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志/綠色建築實驗場
【2013/05/04 聯合報 / 李清志】
宜蘭綠色博覽會一直是蘭陽平原上的年度盛事,因著其地理環境及企畫哲學,這項活動多年來都比台灣其他地區所舉辦的類似活動,更貼近大自然、也更具有環保精神。不過今年的綠色博覽會更顛覆了過去以農業成果為主題的傳統,試圖以綠色建築的實驗,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特別是在「漂流之林、創意構築」展區,由建築學者王俊雄教授所策畫,邀請了國內幾個最具動能的建築團隊,包括實踐大學建築系林聖峰教授、南藝大呂理煌教授、北科大林靜娟教授、中原建築系黃俊銘教授等人所率領的學生團隊,用漂流木、竹材、建築廢料等環保、回收材料,現場實地親手施作,創造出真正的綠色建築,整個展場充滿各式各樣、具奇幻感的建築,令人有如置身精靈或納美人所建構的奇妙世界。
國內過去所謂的綠建築,有許多都是使用著昂貴的高科技建材,堆砌出綠建築的認證標章,造成許多不是那麼永續的永續建築。這次的綠色博覽會則以回收材料、創新構築方式,並強調與自然環境的調合,嘗試創造出綠建築的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
例如實踐大學建築系的團隊,使用漂流木建構出一座高達四層樓的塔狀建築,漂流木是一種難以馴服的材料;基本上,扭曲的外形是很難被作為真實的建築材料,但是實踐大學林聖峰教授,開發出連結漂流木的金屬構件,讓漂流木及軟性的竹材有建構大型建築的可能性,是一種本土材料的開發與應用,而整體構築方式也十分具有幻想性,只不過這個幻想不再只是幻想,這個幻想在現場被建築系師生實現了!
不可否認的,這股親手搭蓋建築的風潮,直接受到日本建築師藤森照信的「野蠻建築」所影響。藤森教授長年來反對工業化的建築營造方式,喜歡以古老的構築方式,使用自然的材料,親自建造房屋,引起國際建築界極大的討論。身為藤森教授弟子的黃俊銘帶領學生所搭建的小木屋,就具有藤森建築的風格,也傳達出某種對現代工業化建築生產的批判。
呂理煌所帶領的「建築繁殖場」團隊,則以一種類似苦行僧的方式,以一個半月的時間,直接進駐現場,自行搭蓋臨時工寮、廚房及廁所,日以繼夜地在現場施作,建造了一座輕巧又富創意的橋梁,超乎我們傳統對於橋梁的想像,更重要的是,這座橋梁竟然是這群師生親手搭建起來的!
這次的綠色博覽會猶如一次國內建築學系的大亂鬥,各個團隊都卯足全力,汗流浹背地製作建造,讓博覽會形成了一種建築教育的交流平台;在這個交流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建築教育,已經突破了過去理論式的紙上作業,而逐漸強調親手製作的重要性,讓建築不再是設計圖上的想像而已,而能真正進入「實構築」的境界。
「博覽會」這件事情,在歷史上,都是被視為一個前衛觀念的展示場。過去台灣地方性的博覽會卻逐漸流於商業炒作與無聊的大拜拜活動,浪費地方資源與人力,甚至更為不環保。這次的綠色博覽會在策畫上,凸顯出其前瞻性的思考,形塑出一個綠色建築的實驗場,為台灣的建築發展開創出一種創新的可能性,的確令人十分驚豔!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2013-06-10
2013-04-26
楊照: 故事與新聞/進出虛構與現實的能力
故事與新聞/進出虛構與現實的能力
(2012/07/26 聯合報 / 楊照)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曾經花了兩年時間,對發生在東京的"地下鐵事件"進行調查訪問。
他先訪問了在事件中遭到奧姆真理教施放的毒氣毒害的受害者及其家人,接著又訪問了造成災難的加害者──奧姆真理教的教徒們。
訪問中,村上春樹心裡有了奇怪的感受。他發現這些奧姆教徒的成長經驗,和他自己竟有許多相似之處:無法輕易認同社會價值,和周遭格格不入,對既有的這個世界感到不滿與不耐。
換句話說,在人生的某個時點上,奧姆教徒和村上春樹走在同樣的路上,那麼,是什麼因素使得村上春樹沒有變成他們那樣的狂信者, 願意接受麻原彰晃的教唆,去從事毒害別人的荒唐行為呢?
藉著一個問題,村上春樹找到了答案。他問這些奧姆教徒:"你們小時候讀小說嗎?"
幾乎毫無例外,他們都不讀小說。小說,閱讀小說的經驗,是讓村上春樹和這些人終究走上極其不同人生道路的關鍵差異。
村上春樹解釋:閱讀小說,等於是隨著想像進入另一個世界,異於你不喜歡不適應的這個世界的另一組時空,然而不管讀得如何入迷,畢竟總有你得放下書 頁,回到這個世界的時刻。
讀小說的人,尤其是大量閱讀小說的人,從小有了穿梭不同時空的經驗,他知道不管在那個想像的時空裡待了多久,總是得出來。
那個時空和現實有著根本、不可跨越的區別。
閱讀很多小說的人,看過、進出過那麼多想像的時空,就不太可能陷入其中任何一個想像的時空。
不讀小說的人缺乏這種經驗,缺乏這種認知,所以他們才會被麻原彰晃以教主權威刻畫的另一個世界,深深吸引,作為抗拒現實的力量,進去了,就不再出來。
發生在美國丹佛市的瘋狂殺人案件,看起來兇手也是一個進入了異類時空後,就出不來的人。
撲天蓋地而來的視覺影像,讓他以為自己活在《蝙蝠俠》的故事時空中,失去了現實感,進而要在現實裡複製故事裡的毀滅。他完全混淆了現實與電影的界線。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因為他們缺乏小說、想像閱讀的經驗,他們不懂如何在參與感受了想像的時空之後,維持自己的現實冷靜,回到現實的規則秩序裡來。
要避免這樣的悲劇,絕對不是讓人們不要接近想像、虛構。
不,剛好相反,應該讓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能接觸大量的小說、戲劇、電影,累積豐富進出現實與虛構間的經驗,相對地就不會那麼輕易掉進任何一個虛構時空中,走不出來了。
2013-04-18
洪蘭:時間換智慧 優雅老去又何妨?
時間換智慧 優雅老去又何妨?
【2013/04/12 聯合報 / 洪蘭】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教授來台演講,我忝為他的《快思慢想》的譯者,因此受邀與他共進早餐。在早餐桌上,因為沒有媒體在場,他顯得很輕鬆,說話也就表現出學者的本色,有問必答。
所以當高希均教授問他對核四公投的看法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應該由專家決定。他說技術性的東西不宜公投,因為人民未必有完整的知識來做決定。我一聽就暗自叫好,隔行如隔山,不是這個領域的,常常連專有名詞都看不懂,如何去作判斷?
他接著說,人是情緒的動物,常受好惡的影響,他舉神經學上的證據:大腦中,管理智的前額葉到管情緒的邊緣系統是條小路,但從情緒到理智是條大路,神經迴路的大小不同,訊息傳達的速度也不同,所以人氣起來會失去理智。
民主政治是選賢與能,領導者最主要的責任就是為全民做出正確選擇,並說服老百姓他是對的。我們問:若是老百姓不能被說服呢?他意味深長的微笑說:「時間會給他公道」(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是的,在歷史上留名的偉人都是能站在時代的尖端,看得遠,看得真,更敢獨排眾議,勇往直前的人。
這時,早餐端上來了,但是大家都顧不得吃,專心聽他講。我突然發現,這就是我在譯書時的感覺,覺得他的每一個字都深得我心。我大三時,修了「經濟學原理」這門課,授課老師是郭婉容教授,早期的學生不敢挑戰老師,郭老師上課第一天,便在黑板上寫下經濟學的第一個假設—人是理性的動物。但是我心中一直不以為然,人如果是理性的,那些無厘頭、匪夷所思的犯罪行為是怎麼出現的?後來走入心理學領域,發現實驗的證據都顯現人無法作理性的判斷,但是沒有人整合這兩個領域,直到這本書出來。
康納曼教授認為資訊的透明度代表了這個國家的文明度。羅素說「改變是科學的,因為它可以被測量,進步是倫理的,因為它充斥著主觀的價值判斷。改變不容置疑,進步卻充滿了爭議」。所以關鍵性的大事不宜公投,而且公投提案的寫法非常重要,它可以左右成敗,比如說,把一個新的癌症治療法寫成成功率是百分之八十,這時醫生和病人都會願意去試,但是把它寫成死亡率百分之廿,意願就低很多了。
陳述事實的方式的確會影響人民的判斷,銀行在推銷信用卡時,打出的廣告是日利率萬分之五,這看起來好像很低,大家就放膽去用信用卡消費,其實日利率乘以三六五天,它的年利率是百分之十九,那就很高,等人們發覺時,他已成為卡奴了。
公投有這麼多可操弄的變項時,我就了解為什麼他一聽說是技術性的議題,便提出警告了。看著他臉上充滿智慧的皺紋,我在想:年老有什麼關係呢?時間過去,換來智慧,能「優雅的老去」(aged gracefully)又何妨呢?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3-04-10
邱坤良: 電影光點
電影光點
【2013/04/08 聯合報 / 邱坤良】
日前到新近開幕的台北華山看了兩次電影,感覺跟在別的電影院很不相同。
現代的電影院多藏身高樓大廈之中,相較之下,連地拔起的華山電影館頗有踏實感。這是華山文創園區的一部分,係就日本時代的台北酒廠(一九一四年創立)歷史空間改建,硬體本身就是充滿人文氣息的建築作品,難怪會獲得歷史建築再利用特別獎。
幾年前文化部的前身文建會在華山規畫電影館,作為國片、紀錄片與藝術片的專業電影院,希望能為本土影業提供空間活力。選定的兩廳電影館位於中五、中六館,觀眾席分別為一七五席、一三三席,兼有卅五釐米加掛十六釐米與2K數位的放映設備。電影館外觀置入由金屬擴張網及玻璃所建構的半戶外空間,作為電影館的延伸,能將周邊充滿歷史感的斑駁牆面與整個園區創意活動連結。
電影是藝術,也是大眾娛樂,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電影觀賞角度與偏好。上世紀六○年代,也就是電影還被稱為「影戲」的年代,多數的戲院同時具有縱深的舞台與寬大的銀幕,時而放映電影、時而演出歌仔戲或台語新劇。就少年郎而言,看電影還是比看戲來得現代與時髦。
今日的電影院就是電影院,劇院就是劇院,專業電影院不是眾聲喧嘩的場所,而是個人、情侶或朋友私密享受光影的小天地。電影院的營運雖與戲院不同,卻同樣注意生活機能,每個電影院都有販售部。以往看電影的人走出戲院,到鄰近小店喝點杏仁茶配油炸鬼,或吃碗切仔麵,現代人依然電影配零嘴,出來再吃個漢堡、喝杯飲料,算是電影生活的一脈相傳。
興建有特色的電影館並不困難,能否有效營運才是關鍵。華山的「官方」角色,必須創造與坊間不同的影片放映與休閒、討論空間,而非僅給電影業增加統計數字。電影館依政府OT程序公開遴選經營團隊,結果由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勝出,這個團隊有多年經營台北光點(前美國大使官邸改建)的經驗。既受文化部委託,經營策略應凸顯與商業電影市場的差異性,所選擇的影片也需盡量與一般院線有別,讓觀眾可以在光點看到更多元化、外界看不到的國片、紀錄片與藝術片。
與中山北路的台北光點一樣,華山光點周邊有電影文創產品與咖啡店,從進出電影院,瀏覽光影長廊、享受「咖啡時光」的「內容」看來,這個電影群組確實給整個文化創意園區增加新的「光點」。在這裡看電影不是影片放映那一刻才開始,甫踏進電影館,立刻走入電影氛圍之中,看看海報,買票進場,看完電影,坐在咖啡店回味或與友人閒聊,也可逛逛文創商店、檢閱相關資訊。從兩個光點的屬性看來,如果能相輔相成,更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光」芒。
然而,現代行政體系偏重「防弊」,經營者如何在不被「圖利」、依「法」行政與監督機制下,打造優質的映演空間,規畫精彩的節目內容,又能維持團隊的存活,是極大的挑戰。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2013-03-29
劉可強、黃舒楣:華光社區的一堂課
華光社區的一堂課
[ 2013/03/29 蘋果日報 / 劉可強、黃舒楣 ]
3月26日,上百名學生徹夜未眠,雨夜中以身體捍衛華光社區中的兩棟房屋,只換得法務部「無理之抗爭」,以及強調「違占建戶」非屬經濟弱勢者的聲明。這並不令人意外,20年來,即使這城市中有關「違建聚落迫遷」的議題不時浮現,從十四、十五號公園、寶藏巖,到今日的華光社區,我國政府始終不願從遷徙歷史來理解城市中為何出現非正式聚落,不願面對長期住宅政策缺席所造成的居住問題。諷刺的是,寶藏巖以非正式聚落之姿成為國際知名景點,官員們都樂見其帶給城市藝術和文化消費的貢獻,卻始終未能承認「非正式聚落」對社會發展和基層生計的重要歷史意義。
在一個去除歷史的放大鏡中,華光長達百年的地景變遷消失了,人口遷徙流離的戰後歷史不見了,只見執法者以「國土活化」為由,要騰空地上物,要華光社區居民繳交「不當得利」。如果真有少數弱勢,才討論居住權和救濟性安置。殊不知多年來房地產炒作的高房價問題,早已造成結構性不正義,否則,怎會有居民由已拆除的建華新村違建搬到華光,接著又不知何處容身?華光讓我們看見主流社會只願選擇性的理解居住正義。
歐美自建住宅普遍
華光社區歷史悠久,是百年前台北東門城外發展起點,在一片荒蕪中,日本人興建台北刑務所及周邊宿舍群落,才開啟了「大城南」發展。國軍遷台後接收監獄和周邊附屬日式木造宿舍,法院和看守所、監獄相關人員都配住於此。事實上,華光社區居民組成還包括日據時期原居民與早些來台的軍人,在1945年的航照圖上清晰可見紋理完整的社區和樹木成群。當時因大量人口遷台,社區中既有房舍也無法容納所有人,在特定時空「暫時居住」氛圍下,甚至徵得長官同意,許多人便在自家院子或鄰近空地自力搭建,沒料住上一輩子。
台北監獄、看守所搬遷後,空出來的華光宿舍和非正式房屋,接收了湧入台北市的大量城鄉移民。類似的非正式營造在歐美各國非常普遍,是城市發展無法迴避的課題。近百年前,許多歐洲國家追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案例,由政府提供公有土地使用權並協助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建築材料,由居民自行建造住宅,居民擁有地上房屋,土地所有權則歸政府。以此經驗回視華光社區和鄰近的紹興社區,何嘗不是「自建住宅計劃」的另類實踐?只是他們沒倚賴政府提供材料,完全自力營造。
不要迴避歷史共業
我們必須從這段歷史來理解華光社區今日的抗爭,居民和聲援的學生們不僅是捍衛普世認同的居住權(任何形式的迫遷都應有安置),更呼籲政府正視居住課題,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中,住宅政策長期缺位,造成居民須從非正式部門滿足居住需求。政府不能從中反省傾斜的都市規劃,反而譴責居民「不當得利」,甚至要騰空歷史脈絡,在規劃未明的時刻,未有安置就強拆,一再複製過去強拆非正式聚落的暴力。政府未能明白寶藏巖成為歷史聚落的重要意義,我們深感遺憾。呼籲政府即時停下推土機,不要迴避歷史共業,不要迴避人權監察,更不該糟蹋年輕學生們不惜以身體捍衛正義,只為喚醒社會良心。
(作者劉可強為台灣大學城鄉所退休教授,黃舒楣為華光學生訪調小組成員 )
社論:從文林苑檢視社運的價值與目標
從文林苑檢視社運的價值與目標
【2013/03/29 聯合報 / 社論】
文林苑風波屆滿周年,在張金鶚提出「第三部門協商平台」的勸說下,拒遷戶王家願參與溝通,為僵局的突破提供了新動力。另一方面,都更條例的修法,國會也可望在本會期三讀,對拆遷戶權益提出更縝密的保障。
經由這場激烈的抗爭,政府和民眾對都更的本質與變數、乃至公權力的界線,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文林苑事件提供的活生生教材,無疑是可貴的一課。此外,那些基於對弱勢的同情而日以繼夜在現場聲援的學生,獻出年輕的熱情,換取了社會參與的啟蒙,並促成都更的修法,可謂是終身難忘的經驗。
但別忘了,抗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場抗爭的目的,應是在確保所有的三十八戶家庭「有家可歸」;但這後半段的目標,在高漲的抗爭熱情下似乎遭到了遺忘,或已逐漸遠離初衷。不僅如此,原來依法簽下都更協議書的三十六戶人家,更因此變成歸家遙遙無期,成了無辜受害者。從外界的眼光看,對守法者的傷害,已使抗爭的正當性失衡。
最近發展是,傳出王家內部有人對於社運團體「都更受害者聯盟」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認為該聯盟介入抗爭,非但沒幫到王家忙,反而使得該案進度拖延,甚至衍生募款流向不明及律師費用負擔沉重等枝節。因而傳出王家有人要求:「請聯盟走開,不要把王家當成社運舞台。」這顯示,王家內部立場似也產生分歧,對於無止境對抗卻無法帶來良性結果的行動,有人漸感不耐。
「不要把王家當社運舞台」,這句話值得玩味。從法外自力救濟而言,如果沒有這場抗爭,王家不可能走到今天備受重視的地步;但從渴盼重建安定家園的角度看,伴隨抗爭而來的是更多意外的紛擾及社會的注目,要妥協尋找出路也就變得愈發困難。最困擾的是,當有些王家老小希望事情有個了結,但倘若背後支持的那股社運力量卻不肯罷休,這又轉而使王家揹上「都是為了利」的猜疑,這無異是難以承受之重。
簡單地說,由於社運團體的介入,使王家的處境在文林苑風波中受到了重視;但也由於社運團體的過度堅持,使得王家問題的解決變得更為棘手,致一拖經年而難有進展。社運之所以變成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和台灣不少社運工作者奉「無限抗爭」為至高法則有關,也因此忽視了階段性目標的設定;另一方面,社運營造需要資金和人力的募集和投入,難免牽涉利益的瓜葛,一旦分配不均,矛盾立即現形。如此一來,社運之賴以維繫的正當性,也可能隨之崩解。
其實不僅文林苑事件,在關廠工人抗爭事件中,也出現了關廠工人願意償還欠款了事卻遭工運領導者阻擋的情事。其目的,無非在加強對政府施壓的力道,凸顯工運的抗爭訴求;但此舉也可能帶給工人及其家屬難以名狀的生活與精神困擾。
從抗爭的出發點看,也許兩造雙方均有共同的策略;但各方想要下車的終點,卻未盡相同。一個以社運為「志業」或「職業」的工作者,是要在運動中不斷進行鬥爭;而作為抗爭主體的當事人,則希望藉此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卻不在為抗爭而抗爭;至於因緣際會參與了運動的學生或熱血民眾,則希望透過個人參與實現對他人的協助。不同的價值,都一樣珍貴;但如果目標悖離了當事人的想望,甚至反客為主,把別人的目的當成了自己的工具──就如王家人所怨的「把王家當社運舞台」,恐怕就令人難以苟同了。
文林苑事件能否把台灣的都更帶向更美好的境界,仍在未定之天。明年此時,若王家兩戶和另三十六戶依然流離失所,那麼市府、建商和所有殷切等待都更的民眾都將是輸家,而社運團體恐怕也將難逃「唯恐天下不亂」及「愈幫愈忙」之譏,因為他們連階段性勝利都不懂得收割。
2013-03-28
平路:他是問題,不是笑柄
他是問題,不是笑柄
【2013/03/27 聯合報 / 平路】
這個月有一則醒目的社會新聞,內容是一位吳姓玩具商因為雜物「淹沒」雙人床,新婚的空姐老婆無處可睡,嚇得跟他離婚。照片上雜物滿溢,房門口才隱約看到地板。接著,電視台去跟拍,攝影機如入無人之境,記者以誇張語氣,盡數其驚怖之處。經由電視頻道反覆放送,這吳姓玩具商大概成了那兩、三日全台灣的笑柄。
確實是問題,自己出入不便、生活空間侷促,蟑螂蟲害叢生,貯物成災造成身邊人的痛苦,影響社區鄰人,甚至釀成火警危險等等不一而足。吳姓玩具商的問題是典型的貯物癖(英文的hoarder),囤貯成了習慣,與那樣東西的價值或功能無關,就是沒辦法丟掉。
嚴重起來,屬於強迫行為的一種,而囤貯的習慣其實十分普遍,從兒童節目「芝麻街」主角之一的奧斯卡,以及果戈里小說《死魂靈》的普柳什金,…到一般人的家居空間被雜物占據(觸目常見,沒用的東西從陽台堆至公寓過道…)。許多人以惜物為名的囤貯,與近期那位新聞人物,只是程度的不同,不一定有本質上的差異。換句話說,每個人,或多或少,或有不同程度的囤積傾向。到搬遷時候,該捨難捨,不免會面對如何下手的心理掙扎。
想要改變這貯積成癖的行為模式?其實不難。國外早有大量書籍,援引心理學中認知行為學派的理論,教人怎麼樣逐步建立捨棄/收納的系統。這類書籍提供步驟,一個一個抽屜開始、一間一間房間進行,幫讀者克服心理上的難關。自己幫不了自己,更可以求助諮商專業,步驟中包括專業諮商師來到現場,與當事人一起重新排列貯物的順序。此外,自覺有這種傾向的人,像戒菸、戒酒一樣,可以參加互助團體。一個人面對貯物無所舉措,借分享團體中其他成員的經驗。
貯物成癖這件事,以個人深層心理來看,可能事關匱乏的補償、可能事關焦慮的轉移,而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則牽涉著集體心理。一般來說,男人比女人多,年長的人比年輕人多,尤其經過憂患戰亂的前輩,惜物愛物,存留著許多囤攢的積習。而腦神經的最新研究之中,做決定的時候猶豫不決,關係到腦袋裡前扣帶皮質區的機能失調,那又屬於病理學的範圍。
眾多角度可以探討,也有各種改變行為的方式可以見效,一旦當作奇人異行,媒體夾著訕笑的報導角度,暴露出台灣社會缺乏同理心的一面。
換句話說,「分類」中被看成行止怪異、被看成怪物或瘋子,他的處境就成了眾人的笑柄。
記得當年也是如此,我們的社會曾經訕笑同志、訕笑愛滋、訕笑精神病患、訕笑自閉的孩子、訕笑每一個與眾不同的個人。近年來漸漸地,體認到把別人劃分到另一邊所隱含的歧視;其實,「他們」與「我們」並沒有那麼大的不同。唯當整個社會不把「他們」當做異類,「他們」困難的處境才有機會讓人理解。就貯物癖而言,當事人若自覺構成本身與他人的不便,有改變的心意,周遭社會更應該提供足夠的求助管道。
新聞中大驚小怪(暗含著排斥與鄙夷)的語氣,看似事小,卻牽涉著整個社會的成熟度。當人們飯後娛樂是倒在自家沙發看電視,不自覺地,笑謔聲常是建立在對他者的歧視上。
(作者為作家)
2013-03-26
楊渡:羅大佑要不要交浪費稅?
羅大佑要不要交浪費稅?
【2013/03/26 聯合報 / 楊渡】
聽到「博士去賣雞排,要課浪費稅」,我有點驚訝。但還好,聽聽就罷了。可是後來的討論卻讓人有點不安。因為它變成一種價值觀的論述,彷彿博士如果去賣雞排,就是「教育資源的浪費」,於是開始有人檢討是不是設了太多博士班碩士班,以致浪費了教育資源。
我最先想到的是羅大佑,一個醫學院訓練七年的畢業生,不當醫生,卻跑去當歌手,想一想,解剖、實習、手術訓練等的設備都不是普通的貴,這浪費豈不比一個博士生大?花這麼多錢,他要不要交一點「教育浪費稅」?
然而,作為創作者,如果不是醫學系的苦悶與摸索,對生命與愛情有所感悟,他會做出那樣的抉擇,最後創作出讓人心動的作品嗎?他初出道的歌,包括《鹿港小鎮》、《現象七十二變》、《童年》、《戀曲1980》等,讓我們聽見八○年代台灣社會的脈動、愛情的悸動、鄉土的感動。這二十幾年來,他的歌聲走得更遠更成熟,變成一個時代共同的聲音與記憶。請問,他的「產值」,會比醫生少嗎?如果執著於「教育投資」不能浪費,那他一生當一個不快樂的醫生的代價,誰來承擔?他的「產值」就真的有很多嗎?他的音樂,要用「產值」來計算,還是用「價值」呢?
如果羅大佑可以放棄醫生去當歌手,寧可去賣音樂;為什麼一個博士生不能放棄學位,去賣雞排?現下有一些大學畢業生,寧可放棄城市生活,回到家鄉種田,成為新農民,這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抉擇,不是很棒的嘗試?無論成敗,生命曾努力過,有何不可?
在這件事的討論中,讓我感到不安的是:為什麼我們的教育觀念,要變成如此「投資與產出」的概念,而不是一種人格的養成,人性的追尋,人文的化成。教育應該有專業訓練,但不是只有專業需要,這是一種人生常識。把教育視為讓一個人受到足夠的訓練,付出各個階段的學費,然後依照博士碩士學士,換算該做什麼工作,有什麼薪資,在就業市場中該賺回多少,這是不是人的「物化」?
依照這個邏輯,羅大佑念了醫學院,該去當醫生,但他沒去,等於浪費了醫療資源,他該被課浪費稅;張洪量該當牙醫,沒去當,該課浪費稅;很多電影劇場的導演、演員,都是理工出身,卻只因為愛藝術,寧可放棄所學,從頭開始。這些人該不該課浪費稅?
但如果少了這些為了理想而不顧一切的藝術家,世界上會有梵谷嗎?他為了藝術,放棄了牧師,而寧可孤獨追尋,終生只賣出一張畫,還是他弟弟買的,是不是他更該去當牧師?他的畫現在價值比一幢豪宅更高,那產值又如何?
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青少年時代該讀什麼書、念什麼系,就是此生的終極決定了,一切可以用金錢算得清清楚楚,人生還有轉圜的餘地嗎?誰能在青少年時代就明白自己一生要走什麼道路呢?
人生總是曲曲折折,徬徨摸索,常常是最後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道路,它的可愛與迷人,不正是在此?學習的目的,也不一定是為了專業賺錢,而是為了獲得知識、獲得美感、獲得愉悅,甚至是為了尋找某一個生命的解答。
謝雪紅曾說過一句話:「人生是不斷追求真理的旅程」。讓學習回歸知識的探求,至於它能有什麼作用,會賺多少錢,能不能解答我們的生命困惑,能不能帶來追尋的快樂,就讓學習者自己決定吧。對教育,對人生,多一點寬容,在終極的答案之前,我們不是如此全知啊!
(作者為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2013-03-25
黃樹仁:文林苑 誰的居住正義?
文林苑 誰的居住正義?
【2013/03/25 聯合報 / 黃樹仁(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文林苑已成台灣都市更新的指標個案。都更法令不周導致今天的僵局,各方皆輸。但文林苑事件中,最令人訝異的是,社會運動人士聲援對象並非無辜受害的弱勢者,而是利益對抗的兩大集團之一。
社運人士聲援王家,理由是反對建商欺壓弱小。認定這是建商與王家的衝突,卻忽略了當事者還有三十六家同意戶。將三方衝突解讀成兩方衝突,認知錯誤導致同情心投射到錯誤對象。
社會運動選擇支持對象有兩個標準。一是弱勢程度,二是道德高度。社會運動最佳支持對象,當然是道德缺憾最小而又同時最弱勢者。
在文林苑事件中,道德缺憾最小而又最弱勢者,並非王家,而是三十六家同意戶。他們遵守與信賴法律,產權與表決權都小。他們參與都更,應非無知被騙或被迫,而是審慎比較後認為建商條件不太離譜,因此接受。
與眾同意戶相比,王家人多業大,絕非三方中最弱勢者。王家力量小於建商,但足以卡住全案,也糧草豐沛到經得起消耗戰,更懂得輿論操作,並不弱勢。就道德高度而言,王家有成員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白領工作,不可能沒有基本法律常識。王家不願參加都更可以同情,但不依法定程序表達拒絕之意,自認不理會就可沒事,這會比老實遵守法律的小同意戶更無辜嗎?
相對的,建商在動工前預售房屋,以致進退兩難,雖然合法,但在道德上很難令人同情。
但厭惡建商,是否就一定要支持王家?
如果社會運動目的在於聲援無辜的弱勢者,則社運人士應該優先聲援流離失所多時的同意戶,應該催促建商與王家這兩大利益集團達成妥協,早日完成重建,讓夾在中間的真正弱勢者可以回家,而非在兩強之中選邊站。這是誤用的良心。
尤其在王家舊居被拆之後,王家與支持者的訴求更令人費解。舊居本已不符目前建築法規,且既已不幸拆除,不論過程是否可議,堅持回復原狀顯然不是公益與私利的最佳選擇。堅持回復原狀,就像堅持反攻大陸一樣無聊。合理出路應是尋求在重建過程中實現建商、王家與同意戶三方的利益妥協。這比堅持回復舊狀更符合居住正義。不幸的是王家聲援者為了懲罰建商,不惜讓同意戶陪葬。這不像社會運動,而更像主動介入兩強對抗的抗建援王志願軍。焦土作戰,以小同意戶為芻狗。意識形態先於人道關懷,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這到底是誰的居住正義?
2013-03-22
劉克襄:北海道比花蓮還近
北海道比花蓮還近
【2013/03/20 聯合報 / 劉克襄】
某春日一早,在台中搭乘高鐵南下。走進第八節車廂就座,隨即聽聞前排笑鬧成團。抬頭瞧,一群阿公阿嬤正在嘻嘻哈哈。
原本想上車後打盹,這下無法如願了。列車啟程一陣,他們的喧嘩聲並未結束,反而愈加高亢。我不得不起身,想過去勸告。
接近時,發現幾位老人正持扶手杖,座位旁的置物空間,還並列了四、五張輪椅。我不好再說什麼,迅速穿過,裝作去廁所。折返時,再仔細端詳,這一團還有幾位年輕人和外籍看護陪伴著。
他們繼續高興地歡笑。接近左營時,他們紛紛迫不及待地起身,高鐵工作人員過來幫忙卸下輪椅。我被堵在後頭,看著他們好像孩子去遠足那般快樂,禁不住探問前面看似領隊的婦人,「你們要去哪裡?」
她微笑地跟我抱歉,擋住通道。接著回答,要去小琉球和四重溪。走出車廂後,我不禁擔憂,至少有四、五人都必須坐輪椅,此一老人團如何坐船出海?小琉球有適合的巴士環島嗎?
卅多人的隊伍在月台,只能搭電梯上下。領隊正在忙碌,我也不便追問,逕自大廳等候朋友。過了五、六分鐘,剛剛的老人團分成三批搭電梯上來,拎著大包小包行李。
剛剛回話的婦人果然是領隊,她把老人們引領到坐椅休息區,告知不要急,大家慢慢去上廁所,車子還要半小時才來接駁。阿公阿嬤們紛紛在看護和朋友扶持下走往洗手間,領隊也陪著行動不便的先生前去。
我不禁再探問,他們從何來?一位阿公爽朗地回答,台北榮總對面的振興醫院。他們都在那兒復健因而熟識,但整天待在室內活動,心情難免鬱悶,後來便邀約一起出來旅行。
此一團隊能成行,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便是剛剛的領隊。她因為先生中風,長期照護下,體悟到要好好照顧,不能只待在復健的地點,最好能四處走走。在獨樂不如眾樂下,便發起了一起旅遊的活動,為此她還去考了導遊執照。
每次出去旅遊雖然辛苦,卻是老人們最快樂的時光。大家看山看海心情愉快,日後更擁有共通的話題。他們也把長期照顧的復健師邀請出來,一起遊山玩水像家人。
領隊陪先生回來後,遞給我一張名片,職業是諮商師,難怪有此見識。再探問才知,他們這一團已去過北海道、日月潭、金門等地。一群身障老人來去,旅行一定有許多不便。我們都很稱讚高鐵的公共空間,很多細節都有為銀髮族著想。晚近一些巴士改成低地板,位置寬敞,也很適合他們就座。
為何敢整團去北海道,原來當地的旅遊設施,也都考慮到老人來去的動線,他們才有此長途飛行。至於日月潭,因為遊客多,晚近公共空間規畫也頗完善。但這樣貼心的地點,國內並不多。他們即將前去的小琉球,我便很懷疑。領隊行前特別關切,對方直說會萬全準備。
一談及旅遊景點,我不禁追問,為何不去東海岸?結果答案一如我的預期,台鐵的空間很不適合老人旅行。光是花蓮車站的進出月台,對身障者就是一個困難的關卡。有位老人在旁半開玩笑,「北海道比花蓮還近。」
沒想到,我們聊出的心得竟是如此感慨。銀髮時代已迫在眉睫,若要鼓勵老人們多外出走走,或者旅行,我們的公共設施,恐怕還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吧。
未幾,他們的巴士來了。老人們再度興奮地起身。坐輪椅地、拄著手杖的、被扶持的,以及大包小包的旅行箱,緩緩朝出口移動。他們是現在,也是未來國內旅行愈來愈常見的畫面。我們可準備好了嗎?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胡晴舫:事物的核心
事物的核心
【2013/03/19 聯合報 / 胡晴舫】
今年美國奧斯卡得獎大片,屬於純種美國精神的幾部電影,《林肯》、《00:30凌晨密令》、《亞果出任務》,不約而同強調忠於現實,也不約而同引發何謂真相的爭議。
《亞果出任務》的爭議還比較「傳統」,電影難免誇大了驚險,當年的生還者說,當時他們就是拿了護照登機走人,並沒有軍隊拿槍開吉普車在後追捕。
《林肯》史料出錯比較嚴重,演出康乃迪克州議員反對廢除奴隸制,惹惱了康乃迪克州。但當年康乃迪克州一路挺林肯當選總統,追隨他打南北戰爭,當然也對他的廢奴法案投下贊成票。
《00:30凌晨密令》的爭議最大,尤其牽涉美軍虐囚逼供的部分,編劇和導演堅持全部真人實事不摻假,而美國情報單位、退休情報人員,乃至於曾經參選總統的馬侃參議員相繼跳出來,公開指摘電影不符事實,情報渠道根本不似電影描述。否認拷問的人指控電影撒謊,反對拷問的人責怪電影詳拍虐待,感官煽情,簡直在拍色情片。最後一段獵殺賓拉丹行動,儘管剪輯出色,直升機卻飛錯了方向,而街上的巴基斯坦人居然滿口阿拉伯語。
紀錄片拍得越來越像劇情片,而越來越多的劇情片使用紀錄片手法。聲光音效和化妝技術如此發達,尤其電腦特效鬼斧神工,如幻如真造出西元前兩百年的羅馬古城,使人相信費滋傑羅筆下的班傑明果真反轉人生活法,越活越年輕,輕易呈現一個長滿奇花異卉的外星球和巨大的藍色外星人。眼見為憑,看見了,就算真?在這個影像氾濫的時代裡,電影畢竟不是新聞,後設製作的畫面難道只是為了拍出現實?
戲劇文學的功能一直都是在幫助人們想像,想像眼前現實的另一種可能。我告訴你一個故事,裡頭充滿細節,包括當時的季節、背景的聲音、建築的長相,一排角色上場,各有姿態,他們所吐露每一句話,看似平淡,都藏有通往他們內心的線索,而這些線索終將帶領我們走入我們的內心,反省人生,反觀自己身處的社會情境。
傳統劇場根本毫無現實感,日本能劇、中國地方戲曲、希臘古劇場、印度劇場等等,簡易搭台,拉面帷幕,演員上台,就是一整個世界。事物真相藏在故事的幽微處,眼見未必為憑,心才是唯一的羅盤。一些必要的時代細節與物質考究,除了純粹聲光享受、對美的樂趣,仍是為了幫助觀眾讀者深入其境,想像力更無障礙,設身處地去理解角色的處境,以便更了解事物的核心。
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PI海上歷劫生還歸來,先跟保險公司代表說了一個少年跟老虎、斑馬、豺狼和母猩猩的故事,他們不相信,他於是又說了新版本,這次有少年、廚子、水手和母親。他們仍不滿意,卻只得走了。聽了兩個版本的客人最後被要求選擇,要相信哪個版本。
我表面上娓娓道來的故事,未必是我真正告訴了你、你真正聽懂了的故事。當其他科學強調傳達知識、思想的系統化,文學戲劇傳達的是智慧。如夏志清教授曾說,「智慧的特徵是自己成見的不斷瓦解,和新的印象的不斷容納」。
創作者若要模擬現實,也只為了努力表達他所知的現實,其目的為了刺激觀者放下書、離開戲院之後去尋找自己的真相,並不傲慢而獨斷地堅持自己的作品才是掌握現實的代言人。
想像力未必不能接近事物的真相。事實上,想像力可能是我們接近真相的唯一途徑。
(作者為作家)
2013-03-18
李清志:吃建築的魅力
吃建築的魅力
【2013/03/07 聯合報 / 李清志】
我不是一個美食家,我也不是料理大廚,事實上,我的美食經驗,常常還受到一些美食家朋友們的嘲笑,我並不在意,也不會因此立下「吃遍天下」的宏願;我只是喜歡觀察空間,思考飲食空間背後的文化意義,你可以稱我是「飲食空間裏的建築家」。
美國明星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早期主演的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描繪出未來世界的城市面貌,讓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下著酸雨的摩天大樓城市角落,哈里遜福特竟然在攤販上吃著日本式的拉麵,然後看著天空中巨大的電子廣告螢幕飛船緩緩移動,播放著美女的商業廣告。在這個想像城市中,建築、語言,以及飲食空間,混合著不同的文化與科技,形成一種多元混血(Hybrid)的城市面貌。
人類的飲食行為,長久以來便與建築空間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每一種飲食行為與每一種飲食空間,都述說著某種文化的精神意義;事實上,建築文化也改變了飲食空間的型態與飲食方式。
機械文化所強調的「速度」,就曾經大大改變了人類飲食生活的面貌,為了配合開車駕駛人的速度,出現了「得來速」(Drive Through )的飲食方式,而為了吸引公路疾駛的汽車,則出現了巨大甜甜圈、巨大漢堡、熱狗等造型的餐館建築,被稱作是「普普建築」(Pop Architecture)。
機械文化的大量生產,在上個世紀也影響了最重視手工技藝的日本餐館,利用機械大量生產的生產輸送帶,結合壽司師傅的手工技藝,產生了俗稱「火車壽司」的旋轉壽司。而近年來鐵道運輸速度提昇,高速鐵道蔚為風潮,迴轉壽司店也出現了新幹線軌道,讓上菜速度更加提昇。
其實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建築風潮,也對飲食空間有著極大的影響,隨著時代的不同,產生出不同的空間面貌;以巴黎的龐畢度中心為例,建築本身是屬於高科技風格(Hi-Tech Style)建築,但是其頂樓餐廳後來卻改裝成解構主義色彩的空間;藝術作品以及動漫文化也會對餐飲空間產生直接影響,東京的奈良美智A─Z咖啡館、鋼彈咖啡館,以及AKB48Cafe都是很好的例子。
文化的改變或創新,不僅影響了飲食方式,也影響了飲食的建築空間。作為一個「飲食空間裏的建築家」,我喜歡去光顧不同的飲食空間,不是因為食物多美味,食材多麼珍貴稀有,也不是因為主廚是米其林等級的廚師,而是想去體驗奇特的飲食空間文化。在我的旅行途中,我也會將飲食空間的觀察,視為是城市觀察的一部分,畢竟城市不斷地進步當中,飲食內涵及飲食空間型態,有時仍舊保存著過去的記憶與歷史,是城市學研究的重要線索。
台灣人外食者眾多,台灣餐館、咖啡店林立,民眾的味蕾靈敏挑剔,早已從「吃美食」進化為「吃空間」,餐廳、咖啡館空間設計爭奇鬥豔,推陳出新,到餐館吃飯已經成為一種空間文化的品味活動。「吃建築」作為一種飲食空間的文化觀察活動,對於台灣人而言,這方面的思考與研究才正要開始,值得更多的關注。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王健壯:拜託別再傷害台灣
拜託別再傷害台灣
【2013/03/17 聯合報 / 王健壯】
有空的話,不妨上YouTube看段影片,片長約十四分鐘,已有五百四十八萬多人點閱,內容是美國電視節目「每日秀」主持人司徒爾特(Jon Stewart)舌戰CNN「火網」談話性節目的兩位主持人。
「火網」(Crossfire)現已停播,但卻曾是CNN新聞性談話節目的招牌。節目形式是兩位主持人一左派一右派,兩位來賓亦然,雙方各據立場言詞交鋒。有人比喻看「火網」就像看兩個平行的宇宙,也有人形容「火網」就是分裂的美國縮影。
司徒爾特應邀上「火網」時,正值○四年總統大選,他開口第一句話就問兩位主持人:「你們為什麼要鬥來鬥去?」接著他要求右派主持人「說幾句凱瑞的好話」,也要求左派主持人「說幾句布希總統的好話」,既逗笑又嚴肅,笑翻了現場觀眾。
但有備而去的司徒爾特卻不是為了搞笑,他痛批「火網」不是搞辯論而是搞劇場,「我每天看你們的節目,卻害怕得受不了」;也修理兩位主持人是政黨的打手,「你們沒有盡到公眾論述的責任」;他甚至數度拜託兩位主持人:「請你們別再傷害美國」。
司徒爾特Stop hurting America這句話,變成了隔天媒體醒目的大標題,觀眾瘋狂下載「火網」這段影片,類似「火網」這類電視節目更成了眾矢之的:「新聞性談話節目非要如此做嗎?」兩個月後,CNN決定停播「火網」,理由是:司徒爾特的批評言之有理。
但司徒爾特與CNN絕沒想到的是,事隔九年後,雖然早已沒有了「火網」,但美國現在的新聞性談話節目內容卻比「火網」更趨極端,主持人也更像政黨打手;以前是同一個節目中兩黨兩極駁火,現在則是各台各個節目紅藍分明,同黨名嘴在同一節目中集中火網,大家既相濡以沫又集體催眠,所謂「平行的宇宙」、「分裂的美國」猶甚於「火網」時期。
台灣這幾年的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也與美國相仿。但台灣名嘴比美國名嘴更厲害,他們個個都是通才,中午談外星人之謎時引經據典,晚上論新教宗未來時也頭頭是道,隔天分析核能危機時又是口沫橫飛;司徒爾特如果看過台灣這樣的新聞性談話節目,大概一定會瞠目結舌到無言以對的地步吧!
但台灣的電視台老闆與談話節目的藍綠名嘴,卻不自覺他們正在傷害台灣。他們傷害台灣的方式是:他們祇有選民意識而無公民意識,祇有政黨論述而無公眾論述,祇有情緒宣洩而無知識分析;更嚴重的是,他們與政客同步極端化,而且都是人為的假極端化,讓媒體喪失了政治社會化的中介功能;當然,更等而下之的是,他們讓媒體變成了劇場,名嘴變成了演員。
李濤不再「開講」後曾引張季鸞的「四不」自勉,但諷刺的是,台灣新聞性談話節目現狀卻正是「四不」的反面寫照。以「四不」中的「不盲」而言,哪個名嘴不是「隨聲附和」的盲從?「一知半解」的盲言?「感情衝動、不事詳求」的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的盲爭?四盲俱全,這樣的新聞性談話節目能不傷害台灣乎?
鄭弘儀停止講大話,李濤不再開講,李豔秋關掉夜總會,不管原因為何,卻都應視為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的轉機,每家電視台老闆也都該有當年CNN停播「火網」時那樣的反省與決心;學司徒爾特向名嘴說一句「拜託別再傷害台灣」,大概不應算是苛求吧!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2013-03-15
邱坤良:博杯
邱坤良:博杯
【2013/03/14 聯合報 / 邱坤良】
一般信眾的卜筶、擲筊是人與神之間的默契,諸如祭典組織卜「頭家」、「爐主」,爭取為地方信仰服務的機會,或者藉「博杯」與神明「講話」,問些牽掛事,講些心底話,套用江蕙〈博杯〉的歌詞,就是「無講出的彼句話,只有博杯問天地……看著紛亂的土地,誠心最後博一杯,望天替咱保庇這個家」。
幾年前彰化縣芬園鄉有位小三女生因父親下獄,母親離家出走,依附開神壇的外公、外婆生活。小女生放學回家,利用神桌讀書、做功課。遇到不會做的習題,識字不多的外公外婆無法指導,小女生便畢恭畢敬地在神壇前博杯問答案,她靠神力繳交的作業得到中等成績,或許神明垂憐,給她一個「適當」的協助吧!
這幾年台灣寺廟紛紛走向企業化、觀光化,連神聖的「博杯」,都不再只是信眾的「問事」,進而擴大成現代寺廟的噱頭。參與者繳交數百元報名費,「杯」數最高者獨得彩金——黃金、汽車或巨額獎金,出現在寺廟的博杯比賽,等於拱神明做莊家。
博杯比賽成為社會新流行,與時下媒體的推波助瀾大有關係。許多「賽」事在記者、編輯筆下,成為溫馨感人、充滿社會關懷的新聞,如「八歲貧戶女童,博杯贏百萬」、「草屯博杯賭轎車,江敏權代父出馬十聖杯」,閱聽大眾誰不為貧家孝女、孝子傳奇性地贏得彩金高興?
另方面,博杯也已推廣到地方選舉了,數年前立委選舉,苗栗海線的兩位候選人相約至當地大廟,以「杯」數決定何人勝出。結果「杯」數少的康姓候選人願賭不服輸,執意競選,敗給有神明「認證」的對手;然而,這位當選人終因賄選而遭法院判決當選無效,其妻代夫出征,參加這一席立委補選,卻不敵捲土重來的康姓候選人。
最近一次政壇博杯決定當選人的怪事,發生在彰化縣花壇鄉代會。原任正副主席遭罷免,補選時由出席的七名鄉民代表大剌剌在土地公廟前博杯,以卜「頭家」、「爐主」方式選舉正、副主席,結果「杯」數最多的黃代表當選主席,次多的蕭代表「屈」居副主席。面對外界的質疑與譏諷,參與博杯的鄉民代表振振有辭說:「讓神明來決定,避免黑金暴力介入,相當不錯」。博杯取代選舉,還能扯到反黑金暴力,算來也是另類的「愛台灣」了。不知爾後這個鄉代會是否仍以博杯決定鄉公所預算?
博杯「多元」化,也使社會風氣更加庸俗化,參與者賭彩金,賭政治名位,無所不賭。民眾報名參加比賽,賭賭手氣,心存僥倖,人性之常;但寺廟主催其事,卻極可議,畢竟寺廟神聖空間不同百貨公司或大賣場。廿年前大家樂風靡全台,賜「樂」迷明牌的多是有應公或神格活潑好玩的孩童神,地方大廟極少提供「服務」。當下主辦博杯比賽的寺廟,則不乏歷史悠久、信徒廣布的名廟,而且這種比賽方興未艾,哪天某某著名寺廟以「文創」或為台灣「發聲」為名,舉辦國際博杯大賽,就不足為奇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洪蘭:成功之鑰…找回內心的召喚
洪蘭:成功之鑰…找回內心的召喚
【2013/03/15 聯合報 / 洪蘭】
我去蘇州演講,在機場碰到一位來蘇州視察工廠的朋友,因為我人生地不熟,他便邀我晚餐。
吃飯時,他的廠長一邊吃,眼睛一邊盯著手機。我想,大老闆在座,怎麼敢做低頭族呢?再一看,台幹皆低頭,陸幹在大吃,正疑惑間,廠長突然舉杯大叫一聲「乾杯!」我嚇了一跳,發現全體台幹笑逐顏開,個個一飲而盡,才知道那天中華隊在日本打世界棒球經典賽,剛剛進了一分。
廠長說,日本人非常挑剔,產品只要有一點瑕疵,就整個貨櫃退貨,還不客氣的寫信來指責,因此他們發憤圖強,把工廠的衛生和品管弄得滴水不漏,讓日本人無可挑剔。他很自豪說,他們的食品得到日本認證,是不必經過檢查就可出口的大陸廿七家工廠之一,也因為被最嚴苛的認可了,他們可直銷歐洲和美洲。
他邀我演講完去參觀他的工廠,我欣然答應,很想知道這位念紡織染料的廠長是如何研發出各種暢銷口味,尤其一天可做出五十萬個蛋撻。
第二天下午,他如約來接我。工廠的對面是個小學,到處車水馬龍,他說廿年前買地建廠時,這裡是一片農田。大陸的發展這麼快,令人擔心台灣的競爭力。
進門後,他要我戴網狀帽,束住髮,再加一個連肩的帽子,因為食物中最忌有頭髮。穿上鞋套、長統膠鞋、白色的罩袍,洗完手再用酒精消毒後,一女工用滾筒在身上碾過,確定沒有毛髮才准進入工廠。我看到一切自動化,只有蛋撻皮的部分是人工切,秤重,確定每張皮等重後,才去平,捏成蛋撻皮。我不解,既然所有東西都機械化了,為何這部分要人工呢?原來蛋撻皮有五十四層油酥,無法用機器,只能靠人工。難怪他們的好吃,一般的皮怎麼比得過五十四層的油酥?所有食材都是要用時,才從冷藏庫拿出來,不給細菌任何孳長的空間。
他們今年要包一千萬個粽子來應端午節之需,我看到工人在挑米,因為米中偶爾會有砂子,他們設了三道關口,六隻眼睛仔細看,挑出不應有的雜質。整個過程讓我感到:人必自重,然後人恆重之,自己先做到無瑕疵,別人再挑剔也沒話講。廠長說得對,抱怨沒用,有本事做給人家看,抱怨就像騎木馬,它讓你有事做,卻不會前進一步。
我跟幾位台幹談了一下,發現沒有一個是食品營養系畢業的(除了老闆夫人外,而她卻在銀行上班)。從這方面來講,我們的教育要檢討,所學非所用,是浪費了國家的資源;從另一方面來說,這證明了大學念什麼都沒關係,只要肯學、不怕苦,在職場上一樣有片天。
我問朋友,為什麼他的員工肯這麼賣命?他說,當員工把工作當成內心的召喚(calling)時,工作就有意義,生活就有目的了。職業(Vocation)這個字在台灣常被人瞧不起,其實,它源自拉丁文Vocatio,也就是召喚的意思,朋友和他的員工把做出日本人無可挑剔的食品作為他們的召喚,這個召喚使他們成功。任何人能找到他們內心的召喚,也一定會成功。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王正方:好萊塢大膽西進?
王正方:好萊塢大膽西進?
【2013/03/02 聯合報 / 王正方】
李安第二次勇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全球華人為之振奮。有美國媒體透露出不爽的情緒。次日各網站與平面媒體,李導演得獎照片不甚顯著或付闕,Yahoo網頁就不登李安的照片。有人說,這次的導演獎是一次不可置信的顛覆(upset),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不如李安優秀嗎?史大導演在美國電影界成就非凡。這次以「林肯」一片入圍最佳導演,他曾因「辛德勒名單」等片得過大獎。
奧斯卡不是運動比賽,得獎人不代表比其他入圍者優秀。說「優秀」與否的話,就帶點意氣了。頒獎前,許多美國「電影專家」預測,史蒂芬史匹柏的得獎機率為百分之八十,李安只有百分之十八點多,其他三位陪榜而已。結果專家們跌破眼鏡,很沒面子。
八十五年來,奧斯卡以推廣好萊塢影片為目的,頒獎典禮是場嘉年華會。美國電影在全世界受歡迎,俊男美女大明星們大家耳熟能詳,奧斯卡頒獎辦得成功,是年度世界性的盛事。結果由華裔導演掌舵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本屆獲四獎,小金人的數目最多,的確有幾分顛覆的意味。
然而奧斯卡能歷經長年不衰,正因為它有大海能容百川的氣度,過去也曾頒大獎給非西方的故事。如一九八七年的「末代皇帝」,九項入圍,囊括九座大獎。如果器小易盈地只頒獎給自家人,奧斯卡早就壽終正寢。抱怨李安得獎的只是那些寫評論的美國名嘴和作家吧!
我一直認為如果李安的主要對手是史蒂芬史匹柏的話,他得最佳導演獎的機率不低,「少年PI」獲最佳影片的機會一直不看好。
奧斯卡的入圍名單由影藝學院決定,然後影藝學院的諸會員,看畢所有入圍的片子之後投票,以票數決定優勝者。影藝學院會員約五、六千人,多半是美國電影界不同崗位的專業人員。坎城、柏林等電影節,是由七到九位評審委員討論決定給獎。奧斯卡的會員投票制度,具專業性,比一般電影節更有群眾代表性和公平性。
看電影是一場感性的旅程,想來影藝學院的會員看完了入圍影片,雖然「林肯」的卡司超強,場面驚人,多數會員與我有同感,覺得「少年PI」比「林肯」好看。
依照往例,奧斯卡喜歡頒最佳影片獎給「政治正確」的大片。「少年PI」是印度少年歷險記,他在墨西哥獲救,又落籍加拿大,這和美利堅合眾國有什麼關係?史蒂芬史匹柏走保守路線,「林肯」的題材當然最正,沒想到半途殺出「亞果出任務」,講拯救美國人質的故事,宣揚美國立場,劇情緊湊,政治上既正確又貼切,引得會員投票贊同,「林肯」在最佳影片的競爭中敗給「亞果」。
李安的創意獨特,膽識驚人。「少年PI」取材自暢銷小說,主戲只在一人一虎,難度高,三D攝影精美,屢有突破,觀眾為之耳目一新。他將一部非美國主流電影,憑實力闖入主流還奪得大獎。又開風氣之先,創出具「國際視野」的片種。
「少年PI」的美國票房約九千萬美元,在全球其他地區累計票房超過五億美元,其中以亞洲的收益最多,中國大陸的票房尤其驚人。全球經濟版圖的變化迅速,日後的電影消費群在哪裡?
好萊塢電影工廠的產品精緻,但庸俗是其致命傷,所缺的正是創意。好萊塢的眾老闆門檻最精,正引頸西望太平洋彼岸,說著許信良的老臺詞:「大膽西進吧!」
(作者為電影導演)
2013-01-10
韓良露:鐵路餐廳與台鐵旅行生活產業
韓良露:鐵路餐廳與台鐵旅行生活產業
【2012/10/24 聯合報 / 韓良露】
前一陣子去花蓮旅行,回程時因較早到車站,適逢午餐時間,大家也不想走遠去找午餐,大多數的人只好或坐(幸運的)或站(不得不)吃著車站內的便利商店買來的國民便當、飯糰、關東煮或泡麵等等。
不得不站著吃飯糰的我,忍不住想起兩件與火車站有關的吃喝記憶。一是台灣曾經有些鐵路餐廳,童年的我期盼的火車旅行,不只是坐火車去某個地方,還包括在鐵路餐廳吃餐喝飲料的時光。對許多人而言,鐵路餐廳絕不只是餵飽旅人胃的地方,更充滿了旅行的象徵和想像,沒有鐵路餐廳的火車旅行,恐怕也少了不少創作旅行文學與歌謠的靈感吧!
另一件較近的記憶是過去廿多年在歐洲旅行,從北歐到南歐,都會發現火車站餐廳是鐵路公司重要的建設與服務事項,像英國渡法國的優斯頓火車站,站內就有十幾家不同風味可大吃可小食的各色餐館,由於規劃甚佳,還有的旅客會想提前兩三小時就去等火車順便逛逛玩玩吃吃。
車站是最不需要行銷的通路地點,永遠不缺顧客,而這些顧客在等待的時間內多半無事可做又無處可去,只要有吸引他們吃喝購物的事情,火車站本身就是一座潛在的金礦,只等有心人去挖掘。
台北火車站就是個好例子,大家是否還記得當年微風廣場入主前的慘澹黑暗的時期,我記得自己就曾在名人堂專欄中呼籲台鐵要有所作為重新招標,如今回顧當年得標者付出的租金,一定會覺得讓大企業撿到了便宜,但誰叫年年哭窮的台鐵公司就是沒能力開礦採礦,只好任別人撿黃金。
但最近微風廣場的經營團隊想便宜行事地在火車站上蓋旅館,卻是像坐在金蛋上再生金蛋的作風,此事千萬不可,以免把金蛋給坐破了。台鐵公司既然發現火車站是黃金窩,就不該凡事都由外人公司設想經營,台鐵還有這麼多火車站,去看看每一個大站每一天的便利商店的營業額,就知道其中或有某些潛在旅客在火車站裡盼望著有個可以坐下來喝杯咖啡、紅茶,吃個簡餐,甚至再奢侈點的可以悠悠閒閒吃個完整的鐵路套餐,度過一段充滿旅情的火車驛站時光。
在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坐火車旅行,每當在一些小鎮小村或上下站或轉車時,最喜歡在火車站附設的小餐廳、小咖啡吧,吃一點有鄉土風味的簡餐及喝點東西。除了喝咖啡、紅茶外,還可以喝紅白葡萄酒、啤酒、開胃酒等等,這樣的車站小店,並不僅是旅人歇腳的地方,也成為當地人聚會、聊天、看電視足球轉播賽的社區交際中心。
老是嘆窮的台鐵為甚麼不試著把鐵路公司從只是經營交通運輸轉型為全國性的旅行生活產業,在各地經營大大小小的鐵路餐廳,不僅可加入台灣未來最具獲利發展性的飲食產業,也可解決台鐵過多的人力資源與增加更多的工作機會。況且除了鐵路餐廳外,還可開咖啡店、麵包店、各地鄉土特產與農產文創品等等,火車站一直是重要的觀光、旅行的樞紐,鐵路公司應該有多元的營運,需要的人才不能只是為了吃一碗公家飯。
博士畢業生考取鐵路工的新聞是這個青貧時代的悲哀,但更悲哀的是過了五年、十年,這個博士生仍無更具創意的工作可升遷,台鐵的基層工作鐵飯碗不怕青年才俊想來捧,怕的是台鐵會一路成為夕陽產業葬送許多青年才俊的未來。台鐵要轉型,台灣許多的國營事業也都需要丟開歷史包袱,因時制宜的為台灣下一代開創新機。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李清志:圓環之死—從味覺地標到圓環錢坑
李清志:圓環之死—從味覺地標到圓環錢坑
【2012/10/27 聯合報 / 李清志】
這裡原本是一座奇特的城市空間,在數條道路交錯點,形成一個圓形、孤島般的場所;庶民小吃攤的聚集,讓它散發著一股魔力,吸引著市民們穿越車流,進入這個圓形的空間場域。
世界上大多數的圓環上,都豎立著銅像、紀念碑或只是噴水池,設計者希望藉此建立城市美學上的視覺焦點;但是台北市的圓環卻是一堆違章攤販建築,各自烹煮著各式各樣的庶民小吃,平民化的價格,散發著熟悉的香氣,市民們穿著短褲、夾腳拖自在來去。這些食物的美味逐漸形成市民們的城市記憶,甚至當他們去國多年,一回到台北,就想直奔圓環,去滿足味蕾的長久渴望,圓環儼然成為他們對這座城市的「味覺地標」。
這樣的城市地標自然不是官方心目中的模範地標,在市政當局眼中,這個圓環中的違章攤販群,是城市破敗、落後的象徵,也是醜陋急需被革新的標的。因此他們決定改造圓環,讓這座歷史悠久、世界聞名的美食地標,蛻變成一座光鮮亮麗、令他們感到驕傲、有面子的新建築!他們剷平原來的圓環,找來建築師另外設計一座圓形的玻璃帷幕建築,並且將圓環從原有位置移到路邊,沒想到這卻註定了圓環的死亡,讓圓環走向萬劫不復的末日。
改造後的圓環其實已經死亡,失去了靈魂,光鮮的建築外表,猶如替死屍穿戴華麗的壽衣,並沒有辦法讓它起死回生,圓環也因此失去了其吸引人的神奇魔力,從此不再有人潮湧入其中。市政當局眼見這座耗費鉅資打造的圓環新建築,竟然無人光顧,甚至幾乎淪為玻璃廢墟,數度挹注鉅款,希望為它找回生命力,可惜都失敗,圓環終究只是一座巨大的圓形錢坑。
現代城市改造傳統市場的案例很多,真正成功的也不少,這些年來最知名的案例,應該是西班牙巴賽隆那市區的聖卡特那市場(Santa Caterina Market)。這座傳統市場更新案競圖,由巴賽隆那建築師米銳拉斯(Enric Miralles)與其建築師妻子共同贏得,他們保留了市場部分建築立面及平面擺設方式,另加上一座巨大起伏如波浪般的彩色大屋頂,充滿加泰隆尼亞色彩,也顧及當地市民的傳統習慣,同時讓觀光客可舒適地融入其間,一同體驗傳統市場的庶民文化。
這樣一座新舊融合市場,為當地注入活力,同時帶動附近社區的都市更新。可見一座傳統市場更新改造,並非只著重於建築物硬體的改變與興建,如何保有其文化生命力,才是能否成功的關鍵,台北市圓環改建與士林夜市改建,都是規劃者漠視庶民生活文化的失敗案例,令人失望!
圓環在數度投資改造,卻依然失敗之際,最近又有業者投資,希望引入這幾年流行的「保庇舞」風潮,打造具台灣文化色彩的流行觀光商場。這樣的規劃,雖然大膽又富創意,但是能否讓圓環起死回生,我卻不表樂觀;因為這樣的文化創意,雖然可吸引眾多觀光客湧入,但充其量只是台灣膚淺的流行風潮,猶如迪士尼樂園般,複製出大量虛假的文化符碼,並未與庶民真實生活有所連結。
對台北市民而言,記憶中那座充滿美食滋味的老圓環,其實早已死亡,再也無法重現了!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洪蘭:表達的藝術
洪蘭:表達的藝術
【2012/12/12 聯合報 / 洪蘭】
去美國開會時,巧遇一位曾經擔任過美國公家機關發言人的朋友,他跟我談起說話藝術的重要性,它甚至可以決定法案的成敗。
他說,美國是用沒有孩子的家庭作標準,孩子的減免額跟納稅人的收入無關,只要你有孩子就可以依人頭減稅。他在哈佛大學念書的時候,老師問:「在兒童免稅額上,富人是否應該多一點,窮人少一點?」當然不行,他們立刻抗議:富人怎麼可以少交稅,太不公平了!
老師再問:「若是改變稅法,用兩個孩子的家庭作為標準,沒有孩子或少於兩個孩子的家庭需多付稅,那麼,沒有孩子的窮人是否應該和沒有孩子的富人繳同樣的稅?」他們一聽,猶疑了。因為第一個案子是「減稅」,第二個案子是「增稅」,假如你要窮人跟富人有同樣的福利,那你就應該讓沒有小孩的窮人跟沒有小孩的富人去付同樣的稅金。兩個案子一模一樣,為什麼反應會不一樣?因為文字的描述不同,會帶出不同的答案。
我想起當年在美國加汽油時,因為美國人不習慣帶現鈔,買東西通常是用信用卡,加油站的牌子貼的是「現金多少錢一加侖,信用卡多收百分之一手續費」,這時,大家就不願用信用卡,寧可多花時間去銀行提款。後來信用卡公司遊說美國國會,把用現金稱為折價(discount),即汽油多少錢一加侖,現金購買每加侖少百分之一,這時很多人就用信用卡了,因為他們不喜歡多交手續費,也就是說,多付手續費心裡不舒服,少拿點折扣比較可以接受。
這種表達的方式不同,造成效果的不同,最顯著的是在器官捐贈上。德國跟奧國是同文同種,文化一切都很相似,但是二○○三年的研究發現,奧國人民在意外發生時,同意捐器官的比例幾乎是百分之百,但是德國只有百分之十二;瑞典跟丹麥也都是北歐國家,瑞典還被丹麥統治過,但瑞典的器官捐贈率是百分之八十六,而丹麥只有百分之四。這差異來自表格,高捐贈國家所用的表格是不想捐的人在格子中打勾,若不然,政府假設你願意捐;低捐贈國家的表格是你要捐才在格子中打勾,不然政府假設你不想捐。就這麼一點點格式上的差別,造成了這麼顯著的效果,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美國有個每月讀書俱樂部,它的做法是每個月寄一本新書給你,你要看就付錢,不要時,就在表格中勾一下寄回去(郵資對方付),你若沒勾,就代表你要看,下個月信用卡扣款。因為不要,需要多一道手續,所以很多人家裡就堆滿了他不想讀的書了。
這真是非常有趣,一個萬物之靈的人會被這一點點小技巧所左右。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在他的《快思慢想》一書中說,人的決策有兩個系統,系統一是直覺的作判斷,想到就做,很衝動;系統二是理智的思考,它不衝動,但是它懶,懶得去比較文字背後的真意,所以老百姓很好騙。
朋友說,文字包裝絕對是行銷的一大要素。看來政府的發言人應該去看一下這本書,才不會粉越搽,臉越黑。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邱坤良:二手書店
邱坤良:二手書店
【2012/12/10 聯合報 / 邱坤良】
若干年前有位流行音樂界退下來的朋友說,他很想找十位事業有成、中年退休的朋友,在同一區塊各自開家有特色的書店,可以跟讀者談書,也可與年輕朋友交流,聊職場生活經驗。他當時隨口說說,我至今印象深刻。
書店不僅是買賣書籍及閱讀的空間,主人與顧客也能產生溫馨互動。可以想像,如果真有一條街,有十家各行各業「榮退」者開的特色書店,必然充滿故事性,而且能結合街市空間,形成文化景觀。當然,這件事知易行難,可遇不可求,若由政府推動,亦不可行,光是遴選資格、地點與空間條件、獎勵辦法就會爭論不休。
不過,台灣這幾年已出現一些小而巧的特色書店,讓人眼睛一亮。經營這款小型書店者應是具有某種特質的有心人,才會投入這個行業。他們的生意未必很好,卻扮演文學創作發表、閱讀推廣的平台,也是維繫社會質感的重要元素。若干二手書店整體空間不像制式的傳統書店,更非以前牯嶺街、光華商場略帶霉味的舊書攤,擺在這裡販售的二手書經過細心「加持」,變得與「舊書」不完全等同,也顯露新書所沒有的古樸素雅。一般印象也覺得做二手書的人,比做新書買賣的人更有腹腸與人情味。
目前的特色書店不局限大台北,也存在於其他縣市,台南的台灣文學館附近就有兩家由老洋房改造、比鄰的二手書店,老闆同一人,其中一家兼賣咖啡,空間極為高雅、潔淨,讓府城文化增色不少。相較之下,大台北雖是誠品發祥地,也有女書店、台灣的店、永和小小書房、淡水有河book、藝大書店、茉莉二手書店、舊香居等各具味道的書店,純就空間而言,很難找到台南這兩家書店的質感。
最近因事到台灣文學館,路過書店,就被它的門面吸引,明知與人約束的時間逼近,依然想利用幾分鐘入內感受一番。然而,書店木門上的紅紙,書法寫著:「賣書維生,非禮莫進」,門旁小型看板則用電腦印刷:「飲料勿進入,輕聲進書店,店內勿照相」,一連串的警告,方才準備走入山陰道上的愉悅,剎那間被花間喝道,雅興頓失。雖仍賈其餘勇走進店內,卻感覺有形、無形的眼睛、鏡頭在四周移動,「進來晃一下」的企圖被揭穿似的,湧上一股「非禮」人士的心虛。
不明白書店主人為何如此「性格」?大概這裡鄰近台南孔廟與窄門咖啡,假日遊客不絕,加上書店建築是老屋新生的範例,在當前閒置空間再利用、老街更新的風潮中,常有文化休閒人士,拿著相機殺進殺出,獵取鏡頭,難免擾亂書店的空間秩序或其他閱書人的心情,想必主人被經常探頭探腦的「奧客」激怒,才祭出此策吧!
二手書店經營不易,碰到「奧客」更是煩不勝煩,不過,就算如此,難道不能轉換心情面對,或採用其他管理方法改善?現在張貼於書店的警告字句,讓雅致空間與書香氛圍多了些冷峭的空氣,有點可惜了。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王正方:卻道天涼好個秋
王正方:卻道天涼好個秋
【2012/12/14 聯合報 /王正方】
我的小學老師病重,她女兒要求母親講年輕時那段坐牢的經歷。媽媽拗不過,就一五一十的說了,女兒振筆疾書,記錄了一本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口述歷史。事後老太太徹夜難眠,強忍著病痛,摸黑找到女兒的筆記本,將它撕得片片兒碎,再也拼不回來。老師沒說為什麼,下一代知道太多會受到牽連?再大的屈辱就由她獨自承受,同她的生命一併消失。唉,台灣的母親,眾生的母親!
我站在病榻側,試著和失去意識的老師說話,童年教室中的情景一幕幕飛來飄去,想到她不欲人知的苦難,頓時淒然不能自已。
白色恐怖是台灣近代史的一部分,先輩們都從那段可怕的過去掙扎著活下來,為我們的自由付出代價。當今大家享有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何其珍貴。
白色恐怖的歷史資料不完備,是人們對它沒興趣,還是因為它過於傷痛,像老師一樣,不堪揭開永遠無法癒合的老瘡疤?這段慘痛的歷史應予以正視、列入正史和教材。忽視背叛歷史的人群,罔顧過去,隱瞞事實,對子孫說謊,下場會很不好。
有心的政客消費白色恐怖,用來為自己服務。白色恐怖是統治者對弱勢老百姓的暴力肆虐,如果將它曲解為族群壓迫,故意加深誤解和糾紛,為贏得更多選票,就是出發點不良,其心可誅。
又有人拿白色恐怖當題目來炒作。教育部長發電郵給各大學,關切學生參加「反媒體壟斷」示威,立委就帶著大學生在廟堂上痛罵部長搞白色恐怖。孰是孰非已有高明人士作過批判和討論,最不合適的是拿白色恐怖當工具,胡說亂道、混淆視聽,就為了博版面,增加曝光率,以利連任?
這場秀的編導演都不夠專業。劇本內容貧乏不實,以白色恐怖為主軸,想凸顯學生爭取言論自由。當今大學生,沒有言論自由嗎?不必遠溯到白色恐怖時代,保釣運動那年,台灣的大學生才第一次走上街頭。大學生當然有爭取自由的權利,但是「學而時習之」,過去的事多少也該知道一點,立委、學生們若不清楚白色恐怖,不妨先上網查一查。
一封給大學的電郵,讓有的學生心中起了壓迫感,算什麼大事?這和白色恐怖的距離很遠。心情不好便公器私用的惡言相向,情緒管理有待加強,等進入社會面臨炒魷魚的當兒,又該怎麼辦?當導演的立委們,切忌親自上鏡頭做搏命演出,輪番說同樣的話,只產生反效果。有時候「少反而是多(Less is more)」。
在台上疾言厲色的強勢指責,主題是喊冤、受到威脅迫害,言不由衷,說服力弱。辛稼軒有言:「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我的老師識盡愁滋味,難言的苦楚,她「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廿年來,台灣的虛耗、內鬥,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只在「浪費時間、浪費資源、錯失商機」等領域上,屢獲高分。先賢以血淚爭取到的言論自由,卻用來造口業。為了一己之私、一黨之私,忘記了共同的過去。含辛茹苦的先輩,他們的善良、隱忍和寬恕都沒傳下來嗎?只怕今後我們寶貴的生命,美好的未來,就在無謂的喧鬧中浪費流失掉了。
(作者為電影導演)
李清志:都市新風潮…老屋新生
李清志:都市新風潮…老屋新生
【2012/11/28 聯合報 / 李清志】
我們的城市過去對於老舊事物,總是抱持著「除舊布新」的奇怪想法,那些老建築、老東西,在這種想法下,常常淪為城市進步過程中,被革新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缺乏人文特色與歷史記憶的新房子,我們的城市因此逐漸失去其自我的特色,成為大量生產下的庸俗化都市。
這幾年台北城在都市更新的大旗下,雖然不斷地拆除老舊建築物,但是卻也開始有許多富有人文理想,以及生活品味的市民,積極投入老屋再利用的行列。
「老屋新生」可以被視為城市進化的文化指標,當城市居民懂得珍惜老建築、舊空間,並且有創意地加以重新利用,代表著這座城市的文化品味已經進化到另一個境界。
今年台北市的「老屋新生大獎」入圍作品十分多元精彩,得獎作品包括中山創意基地URS21,大稻埕的宅邸食旅、民藝埕、老宅中的東情西韻,北投的Solo Singer Inn,以及日新國小紅樓復舊整修等。
URS21是都市再生基地計畫中的一部分,但是經營團隊忠泰建築文化基金會,對於如何活化這座廢墟倉庫整修後的建築物,付出極大的心力,讓這塊城市中朽爛被放棄的空間,如今幻化成都市居民休閒活動、接觸藝文訊息的理想天地,甚至逐漸帶動周邊社區氛圍的轉變,是極為成功的都市再生案例。
宅邸食旅與民藝埕則是迪化街老式台灣街屋建築再利用的經典代表。民藝埕將迪化街老宅的傳統文化詮釋得十分精準,二樓的品茗空間散發著濃郁的文化氣息;宅邸食旅則導入現代風格家飾及使用方式,為老屋空間帶來不同的可能性。
最令人驚奇的作品是「老宅中的東情西韻」,位於大稻埕西安街裡的一座老舊房子裡,從外表觀察,猶如一座破敗的廢墟,但是進入房內卻有如進入一間有著紐約LOFT風格的公寓裡,紅磚老牆搭配自己設計的燈飾,充滿著時髦前衛的氛圍。整個老屋整修工程竟然是年輕主人自己親手設計施工,證明老屋新生不是有錢人的玩意兒,一般人靠著自己的品味與力量,一樣可以打造出富有特色的老屋新空間。
北投的Solo Singer Inn也是如此,年輕的女生著迷於老舊旅社空間的氛圍,投入極大的精神心力,將破敗的旅店修復再利用,如今竟成為外國觀光客到北投體驗老北投風情的最佳選擇。
從本屆老屋新生的入圍作品來看,其建築類型與使用方式,都呈現多元與豐富的面貌,讓人欣喜的發現,老屋新生這件事情,已經逐漸在這座城市中發酵,並且孕育成一種城市新風潮!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參與老屋改造的市民,大部分並非印象中的資深市民,反而多為富理想性的年輕市民,意味著老屋新生這件事在台北城中,不是一種懷舊與保守的勢力,而是一種前衛與品味的開創力量,我們期待著這股力量將會帶給這座城市,更多令人驚豔的未來發展!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詹偉雄:走闖拙政園
詹偉雄:走闖拙政園
【2012/11/23 聯合報 / 詹偉雄】
公元一五一七年,明朝才子文徵明到此,寫下「流塵六月正荒荒,拙政園中日自長」的詩句,可想而知,這兒的園林景象撞擊人心,挑起詩人無限反思。
五百年後,蘇州拙政園裡可是另一番光景。
固然亭台樓閣水榭依然保持著當年的尺度或比例,但許多新翻修的痕跡早已失去詩意,這還不打緊,滿園的擴音器導遊彼此競相解說音量、而遊客不時翻越圍籬進入廳堂或攀上假山拍照、工作人員聊天抽菸(一九九七年這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才是大殺風景。
園裡的出入門楣上鐫刻著動人心弦的書法:「淡泊」、「疏朗」、「奧衍」、「矯若」……,但這些意境和現今中國人的生活,八竿子打不著。
但如果這園林位在歐洲,那光景就不一樣了,它一定很乾淨也很安靜,這不一定來自民族性所產生的差異(光「淡泊」和「疏朗」四字,就證明當年中國文化能力絕不輸世界),而比較是反映著這五百年來,「現代性」(modernity)這一概念在兩地人們身上起作用的程度,有著變化差異。
「現代性」和傳統農耕社會遙遙相對,是現今人們生活的制度統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城市化、工業主義、貨幣世界……;但不論是哪一種制度,其底層都有一個信仰或理念的基底:「個人主義」—現代社會是透過一個個想「創造自身命運」的「個人」(individual )組合而成。然而,個人的主體性又是如何達成的呢?英國社會學者Anthony Giddens指出:個人對於自身命運有主導權的感受,來自他對周遭世界能進行一種敏感的覺察,進而對自身的行動和處境作出反思,最終,是說出一個完整的、前瞻的關於「自我」的一組敘事。
因此,「旅行」和「觀光」對現代人意義非凡,人們普遍希望透過旅行的陌地異境,來完成「自我的重新改寫」,而「乾淨」、「安靜」的時間與空間,正是自我進行反思所必要的物質條件。而許多文化經濟學者也指出,當「自我」被重新創造了之後,往往人們也就擁有了全新的生產力與消費力,這是因為當人們開始「重新述說人生」之時,他不只需要新的消費品,他還會生產出新的物質以表彰出他的新內在;因而,不是什麼技術的突破、經濟制度的變革等……推動了人類經濟的成長,而是社會裡一個個「發明新自我」的個人,永不停息地創造了需求和供給。
拙政園裡的中國觀光客,並不是為自己而旅行,他們是為家鄉父老而旅行,帶回去的留影照片將幫他們獲得讚美與肯定,證明不負一個「團體內成功者」的使命,他們得到一個「旅遊機會」遠比在旅遊中「得到什麼」要重要,因為前者是出人頭地的表徵,就好像LV包包一樣。
「前現代」中國經濟的下一個任務,其實和台灣一樣,都是「消費」;中國人雖然是現在全球最犀利的奢侈品消費群,但他們並非為自己而買,而是為準備肯定他的群體而買,這樣的消費者就如拙政園遊客一樣,他們只把便宜的歐米亞給帶回家,沒把一個全新的消費與生產主體帶回家;也難怪,中國都消費成這樣了,都還是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國家。愈會消費的,正是那愈能生產的;「安靜」與「乾淨」,對中國和台灣也都是挑戰。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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