明白，為什麼偏偏是我聽完了就該去自盡？」
「但是有一陣子北海嫂將我列入黑名單。」我回憶往事。
「怎麼可能？你們有那麼多年的交情，而且又是保釣運動老同志。」
「唉呀！喝出問題來啦！有一回約了北海兄一道去歡送夏陽的party，喝到一半我不勝酒力，借尿遁回家宿醉。據說黎明時分，三、四個人扛著北海回去，護送人員中沒有我。下一次北海嫂見到我便破口大罵：你們兩個人一道去喝酒，一個橫著回來，一個不見了。如果北海出了什麼事，就是你的責任！罵得我們二人都低頭不語。但是我賴皮成性，以後有聚會還是照去。不久大嫂的氣消了，挺親熱的問我：冰箱裡還有一條魚，要不要煎來給你吃？我便忙不迭的說好。」
又想起一樁事，我說：「你記得嗎？有一部電影，北海的晚輩當導演，你做監製，在紐約拍攝。」
「對，他們請輔導金的時候，掛了我的名字做監製。」
「雖然是掛名，閣下還挺投入，每天提心吊膽的。」
「當然囉！名字上去了就得負責呀！」
「嘿，你還和導演發生了點溝通上的問題，跑來找我幫忙說說，真叫找錯了人。」
「我以為你和北海這麼熟，論年紀輩分也算是個長輩吧！其實你根本沒尊嚴，說不上話。」
「咳！留上這把鬍子只為了裝老成持重的樣子，其實連五歲的孩子都不把我當過長輩，為老不尊，沒人聽我說話。所以說我一下子裝年輕，一下子裝老，結果都不成功。」
餐館內還有一桌客人，杯酒聯歡甚為喧囂。有人眼尖，看到我們這桌有位國際知名大導演。一個個帶著幾分酒氣前來致意、合影，要求簽名。有位女士索性就當著李安的面，念起他某部電影的對白台詞來，李老弟微笑點頭不止。一陣熱鬧過去，大家歸位。就聽見那邊又有一位女士，以女高音厲聲喝道：「你是台灣之光！」
「哎喲喂！」我低聲的說：「這太沉重了，你和曾雅妮一樣，人家都寄望你們每次都要贏大滿貫獎杯，受得了嗎！做名人真辛苦，連頓飯也吃不安寧。」
「在紐約還好，戴頂帽子，搭地鐵、在街上閒逛，基本上沒大問題。」
「對喲！因為紐約人個個都自以為是大咖，踩到別人的腳不需要道歉，你和他們客氣，馬上露餡是個外來客，不小心會受欺負。」
「石頭（他的小兒子）也演戲了，」我說：「一定是受了父親的不良影響。」
「冤枉，」他急忙辯解：「這完全是小孩自己的決定。他還在紐約大學讀電影，跑去應徵拿到那個角色之後才告訴我們。」
「做老爸的有沒有面授機宜，教他如何應付惡劣導演之類的絕招？」
「這年頭做家長的能說什麼？我只告訴他，在美國亞裔演員的工作機會不多。他為了拍戲向學校請假一年。」
「石頭很機靈，小時候和我打鬧他專攻我的下三路。現在有一米八幾了吧！再和他幹架，就得對付他的泰山壓頂。」
李安壓低了聲音說：「剛聽到石頭要演戲的消息，第一個反應是；我的報應終於來了。」舉座大笑。
「老大在幹嘛？」
「他計畫從事漫畫創作。」
「這部片子什麼時候上映？」
「明年底吧！這類電影不是blockbuster（大片），票房過得去就好，估計絕不可能上美國的暑期檔。」
焉知非福？暑期檔是大公司集中財源的年度主力戰場，血淋淋的殺戮，一旦捲進去，戰況十分慘烈。
意猶未盡，筵席要散了，再乾一杯紅酒。攝製組的車子還在外面等，他們今夜要回台中。走到門口，李老弟說：「下回來Soho找我。」
「Yes, here we come, Soho or bust.」
門啟處，十幾盞鎂光燈不停的閃爍，眼前一片漆黑，狗仔隊在門口守候多時了。
【2011/11/16-17 聯合報 王正方】
李安在台中水湳機場密閉式地拍戲九個月，全沒消息，連狗仔隊的報導也很少見，保密工作嚴實。本來嘛！拍片的時候貴在一心專注，宣傳工作不妨押後。再說咱們李大導演都混到這個份兒上了，走到哪兒都是新聞，還怕宣傳得不夠？
接到他弟妹的電話，李安後天就要回美國，今晚邀二三老友餐敘。上次我們在羅曼菲的追思會上共聚台下，欣賞曼菲的二姊演唱崑曲，許芳宜同場表演她懷念老師的自編舞。羅家二姊嗓音甜美，一開腔我們就止不住的熱淚簌簌而下。去了後台，李安還強顏歡笑對二姊說：「你這是在光著屁股坐板凳，唱得有板有眼哪！」
唉！1980年代大夥兒都在紐約市晃蕩，一同消磨了不少美好的時光。
李老弟的頭髮黑白交集得更形嚴重，看著也別有味道，肚子略顯突出，招牌笑容一如往昔，挺累的樣子。拍電影是典型的手工作業，每個鏡頭都得費心雕琢，點滴累積成篇，道地的苦活計。
「老婆沒來台灣？她還在上班？」
「退休了，我們又搬回城裡，住在Soho紐約大學附近。她比退休之前更忙，節目豐富，自稱是閒暇社會的寄生蟲。常和兒子們湊在一塊，做飯給他們吃。」
「那麼她的廚藝一定大有長進了。」
「只進步那麼一點點吧！」李安把拇指和食指湊攏，中間只有一公分的空隙。
李安是美食家，華人導演中的名廚，和吳宇森有得比，老吳專攻廣東菜，兩人的路數不一樣。多年前他私下對我抱怨：
「一個人能把上好的食材做得那麼難吃，也需要天分。」
我聽了大驚：「你敢當著老婆的面說這個？」
當然不敢，我們都是PTT（怕太太）俱樂部的資深會員，不怕太太怎麼能當大導演？李老弟的PTT遠勝同儕，所以如今他的成就也就更高。
Soho是個很好玩的地方。當年社區的老倉庫，都分隔裝修成辦公室或住宅，古早與前衛混而為一，自成風格，成為當年的時尚。我曾租了一間當辦公室，大樓有拉鐵門式的老電梯，一扇大窗俯視百老匯街景。Soho畫廊林立，文藝活動豐富又多采多姿，光是去跑畫展的開幕，每天就能忙個不停。
我們最愛去的地方，是那一帶的小型藝術電影院，像Film Forum，不分晝夜的放映歐洲、日本藝術影片。在那段黃金歲月裡，這裡就是電影愛好者吸收國際電影養分的場所。日日夜夜徜徉在狄西嘉、柏格曼、費里尼、維斯康提、布魯紐爾、小津、薩提亞吉‧瑞、黑澤明、楚浮，各大導演的虛幻世界裡，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感動、震撼、振奮、自慚之餘又燃起了自信，內心永不休止的在編織著、遙不可及，大概是永遠無法實現的電影夢。
李安說現在又回到那個老街坊住，走在街上似乎找回了青春時代的一些感覺，然而終究不一樣了。年輕人過得太優渥了吧！缺少當年我們那股子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衝勁，也不夠瘋狂。他說：「在我上下幾屆NYU電影系的同學都很拚，冒出來好幾個大導演。有Spike Lee，還有替你做過攝影師的Ernie Dickerson後來也是大導演了。最可惜的是Steve Ning，他的畢業片得到首獎，卻年紀輕輕就中風去世了。」
一陣唏噓。我說：「你的畢業片也得了那一年NYU的首獎，那幾年華裔學生表現得非常突出，後來你們的系主任產生了偏見，他還對我說，大概中國人都有當導演的天分。我心中暗暗叫苦，希望他不要看到那些港台爛片。」
「紐約市照常爭先恐後，亂中有序，還是超可愛的。」
這部片子進行得怎樣了？印度少年的演出還行嗎？
「好在沒有從Hollywood的圈子裡選演員，我親自面試了上千人，這位小朋友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已經相當不錯了。」
「報上說你請到Gerard Depardieu（傑哈德巴狄厄）客串，他的戲拍了嗎？」
「頭兩天就拍完了。」李安不由得興奮起來。可不是，在那個年月幾乎所有的重要法國影片，都由這位大鼻子情聖主演。Depardieu是不折不扣的法國影帝，他的戲路多變，表演有深度又自成一格。才華耀眼，力道強勁，隨時能出戲入戲，是天下的導演夢寐難求得的上上品演員。有人認為只有那些慧根差的演員，才去學那個什麼「方法表演」（method acting）。
我們想起紐約電影界盛傳的一則故事；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勞倫斯奧利佛合演Marathon Man，拍攝地點在紐約。霍夫曼在片中被壞人追殺，沒命的奔跑，三十幾個小時沒睡覺。他為了進入劇情，也就不吃不睡了一天多，面容憔悴的來到現場。天才演員奧利佛見了他大吃一驚，詢問：「你怎麼了，病了嗎？」 霍夫曼告訴他這是進入劇情的「方法表演」。老奧利佛卻說，身體這麼虛弱不能拍戲。霍夫曼問他：「不然我該怎麼做？」
「老小子，」奧利佛回答：「你就演哪，你演哪！」（Old boy, you act, you act.）
「請到Depardieu不容易吧！」
「我親自去請他，現在他比從前胖了好多。這位國寶演員在法國被冷落。人挺爽快，一口答應，在片子裡演一個有案在身流落他鄉的廚子。和他合作是畢生難忘的經驗。」
我們談起Depardieu的幾部名片。啊！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以歐洲的百年戰爭為背景，他飾演一名多年之後從戰場歸來的士兵，冒充Martin Guerre，騙過了所有人，與Guerre夫人一起生活，發生了愛情。後來那位本尊出現，事跡敗露被處死。這部電影深入的探討了人性，寓意深遠。Depardieu的角色詮釋收斂而強勁，甚有特色，數十年後還是令我們難忘。好萊塢翻拍了這部名片，男主角是李察基爾。就怕貨比貨，李察基爾演的都叫什麼玩意兒嘛！我們幾乎是同時喊出這句話。
羅曼菲來紐約的時候，我們就到長島他二姊家聚會，其實曼菲沒來紐約，我們也沒少去他二姊家混。她二姊夫生意做得興旺，廣為結交海峽兩岸三地的藝術家，豪宅內高朋滿座，弦歌美酒不輟。我既不會歌，也不能畫，是個只會高談闊論，品頭論足的電影夢想家，但自我感覺良好，認為只要機會來了，我拍出來的電影，也不會比費尼里遜色！李安屬於沉默寡言型，那時還處在「煎熬期」，沒拍到戲， 但是他腦中的點子就不停地在轉著。羅二姊的大女兒勻勻，美國出生，天生的美人胚子，五官四肢無一處不完美，湊在一塊兒更是豔麗絕塵。她溫柔大方，從小就喜歡湊在大人堆裡，聽叔叔伯伯們臭蓋。李安有一天對我說：
「拿一台攝影機來，面對著勻勻拍她聽大人講故事的表情，教人看不厭的。」
李安切著盤子中的牛排，我們吃的是牛排嗎？不記得了，主菜是敘舊。
「記得勻勻嗎？」我問。「多少年沒見到了，她現在怎樣了，結婚了吧！」
「兩年前在紐約見到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面容依舊姣好。羅二姊每天忙著玩小孩。」
曼菲離開我們也好幾年了。沉默了一會兒，不約而同地舉杯，紅酒溜下去得快，李安臉色泛紅。
「現在比從前能喝了，記得你原來的酒量滿遜的。」
「紅酒還可以，幫助睡眠，拍戲總是睡不好。」
很久以前，李安寫好了一個劇本，興沖沖地告訴我：「裡面有一個算命先生的角色，非得你來演不行。」幹嘛要我演，不太像吧！我們的朋友于半仙，那才是真正的命理大師。半仙是位奇人，英文總共不會幾句，就能去格林威治村擺攤位算米卦，請同學當翻譯，一天下來掙到不少錢。有一次大家在他那兒喝茶閒聊天，半仙靜下來算計著什麼，突然說：「某某會打電話來喲！」果不其然電話就響了，正是某人打來的。連這個都算得出來，如果他今天在台灣為各大小選舉把脈，那些民調公司就只能去要飯。不知道于半仙屬於陰陽五行的哪一門，回想起來他當年算我們李導演的運勢；何時起運、何時嶄露頭角、步步上升，而後一發不可止，幾乎是準到令人瞠目結舌。我的記憶從不曾辜負過我，這可不是在放馬後砲。
「不是迷信，」我說：「于半仙替你算的那幾步大運，時間點都對耶！」
他點頭微笑，略想了一會兒：「有一個時間點晚了快一年吧！」
「喂！老弟，你是說得小銅人獎的時間嗎？拜託，那是福報，全世界有多少大導演等了一輩子也等不到它，晚個一年算啥！英格瑪柏格曼也沒拿到呀！」
李老弟突然眼神炯炯，不會是紅酒喝多了的關係吧，他說：「我見到了柏格曼！」
「No Way！」我當時肯定是眼中噴出來熊熊的嫉妒之火。能怪我嗎？柏格曼當年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的歐美和全世界的年輕導演。李安這傢伙狗運亨通到這種地步，居然見到了億萬影癡崇拜的祖師爺。
「我去了瑞典柏格曼住的小島，聊了好一會，臨別時擁抱了他，老人的身體非常柔軟，沒多久他就去世了。」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看柏格曼的電影是歐美或全世界知識分子的時尚。他的電影在美國市場從來不賣座，我們也從來沒有錯過一部。他不玩鏡頭，原文對白冗長，不配音，來不及地讀英文字幕，有時必須看好幾遍，每一遍的感受都不同，震撼次次加深。偶爾還會重溫他的作品，窩在屋子裡看DVD，感覺又不一樣。
「瑞典政府保存了不少柏格曼的拍攝場景，《野草莓》（Wild Strawberry）的那間穀倉barn house，《處女之泉》（Virgin Spring）的現場，」李安的臉更紅了：「老實告訴你，頭一次看完《處女之泉》，我覺得就在那時失去了我的virginity（童貞）。」
乖乖這太屌啦！我這邊就遜到不行。大二那年在寧波西街後面的那條巷子，有位女孩叫阿珠，和我時常一起磨蹭……都扯到哪裡去了。
我們無可遏制的談柏格曼，我對《野草莓》情有獨鍾。那位去領獎的老科學家，一路上回憶往事。老人的學術成就非凡，但一生境遇坎坷，最美的時光是幼年的一個夏天，和小朋友們一同採野草莓。大師運用Flash back不落痕跡，身著白衣白裙小仙女般的玩伴來找他，鏡頭反打，見到一位九十多歲的老者和她說著童言童語，觀眾不但接受了，更被深深的觸動。舉重若輕，直指人心。另一部戲，Fanny and Alexander（《芬妮與亞歷山大》），是柏格曼的彩色繽紛童年美好回憶，完全不同於他一貫的沉重嚴謹風格，他揮灑自如的講故事，行雲流水，其流暢幾乎勝過了費里尼。柏格曼在1967年的訪問中說：「拍電影就是將自己再度投入最深層的童年記憶裡去。」
我說：「我和我那時候的太太，一同去看柏格曼的Scenes from a Marriage（《婚姻場景》）， 接連兩個禮拜家中無寧日，吵到天翻地覆。」電影中的情節、對白，都在無情的挖掘、暴露現代婚姻關係中的虛偽、自私。每個人都極善於保護、偽裝自己，巧言善辯，為自己提供正當性。電影是在探討那對北歐夫婦的隱私和相處上的問題，卻處處反射到自己的婚姻，招招擊中要害，如果認真地探討下去，誠實面對，恐怕每個現代婚姻都岌岌可危。柏格曼在一次訪問中說；電影導演只能扮演解剖醫生的角色，他以不同的角度切下去，拿起來給大家看，肝癌長得是這個樣子。治療肝癌？電影導演不會。
「後來我們協議離婚。嚴格來說，它起自柏格曼的Scenes from a Marriage。」
「但是據我所知，」李安說：「你那次離婚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不過把離婚算在柏格曼的電影頭上，也算挺有品味的。」
「我在好幾年之後才看了Philip Hoffman主演的Truman Capote（《柯波帝：冷血告白》），」我說：「他學Capote的那副樣子特別惡心，一舉一動都透過了精心設計，斧鑿的痕跡出處，矯揉造作陰陽怪氣的，非得那樣才像同志？很具侮辱性。可是他得到那一屆的最佳男主角金像獎，我有點為你《斷背山》的男主角Heath Ledger叫屈。」
「對，我一看到Hoffman的表演，心裡就知道這下子完了，那種表演好萊塢最喜歡。」
「他們認為那樣才叫演戲，使勁地演戲。」
「Heath很酷，也算是滿豁達的。他生性不喜歡熱鬧，很少參加慶祝酒會這類活動。」
「唉！Heath也不在這個世界爭名奪利了。聽說Hoffman當了導演。天呀！上帝要多多保佑美國。好萊塢是一頭殺傷力無窮的巨獸，它能捧一個人上天，更能瞬間毀掉成千上萬的人。」
不予置評，互相舉杯一飲而盡。
「還跑步嗎？」他問。
「勉強算是在跑吧！比我在紐約的時候差得遠了。想當年我每天沿著East River從五十九街跑到一百二十五街，再兜回來。現在只繞著國父紀念館慢跑個幾圈，實在墮落得厲害。」
「你還在第八大道跑哩！有一回我和舒哥他們開車經過，就看見你在人行道上跑。」
「真是的，當年我也還是紐約第八大道的一景耶！勤於鍛鍊是為了迎接即將降臨的大任，這『大任』老是沒降下來，我就馬馬虎虎維持個血液循環吧！」
「你看來比同年齡的人年輕多了。」
「當然，我慣於裝年輕。半路出家的悲哀，第一次當導演已經四十五歲，得裝年輕才能和小夥子們拚。」
「當年在Soho的華人藝術家很多都回流了，」李安說：「紐約的孟嘗君北海兄還在那裡，不然的話那地方還叫什麼Soho。」
北海兄是當地的酒仙，數十年來廣交天下豪傑，大江南北、兩岸三地的知名之士，都在他家裡作過客。有一回胡金銓來紐約，北海為他約來好多人，李安就是在那次頭一回見到胡大導演。我的酒量中等，酒品尚可，就成了孟嘗君府上甘草型的混混來賓，隨叫隨到，不請也到。北海兄的酒興最濃，愈喝下去人就變得愈有趣，妙語連連。李安記起來一件事：
「北海家裡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黑膠唱片，很珍貴。」
「對，他喝到一定的程度，就會拿它們出來放。有一回他逼著我聽Sam Cooke的歌，說：聽完這首歌，你就應當去自殺！到現在我還是沒弄明白，為什麼偏偏是我聽完了就該去自盡？」
「但是有一陣子北海嫂將我列入黑名單。」我回憶往事。
「怎麼可能？你們有那麼多年的交情，而且又是保釣運動老同志。」
「唉呀！喝出問題來啦！有一回約了北海兄一道去歡送夏陽的party，喝到一半我不勝酒力，借尿遁回家宿醉。據說黎明時分，三、四個人扛著北海回去，護送人員中沒有我。下一次北海嫂見到我便破口大罵：你們兩個人一道去喝酒，一個橫著回來，一個不見了。如果北海出了什麼事，就是你的責任！罵得我們二人都低頭不語。但是我賴皮成性，以後有聚會還是照去。不久大嫂的氣消了，挺親熱的問我：冰箱裡還有一條魚，要不要煎來給你吃？我便忙不迭的說好。」
又想起一樁事，我說：「你記得嗎？有一部電影，北海的晚輩當導演，你做監製，在紐約拍攝。」
「對，他們請輔導金的時候，掛了我的名字做監製。」
「雖然是掛名，閣下還挺投入，每天提心吊膽的。」
「當然囉！名字上去了就得負責呀！」
「嘿，你還和導演發生了點溝通上的問題，跑來找我幫忙說說，真叫找錯了人。」
「我以為你和北海這麼熟，論年紀輩分也算是個長輩吧！其實你根本沒尊嚴，說不上話。」
「咳！留上這把鬍子只為了裝老成持重的樣子，其實連五歲的孩子都不把我當過長輩，為老不尊，沒人聽我說話。所以說我一下子裝年輕，一下子裝老，結果都不成功。」
餐館內還有一桌客人，杯酒聯歡甚為喧囂。有人眼尖，看到我們這桌有位國際知名大導演。一個個帶著幾分酒氣前來致意、合影，要求簽名。有位女士索性就當著李安的面，念起他某部電影的對白台詞來，李老弟微笑點頭不止。一陣熱鬧過去，大家歸位。就聽見那邊又有一位女士，以女高音厲聲喝道：「你是台灣之光！」
「哎喲喂！」我低聲的說：「這太沉重了，你和曾雅妮一樣，人家都寄望你們每次都要贏大滿貫獎杯，受得了嗎！做名人真辛苦，連頓飯也吃不安寧。」
「在紐約還好，戴頂帽子，搭地鐵、在街上閒逛，基本上沒大問題。」
「對喲！因為紐約人個個都自以為是大咖，踩到別人的腳不需要道歉，你和他們客氣，馬上露餡是個外來客，不小心會受欺負。」
「石頭（他的小兒子）也演戲了，」我說：「一定是受了父親的不良影響。」
「冤枉，」他急忙辯解：「這完全是小孩自己的決定。他還在紐約大學讀電影，跑去應徵拿到那個角色之後才告訴我們。」
「做老爸的有沒有面授機宜，教他如何應付惡劣導演之類的絕招？」
「這年頭做家長的能說什麼？我只告訴他，在美國亞裔演員的工作機會不多。他為了拍戲向學校請假一年。」
「石頭很機靈，小時候和我打鬧他專攻我的下三路。現在有一米八幾了吧！再和他幹架，就得對付他的泰山壓頂。」
李安壓低了聲音說：「剛聽到石頭要演戲的消息，第一個反應是；我的報應終於來了。」舉座大笑。
「老大在幹嘛？」
「他計畫從事漫畫創作。」
「這部片子什麼時候上映？」
「明年底吧！這類電影不是blockbuster（大片），票房過得去就好，估計絕不可能上美國的暑期檔。」
焉知非福？暑期檔是大公司集中財源的年度主力戰場，血淋淋的殺戮，一旦捲進去，戰況十分慘烈。
意猶未盡，筵席要散了，再乾一杯紅酒。攝製組的車子還在外面等，他們今夜要回台中。走到門口，李老弟說：「下回來Soho找我。」
「Yes, here we come, Soho or bust.」
門啟處，十幾盞鎂光燈不停的閃爍，眼前一片漆黑，狗仔隊在門口守候多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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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廢墟夜談 南港夢想
廢墟夜談 南港夢想
【2011/11/17 聯合報 李清志】
萬聖節的周末夜晚，參與位於南港舊瓶蓋廠廢墟URS13所舉辦的「廢墟夜談」活動，讓我十分興奮！一方面是因為我原本就對「廢墟」議題感興趣，如今終於有機會與許多同樣感興趣的人分享；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是第一次在夜晚的廢墟中演講，置身廢墟中，更能夠經驗廢墟空間的神秘美感！
「廢墟」是一種另類的建築空間，代表著建築生命的衰敗或死亡階段，在現實城市空間中，呈現出一種超現實的奇特美感；因此許多人著迷於廢墟空間獨特的美感，甚至從廢墟空間中，尋獲藝術或文學創作的靈感。
「廢墟探險」與「廢墟攝影」如今也成為流行顯學，世界各國都有這類的民間社團，到處尋找廢墟，進行探險，並在網路或出版品上分享攝影作品。日本最有名的廢墟是一座稱為是「軍艦島」的廢墟之島，這座位於長崎外海的島嶼，原本是座採礦的小島，但是當採礦終止之後，整座島嶼居民迅速撤離，這座島嶼立刻成為一座居民有如人間蒸發的神奇廢墟。「軍艦島」過去一段時間，因為安全的理由，被封閉不准外人登島，一直到最近才被列為文化財保存，並開放有限度的登島參觀。
台灣曾有一座廢墟，被國外相關雜誌列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廢墟之一，那就是三芝的「飛碟屋」，飛碟屋廢墟原本是昔日建商的前衛建設，採用預鑄的方式建造飛碟形狀的住宅單元，然後再裝在建築結構上，猶如日本代謝論（Metabolism）的概念一般，不過這樣前衛的建築概念，在當年並不受社會接納，以至於開發案終告失敗，整個區域淪為廢墟。
「飛碟屋」既前衛科幻，卻又破敗傾頹，其獨特的廢墟氛圍，受到創意人士的大大歡迎，「飛碟屋」遂成為最受歡迎的廢墟之一，同時也是三芝地區最受歡迎的景點。無奈執政當局並不能理解廢墟的美感與魅力，官方美學總認為廢墟是現代城市的恥辱，因此必須除之而後快，幾年前當局招來多台推土機與怪手，在很短的時間內將「飛碟屋」整個區域剷平，三芝地區唯一令人驚艷的景點就此消失。
在URS13所舉辦的「廢墟夜談」活動，除了分享廢墟心得之外，也談到了南港這座工廠廢墟的未來，過去南港地區夾在鐵道與基隆河、垃圾山之間，是鐵工廠與住宅區的共生地帶，但是較低的房價也吸引了年輕、經濟狀況較弱勢的家庭進駐，白天大人們出外工作，整個社區只剩下老人與小孩，晚上下班後，住戶只是回來睡個覺，第二天又要外出，是個名符其實的「睡覺城市」（Bed Town），老實說，這裡根本談不上甚麼生活品質！
最近南港車站三鐵共構幾近完工，眾人都期待從此南港將飛黃騰達，一改過去破敗老舊的生活環境，因此這座鄰近南港車站的舊瓶蓋廠廢墟，遂成為許多人眼中重要的開發基地。「廢墟夜談」中，大夥兒在夜空下提出很多想法以及這塊地將來的可能性；雖然並不是一定要保留這座廢墟，但是卻都希望這樣一塊寶貴的城市空間，不要再淪為只重商業利益的城市建設，而能真正去為南港區民著想，讓南港居民的生活品質因為這塊地可以有不一樣的轉變，如此這座廢墟才算是發揮它的真正價值！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2011/11/17 聯合報 李清志】
萬聖節的周末夜晚，參與位於南港舊瓶蓋廠廢墟URS13所舉辦的「廢墟夜談」活動，讓我十分興奮！一方面是因為我原本就對「廢墟」議題感興趣，如今終於有機會與許多同樣感興趣的人分享；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是第一次在夜晚的廢墟中演講，置身廢墟中，更能夠經驗廢墟空間的神秘美感！
「廢墟」是一種另類的建築空間，代表著建築生命的衰敗或死亡階段，在現實城市空間中，呈現出一種超現實的奇特美感；因此許多人著迷於廢墟空間獨特的美感，甚至從廢墟空間中，尋獲藝術或文學創作的靈感。
「廢墟探險」與「廢墟攝影」如今也成為流行顯學，世界各國都有這類的民間社團，到處尋找廢墟，進行探險，並在網路或出版品上分享攝影作品。日本最有名的廢墟是一座稱為是「軍艦島」的廢墟之島，這座位於長崎外海的島嶼，原本是座採礦的小島，但是當採礦終止之後，整座島嶼居民迅速撤離，這座島嶼立刻成為一座居民有如人間蒸發的神奇廢墟。「軍艦島」過去一段時間，因為安全的理由，被封閉不准外人登島，一直到最近才被列為文化財保存，並開放有限度的登島參觀。
台灣曾有一座廢墟，被國外相關雜誌列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廢墟之一，那就是三芝的「飛碟屋」，飛碟屋廢墟原本是昔日建商的前衛建設，採用預鑄的方式建造飛碟形狀的住宅單元，然後再裝在建築結構上，猶如日本代謝論（Metabolism）的概念一般，不過這樣前衛的建築概念，在當年並不受社會接納，以至於開發案終告失敗，整個區域淪為廢墟。
「飛碟屋」既前衛科幻，卻又破敗傾頹，其獨特的廢墟氛圍，受到創意人士的大大歡迎，「飛碟屋」遂成為最受歡迎的廢墟之一，同時也是三芝地區最受歡迎的景點。無奈執政當局並不能理解廢墟的美感與魅力，官方美學總認為廢墟是現代城市的恥辱，因此必須除之而後快，幾年前當局招來多台推土機與怪手，在很短的時間內將「飛碟屋」整個區域剷平，三芝地區唯一令人驚艷的景點就此消失。
在URS13所舉辦的「廢墟夜談」活動，除了分享廢墟心得之外，也談到了南港這座工廠廢墟的未來，過去南港地區夾在鐵道與基隆河、垃圾山之間，是鐵工廠與住宅區的共生地帶，但是較低的房價也吸引了年輕、經濟狀況較弱勢的家庭進駐，白天大人們出外工作，整個社區只剩下老人與小孩，晚上下班後，住戶只是回來睡個覺，第二天又要外出，是個名符其實的「睡覺城市」（Bed Town），老實說，這裡根本談不上甚麼生活品質！
最近南港車站三鐵共構幾近完工，眾人都期待從此南港將飛黃騰達，一改過去破敗老舊的生活環境，因此這座鄰近南港車站的舊瓶蓋廠廢墟，遂成為許多人眼中重要的開發基地。「廢墟夜談」中，大夥兒在夜空下提出很多想法以及這塊地將來的可能性；雖然並不是一定要保留這座廢墟，但是卻都希望這樣一塊寶貴的城市空間，不要再淪為只重商業利益的城市建設，而能真正去為南港區民著想，讓南港居民的生活品質因為這塊地可以有不一樣的轉變，如此這座廢墟才算是發揮它的真正價值！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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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5
2011-11-08
胡晴舫：都市中國
都市中國
【2011/11/06 聯合報╱胡晴舫】
今年第七十億個地球人誕生，同時，向來以農立國的中國，正式成為都市國家，從今而後，中國城市人口首度超過農村人口。
上世紀之初，美國即將躍為世界第一強國，紐約瘋狂蓋樓，畫家查爾斯．席勒（Charles Sheeler）畫了《摩天大樓》，整張畫裡不見天空，沒有大地，只有高樓密密麻麻擠滿畫框，從它們在彼此樓身投下的陰影才能測知太陽的位置。感嘆於「美國是世上最偉大的國家，空氣中充滿了節慶的氣氛」，身為紐約客的費滋傑羅當時寫道，「紐約擁有世界誕生時所散發出來的全部燦爛光輝」。
本世紀之始，換作中國拚命蓋樓。中國重新崛起，需要人間所有的光彩。除了北京、上海一級城市，也包括了其他省城如蘇州、貴陽，儘速都市化已是國家政策之一。先是為了發展出口經濟，建設城市以容納從農村到工廠的大量勞動力，現在為了將出口經濟逐漸轉型為內需經濟，都市人口遂成了國內消費市場的根基。
都市予人印象向來高汙染，揮霍物資，吞噬巨量能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年初英國研究顯示，都市人其實比他的鄉村同胞耗費較少資源，因為空間密集使用，以及基礎設施高度分享的緣故。三千多萬人口的東京，人均碳足跡少於北京或上海，證明了都市高度發展未必反環境，東京因為都市規劃與交通建設比較精密完善，無形中便降低了每人的環境成本。
中國追求都市化，為了使最多人享受一定生活品質，然而，都市化的手法卻令人擔憂。由政府主導都市發展，與都市本質正好背道而馳。城市乃由人的流動而自然形成，猶如流水積沙，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個都市潟湖。中國為了加快都市化，太相信政府計畫，以為只要四處選點，先蓋出想像中的都市空間，都市繁榮便會自動發生，而不是遵循都市有機發展方向去積極建設。
都市發展從來就不僅是一樁樁土地開發案，可惜，現階段許多中國城市正以此種房地產手段急速發展，猶似十九世紀的巴黎，憑空造就了一群與政府攜手的新興都市資產階級，替代了昔日的貴族，卻導致可怕的貧富差距，終於發生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
在今日中國，地方官員貪腐，圖利地產商，地方政府負債極深，已不是都市化的最大隱憂，而是土地開發手法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以及開發之後究竟要完成如何的城市願景。
當都市擴展，迅速吞蝕周邊鄉村，由於中國現今法令規定農人無權賣地，地方政府得以低價徵地，農人不能獲致足夠補償，又無法待在自家農村，只好以便宜勞工形式流入都市，而中國畸形的戶口制度一日不除，這些人就只能轉成地下人口，形成都市的奴隸，當代中國的新賤民，像頭毫無尊嚴的動物任人宰割。
而那些徵收來的土地通常規劃為工業園區，並不是供市民使用的城市空間。當其他國家城市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面積均屬於居民，中國城市卻往往只有百分之廿到卅。市民沒有受邀參與城市藍圖，城市發展缺乏集體凝聚力，土地像蛋糕一樣任意切出去，各自發展短期工程，真正亟待建設而且可以銜接不同城市功能、滿足大多數人日常需求的基礎設施卻遭忽略，或因粗製濫造而發生如上海地鐵追撞的公共意外。
希冀在最短時間廣泛都市化，因為要照顧最多民眾，過程中，要是犧牲了口口聲聲宣稱要照顧的大多數人，顯然將成最錐人心的社會反諷。
（作者為作家）
【2011/11/06 聯合報╱胡晴舫】
今年第七十億個地球人誕生，同時，向來以農立國的中國，正式成為都市國家，從今而後，中國城市人口首度超過農村人口。
上世紀之初，美國即將躍為世界第一強國，紐約瘋狂蓋樓，畫家查爾斯．席勒（Charles Sheeler）畫了《摩天大樓》，整張畫裡不見天空，沒有大地，只有高樓密密麻麻擠滿畫框，從它們在彼此樓身投下的陰影才能測知太陽的位置。感嘆於「美國是世上最偉大的國家，空氣中充滿了節慶的氣氛」，身為紐約客的費滋傑羅當時寫道，「紐約擁有世界誕生時所散發出來的全部燦爛光輝」。
本世紀之始，換作中國拚命蓋樓。中國重新崛起，需要人間所有的光彩。除了北京、上海一級城市，也包括了其他省城如蘇州、貴陽，儘速都市化已是國家政策之一。先是為了發展出口經濟，建設城市以容納從農村到工廠的大量勞動力，現在為了將出口經濟逐漸轉型為內需經濟，都市人口遂成了國內消費市場的根基。
都市予人印象向來高汙染，揮霍物資，吞噬巨量能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年初英國研究顯示，都市人其實比他的鄉村同胞耗費較少資源，因為空間密集使用，以及基礎設施高度分享的緣故。三千多萬人口的東京，人均碳足跡少於北京或上海，證明了都市高度發展未必反環境，東京因為都市規劃與交通建設比較精密完善，無形中便降低了每人的環境成本。
中國追求都市化，為了使最多人享受一定生活品質，然而，都市化的手法卻令人擔憂。由政府主導都市發展，與都市本質正好背道而馳。城市乃由人的流動而自然形成，猶如流水積沙，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個都市潟湖。中國為了加快都市化，太相信政府計畫，以為只要四處選點，先蓋出想像中的都市空間，都市繁榮便會自動發生，而不是遵循都市有機發展方向去積極建設。
都市發展從來就不僅是一樁樁土地開發案，可惜，現階段許多中國城市正以此種房地產手段急速發展，猶似十九世紀的巴黎，憑空造就了一群與政府攜手的新興都市資產階級，替代了昔日的貴族，卻導致可怕的貧富差距，終於發生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
在今日中國，地方官員貪腐，圖利地產商，地方政府負債極深，已不是都市化的最大隱憂，而是土地開發手法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以及開發之後究竟要完成如何的城市願景。
當都市擴展，迅速吞蝕周邊鄉村，由於中國現今法令規定農人無權賣地，地方政府得以低價徵地，農人不能獲致足夠補償，又無法待在自家農村，只好以便宜勞工形式流入都市，而中國畸形的戶口制度一日不除，這些人就只能轉成地下人口，形成都市的奴隸，當代中國的新賤民，像頭毫無尊嚴的動物任人宰割。
而那些徵收來的土地通常規劃為工業園區，並不是供市民使用的城市空間。當其他國家城市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面積均屬於居民，中國城市卻往往只有百分之廿到卅。市民沒有受邀參與城市藍圖，城市發展缺乏集體凝聚力，土地像蛋糕一樣任意切出去，各自發展短期工程，真正亟待建設而且可以銜接不同城市功能、滿足大多數人日常需求的基礎設施卻遭忽略，或因粗製濫造而發生如上海地鐵追撞的公共意外。
希冀在最短時間廣泛都市化，因為要照顧最多民眾，過程中，要是犧牲了口口聲聲宣稱要照顧的大多數人，顯然將成最錐人心的社會反諷。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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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等待誠品的香港
等待誠品的香港
【2011/10/27聯合報╱劉克襄】
明年三月，誠品要到香港銅鑼灣開店。不少香港人引頸企盼著，尤其是知識分子圈持續在談論。一家書店進駐城市竟成為話題，而且是文化大事，意義頗深長。
前些時，我在東海岸，花蓮人對這家書店的入駐也很期待。花蓮人覺得誠品若出現在東部，意味著高水平文化的灌注，有種非凡的格調，讓他們跟台北站在同一線上。惟花蓮人也有點哀怨，迄今無法忍受，台東這麼小，前些年竟提早開鋪了。
香港人的心境卻是另一種，誠品代表的品牌，彷彿是洗盡風華，回歸樸實的象徵。當地文化人咸認，此書店的到來，對香港一味屈從商業利益思考，追金拜財的風氣，應該會有醍醐灌頂之效。
誠品的重要，從香港人晚近來台旅行，常列為必遊景點即可看出。他們走逛信義店，不一定是要買書。平常不習慣紙本消費的，也要去沾染點氣息。走進誠品，觀賞別人專注地看書、買書，彷彿是美好的情境。或者在附近喝咖啡，都能浸濡於典雅的書香氛圍。甚至於，莫名地參加一場書店裡的新書發表會，都有種參加嘉年華會的興奮。但通常他們還真的會買一大堆書回去，一來書價比香港便宜，二則內容真的多元。
看來，誠品書店早就不只是文化資源，更是台灣的風景。
香港並不乏書店，也有規模尚可的連鎖企業，諸如三聯、商務，為何對誠品如此獨鍾呢？說穿了，那是當地長期缺乏讀書文化下，想要期待有更多藝文元素注入的心聲。甚而是對幾十年香港重商走向的省思。
從香港己身的角度，或許這也是好時機。香港年輕一代逐漸展現不一樣的在地意識，比過去的世代更追求土地認同，不再以大陸的國家意識馬首是瞻，更非忙著跟緊國際趨勢潮流。他們也急迫需要在地文化的紮實建構，誠品帶來的內涵，或許會提供這類養分。
香港人也很好奇，我這樣來自台灣的作家看法如何。我警告他們，因應台灣的市場，誠品已在改變，九○年代的理念跟現在不同了。再者，銅鑼灣店面何其貴，誠品到那兒設場，絕對是項重大挑戰。說不定經營一段時日，反而入境隨俗，去異求同。
但他們報以微笑，認為能來就是好事。他們相信誠品的眼光，就算相似的文化商品，誠品展現的格局一定有種濃郁的書卷味道，那是香港目前沒有的。或許是這種情境吧，想邀請誠品到來的企業廠商，降低了許多行規，租地便宜、約期拉長等等，迎接麥當勞的寬鬆條件似乎都出現了。但他們的讓步其實也是在投資，還是希望透過誠品帶來文化商機，順便帶動周遭的繁榮。
誠品有那麼好嗎？有位知名的台灣銀行家最近到香港投資，接受訪問時語重心長地說，「到了香港，才知道台灣離世界有多遠。」但從文化角度，香港人若到台北，走進誠品書店，恐怕會有另類驚覺，「到了台北，才知道香港離文化有多遠。」
每次搭乘地鐵，放眼望去，幾無人看書的香港，確實需要刺激。誠品的外銷提醒我們，台灣有一種文化能量，可以輸出，可以轉化為經濟。那是香港，或者整個華文世界少有的優勢。但誠品不是台灣唯一質地優美的產業，我們還有許多這類豐厚多樣的文化資源，只是還未善用，或者尚不知如何包裝，透過更好的整合，逐一推銷出去。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2011/10/27聯合報╱劉克襄】
明年三月，誠品要到香港銅鑼灣開店。不少香港人引頸企盼著，尤其是知識分子圈持續在談論。一家書店進駐城市竟成為話題，而且是文化大事，意義頗深長。
前些時，我在東海岸，花蓮人對這家書店的入駐也很期待。花蓮人覺得誠品若出現在東部，意味著高水平文化的灌注，有種非凡的格調，讓他們跟台北站在同一線上。惟花蓮人也有點哀怨，迄今無法忍受，台東這麼小，前些年竟提早開鋪了。
香港人的心境卻是另一種，誠品代表的品牌，彷彿是洗盡風華，回歸樸實的象徵。當地文化人咸認，此書店的到來，對香港一味屈從商業利益思考，追金拜財的風氣，應該會有醍醐灌頂之效。
誠品的重要，從香港人晚近來台旅行，常列為必遊景點即可看出。他們走逛信義店，不一定是要買書。平常不習慣紙本消費的，也要去沾染點氣息。走進誠品，觀賞別人專注地看書、買書，彷彿是美好的情境。或者在附近喝咖啡，都能浸濡於典雅的書香氛圍。甚至於，莫名地參加一場書店裡的新書發表會，都有種參加嘉年華會的興奮。但通常他們還真的會買一大堆書回去，一來書價比香港便宜，二則內容真的多元。
看來，誠品書店早就不只是文化資源，更是台灣的風景。
香港並不乏書店，也有規模尚可的連鎖企業，諸如三聯、商務，為何對誠品如此獨鍾呢？說穿了，那是當地長期缺乏讀書文化下，想要期待有更多藝文元素注入的心聲。甚而是對幾十年香港重商走向的省思。
從香港己身的角度，或許這也是好時機。香港年輕一代逐漸展現不一樣的在地意識，比過去的世代更追求土地認同，不再以大陸的國家意識馬首是瞻，更非忙著跟緊國際趨勢潮流。他們也急迫需要在地文化的紮實建構，誠品帶來的內涵，或許會提供這類養分。
香港人也很好奇，我這樣來自台灣的作家看法如何。我警告他們，因應台灣的市場，誠品已在改變，九○年代的理念跟現在不同了。再者，銅鑼灣店面何其貴，誠品到那兒設場，絕對是項重大挑戰。說不定經營一段時日，反而入境隨俗，去異求同。
但他們報以微笑，認為能來就是好事。他們相信誠品的眼光，就算相似的文化商品，誠品展現的格局一定有種濃郁的書卷味道，那是香港目前沒有的。或許是這種情境吧，想邀請誠品到來的企業廠商，降低了許多行規，租地便宜、約期拉長等等，迎接麥當勞的寬鬆條件似乎都出現了。但他們的讓步其實也是在投資，還是希望透過誠品帶來文化商機，順便帶動周遭的繁榮。
誠品有那麼好嗎？有位知名的台灣銀行家最近到香港投資，接受訪問時語重心長地說，「到了香港，才知道台灣離世界有多遠。」但從文化角度，香港人若到台北，走進誠品書店，恐怕會有另類驚覺，「到了台北，才知道香港離文化有多遠。」
每次搭乘地鐵，放眼望去，幾無人看書的香港，確實需要刺激。誠品的外銷提醒我們，台灣有一種文化能量，可以輸出，可以轉化為經濟。那是香港，或者整個華文世界少有的優勢。但誠品不是台灣唯一質地優美的產業，我們還有許多這類豐厚多樣的文化資源，只是還未善用，或者尚不知如何包裝，透過更好的整合，逐一推銷出去。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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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7
攝影師
Alexander Rodchenko(1891-1956)
常有特殊的構圖方式，影響許多電影導演和藝術家
Jay Maisel(1931- )
利用光線與色彩構圖創造超現實的攝影風格
Michael Jenna(1953- )
極簡創作
W. Eugene Smith(1918-1978)
報導攝影大師
Ami Vitale(1971- )
報導攝影
Alexandra Boulat(1962-2007)
戰地記者
Lauren Greenfield(1950- )
紀實攝影-女性為主
Albert Renger-Patzsch(1897-1966)
自然攝影
Raghubir Singh(1902-1984)
自然攝影
Steve McCurry(1950- )
自然攝影
Gustave le Gray(1820-1884)
自然攝影
Eamonn McCabe(1948- )
運動攝影
Leni Reifenstahl(1902-2003)
運動攝影
Balazs Gardi(1975- )
運動攝影
Roloff Beny(1924-1984)
建築攝影
Berenice Abbott(1898-1991)
建築攝影
Bernd(1931-2007) Hilla Becher(1934- )
建築攝影
Robert Polidori(1951- )
建築攝影
Sylvia Plachy(1943- )
藝術攝影
Man Ray(1890-1976)
藝術攝影
Joel-Peter Witkin(1939- )
藝術攝影
Ray Metzker(1931- )
具創意的單色照片
Suki Dhanda(1969- )
人像攝影
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
人像攝影
Wolfgang Tillmans(1968- )
人像攝影
Arnold Newman(1918-2006)
人像攝影
Catherine Mclntyre(1961- )
影像合成
Steve Caplin(1958- )
影像合成Photoshop的先驅
Joan Charmant(1978- )
影像合成
Raghu Rai(1942- )
旅遊攝影
Paul Harris(1956- )
旅遊攝影
Felice Beato(1825-1908)
旅遊攝影
常有特殊的構圖方式，影響許多電影導演和藝術家
Jay Maisel(1931- )
利用光線與色彩構圖創造超現實的攝影風格
Michael Jenna(1953- )
極簡創作
W. Eugene Smith(1918-1978)
報導攝影大師
Ami Vitale(1971- )
報導攝影
Alexandra Boulat(1962-2007)
戰地記者
Lauren Greenfield(1950- )
紀實攝影-女性為主
Albert Renger-Patzsch(1897-1966)
自然攝影
Raghubir Singh(1902-1984)
自然攝影
Steve McCurry(1950- )
自然攝影
Gustave le Gray(1820-1884)
自然攝影
Eamonn McCabe(1948- )
運動攝影
Leni Reifenstahl(1902-2003)
運動攝影
Balazs Gardi(1975- )
運動攝影
Roloff Beny(1924-1984)
建築攝影
Berenice Abbott(1898-1991)
建築攝影
Bernd(1931-2007) Hilla Becher(1934- )
建築攝影
Robert Polidori(1951- )
建築攝影
Sylvia Plachy(1943- )
藝術攝影
Man Ray(1890-1976)
藝術攝影
Joel-Peter Witkin(1939- )
藝術攝影
Ray Metzker(1931- )
具創意的單色照片
Suki Dhanda(1969- )
人像攝影
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
人像攝影
Wolfgang Tillmans(1968- )
人像攝影
Arnold Newman(1918-2006)
人像攝影
Catherine Mclntyre(1961- )
影像合成
Steve Caplin(1958- )
影像合成Photoshop的先驅
Joan Charmant(1978- )
影像合成
Raghu Rai(1942- )
旅遊攝影
Paul Harris(1956- )
旅遊攝影
Felice Beato(1825-1908)
旅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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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4
劉維公：從曾雅妮現象看故事經濟學
從曾雅妮現象看故事經濟學
【2011/11/01 聯合報╱劉維公】
一個傳奇的場景已經出現：曾雅妮最後一洞推桿進洞，贏得台灣第一屆ＬＰＧＡ比賽，現場二萬八千名觀眾歡聲雷動。相信好幾年之後，這個畫面依然會讓人非常感動，我們見證了英雌完成她的歷史使命。
雖然二○一一年還沒結束，但今年年初開始刮起的曾雅妮旋風，絕對會是大家票選的年度最佳事件。
在全球競爭激烈的女子高爾夫球運動中，曾雅妮取得世界第一的頭銜，而且是自二月以來一直維持這項殊榮。大家為曾雅妮的成就喝采、感到驕傲，更是津津樂道的討論曾雅妮的話題。
這篇文章不是在預測曾雅妮高球生涯可以拿到幾項冠軍，也不會去感慨台灣職業運動的困境，更不是要詮釋台灣之光的社會學意義。我想透過曾雅妮現象作為引子，讓讀者注意到台灣經濟發展最棒的原物料：故事。
美國是當今世界中最懂得用故事賺錢的國家之一。根據估計，在美國，說故事的電影產業光票房營收就有一百億美金左右；創造故事的整體職業運動產業（包括ＭＬＢ、ＮＢＡ、ＮＦＬ、ＮＨＬ等）市場規模達到四千億美金；Forbes雜誌所公布的一百位名人收入排行一樣驚人，這些負責演故事的演員、運動球星等，其總收入超過四十五億美金。
受到傳統經濟認知觀點的影響，人們往往認為，沒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讓台灣的經濟發展處於先天不利的劣勢。然而，近年來許多現象的發生，反而讓大家見識到一個事實，亦即台灣擁有「故事」這項珍貴的經濟發展能源。隨手舉些例子，運動員（王建民、郭泓志、林義傑、蘇麗文、曾雅妮等）、導演（魏德聖、鈕承澤、林育賢等）、電視從業人員（王偉忠、蘇麗媚等）、農夫（種植稻子、鳳梨等農作物）、或是老店經營者（糕餅、醬料等），在各個產業領域都可以看到，專業工作者用故事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
故事產品絕對不是只適用於特定的產業，例如電影、電視、音樂、出版、廣告等。在今日，所有的產業都需要添加「故事」此一原物料。台灣新農業的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興盛的新農業生產的都是有故事的農產品，不論是食材、水果、稻米、或是醬料，都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內容，包含土地倫理、農村精神、鄉村文化等。由於具有豐富的故事價值，讓這些農產品不再只是初級產物，因而比其他傳統農產品在消費市場上更具有競爭的優位性。
懂得開發並且累積故事資產，將會是台灣產業經營的王道。相較於現今面板、太陽能、LED、DRAM等產業所面臨的發展困境，更加凸顯出來故事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的必修課。這堂課的第一個學理就是，故事是新經濟最迫切需要的原物料，比石油或是高科技還要重要。
寫完這篇文章的同時，剛好美國職棒大聯盟紅雀隊的外卡傳奇寫下完美的句點。從幾乎不可能晉級季後賽，到最後非常戲劇性的勇奪冠軍，紅雀隊又為美國經濟創造了價值連城的故事資產。
台灣必須積極投入故事原物料的生產。一個曾雅妮是不夠的。政府與企業的決策者不要老是想著如何讓產能極大化，量產全球市占率第一的電腦、手機等。這些決策者一定要徹底改變思維，重視故事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如果真的沒辦法了解這篇文章的觀點，那就請經濟的決策者好好去想想，為何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的自傳能夠成為全球的暢銷書！
（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011/11/01 聯合報╱劉維公】
一個傳奇的場景已經出現：曾雅妮最後一洞推桿進洞，贏得台灣第一屆ＬＰＧＡ比賽，現場二萬八千名觀眾歡聲雷動。相信好幾年之後，這個畫面依然會讓人非常感動，我們見證了英雌完成她的歷史使命。
雖然二○一一年還沒結束，但今年年初開始刮起的曾雅妮旋風，絕對會是大家票選的年度最佳事件。
在全球競爭激烈的女子高爾夫球運動中，曾雅妮取得世界第一的頭銜，而且是自二月以來一直維持這項殊榮。大家為曾雅妮的成就喝采、感到驕傲，更是津津樂道的討論曾雅妮的話題。
這篇文章不是在預測曾雅妮高球生涯可以拿到幾項冠軍，也不會去感慨台灣職業運動的困境，更不是要詮釋台灣之光的社會學意義。我想透過曾雅妮現象作為引子，讓讀者注意到台灣經濟發展最棒的原物料：故事。
美國是當今世界中最懂得用故事賺錢的國家之一。根據估計，在美國，說故事的電影產業光票房營收就有一百億美金左右；創造故事的整體職業運動產業（包括ＭＬＢ、ＮＢＡ、ＮＦＬ、ＮＨＬ等）市場規模達到四千億美金；Forbes雜誌所公布的一百位名人收入排行一樣驚人，這些負責演故事的演員、運動球星等，其總收入超過四十五億美金。
受到傳統經濟認知觀點的影響，人們往往認為，沒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讓台灣的經濟發展處於先天不利的劣勢。然而，近年來許多現象的發生，反而讓大家見識到一個事實，亦即台灣擁有「故事」這項珍貴的經濟發展能源。隨手舉些例子，運動員（王建民、郭泓志、林義傑、蘇麗文、曾雅妮等）、導演（魏德聖、鈕承澤、林育賢等）、電視從業人員（王偉忠、蘇麗媚等）、農夫（種植稻子、鳳梨等農作物）、或是老店經營者（糕餅、醬料等），在各個產業領域都可以看到，專業工作者用故事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
故事產品絕對不是只適用於特定的產業，例如電影、電視、音樂、出版、廣告等。在今日，所有的產業都需要添加「故事」此一原物料。台灣新農業的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興盛的新農業生產的都是有故事的農產品，不論是食材、水果、稻米、或是醬料，都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內容，包含土地倫理、農村精神、鄉村文化等。由於具有豐富的故事價值，讓這些農產品不再只是初級產物，因而比其他傳統農產品在消費市場上更具有競爭的優位性。
懂得開發並且累積故事資產，將會是台灣產業經營的王道。相較於現今面板、太陽能、LED、DRAM等產業所面臨的發展困境，更加凸顯出來故事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的必修課。這堂課的第一個學理就是，故事是新經濟最迫切需要的原物料，比石油或是高科技還要重要。
寫完這篇文章的同時，剛好美國職棒大聯盟紅雀隊的外卡傳奇寫下完美的句點。從幾乎不可能晉級季後賽，到最後非常戲劇性的勇奪冠軍，紅雀隊又為美國經濟創造了價值連城的故事資產。
台灣必須積極投入故事原物料的生產。一個曾雅妮是不夠的。政府與企業的決策者不要老是想著如何讓產能極大化，量產全球市占率第一的電腦、手機等。這些決策者一定要徹底改變思維，重視故事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如果真的沒辦法了解這篇文章的觀點，那就請經濟的決策者好好去想想，為何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的自傳能夠成為全球的暢銷書！
（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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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彎曲的集體心靈
彎曲的集體心靈
【2011/11/04 聯合報╱平路】
在台南，秋陽正好，孔廟東大成坊的那堵紅牆是最美感的角落。抬頭，就是一塊「全台首學」的匾。陳永華建議鄭經所建的廟裡，這「首學」兩字中的「首」，指的童生入學的第一間學校？還是台灣的第一間學校？
看在過往的行人眼中，說這裡是台灣第一間學校，也這麼理直氣壯，沒有人有任何疑義吧。正好像「開台」聖王的「開」台，這開創之功一定指的鄭成功。
儘管不遠處就是原名熱蘭遮城的安平古堡，儘管有足夠的資料顯示比鄭氏王朝早，荷蘭人也在做開創的事業；比陳永華的學校早，荷蘭人也努力於普及島上住民的教育。
因為是異族，就習慣性地略過他們，這是多少年下來的政治正確？還是異族殖民者恰好充當了維持正朔所必須的「他者」？華人的集體認知裡有強勁的種族主義。到近代，嘴裡說的「多元」，心裡牢固的是夷夏之辨。香港是典型的例子，上百年華洋共處，外國人在華人圈仍然被視為其心必異的「鬼佬」。
就好像在台灣，說什麼全台首學，一定忘了更早的荷蘭紅毛。其實，早在一六三六年，荷蘭人就在新港社建立學校，教男學生，也教女學生，許多時候，女學生的人數還多過男學生。在書信中，荷蘭人寫著：「要將青年學生教養成荷蘭式的紳士，必需從飲食、衣著、行為到心靈的改造上著手。我們要教他們服從、有禮貌、仁慈及溫柔。…」
除了傳教目的，荷蘭教師倒也（帶著優越感地）煩惱著教育的手段：「他們必需被修剪、砍枝、把彎曲的枝幹弄直，同時不再讓彎曲的枝枒長出。故對新港的青年，就如同對野生的樹叢一樣，非要有教鞭不可。…但體罰在新港是不可以的，但若沒有鞭打，他們將無法學習到藝術、科學、神學。…」
這些都不作數。漢人在本位主義的思考中，提到台灣的教育傳承，一切始自孔廟的泮宮石坊…
一方面聲稱包容，一方面只有漢人的貢獻才算貢獻，其中的自我矛盾，恰似一幅彎曲的水紋圖，迴映出漢人的集體心靈！就好像「賽德克．巴萊」電影裡，看到殺紅了眼睛的小男生巴萬拿著槍衝向日本人，觀眾人人稱快，而媒體在金馬獎提名的報導也興沖沖地稱巴萬為「抗日小英雄」，卻忘記在原住民的眼光裡，漢人一樣是身披文明外衣的掠奪者，殘忍度即使有不同，角色與日本人並無太大的差別。
漢人習慣性地忘記，日本人是「異族」的同時，自己在原住民的眼中，一樣也是帶來劫難的「異族」！
然而，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看待本身的歷史，應採取更多重的視野。就以荷蘭之於台灣做例子，客觀地看，總共卅八年的佔領中，對這殖民地亦有其規模與想像。與鄭氏父子的廿二年相較，如果說開創之「功」（當然也應該檢討，經濟的剝削是不是讓它功不補過？）至少可以等量觀之。
包括系統地整理，荷蘭以熱蘭遮做治理中心的歲月，為台灣究竟帶來什麼？身世上的多元斑駁，包括多次被殖民的經驗，在文化的角度既是歷史的沈積，層次中也蘊藏著創意資產。就好像周婉窈教授在「台灣歷史圖說」寫的，台灣人的美感世界，也許曾經支離破碎，也許曾經為殖民者所宰制，但是，那片段的光亮，那零散的瑰麗，我們應該要一一撿拾起來。
一一撿拾起來，包括之前用橡皮擦拭掉的。
（作者為作家）
【2011/11/04 聯合報╱平路】
在台南，秋陽正好，孔廟東大成坊的那堵紅牆是最美感的角落。抬頭，就是一塊「全台首學」的匾。陳永華建議鄭經所建的廟裡，這「首學」兩字中的「首」，指的童生入學的第一間學校？還是台灣的第一間學校？
看在過往的行人眼中，說這裡是台灣第一間學校，也這麼理直氣壯，沒有人有任何疑義吧。正好像「開台」聖王的「開」台，這開創之功一定指的鄭成功。
儘管不遠處就是原名熱蘭遮城的安平古堡，儘管有足夠的資料顯示比鄭氏王朝早，荷蘭人也在做開創的事業；比陳永華的學校早，荷蘭人也努力於普及島上住民的教育。
因為是異族，就習慣性地略過他們，這是多少年下來的政治正確？還是異族殖民者恰好充當了維持正朔所必須的「他者」？華人的集體認知裡有強勁的種族主義。到近代，嘴裡說的「多元」，心裡牢固的是夷夏之辨。香港是典型的例子，上百年華洋共處，外國人在華人圈仍然被視為其心必異的「鬼佬」。
就好像在台灣，說什麼全台首學，一定忘了更早的荷蘭紅毛。其實，早在一六三六年，荷蘭人就在新港社建立學校，教男學生，也教女學生，許多時候，女學生的人數還多過男學生。在書信中，荷蘭人寫著：「要將青年學生教養成荷蘭式的紳士，必需從飲食、衣著、行為到心靈的改造上著手。我們要教他們服從、有禮貌、仁慈及溫柔。…」
除了傳教目的，荷蘭教師倒也（帶著優越感地）煩惱著教育的手段：「他們必需被修剪、砍枝、把彎曲的枝幹弄直，同時不再讓彎曲的枝枒長出。故對新港的青年，就如同對野生的樹叢一樣，非要有教鞭不可。…但體罰在新港是不可以的，但若沒有鞭打，他們將無法學習到藝術、科學、神學。…」
這些都不作數。漢人在本位主義的思考中，提到台灣的教育傳承，一切始自孔廟的泮宮石坊…
一方面聲稱包容，一方面只有漢人的貢獻才算貢獻，其中的自我矛盾，恰似一幅彎曲的水紋圖，迴映出漢人的集體心靈！就好像「賽德克．巴萊」電影裡，看到殺紅了眼睛的小男生巴萬拿著槍衝向日本人，觀眾人人稱快，而媒體在金馬獎提名的報導也興沖沖地稱巴萬為「抗日小英雄」，卻忘記在原住民的眼光裡，漢人一樣是身披文明外衣的掠奪者，殘忍度即使有不同，角色與日本人並無太大的差別。
漢人習慣性地忘記，日本人是「異族」的同時，自己在原住民的眼中，一樣也是帶來劫難的「異族」！
然而，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看待本身的歷史，應採取更多重的視野。就以荷蘭之於台灣做例子，客觀地看，總共卅八年的佔領中，對這殖民地亦有其規模與想像。與鄭氏父子的廿二年相較，如果說開創之「功」（當然也應該檢討，經濟的剝削是不是讓它功不補過？）至少可以等量觀之。
包括系統地整理，荷蘭以熱蘭遮做治理中心的歲月，為台灣究竟帶來什麼？身世上的多元斑駁，包括多次被殖民的經驗，在文化的角度既是歷史的沈積，層次中也蘊藏著創意資產。就好像周婉窈教授在「台灣歷史圖說」寫的，台灣人的美感世界，也許曾經支離破碎，也許曾經為殖民者所宰制，但是，那片段的光亮，那零散的瑰麗，我們應該要一一撿拾起來。
一一撿拾起來，包括之前用橡皮擦拭掉的。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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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台灣美食會說國際語嗎？
台灣美食會說國際語嗎？
【2011/10/28 聯合報╱韓良露】
上個月在歐洲旅行期間，正好ＣＮＮ旅遊網站，公布第二次由三萬臉書網友投票，選出全世界五十大美食排行榜，台灣和南韓均未入榜，和台灣擦身而過的是四十一名的東南亞臭豆腐。
在五十名的美食排行榜中，泰國菜占了第一名的馬沙文咖哩、第八名的冬蔭功湯、第十名的雞肉曼巴、第四十六名的青木瓜沙拉四項，這樣的成績和過去廿年泰國的藍象集團在歐美的深耕推廣有關，除了到處開泰國餐館外，外賣泰國菜也紛紛在世界各大超市推出，如英國有名的馬克史賓瑟美食超市，早在十幾年前就推出上榜的這四樣泰國美食。
對投票結果，台灣人大可不必驚訝，因為這樣的結果真的不是出人意料，而是意料中，因為台灣人覺得好吃的蚵仔麵線、牛肉麵、肉圓、碗粿等等，除了來台灣旅行過的人可能吃過（但恐怕也有很多人沒吃過），想想在全世界，多少餐館有在賣台灣小吃或台灣菜的？
若好好分析ＣＮＮ的投票結果，可分成幾項來討論，第一，大部分的入選美食，都是速食，大家不要以為速食就只有美國漢堡炸雞，義大利有不少複雜的鄉土菜，但拿坡里披薩卻是可以快速烘烤快速吃完的現代速食。日本的壽司也是，在江戶時代興起的現代版壽司，不同於關西要花一兩天時間的古老製作，是可以站在路邊十分鐘解決一餐的速食。德國的漢堡包、英國的炸魚炸薯條、墨西哥捲餅等等，都是因應現代都會生活速度而流行的食物，這些食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都不會湯湯水水，也可以站著用手拿著吃。
第二，許多上榜的美食，都早已是全世界飯店系統中會採用的區域美食代表了。幾十年前在亞洲旅行的人，就早已看到四、五星飯店會有標準化的亞洲食物，其中一定有馬來西亞酸辣魚湯麵、印尼炒飯、泰國咖哩飯、新加坡海南雞飯，這些飯店的食物和當地人真正吃的方式並不一樣，飯店是經過調整、美化、規格化，基本上就是按西方旅客的方式，做出標準的可接受的異國美食。
這些飯店食物一定好吃嗎？那倒未必，很多泰國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愛吃自己的原味，但要在以西方人為主的ＣＮＮ世界美食榜上勝出，異國美食愈早西方化愈早全球化自然就愈容易出頭；而我們也別忘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都受西方殖民文化強烈影響，不少食物早已西方規格化了，不像台灣、南韓受西方的影響，一直是間接的。
第三，出名的異國美食一定和觀光旅遊體驗有關，每年去法國那麼多觀光客，不可能不對法國牛角包留下深刻印象，去過香港的觀光客多過葡萄牙，才會把本家的葡萄牙蛋撻選成後來居上的香港蛋撻，去過新加坡的觀光客，誰會忘記東海岸。台灣想要大力發展觀光，我們期待觀光客來吃什麼代表食物呢？
台灣不在世界五十美食排行榜之列，我們要面對的重點，恐不是台灣小吃、台灣菜好不好吃的問題，我們當堅持大部分料理的本土化，義大利、法國也有許多傳統食物，外國人吃不慣，但若想以食物和世界溝通，恐怕就得讓一些台灣美食會說國際語，食物是種語言，台灣的食物，可以說台語、說普通話，但有的恐怕要會說英語才行。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2011/10/28 聯合報╱韓良露】
上個月在歐洲旅行期間，正好ＣＮＮ旅遊網站，公布第二次由三萬臉書網友投票，選出全世界五十大美食排行榜，台灣和南韓均未入榜，和台灣擦身而過的是四十一名的東南亞臭豆腐。
在五十名的美食排行榜中，泰國菜占了第一名的馬沙文咖哩、第八名的冬蔭功湯、第十名的雞肉曼巴、第四十六名的青木瓜沙拉四項，這樣的成績和過去廿年泰國的藍象集團在歐美的深耕推廣有關，除了到處開泰國餐館外，外賣泰國菜也紛紛在世界各大超市推出，如英國有名的馬克史賓瑟美食超市，早在十幾年前就推出上榜的這四樣泰國美食。
對投票結果，台灣人大可不必驚訝，因為這樣的結果真的不是出人意料，而是意料中，因為台灣人覺得好吃的蚵仔麵線、牛肉麵、肉圓、碗粿等等，除了來台灣旅行過的人可能吃過（但恐怕也有很多人沒吃過），想想在全世界，多少餐館有在賣台灣小吃或台灣菜的？
若好好分析ＣＮＮ的投票結果，可分成幾項來討論，第一，大部分的入選美食，都是速食，大家不要以為速食就只有美國漢堡炸雞，義大利有不少複雜的鄉土菜，但拿坡里披薩卻是可以快速烘烤快速吃完的現代速食。日本的壽司也是，在江戶時代興起的現代版壽司，不同於關西要花一兩天時間的古老製作，是可以站在路邊十分鐘解決一餐的速食。德國的漢堡包、英國的炸魚炸薯條、墨西哥捲餅等等，都是因應現代都會生活速度而流行的食物，這些食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都不會湯湯水水，也可以站著用手拿著吃。
第二，許多上榜的美食，都早已是全世界飯店系統中會採用的區域美食代表了。幾十年前在亞洲旅行的人，就早已看到四、五星飯店會有標準化的亞洲食物，其中一定有馬來西亞酸辣魚湯麵、印尼炒飯、泰國咖哩飯、新加坡海南雞飯，這些飯店的食物和當地人真正吃的方式並不一樣，飯店是經過調整、美化、規格化，基本上就是按西方旅客的方式，做出標準的可接受的異國美食。
這些飯店食物一定好吃嗎？那倒未必，很多泰國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愛吃自己的原味，但要在以西方人為主的ＣＮＮ世界美食榜上勝出，異國美食愈早西方化愈早全球化自然就愈容易出頭；而我們也別忘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都受西方殖民文化強烈影響，不少食物早已西方規格化了，不像台灣、南韓受西方的影響，一直是間接的。
第三，出名的異國美食一定和觀光旅遊體驗有關，每年去法國那麼多觀光客，不可能不對法國牛角包留下深刻印象，去過香港的觀光客多過葡萄牙，才會把本家的葡萄牙蛋撻選成後來居上的香港蛋撻，去過新加坡的觀光客，誰會忘記東海岸。台灣想要大力發展觀光，我們期待觀光客來吃什麼代表食物呢？
台灣不在世界五十美食排行榜之列，我們要面對的重點，恐不是台灣小吃、台灣菜好不好吃的問題，我們當堅持大部分料理的本土化，義大利、法國也有許多傳統食物，外國人吃不慣，但若想以食物和世界溝通，恐怕就得讓一些台灣美食會說國際語，食物是種語言，台灣的食物，可以說台語、說普通話，但有的恐怕要會說英語才行。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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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茫然者，看CNEXT去吧 !
茫然者，看CNEXT去吧！
【2011/10/31 聯合報╱詹偉雄】
有注意到嗎，比起以往，我們現在更需要「故事」。
過去這十年，台灣出版市場豬羊變色，九○年代最紅的「財經書」退位，取而代之的是「小說」，原本集中在英語系的翻譯小說擴大到拉丁美洲、中亞與中東，日文小說更是聲勢大壯，連帶地，本土小說也多產起來。
小說，就是各種各樣的故事。一樁接著一樁的事件，被小說家運用各種敘事的觀點，按照著事發時間的次序被組織起來，雖說小說家說故事時不一定依照這次序來，但身為讀者的我們，總得要在掩卷之時成功地還原那一件件敘事的鎖鏈，辨清小說中這樁事與前、後事的因果關係，我們總算才能說「我們理解了故事」、「我們掌握了故事的意義」。
台灣人愛讀小說不是孤立事件，歐洲社會在十八世紀也經歷了讀小說浪潮（歌德在一七七四年出版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即是當時最暢銷的小說）。研究現代性的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那本厚甸甸的著作《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中論證：「小說」這種依賴時間次序的敘事形式開始出現在十八世紀，並非偶然，因為「數字時鐘」開始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人開始以「體驗時間流淌」的方式存在著，連帶著，把自身這一件件依照時間序發生的體驗紀錄下來，或在記憶中組織起來，就構成了每個人的「自我」；當我們說自己是誰的時候，我們其實是把我們的「過去」，以及期望中的「未來」，透過敘事的意義鎖鏈組織得來的結果。
換句話說：當我們開始想要「作自己」，嘗試建立「內在意義豐饒」的人生，就會開始看小說；一方面，我們要學習更多、更精采的「敘事技術」，把人生中原本難以言詮的體驗組織起來，或者在事件與事件中發掘出新意義；另一方面，我們在小說中「進入」旁人的生命敘事，一同經歷道德困境與生命糾葛（「人妻」與「小三」？），當我們走出敘事時，往往我們自身的敘事也隨之改寫；更多的時候，我們在小說中尋找「典範敘事」，用某種「角色」來標定自己生命敘事的未來，從而決定「自我」的打造或改造。
台灣人現在這麼愛看小說，是因為社會開始進入「個體化」的大轉型（與十八世紀歐洲一樣），我們迫切需要「敘事」的技藝，幫助我們變成獨特的人。
正也是如此，我的朋友蔣顯斌二○○七年創辦「CNEXT」這個ＮＰＯ—預計十年投資拍攝一百部華人地區紀錄片—便成為過去這十年來台灣最具時代感的文化行動。
紀錄片更是不折不扣的「故事」：它和小說一樣，擁有「開頭」、「中段」、「結束」的時間形式；華人社會中各種人物生命中的大小瑣事，因著紀錄片導演的「意義的眼睛」而被組織起來，我們看紀錄片，便進入時代的心靈世界，當我們走出影院之時，我們清楚的知道：「我」已經改變了，因為我進入了他人的生命敘事，理解了事件與事件間的關聯，而我接下來—「說自己」的敘事也變了。
一整年下來的「建國百年」活動，沒說出什麼撼動人心的敘事，但十月底開始的「CNEXT紀錄片影展」卻有；如果你正茫然著人生何去何從，看紀錄片去吧！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2011/10/31 聯合報╱詹偉雄】
有注意到嗎，比起以往，我們現在更需要「故事」。
過去這十年，台灣出版市場豬羊變色，九○年代最紅的「財經書」退位，取而代之的是「小說」，原本集中在英語系的翻譯小說擴大到拉丁美洲、中亞與中東，日文小說更是聲勢大壯，連帶地，本土小說也多產起來。
小說，就是各種各樣的故事。一樁接著一樁的事件，被小說家運用各種敘事的觀點，按照著事發時間的次序被組織起來，雖說小說家說故事時不一定依照這次序來，但身為讀者的我們，總得要在掩卷之時成功地還原那一件件敘事的鎖鏈，辨清小說中這樁事與前、後事的因果關係，我們總算才能說「我們理解了故事」、「我們掌握了故事的意義」。
台灣人愛讀小說不是孤立事件，歐洲社會在十八世紀也經歷了讀小說浪潮（歌德在一七七四年出版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即是當時最暢銷的小說）。研究現代性的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那本厚甸甸的著作《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中論證：「小說」這種依賴時間次序的敘事形式開始出現在十八世紀，並非偶然，因為「數字時鐘」開始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人開始以「體驗時間流淌」的方式存在著，連帶著，把自身這一件件依照時間序發生的體驗紀錄下來，或在記憶中組織起來，就構成了每個人的「自我」；當我們說自己是誰的時候，我們其實是把我們的「過去」，以及期望中的「未來」，透過敘事的意義鎖鏈組織得來的結果。
換句話說：當我們開始想要「作自己」，嘗試建立「內在意義豐饒」的人生，就會開始看小說；一方面，我們要學習更多、更精采的「敘事技術」，把人生中原本難以言詮的體驗組織起來，或者在事件與事件中發掘出新意義；另一方面，我們在小說中「進入」旁人的生命敘事，一同經歷道德困境與生命糾葛（「人妻」與「小三」？），當我們走出敘事時，往往我們自身的敘事也隨之改寫；更多的時候，我們在小說中尋找「典範敘事」，用某種「角色」來標定自己生命敘事的未來，從而決定「自我」的打造或改造。
台灣人現在這麼愛看小說，是因為社會開始進入「個體化」的大轉型（與十八世紀歐洲一樣），我們迫切需要「敘事」的技藝，幫助我們變成獨特的人。
正也是如此，我的朋友蔣顯斌二○○七年創辦「CNEXT」這個ＮＰＯ—預計十年投資拍攝一百部華人地區紀錄片—便成為過去這十年來台灣最具時代感的文化行動。
紀錄片更是不折不扣的「故事」：它和小說一樣，擁有「開頭」、「中段」、「結束」的時間形式；華人社會中各種人物生命中的大小瑣事，因著紀錄片導演的「意義的眼睛」而被組織起來，我們看紀錄片，便進入時代的心靈世界，當我們走出影院之時，我們清楚的知道：「我」已經改變了，因為我進入了他人的生命敘事，理解了事件與事件間的關聯，而我接下來—「說自己」的敘事也變了。
一整年下來的「建國百年」活動，沒說出什麼撼動人心的敘事，但十月底開始的「CNEXT紀錄片影展」卻有；如果你正茫然著人生何去何從，看紀錄片去吧！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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