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31
許知遠：一堂台獨課
一堂台獨課
【2011/12/26 聯合報 / 許知遠】
「如果花蓮獨立怎麼辦？」
走進這家地下的小書店時，主講人正這樣問。他背後的黑板上寫下了若干問句，最後一個是「如果台灣獨立怎麼辦？」
卅多名聽眾都年輕，滿臉好奇與困惑。
「要運用你們的頭腦，得出自己的結果」，講桌上擺著卡爾．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表明他關心的不是結論，而是思維的過程—一切應該、也都可以被辯論與想像。
我站在最後一排，內心一陣慌張，像是闖入了一場密謀。在公開場合聽人討論「台灣獨立」，對於我還是第一次，它充滿了觸碰禁忌的快感與緊張。
在大陸，統一是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也是普遍性的文化與社會心理，沒一位領導人敢承擔失去台灣的歷史責任。這種情緒因為現代民族主義的到來，而更為強烈。
而在台灣，國民黨政權長期壓抑「台獨」論調，它是少數異議人士的標籤。過去十多年，它被頻繁的提及，卻是政治操縱的延伸，它是與選票相關的政治姿態，人們還無暇瞭解它深入文化與社會含義。
「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像美國一樣繁榮和開放，台灣還想獨立嗎？」我問。現場氣氛激發起我體內某種微妙的情緒，我想為我經常批評的中國做出辯護—我和你們一樣，不喜歡這個政治的中國，只要它改變了，我們的障礙也就消失了，我們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膚色。
潛意識裏，我覺得台灣人太過自我沉溺了，中國給他們提供了巨大的靈感與刺激，他們明明可以理解北京、西安與昆明，卻總是只談論台南、基隆與恆春。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去重新發現唐代的詩歌、明代的建築，瞭解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巨大衝擊，卻總是執著於台灣的眼前事務。對所有地區與民族來說，只要你有能力瞭解他人的故事，才可能理解自己。倘若沒有發現世界的旅程，任何自我探尋都有可能掉入自溺、封閉的陷阱，它變成了一種部落主義。
沒人給出我答案。但我很快意識到，我的態度中流露著多少傲慢。試圖用龐大中國市場來吸引台灣的經濟思維是淺薄的，但我的這種政治思維同樣堪憂。
第二天，我前往鹿港旅行。正是一個雨夜，媽祖廟的燈籠閃耀，我是最後一家亮燈的排檔裏的最後一位客人。消瘦的老闆曾是大陸台商潮人的一員。不過，他此刻最感興趣的是向我解釋台灣歷史，講解《舊金山合約》的來龍去脈。
這真是個讓人震驚的一刻，我沒想到一個夜市老闆，會對這樣一個合約耿耿於懷。我多少感到，他在藉此表達，台灣人本應有機會主宰自己的命運。隔日，我在鹿港老街上一間堆滿書籍的房間裏，聽一位青年講述鹿港的傳統，他放棄在台北的工作，回來尋找自己家鄉的故事，他興奮的給我展示一組鹿港的鉛筆素描，難道它們不像巴黎的街頭素描一樣動人嗎？
這是幾個月前我在台灣旅行時的偶遇，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是，一種新台灣共識已然形成。它不再是簡單的「統獨」，而是台灣人主體意識的日漸成熟，雖然其中仍有種種缺陷。
在書店的討論結束前，主講者說，如果花蓮要獨立了，台灣就必須深入思考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他還鼓勵每個人去想像那些不可思議的時刻，這一時刻可能是台灣獨立，也可能是台北街頭再次插上五星紅旗。這種思考或許沒有直接的現實作用，卻能幫助打破頭腦中的禁區，讓曖昧地帶變得清晰，從而催生出更理性的判斷。
中國對於台灣的理解，尚未真正開始。它既對台灣的歷史複雜性、人們情感的創傷歷史缺乏瞭解，更沒有勇氣打破禁忌，直接談論敏感問題。在這種理解之旅開始前，所有政治談判、經濟協議，都顯得多麼脆弱與淺薄。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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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國治：台灣人最常問的身邊問題
台灣人最常問的身邊問題
【2011/12/31 聯合報 / 舒國治】
比方說，大家會問：「台灣的城市，馬路何以如此不平？」有的時候是，剛修好時，是平的，不久就不平了。更多的時候，在修好時即已是不平的。這是很奇特的一種文化。幾乎教人猜想：未必是所謂的偷工減料或貪汙（世界各地皆有貪汙，但太多有貪汙的國家亦能把馬路鋪平），而是一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神話般的東西。
台灣的城鎮，或台灣人，很愛強調夜市。好像夜市是一種很可自豪的設施似的。但夜市的內容是否很豐美則往往令人懷疑。但不管怎樣，夜市二字，代表了熱鬧、不寂寞、商機、眾心所向等，怎麼看都是個好字眼，索性人云亦云道它好就沒錯。
台灣的家長，接送小孩放學上學，如此的花心血，如此的勤奮，如此的雙排三排停車；但對小孩其餘之照護與愛、對他功課過多過難過累之規避或解決、對教他遠離電子遊戲與電子設備、對教他少碰垃圾食物、對陪他多碰自然多往泥巴地打滾多與其他孩童自然平常化的社交接觸等等，是否真能使得上力？
台灣似乎到處有人在談美食，電視上美食節目恁多，美食家這也一個、那也一個，但老百姓究竟有多少人吃不放農藥的蔬菜、吃不餵生長激素飼料、蓄養達一年以上的土雞或土豬？
外國人在台灣鄉間，隨處指太多空曠農地，問：「這些地方不能種些規規矩矩的蔬菜嗎？」問得好！
台灣的電視新聞，很少報導國外之事。大家皆感奇怪，皆發出此問，而這件事實猶繼續維持。
計程車，在台北，一下子空車出現了很多 。是原本坐車的，突然改搭捷運或騎自行車或喜歡上走路嗎？不見得。但一心認定開計程車最能自由、最是無門檻的職業的早年觀念看來值得重新思考了。
至於在南部，乘計程車不算太容易。往往站路口頗久，猶等不到一輛車。
很顯然，在台灣選找工作，不能再像昔年想擺個麵攤開個計程車，就這麼擺了開了，應該多考慮已有多少人早司此業矣。好的職業，常來自巧思。
台灣人很希望愈來愈富裕，其中有一方式，是買房子。既然老百姓愛買房子，於是建商便愛賣房子。但何種房子才算好房子、蓋在何處地面才是舒服居家等節往往馬虎應付了。
甚至台灣社會常喜以房屋交易之熱絡、報紙上房地產廣告之多刊視為「景氣」之指標，此種狹窄的經濟評估，委實不甚安全。
另外，台灣房子很會漏水。這或許不易算出數據，然人人在平素言談上很頻於聽聞，這不自禁也成了一種文化，類似「台灣人做事不夠嚴謹」的文化，或許與「馬路不平」來自相同的因由。
更別說台灣房子充滿了鐵窗。鐵窗，為什麼？當然不是設計，是防盜。然而盜各國皆有，何以別國不大設鐵窗？或許能否如此思考：能在盜上做處理以取代在窗上做處理嗎？
現在監視器也裝設得頗多了，不知這件東西會不會逐漸將鐵窗之裝設降低？
（作者為作家）
【2011/12/31 聯合報 / 舒國治】
比方說，大家會問：「台灣的城市，馬路何以如此不平？」有的時候是，剛修好時，是平的，不久就不平了。更多的時候，在修好時即已是不平的。這是很奇特的一種文化。幾乎教人猜想：未必是所謂的偷工減料或貪汙（世界各地皆有貪汙，但太多有貪汙的國家亦能把馬路鋪平），而是一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神話般的東西。
台灣的城鎮，或台灣人，很愛強調夜市。好像夜市是一種很可自豪的設施似的。但夜市的內容是否很豐美則往往令人懷疑。但不管怎樣，夜市二字，代表了熱鬧、不寂寞、商機、眾心所向等，怎麼看都是個好字眼，索性人云亦云道它好就沒錯。
台灣的家長，接送小孩放學上學，如此的花心血，如此的勤奮，如此的雙排三排停車；但對小孩其餘之照護與愛、對他功課過多過難過累之規避或解決、對教他遠離電子遊戲與電子設備、對教他少碰垃圾食物、對陪他多碰自然多往泥巴地打滾多與其他孩童自然平常化的社交接觸等等，是否真能使得上力？
台灣似乎到處有人在談美食，電視上美食節目恁多，美食家這也一個、那也一個，但老百姓究竟有多少人吃不放農藥的蔬菜、吃不餵生長激素飼料、蓄養達一年以上的土雞或土豬？
外國人在台灣鄉間，隨處指太多空曠農地，問：「這些地方不能種些規規矩矩的蔬菜嗎？」問得好！
台灣的電視新聞，很少報導國外之事。大家皆感奇怪，皆發出此問，而這件事實猶繼續維持。
計程車，在台北，一下子空車出現了很多 。是原本坐車的，突然改搭捷運或騎自行車或喜歡上走路嗎？不見得。但一心認定開計程車最能自由、最是無門檻的職業的早年觀念看來值得重新思考了。
至於在南部，乘計程車不算太容易。往往站路口頗久，猶等不到一輛車。
很顯然，在台灣選找工作，不能再像昔年想擺個麵攤開個計程車，就這麼擺了開了，應該多考慮已有多少人早司此業矣。好的職業，常來自巧思。
台灣人很希望愈來愈富裕，其中有一方式，是買房子。既然老百姓愛買房子，於是建商便愛賣房子。但何種房子才算好房子、蓋在何處地面才是舒服居家等節往往馬虎應付了。
甚至台灣社會常喜以房屋交易之熱絡、報紙上房地產廣告之多刊視為「景氣」之指標，此種狹窄的經濟評估，委實不甚安全。
另外，台灣房子很會漏水。這或許不易算出數據，然人人在平素言談上很頻於聽聞，這不自禁也成了一種文化，類似「台灣人做事不夠嚴謹」的文化，或許與「馬路不平」來自相同的因由。
更別說台灣房子充滿了鐵窗。鐵窗，為什麼？當然不是設計，是防盜。然而盜各國皆有，何以別國不大設鐵窗？或許能否如此思考：能在盜上做處理以取代在窗上做處理嗎？
現在監視器也裝設得頗多了，不知這件東西會不會逐漸將鐵窗之裝設降低？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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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5
詹偉雄：說說「光」
說說「光」
【2011/12/21 聯合報 / 詹偉雄】
很少人想過：我們為什麼那麼需要「台灣之光」？
從最早的「亞洲鐵人」楊傳廣、「飛躍羚羊」紀政、金龍少棒隊，到今天的王建民、曾雅妮、李安；許多在國際競賽中獲獎的台灣人，無可避免地，當他們登上報紙頭版頭條的那一刻，便必須時時刻刻頂著「台灣之光」那顆沉甸甸的冠冕，同時，我們也霎時變成了「一家人」—「建仔」好似隔壁鄰居，而「妮妮」更是從小便被我們看著長大。
「台灣之光」的第一個火石是國族集體認同，在我們說著共同語言、居住於同一地理區域、分享著近似價值的「國族」內，出現了一位（在眾目睽睽之下）擊敗其他眾多「國族」代表，獲得至高榮譽的同胞，我們覺得「他／她」就是我們的代表，「他／她」的卓越意味著「國族」之不凡，當我們共同慶祝「台灣之光」之際，我們自身也產生一種「能力變大」的感覺、一種獻身於「集體歸屬」的神聖感受。當然，這種透過特定國族英雄凝聚了集體認同的現象並非台灣獨有，譬如說：美國人以「飛魚費爾普斯」為傲（北京奧運八面游泳金牌）、英國人以「莎士比亞」的子孫為榮、法國人說他們是「普魯斯特」（寫作長篇經典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的後裔。
我們應該在乎的，是「台灣之光」的第二個面向—為什麼代表台灣的，一定要是「光」這種意象？不能是「台灣之劍」，或「台灣之gaya」嗎？細細思索一下，這背後的動機是很弔詭的：我們其實需要著「受我們擊敗者」之肯證（recognition）。即便是我們的代表，在某一項競技中擊敗了世界的代表，但這種存在感，是必須透過「他者」的肯定—讚美、欣羨、自嘆弗如，最好還要有一些忌妒，才能夠完成；在此，「光」這種意象就是最好的象徵物，它無遠弗屆，不止「我群」看得到，「他邦」也無所遁逃，而且人們看著它總得瞇著眼睛，如果是太陽這種光，瞇眼之同時還得仰望，那就更棒了。
當我們說王建民是「台灣之光」時，恆常地夾雜著一種矛盾的恐懼：我們必須藉由「贏過他人」與「他者的肯證」，才能賦予我們自身的存在價值，這極其弔詭啊—在那「光」之中，照見的，其實是我們自身內在的黑暗。
「台灣之光」現象並非孤立，日本、韓國都和我們一樣，處處爭取公開競賽中「被擊敗西方」社會的肯定，但廿一世紀後，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之光」，卻讓我們更目瞪口呆—政府動用上千億美金，全力打造北京奧運與廣州亞運，用連綿的「焰火」爭取著最大規模的肯證：我群不只在競賽中贏你，還根本地，要在「場面」上讓你懾服，隱喻經濟成就之今非昔比。「散財首富」陳光標與各地汲汲營營爭取創造各式「金氏世界紀錄」的中國人，都是這樣的例子—藉著一項特異之光，要去救贖生活中各種無存在感之黑暗。
「光」是集體化社會最常用的象徵，但我們該想想：光，總會有熄滅的時刻，在這段更長的時光中，我們如何能透過自身的感覺豐盈生活並且享受當下，才是自由啊。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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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記錄他們的演藝人生
記錄他們的演藝人生
【2011/12/24 聯合報 / 邱坤良】
台灣老一輩的演藝人員是最貼近民眾生活的藝術家，他們多半出身寒微，在浮世力爭上游，希望平安幸福過一生，在政權更迭、社會變遷劇烈，城鄉差距明顯的台灣，政治態度也相對保守。他們的演藝人生與作品不但是中低階層生活的參照，亦為大眾文化史的重要內容。然而，這方面的傳記與相關資料太少，政府、社會不重視，連藝人也輕忽自己的角色。
幾天前老友邀約相聚，舉座儘是資深的導演、作曲家、歌手、演員，有些還是我年少時期的偶像。陽明是一九六○年台語片時代風靡全台的名小生，主演的影片無數，他沒隨著台語片的沒落而消沉，反而轉型成國語片導演歐陽俊，在七○年代的社會寫實影片風光一時，如今淡出影壇，悠哉游哉。歌手劉福助以「國語歌星」起家，長期活躍於秀場，發行的唱片甚多，他的台灣民謠獨樹一幟，堪稱「國寶」級的人物，聽他在那卡西唱歌，面對面喝酒交談，頗有今夕何夕之感。
歌謠作曲家曾仲影和戲曲演員呂福祿，沒有陽明、劉福助的名氣，卻有更傳奇的演藝人生。曾先生青年時在廈門念大學，有音樂創作與表演天賦，因爭風吃醋與美軍在舞廳大打出手，隨即潛逃來台。二二八事件時，遭黑函檢舉入獄二年，而後在廣播電台、劇團、影視圈漂浪一生，作品無數。呂福祿的父親原籍河北大興，是京班武生演員，來台公演時生下福祿，舉家在台落地生根。呂福祿武功底子深厚，大半輩子活躍歌仔戲舞臺，也常應邀在電影中演武行。
陽明這群老朋友生活無虞，個性知足常樂，經常相邀聚餐，共話當年勇，這是他們當下最大的樂趣，相對不少晚景淒涼、默默以終的前輩藝人（如新劇編導全才的李玉書），人生算是美滿幸福了。只可惜新世代知道他們的人愈來愈少，連當年的紅小生陽明有時還得抬出「蔡岳勳導演的爸爸」才會讓人「刮目相看」。
文化行政部門近年為不少藝文人士立傳，但多侷限得過「獎」的「藝術家」，內容品質也參差不齊。多數演藝人員畢生沒有留下詳實的紀錄，有之，也是偶像明星的形象包裝，較不重視內容的深度。相較近鄰日本許多影劇導演、演員（如大河內傳次郎、石原裕次郎、美空雲雀…）都有高品質的傳記，甚至個人資料館或紀念館，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台灣目前仍有甚多見證影劇史變遷的資深藝人健在，但當天聚餐的朋友，只有呂福祿出版過傳記。如果不及時記錄，不但他們的人生空白，台灣大眾文化史也缺少最鮮活的一頁。新聞局、國家電影資料館或地方文化局處宜把握時機，擬訂完善的計畫，遴聘合適的影像編導或學者，儘快記錄資深國民演劇藝術家的生命史。這項迫切、重要的工作所費不多，約略一、兩場政府大型活動的經費，就能有系統地為影劇文化留下大量的寶貴資產。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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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躁急的夢想家
躁急的夢想家
【2011/12/23 聯合報 / 平路】
民國一百年即將過去，夢想無著，活動乏善可陳，還留下檢調偵辦的「弊案」，而其中更可痛惜的是，這百年一遇的時間點上，錯失了契機，如果通盤檢討，問題的一端在於急切吧！這是建國一百年活動失策的地方。
之前欠缺充裕的準備期，急起來，主其事者只希望像之前辦聽奧一樣，選舉前端出一盤盤錦上添花的大菜。文化元年基金會的批判聲音用的是「終結百年煙火」，「煙火」兩字，就是只求一時亮點的寫照。畢竟這建國一百年不該是體育賽事，不應該是砸下鉅資就算完的「大型活動」而已。
在躁急的心態之下，民國一百年的活動對待歷史相當浮面，只求搭建最便捷的橋，把孫中山、辛亥革命等等，與今天台灣，最好是今天台灣的年輕人，用一些夢來又夢去的虛幻名詞，無縫接軌最好。
孫中山是一百年活動的主角，急於表功是民國一百年的活動失敗的關鍵，而湊巧的是，一百年前，這急切兩字，亦是孫中山個性的陷阱。事實上，對任何一位革命家來說，個性造就命運，回溯孫中山一生，成也急切敗也急切。革命成功在於急切，爾後建國成事不足也在於急切。急切是孫中山個性裡的強項與弱項。
換句話說，孫中山推行革命，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業靠著一股熱情匆促成事，同樣的熱情卻也註定設想不周，埋下許多爭議的根源，以及繼承他的人容易挪用、誤用的部分。
一九一四年之後，因為失敗後的困頓與冒進，孫中山曾經急起來，標舉效忠為用人的基礎，誓約書上寫著「如有貳心、甘受極刑」，露出要求同志對著誓約打手印的威權心態。孫中山生命中最後幾年，進退無據，處境更為艱難，孫中山急火火地聯日，之後又急火火地聯俄，列寧式的黨國體制、效忠領袖一人的領導模式於茲確立。軍校建成，孫則急急拔擢槍桿子出身的蔣介石！而今天回溯，與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現實最有關係的在於，黨國體制藏著怎麼樣的專斷幽靈…
數十年威權統治，整個台灣社會已經付出慘痛的代價，應該問的是，追根究柢，急於求其近功的心態是不是歷史問題的源頭之一？
更深層的問題是，這份急切是不是因為選舉頻仍反而強化？這份焦躁是不是已經內化到每個人心中，成為我們集體基因的一部分？
當年倉促的時代裡，孫中山的急性子或者情有可原。換句話說，內憂外患的壓擠下，他很容易急切無狀，但到了今天，為什麼，這建國一百年的活動依然辦得急切無狀？
大選在即，因為政治一向凌駕文化，文建會主委作為執政團隊的一員，急於端出大型活動替選舉加分？
於今文化界的批評聲浪，集中在文建會誤解了文化建設的角色，而自我矮化為辦活動的機關，事實上，這是定位的問題、也是時效的問題。如果關心砸下的錢是不是要在選前看到成果，那麼，政策常是動輒數十年的慢栽，活動卻是立即賞味的快炒，取捨立即可知。
尤其，凡是事關文化，關鍵就是「慢」，只能夠慢慢累積！一旦急起來，在意的是可以快快採收，長時間投入與經營的文化政策不會是關注的範疇。只要這速成的心態不改，無論哪一黨執政，貪求近功造成的種種問題，仍是未來文化部成立後的憂患。
（作者為作家）
【2011/12/23 聯合報 / 平路】
民國一百年即將過去，夢想無著，活動乏善可陳，還留下檢調偵辦的「弊案」，而其中更可痛惜的是，這百年一遇的時間點上，錯失了契機，如果通盤檢討，問題的一端在於急切吧！這是建國一百年活動失策的地方。
之前欠缺充裕的準備期，急起來，主其事者只希望像之前辦聽奧一樣，選舉前端出一盤盤錦上添花的大菜。文化元年基金會的批判聲音用的是「終結百年煙火」，「煙火」兩字，就是只求一時亮點的寫照。畢竟這建國一百年不該是體育賽事，不應該是砸下鉅資就算完的「大型活動」而已。
在躁急的心態之下，民國一百年的活動對待歷史相當浮面，只求搭建最便捷的橋，把孫中山、辛亥革命等等，與今天台灣，最好是今天台灣的年輕人，用一些夢來又夢去的虛幻名詞，無縫接軌最好。
孫中山是一百年活動的主角，急於表功是民國一百年的活動失敗的關鍵，而湊巧的是，一百年前，這急切兩字，亦是孫中山個性的陷阱。事實上，對任何一位革命家來說，個性造就命運，回溯孫中山一生，成也急切敗也急切。革命成功在於急切，爾後建國成事不足也在於急切。急切是孫中山個性裡的強項與弱項。
換句話說，孫中山推行革命，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業靠著一股熱情匆促成事，同樣的熱情卻也註定設想不周，埋下許多爭議的根源，以及繼承他的人容易挪用、誤用的部分。
一九一四年之後，因為失敗後的困頓與冒進，孫中山曾經急起來，標舉效忠為用人的基礎，誓約書上寫著「如有貳心、甘受極刑」，露出要求同志對著誓約打手印的威權心態。孫中山生命中最後幾年，進退無據，處境更為艱難，孫中山急火火地聯日，之後又急火火地聯俄，列寧式的黨國體制、效忠領袖一人的領導模式於茲確立。軍校建成，孫則急急拔擢槍桿子出身的蔣介石！而今天回溯，與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現實最有關係的在於，黨國體制藏著怎麼樣的專斷幽靈…
數十年威權統治，整個台灣社會已經付出慘痛的代價，應該問的是，追根究柢，急於求其近功的心態是不是歷史問題的源頭之一？
更深層的問題是，這份急切是不是因為選舉頻仍反而強化？這份焦躁是不是已經內化到每個人心中，成為我們集體基因的一部分？
當年倉促的時代裡，孫中山的急性子或者情有可原。換句話說，內憂外患的壓擠下，他很容易急切無狀，但到了今天，為什麼，這建國一百年的活動依然辦得急切無狀？
大選在即，因為政治一向凌駕文化，文建會主委作為執政團隊的一員，急於端出大型活動替選舉加分？
於今文化界的批評聲浪，集中在文建會誤解了文化建設的角色，而自我矮化為辦活動的機關，事實上，這是定位的問題、也是時效的問題。如果關心砸下的錢是不是要在選前看到成果，那麼，政策常是動輒數十年的慢栽，活動卻是立即賞味的快炒，取捨立即可知。
尤其，凡是事關文化，關鍵就是「慢」，只能夠慢慢累積！一旦急起來，在意的是可以快快採收，長時間投入與經營的文化政策不會是關注的範疇。只要這速成的心態不改，無論哪一黨執政，貪求近功造成的種種問題，仍是未來文化部成立後的憂患。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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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6
李清志：魔幻台灣巴別塔
魔幻台灣巴別塔
【2011/12/14 聯合報 / 李清志】
台中市近年來不斷地推動國際級的公共建築計畫，試圖以優秀的建築師作品，帶動整體城市的發展與更新。從解構主義女建築師扎哈哈迪所設計的古根漢美術館、日本建築師渡邊誠的圓滿劇場，以及正在施工中的台中歌劇院，都可以看見胡志強市長試圖將台中市打造成國際性建築城市的強烈企圖心。最近台中市更積極推動「台灣塔」的計畫，準備以六十多億的鉅資，建造一座三百多公尺的高塔，這項計畫在兩階段的競圖過程中，引起了各界極大的討論與關切。
從舊約巴別塔的建造開始，高塔的建造一直就是人類驕傲與慾望的展現，同時也是區域經濟實力的呈現；所有的高塔或摩天大樓都試圖爭取世界第一的頭銜，藉以滿足內心幼稚的自我虛榮心。
鐵塔的建造熱潮始於十九世紀後期的巴黎鐵塔，這座鐵塔原本是為世博會所建造，但是卻因此成為建造鐵塔熱潮的始作俑者；最特別的是，建造者艾菲爾先生並不是建築師，而是一位工程師，象徵著人類歷史即將進入機械文明時代。
廿世紀最喜歡建造鐵塔的國家當屬日本，他們在崇尚歐洲文化的迷思之下，將建造類似艾菲爾鐵塔的塔狀物，視為工業化進步的城市象徵，因此從二戰後復興時期，先後在名古屋、大阪、東京、別府、札幌，以及博多等城市建造了六座大小鐵塔，而且都是結構工程師內藤多仲所設計建造，因此被稱作是「鐵塔六兄弟」，內藤多仲也被稱作是「塔博士」。
不過隨著時代的改變，世界各國已經不再著迷於鐵塔的建造，只有日本東京仍舊希望藉著新鐵塔來振興墨東區的衰敗，並且當作是新城市未來無線電視的電波發射塔，因此建造了東京「天空樹」，預計明年開幕。
「台灣塔」的計畫在這個時代，顯得有些落伍！特別是整個建塔計畫耗費鉅資，卻無法說明整個鐵塔有何實質目的或必要性，引起社會各界的批評與抗議。
整個競圖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由羅馬尼亞建築師多林所設計的「漂浮的眺望」獲得首獎，驚艷全世界建築界，因為這座鐵塔十分前衛，超越了我們過去對於鐵塔的想像，不過也因為過於科幻浪漫，在當今現實社會的可行性不高。第二階段評審團則選出日本年輕建築師藤本壯介的作品「漂浮在空中的台灣花園」，這項作品稱不上是「鐵塔」，而是由五百多根鋼柱撐起的空中花園平台，這樣的結果，可以想見評審團其實並不想選出傳統鐵塔的設計，而希望找到新穎、前衛的提案。
但是藤本壯介的設計提案卻存在著許多問題，最可怕的是這座建築將不只是一根垂直通天的柱子而已，它將是一座與巴黎鐵塔等高，卻比龐畢度藝術中心大十倍的巨大怪獸，雖然建築師強調這座建築是中空透明的量體，但是真實的結果是否如其模型一般晶瑩剔透，亮麗動人，還是很令人懷疑！
不論如何，這樣一項大膽的決策其實是一次豪賭，不僅賭上六十多億的建設款項，同時也賭上了台中市未來的城市景觀；它可能成為世界建築奇觀，吸引世人前來瞻仰？不過也很可能成為城市災難，成為史上最大廢墟？「台灣塔」的建造與否，值得各界更多的討論與關注！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2011/12/14 聯合報 / 李清志】
台中市近年來不斷地推動國際級的公共建築計畫，試圖以優秀的建築師作品，帶動整體城市的發展與更新。從解構主義女建築師扎哈哈迪所設計的古根漢美術館、日本建築師渡邊誠的圓滿劇場，以及正在施工中的台中歌劇院，都可以看見胡志強市長試圖將台中市打造成國際性建築城市的強烈企圖心。最近台中市更積極推動「台灣塔」的計畫，準備以六十多億的鉅資，建造一座三百多公尺的高塔，這項計畫在兩階段的競圖過程中，引起了各界極大的討論與關切。
從舊約巴別塔的建造開始，高塔的建造一直就是人類驕傲與慾望的展現，同時也是區域經濟實力的呈現；所有的高塔或摩天大樓都試圖爭取世界第一的頭銜，藉以滿足內心幼稚的自我虛榮心。
鐵塔的建造熱潮始於十九世紀後期的巴黎鐵塔，這座鐵塔原本是為世博會所建造，但是卻因此成為建造鐵塔熱潮的始作俑者；最特別的是，建造者艾菲爾先生並不是建築師，而是一位工程師，象徵著人類歷史即將進入機械文明時代。
廿世紀最喜歡建造鐵塔的國家當屬日本，他們在崇尚歐洲文化的迷思之下，將建造類似艾菲爾鐵塔的塔狀物，視為工業化進步的城市象徵，因此從二戰後復興時期，先後在名古屋、大阪、東京、別府、札幌，以及博多等城市建造了六座大小鐵塔，而且都是結構工程師內藤多仲所設計建造，因此被稱作是「鐵塔六兄弟」，內藤多仲也被稱作是「塔博士」。
不過隨著時代的改變，世界各國已經不再著迷於鐵塔的建造，只有日本東京仍舊希望藉著新鐵塔來振興墨東區的衰敗，並且當作是新城市未來無線電視的電波發射塔，因此建造了東京「天空樹」，預計明年開幕。
「台灣塔」的計畫在這個時代，顯得有些落伍！特別是整個建塔計畫耗費鉅資，卻無法說明整個鐵塔有何實質目的或必要性，引起社會各界的批評與抗議。
整個競圖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由羅馬尼亞建築師多林所設計的「漂浮的眺望」獲得首獎，驚艷全世界建築界，因為這座鐵塔十分前衛，超越了我們過去對於鐵塔的想像，不過也因為過於科幻浪漫，在當今現實社會的可行性不高。第二階段評審團則選出日本年輕建築師藤本壯介的作品「漂浮在空中的台灣花園」，這項作品稱不上是「鐵塔」，而是由五百多根鋼柱撐起的空中花園平台，這樣的結果，可以想見評審團其實並不想選出傳統鐵塔的設計，而希望找到新穎、前衛的提案。
但是藤本壯介的設計提案卻存在著許多問題，最可怕的是這座建築將不只是一根垂直通天的柱子而已，它將是一座與巴黎鐵塔等高，卻比龐畢度藝術中心大十倍的巨大怪獸，雖然建築師強調這座建築是中空透明的量體，但是真實的結果是否如其模型一般晶瑩剔透，亮麗動人，還是很令人懷疑！
不論如何，這樣一項大膽的決策其實是一次豪賭，不僅賭上六十多億的建設款項，同時也賭上了台中市未來的城市景觀；它可能成為世界建築奇觀，吸引世人前來瞻仰？不過也很可能成為城市災難，成為史上最大廢墟？「台灣塔」的建造與否，值得各界更多的討論與關注！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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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快樂的小事 幸福的能量
快樂的小事 幸福的能量
【2011/12/16 聯合報 / 洪蘭】
最近不丹國王去日本訪問，帶給日本國民很大震撼，不丹雖然物資享受不高，但是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民認為自己很幸福，相反的，日本的國民所得超過四萬美元，每年卻有三萬國民自殺，所以日本政府宣布以後不再以ＧＤＰ為基準，改為調查人民的幸福指數。
很多人都誤以為金錢就等於幸福，其實不然。很多有錢人活得並不快樂，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美國的休斯（Howard Hughes），他富可敵國，卻活得非常痛苦，他有嚴重的強迫症，害怕細菌，害怕傳染，不敢跟人接觸，什麼都不敢吃，最後可以說是餓死的。最近十年來，心理學開始研究幸福感：人如何才能感到幸福？構成幸福的條件又是什麼？
哈佛大學的研究發現，不必每天都有值得慶祝的大事，很多快樂的小事累積起來的能量超過一件快樂的大事。我們過去都把幸福寄托在未來或別人身上：等我娶到她…；等我升到總經理…；等我存到一百萬…，研究發現這種大事帶給你的幸福感不及你每天都有幸福的小事，如能力被老闆肯定，同事愛戴你；吃到好吃的食物都會帶給你快樂，這些累積起來的快樂能量大於久久爆發一次的快樂能量。昨天下大雨，有個全身淋濕的警員告訴我，他在指揮交通時，有位女士把車窗搖下來，對他喊道：「辛苦你了！」他說，剎時疲累都不見了，相信對他說這句話的女士也是一樣快樂。
最近美國很多企業在推「10＼5 Way」，即員工在看到同事十呎之內，要作眼睛的接觸；五呎之內要打招呼，他們發現員工因此快樂了許多，生產力和業績都提升了。
二○○八年一個研究發現對生活不滿意的員工，每個月要多請一點二五天的假，換算起來一年少了十五天的生產力；生活滿意度高的大賣場員工，每一平方公尺可以多做廿一美元的生意，一年就替老板多賺了三千二百萬元，這就難怪現在大老闆突然關心起員工的幸福了。
要增加自己的幸福並不難，研究發現每天花幾分鐘寫下三件你感恩的事；昨天所發生有意義的事；送一個正向的訊息給你的親友；運動十分鐘；冥想十分鐘，每天這樣練習，你的思想會導向樂觀，而且它完全不需要工具或設備就能做。有個公司發現四個月之後效力還在，沒有做幸福練習之前，它的生產力和職場快樂指數在卅五分的量表上是廿三，做了以後上升到廿七。
現在職場工作的壓力都很大，其實社會支持是抵抗壓力最有效的方式，它們的相關是.71，如果你知道抽煙和肺癌的相關才.37，你就知道社會支持有多重要了。
社會支持和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給」（provider），從服務他人身上得到自我肯定與自我價值。
美國總統傑佛遜說：當蠟燭點燃另外一根蠟燭時，它自己沒有損失，但是房間卻更亮了。「給」才是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當你替別人著想、幫助別人時，別人快樂，你自己也幸福，這才是真正的雙贏。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1/12/16 聯合報 / 洪蘭】
最近不丹國王去日本訪問，帶給日本國民很大震撼，不丹雖然物資享受不高，但是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民認為自己很幸福，相反的，日本的國民所得超過四萬美元，每年卻有三萬國民自殺，所以日本政府宣布以後不再以ＧＤＰ為基準，改為調查人民的幸福指數。
很多人都誤以為金錢就等於幸福，其實不然。很多有錢人活得並不快樂，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美國的休斯（Howard Hughes），他富可敵國，卻活得非常痛苦，他有嚴重的強迫症，害怕細菌，害怕傳染，不敢跟人接觸，什麼都不敢吃，最後可以說是餓死的。最近十年來，心理學開始研究幸福感：人如何才能感到幸福？構成幸福的條件又是什麼？
哈佛大學的研究發現，不必每天都有值得慶祝的大事，很多快樂的小事累積起來的能量超過一件快樂的大事。我們過去都把幸福寄托在未來或別人身上：等我娶到她…；等我升到總經理…；等我存到一百萬…，研究發現這種大事帶給你的幸福感不及你每天都有幸福的小事，如能力被老闆肯定，同事愛戴你；吃到好吃的食物都會帶給你快樂，這些累積起來的快樂能量大於久久爆發一次的快樂能量。昨天下大雨，有個全身淋濕的警員告訴我，他在指揮交通時，有位女士把車窗搖下來，對他喊道：「辛苦你了！」他說，剎時疲累都不見了，相信對他說這句話的女士也是一樣快樂。
最近美國很多企業在推「10＼5 Way」，即員工在看到同事十呎之內，要作眼睛的接觸；五呎之內要打招呼，他們發現員工因此快樂了許多，生產力和業績都提升了。
二○○八年一個研究發現對生活不滿意的員工，每個月要多請一點二五天的假，換算起來一年少了十五天的生產力；生活滿意度高的大賣場員工，每一平方公尺可以多做廿一美元的生意，一年就替老板多賺了三千二百萬元，這就難怪現在大老闆突然關心起員工的幸福了。
要增加自己的幸福並不難，研究發現每天花幾分鐘寫下三件你感恩的事；昨天所發生有意義的事；送一個正向的訊息給你的親友；運動十分鐘；冥想十分鐘，每天這樣練習，你的思想會導向樂觀，而且它完全不需要工具或設備就能做。有個公司發現四個月之後效力還在，沒有做幸福練習之前，它的生產力和職場快樂指數在卅五分的量表上是廿三，做了以後上升到廿七。
現在職場工作的壓力都很大，其實社會支持是抵抗壓力最有效的方式，它們的相關是.71，如果你知道抽煙和肺癌的相關才.37，你就知道社會支持有多重要了。
社會支持和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給」（provider），從服務他人身上得到自我肯定與自我價值。
美國總統傑佛遜說：當蠟燭點燃另外一根蠟燭時，它自己沒有損失，但是房間卻更亮了。「給」才是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當你替別人著想、幫助別人時，別人快樂，你自己也幸福，這才是真正的雙贏。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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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文化部要做公正的散財童子
文化部要做公正的散財童子
【2011/12/15 聯合報 / 王正方】
兩位主要總統候選人都說過：「文化不可以為政治服務」。一位是在就職演說中講的，政見辯論會上另一位候選人也說了這話，還強調未來的文化部長一定要由文化人來出任。
為什麼要成立文化部，它與現行的文建會的性質和功能有何不同？台灣很多文化工作者，都對此不甚了了。只聽說新聞局將撤除，併入文化部，以後由文化部「管」電影。新聞局的屬下機構一直在「管」電影，電影工作者莫不為之氣結！因為這表示他們不認為電影是文化，電影只是政治宣傳品？盲目採用了前蘇聯的壞制度好幾十年，終於拋棄了它，也算是個進步。
美國不設文化部，有ＮＣＣ負責媒體尺度的維護。另外設立了人文基金會（ＮＥＨ）、藝術基金會（ＮＥＡ），基本的功能是做散財童子，每年國家撥給兩會近十億美元的經費，供各大小文化藝術機構、個人來申請。希望透過這些資助，全國的文化與藝術，能得到多元化的發展，因而蓬勃輝煌起來。他們行之有年，有目共睹，美國文化藝術領域的成就，多年來確實傲居世界之首。文化政策的自由、開放，不干涉、有眼光、有重點、有膽識的資助等等，都是促成輝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
文建會像是美國人文、藝術基金會的翻版，文化團體對它的印象就是可以從那裏申請補助。典章制度是舶來品也無可厚非，學到別人的長處就是成功。但是粥少僧多，做一個公平無欺的散財童子很不容易，文建會、電影輔導金的「散財」工作，做得怎樣？不公平就等著挨罵吧！
我曾經當過美國ＮＥＡ電影組的評審委員，工作量很大，要閱讀一檔案抽屜的申請資料，看上百部大小影片，然後開會做瘋狂的爭辯。委員中沒有「大師」，委員有曾經接受過補助，成績不錯的導演、製片、影評人、院線老闆等。實際的業界人士才知道真正需求是什麼。大師忙著擺譜、指導別人都來不及。
但那次的評審不算公平，因為委員中混進了個爛咖。最後入選者有卅多名，委員們要從零到五給他們做秘密評分，以決定誰得多少補助。煞費苦心，我工作了一晚上，有的分數給到三點七八五之類的。次日秘書操作電腦有疏失，大家評的分數都被公開。有位老姐給五個人打了五分，其他一律是零分。總共才七位委員，這麼一搞，她的五位朋友幾乎肯定上榜，拿到優厚的補助。
未來的文化部還要做什麼工作？端正社會不正文化之風，指導國家的文化發展方向？那是海峽對岸的文化部，處心積慮扼殺文化應有的職責。政治高調不必唱啦！不要干涉文化發展，能公平、公正、透明的做好「散財童子」，則文化界幸甚。
請文化人當文化部長，說這種話的人就是位不懂文化的外行專家。略具文化背景、了解文化現狀、公正有操守的技術官僚，負責「散財」工作就很合適。
廿年前就聽說要成立文化部了，當時的傳言是內定林海音為首任部長，她的朋友們聽了很詫異，說：「已經是林海音了，又何必當文化部長呢？」
（作者為電影導演）
【2011/12/15 聯合報 / 王正方】
兩位主要總統候選人都說過：「文化不可以為政治服務」。一位是在就職演說中講的，政見辯論會上另一位候選人也說了這話，還強調未來的文化部長一定要由文化人來出任。
為什麼要成立文化部，它與現行的文建會的性質和功能有何不同？台灣很多文化工作者，都對此不甚了了。只聽說新聞局將撤除，併入文化部，以後由文化部「管」電影。新聞局的屬下機構一直在「管」電影，電影工作者莫不為之氣結！因為這表示他們不認為電影是文化，電影只是政治宣傳品？盲目採用了前蘇聯的壞制度好幾十年，終於拋棄了它，也算是個進步。
美國不設文化部，有ＮＣＣ負責媒體尺度的維護。另外設立了人文基金會（ＮＥＨ）、藝術基金會（ＮＥＡ），基本的功能是做散財童子，每年國家撥給兩會近十億美元的經費，供各大小文化藝術機構、個人來申請。希望透過這些資助，全國的文化與藝術，能得到多元化的發展，因而蓬勃輝煌起來。他們行之有年，有目共睹，美國文化藝術領域的成就，多年來確實傲居世界之首。文化政策的自由、開放，不干涉、有眼光、有重點、有膽識的資助等等，都是促成輝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
文建會像是美國人文、藝術基金會的翻版，文化團體對它的印象就是可以從那裏申請補助。典章制度是舶來品也無可厚非，學到別人的長處就是成功。但是粥少僧多，做一個公平無欺的散財童子很不容易，文建會、電影輔導金的「散財」工作，做得怎樣？不公平就等著挨罵吧！
我曾經當過美國ＮＥＡ電影組的評審委員，工作量很大，要閱讀一檔案抽屜的申請資料，看上百部大小影片，然後開會做瘋狂的爭辯。委員中沒有「大師」，委員有曾經接受過補助，成績不錯的導演、製片、影評人、院線老闆等。實際的業界人士才知道真正需求是什麼。大師忙著擺譜、指導別人都來不及。
但那次的評審不算公平，因為委員中混進了個爛咖。最後入選者有卅多名，委員們要從零到五給他們做秘密評分，以決定誰得多少補助。煞費苦心，我工作了一晚上，有的分數給到三點七八五之類的。次日秘書操作電腦有疏失，大家評的分數都被公開。有位老姐給五個人打了五分，其他一律是零分。總共才七位委員，這麼一搞，她的五位朋友幾乎肯定上榜，拿到優厚的補助。
未來的文化部還要做什麼工作？端正社會不正文化之風，指導國家的文化發展方向？那是海峽對岸的文化部，處心積慮扼殺文化應有的職責。政治高調不必唱啦！不要干涉文化發展，能公平、公正、透明的做好「散財童子」，則文化界幸甚。
請文化人當文化部長，說這種話的人就是位不懂文化的外行專家。略具文化背景、了解文化現狀、公正有操守的技術官僚，負責「散財」工作就很合適。
廿年前就聽說要成立文化部了，當時的傳言是內定林海音為首任部長，她的朋友們聽了很詫異，說：「已經是林海音了，又何必當文化部長呢？」
（作者為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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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3
新井一二三：震災與賀年卡
新井一二三：震災與賀年卡
【2011/12/12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日本賀年卡的歷史遠遠長流。早在公元八世紀，日本貴族已經通過從唐朝引進的郵驛制度交換了賀年信；十一世紀的文章博士藤原明衡留下的《雲洲往來》一書裡，就看得見賀年書簡的例句多種。到了十七世紀的江戶時代，不僅在遠隔地之間，而且在江戶城內服務的「町飛腳」（城中信使）也開始營業，使得庶民能夠給親朋好友寫信，包括賀年書簡。明治維新後不久的一八七二年，日本設立了全國郵政制度；一八七三年便開始發行明信片，轉眼之間，年初交換「年賀狀（賀年卡）」成了全民性的活動。
廿世紀初，由於從鄉下搬到城市找工作的人口增加，一九三○年代後，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團往中國東北（即當年的滿洲國）出發；趁過年之際，向親朋好友道賀並報告近況的社會需求迅速增加了。結果，一九三五年，日本郵局的賀年卡辦理量達到七億張，記錄了戰前的高峰。之後，由於在中國大陸的戰爭陷入僵局，國民經濟越來越低迷，連明信片用的紙張都經常缺貨。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一九四一年，全國的郵局都貼上了「彼此節制年賀狀」的海報。
戰後，一九四九年開始，郵局發行的賀年明信片具備彩票功能了。那年的頭等獎品是縫紉機，次等純毛料子，跟著是兒童用棒球手套……在生活困難的年代，彩票賀年卡送給了日本人做夢的機會。賀年卡辦理量一直增加到一九九七年的卅七億張。進入了廿一世紀後則逐年減少，恐怕受了電郵普及的影響。儘管如此，每年都還有卅多億張的賀年卡在日本國民之間交換；除以總人口一億三千萬，包括嬰兒在內，每一個日本人平均郵寄卅張賀年卡，估計是世界第一名。
過去一百多年，日本郵局停止辦理賀年卡的前例只有兩次：關東大震災（一九二三年）和大正天皇駕崩（一九二六年）。今年，東日本大震災造成的損害比關東大震災嚴重，但是沒聽說有人提出要停辦賀年卡。
當然，災區的民心會是另一回事。許多人失去了家人，按照日本傳統，要提早寄出「喪中欠禮」（服喪期間恕不拜年）卡片。還有很多人，雖然不至於服喪，可是海嘯衝走了房子，沒有了財產、工作，或者因為不知道對方的受害情況如何，不敢用「喜」、「賀」等字。
正逢災區的許多人為賀年卡開始煩惱之際，名古屋一家印刷廠決定組織義工隊伍，分三批到東北災區去，為受害居民提供免費印刷「年初致辭卡」的服務。一九七二年創立的雙葉（FUTABA）株式會社（http://www.futabanenga.com/）是日本唯一專門辦理賀年卡的公司，每年印一億張賀年卡。這次該公司職員帶三部全彩色復合印刷機到福島、宮城、岩手三個縣，準備幫兩千人印總共十萬張「年初致辭卡」。
「年初致辭卡」是該公司提出的新理念，迴避用「喜」、「賀」等字，但有標誌新年的龍圖案和「感謝」、「同心協力」、「春天花開」等文字。雙葉是只有廿四名職員的小公司，卻通過職能為災民做事，可稱為「印刷達人」吧。
（作者為日本作家）
【2011/12/12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日本賀年卡的歷史遠遠長流。早在公元八世紀，日本貴族已經通過從唐朝引進的郵驛制度交換了賀年信；十一世紀的文章博士藤原明衡留下的《雲洲往來》一書裡，就看得見賀年書簡的例句多種。到了十七世紀的江戶時代，不僅在遠隔地之間，而且在江戶城內服務的「町飛腳」（城中信使）也開始營業，使得庶民能夠給親朋好友寫信，包括賀年書簡。明治維新後不久的一八七二年，日本設立了全國郵政制度；一八七三年便開始發行明信片，轉眼之間，年初交換「年賀狀（賀年卡）」成了全民性的活動。
廿世紀初，由於從鄉下搬到城市找工作的人口增加，一九三○年代後，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團往中國東北（即當年的滿洲國）出發；趁過年之際，向親朋好友道賀並報告近況的社會需求迅速增加了。結果，一九三五年，日本郵局的賀年卡辦理量達到七億張，記錄了戰前的高峰。之後，由於在中國大陸的戰爭陷入僵局，國民經濟越來越低迷，連明信片用的紙張都經常缺貨。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一九四一年，全國的郵局都貼上了「彼此節制年賀狀」的海報。
戰後，一九四九年開始，郵局發行的賀年明信片具備彩票功能了。那年的頭等獎品是縫紉機，次等純毛料子，跟著是兒童用棒球手套……在生活困難的年代，彩票賀年卡送給了日本人做夢的機會。賀年卡辦理量一直增加到一九九七年的卅七億張。進入了廿一世紀後則逐年減少，恐怕受了電郵普及的影響。儘管如此，每年都還有卅多億張的賀年卡在日本國民之間交換；除以總人口一億三千萬，包括嬰兒在內，每一個日本人平均郵寄卅張賀年卡，估計是世界第一名。
過去一百多年，日本郵局停止辦理賀年卡的前例只有兩次：關東大震災（一九二三年）和大正天皇駕崩（一九二六年）。今年，東日本大震災造成的損害比關東大震災嚴重，但是沒聽說有人提出要停辦賀年卡。
當然，災區的民心會是另一回事。許多人失去了家人，按照日本傳統，要提早寄出「喪中欠禮」（服喪期間恕不拜年）卡片。還有很多人，雖然不至於服喪，可是海嘯衝走了房子，沒有了財產、工作，或者因為不知道對方的受害情況如何，不敢用「喜」、「賀」等字。
正逢災區的許多人為賀年卡開始煩惱之際，名古屋一家印刷廠決定組織義工隊伍，分三批到東北災區去，為受害居民提供免費印刷「年初致辭卡」的服務。一九七二年創立的雙葉（FUTABA）株式會社（http://www.futabanenga.com/）是日本唯一專門辦理賀年卡的公司，每年印一億張賀年卡。這次該公司職員帶三部全彩色復合印刷機到福島、宮城、岩手三個縣，準備幫兩千人印總共十萬張「年初致辭卡」。
「年初致辭卡」是該公司提出的新理念，迴避用「喜」、「賀」等字，但有標誌新年的龍圖案和「感謝」、「同心協力」、「春天花開」等文字。雙葉是只有廿四名職員的小公司，卻通過職能為災民做事，可稱為「印刷達人」吧。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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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兩個男人親嘴，兩個女人握手
兩個男人親嘴，兩個女人握手
【2011/12/13 聯合報 張小虹】
最近先後轟動國際新聞版面的兩張大照片，一張是兩個穿西裝打領帶的男人嘴親嘴，一張是兩個白上衣綁馬尾的女人手握手，但其所引發的視覺震撼，卻威力相當，只因這兩個男人是絕對不會親嘴的，而這兩個女人在過去是不可能握手的。
先說男人的故事。照片上的兩個男人，一位是美國現任總統歐巴馬，一位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此「電腦合成照」乃是知名服飾品牌班尼頓最新推出的全球行銷廣告。班尼頓服飾品牌一向強調色彩的繽紛妍麗，其在九○年代一炮而紅的關鍵，靠的就是將顏色轉換為膚色，以白、黑、紅、黃的各種任意搭配，讓白小孩與黑小孩親嘴，男人與男人親嘴，神父與修女親嘴，大搞特搞顛覆保守意識形態的視覺符碼遊戲。
而這次舊調重彈、毫無新意的親嘴遊戲，還是踩到了地雷（或總算踩到了地雷，有爭議有賣點搏版面），在抗議聲中被迫撤下廣告，但主要的爭議點不在歐巴馬與胡錦濤親嘴的這張，而在羅馬天主教教宗與埃及伊斯蘭領導教長親嘴的那張，宗教乃成為當代僅存的禁忌。但難道歐巴馬與胡錦濤嘴親嘴不聳動嗎？在見怪不怪、遍地電腦合成照的二十一世紀，眾人頂多會心一笑，笑強權國家的經濟軍備競賽，笑異性戀社會的大驚小怪。
那女人的故事呢？照片上的兩個女人，一位是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一位是緬甸民主人權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這兩位女性在國際政壇的知名度旗鼓相當。希拉蕊從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夫人的身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身分，成功轉型為叱吒風雲、集權力於一身的美國國務卿。翁山蘇姬則是緬甸國父之女、遭軍政府非法長期軟禁十幾年、不久前才終於獲得釋放的人權鬥士。雖然這張由法新社向全球媒體發送的新聞照片，理當不會是「電腦合成照」，但會不會這張手握手的新聞照片，也像那張嘴親嘴的廣告照片一樣，都有某種刻意營造的影像效果與政治行銷企圖？
早在一年甚至一個月以前，希拉蕊決計握不到翁山蘇姬的手，美國只能站在一旁說風涼話，抗議再抗議緬甸軍政府的違反人權。但這次希拉蕊長途飛行到緬甸，真正要握的手其實是緬甸軍政府的手，以便掌控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戰略優勢，不讓緬甸繼續只握中國老大哥的手。於是希拉蕊一邊跟軍政府握手，表示戰略同盟，一邊跟翁山蘇姬握手，表示對人權鬥士的尊崇，亦同時展現緬甸軍政府的改革開放。這兩個女人能不能握手、什麼時候握手、怎樣握手，看來都是國際政治的大學問。
數位影像的新世紀，「有圖有真相」已是昨日黃花，「有圖有賣點」才是當代影像的王道。但如果我們對廣告照片上兩個親嘴的男人一笑置之，那對新聞照片上兩個握手的女人也無須太過感動，不論是對女性政治人物有所成功有所堅持的感動，還是對女性能改變政治操弄邏輯的理想投射。畢竟政治人物搏版面的握手言歡，有時也可能只是另一種嘴親嘴的電腦合成特效。
如何在非電腦合成照片之上看到合成效果，恐怕才是二十一世紀政治／美學影像教育最重要的一環。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2011/12/13 聯合報 張小虹】
最近先後轟動國際新聞版面的兩張大照片，一張是兩個穿西裝打領帶的男人嘴親嘴，一張是兩個白上衣綁馬尾的女人手握手，但其所引發的視覺震撼，卻威力相當，只因這兩個男人是絕對不會親嘴的，而這兩個女人在過去是不可能握手的。
先說男人的故事。照片上的兩個男人，一位是美國現任總統歐巴馬，一位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此「電腦合成照」乃是知名服飾品牌班尼頓最新推出的全球行銷廣告。班尼頓服飾品牌一向強調色彩的繽紛妍麗，其在九○年代一炮而紅的關鍵，靠的就是將顏色轉換為膚色，以白、黑、紅、黃的各種任意搭配，讓白小孩與黑小孩親嘴，男人與男人親嘴，神父與修女親嘴，大搞特搞顛覆保守意識形態的視覺符碼遊戲。
而這次舊調重彈、毫無新意的親嘴遊戲，還是踩到了地雷（或總算踩到了地雷，有爭議有賣點搏版面），在抗議聲中被迫撤下廣告，但主要的爭議點不在歐巴馬與胡錦濤親嘴的這張，而在羅馬天主教教宗與埃及伊斯蘭領導教長親嘴的那張，宗教乃成為當代僅存的禁忌。但難道歐巴馬與胡錦濤嘴親嘴不聳動嗎？在見怪不怪、遍地電腦合成照的二十一世紀，眾人頂多會心一笑，笑強權國家的經濟軍備競賽，笑異性戀社會的大驚小怪。
那女人的故事呢？照片上的兩個女人，一位是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一位是緬甸民主人權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這兩位女性在國際政壇的知名度旗鼓相當。希拉蕊從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夫人的身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身分，成功轉型為叱吒風雲、集權力於一身的美國國務卿。翁山蘇姬則是緬甸國父之女、遭軍政府非法長期軟禁十幾年、不久前才終於獲得釋放的人權鬥士。雖然這張由法新社向全球媒體發送的新聞照片，理當不會是「電腦合成照」，但會不會這張手握手的新聞照片，也像那張嘴親嘴的廣告照片一樣，都有某種刻意營造的影像效果與政治行銷企圖？
早在一年甚至一個月以前，希拉蕊決計握不到翁山蘇姬的手，美國只能站在一旁說風涼話，抗議再抗議緬甸軍政府的違反人權。但這次希拉蕊長途飛行到緬甸，真正要握的手其實是緬甸軍政府的手，以便掌控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戰略優勢，不讓緬甸繼續只握中國老大哥的手。於是希拉蕊一邊跟軍政府握手，表示戰略同盟，一邊跟翁山蘇姬握手，表示對人權鬥士的尊崇，亦同時展現緬甸軍政府的改革開放。這兩個女人能不能握手、什麼時候握手、怎樣握手，看來都是國際政治的大學問。
數位影像的新世紀，「有圖有真相」已是昨日黃花，「有圖有賣點」才是當代影像的王道。但如果我們對廣告照片上兩個親嘴的男人一笑置之，那對新聞照片上兩個握手的女人也無須太過感動，不論是對女性政治人物有所成功有所堅持的感動，還是對女性能改變政治操弄邏輯的理想投射。畢竟政治人物搏版面的握手言歡，有時也可能只是另一種嘴親嘴的電腦合成特效。
如何在非電腦合成照片之上看到合成效果，恐怕才是二十一世紀政治／美學影像教育最重要的一環。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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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爾德：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
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
2011-12-13 中國時報 【顧爾德】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入選《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第十八名。這本雜誌形容他「即使被扔進大牢，還繼續反對中國共產黨」。
這段話似乎在稱許艾未未強旺的意志力與鬥爭性；更深一層看，艾未未更令中共頭疼之處，是他永遠會在適當時機，以最吸引人的遊戲手法，展現出他作品的力量，進而成為引導性的議題，讓當局者防不勝防。
2011-12-13 中國時報 【顧爾德】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入選《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第十八名。這本雜誌形容他「即使被扔進大牢，還繼續反對中國共產黨」。
這段話似乎在稱許艾未未強旺的意志力與鬥爭性；更深一層看，艾未未更令中共頭疼之處，是他永遠會在適當時機，以最吸引人的遊戲手法，展現出他作品的力量，進而成為引導性的議題，讓當局者防不勝防。
英國泰德現代藝術中心（Tate Modern），今年上半年展出艾未未的作品「葵花子」。中心主任、著名策展人Chris
Dercon，在BBC製作的艾未未紀錄片中提說，強調藝術遊戲性的杜象對艾未未深具影響，包括杜象認為重點不是「什麼是藝術」而是「何時是藝術」（When is
art but not what is art.）。艾未未就是杜象「遊戲性」與「時機性」最佳的詮釋者。
艾未未被中國官方指控逃稅、要補稅一千五百萬。他與朋友發起了捐款運動，透過網路號召小額捐款，他已收到網民八百萬捐款。這又是一件令人讚嘆的遊戲與實踐。艾未未有十萬推特粉絲，這些在網路世界追隨艾未未的匿名網民，透過捐款以及艾未未回寄製作精美的「借據」，讓虛擬世界互動轉化為真實社會的契約關係。原本當權者要用一千五百萬的鉅額罰金壓垮艾未未，沒想到艾未未即時將它轉化成另一場行為藝術與社會動員──這能不讓當權者跳腳嗎？
去年二月，約十個藝術工作者們抗議藝術村拆遷，在北京長安大街舉布條抗議遊行。十來隻小貓只走了三百公尺，就被警方驅散，也沒有什麼路人圍觀。原本又是一場夭折的街頭行動。艾未未卻透過手機立即拍下照片，透過網路、推特立即傳播出去，全球各大媒體、各地粉絲馬上獲知這場遊行，進一步傳播報導到各主流媒介上。原本一場不成氣候的抗議立即轉化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也賦予了這場遊行歷史意義─八九六四之後，天安門廣場第一次集會遊行。就如杜象所說的，藝術家是在定義什麼是藝術，而不一定要自己創造作品。艾未未即時傳播這場遊行，也定義了這場遊行。
北美館「艾未未．缺席」的展覽，被形容為這位全球火紅藝術家近年來反應最冷淡的一場展覽。艾未未不是缺席而是「被缺席」，中國官方不可能讓他出境，也不讓他太太代表他來台。而台北政壇一遇到容易刺激北京的問題，也很識趣地低調處理。不過，艾未未又掌握住時機，讓自己在這場「被缺席」的展覽中不缺席。他在接受央廣楊憲宏訪問時，對台北說了重話：「我想更有意義的是，不僅是我的缺席，而是台北或者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缺席，他們遠遠的漂離了政治的主流，因為他們從來不敢光明正大的說出自己合理的權益，這樣的缺席是有辱於使命的。」
台北政壇想玩「低調」的遊戲，卻被艾未未即時地「玩」了回去。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而是台灣。
（作者為專欄作家）
艾未未被中國官方指控逃稅、要補稅一千五百萬。他與朋友發起了捐款運動，透過網路號召小額捐款，他已收到網民八百萬捐款。這又是一件令人讚嘆的遊戲與實踐。艾未未有十萬推特粉絲，這些在網路世界追隨艾未未的匿名網民，透過捐款以及艾未未回寄製作精美的「借據」，讓虛擬世界互動轉化為真實社會的契約關係。原本當權者要用一千五百萬的鉅額罰金壓垮艾未未，沒想到艾未未即時將它轉化成另一場行為藝術與社會動員──這能不讓當權者跳腳嗎？
去年二月，約十個藝術工作者們抗議藝術村拆遷，在北京長安大街舉布條抗議遊行。十來隻小貓只走了三百公尺，就被警方驅散，也沒有什麼路人圍觀。原本又是一場夭折的街頭行動。艾未未卻透過手機立即拍下照片，透過網路、推特立即傳播出去，全球各大媒體、各地粉絲馬上獲知這場遊行，進一步傳播報導到各主流媒介上。原本一場不成氣候的抗議立即轉化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也賦予了這場遊行歷史意義─八九六四之後，天安門廣場第一次集會遊行。就如杜象所說的，藝術家是在定義什麼是藝術，而不一定要自己創造作品。艾未未即時傳播這場遊行，也定義了這場遊行。
北美館「艾未未．缺席」的展覽，被形容為這位全球火紅藝術家近年來反應最冷淡的一場展覽。艾未未不是缺席而是「被缺席」，中國官方不可能讓他出境，也不讓他太太代表他來台。而台北政壇一遇到容易刺激北京的問題，也很識趣地低調處理。不過，艾未未又掌握住時機，讓自己在這場「被缺席」的展覽中不缺席。他在接受央廣楊憲宏訪問時，對台北說了重話：「我想更有意義的是，不僅是我的缺席，而是台北或者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缺席，他們遠遠的漂離了政治的主流，因為他們從來不敢光明正大的說出自己合理的權益，這樣的缺席是有辱於使命的。」
台北政壇想玩「低調」的遊戲，卻被艾未未即時地「玩」了回去。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而是台灣。
（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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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1
詹偉雄：沒「建國百年」論述，遺憾！
沒「建國百年」論述，遺憾！
【2011/11/29 聯合報 / 詹偉雄】
眼看今年的第十一個月即將過去，是也該來回顧，在這第一百年裡，我們對「建國百年」這件事，到底有了多少新的理解與瞭悟。
坦白說：很少很少。
除了許多以「建國百年」為名的活動，台灣的官方幾乎沒有提出任何論述——那場武昌起義，和當今台灣住民的命運連結節點是什麼？「民國後」的卅多年，除了耳熟能詳的反日本殖民戰爭之外，哪些人和哪些事，催生了我們今天每個人的生活和世界觀？國共戰爭、二二八事件、文化大革命、戒嚴令、白色恐怖、改革開放……，這些「建國百年」中發生的事件，各自對兩岸的人們創造了何種集體記憶與集體創傷；而這些人又如何重新書寫自己的認同敘事，走出難堪的過往，勉力地走出新的人生。
雖然名之為「論述」（discourse），但台灣的「建國百年論述」不應該是一個或兩個「官方版」（official）的歷史建構，而是許許多多觀點可能互異、立場也許針鋒相對、但也承諾彼此將共同攜手未來的生命故事的集合。心理學家肯定：當人們能把自身的「過去、現在、未來」，透過意義的敘事鎖鏈串接起來，人們就能獲得相對穩定的自我認同；同樣的道理，在台灣，我們要獲致一種社會團結的凝聚力，重點不在有多少的建設與經濟成長，而在於人們知曉「我們共同活過的差異過往」，在一個接一個的競爭論述中安頓自己。
當人們說出一個「統一」或「獨立」的政治主張，馬上會引來立場不一者的言詞攻擊，但人們一旦說出自己生命的故事，我們只能傾聽（或者扭頭而去），因為我們會動用「敘事性理解」，將心比心地去理解說故事者如何會把那些紛亂的事件，組合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那就是「生命自身」，而往往也就是透過這層理解，我們才能接納、包容和我們自己不一樣的生命敘事。
我的母親今年八十九歲，五、六年前逐漸失智後，目前人生大多數事物都已經不復記憶，現在連兒女們探視她，都必須先說上一段共同經歷的故事，勉強才有些短暫的回憶交集，而孫子們對她而言更如陌生人一般；惟獨，當孩子們問她「國共內戰」、「坐船逃難」、「蔣中正總統」、「八七水災」……這些陳年軼事，她反而抖擻起精神來，可以說上一大段——這些殘存的、頑強的記憶，大概也是母親辨識自己是誰的最後堡壘了。
母親一生的歲月，是「民國百年」中的最微小、最平凡的一章，她的前半生命運深受「啟蒙民國」影響，後半生更被「結構」在台灣的時空中，她很早就學會台語——以便打電話叫煤氣、叫計程車；大陸開放探親第一年，她便回到湖南老家，但卻提早結束行程回台灣——彼時，她的鄉愁對象已是台灣，而非大陸了。
但我們的「建國百年」，卻技術性地在迴避這些故事，也許官員們害怕說不出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集體敘事」，那麼不如不說；但論述本來就是各種競爭性敘事的集合，不是鐵板一塊的單一大敘事；而且，只有在聽到這麼多不同的故事後，我們才共同體驗到「台灣」在「民國百年」之中那難以抹去的重要性，不是嗎？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2011/11/29 聯合報 / 詹偉雄】
眼看今年的第十一個月即將過去，是也該來回顧，在這第一百年裡，我們對「建國百年」這件事，到底有了多少新的理解與瞭悟。
坦白說：很少很少。
除了許多以「建國百年」為名的活動，台灣的官方幾乎沒有提出任何論述——那場武昌起義，和當今台灣住民的命運連結節點是什麼？「民國後」的卅多年，除了耳熟能詳的反日本殖民戰爭之外，哪些人和哪些事，催生了我們今天每個人的生活和世界觀？國共戰爭、二二八事件、文化大革命、戒嚴令、白色恐怖、改革開放……，這些「建國百年」中發生的事件，各自對兩岸的人們創造了何種集體記憶與集體創傷；而這些人又如何重新書寫自己的認同敘事，走出難堪的過往，勉力地走出新的人生。
雖然名之為「論述」（discourse），但台灣的「建國百年論述」不應該是一個或兩個「官方版」（official）的歷史建構，而是許許多多觀點可能互異、立場也許針鋒相對、但也承諾彼此將共同攜手未來的生命故事的集合。心理學家肯定：當人們能把自身的「過去、現在、未來」，透過意義的敘事鎖鏈串接起來，人們就能獲得相對穩定的自我認同；同樣的道理，在台灣，我們要獲致一種社會團結的凝聚力，重點不在有多少的建設與經濟成長，而在於人們知曉「我們共同活過的差異過往」，在一個接一個的競爭論述中安頓自己。
當人們說出一個「統一」或「獨立」的政治主張，馬上會引來立場不一者的言詞攻擊，但人們一旦說出自己生命的故事，我們只能傾聽（或者扭頭而去），因為我們會動用「敘事性理解」，將心比心地去理解說故事者如何會把那些紛亂的事件，組合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那就是「生命自身」，而往往也就是透過這層理解，我們才能接納、包容和我們自己不一樣的生命敘事。
我的母親今年八十九歲，五、六年前逐漸失智後，目前人生大多數事物都已經不復記憶，現在連兒女們探視她，都必須先說上一段共同經歷的故事，勉強才有些短暫的回憶交集，而孫子們對她而言更如陌生人一般；惟獨，當孩子們問她「國共內戰」、「坐船逃難」、「蔣中正總統」、「八七水災」……這些陳年軼事，她反而抖擻起精神來，可以說上一大段——這些殘存的、頑強的記憶，大概也是母親辨識自己是誰的最後堡壘了。
母親一生的歲月，是「民國百年」中的最微小、最平凡的一章，她的前半生命運深受「啟蒙民國」影響，後半生更被「結構」在台灣的時空中，她很早就學會台語——以便打電話叫煤氣、叫計程車；大陸開放探親第一年，她便回到湖南老家，但卻提早結束行程回台灣——彼時，她的鄉愁對象已是台灣，而非大陸了。
但我們的「建國百年」，卻技術性地在迴避這些故事，也許官員們害怕說不出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集體敘事」，那麼不如不說；但論述本來就是各種競爭性敘事的集合，不是鐵板一塊的單一大敘事；而且，只有在聽到這麼多不同的故事後，我們才共同體驗到「台灣」在「民國百年」之中那難以抹去的重要性，不是嗎？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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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藝術應站在政府對面
藝術應站在政府對面
【2011/12/01 聯合報 / 胡晴舫】
所有偉大的藝術都在政權框架之外發生，甚至，根本在主流圈子的品味之外。傅柯曾說，他喜愛的小說很少寫進法國文學史。
二億《夢想家》爭議，讓藝文界團結連署，一舉澆滅政府的文化煙火，可喜可賀。同時，暴露出文創在台灣以最快速度淪落成某種專門承包政府文化工程的產業，再度引起政府如何補助藝文界的討論。
藝術永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藝術家期待政府補助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通常只有政治極權社會（尤其廿世紀出現的共產國家）最喜歡文化部，高舉文化大旗，灌輸意識形態，修剪文化歧見，讓藝術失去思想的殺傷力，用國家名義豢養特定的文化團體、藝術家、作家，誰不聽話就餓死他，打入大牢。
所有社會自由的根源皆來自文化的想像力。由政府以及特定圈子拿國家資源扶植他們個人認可的文化對象，為什麼要給任何人這麼大的權力？
美國六○年代討論政府為何需要補助藝術，包墨爾（Baumol）與包溫（Bowen）兩名學者當時提出「成本病」（Cost Disease），因為表演藝術缺乏經濟生產力增長，「在表演藝術世界裡，危機顯然是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隨著數位技術發達，城市人口根基拓寬，表演藝術的成本與利潤出現了變化，譬如電影製作成本明顯降低很多，機動性強的小劇場與小樂團，更容易在城市角落尋獲自己的觀眾。
即使在台灣藝文界最羨慕的法國，文化補助仍常引爭議，預算掐在文化官僚手上，最後變成依賴關係網路、利用遊說影響分配，往往只有名氣大的計畫或團體才能得到資源。尤其法國迄今文化階級觀念深重，巴黎長期獨占最大文化預算，遭外省詬病已久，遑論少數族群。
諷刺的是，當代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兩項藝術成就，印象派繪畫以及新浪潮電影，都在主流系統之外自行發芽繁茂。十九世紀末印象派誕生時，依賴私人收藏家買畫，備受學院派嘲弄漠視，迄今也還被塞在奧塞美術館三樓的畸零空間，而非掛在宏偉大廳。新浪潮電影也是靠一群體制外的年輕人，獨立金主贊助，預算極低，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作者電影潮。九○年代法國採保護政策，結果電影工業反倒一蹶不振，黃金時期宣告結束。
底線是政府不該涉入文化生產，真正的文化推手仍是市場。政府應是文化保護者、文化環境的創造者，透過產業政策，提出減稅方案（小劇場票房不課稅、企業贊助可減稅、機構低稅收藏藝術等），鼓勵社會各處自發撫育自己喜愛的文化藝術，培養無數大大小小品味衝突並存的藝文園丁，而不是政府自命獨裁園丁，挑選花種，統一花圃。
市場規模過小，是台灣藝文界永遠的痛。創作時常漫長，作品推出後的經濟效益不成正比，且不信任市場品味，因此許多藝文人士希望得到政府贊助，以延續自己的創作。可憐的是，不論藝術多麼崇高，創作這一行的本質卻跟開麵攤沒什麼兩樣。沒有人應該保證你的商業成果。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強調古法揉麵的麵攤老闆，要求政府長期贊助他的手藝跟店面，我們藝文創作者也該學會承擔自己的市場風險。市場過小既是原罪，如何跨出台灣，擴大市場規模，才是台灣藝文界需要積極思考的課題。
莎士比亞當年是商業劇場龍頭，巴爾札克以為自己寫的是大眾小說。所謂的經典，就是涵蓋了各個時代的讀者口味。時光，無非也是另一種市場的鍛鍊。
（作者為作家）
【2011/12/01 聯合報 / 胡晴舫】
所有偉大的藝術都在政權框架之外發生，甚至，根本在主流圈子的品味之外。傅柯曾說，他喜愛的小說很少寫進法國文學史。
二億《夢想家》爭議，讓藝文界團結連署，一舉澆滅政府的文化煙火，可喜可賀。同時，暴露出文創在台灣以最快速度淪落成某種專門承包政府文化工程的產業，再度引起政府如何補助藝文界的討論。
藝術永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藝術家期待政府補助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通常只有政治極權社會（尤其廿世紀出現的共產國家）最喜歡文化部，高舉文化大旗，灌輸意識形態，修剪文化歧見，讓藝術失去思想的殺傷力，用國家名義豢養特定的文化團體、藝術家、作家，誰不聽話就餓死他，打入大牢。
所有社會自由的根源皆來自文化的想像力。由政府以及特定圈子拿國家資源扶植他們個人認可的文化對象，為什麼要給任何人這麼大的權力？
美國六○年代討論政府為何需要補助藝術，包墨爾（Baumol）與包溫（Bowen）兩名學者當時提出「成本病」（Cost Disease），因為表演藝術缺乏經濟生產力增長，「在表演藝術世界裡，危機顯然是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隨著數位技術發達，城市人口根基拓寬，表演藝術的成本與利潤出現了變化，譬如電影製作成本明顯降低很多，機動性強的小劇場與小樂團，更容易在城市角落尋獲自己的觀眾。
即使在台灣藝文界最羨慕的法國，文化補助仍常引爭議，預算掐在文化官僚手上，最後變成依賴關係網路、利用遊說影響分配，往往只有名氣大的計畫或團體才能得到資源。尤其法國迄今文化階級觀念深重，巴黎長期獨占最大文化預算，遭外省詬病已久，遑論少數族群。
諷刺的是，當代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兩項藝術成就，印象派繪畫以及新浪潮電影，都在主流系統之外自行發芽繁茂。十九世紀末印象派誕生時，依賴私人收藏家買畫，備受學院派嘲弄漠視，迄今也還被塞在奧塞美術館三樓的畸零空間，而非掛在宏偉大廳。新浪潮電影也是靠一群體制外的年輕人，獨立金主贊助，預算極低，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作者電影潮。九○年代法國採保護政策，結果電影工業反倒一蹶不振，黃金時期宣告結束。
底線是政府不該涉入文化生產，真正的文化推手仍是市場。政府應是文化保護者、文化環境的創造者，透過產業政策，提出減稅方案（小劇場票房不課稅、企業贊助可減稅、機構低稅收藏藝術等），鼓勵社會各處自發撫育自己喜愛的文化藝術，培養無數大大小小品味衝突並存的藝文園丁，而不是政府自命獨裁園丁，挑選花種，統一花圃。
市場規模過小，是台灣藝文界永遠的痛。創作時常漫長，作品推出後的經濟效益不成正比，且不信任市場品味，因此許多藝文人士希望得到政府贊助，以延續自己的創作。可憐的是，不論藝術多麼崇高，創作這一行的本質卻跟開麵攤沒什麼兩樣。沒有人應該保證你的商業成果。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強調古法揉麵的麵攤老闆，要求政府長期贊助他的手藝跟店面，我們藝文創作者也該學會承擔自己的市場風險。市場過小既是原罪，如何跨出台灣，擴大市場規模，才是台灣藝文界需要積極思考的課題。
莎士比亞當年是商業劇場龍頭，巴爾札克以為自己寫的是大眾小說。所謂的經典，就是涵蓋了各個時代的讀者口味。時光，無非也是另一種市場的鍛鍊。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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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8
陳柔縉：那一年，喧鬧一時的師生戀
那一年，喧鬧一時的師生戀
【2011/11/26 聯合報 / 陳柔縉】
士林芝山岩的樹間，突然傳出連續槍聲，第一次空發，沒有標靶，第二發，廿歲的山崎照子舉槍對準自己的喉嚨，碰的一聲，子彈滑過脖子，自殺失敗。
山崎小姐一心赴死，轉而縱身一跳，把自己往廿尺深的林叢拋下去。沒想到人還活著，只是，已經動彈不得。劇痛逼醒決死的心，現在的山崎開始發出微弱的呼救。當地一位姓周的台灣人，正上山採蘭花，聽見山崎痛苦的哀叫，趕緊揹她上來，搭汽車急奔醫院，意外救了她一命，也因此拉開轟動一時的師生戀奇聞的序幕。
這一天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廿七日，山崎躺在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全身癱瘓，但仍能言語。關於她尋死的原因，像一顆石頭，丟進湖裡，激出的漣漪，隨著時間，一圈一圈擴大。
山崎說，她就讀台北二高女（該校已消失，非現在的中山女高，校址即今立法院）時，非常崇拜教日文的萩原義延老師，因崇拜而生愛慕。在東京旅途中，忍不住寫信回台，萩原老師也很快回信。後來，在台北相見，第一次，老師明言不能接受她的愛，第二次再見，老師卻「積極地抱腰接吻」，讓她愈陷愈深。雖知四十幾歲的老師是有婦之夫，不過，幾次在草山、北投、士林相會時，老師又有「愛汝之言」。最後，師母發現情事，老師狠別，種下她自殺的念頭。
山崎自殺前的焦慮，有一點是現在很難想像的；年輕的她誤以為男女相擁，就會懷孕。這個錯誤的焦慮可能傳染給父親大人，導致爸爸去學校找校長理論時，聲音特大，要求賠償精神損失五千圓。五千圓可以買一部半的豪華汽車，也可以買都心五十坪的房子，金額非常大。經過討價還價，三千圓、兩千圓，一路下殺，但是萩原老師堅持清白，一毛也不妥協。
校長為了要息事寧人，以維護校譽為由，要萩原老師辭職。八月中旬，老師辭職了，風波卻反倒雲湧。八月最後一天，按捺已久的報社，開始大版大版報導。萩原是帶著太太出面受訪，很後悔答應辭職，彷彿他真做了不該做的事。萩原喊冤，推翻山崎照子的說法。
萩原說，發現山崎有戀慕之心，幾次見面，純粹為了開導她，而且時間都選在十點到午後兩點的大白天，他也都穿著老師的正式制服，可嘆照子執迷不悟，還天天打電話到家裡，他只好再寫信相勸，一切都恪守師道，若有擁抱接吻情節，他願意切腹以謝世人。
兩造說詞南北，為了讓社會公評，報紙罕見地挖出山崎的兩封「戀文」，以及老師的兩封回信，大肆披露，弄了快一整版，八卦至極。說也難怪，日本時代整整五十年，師生戀聞所未聞，這是唯一曝光的一次，還以槍聲開始，整個社會飽受驚嚇之餘，肚子裡當然一大堆疑惑，窺探的欲望若渴。
之後一周內，風波有點紛亂。有人投書大罵是教育界之恥，老師竟然膽敢與人家女兒玩戀愛遊戲。另一方面，三位憤慨的台北帝大（今台灣大學）教授聲援老師，萩原十年前在師範學校教過的卅幾名台籍學生，也軋了一角，發出護師聲明，感嘆是「聖純」的老師「受難」了。
最後，回家療養的女主角終於羞愧認錯，向老師和社會道歉，喧鬧一時的師生戀才完全落幕；而那已經是三個月後的事了。
（作者為作家）
【2011/11/26 聯合報 / 陳柔縉】
士林芝山岩的樹間，突然傳出連續槍聲，第一次空發，沒有標靶，第二發，廿歲的山崎照子舉槍對準自己的喉嚨，碰的一聲，子彈滑過脖子，自殺失敗。
山崎小姐一心赴死，轉而縱身一跳，把自己往廿尺深的林叢拋下去。沒想到人還活著，只是，已經動彈不得。劇痛逼醒決死的心，現在的山崎開始發出微弱的呼救。當地一位姓周的台灣人，正上山採蘭花，聽見山崎痛苦的哀叫，趕緊揹她上來，搭汽車急奔醫院，意外救了她一命，也因此拉開轟動一時的師生戀奇聞的序幕。
這一天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廿七日，山崎躺在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全身癱瘓，但仍能言語。關於她尋死的原因，像一顆石頭，丟進湖裡，激出的漣漪，隨著時間，一圈一圈擴大。
山崎說，她就讀台北二高女（該校已消失，非現在的中山女高，校址即今立法院）時，非常崇拜教日文的萩原義延老師，因崇拜而生愛慕。在東京旅途中，忍不住寫信回台，萩原老師也很快回信。後來，在台北相見，第一次，老師明言不能接受她的愛，第二次再見，老師卻「積極地抱腰接吻」，讓她愈陷愈深。雖知四十幾歲的老師是有婦之夫，不過，幾次在草山、北投、士林相會時，老師又有「愛汝之言」。最後，師母發現情事，老師狠別，種下她自殺的念頭。
山崎自殺前的焦慮，有一點是現在很難想像的；年輕的她誤以為男女相擁，就會懷孕。這個錯誤的焦慮可能傳染給父親大人，導致爸爸去學校找校長理論時，聲音特大，要求賠償精神損失五千圓。五千圓可以買一部半的豪華汽車，也可以買都心五十坪的房子，金額非常大。經過討價還價，三千圓、兩千圓，一路下殺，但是萩原老師堅持清白，一毛也不妥協。
校長為了要息事寧人，以維護校譽為由，要萩原老師辭職。八月中旬，老師辭職了，風波卻反倒雲湧。八月最後一天，按捺已久的報社，開始大版大版報導。萩原是帶著太太出面受訪，很後悔答應辭職，彷彿他真做了不該做的事。萩原喊冤，推翻山崎照子的說法。
萩原說，發現山崎有戀慕之心，幾次見面，純粹為了開導她，而且時間都選在十點到午後兩點的大白天，他也都穿著老師的正式制服，可嘆照子執迷不悟，還天天打電話到家裡，他只好再寫信相勸，一切都恪守師道，若有擁抱接吻情節，他願意切腹以謝世人。
兩造說詞南北，為了讓社會公評，報紙罕見地挖出山崎的兩封「戀文」，以及老師的兩封回信，大肆披露，弄了快一整版，八卦至極。說也難怪，日本時代整整五十年，師生戀聞所未聞，這是唯一曝光的一次，還以槍聲開始，整個社會飽受驚嚇之餘，肚子裡當然一大堆疑惑，窺探的欲望若渴。
之後一周內，風波有點紛亂。有人投書大罵是教育界之恥，老師竟然膽敢與人家女兒玩戀愛遊戲。另一方面，三位憤慨的台北帝大（今台灣大學）教授聲援老師，萩原十年前在師範學校教過的卅幾名台籍學生，也軋了一角，發出護師聲明，感嘆是「聖純」的老師「受難」了。
最後，回家療養的女主角終於羞愧認錯，向老師和社會道歉，喧鬧一時的師生戀才完全落幕；而那已經是三個月後的事了。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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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2011/11/25 聯合報 / 王道還】
十月下旬，英國牛津大學的腸道感染專家史提芬．貝克（Stephen Baker）公開指出：對貧窮國家的人民，基因組醫學至今還沒有帶來預期的福利。他的團隊在越南與胡志明市熱帶疾病醫院合作，他以親身見聞發表評論，絕非人云亦云。
貝克的工作是整合實驗室研究與臨床醫學的需求。十年前，他參與的一個研究計畫，有了初步成果—完成傷寒菌（一種沙門桿菌）基因組的定序。當時還引起媒體的注意，因為傷寒是開發中國家常見的腸道疾病，每年感染者數以千萬計。傷寒菌會破壞小腸壁，造成發燒、頭痛等症狀，並無明顯特徵；要是不加治療，死亡率超過十分之一，甚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計痊癒者有百分之五是帶原者，他們的糞便會汙染食物、水源，擴散疾病。在美國，廿世紀最初幾十年，傷寒也是公衛人員頭痛的問題。
十年後，回顧當年的新聞報導，貝克不得不承認，當年的樂觀期望過於天真。傷寒菌基因組的資訊的確帶來了新知識，但是治療、篩檢、預防這個疾病的實務，沒有因而改善。傷寒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成為越來越令人擔憂的公衛威脅。
貝克認為這是因為生物醫學大國不再受傷寒之類的「傳統疾病」困擾，缺乏誘因與動機做相關的研究。此外，習慣在資源豐富的實驗室裡做研究的科學家，無法想像臨床實務情境，即使發明了新奇的技術，也可能派不上用場。
貝克以愛滋病的生物醫學做對照組：由於愛滋病是已開發國家的切膚之痛，能夠動員龐大的政治資源投入經費，才能在一九九○年代中期扭轉感染率，提升病人的存活期與生活品質。
可是貝克並沒有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許多知識都能協助我們對抗感染疾病，關於病原與病人的基因組的知識，未必最重要、最有效、或者最經濟。例如最近幾百年人類的頭號殺手肺結核，號稱死神的頭領；一八八二年細菌學之父科霍才分離出它的病原—結核桿菌。然而揪出病原並不保證找到治療方法，即使是科霍也不成，他開發的疫苗無效。
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才分別在美國、瑞典、德國問世。可是在西歐，結核病的死亡人數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開始下降了。在缺乏特效藥的時代，篩檢、隔離病人就足以明顯地促進公眾健康。一九九三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肺結核再度成為全球公衛威脅；估計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感染了結核菌，二○○九年因而死亡一百七十萬人。一九九八年，結核菌的基因組定序完畢，仍沒有促成新奇有效的防治手段。
其實貝克不只是指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這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醫療資源、研究資源、健康願景的全球分布極端不平等。他提醒了我們，催生基因組醫學的人類基因組計畫，從它一九八○年代中在美國逐漸成形，一九九○年開始執行，二○○三年完成，一直以美好的健康願景做為要求政府投入鉅資的口實。在生物醫學大國，這個願景依舊是空中樓閣。愛滋病的例子，並不能證明生物醫學或基因組醫學的威力，因為改變行為（例如使用保險套）便足以降低感染風險。
在不平等的世界中，人心到底還是能夠改變命運的。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2011/11/25 聯合報 / 王道還】
十月下旬，英國牛津大學的腸道感染專家史提芬．貝克（Stephen Baker）公開指出：對貧窮國家的人民，基因組醫學至今還沒有帶來預期的福利。他的團隊在越南與胡志明市熱帶疾病醫院合作，他以親身見聞發表評論，絕非人云亦云。
貝克的工作是整合實驗室研究與臨床醫學的需求。十年前，他參與的一個研究計畫，有了初步成果—完成傷寒菌（一種沙門桿菌）基因組的定序。當時還引起媒體的注意，因為傷寒是開發中國家常見的腸道疾病，每年感染者數以千萬計。傷寒菌會破壞小腸壁，造成發燒、頭痛等症狀，並無明顯特徵；要是不加治療，死亡率超過十分之一，甚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計痊癒者有百分之五是帶原者，他們的糞便會汙染食物、水源，擴散疾病。在美國，廿世紀最初幾十年，傷寒也是公衛人員頭痛的問題。
十年後，回顧當年的新聞報導，貝克不得不承認，當年的樂觀期望過於天真。傷寒菌基因組的資訊的確帶來了新知識，但是治療、篩檢、預防這個疾病的實務，沒有因而改善。傷寒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成為越來越令人擔憂的公衛威脅。
貝克認為這是因為生物醫學大國不再受傷寒之類的「傳統疾病」困擾，缺乏誘因與動機做相關的研究。此外，習慣在資源豐富的實驗室裡做研究的科學家，無法想像臨床實務情境，即使發明了新奇的技術，也可能派不上用場。
貝克以愛滋病的生物醫學做對照組：由於愛滋病是已開發國家的切膚之痛，能夠動員龐大的政治資源投入經費，才能在一九九○年代中期扭轉感染率，提升病人的存活期與生活品質。
可是貝克並沒有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許多知識都能協助我們對抗感染疾病，關於病原與病人的基因組的知識，未必最重要、最有效、或者最經濟。例如最近幾百年人類的頭號殺手肺結核，號稱死神的頭領；一八八二年細菌學之父科霍才分離出它的病原—結核桿菌。然而揪出病原並不保證找到治療方法，即使是科霍也不成，他開發的疫苗無效。
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才分別在美國、瑞典、德國問世。可是在西歐，結核病的死亡人數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開始下降了。在缺乏特效藥的時代，篩檢、隔離病人就足以明顯地促進公眾健康。一九九三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肺結核再度成為全球公衛威脅；估計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感染了結核菌，二○○九年因而死亡一百七十萬人。一九九八年，結核菌的基因組定序完畢，仍沒有促成新奇有效的防治手段。
其實貝克不只是指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這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醫療資源、研究資源、健康願景的全球分布極端不平等。他提醒了我們，催生基因組醫學的人類基因組計畫，從它一九八○年代中在美國逐漸成形，一九九○年開始執行，二○○三年完成，一直以美好的健康願景做為要求政府投入鉅資的口實。在生物醫學大國，這個願景依舊是空中樓閣。愛滋病的例子，並不能證明生物醫學或基因組醫學的威力，因為改變行為（例如使用保險套）便足以降低感染風險。
在不平等的世界中，人心到底還是能夠改變命運的。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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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蘇嘉全講的小故事
蘇嘉全講的小故事
【2011/11/27 聯合報 / 蘇嘉全】
蘇嘉全的父母生了九個小孩，他是家裡的屘仔子，生於一九五六年十月。
在他出生後六年，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台視，在蔣宋美齡按鈕後正式開播；也就是說，在蘇家九個小孩出生前，台灣還沒有電視，蘇家父母當然也沒看過電視。
但蘇嘉全日前卻在桃園一場募款餐會中，講了這樣一個小故事：「我曾經問我父親為什麼生了九個小孩？他說因為當時電視只講國語，他聽不懂也看不懂，只好找我媽媽去睡覺，生了我們一堆小孩。」
蘇嘉全講這個故事，本來是要替蔡英文有客家血統卻不會講客家話辯護，當天他先問台下群眾：「是誰害蔡主席不會講客家話的？」民眾齊聲高喊：「國民黨啦！」接下來蘇嘉全就開始講那個小故事，「只好找我媽媽去睡覺」那句話，更逗得滿場群眾爆笑。
從當天現場反應來看，蘇嘉全講那則故事的傳播效果非常好，台下兩千多位支持者大概也都被他說服：蔡英文不會講客家話，並非她的錯，而是被國民黨害的。
如果沒人查證，這則新聞當然有利於蔡英文爭取客家選票，但偏偏卻有位雞婆網友核查時間後在批踢踢上貼文指出，蘇嘉全出生比台視開播早了六年，可見「蘇家生了九個小孩，顯然和電視只講國語沒有因果關係」。
蘇嘉全被網友抓包，他可能辯稱是無心之過，也可能把責任推給他父親，說老人家年紀大搞錯了時間，但事實上這不是疏忽，也並非瞎掰，而是負面選舉的一個縮影。
稍懂選舉學的人都知道，競選過程中散播攻擊對手的負面訊息，比散播肯定自己的正面訊息，更能讓選民印象深刻，許多精心設計的負面訊息，例如以故事或詼諧溫馨手法包裝的負面訊息，也比直接抹黑對手更有傳播效果，不但能鞏固基本盤，也有分化或弱化中間選民支持競選對手的作用。
換句話說，負面選舉打的是印象戰，目的是要塑造選民對於對手的負面印象，即使有些負面訊息純屬虛構，但因查無實據，卻常讓對手百口莫辯；而且，打負面選戰的訣竅是先指控先贏，就像甲指控乙是小偷，乙雖然一再澄清也證明自己並非小偷，但乙是小偷的印象，在部分選民的認知中卻難以抹滅。
再以總統密會組頭風波為例，陳明文最近雖然替陳盈助抱屈，說他「不是壞人，是個好人」，曾是立院三寶之一的蔡啟芳更說陳「是個大好人」，但在許多選民心中，馬英九密會黑道賭盤大亨並索取三億獻金的印象，卻不會因為陳盈助由壞人突然變成好人而改變，前幾天痛罵馬英九墮落的那些民進黨高幹，更不會改口說「抱歉，我們搞錯了，馬英九見的其實是個大好人」；也就是說，民進黨雖替陳盈助洗刷了負面形象，但卻達成了塑造馬英九負面形象的目的，一石二鳥又正反相合，這種負面選戰打得真是高明。
謝長廷不久前才說「這次選舉負面選舉少很多，沒什麼火花」，蔡英文也矢言「要脫離過去負面攻擊、扭曲與抹黑的選舉方法」，但對最近火花四射的負面選舉，他們卻未置一詞，顯然有樂觀其成之意。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去年參選台北市長時，既不發動負面選舉也不跟進負面選舉的蘇貞昌，不知作何感想？他這個輔選最高負責人，難道要讓自己的反負面選舉形象毀於此役，承認負面選舉果然很難超越？
【2011/11/27 聯合報 / 蘇嘉全】
蘇嘉全的父母生了九個小孩，他是家裡的屘仔子，生於一九五六年十月。
在他出生後六年，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台視，在蔣宋美齡按鈕後正式開播；也就是說，在蘇家九個小孩出生前，台灣還沒有電視，蘇家父母當然也沒看過電視。
但蘇嘉全日前卻在桃園一場募款餐會中，講了這樣一個小故事：「我曾經問我父親為什麼生了九個小孩？他說因為當時電視只講國語，他聽不懂也看不懂，只好找我媽媽去睡覺，生了我們一堆小孩。」
蘇嘉全講這個故事，本來是要替蔡英文有客家血統卻不會講客家話辯護，當天他先問台下群眾：「是誰害蔡主席不會講客家話的？」民眾齊聲高喊：「國民黨啦！」接下來蘇嘉全就開始講那個小故事，「只好找我媽媽去睡覺」那句話，更逗得滿場群眾爆笑。
從當天現場反應來看，蘇嘉全講那則故事的傳播效果非常好，台下兩千多位支持者大概也都被他說服：蔡英文不會講客家話，並非她的錯，而是被國民黨害的。
如果沒人查證，這則新聞當然有利於蔡英文爭取客家選票，但偏偏卻有位雞婆網友核查時間後在批踢踢上貼文指出，蘇嘉全出生比台視開播早了六年，可見「蘇家生了九個小孩，顯然和電視只講國語沒有因果關係」。
蘇嘉全被網友抓包，他可能辯稱是無心之過，也可能把責任推給他父親，說老人家年紀大搞錯了時間，但事實上這不是疏忽，也並非瞎掰，而是負面選舉的一個縮影。
稍懂選舉學的人都知道，競選過程中散播攻擊對手的負面訊息，比散播肯定自己的正面訊息，更能讓選民印象深刻，許多精心設計的負面訊息，例如以故事或詼諧溫馨手法包裝的負面訊息，也比直接抹黑對手更有傳播效果，不但能鞏固基本盤，也有分化或弱化中間選民支持競選對手的作用。
換句話說，負面選舉打的是印象戰，目的是要塑造選民對於對手的負面印象，即使有些負面訊息純屬虛構，但因查無實據，卻常讓對手百口莫辯；而且，打負面選戰的訣竅是先指控先贏，就像甲指控乙是小偷，乙雖然一再澄清也證明自己並非小偷，但乙是小偷的印象，在部分選民的認知中卻難以抹滅。
再以總統密會組頭風波為例，陳明文最近雖然替陳盈助抱屈，說他「不是壞人，是個好人」，曾是立院三寶之一的蔡啟芳更說陳「是個大好人」，但在許多選民心中，馬英九密會黑道賭盤大亨並索取三億獻金的印象，卻不會因為陳盈助由壞人突然變成好人而改變，前幾天痛罵馬英九墮落的那些民進黨高幹，更不會改口說「抱歉，我們搞錯了，馬英九見的其實是個大好人」；也就是說，民進黨雖替陳盈助洗刷了負面形象，但卻達成了塑造馬英九負面形象的目的，一石二鳥又正反相合，這種負面選戰打得真是高明。
謝長廷不久前才說「這次選舉負面選舉少很多，沒什麼火花」，蔡英文也矢言「要脫離過去負面攻擊、扭曲與抹黑的選舉方法」，但對最近火花四射的負面選舉，他們卻未置一詞，顯然有樂觀其成之意。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去年參選台北市長時，既不發動負面選舉也不跟進負面選舉的蘇貞昌，不知作何感想？他這個輔選最高負責人，難道要讓自己的反負面選舉形象毀於此役，承認負面選舉果然很難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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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鴻：建國百年活動-極權思想下的產物
《星期專訪》建國百年活動-極權思想下的產物
[2011-11-28自由時報 / 鴻鴻] 記者黃以敬／專訪
「『夢想家』音樂劇兩個晚上演出就燒掉二．一五億元，但政府對國內傑出藝文表演團體的常態性補助，一整年卻只有兩億元，還要八十多個團體去爭取，這卻根本不夠政府高層做兩個晚上的夢！藝文界能不火嗎？」
熱鬧長達一年的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經費浮濫引發各界撻伐，藝文界更發出怒吼，要求「終結百年煙火、開啟文化元年」，短短兩週就有近兩千名藝術家及團體連署；發起人之一、黑眼睛劇團導演鴻鴻（閻鴻亞）指出，藝文經費不足，如今更是嚴重不均，且是政治人物在分配資源，以選舉、嘉年華式的思維在扭曲文化政策與發展，太過荒謬。
嘉年華式思維扭曲文化政策
Ｑ：「夢想家」引發藝文界罕見的集體反彈，欲凸顯哪些不滿與疑慮？
Ａ：藝文經費不足與不均，不是「一日之寒」，從花博、聽障奧運，就感受到大量資源被拉去做政府活動，藝文團體很難申請常態經費或場地。花博時期，幾乎文建會與台北市所有文化經費都拿去做花博，開幕就花了近兩億元。許多常態基層藝文活動無法延續，例如辦了十年的台北詩歌節就停辦。
諷刺的是，花博又砸大錢徵求演出與人力，為了活下去，藝術家必須配合花博模式，大都是一、兩天短期、在行動帳篷的演出，大多數團隊其實不滿意品質，硬軟體也多無法延續。聽奧也光是開幕、閉幕晚會就用了四．七億元，經費嚇人，但場景臨時搭造、團隊很累，軟硬體與經驗卻也都無法延續。
建國百年活動更是極端誇張，兩場夢想家音樂劇二．一五億元，文建會更拿了至少十七億元補助建百；以往藝文團體申請補助有幾萬元就很高興了，從不敢想一場可以「億元起跳的」，因此長期積怨被引爆，藝文界終於忍不住跳出來說話。而且很快就達成共識、提出文化改革的訴求，就是因為有共同的憂慮。
最詬病的是政府高層不懂文化，不去思索對藝術文化做長期扶植與扎根，卻不斷以短暫式、嘉年華式的思維，去分配文化經費及補助，要求藝文團隊配合政府做政策宣導。政府整個的文化政策及思維根本是錯誤、荒謬的。
文創口號讓創作思維商業化
Ｑ：政府也處處宣揚「文創產業」，藝文界似乎也不認同？
Ａ：這筆四年、二百六十二億元的文創方案經費，更是另一荒謬的事，藝文界早就反對聲浪四起。
藝文界不是不希望文化可以形成產業或提高產值， 但政府喊得震天價響，主要是因為這是最可以「操控文化」的方式，官方很自豪把企業引進來行銷藝術家，結果突然出現十幾家文創公司，選擇配合的藝文作者，包裝漂亮的行銷案申請補助。也許部分藝術家會很高興創作成本可以提早回收，但藝術文化卻也變成商品化，產生藝術創作單一化、思維商業化的危機，英國過去推行就不成功。
其實每個藝術家與團隊的創作，可做的與社會貢獻是不一樣的，不是每個都要賣錢。例如王文興的小說「家變」，三十年來可能只賣幾千本，但對整個台灣文壇創作的影響卻如此深遠，甚至改寫台灣文學史。
近日被盜賣的故宮國寶數位化計畫，也是一慘例，原來具有公共性和文化性價值的故宮國寶，不斷地被複製賤賣，成為業者向全民牟利的工具，擴大社教的功能被侵蝕。
又如華山藝文特區，過去是藝術家占地做為藝術實驗園地，但為創造營收，發包給業者營運，結果餐廳一家接著一家開、場租越來越貴，變成民眾去吃飯、順便看展的「消費型文化」，藝術家根本無法在其中發想、演練。後續還有建國啤酒廠、松山菸廠及大巨蛋等諸多類似開發案，令人憂心。
目前的文創方案，其實文化、創意很少，著重的是產業。藝術家連創作、排練的場地都沒有，創作環境嚴重缺乏，政府卻不斷砸錢去建構行銷廣告管道、去興建大型演出場地，根本是本末倒置。因此，藝文界呼籲凍結並檢討文創方案，也不要再花大錢建文化園區變成蚊子館。
缺乏文化論述藝術手法低劣
Ｑ：夢想家案例，看到政治與藝術似有不可分的糾葛？
Ａ：無論是花博、聽奧或是建百活動，大概只能說極權思想下的產物，基本上是要「歌功頌德」。節慶要開心，建百音樂劇當然可以唱歌跳舞，但除了太昂貴，引人詬病的也在於其中缺乏文化論述或說法，直接由黃花崗革命跳到現在，讓國人好像必須直接承接中華民國的正統，甚至出現「宇宙人」來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讓許多藝文界人士啼笑皆非。藝術手法低劣，後面意識形態還避重就輕，根本很難凝聚民眾認同。
若是藝術家拿人手短、對創作品質自我矮化，接案者就須自己去面對社會檢視，他們必須自己去維護聲譽，恐怕因此毀於一旦。
至於文建會主委盛治仁下台，有人說是「代罪羔羊」、揭露出建百經費其實是「馬英九、吳敦義決定的」，這筆經費到底是誰決定的？就應該徹查，必須負起責任。
可能就因為是馬總統、吳院長在主導分配建百預算，根本不覺得這是文化經費，應該更像是一種選舉造勢經費，所以只要辦熱熱鬧鬧的活動，根本沒去思考如何做好文化工作。
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也有諸如冬山河、童玩藝術節等政治主導的活動，但起碼有與在地文化結合，拉拔本土藝術家，但花博、建百及諸如近期北美館的印象派畫展等，多是崇拜國外藝術家，例如跨年晚會，中國爆破專家蔡國強的兩場煙火秀就要上億元，各縣市也接連不斷地放煙火，台灣的梵谷、莫內卻因此挨餓無法成形。所以藝文界呼籲終結「煙火文化」、把資源用在該用的地方。
拒讓政治人物主導經費安排
Ｑ：目前文化經費只一．六％，馬總統承諾四％已跳票，但如果文化經費真的大增，對其運用有信心嗎？
Ａ：文化經費要增到總預算四％，就是馬英九總統以前選舉時喊出來的，藝文界也很好奇為什麼是四％？要怎麼用？應是馬總統要向全民說明。
藝文界當然樂見經費增加，但重要是要先檢討，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文化？對政府官員而言，常是要看到銷售數據，或是可在國際炫耀，甚至有文化官員坦承，只要參觀人次多、沒有負面的客訴，活動就算是成功的。
藝文界並不希望由於夢想家爭議，導致文化經費分配又受到一年一標的採購法限制、走上回頭路；但台灣不需要砸更多錢去辦嘉年華，未來不能還是由政府高官在辦公室分配經費、決定政策，不能再讓不專業的政治人物來主導。
從電影、藝文到美術，台灣需要更多常設性的資料蒐集、保存、研究到國內外交流推廣的專業組織機構，也希望能有專業的常設法人機構來建議經費分配，藝文界喊了多年，政府卻都充耳不聞。
此外，總統不會找藝文人士去當國防部長，卻會找政治人物來當文建會主委，會拿文化預算去辦造勢活動，在在證明文化被邊緣化的悲哀；未來文化部就算成立，從經費預算到部長人選，政府不能再讓藝文界失望。
[2011-11-28自由時報 / 鴻鴻] 記者黃以敬／專訪
「『夢想家』音樂劇兩個晚上演出就燒掉二．一五億元，但政府對國內傑出藝文表演團體的常態性補助，一整年卻只有兩億元，還要八十多個團體去爭取，這卻根本不夠政府高層做兩個晚上的夢！藝文界能不火嗎？」
熱鬧長達一年的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經費浮濫引發各界撻伐，藝文界更發出怒吼，要求「終結百年煙火、開啟文化元年」，短短兩週就有近兩千名藝術家及團體連署；發起人之一、黑眼睛劇團導演鴻鴻（閻鴻亞）指出，藝文經費不足，如今更是嚴重不均，且是政治人物在分配資源，以選舉、嘉年華式的思維在扭曲文化政策與發展，太過荒謬。
嘉年華式思維扭曲文化政策
Ｑ：「夢想家」引發藝文界罕見的集體反彈，欲凸顯哪些不滿與疑慮？
Ａ：藝文經費不足與不均，不是「一日之寒」，從花博、聽障奧運，就感受到大量資源被拉去做政府活動，藝文團體很難申請常態經費或場地。花博時期，幾乎文建會與台北市所有文化經費都拿去做花博，開幕就花了近兩億元。許多常態基層藝文活動無法延續，例如辦了十年的台北詩歌節就停辦。
諷刺的是，花博又砸大錢徵求演出與人力，為了活下去，藝術家必須配合花博模式，大都是一、兩天短期、在行動帳篷的演出，大多數團隊其實不滿意品質，硬軟體也多無法延續。聽奧也光是開幕、閉幕晚會就用了四．七億元，經費嚇人，但場景臨時搭造、團隊很累，軟硬體與經驗卻也都無法延續。
建國百年活動更是極端誇張，兩場夢想家音樂劇二．一五億元，文建會更拿了至少十七億元補助建百；以往藝文團體申請補助有幾萬元就很高興了，從不敢想一場可以「億元起跳的」，因此長期積怨被引爆，藝文界終於忍不住跳出來說話。而且很快就達成共識、提出文化改革的訴求，就是因為有共同的憂慮。
最詬病的是政府高層不懂文化，不去思索對藝術文化做長期扶植與扎根，卻不斷以短暫式、嘉年華式的思維，去分配文化經費及補助，要求藝文團隊配合政府做政策宣導。政府整個的文化政策及思維根本是錯誤、荒謬的。
文創口號讓創作思維商業化
Ｑ：政府也處處宣揚「文創產業」，藝文界似乎也不認同？
Ａ：這筆四年、二百六十二億元的文創方案經費，更是另一荒謬的事，藝文界早就反對聲浪四起。
藝文界不是不希望文化可以形成產業或提高產值， 但政府喊得震天價響，主要是因為這是最可以「操控文化」的方式，官方很自豪把企業引進來行銷藝術家，結果突然出現十幾家文創公司，選擇配合的藝文作者，包裝漂亮的行銷案申請補助。也許部分藝術家會很高興創作成本可以提早回收，但藝術文化卻也變成商品化，產生藝術創作單一化、思維商業化的危機，英國過去推行就不成功。
其實每個藝術家與團隊的創作，可做的與社會貢獻是不一樣的，不是每個都要賣錢。例如王文興的小說「家變」，三十年來可能只賣幾千本，但對整個台灣文壇創作的影響卻如此深遠，甚至改寫台灣文學史。
近日被盜賣的故宮國寶數位化計畫，也是一慘例，原來具有公共性和文化性價值的故宮國寶，不斷地被複製賤賣，成為業者向全民牟利的工具，擴大社教的功能被侵蝕。
又如華山藝文特區，過去是藝術家占地做為藝術實驗園地，但為創造營收，發包給業者營運，結果餐廳一家接著一家開、場租越來越貴，變成民眾去吃飯、順便看展的「消費型文化」，藝術家根本無法在其中發想、演練。後續還有建國啤酒廠、松山菸廠及大巨蛋等諸多類似開發案，令人憂心。
目前的文創方案，其實文化、創意很少，著重的是產業。藝術家連創作、排練的場地都沒有，創作環境嚴重缺乏，政府卻不斷砸錢去建構行銷廣告管道、去興建大型演出場地，根本是本末倒置。因此，藝文界呼籲凍結並檢討文創方案，也不要再花大錢建文化園區變成蚊子館。
缺乏文化論述藝術手法低劣
Ｑ：夢想家案例，看到政治與藝術似有不可分的糾葛？
Ａ：無論是花博、聽奧或是建百活動，大概只能說極權思想下的產物，基本上是要「歌功頌德」。節慶要開心，建百音樂劇當然可以唱歌跳舞，但除了太昂貴，引人詬病的也在於其中缺乏文化論述或說法，直接由黃花崗革命跳到現在，讓國人好像必須直接承接中華民國的正統，甚至出現「宇宙人」來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讓許多藝文界人士啼笑皆非。藝術手法低劣，後面意識形態還避重就輕，根本很難凝聚民眾認同。
若是藝術家拿人手短、對創作品質自我矮化，接案者就須自己去面對社會檢視，他們必須自己去維護聲譽，恐怕因此毀於一旦。
至於文建會主委盛治仁下台，有人說是「代罪羔羊」、揭露出建百經費其實是「馬英九、吳敦義決定的」，這筆經費到底是誰決定的？就應該徹查，必須負起責任。
可能就因為是馬總統、吳院長在主導分配建百預算，根本不覺得這是文化經費，應該更像是一種選舉造勢經費，所以只要辦熱熱鬧鬧的活動，根本沒去思考如何做好文化工作。
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也有諸如冬山河、童玩藝術節等政治主導的活動，但起碼有與在地文化結合，拉拔本土藝術家，但花博、建百及諸如近期北美館的印象派畫展等，多是崇拜國外藝術家，例如跨年晚會，中國爆破專家蔡國強的兩場煙火秀就要上億元，各縣市也接連不斷地放煙火，台灣的梵谷、莫內卻因此挨餓無法成形。所以藝文界呼籲終結「煙火文化」、把資源用在該用的地方。
拒讓政治人物主導經費安排
Ｑ：目前文化經費只一．六％，馬總統承諾四％已跳票，但如果文化經費真的大增，對其運用有信心嗎？
Ａ：文化經費要增到總預算四％，就是馬英九總統以前選舉時喊出來的，藝文界也很好奇為什麼是四％？要怎麼用？應是馬總統要向全民說明。
藝文界當然樂見經費增加，但重要是要先檢討，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文化？對政府官員而言，常是要看到銷售數據，或是可在國際炫耀，甚至有文化官員坦承，只要參觀人次多、沒有負面的客訴，活動就算是成功的。
藝文界並不希望由於夢想家爭議，導致文化經費分配又受到一年一標的採購法限制、走上回頭路；但台灣不需要砸更多錢去辦嘉年華，未來不能還是由政府高官在辦公室分配經費、決定政策，不能再讓不專業的政治人物來主導。
從電影、藝文到美術，台灣需要更多常設性的資料蒐集、保存、研究到國內外交流推廣的專業組織機構，也希望能有專業的常設法人機構來建議經費分配，藝文界喊了多年，政府卻都充耳不聞。
此外，總統不會找藝文人士去當國防部長，卻會找政治人物來當文建會主委，會拿文化預算去辦造勢活動，在在證明文化被邊緣化的悲哀；未來文化部就算成立，從經費預算到部長人選，政府不能再讓藝文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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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1
楊照：避菁英、品味唯恐不及的選戰
避菁英、品味唯恐不及的選戰
【2011/11/19 聯合報╱楊照】
台灣的選舉，持續朝著更加「民粹」的方向發展，這是個清楚的事實。最能夠顯現這項事實的，弔詭地，正就在於今年選舉中很少見到「民粹」兩個字，很少聽到對於「民粹」的批評。
經過多年的洗禮，這個社會已經接受「民粹」之必要，內化「民粹」的價值，所以就不會再用負面的角度提「民粹」了。
往常的選舉，尤其是高層次的選舉，一定要上演參選人「請益」的戲碼，風塵僕僕到處拜訪「大老」，尋求各個領域「大老」的支持讚美。還有，總統參選人幾乎毫無例外一定要去拜會大教團的山門領袖，證嚴法師、聖嚴法師、星雲法師、惟覺老和尚，哪個總統參選人沒有大肆宣傳和他們見面的場合？
今年，沒人在意「請益」了。總統府的「台灣之光」計畫，找的很多都是在社會上能見度不高，從事邊緣冷門行業，卻卓有貢獻的人。佛教大教團的重要性，也被「廟口開講」的形式取代了，地方性的佛道廟宇熱鬧烘烘的場子，才是參選人積極要去的地方。
正因為兩位參選人的學歷和形象都偏向傳統菁英，他們就更是不約而同選擇了以「民粹」領域決勝負。於是兩人都生怕和菁英、權威扯上任何關係，先入為主覺得一旦沾上了菁英，就爭取不到年輕選民，也爭取不到中南部選票。這樣的心態甚至引來蔡英文亟亟否認自己念的是「名校」。嗯，蔡主席大學念的是台大法律系，高中念的是中山女中，如果這兩個學校不是「名校」，那台灣還有什麼「名校」？
沒錯，重點就在於強調：和馬英九相比，蔡英文念的學校沒有那麼「名校」，想辦法撇清自己的菁英色彩。
別迷信菁英，用一種平等的眼光來看待這個社會，不是壞事。不過選舉選到這樣迴避菁英唯恐不及，顯然也不是什麼健康的好事。
第一樁可惜的，是這樣兩個擁有高度知識能力的參選人，卻不能藉由選舉提供什麼具備知識密度、可以刺激社會思考的意見，動員那麼多資源，吸引那麼多注意，竟然連一點傳播知識的作用都沒有。
第二樁可惜的，是如此全面擁抱「民粹」，必然敗壞社會的基本文化品味，並且壓縮文化藝術精緻發展的空間。「夢想家」事件最根本的肇因，其實就在品味，主事者以為有大型活動，讓很多人可以參與熱鬧，就可以合理化兩億多的預算，背後是再「民粹」不過的邏輯，並且先入為主覺得只要在「民粹」邏輯上站得住腳，藝文界的菁英意見、品味批判就不足為恤。
中央部會主管文化事務的官員，都如此看輕菁英，如此大方地宣揚自己的壞品味，我們怎麼還能期待這個社會真正能走上精緻創意與服務的道路呢?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2011/11/19 聯合報╱楊照】
台灣的選舉，持續朝著更加「民粹」的方向發展，這是個清楚的事實。最能夠顯現這項事實的，弔詭地，正就在於今年選舉中很少見到「民粹」兩個字，很少聽到對於「民粹」的批評。
經過多年的洗禮，這個社會已經接受「民粹」之必要，內化「民粹」的價值，所以就不會再用負面的角度提「民粹」了。
往常的選舉，尤其是高層次的選舉，一定要上演參選人「請益」的戲碼，風塵僕僕到處拜訪「大老」，尋求各個領域「大老」的支持讚美。還有，總統參選人幾乎毫無例外一定要去拜會大教團的山門領袖，證嚴法師、聖嚴法師、星雲法師、惟覺老和尚，哪個總統參選人沒有大肆宣傳和他們見面的場合？
今年，沒人在意「請益」了。總統府的「台灣之光」計畫，找的很多都是在社會上能見度不高，從事邊緣冷門行業，卻卓有貢獻的人。佛教大教團的重要性，也被「廟口開講」的形式取代了，地方性的佛道廟宇熱鬧烘烘的場子，才是參選人積極要去的地方。
正因為兩位參選人的學歷和形象都偏向傳統菁英，他們就更是不約而同選擇了以「民粹」領域決勝負。於是兩人都生怕和菁英、權威扯上任何關係，先入為主覺得一旦沾上了菁英，就爭取不到年輕選民，也爭取不到中南部選票。這樣的心態甚至引來蔡英文亟亟否認自己念的是「名校」。嗯，蔡主席大學念的是台大法律系，高中念的是中山女中，如果這兩個學校不是「名校」，那台灣還有什麼「名校」？
沒錯，重點就在於強調：和馬英九相比，蔡英文念的學校沒有那麼「名校」，想辦法撇清自己的菁英色彩。
別迷信菁英，用一種平等的眼光來看待這個社會，不是壞事。不過選舉選到這樣迴避菁英唯恐不及，顯然也不是什麼健康的好事。
第一樁可惜的，是這樣兩個擁有高度知識能力的參選人，卻不能藉由選舉提供什麼具備知識密度、可以刺激社會思考的意見，動員那麼多資源，吸引那麼多注意，竟然連一點傳播知識的作用都沒有。
第二樁可惜的，是如此全面擁抱「民粹」，必然敗壞社會的基本文化品味，並且壓縮文化藝術精緻發展的空間。「夢想家」事件最根本的肇因，其實就在品味，主事者以為有大型活動，讓很多人可以參與熱鬧，就可以合理化兩億多的預算，背後是再「民粹」不過的邏輯，並且先入為主覺得只要在「民粹」邏輯上站得住腳，藝文界的菁英意見、品味批判就不足為恤。
中央部會主管文化事務的官員，都如此看輕菁英，如此大方地宣揚自己的壞品味，我們怎麼還能期待這個社會真正能走上精緻創意與服務的道路呢?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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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看見不一樣的月光
張小虹：看見不一樣的月光
【2011/11/20 聯合報╱張小虹】
當電影銀幕上滿滿整片蓊鬱山林撲面而來，那種刺痛人的綠，讓從小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我，坐在黑暗的電影院裡垂淚不已，既讚嘆著台灣的山林之美，也羞愧著自己對原住民歷史文化的無知。
而就在《賽德克．巴萊》轟動推出、引發熱烈討論之際，另一部有關原住民部落的電影《不一樣的月光》也順利排入上映的檔期。兩部電影相較，一是耗費七億的大成本大製作，原民抗爭的壯闊男性史詩，一則是靠補助與捐款的小成本小製作，原民現代生活的愛情小品，但兩者卻可以在當前台灣方興未艾的原住民影像生產上，產生積極且具創造力的對話。
首先，是涉及創作者的身分政治。《賽德克．巴萊》推出至今引發的爭議之一，便在於對該片漢人製作團隊、跨國技術合作生產模式之質疑，批判者多以「你所不知道的霧社事件」、「你看不到的原民信仰」為出發，挑戰該片「漢人思惟」導致的遮蔽與誤識。
故若順此邏輯推論，那《不一樣的月光》就真的非常不一樣。該片是台灣第一部由原住民導演所拍攝的劇情長片，拍攝的現場就是導演陳潔瑤土生土長的宜蘭南澳部落，演員與製作發行團隊也多以部落之人為主，就連在《賽德克．巴萊》裡精彩飾演中年莫那魯道的林慶台牧師，也在《不一樣的月光》中回歸其牧師本業，在教堂裡布道。
除了泰雅族導演拍泰雅族部落，該片在「身分認同」的正當性，更可上溯到家族歷史。導演陳潔瑤的阿嬤，正是當年失足落水泰雅少女沙韻的同學松村美代子，也正是松村美代子在中山堂的一曲高歌《追思沙韻少女》，打動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清，而有後續「沙韻之鐘」與一系列打造愛國少女的皇民化行動。
但「身分認同」的簡化思惟，從來就不是評斷影像美學／政治的關鍵要件，若以出身來斷影片的好壞與真假，對漢人導演魏德聖不公平，對初試啼聲、卻一鳴驚人的原住民導演陳潔瑤，也一樣不公平。
故問題不在於打壓漢人導演不能或不會拍原住民，而在於凸顯原住民由被拍攝客體成為編導製作主體的歷史轉變。唯有讓「身分本質化」退場，與讓「歷史脈絡化」進場的同時，我們才能真正敬佩漢人導演魏德聖的苦心孤詣，也才能真正珍惜同為「原住民」與「女性」導演陳潔瑤的一路堅持。
《不一樣的月光》更成功回應《賽德克．巴萊》所引發的另一個爭議點：歷史詮釋的多義（異）性。該片描述外地劇組進入部落，尋訪「沙韻傳奇」，巧遇愛打獵也愛踢足球的部落高中生尤幹及其朋友家人。
「劇中劇」的後設形式，不僅讓該片能穿插遊走在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影像細緻清新，流暢動人，更讓鏡頭前受訪居民的可愛反應，徹底鬆動了歷史的一言堂：即便只是發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事件，同部落族人卻沒人能確定當日為日本老師送行的學生人數，甚至沙韻當時的年齡，而部落高中生尤幹的女友，也叫沙韻，尤幹阿公老獵人手執泛黃照片追憶《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是沙韻。歷史不曾灰飛煙滅，歷史只是眾說紛紜。
《不一樣的月光》是一雙敏銳真誠的大眼睛，用影像生動書寫著原民文化的日常，讓「看見」成為可能，讓「不一樣」成為動態差異的過程。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2011/11/20 聯合報╱張小虹】
當電影銀幕上滿滿整片蓊鬱山林撲面而來，那種刺痛人的綠，讓從小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我，坐在黑暗的電影院裡垂淚不已，既讚嘆著台灣的山林之美，也羞愧著自己對原住民歷史文化的無知。
而就在《賽德克．巴萊》轟動推出、引發熱烈討論之際，另一部有關原住民部落的電影《不一樣的月光》也順利排入上映的檔期。兩部電影相較，一是耗費七億的大成本大製作，原民抗爭的壯闊男性史詩，一則是靠補助與捐款的小成本小製作，原民現代生活的愛情小品，但兩者卻可以在當前台灣方興未艾的原住民影像生產上，產生積極且具創造力的對話。
首先，是涉及創作者的身分政治。《賽德克．巴萊》推出至今引發的爭議之一，便在於對該片漢人製作團隊、跨國技術合作生產模式之質疑，批判者多以「你所不知道的霧社事件」、「你看不到的原民信仰」為出發，挑戰該片「漢人思惟」導致的遮蔽與誤識。
故若順此邏輯推論，那《不一樣的月光》就真的非常不一樣。該片是台灣第一部由原住民導演所拍攝的劇情長片，拍攝的現場就是導演陳潔瑤土生土長的宜蘭南澳部落，演員與製作發行團隊也多以部落之人為主，就連在《賽德克．巴萊》裡精彩飾演中年莫那魯道的林慶台牧師，也在《不一樣的月光》中回歸其牧師本業，在教堂裡布道。
除了泰雅族導演拍泰雅族部落，該片在「身分認同」的正當性，更可上溯到家族歷史。導演陳潔瑤的阿嬤，正是當年失足落水泰雅少女沙韻的同學松村美代子，也正是松村美代子在中山堂的一曲高歌《追思沙韻少女》，打動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清，而有後續「沙韻之鐘」與一系列打造愛國少女的皇民化行動。
但「身分認同」的簡化思惟，從來就不是評斷影像美學／政治的關鍵要件，若以出身來斷影片的好壞與真假，對漢人導演魏德聖不公平，對初試啼聲、卻一鳴驚人的原住民導演陳潔瑤，也一樣不公平。
故問題不在於打壓漢人導演不能或不會拍原住民，而在於凸顯原住民由被拍攝客體成為編導製作主體的歷史轉變。唯有讓「身分本質化」退場，與讓「歷史脈絡化」進場的同時，我們才能真正敬佩漢人導演魏德聖的苦心孤詣，也才能真正珍惜同為「原住民」與「女性」導演陳潔瑤的一路堅持。
《不一樣的月光》更成功回應《賽德克．巴萊》所引發的另一個爭議點：歷史詮釋的多義（異）性。該片描述外地劇組進入部落，尋訪「沙韻傳奇」，巧遇愛打獵也愛踢足球的部落高中生尤幹及其朋友家人。
「劇中劇」的後設形式，不僅讓該片能穿插遊走在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影像細緻清新，流暢動人，更讓鏡頭前受訪居民的可愛反應，徹底鬆動了歷史的一言堂：即便只是發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事件，同部落族人卻沒人能確定當日為日本老師送行的學生人數，甚至沙韻當時的年齡，而部落高中生尤幹的女友，也叫沙韻，尤幹阿公老獵人手執泛黃照片追憶《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是沙韻。歷史不曾灰飛煙滅，歷史只是眾說紛紜。
《不一樣的月光》是一雙敏銳真誠的大眼睛，用影像生動書寫著原民文化的日常，讓「看見」成為可能，讓「不一樣」成為動態差異的過程。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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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從友善到一言堂
從友善到一言堂
【2011/11/21 聯合報 / 王正方】
某大陸雜誌主筆談台灣印象：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熱心……助人為樂的美德有了傳人。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很多外國友人對台灣最深刻的印象，通常也是台灣人的「友善」。
「友善」成為社會風氣，算是文明的表現。但是友善得過分，就變成「鄉愿」。鄉愿成了行為準則，能喪失獨立批評精神，摧毀鑑賞能力。台灣的觀眾是全世界最捧場的一群，任何國外團體來表演，都起立鼓掌，大呼bravo、encore。但有的表演真不怎麼樣，何必興奮？
別的行業不敢妄論，單說影劇這個行當，台灣影評、劇評人的專業評論平台根本不存在。見到的多是言過其實的吹噓、隱惡揚善的宣傳品。抓背撓癢癢，互相標榜，漫無止境的捧上天，台灣就出現數不清的「大師」。一旦有「大師」的稱號（多數是互相封贈，比大學推甄容易），就吃香喝辣，受用不盡。。
有戲劇大師、文學大師、哲學大師、藝術大師、創意大師、烹飪大師、美容大師、搞笑大師……。某小朋友畢業，獲「美術大師獎」，觀禮時發現同學們都得到大師獎，大師窮斯濫矣！
一念之「善」，友愛和睦，只表揚優點，姑息原諒，致命的缺點就不斷滋生蔓延。許多大師從不知道自己的缺點，盡情發揮短處，最終作品乏人問津。觀眾永遠有不買票看戲的天賦人權，國片市場曾因之蕭條。
即便是真正的大師，作品也要受得起批判和檢驗。大師的先決條件是有自知之明。海明威說：好的作家心中都有一具大糞檢測器（shit detector）。作品太臭，自己頭一個聞到，就趕快沖掉吧！沒有監測器，得靠公平的批評制度來維持專業水準。
國外有聲望、具公信力的影評人，不是影劇業工作者，球員不可兼任裁判。他們有專業訓練和知識，文化素養深，觀點獨到，言之有物，可以專靠寫影評維生。好的影評不帶情緒性辭句，能在爛片中找出優點，領著觀眾從他的角度看戲，往往令人茅塞頓開，獲益良多。如果同時有好幾位具水準的影評人，對一部戲發表不同看法，當地的觀眾就有福了。但此地的氛圍不對，寫評論文字報酬不高，既犯口業又落得人緣不好，何必自苦如此？
台灣還有可怕的現象，老是請政治人物評論電影；電影中的寓意我有聽到，覺得和某些人的距離很近。愛台灣的人必需去看這部電影等等。
政黨名人是最不合格的影評人，從政之後忙著跑攤，極少看戲，即便以前有幾個活著的藝術細胞，如今也都僵化、政治化了。影劇工作者切莫自貶身價，為擴大宣傳，找知名政治人物來評論，辛苦完成的電影，反被利用成政治宣傳工具，太對不起自己了。
缺乏批評制度，任何行業都會迅速腐化衰敗，便漸漸露出下世的光景來。廿多年前的國片，一片叫好聲，影評一面倒，有相反的意見就被圍剿。後來國片沒人要看，沉寂了好多年。前車之鑒，千萬不可忽視。
國片在復甦，形勢大好，啦啦隊不少，還是沒出現具真知灼見的影評。既然要「評」，就有褒有貶。動輒祭起不愛台灣、不支持國片的帽子，壓力太沉重。
從友善衍生出鄉愿，不小心就淪為沒有公正批評，言論一致的地方。「一言堂」是一劑毒藥，它曾致人於死地多次。
（作者為電影導演）
【2011/11/21 聯合報 / 王正方】
某大陸雜誌主筆談台灣印象：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熱心……助人為樂的美德有了傳人。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很多外國友人對台灣最深刻的印象，通常也是台灣人的「友善」。
「友善」成為社會風氣，算是文明的表現。但是友善得過分，就變成「鄉愿」。鄉愿成了行為準則，能喪失獨立批評精神，摧毀鑑賞能力。台灣的觀眾是全世界最捧場的一群，任何國外團體來表演，都起立鼓掌，大呼bravo、encore。但有的表演真不怎麼樣，何必興奮？
別的行業不敢妄論，單說影劇這個行當，台灣影評、劇評人的專業評論平台根本不存在。見到的多是言過其實的吹噓、隱惡揚善的宣傳品。抓背撓癢癢，互相標榜，漫無止境的捧上天，台灣就出現數不清的「大師」。一旦有「大師」的稱號（多數是互相封贈，比大學推甄容易），就吃香喝辣，受用不盡。。
有戲劇大師、文學大師、哲學大師、藝術大師、創意大師、烹飪大師、美容大師、搞笑大師……。某小朋友畢業，獲「美術大師獎」，觀禮時發現同學們都得到大師獎，大師窮斯濫矣！
一念之「善」，友愛和睦，只表揚優點，姑息原諒，致命的缺點就不斷滋生蔓延。許多大師從不知道自己的缺點，盡情發揮短處，最終作品乏人問津。觀眾永遠有不買票看戲的天賦人權，國片市場曾因之蕭條。
即便是真正的大師，作品也要受得起批判和檢驗。大師的先決條件是有自知之明。海明威說：好的作家心中都有一具大糞檢測器（shit detector）。作品太臭，自己頭一個聞到，就趕快沖掉吧！沒有監測器，得靠公平的批評制度來維持專業水準。
國外有聲望、具公信力的影評人，不是影劇業工作者，球員不可兼任裁判。他們有專業訓練和知識，文化素養深，觀點獨到，言之有物，可以專靠寫影評維生。好的影評不帶情緒性辭句，能在爛片中找出優點，領著觀眾從他的角度看戲，往往令人茅塞頓開，獲益良多。如果同時有好幾位具水準的影評人，對一部戲發表不同看法，當地的觀眾就有福了。但此地的氛圍不對，寫評論文字報酬不高，既犯口業又落得人緣不好，何必自苦如此？
台灣還有可怕的現象，老是請政治人物評論電影；電影中的寓意我有聽到，覺得和某些人的距離很近。愛台灣的人必需去看這部電影等等。
政黨名人是最不合格的影評人，從政之後忙著跑攤，極少看戲，即便以前有幾個活著的藝術細胞，如今也都僵化、政治化了。影劇工作者切莫自貶身價，為擴大宣傳，找知名政治人物來評論，辛苦完成的電影，反被利用成政治宣傳工具，太對不起自己了。
缺乏批評制度，任何行業都會迅速腐化衰敗，便漸漸露出下世的光景來。廿多年前的國片，一片叫好聲，影評一面倒，有相反的意見就被圍剿。後來國片沒人要看，沉寂了好多年。前車之鑒，千萬不可忽視。
國片在復甦，形勢大好，啦啦隊不少，還是沒出現具真知灼見的影評。既然要「評」，就有褒有貶。動輒祭起不愛台灣、不支持國片的帽子，壓力太沉重。
從友善衍生出鄉愿，不小心就淪為沒有公正批評，言論一致的地方。「一言堂」是一劑毒藥，它曾致人於死地多次。
（作者為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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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7
王正方：李安請吃飯
李安請吃飯
【2011/11/16-17 聯合報 王正方】
李安在台中水湳機場密閉式地拍戲九個月，全沒消息，連狗仔隊的報導也很少見，保密工作嚴實。本來嘛！拍片的時候貴在一心專注，宣傳工作不妨押後。再說咱們李大導演都混到這個份兒上了，走到哪兒都是新聞，還怕宣傳得不夠？
接到他弟妹的電話，李安後天就要回美國，今晚邀二三老友餐敘。上次我們在羅曼菲的追思會上共聚台下，欣賞曼菲的二姊演唱崑曲，許芳宜同場表演她懷念老師的自編舞。羅家二姊嗓音甜美，一開腔我們就止不住的熱淚簌簌而下。去了後台，李安還強顏歡笑對二姊說：「你這是在光著屁股坐板凳，唱得有板有眼哪！」
唉！1980年代大夥兒都在紐約市晃蕩，一同消磨了不少美好的時光。
李老弟的頭髮黑白交集得更形嚴重，看著也別有味道，肚子略顯突出，招牌笑容一如往昔，挺累的樣子。拍電影是典型的手工作業，每個鏡頭都得費心雕琢，點滴累積成篇，道地的苦活計。
「老婆沒來台灣？她還在上班？」
「退休了，我們又搬回城裡，住在Soho紐約大學附近。她比退休之前更忙，節目豐富，自稱是閒暇社會的寄生蟲。常和兒子們湊在一塊，做飯給他們吃。」
「那麼她的廚藝一定大有長進了。」
「只進步那麼一點點吧！」李安把拇指和食指湊攏，中間只有一公分的空隙。
李安是美食家，華人導演中的名廚，和吳宇森有得比，老吳專攻廣東菜，兩人的路數不一樣。多年前他私下對我抱怨：
「一個人能把上好的食材做得那麼難吃，也需要天分。」
我聽了大驚：「你敢當著老婆的面說這個？」
當然不敢，我們都是PTT（怕太太）俱樂部的資深會員，不怕太太怎麼能當大導演？李老弟的PTT遠勝同儕，所以如今他的成就也就更高。
Soho是個很好玩的地方。當年社區的老倉庫，都分隔裝修成辦公室或住宅，古早與前衛混而為一，自成風格，成為當年的時尚。我曾租了一間當辦公室，大樓有拉鐵門式的老電梯，一扇大窗俯視百老匯街景。Soho畫廊林立，文藝活動豐富又多采多姿，光是去跑畫展的開幕，每天就能忙個不停。
我們最愛去的地方，是那一帶的小型藝術電影院，像Film Forum，不分晝夜的放映歐洲、日本藝術影片。在那段黃金歲月裡，這裡就是電影愛好者吸收國際電影養分的場所。日日夜夜徜徉在狄西嘉、柏格曼、費里尼、維斯康提、布魯紐爾、小津、薩提亞吉‧瑞、黑澤明、楚浮，各大導演的虛幻世界裡，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感動、震撼、振奮、自慚之餘又燃起了自信，內心永不休止的在編織著、遙不可及，大概是永遠無法實現的電影夢。
李安說現在又回到那個老街坊住，走在街上似乎找回了青春時代的一些感覺，然而終究不一樣了。年輕人過得太優渥了吧！缺少當年我們那股子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衝勁，也不夠瘋狂。他說：「在我上下幾屆NYU電影系的同學都很拚，冒出來好幾個大導演。有Spike Lee，還有替你做過攝影師的Ernie Dickerson後來也是大導演了。最可惜的是Steve Ning，他的畢業片得到首獎，卻年紀輕輕就中風去世了。」
一陣唏噓。我說：「你的畢業片也得了那一年NYU的首獎，那幾年華裔學生表現得非常突出，後來你們的系主任產生了偏見，他還對我說，大概中國人都有當導演的天分。我心中暗暗叫苦，希望他不要看到那些港台爛片。」
「紐約市照常爭先恐後，亂中有序，還是超可愛的。」
這部片子進行得怎樣了？印度少年的演出還行嗎？
「好在沒有從Hollywood的圈子裡選演員，我親自面試了上千人，這位小朋友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已經相當不錯了。」
「報上說你請到Gerard Depardieu（傑哈德巴狄厄）客串，他的戲拍了嗎？」
「頭兩天就拍完了。」李安不由得興奮起來。可不是，在那個年月幾乎所有的重要法國影片，都由這位大鼻子情聖主演。Depardieu是不折不扣的法國影帝，他的戲路多變，表演有深度又自成一格。才華耀眼，力道強勁，隨時能出戲入戲，是天下的導演夢寐難求得的上上品演員。有人認為只有那些慧根差的演員，才去學那個什麼「方法表演」（method acting）。
我們想起紐約電影界盛傳的一則故事；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勞倫斯奧利佛合演Marathon Man，拍攝地點在紐約。霍夫曼在片中被壞人追殺，沒命的奔跑，三十幾個小時沒睡覺。他為了進入劇情，也就不吃不睡了一天多，面容憔悴的來到現場。天才演員奧利佛見了他大吃一驚，詢問：「你怎麼了，病了嗎？」 霍夫曼告訴他這是進入劇情的「方法表演」。老奧利佛卻說，身體這麼虛弱不能拍戲。霍夫曼問他：「不然我該怎麼做？」
「老小子，」奧利佛回答：「你就演哪，你演哪！」（Old boy, you act, you act.）
「請到Depardieu不容易吧！」
「我親自去請他，現在他比從前胖了好多。這位國寶演員在法國被冷落。人挺爽快，一口答應，在片子裡演一個有案在身流落他鄉的廚子。和他合作是畢生難忘的經驗。」
我們談起Depardieu的幾部名片。啊！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以歐洲的百年戰爭為背景，他飾演一名多年之後從戰場歸來的士兵，冒充Martin Guerre，騙過了所有人，與Guerre夫人一起生活，發生了愛情。後來那位本尊出現，事跡敗露被處死。這部電影深入的探討了人性，寓意深遠。Depardieu的角色詮釋收斂而強勁，甚有特色，數十年後還是令我們難忘。好萊塢翻拍了這部名片，男主角是李察基爾。就怕貨比貨，李察基爾演的都叫什麼玩意兒嘛！我們幾乎是同時喊出這句話。
羅曼菲來紐約的時候，我們就到長島他二姊家聚會，其實曼菲沒來紐約，我們也沒少去他二姊家混。她二姊夫生意做得興旺，廣為結交海峽兩岸三地的藝術家，豪宅內高朋滿座，弦歌美酒不輟。我既不會歌，也不能畫，是個只會高談闊論，品頭論足的電影夢想家，但自我感覺良好，認為只要機會來了，我拍出來的電影，也不會比費尼里遜色！李安屬於沉默寡言型，那時還處在「煎熬期」，沒拍到戲， 但是他腦中的點子就不停地在轉著。羅二姊的大女兒勻勻，美國出生，天生的美人胚子，五官四肢無一處不完美，湊在一塊兒更是豔麗絕塵。她溫柔大方，從小就喜歡湊在大人堆裡，聽叔叔伯伯們臭蓋。李安有一天對我說：
「拿一台攝影機來，面對著勻勻拍她聽大人講故事的表情，教人看不厭的。」
李安切著盤子中的牛排，我們吃的是牛排嗎？不記得了，主菜是敘舊。
「記得勻勻嗎？」我問。「多少年沒見到了，她現在怎樣了，結婚了吧！」
「兩年前在紐約見到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面容依舊姣好。羅二姊每天忙著玩小孩。」
曼菲離開我們也好幾年了。沉默了一會兒，不約而同地舉杯，紅酒溜下去得快，李安臉色泛紅。
「現在比從前能喝了，記得你原來的酒量滿遜的。」
「紅酒還可以，幫助睡眠，拍戲總是睡不好。」
很久以前，李安寫好了一個劇本，興沖沖地告訴我：「裡面有一個算命先生的角色，非得你來演不行。」幹嘛要我演，不太像吧！我們的朋友于半仙，那才是真正的命理大師。半仙是位奇人，英文總共不會幾句，就能去格林威治村擺攤位算米卦，請同學當翻譯，一天下來掙到不少錢。有一次大家在他那兒喝茶閒聊天，半仙靜下來算計著什麼，突然說：「某某會打電話來喲！」果不其然電話就響了，正是某人打來的。連這個都算得出來，如果他今天在台灣為各大小選舉把脈，那些民調公司就只能去要飯。不知道于半仙屬於陰陽五行的哪一門，回想起來他當年算我們李導演的運勢；何時起運、何時嶄露頭角、步步上升，而後一發不可止，幾乎是準到令人瞠目結舌。我的記憶從不曾辜負過我，這可不是在放馬後砲。
「不是迷信，」我說：「于半仙替你算的那幾步大運，時間點都對耶！」
他點頭微笑，略想了一會兒：「有一個時間點晚了快一年吧！」
「喂！老弟，你是說得小銅人獎的時間嗎？拜託，那是福報，全世界有多少大導演等了一輩子也等不到它，晚個一年算啥！英格瑪柏格曼也沒拿到呀！」
李老弟突然眼神炯炯，不會是紅酒喝多了的關係吧，他說：「我見到了柏格曼！」
「No Way！」我當時肯定是眼中噴出來熊熊的嫉妒之火。能怪我嗎？柏格曼當年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的歐美和全世界的年輕導演。李安這傢伙狗運亨通到這種地步，居然見到了億萬影癡崇拜的祖師爺。
「我去了瑞典柏格曼住的小島，聊了好一會，臨別時擁抱了他，老人的身體非常柔軟，沒多久他就去世了。」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看柏格曼的電影是歐美或全世界知識分子的時尚。他的電影在美國市場從來不賣座，我們也從來沒有錯過一部。他不玩鏡頭，原文對白冗長，不配音，來不及地讀英文字幕，有時必須看好幾遍，每一遍的感受都不同，震撼次次加深。偶爾還會重溫他的作品，窩在屋子裡看DVD，感覺又不一樣。
「瑞典政府保存了不少柏格曼的拍攝場景，《野草莓》（Wild Strawberry）的那間穀倉barn house，《處女之泉》（Virgin Spring）的現場，」李安的臉更紅了：「老實告訴你，頭一次看完《處女之泉》，我覺得就在那時失去了我的virginity（童貞）。」
乖乖這太屌啦！我這邊就遜到不行。大二那年在寧波西街後面的那條巷子，有位女孩叫阿珠，和我時常一起磨蹭……都扯到哪裡去了。
我們無可遏制的談柏格曼，我對《野草莓》情有獨鍾。那位去領獎的老科學家，一路上回憶往事。老人的學術成就非凡，但一生境遇坎坷，最美的時光是幼年的一個夏天，和小朋友們一同採野草莓。大師運用Flash back不落痕跡，身著白衣白裙小仙女般的玩伴來找他，鏡頭反打，見到一位九十多歲的老者和她說著童言童語，觀眾不但接受了，更被深深的觸動。舉重若輕，直指人心。另一部戲，Fanny and Alexander（《芬妮與亞歷山大》），是柏格曼的彩色繽紛童年美好回憶，完全不同於他一貫的沉重嚴謹風格，他揮灑自如的講故事，行雲流水，其流暢幾乎勝過了費里尼。柏格曼在1967年的訪問中說：「拍電影就是將自己再度投入最深層的童年記憶裡去。」
我說：「我和我那時候的太太，一同去看柏格曼的Scenes from a Marriage（《婚姻場景》）， 接連兩個禮拜家中無寧日，吵到天翻地覆。」電影中的情節、對白，都在無情的挖掘、暴露現代婚姻關係中的虛偽、自私。每個人都極善於保護、偽裝自己，巧言善辯，為自己提供正當性。電影是在探討那對北歐夫婦的隱私和相處上的問題，卻處處反射到自己的婚姻，招招擊中要害，如果認真地探討下去，誠實面對，恐怕每個現代婚姻都岌岌可危。柏格曼在一次訪問中說；電影導演只能扮演解剖醫生的角色，他以不同的角度切下去，拿起來給大家看，肝癌長得是這個樣子。治療肝癌？電影導演不會。
「後來我們協議離婚。嚴格來說，它起自柏格曼的Scenes from a Marriage。」
「但是據我所知，」李安說：「你那次離婚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不過把離婚算在柏格曼的電影頭上，也算挺有品味的。」
「我在好幾年之後才看了Philip Hoffman主演的Truman Capote（《柯波帝：冷血告白》），」我說：「他學Capote的那副樣子特別惡心，一舉一動都透過了精心設計，斧鑿的痕跡出處，矯揉造作陰陽怪氣的，非得那樣才像同志？很具侮辱性。可是他得到那一屆的最佳男主角金像獎，我有點為你《斷背山》的男主角Heath Ledger叫屈。」
「對，我一看到Hoffman的表演，心裡就知道這下子完了，那種表演好萊塢最喜歡。」
「他們認為那樣才叫演戲，使勁地演戲。」
「Heath很酷，也算是滿豁達的。他生性不喜歡熱鬧，很少參加慶祝酒會這類活動。」
「唉！Heath也不在這個世界爭名奪利了。聽說Hoffman當了導演。天呀！上帝要多多保佑美國。好萊塢是一頭殺傷力無窮的巨獸，它能捧一個人上天，更能瞬間毀掉成千上萬的人。」
不予置評，互相舉杯一飲而盡。
「還跑步嗎？」他問。
「勉強算是在跑吧！比我在紐約的時候差得遠了。想當年我每天沿著East River從五十九街跑到一百二十五街，再兜回來。現在只繞著國父紀念館慢跑個幾圈，實在墮落得厲害。」
「你還在第八大道跑哩！有一回我和舒哥他們開車經過，就看見你在人行道上跑。」
「真是的，當年我也還是紐約第八大道的一景耶！勤於鍛鍊是為了迎接即將降臨的大任，這『大任』老是沒降下來，我就馬馬虎虎維持個血液循環吧！」
「你看來比同年齡的人年輕多了。」
「當然，我慣於裝年輕。半路出家的悲哀，第一次當導演已經四十五歲，得裝年輕才能和小夥子們拚。」
「當年在Soho的華人藝術家很多都回流了，」李安說：「紐約的孟嘗君北海兄還在那裡，不然的話那地方還叫什麼Soho。」
北海兄是當地的酒仙，數十年來廣交天下豪傑，大江南北、兩岸三地的知名之士，都在他家裡作過客。有一回胡金銓來紐約，北海為他約來好多人，李安就是在那次頭一回見到胡大導演。我的酒量中等，酒品尚可，就成了孟嘗君府上甘草型的混混來賓，隨叫隨到，不請也到。北海兄的酒興最濃，愈喝下去人就變得愈有趣，妙語連連。李安記起來一件事：
「北海家裡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黑膠唱片，很珍貴。」
「對，他喝到一定的程度，就會拿它們出來放。有一回他逼著我聽Sam Cooke的歌，說：聽完這首歌，你就應當去自殺！到現在我還是沒弄明白，為什麼偏偏是我聽完了就該去自盡？」
「但是有一陣子北海嫂將我列入黑名單。」我回憶往事。
「怎麼可能？你們有那麼多年的交情，而且又是保釣運動老同志。」
「唉呀！喝出問題來啦！有一回約了北海兄一道去歡送夏陽的party，喝到一半我不勝酒力，借尿遁回家宿醉。據說黎明時分，三、四個人扛著北海回去，護送人員中沒有我。下一次北海嫂見到我便破口大罵：你們兩個人一道去喝酒，一個橫著回來，一個不見了。如果北海出了什麼事，就是你的責任！罵得我們二人都低頭不語。但是我賴皮成性，以後有聚會還是照去。不久大嫂的氣消了，挺親熱的問我：冰箱裡還有一條魚，要不要煎來給你吃？我便忙不迭的說好。」
又想起一樁事，我說：「你記得嗎？有一部電影，北海的晚輩當導演，你做監製，在紐約拍攝。」
「對，他們請輔導金的時候，掛了我的名字做監製。」
「雖然是掛名，閣下還挺投入，每天提心吊膽的。」
「當然囉！名字上去了就得負責呀！」
「嘿，你還和導演發生了點溝通上的問題，跑來找我幫忙說說，真叫找錯了人。」
「我以為你和北海這麼熟，論年紀輩分也算是個長輩吧！其實你根本沒尊嚴，說不上話。」
「咳！留上這把鬍子只為了裝老成持重的樣子，其實連五歲的孩子都不把我當過長輩，為老不尊，沒人聽我說話。所以說我一下子裝年輕，一下子裝老，結果都不成功。」
餐館內還有一桌客人，杯酒聯歡甚為喧囂。有人眼尖，看到我們這桌有位國際知名大導演。一個個帶著幾分酒氣前來致意、合影，要求簽名。有位女士索性就當著李安的面，念起他某部電影的對白台詞來，李老弟微笑點頭不止。一陣熱鬧過去，大家歸位。就聽見那邊又有一位女士，以女高音厲聲喝道：「你是台灣之光！」
「哎喲喂！」我低聲的說：「這太沉重了，你和曾雅妮一樣，人家都寄望你們每次都要贏大滿貫獎杯，受得了嗎！做名人真辛苦，連頓飯也吃不安寧。」
「在紐約還好，戴頂帽子，搭地鐵、在街上閒逛，基本上沒大問題。」
「對喲！因為紐約人個個都自以為是大咖，踩到別人的腳不需要道歉，你和他們客氣，馬上露餡是個外來客，不小心會受欺負。」
「石頭（他的小兒子）也演戲了，」我說：「一定是受了父親的不良影響。」
「冤枉，」他急忙辯解：「這完全是小孩自己的決定。他還在紐約大學讀電影，跑去應徵拿到那個角色之後才告訴我們。」
「做老爸的有沒有面授機宜，教他如何應付惡劣導演之類的絕招？」
「這年頭做家長的能說什麼？我只告訴他，在美國亞裔演員的工作機會不多。他為了拍戲向學校請假一年。」
「石頭很機靈，小時候和我打鬧他專攻我的下三路。現在有一米八幾了吧！再和他幹架，就得對付他的泰山壓頂。」
李安壓低了聲音說：「剛聽到石頭要演戲的消息，第一個反應是；我的報應終於來了。」舉座大笑。
「老大在幹嘛？」
「他計畫從事漫畫創作。」
「這部片子什麼時候上映？」
「明年底吧！這類電影不是blockbuster（大片），票房過得去就好，估計絕不可能上美國的暑期檔。」
焉知非福？暑期檔是大公司集中財源的年度主力戰場，血淋淋的殺戮，一旦捲進去，戰況十分慘烈。
意猶未盡，筵席要散了，再乾一杯紅酒。攝製組的車子還在外面等，他們今夜要回台中。走到門口，李老弟說：「下回來Soho找我。」
「Yes, here we come, Soho or bust.」
門啟處，十幾盞鎂光燈不停的閃爍，眼前一片漆黑，狗仔隊在門口守候多時了。
【2011/11/16-17 聯合報 王正方】
李安在台中水湳機場密閉式地拍戲九個月，全沒消息，連狗仔隊的報導也很少見，保密工作嚴實。本來嘛！拍片的時候貴在一心專注，宣傳工作不妨押後。再說咱們李大導演都混到這個份兒上了，走到哪兒都是新聞，還怕宣傳得不夠？
接到他弟妹的電話，李安後天就要回美國，今晚邀二三老友餐敘。上次我們在羅曼菲的追思會上共聚台下，欣賞曼菲的二姊演唱崑曲，許芳宜同場表演她懷念老師的自編舞。羅家二姊嗓音甜美，一開腔我們就止不住的熱淚簌簌而下。去了後台，李安還強顏歡笑對二姊說：「你這是在光著屁股坐板凳，唱得有板有眼哪！」
唉！1980年代大夥兒都在紐約市晃蕩，一同消磨了不少美好的時光。
李老弟的頭髮黑白交集得更形嚴重，看著也別有味道，肚子略顯突出，招牌笑容一如往昔，挺累的樣子。拍電影是典型的手工作業，每個鏡頭都得費心雕琢，點滴累積成篇，道地的苦活計。
「老婆沒來台灣？她還在上班？」
「退休了，我們又搬回城裡，住在Soho紐約大學附近。她比退休之前更忙，節目豐富，自稱是閒暇社會的寄生蟲。常和兒子們湊在一塊，做飯給他們吃。」
「那麼她的廚藝一定大有長進了。」
「只進步那麼一點點吧！」李安把拇指和食指湊攏，中間只有一公分的空隙。
李安是美食家，華人導演中的名廚，和吳宇森有得比，老吳專攻廣東菜，兩人的路數不一樣。多年前他私下對我抱怨：
「一個人能把上好的食材做得那麼難吃，也需要天分。」
我聽了大驚：「你敢當著老婆的面說這個？」
當然不敢，我們都是PTT（怕太太）俱樂部的資深會員，不怕太太怎麼能當大導演？李老弟的PTT遠勝同儕，所以如今他的成就也就更高。
Soho是個很好玩的地方。當年社區的老倉庫，都分隔裝修成辦公室或住宅，古早與前衛混而為一，自成風格，成為當年的時尚。我曾租了一間當辦公室，大樓有拉鐵門式的老電梯，一扇大窗俯視百老匯街景。Soho畫廊林立，文藝活動豐富又多采多姿，光是去跑畫展的開幕，每天就能忙個不停。
我們最愛去的地方，是那一帶的小型藝術電影院，像Film Forum，不分晝夜的放映歐洲、日本藝術影片。在那段黃金歲月裡，這裡就是電影愛好者吸收國際電影養分的場所。日日夜夜徜徉在狄西嘉、柏格曼、費里尼、維斯康提、布魯紐爾、小津、薩提亞吉‧瑞、黑澤明、楚浮，各大導演的虛幻世界裡，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感動、震撼、振奮、自慚之餘又燃起了自信，內心永不休止的在編織著、遙不可及，大概是永遠無法實現的電影夢。
李安說現在又回到那個老街坊住，走在街上似乎找回了青春時代的一些感覺，然而終究不一樣了。年輕人過得太優渥了吧！缺少當年我們那股子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衝勁，也不夠瘋狂。他說：「在我上下幾屆NYU電影系的同學都很拚，冒出來好幾個大導演。有Spike Lee，還有替你做過攝影師的Ernie Dickerson後來也是大導演了。最可惜的是Steve Ning，他的畢業片得到首獎，卻年紀輕輕就中風去世了。」
一陣唏噓。我說：「你的畢業片也得了那一年NYU的首獎，那幾年華裔學生表現得非常突出，後來你們的系主任產生了偏見，他還對我說，大概中國人都有當導演的天分。我心中暗暗叫苦，希望他不要看到那些港台爛片。」
「紐約市照常爭先恐後，亂中有序，還是超可愛的。」
這部片子進行得怎樣了？印度少年的演出還行嗎？
「好在沒有從Hollywood的圈子裡選演員，我親自面試了上千人，這位小朋友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已經相當不錯了。」
「報上說你請到Gerard Depardieu（傑哈德巴狄厄）客串，他的戲拍了嗎？」
「頭兩天就拍完了。」李安不由得興奮起來。可不是，在那個年月幾乎所有的重要法國影片，都由這位大鼻子情聖主演。Depardieu是不折不扣的法國影帝，他的戲路多變，表演有深度又自成一格。才華耀眼，力道強勁，隨時能出戲入戲，是天下的導演夢寐難求得的上上品演員。有人認為只有那些慧根差的演員，才去學那個什麼「方法表演」（method acting）。
我們想起紐約電影界盛傳的一則故事；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勞倫斯奧利佛合演Marathon Man，拍攝地點在紐約。霍夫曼在片中被壞人追殺，沒命的奔跑，三十幾個小時沒睡覺。他為了進入劇情，也就不吃不睡了一天多，面容憔悴的來到現場。天才演員奧利佛見了他大吃一驚，詢問：「你怎麼了，病了嗎？」 霍夫曼告訴他這是進入劇情的「方法表演」。老奧利佛卻說，身體這麼虛弱不能拍戲。霍夫曼問他：「不然我該怎麼做？」
「老小子，」奧利佛回答：「你就演哪，你演哪！」（Old boy, you act, you act.）
「請到Depardieu不容易吧！」
「我親自去請他，現在他比從前胖了好多。這位國寶演員在法國被冷落。人挺爽快，一口答應，在片子裡演一個有案在身流落他鄉的廚子。和他合作是畢生難忘的經驗。」
我們談起Depardieu的幾部名片。啊！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以歐洲的百年戰爭為背景，他飾演一名多年之後從戰場歸來的士兵，冒充Martin Guerre，騙過了所有人，與Guerre夫人一起生活，發生了愛情。後來那位本尊出現，事跡敗露被處死。這部電影深入的探討了人性，寓意深遠。Depardieu的角色詮釋收斂而強勁，甚有特色，數十年後還是令我們難忘。好萊塢翻拍了這部名片，男主角是李察基爾。就怕貨比貨，李察基爾演的都叫什麼玩意兒嘛！我們幾乎是同時喊出這句話。
羅曼菲來紐約的時候，我們就到長島他二姊家聚會，其實曼菲沒來紐約，我們也沒少去他二姊家混。她二姊夫生意做得興旺，廣為結交海峽兩岸三地的藝術家，豪宅內高朋滿座，弦歌美酒不輟。我既不會歌，也不能畫，是個只會高談闊論，品頭論足的電影夢想家，但自我感覺良好，認為只要機會來了，我拍出來的電影，也不會比費尼里遜色！李安屬於沉默寡言型，那時還處在「煎熬期」，沒拍到戲， 但是他腦中的點子就不停地在轉著。羅二姊的大女兒勻勻，美國出生，天生的美人胚子，五官四肢無一處不完美，湊在一塊兒更是豔麗絕塵。她溫柔大方，從小就喜歡湊在大人堆裡，聽叔叔伯伯們臭蓋。李安有一天對我說：
「拿一台攝影機來，面對著勻勻拍她聽大人講故事的表情，教人看不厭的。」
李安切著盤子中的牛排，我們吃的是牛排嗎？不記得了，主菜是敘舊。
「記得勻勻嗎？」我問。「多少年沒見到了，她現在怎樣了，結婚了吧！」
「兩年前在紐約見到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面容依舊姣好。羅二姊每天忙著玩小孩。」
曼菲離開我們也好幾年了。沉默了一會兒，不約而同地舉杯，紅酒溜下去得快，李安臉色泛紅。
「現在比從前能喝了，記得你原來的酒量滿遜的。」
「紅酒還可以，幫助睡眠，拍戲總是睡不好。」
很久以前，李安寫好了一個劇本，興沖沖地告訴我：「裡面有一個算命先生的角色，非得你來演不行。」幹嘛要我演，不太像吧！我們的朋友于半仙，那才是真正的命理大師。半仙是位奇人，英文總共不會幾句，就能去格林威治村擺攤位算米卦，請同學當翻譯，一天下來掙到不少錢。有一次大家在他那兒喝茶閒聊天，半仙靜下來算計著什麼，突然說：「某某會打電話來喲！」果不其然電話就響了，正是某人打來的。連這個都算得出來，如果他今天在台灣為各大小選舉把脈，那些民調公司就只能去要飯。不知道于半仙屬於陰陽五行的哪一門，回想起來他當年算我們李導演的運勢；何時起運、何時嶄露頭角、步步上升，而後一發不可止，幾乎是準到令人瞠目結舌。我的記憶從不曾辜負過我，這可不是在放馬後砲。
「不是迷信，」我說：「于半仙替你算的那幾步大運，時間點都對耶！」
他點頭微笑，略想了一會兒：「有一個時間點晚了快一年吧！」
「喂！老弟，你是說得小銅人獎的時間嗎？拜託，那是福報，全世界有多少大導演等了一輩子也等不到它，晚個一年算啥！英格瑪柏格曼也沒拿到呀！」
李老弟突然眼神炯炯，不會是紅酒喝多了的關係吧，他說：「我見到了柏格曼！」
「No Way！」我當時肯定是眼中噴出來熊熊的嫉妒之火。能怪我嗎？柏格曼當年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的歐美和全世界的年輕導演。李安這傢伙狗運亨通到這種地步，居然見到了億萬影癡崇拜的祖師爺。
「我去了瑞典柏格曼住的小島，聊了好一會，臨別時擁抱了他，老人的身體非常柔軟，沒多久他就去世了。」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看柏格曼的電影是歐美或全世界知識分子的時尚。他的電影在美國市場從來不賣座，我們也從來沒有錯過一部。他不玩鏡頭，原文對白冗長，不配音，來不及地讀英文字幕，有時必須看好幾遍，每一遍的感受都不同，震撼次次加深。偶爾還會重溫他的作品，窩在屋子裡看DVD，感覺又不一樣。
「瑞典政府保存了不少柏格曼的拍攝場景，《野草莓》（Wild Strawberry）的那間穀倉barn house，《處女之泉》（Virgin Spring）的現場，」李安的臉更紅了：「老實告訴你，頭一次看完《處女之泉》，我覺得就在那時失去了我的virginity（童貞）。」
乖乖這太屌啦！我這邊就遜到不行。大二那年在寧波西街後面的那條巷子，有位女孩叫阿珠，和我時常一起磨蹭……都扯到哪裡去了。
我們無可遏制的談柏格曼，我對《野草莓》情有獨鍾。那位去領獎的老科學家，一路上回憶往事。老人的學術成就非凡，但一生境遇坎坷，最美的時光是幼年的一個夏天，和小朋友們一同採野草莓。大師運用Flash back不落痕跡，身著白衣白裙小仙女般的玩伴來找他，鏡頭反打，見到一位九十多歲的老者和她說著童言童語，觀眾不但接受了，更被深深的觸動。舉重若輕，直指人心。另一部戲，Fanny and Alexander（《芬妮與亞歷山大》），是柏格曼的彩色繽紛童年美好回憶，完全不同於他一貫的沉重嚴謹風格，他揮灑自如的講故事，行雲流水，其流暢幾乎勝過了費里尼。柏格曼在1967年的訪問中說：「拍電影就是將自己再度投入最深層的童年記憶裡去。」
我說：「我和我那時候的太太，一同去看柏格曼的Scenes from a Marriage（《婚姻場景》）， 接連兩個禮拜家中無寧日，吵到天翻地覆。」電影中的情節、對白，都在無情的挖掘、暴露現代婚姻關係中的虛偽、自私。每個人都極善於保護、偽裝自己，巧言善辯，為自己提供正當性。電影是在探討那對北歐夫婦的隱私和相處上的問題，卻處處反射到自己的婚姻，招招擊中要害，如果認真地探討下去，誠實面對，恐怕每個現代婚姻都岌岌可危。柏格曼在一次訪問中說；電影導演只能扮演解剖醫生的角色，他以不同的角度切下去，拿起來給大家看，肝癌長得是這個樣子。治療肝癌？電影導演不會。
「後來我們協議離婚。嚴格來說，它起自柏格曼的Scenes from a Marriage。」
「但是據我所知，」李安說：「你那次離婚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不過把離婚算在柏格曼的電影頭上，也算挺有品味的。」
「我在好幾年之後才看了Philip Hoffman主演的Truman Capote（《柯波帝：冷血告白》），」我說：「他學Capote的那副樣子特別惡心，一舉一動都透過了精心設計，斧鑿的痕跡出處，矯揉造作陰陽怪氣的，非得那樣才像同志？很具侮辱性。可是他得到那一屆的最佳男主角金像獎，我有點為你《斷背山》的男主角Heath Ledger叫屈。」
「對，我一看到Hoffman的表演，心裡就知道這下子完了，那種表演好萊塢最喜歡。」
「他們認為那樣才叫演戲，使勁地演戲。」
「Heath很酷，也算是滿豁達的。他生性不喜歡熱鬧，很少參加慶祝酒會這類活動。」
「唉！Heath也不在這個世界爭名奪利了。聽說Hoffman當了導演。天呀！上帝要多多保佑美國。好萊塢是一頭殺傷力無窮的巨獸，它能捧一個人上天，更能瞬間毀掉成千上萬的人。」
不予置評，互相舉杯一飲而盡。
「還跑步嗎？」他問。
「勉強算是在跑吧！比我在紐約的時候差得遠了。想當年我每天沿著East River從五十九街跑到一百二十五街，再兜回來。現在只繞著國父紀念館慢跑個幾圈，實在墮落得厲害。」
「你還在第八大道跑哩！有一回我和舒哥他們開車經過，就看見你在人行道上跑。」
「真是的，當年我也還是紐約第八大道的一景耶！勤於鍛鍊是為了迎接即將降臨的大任，這『大任』老是沒降下來，我就馬馬虎虎維持個血液循環吧！」
「你看來比同年齡的人年輕多了。」
「當然，我慣於裝年輕。半路出家的悲哀，第一次當導演已經四十五歲，得裝年輕才能和小夥子們拚。」
「當年在Soho的華人藝術家很多都回流了，」李安說：「紐約的孟嘗君北海兄還在那裡，不然的話那地方還叫什麼Soho。」
北海兄是當地的酒仙，數十年來廣交天下豪傑，大江南北、兩岸三地的知名之士，都在他家裡作過客。有一回胡金銓來紐約，北海為他約來好多人，李安就是在那次頭一回見到胡大導演。我的酒量中等，酒品尚可，就成了孟嘗君府上甘草型的混混來賓，隨叫隨到，不請也到。北海兄的酒興最濃，愈喝下去人就變得愈有趣，妙語連連。李安記起來一件事：
「北海家裡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黑膠唱片，很珍貴。」
「對，他喝到一定的程度，就會拿它們出來放。有一回他逼著我聽Sam Cooke的歌，說：聽完這首歌，你就應當去自殺！到現在我還是沒弄明白，為什麼偏偏是我聽完了就該去自盡？」
「但是有一陣子北海嫂將我列入黑名單。」我回憶往事。
「怎麼可能？你們有那麼多年的交情，而且又是保釣運動老同志。」
「唉呀！喝出問題來啦！有一回約了北海兄一道去歡送夏陽的party，喝到一半我不勝酒力，借尿遁回家宿醉。據說黎明時分，三、四個人扛著北海回去，護送人員中沒有我。下一次北海嫂見到我便破口大罵：你們兩個人一道去喝酒，一個橫著回來，一個不見了。如果北海出了什麼事，就是你的責任！罵得我們二人都低頭不語。但是我賴皮成性，以後有聚會還是照去。不久大嫂的氣消了，挺親熱的問我：冰箱裡還有一條魚，要不要煎來給你吃？我便忙不迭的說好。」
又想起一樁事，我說：「你記得嗎？有一部電影，北海的晚輩當導演，你做監製，在紐約拍攝。」
「對，他們請輔導金的時候，掛了我的名字做監製。」
「雖然是掛名，閣下還挺投入，每天提心吊膽的。」
「當然囉！名字上去了就得負責呀！」
「嘿，你還和導演發生了點溝通上的問題，跑來找我幫忙說說，真叫找錯了人。」
「我以為你和北海這麼熟，論年紀輩分也算是個長輩吧！其實你根本沒尊嚴，說不上話。」
「咳！留上這把鬍子只為了裝老成持重的樣子，其實連五歲的孩子都不把我當過長輩，為老不尊，沒人聽我說話。所以說我一下子裝年輕，一下子裝老，結果都不成功。」
餐館內還有一桌客人，杯酒聯歡甚為喧囂。有人眼尖，看到我們這桌有位國際知名大導演。一個個帶著幾分酒氣前來致意、合影，要求簽名。有位女士索性就當著李安的面，念起他某部電影的對白台詞來，李老弟微笑點頭不止。一陣熱鬧過去，大家歸位。就聽見那邊又有一位女士，以女高音厲聲喝道：「你是台灣之光！」
「哎喲喂！」我低聲的說：「這太沉重了，你和曾雅妮一樣，人家都寄望你們每次都要贏大滿貫獎杯，受得了嗎！做名人真辛苦，連頓飯也吃不安寧。」
「在紐約還好，戴頂帽子，搭地鐵、在街上閒逛，基本上沒大問題。」
「對喲！因為紐約人個個都自以為是大咖，踩到別人的腳不需要道歉，你和他們客氣，馬上露餡是個外來客，不小心會受欺負。」
「石頭（他的小兒子）也演戲了，」我說：「一定是受了父親的不良影響。」
「冤枉，」他急忙辯解：「這完全是小孩自己的決定。他還在紐約大學讀電影，跑去應徵拿到那個角色之後才告訴我們。」
「做老爸的有沒有面授機宜，教他如何應付惡劣導演之類的絕招？」
「這年頭做家長的能說什麼？我只告訴他，在美國亞裔演員的工作機會不多。他為了拍戲向學校請假一年。」
「石頭很機靈，小時候和我打鬧他專攻我的下三路。現在有一米八幾了吧！再和他幹架，就得對付他的泰山壓頂。」
李安壓低了聲音說：「剛聽到石頭要演戲的消息，第一個反應是；我的報應終於來了。」舉座大笑。
「老大在幹嘛？」
「他計畫從事漫畫創作。」
「這部片子什麼時候上映？」
「明年底吧！這類電影不是blockbuster（大片），票房過得去就好，估計絕不可能上美國的暑期檔。」
焉知非福？暑期檔是大公司集中財源的年度主力戰場，血淋淋的殺戮，一旦捲進去，戰況十分慘烈。
意猶未盡，筵席要散了，再乾一杯紅酒。攝製組的車子還在外面等，他們今夜要回台中。走到門口，李老弟說：「下回來Soho找我。」
「Yes, here we come, Soho or bust.」
門啟處，十幾盞鎂光燈不停的閃爍，眼前一片漆黑，狗仔隊在門口守候多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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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廢墟夜談 南港夢想
廢墟夜談 南港夢想
【2011/11/17 聯合報 李清志】
萬聖節的周末夜晚，參與位於南港舊瓶蓋廠廢墟URS13所舉辦的「廢墟夜談」活動，讓我十分興奮！一方面是因為我原本就對「廢墟」議題感興趣，如今終於有機會與許多同樣感興趣的人分享；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是第一次在夜晚的廢墟中演講，置身廢墟中，更能夠經驗廢墟空間的神秘美感！
「廢墟」是一種另類的建築空間，代表著建築生命的衰敗或死亡階段，在現實城市空間中，呈現出一種超現實的奇特美感；因此許多人著迷於廢墟空間獨特的美感，甚至從廢墟空間中，尋獲藝術或文學創作的靈感。
「廢墟探險」與「廢墟攝影」如今也成為流行顯學，世界各國都有這類的民間社團，到處尋找廢墟，進行探險，並在網路或出版品上分享攝影作品。日本最有名的廢墟是一座稱為是「軍艦島」的廢墟之島，這座位於長崎外海的島嶼，原本是座採礦的小島，但是當採礦終止之後，整座島嶼居民迅速撤離，這座島嶼立刻成為一座居民有如人間蒸發的神奇廢墟。「軍艦島」過去一段時間，因為安全的理由，被封閉不准外人登島，一直到最近才被列為文化財保存，並開放有限度的登島參觀。
台灣曾有一座廢墟，被國外相關雜誌列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廢墟之一，那就是三芝的「飛碟屋」，飛碟屋廢墟原本是昔日建商的前衛建設，採用預鑄的方式建造飛碟形狀的住宅單元，然後再裝在建築結構上，猶如日本代謝論（Metabolism）的概念一般，不過這樣前衛的建築概念，在當年並不受社會接納，以至於開發案終告失敗，整個區域淪為廢墟。
「飛碟屋」既前衛科幻，卻又破敗傾頹，其獨特的廢墟氛圍，受到創意人士的大大歡迎，「飛碟屋」遂成為最受歡迎的廢墟之一，同時也是三芝地區最受歡迎的景點。無奈執政當局並不能理解廢墟的美感與魅力，官方美學總認為廢墟是現代城市的恥辱，因此必須除之而後快，幾年前當局招來多台推土機與怪手，在很短的時間內將「飛碟屋」整個區域剷平，三芝地區唯一令人驚艷的景點就此消失。
在URS13所舉辦的「廢墟夜談」活動，除了分享廢墟心得之外，也談到了南港這座工廠廢墟的未來，過去南港地區夾在鐵道與基隆河、垃圾山之間，是鐵工廠與住宅區的共生地帶，但是較低的房價也吸引了年輕、經濟狀況較弱勢的家庭進駐，白天大人們出外工作，整個社區只剩下老人與小孩，晚上下班後，住戶只是回來睡個覺，第二天又要外出，是個名符其實的「睡覺城市」（Bed Town），老實說，這裡根本談不上甚麼生活品質！
最近南港車站三鐵共構幾近完工，眾人都期待從此南港將飛黃騰達，一改過去破敗老舊的生活環境，因此這座鄰近南港車站的舊瓶蓋廠廢墟，遂成為許多人眼中重要的開發基地。「廢墟夜談」中，大夥兒在夜空下提出很多想法以及這塊地將來的可能性；雖然並不是一定要保留這座廢墟，但是卻都希望這樣一塊寶貴的城市空間，不要再淪為只重商業利益的城市建設，而能真正去為南港區民著想，讓南港居民的生活品質因為這塊地可以有不一樣的轉變，如此這座廢墟才算是發揮它的真正價值！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2011/11/17 聯合報 李清志】
萬聖節的周末夜晚，參與位於南港舊瓶蓋廠廢墟URS13所舉辦的「廢墟夜談」活動，讓我十分興奮！一方面是因為我原本就對「廢墟」議題感興趣，如今終於有機會與許多同樣感興趣的人分享；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是第一次在夜晚的廢墟中演講，置身廢墟中，更能夠經驗廢墟空間的神秘美感！
「廢墟」是一種另類的建築空間，代表著建築生命的衰敗或死亡階段，在現實城市空間中，呈現出一種超現實的奇特美感；因此許多人著迷於廢墟空間獨特的美感，甚至從廢墟空間中，尋獲藝術或文學創作的靈感。
「廢墟探險」與「廢墟攝影」如今也成為流行顯學，世界各國都有這類的民間社團，到處尋找廢墟，進行探險，並在網路或出版品上分享攝影作品。日本最有名的廢墟是一座稱為是「軍艦島」的廢墟之島，這座位於長崎外海的島嶼，原本是座採礦的小島，但是當採礦終止之後，整座島嶼居民迅速撤離，這座島嶼立刻成為一座居民有如人間蒸發的神奇廢墟。「軍艦島」過去一段時間，因為安全的理由，被封閉不准外人登島，一直到最近才被列為文化財保存，並開放有限度的登島參觀。
台灣曾有一座廢墟，被國外相關雜誌列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廢墟之一，那就是三芝的「飛碟屋」，飛碟屋廢墟原本是昔日建商的前衛建設，採用預鑄的方式建造飛碟形狀的住宅單元，然後再裝在建築結構上，猶如日本代謝論（Metabolism）的概念一般，不過這樣前衛的建築概念，在當年並不受社會接納，以至於開發案終告失敗，整個區域淪為廢墟。
「飛碟屋」既前衛科幻，卻又破敗傾頹，其獨特的廢墟氛圍，受到創意人士的大大歡迎，「飛碟屋」遂成為最受歡迎的廢墟之一，同時也是三芝地區最受歡迎的景點。無奈執政當局並不能理解廢墟的美感與魅力，官方美學總認為廢墟是現代城市的恥辱，因此必須除之而後快，幾年前當局招來多台推土機與怪手，在很短的時間內將「飛碟屋」整個區域剷平，三芝地區唯一令人驚艷的景點就此消失。
在URS13所舉辦的「廢墟夜談」活動，除了分享廢墟心得之外，也談到了南港這座工廠廢墟的未來，過去南港地區夾在鐵道與基隆河、垃圾山之間，是鐵工廠與住宅區的共生地帶，但是較低的房價也吸引了年輕、經濟狀況較弱勢的家庭進駐，白天大人們出外工作，整個社區只剩下老人與小孩，晚上下班後，住戶只是回來睡個覺，第二天又要外出，是個名符其實的「睡覺城市」（Bed Town），老實說，這裡根本談不上甚麼生活品質！
最近南港車站三鐵共構幾近完工，眾人都期待從此南港將飛黃騰達，一改過去破敗老舊的生活環境，因此這座鄰近南港車站的舊瓶蓋廠廢墟，遂成為許多人眼中重要的開發基地。「廢墟夜談」中，大夥兒在夜空下提出很多想法以及這塊地將來的可能性；雖然並不是一定要保留這座廢墟，但是卻都希望這樣一塊寶貴的城市空間，不要再淪為只重商業利益的城市建設，而能真正去為南港區民著想，讓南港居民的生活品質因為這塊地可以有不一樣的轉變，如此這座廢墟才算是發揮它的真正價值！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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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5
2011-11-08
胡晴舫：都市中國
都市中國
【2011/11/06 聯合報╱胡晴舫】
今年第七十億個地球人誕生，同時，向來以農立國的中國，正式成為都市國家，從今而後，中國城市人口首度超過農村人口。
上世紀之初，美國即將躍為世界第一強國，紐約瘋狂蓋樓，畫家查爾斯．席勒（Charles Sheeler）畫了《摩天大樓》，整張畫裡不見天空，沒有大地，只有高樓密密麻麻擠滿畫框，從它們在彼此樓身投下的陰影才能測知太陽的位置。感嘆於「美國是世上最偉大的國家，空氣中充滿了節慶的氣氛」，身為紐約客的費滋傑羅當時寫道，「紐約擁有世界誕生時所散發出來的全部燦爛光輝」。
本世紀之始，換作中國拚命蓋樓。中國重新崛起，需要人間所有的光彩。除了北京、上海一級城市，也包括了其他省城如蘇州、貴陽，儘速都市化已是國家政策之一。先是為了發展出口經濟，建設城市以容納從農村到工廠的大量勞動力，現在為了將出口經濟逐漸轉型為內需經濟，都市人口遂成了國內消費市場的根基。
都市予人印象向來高汙染，揮霍物資，吞噬巨量能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年初英國研究顯示，都市人其實比他的鄉村同胞耗費較少資源，因為空間密集使用，以及基礎設施高度分享的緣故。三千多萬人口的東京，人均碳足跡少於北京或上海，證明了都市高度發展未必反環境，東京因為都市規劃與交通建設比較精密完善，無形中便降低了每人的環境成本。
中國追求都市化，為了使最多人享受一定生活品質，然而，都市化的手法卻令人擔憂。由政府主導都市發展，與都市本質正好背道而馳。城市乃由人的流動而自然形成，猶如流水積沙，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個都市潟湖。中國為了加快都市化，太相信政府計畫，以為只要四處選點，先蓋出想像中的都市空間，都市繁榮便會自動發生，而不是遵循都市有機發展方向去積極建設。
都市發展從來就不僅是一樁樁土地開發案，可惜，現階段許多中國城市正以此種房地產手段急速發展，猶似十九世紀的巴黎，憑空造就了一群與政府攜手的新興都市資產階級，替代了昔日的貴族，卻導致可怕的貧富差距，終於發生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
在今日中國，地方官員貪腐，圖利地產商，地方政府負債極深，已不是都市化的最大隱憂，而是土地開發手法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以及開發之後究竟要完成如何的城市願景。
當都市擴展，迅速吞蝕周邊鄉村，由於中國現今法令規定農人無權賣地，地方政府得以低價徵地，農人不能獲致足夠補償，又無法待在自家農村，只好以便宜勞工形式流入都市，而中國畸形的戶口制度一日不除，這些人就只能轉成地下人口，形成都市的奴隸，當代中國的新賤民，像頭毫無尊嚴的動物任人宰割。
而那些徵收來的土地通常規劃為工業園區，並不是供市民使用的城市空間。當其他國家城市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面積均屬於居民，中國城市卻往往只有百分之廿到卅。市民沒有受邀參與城市藍圖，城市發展缺乏集體凝聚力，土地像蛋糕一樣任意切出去，各自發展短期工程，真正亟待建設而且可以銜接不同城市功能、滿足大多數人日常需求的基礎設施卻遭忽略，或因粗製濫造而發生如上海地鐵追撞的公共意外。
希冀在最短時間廣泛都市化，因為要照顧最多民眾，過程中，要是犧牲了口口聲聲宣稱要照顧的大多數人，顯然將成最錐人心的社會反諷。
（作者為作家）
【2011/11/06 聯合報╱胡晴舫】
今年第七十億個地球人誕生，同時，向來以農立國的中國，正式成為都市國家，從今而後，中國城市人口首度超過農村人口。
上世紀之初，美國即將躍為世界第一強國，紐約瘋狂蓋樓，畫家查爾斯．席勒（Charles Sheeler）畫了《摩天大樓》，整張畫裡不見天空，沒有大地，只有高樓密密麻麻擠滿畫框，從它們在彼此樓身投下的陰影才能測知太陽的位置。感嘆於「美國是世上最偉大的國家，空氣中充滿了節慶的氣氛」，身為紐約客的費滋傑羅當時寫道，「紐約擁有世界誕生時所散發出來的全部燦爛光輝」。
本世紀之始，換作中國拚命蓋樓。中國重新崛起，需要人間所有的光彩。除了北京、上海一級城市，也包括了其他省城如蘇州、貴陽，儘速都市化已是國家政策之一。先是為了發展出口經濟，建設城市以容納從農村到工廠的大量勞動力，現在為了將出口經濟逐漸轉型為內需經濟，都市人口遂成了國內消費市場的根基。
都市予人印象向來高汙染，揮霍物資，吞噬巨量能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年初英國研究顯示，都市人其實比他的鄉村同胞耗費較少資源，因為空間密集使用，以及基礎設施高度分享的緣故。三千多萬人口的東京，人均碳足跡少於北京或上海，證明了都市高度發展未必反環境，東京因為都市規劃與交通建設比較精密完善，無形中便降低了每人的環境成本。
中國追求都市化，為了使最多人享受一定生活品質，然而，都市化的手法卻令人擔憂。由政府主導都市發展，與都市本質正好背道而馳。城市乃由人的流動而自然形成，猶如流水積沙，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個都市潟湖。中國為了加快都市化，太相信政府計畫，以為只要四處選點，先蓋出想像中的都市空間，都市繁榮便會自動發生，而不是遵循都市有機發展方向去積極建設。
都市發展從來就不僅是一樁樁土地開發案，可惜，現階段許多中國城市正以此種房地產手段急速發展，猶似十九世紀的巴黎，憑空造就了一群與政府攜手的新興都市資產階級，替代了昔日的貴族，卻導致可怕的貧富差距，終於發生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
在今日中國，地方官員貪腐，圖利地產商，地方政府負債極深，已不是都市化的最大隱憂，而是土地開發手法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以及開發之後究竟要完成如何的城市願景。
當都市擴展，迅速吞蝕周邊鄉村，由於中國現今法令規定農人無權賣地，地方政府得以低價徵地，農人不能獲致足夠補償，又無法待在自家農村，只好以便宜勞工形式流入都市，而中國畸形的戶口制度一日不除，這些人就只能轉成地下人口，形成都市的奴隸，當代中國的新賤民，像頭毫無尊嚴的動物任人宰割。
而那些徵收來的土地通常規劃為工業園區，並不是供市民使用的城市空間。當其他國家城市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面積均屬於居民，中國城市卻往往只有百分之廿到卅。市民沒有受邀參與城市藍圖，城市發展缺乏集體凝聚力，土地像蛋糕一樣任意切出去，各自發展短期工程，真正亟待建設而且可以銜接不同城市功能、滿足大多數人日常需求的基礎設施卻遭忽略，或因粗製濫造而發生如上海地鐵追撞的公共意外。
希冀在最短時間廣泛都市化，因為要照顧最多民眾，過程中，要是犧牲了口口聲聲宣稱要照顧的大多數人，顯然將成最錐人心的社會反諷。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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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等待誠品的香港
等待誠品的香港
【2011/10/27聯合報╱劉克襄】
明年三月，誠品要到香港銅鑼灣開店。不少香港人引頸企盼著，尤其是知識分子圈持續在談論。一家書店進駐城市竟成為話題，而且是文化大事，意義頗深長。
前些時，我在東海岸，花蓮人對這家書店的入駐也很期待。花蓮人覺得誠品若出現在東部，意味著高水平文化的灌注，有種非凡的格調，讓他們跟台北站在同一線上。惟花蓮人也有點哀怨，迄今無法忍受，台東這麼小，前些年竟提早開鋪了。
香港人的心境卻是另一種，誠品代表的品牌，彷彿是洗盡風華，回歸樸實的象徵。當地文化人咸認，此書店的到來，對香港一味屈從商業利益思考，追金拜財的風氣，應該會有醍醐灌頂之效。
誠品的重要，從香港人晚近來台旅行，常列為必遊景點即可看出。他們走逛信義店，不一定是要買書。平常不習慣紙本消費的，也要去沾染點氣息。走進誠品，觀賞別人專注地看書、買書，彷彿是美好的情境。或者在附近喝咖啡，都能浸濡於典雅的書香氛圍。甚至於，莫名地參加一場書店裡的新書發表會，都有種參加嘉年華會的興奮。但通常他們還真的會買一大堆書回去，一來書價比香港便宜，二則內容真的多元。
看來，誠品書店早就不只是文化資源，更是台灣的風景。
香港並不乏書店，也有規模尚可的連鎖企業，諸如三聯、商務，為何對誠品如此獨鍾呢？說穿了，那是當地長期缺乏讀書文化下，想要期待有更多藝文元素注入的心聲。甚而是對幾十年香港重商走向的省思。
從香港己身的角度，或許這也是好時機。香港年輕一代逐漸展現不一樣的在地意識，比過去的世代更追求土地認同，不再以大陸的國家意識馬首是瞻，更非忙著跟緊國際趨勢潮流。他們也急迫需要在地文化的紮實建構，誠品帶來的內涵，或許會提供這類養分。
香港人也很好奇，我這樣來自台灣的作家看法如何。我警告他們，因應台灣的市場，誠品已在改變，九○年代的理念跟現在不同了。再者，銅鑼灣店面何其貴，誠品到那兒設場，絕對是項重大挑戰。說不定經營一段時日，反而入境隨俗，去異求同。
但他們報以微笑，認為能來就是好事。他們相信誠品的眼光，就算相似的文化商品，誠品展現的格局一定有種濃郁的書卷味道，那是香港目前沒有的。或許是這種情境吧，想邀請誠品到來的企業廠商，降低了許多行規，租地便宜、約期拉長等等，迎接麥當勞的寬鬆條件似乎都出現了。但他們的讓步其實也是在投資，還是希望透過誠品帶來文化商機，順便帶動周遭的繁榮。
誠品有那麼好嗎？有位知名的台灣銀行家最近到香港投資，接受訪問時語重心長地說，「到了香港，才知道台灣離世界有多遠。」但從文化角度，香港人若到台北，走進誠品書店，恐怕會有另類驚覺，「到了台北，才知道香港離文化有多遠。」
每次搭乘地鐵，放眼望去，幾無人看書的香港，確實需要刺激。誠品的外銷提醒我們，台灣有一種文化能量，可以輸出，可以轉化為經濟。那是香港，或者整個華文世界少有的優勢。但誠品不是台灣唯一質地優美的產業，我們還有許多這類豐厚多樣的文化資源，只是還未善用，或者尚不知如何包裝，透過更好的整合，逐一推銷出去。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2011/10/27聯合報╱劉克襄】
明年三月，誠品要到香港銅鑼灣開店。不少香港人引頸企盼著，尤其是知識分子圈持續在談論。一家書店進駐城市竟成為話題，而且是文化大事，意義頗深長。
前些時，我在東海岸，花蓮人對這家書店的入駐也很期待。花蓮人覺得誠品若出現在東部，意味著高水平文化的灌注，有種非凡的格調，讓他們跟台北站在同一線上。惟花蓮人也有點哀怨，迄今無法忍受，台東這麼小，前些年竟提早開鋪了。
香港人的心境卻是另一種，誠品代表的品牌，彷彿是洗盡風華，回歸樸實的象徵。當地文化人咸認，此書店的到來，對香港一味屈從商業利益思考，追金拜財的風氣，應該會有醍醐灌頂之效。
誠品的重要，從香港人晚近來台旅行，常列為必遊景點即可看出。他們走逛信義店，不一定是要買書。平常不習慣紙本消費的，也要去沾染點氣息。走進誠品，觀賞別人專注地看書、買書，彷彿是美好的情境。或者在附近喝咖啡，都能浸濡於典雅的書香氛圍。甚至於，莫名地參加一場書店裡的新書發表會，都有種參加嘉年華會的興奮。但通常他們還真的會買一大堆書回去，一來書價比香港便宜，二則內容真的多元。
看來，誠品書店早就不只是文化資源，更是台灣的風景。
香港並不乏書店，也有規模尚可的連鎖企業，諸如三聯、商務，為何對誠品如此獨鍾呢？說穿了，那是當地長期缺乏讀書文化下，想要期待有更多藝文元素注入的心聲。甚而是對幾十年香港重商走向的省思。
從香港己身的角度，或許這也是好時機。香港年輕一代逐漸展現不一樣的在地意識，比過去的世代更追求土地認同，不再以大陸的國家意識馬首是瞻，更非忙著跟緊國際趨勢潮流。他們也急迫需要在地文化的紮實建構，誠品帶來的內涵，或許會提供這類養分。
香港人也很好奇，我這樣來自台灣的作家看法如何。我警告他們，因應台灣的市場，誠品已在改變，九○年代的理念跟現在不同了。再者，銅鑼灣店面何其貴，誠品到那兒設場，絕對是項重大挑戰。說不定經營一段時日，反而入境隨俗，去異求同。
但他們報以微笑，認為能來就是好事。他們相信誠品的眼光，就算相似的文化商品，誠品展現的格局一定有種濃郁的書卷味道，那是香港目前沒有的。或許是這種情境吧，想邀請誠品到來的企業廠商，降低了許多行規，租地便宜、約期拉長等等，迎接麥當勞的寬鬆條件似乎都出現了。但他們的讓步其實也是在投資，還是希望透過誠品帶來文化商機，順便帶動周遭的繁榮。
誠品有那麼好嗎？有位知名的台灣銀行家最近到香港投資，接受訪問時語重心長地說，「到了香港，才知道台灣離世界有多遠。」但從文化角度，香港人若到台北，走進誠品書店，恐怕會有另類驚覺，「到了台北，才知道香港離文化有多遠。」
每次搭乘地鐵，放眼望去，幾無人看書的香港，確實需要刺激。誠品的外銷提醒我們，台灣有一種文化能量，可以輸出，可以轉化為經濟。那是香港，或者整個華文世界少有的優勢。但誠品不是台灣唯一質地優美的產業，我們還有許多這類豐厚多樣的文化資源，只是還未善用，或者尚不知如何包裝，透過更好的整合，逐一推銷出去。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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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7
攝影師
Alexander Rodchenko(1891-1956)
常有特殊的構圖方式，影響許多電影導演和藝術家
Jay Maisel(1931- )
利用光線與色彩構圖創造超現實的攝影風格
Michael Jenna(1953- )
極簡創作
W. Eugene Smith(1918-1978)
報導攝影大師
Ami Vitale(1971- )
報導攝影
Alexandra Boulat(1962-2007)
戰地記者
Lauren Greenfield(1950- )
紀實攝影-女性為主
Albert Renger-Patzsch(1897-1966)
自然攝影
Raghubir Singh(1902-1984)
自然攝影
Steve McCurry(1950- )
自然攝影
Gustave le Gray(1820-1884)
自然攝影
Eamonn McCabe(1948- )
運動攝影
Leni Reifenstahl(1902-2003)
運動攝影
Balazs Gardi(1975- )
運動攝影
Roloff Beny(1924-1984)
建築攝影
Berenice Abbott(1898-1991)
建築攝影
Bernd(1931-2007) Hilla Becher(1934- )
建築攝影
Robert Polidori(1951- )
建築攝影
Sylvia Plachy(1943- )
藝術攝影
Man Ray(1890-1976)
藝術攝影
Joel-Peter Witkin(1939- )
藝術攝影
Ray Metzker(1931- )
具創意的單色照片
Suki Dhanda(1969- )
人像攝影
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
人像攝影
Wolfgang Tillmans(1968- )
人像攝影
Arnold Newman(1918-2006)
人像攝影
Catherine Mclntyre(1961- )
影像合成
Steve Caplin(1958- )
影像合成Photoshop的先驅
Joan Charmant(1978- )
影像合成
Raghu Rai(1942- )
旅遊攝影
Paul Harris(1956- )
旅遊攝影
Felice Beato(1825-1908)
旅遊攝影
常有特殊的構圖方式，影響許多電影導演和藝術家
Jay Maisel(1931- )
利用光線與色彩構圖創造超現實的攝影風格
Michael Jenna(1953- )
極簡創作
W. Eugene Smith(1918-1978)
報導攝影大師
Ami Vitale(1971- )
報導攝影
Alexandra Boulat(1962-2007)
戰地記者
Lauren Greenfield(1950- )
紀實攝影-女性為主
Albert Renger-Patzsch(1897-1966)
自然攝影
Raghubir Singh(1902-1984)
自然攝影
Steve McCurry(1950- )
自然攝影
Gustave le Gray(1820-1884)
自然攝影
Eamonn McCabe(1948- )
運動攝影
Leni Reifenstahl(1902-2003)
運動攝影
Balazs Gardi(1975- )
運動攝影
Roloff Beny(1924-1984)
建築攝影
Berenice Abbott(1898-1991)
建築攝影
Bernd(1931-2007) Hilla Becher(1934- )
建築攝影
Robert Polidori(1951- )
建築攝影
Sylvia Plachy(1943- )
藝術攝影
Man Ray(1890-1976)
藝術攝影
Joel-Peter Witkin(1939- )
藝術攝影
Ray Metzker(1931- )
具創意的單色照片
Suki Dhanda(1969- )
人像攝影
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
人像攝影
Wolfgang Tillmans(1968- )
人像攝影
Arnold Newman(1918-2006)
人像攝影
Catherine Mclntyre(1961- )
影像合成
Steve Caplin(1958- )
影像合成Photoshop的先驅
Joan Charmant(1978- )
影像合成
Raghu Rai(1942- )
旅遊攝影
Paul Harris(1956- )
旅遊攝影
Felice Beato(1825-1908)
旅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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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4
劉維公：從曾雅妮現象看故事經濟學
從曾雅妮現象看故事經濟學
【2011/11/01 聯合報╱劉維公】
一個傳奇的場景已經出現：曾雅妮最後一洞推桿進洞，贏得台灣第一屆ＬＰＧＡ比賽，現場二萬八千名觀眾歡聲雷動。相信好幾年之後，這個畫面依然會讓人非常感動，我們見證了英雌完成她的歷史使命。
雖然二○一一年還沒結束，但今年年初開始刮起的曾雅妮旋風，絕對會是大家票選的年度最佳事件。
在全球競爭激烈的女子高爾夫球運動中，曾雅妮取得世界第一的頭銜，而且是自二月以來一直維持這項殊榮。大家為曾雅妮的成就喝采、感到驕傲，更是津津樂道的討論曾雅妮的話題。
這篇文章不是在預測曾雅妮高球生涯可以拿到幾項冠軍，也不會去感慨台灣職業運動的困境，更不是要詮釋台灣之光的社會學意義。我想透過曾雅妮現象作為引子，讓讀者注意到台灣經濟發展最棒的原物料：故事。
美國是當今世界中最懂得用故事賺錢的國家之一。根據估計，在美國，說故事的電影產業光票房營收就有一百億美金左右；創造故事的整體職業運動產業（包括ＭＬＢ、ＮＢＡ、ＮＦＬ、ＮＨＬ等）市場規模達到四千億美金；Forbes雜誌所公布的一百位名人收入排行一樣驚人，這些負責演故事的演員、運動球星等，其總收入超過四十五億美金。
受到傳統經濟認知觀點的影響，人們往往認為，沒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讓台灣的經濟發展處於先天不利的劣勢。然而，近年來許多現象的發生，反而讓大家見識到一個事實，亦即台灣擁有「故事」這項珍貴的經濟發展能源。隨手舉些例子，運動員（王建民、郭泓志、林義傑、蘇麗文、曾雅妮等）、導演（魏德聖、鈕承澤、林育賢等）、電視從業人員（王偉忠、蘇麗媚等）、農夫（種植稻子、鳳梨等農作物）、或是老店經營者（糕餅、醬料等），在各個產業領域都可以看到，專業工作者用故事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
故事產品絕對不是只適用於特定的產業，例如電影、電視、音樂、出版、廣告等。在今日，所有的產業都需要添加「故事」此一原物料。台灣新農業的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興盛的新農業生產的都是有故事的農產品，不論是食材、水果、稻米、或是醬料，都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內容，包含土地倫理、農村精神、鄉村文化等。由於具有豐富的故事價值，讓這些農產品不再只是初級產物，因而比其他傳統農產品在消費市場上更具有競爭的優位性。
懂得開發並且累積故事資產，將會是台灣產業經營的王道。相較於現今面板、太陽能、LED、DRAM等產業所面臨的發展困境，更加凸顯出來故事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的必修課。這堂課的第一個學理就是，故事是新經濟最迫切需要的原物料，比石油或是高科技還要重要。
寫完這篇文章的同時，剛好美國職棒大聯盟紅雀隊的外卡傳奇寫下完美的句點。從幾乎不可能晉級季後賽，到最後非常戲劇性的勇奪冠軍，紅雀隊又為美國經濟創造了價值連城的故事資產。
台灣必須積極投入故事原物料的生產。一個曾雅妮是不夠的。政府與企業的決策者不要老是想著如何讓產能極大化，量產全球市占率第一的電腦、手機等。這些決策者一定要徹底改變思維，重視故事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如果真的沒辦法了解這篇文章的觀點，那就請經濟的決策者好好去想想，為何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的自傳能夠成為全球的暢銷書！
（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011/11/01 聯合報╱劉維公】
一個傳奇的場景已經出現：曾雅妮最後一洞推桿進洞，贏得台灣第一屆ＬＰＧＡ比賽，現場二萬八千名觀眾歡聲雷動。相信好幾年之後，這個畫面依然會讓人非常感動，我們見證了英雌完成她的歷史使命。
雖然二○一一年還沒結束，但今年年初開始刮起的曾雅妮旋風，絕對會是大家票選的年度最佳事件。
在全球競爭激烈的女子高爾夫球運動中，曾雅妮取得世界第一的頭銜，而且是自二月以來一直維持這項殊榮。大家為曾雅妮的成就喝采、感到驕傲，更是津津樂道的討論曾雅妮的話題。
這篇文章不是在預測曾雅妮高球生涯可以拿到幾項冠軍，也不會去感慨台灣職業運動的困境，更不是要詮釋台灣之光的社會學意義。我想透過曾雅妮現象作為引子，讓讀者注意到台灣經濟發展最棒的原物料：故事。
美國是當今世界中最懂得用故事賺錢的國家之一。根據估計，在美國，說故事的電影產業光票房營收就有一百億美金左右；創造故事的整體職業運動產業（包括ＭＬＢ、ＮＢＡ、ＮＦＬ、ＮＨＬ等）市場規模達到四千億美金；Forbes雜誌所公布的一百位名人收入排行一樣驚人，這些負責演故事的演員、運動球星等，其總收入超過四十五億美金。
受到傳統經濟認知觀點的影響，人們往往認為，沒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讓台灣的經濟發展處於先天不利的劣勢。然而，近年來許多現象的發生，反而讓大家見識到一個事實，亦即台灣擁有「故事」這項珍貴的經濟發展能源。隨手舉些例子，運動員（王建民、郭泓志、林義傑、蘇麗文、曾雅妮等）、導演（魏德聖、鈕承澤、林育賢等）、電視從業人員（王偉忠、蘇麗媚等）、農夫（種植稻子、鳳梨等農作物）、或是老店經營者（糕餅、醬料等），在各個產業領域都可以看到，專業工作者用故事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
故事產品絕對不是只適用於特定的產業，例如電影、電視、音樂、出版、廣告等。在今日，所有的產業都需要添加「故事」此一原物料。台灣新農業的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興盛的新農業生產的都是有故事的農產品，不論是食材、水果、稻米、或是醬料，都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內容，包含土地倫理、農村精神、鄉村文化等。由於具有豐富的故事價值，讓這些農產品不再只是初級產物，因而比其他傳統農產品在消費市場上更具有競爭的優位性。
懂得開發並且累積故事資產，將會是台灣產業經營的王道。相較於現今面板、太陽能、LED、DRAM等產業所面臨的發展困境，更加凸顯出來故事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的必修課。這堂課的第一個學理就是，故事是新經濟最迫切需要的原物料，比石油或是高科技還要重要。
寫完這篇文章的同時，剛好美國職棒大聯盟紅雀隊的外卡傳奇寫下完美的句點。從幾乎不可能晉級季後賽，到最後非常戲劇性的勇奪冠軍，紅雀隊又為美國經濟創造了價值連城的故事資產。
台灣必須積極投入故事原物料的生產。一個曾雅妮是不夠的。政府與企業的決策者不要老是想著如何讓產能極大化，量產全球市占率第一的電腦、手機等。這些決策者一定要徹底改變思維，重視故事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如果真的沒辦法了解這篇文章的觀點，那就請經濟的決策者好好去想想，為何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的自傳能夠成為全球的暢銷書！
（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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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彎曲的集體心靈
彎曲的集體心靈
【2011/11/04 聯合報╱平路】
在台南，秋陽正好，孔廟東大成坊的那堵紅牆是最美感的角落。抬頭，就是一塊「全台首學」的匾。陳永華建議鄭經所建的廟裡，這「首學」兩字中的「首」，指的童生入學的第一間學校？還是台灣的第一間學校？
看在過往的行人眼中，說這裡是台灣第一間學校，也這麼理直氣壯，沒有人有任何疑義吧。正好像「開台」聖王的「開」台，這開創之功一定指的鄭成功。
儘管不遠處就是原名熱蘭遮城的安平古堡，儘管有足夠的資料顯示比鄭氏王朝早，荷蘭人也在做開創的事業；比陳永華的學校早，荷蘭人也努力於普及島上住民的教育。
因為是異族，就習慣性地略過他們，這是多少年下來的政治正確？還是異族殖民者恰好充當了維持正朔所必須的「他者」？華人的集體認知裡有強勁的種族主義。到近代，嘴裡說的「多元」，心裡牢固的是夷夏之辨。香港是典型的例子，上百年華洋共處，外國人在華人圈仍然被視為其心必異的「鬼佬」。
就好像在台灣，說什麼全台首學，一定忘了更早的荷蘭紅毛。其實，早在一六三六年，荷蘭人就在新港社建立學校，教男學生，也教女學生，許多時候，女學生的人數還多過男學生。在書信中，荷蘭人寫著：「要將青年學生教養成荷蘭式的紳士，必需從飲食、衣著、行為到心靈的改造上著手。我們要教他們服從、有禮貌、仁慈及溫柔。…」
除了傳教目的，荷蘭教師倒也（帶著優越感地）煩惱著教育的手段：「他們必需被修剪、砍枝、把彎曲的枝幹弄直，同時不再讓彎曲的枝枒長出。故對新港的青年，就如同對野生的樹叢一樣，非要有教鞭不可。…但體罰在新港是不可以的，但若沒有鞭打，他們將無法學習到藝術、科學、神學。…」
這些都不作數。漢人在本位主義的思考中，提到台灣的教育傳承，一切始自孔廟的泮宮石坊…
一方面聲稱包容，一方面只有漢人的貢獻才算貢獻，其中的自我矛盾，恰似一幅彎曲的水紋圖，迴映出漢人的集體心靈！就好像「賽德克．巴萊」電影裡，看到殺紅了眼睛的小男生巴萬拿著槍衝向日本人，觀眾人人稱快，而媒體在金馬獎提名的報導也興沖沖地稱巴萬為「抗日小英雄」，卻忘記在原住民的眼光裡，漢人一樣是身披文明外衣的掠奪者，殘忍度即使有不同，角色與日本人並無太大的差別。
漢人習慣性地忘記，日本人是「異族」的同時，自己在原住民的眼中，一樣也是帶來劫難的「異族」！
然而，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看待本身的歷史，應採取更多重的視野。就以荷蘭之於台灣做例子，客觀地看，總共卅八年的佔領中，對這殖民地亦有其規模與想像。與鄭氏父子的廿二年相較，如果說開創之「功」（當然也應該檢討，經濟的剝削是不是讓它功不補過？）至少可以等量觀之。
包括系統地整理，荷蘭以熱蘭遮做治理中心的歲月，為台灣究竟帶來什麼？身世上的多元斑駁，包括多次被殖民的經驗，在文化的角度既是歷史的沈積，層次中也蘊藏著創意資產。就好像周婉窈教授在「台灣歷史圖說」寫的，台灣人的美感世界，也許曾經支離破碎，也許曾經為殖民者所宰制，但是，那片段的光亮，那零散的瑰麗，我們應該要一一撿拾起來。
一一撿拾起來，包括之前用橡皮擦拭掉的。
（作者為作家）
【2011/11/04 聯合報╱平路】
在台南，秋陽正好，孔廟東大成坊的那堵紅牆是最美感的角落。抬頭，就是一塊「全台首學」的匾。陳永華建議鄭經所建的廟裡，這「首學」兩字中的「首」，指的童生入學的第一間學校？還是台灣的第一間學校？
看在過往的行人眼中，說這裡是台灣第一間學校，也這麼理直氣壯，沒有人有任何疑義吧。正好像「開台」聖王的「開」台，這開創之功一定指的鄭成功。
儘管不遠處就是原名熱蘭遮城的安平古堡，儘管有足夠的資料顯示比鄭氏王朝早，荷蘭人也在做開創的事業；比陳永華的學校早，荷蘭人也努力於普及島上住民的教育。
因為是異族，就習慣性地略過他們，這是多少年下來的政治正確？還是異族殖民者恰好充當了維持正朔所必須的「他者」？華人的集體認知裡有強勁的種族主義。到近代，嘴裡說的「多元」，心裡牢固的是夷夏之辨。香港是典型的例子，上百年華洋共處，外國人在華人圈仍然被視為其心必異的「鬼佬」。
就好像在台灣，說什麼全台首學，一定忘了更早的荷蘭紅毛。其實，早在一六三六年，荷蘭人就在新港社建立學校，教男學生，也教女學生，許多時候，女學生的人數還多過男學生。在書信中，荷蘭人寫著：「要將青年學生教養成荷蘭式的紳士，必需從飲食、衣著、行為到心靈的改造上著手。我們要教他們服從、有禮貌、仁慈及溫柔。…」
除了傳教目的，荷蘭教師倒也（帶著優越感地）煩惱著教育的手段：「他們必需被修剪、砍枝、把彎曲的枝幹弄直，同時不再讓彎曲的枝枒長出。故對新港的青年，就如同對野生的樹叢一樣，非要有教鞭不可。…但體罰在新港是不可以的，但若沒有鞭打，他們將無法學習到藝術、科學、神學。…」
這些都不作數。漢人在本位主義的思考中，提到台灣的教育傳承，一切始自孔廟的泮宮石坊…
一方面聲稱包容，一方面只有漢人的貢獻才算貢獻，其中的自我矛盾，恰似一幅彎曲的水紋圖，迴映出漢人的集體心靈！就好像「賽德克．巴萊」電影裡，看到殺紅了眼睛的小男生巴萬拿著槍衝向日本人，觀眾人人稱快，而媒體在金馬獎提名的報導也興沖沖地稱巴萬為「抗日小英雄」，卻忘記在原住民的眼光裡，漢人一樣是身披文明外衣的掠奪者，殘忍度即使有不同，角色與日本人並無太大的差別。
漢人習慣性地忘記，日本人是「異族」的同時，自己在原住民的眼中，一樣也是帶來劫難的「異族」！
然而，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看待本身的歷史，應採取更多重的視野。就以荷蘭之於台灣做例子，客觀地看，總共卅八年的佔領中，對這殖民地亦有其規模與想像。與鄭氏父子的廿二年相較，如果說開創之「功」（當然也應該檢討，經濟的剝削是不是讓它功不補過？）至少可以等量觀之。
包括系統地整理，荷蘭以熱蘭遮做治理中心的歲月，為台灣究竟帶來什麼？身世上的多元斑駁，包括多次被殖民的經驗，在文化的角度既是歷史的沈積，層次中也蘊藏著創意資產。就好像周婉窈教授在「台灣歷史圖說」寫的，台灣人的美感世界，也許曾經支離破碎，也許曾經為殖民者所宰制，但是，那片段的光亮，那零散的瑰麗，我們應該要一一撿拾起來。
一一撿拾起來，包括之前用橡皮擦拭掉的。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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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台灣美食會說國際語嗎？
台灣美食會說國際語嗎？
【2011/10/28 聯合報╱韓良露】
上個月在歐洲旅行期間，正好ＣＮＮ旅遊網站，公布第二次由三萬臉書網友投票，選出全世界五十大美食排行榜，台灣和南韓均未入榜，和台灣擦身而過的是四十一名的東南亞臭豆腐。
在五十名的美食排行榜中，泰國菜占了第一名的馬沙文咖哩、第八名的冬蔭功湯、第十名的雞肉曼巴、第四十六名的青木瓜沙拉四項，這樣的成績和過去廿年泰國的藍象集團在歐美的深耕推廣有關，除了到處開泰國餐館外，外賣泰國菜也紛紛在世界各大超市推出，如英國有名的馬克史賓瑟美食超市，早在十幾年前就推出上榜的這四樣泰國美食。
對投票結果，台灣人大可不必驚訝，因為這樣的結果真的不是出人意料，而是意料中，因為台灣人覺得好吃的蚵仔麵線、牛肉麵、肉圓、碗粿等等，除了來台灣旅行過的人可能吃過（但恐怕也有很多人沒吃過），想想在全世界，多少餐館有在賣台灣小吃或台灣菜的？
若好好分析ＣＮＮ的投票結果，可分成幾項來討論，第一，大部分的入選美食，都是速食，大家不要以為速食就只有美國漢堡炸雞，義大利有不少複雜的鄉土菜，但拿坡里披薩卻是可以快速烘烤快速吃完的現代速食。日本的壽司也是，在江戶時代興起的現代版壽司，不同於關西要花一兩天時間的古老製作，是可以站在路邊十分鐘解決一餐的速食。德國的漢堡包、英國的炸魚炸薯條、墨西哥捲餅等等，都是因應現代都會生活速度而流行的食物，這些食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都不會湯湯水水，也可以站著用手拿著吃。
第二，許多上榜的美食，都早已是全世界飯店系統中會採用的區域美食代表了。幾十年前在亞洲旅行的人，就早已看到四、五星飯店會有標準化的亞洲食物，其中一定有馬來西亞酸辣魚湯麵、印尼炒飯、泰國咖哩飯、新加坡海南雞飯，這些飯店的食物和當地人真正吃的方式並不一樣，飯店是經過調整、美化、規格化，基本上就是按西方旅客的方式，做出標準的可接受的異國美食。
這些飯店食物一定好吃嗎？那倒未必，很多泰國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愛吃自己的原味，但要在以西方人為主的ＣＮＮ世界美食榜上勝出，異國美食愈早西方化愈早全球化自然就愈容易出頭；而我們也別忘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都受西方殖民文化強烈影響，不少食物早已西方規格化了，不像台灣、南韓受西方的影響，一直是間接的。
第三，出名的異國美食一定和觀光旅遊體驗有關，每年去法國那麼多觀光客，不可能不對法國牛角包留下深刻印象，去過香港的觀光客多過葡萄牙，才會把本家的葡萄牙蛋撻選成後來居上的香港蛋撻，去過新加坡的觀光客，誰會忘記東海岸。台灣想要大力發展觀光，我們期待觀光客來吃什麼代表食物呢？
台灣不在世界五十美食排行榜之列，我們要面對的重點，恐不是台灣小吃、台灣菜好不好吃的問題，我們當堅持大部分料理的本土化，義大利、法國也有許多傳統食物，外國人吃不慣，但若想以食物和世界溝通，恐怕就得讓一些台灣美食會說國際語，食物是種語言，台灣的食物，可以說台語、說普通話，但有的恐怕要會說英語才行。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2011/10/28 聯合報╱韓良露】
上個月在歐洲旅行期間，正好ＣＮＮ旅遊網站，公布第二次由三萬臉書網友投票，選出全世界五十大美食排行榜，台灣和南韓均未入榜，和台灣擦身而過的是四十一名的東南亞臭豆腐。
在五十名的美食排行榜中，泰國菜占了第一名的馬沙文咖哩、第八名的冬蔭功湯、第十名的雞肉曼巴、第四十六名的青木瓜沙拉四項，這樣的成績和過去廿年泰國的藍象集團在歐美的深耕推廣有關，除了到處開泰國餐館外，外賣泰國菜也紛紛在世界各大超市推出，如英國有名的馬克史賓瑟美食超市，早在十幾年前就推出上榜的這四樣泰國美食。
對投票結果，台灣人大可不必驚訝，因為這樣的結果真的不是出人意料，而是意料中，因為台灣人覺得好吃的蚵仔麵線、牛肉麵、肉圓、碗粿等等，除了來台灣旅行過的人可能吃過（但恐怕也有很多人沒吃過），想想在全世界，多少餐館有在賣台灣小吃或台灣菜的？
若好好分析ＣＮＮ的投票結果，可分成幾項來討論，第一，大部分的入選美食，都是速食，大家不要以為速食就只有美國漢堡炸雞，義大利有不少複雜的鄉土菜，但拿坡里披薩卻是可以快速烘烤快速吃完的現代速食。日本的壽司也是，在江戶時代興起的現代版壽司，不同於關西要花一兩天時間的古老製作，是可以站在路邊十分鐘解決一餐的速食。德國的漢堡包、英國的炸魚炸薯條、墨西哥捲餅等等，都是因應現代都會生活速度而流行的食物，這些食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都不會湯湯水水，也可以站著用手拿著吃。
第二，許多上榜的美食，都早已是全世界飯店系統中會採用的區域美食代表了。幾十年前在亞洲旅行的人，就早已看到四、五星飯店會有標準化的亞洲食物，其中一定有馬來西亞酸辣魚湯麵、印尼炒飯、泰國咖哩飯、新加坡海南雞飯，這些飯店的食物和當地人真正吃的方式並不一樣，飯店是經過調整、美化、規格化，基本上就是按西方旅客的方式，做出標準的可接受的異國美食。
這些飯店食物一定好吃嗎？那倒未必，很多泰國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愛吃自己的原味，但要在以西方人為主的ＣＮＮ世界美食榜上勝出，異國美食愈早西方化愈早全球化自然就愈容易出頭；而我們也別忘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都受西方殖民文化強烈影響，不少食物早已西方規格化了，不像台灣、南韓受西方的影響，一直是間接的。
第三，出名的異國美食一定和觀光旅遊體驗有關，每年去法國那麼多觀光客，不可能不對法國牛角包留下深刻印象，去過香港的觀光客多過葡萄牙，才會把本家的葡萄牙蛋撻選成後來居上的香港蛋撻，去過新加坡的觀光客，誰會忘記東海岸。台灣想要大力發展觀光，我們期待觀光客來吃什麼代表食物呢？
台灣不在世界五十美食排行榜之列，我們要面對的重點，恐不是台灣小吃、台灣菜好不好吃的問題，我們當堅持大部分料理的本土化，義大利、法國也有許多傳統食物，外國人吃不慣，但若想以食物和世界溝通，恐怕就得讓一些台灣美食會說國際語，食物是種語言，台灣的食物，可以說台語、說普通話，但有的恐怕要會說英語才行。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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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茫然者，看CNEXT去吧 !
茫然者，看CNEXT去吧！
【2011/10/31 聯合報╱詹偉雄】
有注意到嗎，比起以往，我們現在更需要「故事」。
過去這十年，台灣出版市場豬羊變色，九○年代最紅的「財經書」退位，取而代之的是「小說」，原本集中在英語系的翻譯小說擴大到拉丁美洲、中亞與中東，日文小說更是聲勢大壯，連帶地，本土小說也多產起來。
小說，就是各種各樣的故事。一樁接著一樁的事件，被小說家運用各種敘事的觀點，按照著事發時間的次序被組織起來，雖說小說家說故事時不一定依照這次序來，但身為讀者的我們，總得要在掩卷之時成功地還原那一件件敘事的鎖鏈，辨清小說中這樁事與前、後事的因果關係，我們總算才能說「我們理解了故事」、「我們掌握了故事的意義」。
台灣人愛讀小說不是孤立事件，歐洲社會在十八世紀也經歷了讀小說浪潮（歌德在一七七四年出版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即是當時最暢銷的小說）。研究現代性的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那本厚甸甸的著作《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中論證：「小說」這種依賴時間次序的敘事形式開始出現在十八世紀，並非偶然，因為「數字時鐘」開始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人開始以「體驗時間流淌」的方式存在著，連帶著，把自身這一件件依照時間序發生的體驗紀錄下來，或在記憶中組織起來，就構成了每個人的「自我」；當我們說自己是誰的時候，我們其實是把我們的「過去」，以及期望中的「未來」，透過敘事的意義鎖鏈組織得來的結果。
換句話說：當我們開始想要「作自己」，嘗試建立「內在意義豐饒」的人生，就會開始看小說；一方面，我們要學習更多、更精采的「敘事技術」，把人生中原本難以言詮的體驗組織起來，或者在事件與事件中發掘出新意義；另一方面，我們在小說中「進入」旁人的生命敘事，一同經歷道德困境與生命糾葛（「人妻」與「小三」？），當我們走出敘事時，往往我們自身的敘事也隨之改寫；更多的時候，我們在小說中尋找「典範敘事」，用某種「角色」來標定自己生命敘事的未來，從而決定「自我」的打造或改造。
台灣人現在這麼愛看小說，是因為社會開始進入「個體化」的大轉型（與十八世紀歐洲一樣），我們迫切需要「敘事」的技藝，幫助我們變成獨特的人。
正也是如此，我的朋友蔣顯斌二○○七年創辦「CNEXT」這個ＮＰＯ—預計十年投資拍攝一百部華人地區紀錄片—便成為過去這十年來台灣最具時代感的文化行動。
紀錄片更是不折不扣的「故事」：它和小說一樣，擁有「開頭」、「中段」、「結束」的時間形式；華人社會中各種人物生命中的大小瑣事，因著紀錄片導演的「意義的眼睛」而被組織起來，我們看紀錄片，便進入時代的心靈世界，當我們走出影院之時，我們清楚的知道：「我」已經改變了，因為我進入了他人的生命敘事，理解了事件與事件間的關聯，而我接下來—「說自己」的敘事也變了。
一整年下來的「建國百年」活動，沒說出什麼撼動人心的敘事，但十月底開始的「CNEXT紀錄片影展」卻有；如果你正茫然著人生何去何從，看紀錄片去吧！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2011/10/31 聯合報╱詹偉雄】
有注意到嗎，比起以往，我們現在更需要「故事」。
過去這十年，台灣出版市場豬羊變色，九○年代最紅的「財經書」退位，取而代之的是「小說」，原本集中在英語系的翻譯小說擴大到拉丁美洲、中亞與中東，日文小說更是聲勢大壯，連帶地，本土小說也多產起來。
小說，就是各種各樣的故事。一樁接著一樁的事件，被小說家運用各種敘事的觀點，按照著事發時間的次序被組織起來，雖說小說家說故事時不一定依照這次序來，但身為讀者的我們，總得要在掩卷之時成功地還原那一件件敘事的鎖鏈，辨清小說中這樁事與前、後事的因果關係，我們總算才能說「我們理解了故事」、「我們掌握了故事的意義」。
台灣人愛讀小說不是孤立事件，歐洲社會在十八世紀也經歷了讀小說浪潮（歌德在一七七四年出版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即是當時最暢銷的小說）。研究現代性的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那本厚甸甸的著作《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中論證：「小說」這種依賴時間次序的敘事形式開始出現在十八世紀，並非偶然，因為「數字時鐘」開始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人開始以「體驗時間流淌」的方式存在著，連帶著，把自身這一件件依照時間序發生的體驗紀錄下來，或在記憶中組織起來，就構成了每個人的「自我」；當我們說自己是誰的時候，我們其實是把我們的「過去」，以及期望中的「未來」，透過敘事的意義鎖鏈組織得來的結果。
換句話說：當我們開始想要「作自己」，嘗試建立「內在意義豐饒」的人生，就會開始看小說；一方面，我們要學習更多、更精采的「敘事技術」，把人生中原本難以言詮的體驗組織起來，或者在事件與事件中發掘出新意義；另一方面，我們在小說中「進入」旁人的生命敘事，一同經歷道德困境與生命糾葛（「人妻」與「小三」？），當我們走出敘事時，往往我們自身的敘事也隨之改寫；更多的時候，我們在小說中尋找「典範敘事」，用某種「角色」來標定自己生命敘事的未來，從而決定「自我」的打造或改造。
台灣人現在這麼愛看小說，是因為社會開始進入「個體化」的大轉型（與十八世紀歐洲一樣），我們迫切需要「敘事」的技藝，幫助我們變成獨特的人。
正也是如此，我的朋友蔣顯斌二○○七年創辦「CNEXT」這個ＮＰＯ—預計十年投資拍攝一百部華人地區紀錄片—便成為過去這十年來台灣最具時代感的文化行動。
紀錄片更是不折不扣的「故事」：它和小說一樣，擁有「開頭」、「中段」、「結束」的時間形式；華人社會中各種人物生命中的大小瑣事，因著紀錄片導演的「意義的眼睛」而被組織起來，我們看紀錄片，便進入時代的心靈世界，當我們走出影院之時，我們清楚的知道：「我」已經改變了，因為我進入了他人的生命敘事，理解了事件與事件間的關聯，而我接下來—「說自己」的敘事也變了。
一整年下來的「建國百年」活動，沒說出什麼撼動人心的敘事，但十月底開始的「CNEXT紀錄片影展」卻有；如果你正茫然著人生何去何從，看紀錄片去吧！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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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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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30
廖玉蕙：多次詢問之必要？
多次詢問之必要？
【2011/09/29 聯合報/廖玉蕙】
最近，閱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作家謝林（Abdel-Moneim Selim）的短篇小說〈遺失的手提箱〉。文中敘寫因為遺失一口手提箱去警局報案的主角，從報案那刻起，開始飽嘗不斷被傳訊、追問細節的困擾，曠日廢時的結果，差點兒因此丟了工作。最後，他決定乾脆放棄尋找手提箱，謊稱東西並無遺失，卻被警局以「妨害公務罪」扣押。情節荒謬卻十分寫實，我不禁聯想起近日到中部一所一級醫院陪病的經驗。
通知兩點報到，直到四點獲准進入病房前，我們都待在無客可會的會客室裏。除了報到櫃台的護士外，分別還另有兩位護士前來婉言詢問狀況，每回我們都得細說從頭。大部分的問題甚至在我們尚未到達醫院前的幾天，就有一位護士在長途電話裡仔細盤問過了。諸如：有沒有藥物過敏？有沒有家族遺傳病史？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各自有無罹患糖尿病、高血壓……自己先前曾開過刀否？同樣的話，講了又講，我感覺每個人問話的語氣都相當誠懇，納悶的是他們到底都把這些答案弄到哪裡去了？
終於，住院醫師來了！醫生開口仍舊是：「你有對什麼藥物過敏嗎？」第二個問題；「你的家族有沒有什麼遺傳病史？」接下來是？你猜對了！「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各自有無罹患糖尿病、高血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股悶氣隱隱滋生著。八點多，又來了一位白袍醫生，手上一支筆、一張紙。正要開口，我攔住他，說：「你要問他對什麼藥過敏，有沒有家族病史，……」那位年輕的醫生嚇了一跳，睜大眼反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能不知道嗎？幾個小時內連問四次，外加長途電話一回，共計五次。你們是怎麼啦？難道都不看紀錄的？」醫生年輕的臉孔瞬間紅成一片，囁嚅著說是醫院的規定，他們也無可奈何。
看了小說，我不禁慶幸當天沒有因之負氣提出放棄治療的請求，否則會不會像被那位被扣押的主角般，被醫院當做罹患妄想症轉送精神科治療？
這些醫護人員顯然並沒養成閱讀習慣，何以同樣的問題需要一問再問？當然不能扣他們「尋病人開心」的帽子，或懷疑他們兼具考察病人及其家屬有無罹患阿茲海默症的使命。但是，可以斷言的是：前來關心、詢問的，不管是護理人員或醫生，都不看已然記載在住院病歷上的訊息。如果他們並不看記錄，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那些被記載下來的資料是拿去做什麼用？住院病患固然是已經排除萬難專心來住院，應有足夠的時間對應紛至沓來的詢問；但醫護人員是否也該試著體貼病人，他們既須住院，通常是缺乏足夠的精力應付重複又重複的問話的。
其實，這樣的情況，也非這家醫院獨然。當年母親自我感覺中風進急診室，我自己手麻症狀，住院接受脊髓穿刺手術，都在不同醫院，卻也同樣接受一而再、再而三的詢問。母親對著不時更換的急診室醫生比手畫腳無數回合，時而舉手，時而摸鼻，時而走直線；我則在病房內跟所有巡房大小醫生做了無數場手勁角力及走直線的考驗。
其實，必要的確認如姓名、症狀是必須的，以防出開錯刀等的大差錯，病患應該可以理解也樂意配合；但像這般圖方便，拿同樣的問題不斷提問、試驗，罔顧病患心情與精力，就無異於騷擾了。這是看小說後的聯想，提供醫界參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2011/09/29 聯合報/廖玉蕙】
最近，閱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作家謝林（Abdel-Moneim Selim）的短篇小說〈遺失的手提箱〉。文中敘寫因為遺失一口手提箱去警局報案的主角，從報案那刻起，開始飽嘗不斷被傳訊、追問細節的困擾，曠日廢時的結果，差點兒因此丟了工作。最後，他決定乾脆放棄尋找手提箱，謊稱東西並無遺失，卻被警局以「妨害公務罪」扣押。情節荒謬卻十分寫實，我不禁聯想起近日到中部一所一級醫院陪病的經驗。
通知兩點報到，直到四點獲准進入病房前，我們都待在無客可會的會客室裏。除了報到櫃台的護士外，分別還另有兩位護士前來婉言詢問狀況，每回我們都得細說從頭。大部分的問題甚至在我們尚未到達醫院前的幾天，就有一位護士在長途電話裡仔細盤問過了。諸如：有沒有藥物過敏？有沒有家族遺傳病史？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各自有無罹患糖尿病、高血壓……自己先前曾開過刀否？同樣的話，講了又講，我感覺每個人問話的語氣都相當誠懇，納悶的是他們到底都把這些答案弄到哪裡去了？
終於，住院醫師來了！醫生開口仍舊是：「你有對什麼藥物過敏嗎？」第二個問題；「你的家族有沒有什麼遺傳病史？」接下來是？你猜對了！「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各自有無罹患糖尿病、高血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股悶氣隱隱滋生著。八點多，又來了一位白袍醫生，手上一支筆、一張紙。正要開口，我攔住他，說：「你要問他對什麼藥過敏，有沒有家族病史，……」那位年輕的醫生嚇了一跳，睜大眼反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能不知道嗎？幾個小時內連問四次，外加長途電話一回，共計五次。你們是怎麼啦？難道都不看紀錄的？」醫生年輕的臉孔瞬間紅成一片，囁嚅著說是醫院的規定，他們也無可奈何。
看了小說，我不禁慶幸當天沒有因之負氣提出放棄治療的請求，否則會不會像被那位被扣押的主角般，被醫院當做罹患妄想症轉送精神科治療？
這些醫護人員顯然並沒養成閱讀習慣，何以同樣的問題需要一問再問？當然不能扣他們「尋病人開心」的帽子，或懷疑他們兼具考察病人及其家屬有無罹患阿茲海默症的使命。但是，可以斷言的是：前來關心、詢問的，不管是護理人員或醫生，都不看已然記載在住院病歷上的訊息。如果他們並不看記錄，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那些被記載下來的資料是拿去做什麼用？住院病患固然是已經排除萬難專心來住院，應有足夠的時間對應紛至沓來的詢問；但醫護人員是否也該試著體貼病人，他們既須住院，通常是缺乏足夠的精力應付重複又重複的問話的。
其實，這樣的情況，也非這家醫院獨然。當年母親自我感覺中風進急診室，我自己手麻症狀，住院接受脊髓穿刺手術，都在不同醫院，卻也同樣接受一而再、再而三的詢問。母親對著不時更換的急診室醫生比手畫腳無數回合，時而舉手，時而摸鼻，時而走直線；我則在病房內跟所有巡房大小醫生做了無數場手勁角力及走直線的考驗。
其實，必要的確認如姓名、症狀是必須的，以防出開錯刀等的大差錯，病患應該可以理解也樂意配合；但像這般圖方便，拿同樣的問題不斷提問、試驗，罔顧病患心情與精力，就無異於騷擾了。這是看小說後的聯想，提供醫界參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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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巷弄城市、魅力再造
巷弄城市、魅力再造
【2011/09/30 聯合報╱李清志】
台北的魅力不在於摩天大樓，紐約或上海的摩天大樓比台北更宏偉壯觀；台北的魅力也不在古蹟老街，羅馬或巴黎處處都比台北還要古意盎然；台北的魅力更不是親水空間或綠地公園，倫敦、西雅圖或舊金山都比台北擁有更多水岸綠地公園。那麼到底什麼才是台北的城市魅力？這座城市與其他城市不同的特色是什麼？
前些日子，在永康街、青田街，以及龍泉街，甚至古亭老街區裡，都可以看見一些年輕學生，充滿著好奇的神情，拿著相機、筆記本，穿梭在巷弄間，他們有的是日本人、有的是北京、上海的學生，也有本地的學生們，原來這些人是參與一場在台北舉辦的「巷弄城市／國際建築工作營」。
這場國際建築工作營，由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南村落，以及實踐大學建築系共同主辦，參與者包括日本建築師山下保博、松岡恭子、田井幹夫等人，以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建築系、台北實踐大學建築系師生，他們異口同聲認為：「巷弄」才是台北城市的魅力所在，試圖藉著建築空間的觀察與思考，挖掘出台北巷弄空間的魅力元素，並發展出現階段巷弄空間問題改善的多種可能性。
不同國家背景的參與者，對於台北的巷弄觀察，有著不同的看法與思考。上海的團隊在巷弄觀察之後，對於台北巷弄裡「不可進入的縫隙空間」特別感興趣，他指的是台北巷弄間的防火巷空間，那的確是台北城市中被我們忽略與遺忘的角落，好像哈利波特電影中的「斜角巷」一般。
日本團隊則認為台北的社區巷弄裡，其實還有許多空間，包括陽台、屋頂、前後院等空間，可以加以綠化，轉化成城市綠色革命的籌碼：英國建築師劉安娜所帶領的團隊，則從古亭區早年充滿螢火蟲的歷史中，得到靈感，推出所謂的「螢火蟲計畫」，在古亭區巷弄黑暗的畸零地空間，製造出明亮可以活動的社區廣場，猶如螢火蟲般，慢慢點亮整個社區巷弄。
台灣建築師連浩延所帶領的團隊，撇棄傳統的規劃設計方式，直接在社區的廢棄空間「作灶」，他們找到都市規劃中，被拆屋準備鋪馬路的空地上，直接徒手建造了十座各具特色的土灶，然後在空地上生火烤起香腸來，吸引人們注意到社區廢棄空間的使用，同時也以「作灶」隱喻著住宅的起源。
所謂的「都市更新」不應該只是拆掉舊房子，蓋高樓豪宅，而是努力去「活化」（Regenerate）城市空間。這樣一次關於台北「巷弄城市」的國際工作營，激發出對於城市更新發展的種種可能性，盼望我們的城市可以因為有更多樣的都更方式，讓城市中的沒落或死寂空間，重新注入活力，為都市創造出更多的人性化空間。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2011/09/30 聯合報╱李清志】
台北的魅力不在於摩天大樓，紐約或上海的摩天大樓比台北更宏偉壯觀；台北的魅力也不在古蹟老街，羅馬或巴黎處處都比台北還要古意盎然；台北的魅力更不是親水空間或綠地公園，倫敦、西雅圖或舊金山都比台北擁有更多水岸綠地公園。那麼到底什麼才是台北的城市魅力？這座城市與其他城市不同的特色是什麼？
前些日子，在永康街、青田街，以及龍泉街，甚至古亭老街區裡，都可以看見一些年輕學生，充滿著好奇的神情，拿著相機、筆記本，穿梭在巷弄間，他們有的是日本人、有的是北京、上海的學生，也有本地的學生們，原來這些人是參與一場在台北舉辦的「巷弄城市／國際建築工作營」。
這場國際建築工作營，由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南村落，以及實踐大學建築系共同主辦，參與者包括日本建築師山下保博、松岡恭子、田井幹夫等人，以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建築系、台北實踐大學建築系師生，他們異口同聲認為：「巷弄」才是台北城市的魅力所在，試圖藉著建築空間的觀察與思考，挖掘出台北巷弄空間的魅力元素，並發展出現階段巷弄空間問題改善的多種可能性。
不同國家背景的參與者，對於台北的巷弄觀察，有著不同的看法與思考。上海的團隊在巷弄觀察之後，對於台北巷弄裡「不可進入的縫隙空間」特別感興趣，他指的是台北巷弄間的防火巷空間，那的確是台北城市中被我們忽略與遺忘的角落，好像哈利波特電影中的「斜角巷」一般。
日本團隊則認為台北的社區巷弄裡，其實還有許多空間，包括陽台、屋頂、前後院等空間，可以加以綠化，轉化成城市綠色革命的籌碼：英國建築師劉安娜所帶領的團隊，則從古亭區早年充滿螢火蟲的歷史中，得到靈感，推出所謂的「螢火蟲計畫」，在古亭區巷弄黑暗的畸零地空間，製造出明亮可以活動的社區廣場，猶如螢火蟲般，慢慢點亮整個社區巷弄。
台灣建築師連浩延所帶領的團隊，撇棄傳統的規劃設計方式，直接在社區的廢棄空間「作灶」，他們找到都市規劃中，被拆屋準備鋪馬路的空地上，直接徒手建造了十座各具特色的土灶，然後在空地上生火烤起香腸來，吸引人們注意到社區廢棄空間的使用，同時也以「作灶」隱喻著住宅的起源。
所謂的「都市更新」不應該只是拆掉舊房子，蓋高樓豪宅，而是努力去「活化」（Regenerate）城市空間。這樣一次關於台北「巷弄城市」的國際工作營，激發出對於城市更新發展的種種可能性，盼望我們的城市可以因為有更多樣的都更方式，讓城市中的沒落或死寂空間，重新注入活力，為都市創造出更多的人性化空間。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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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7
邱坤良：布拉格機場的民國百年
布拉格機場的民國百年
【2011/09/14 聯合報/邱坤良】
暑假到歐洲走了一趟，先飛阿姆斯特丹，再從法蘭克福、柏林一路坐火車到布拉格。在這個美麗城市進出的旅客很多，不論在舊城、查理大橋、城堡區，到處可看到台灣人的身影，有團進團出，也有像我這種散客。從布拉格取道荷蘭回國時，我一反「趕」飛機的老毛病，很早就辦好登機手續，孰料飛阿姆斯特丹的班機延遲八十多分鐘，這不影響我回台北的航班，但在布拉格機場因而有了很多美國時間，足足晃蕩了四個鐘頭。
我坐在Ｃ３閘門候機區，對前方牆面橫排的黑白圖片並未特別留意，突然瞥見圖片中似有「台灣光復」四個中文字，趨前細看，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灣菁英在公會堂慶祝「光復」牌樓前的合影。約四十公分Ｘ九十公分大小的展示板十一幅，每幅兩張圖片，內容有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蔣渭水民眾黨大會、九一八事變日軍在鐵路沿線布防、美國飛虎隊協助中國空軍、金龍少棒凱旋回國，還有廿年前野百合學運。回頭看另一面牆，有同樣規模的圖片展覽，內容有宋美齡勞軍、台灣鳳梨豐收等等。再觀察附近其他閘門，Ｃ４牆上也展示近期彩色圖片，包括民俗慶典與表演藝術。
這項展覽應該是新聞局或哪個駐外單位慶祝建國百年「精彩一○○」活動之一罷，其他機場可能也有類似的展示活動。能在布拉格機場目睹熟悉的老照片，倍感親切。不過，在我逗留布拉格機場的幾個小時，沒看到哪個人對這些圖片瞧上一眼。
這時有兩位來自台灣新竹的旅客向櫃台反映，飛機延誤造成她們在阿姆斯特丹轉機回台北的時間緊迫。這兩人是姑姪關係，趁暑假結伴自助旅行，先後到維也納、布拉格玩了幾天，住的是最便宜的民宿，出門搭大眾交通工具，吃飯也很節省，前後十二天的旅行，機票之外，食宿、交通加上購物，每人還花不到兩萬元。閒聊中我指著牆上的台灣圖片，她們瞧了一眼說：「對ㄏㄡ！我沒注意到耶！」說著說著，並沒有往前看一眼的興趣，也許心裡還在掛記航班罷。
台灣駐外單位能在國際機場舉辦展覽，必然經過折衝與協調的過程，值得讚揚。然而，任何展覽活動，就算沒有專業策展人，主事者對展示內容與形式也應有基本概念，這項國外機場的民國百年圖片展，有值得商榷之處。姑且不論橫跨海峽兩岸的百年圖像，會不會讓外國人時空錯亂，三個展示區皆無標題，缺乏展示脈絡，也沒有主辦單位或足以引人注目的符號，僅單純地在圖片下方以英文／捷克文敘述一段背景複雜的故事，不但不醒目，也難以吸引旅客的興趣。
其實從機場的空間環境來看，幾十張卅公分Ｘ卅五公分的小照片沒主題、說明卻落落長，掛在閘門高牆之中，還不如選一、兩張視覺性強烈的圖像，配合標題或簡單文字說明，在機場主要通道做成大型看板，更能收國際宣傳效果。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2011/09/14 聯合報/邱坤良】
暑假到歐洲走了一趟，先飛阿姆斯特丹，再從法蘭克福、柏林一路坐火車到布拉格。在這個美麗城市進出的旅客很多，不論在舊城、查理大橋、城堡區，到處可看到台灣人的身影，有團進團出，也有像我這種散客。從布拉格取道荷蘭回國時，我一反「趕」飛機的老毛病，很早就辦好登機手續，孰料飛阿姆斯特丹的班機延遲八十多分鐘，這不影響我回台北的航班，但在布拉格機場因而有了很多美國時間，足足晃蕩了四個鐘頭。
我坐在Ｃ３閘門候機區，對前方牆面橫排的黑白圖片並未特別留意，突然瞥見圖片中似有「台灣光復」四個中文字，趨前細看，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灣菁英在公會堂慶祝「光復」牌樓前的合影。約四十公分Ｘ九十公分大小的展示板十一幅，每幅兩張圖片，內容有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蔣渭水民眾黨大會、九一八事變日軍在鐵路沿線布防、美國飛虎隊協助中國空軍、金龍少棒凱旋回國，還有廿年前野百合學運。回頭看另一面牆，有同樣規模的圖片展覽，內容有宋美齡勞軍、台灣鳳梨豐收等等。再觀察附近其他閘門，Ｃ４牆上也展示近期彩色圖片，包括民俗慶典與表演藝術。
這項展覽應該是新聞局或哪個駐外單位慶祝建國百年「精彩一○○」活動之一罷，其他機場可能也有類似的展示活動。能在布拉格機場目睹熟悉的老照片，倍感親切。不過，在我逗留布拉格機場的幾個小時，沒看到哪個人對這些圖片瞧上一眼。
這時有兩位來自台灣新竹的旅客向櫃台反映，飛機延誤造成她們在阿姆斯特丹轉機回台北的時間緊迫。這兩人是姑姪關係，趁暑假結伴自助旅行，先後到維也納、布拉格玩了幾天，住的是最便宜的民宿，出門搭大眾交通工具，吃飯也很節省，前後十二天的旅行，機票之外，食宿、交通加上購物，每人還花不到兩萬元。閒聊中我指著牆上的台灣圖片，她們瞧了一眼說：「對ㄏㄡ！我沒注意到耶！」說著說著，並沒有往前看一眼的興趣，也許心裡還在掛記航班罷。
台灣駐外單位能在國際機場舉辦展覽，必然經過折衝與協調的過程，值得讚揚。然而，任何展覽活動，就算沒有專業策展人，主事者對展示內容與形式也應有基本概念，這項國外機場的民國百年圖片展，有值得商榷之處。姑且不論橫跨海峽兩岸的百年圖像，會不會讓外國人時空錯亂，三個展示區皆無標題，缺乏展示脈絡，也沒有主辦單位或足以引人注目的符號，僅單純地在圖片下方以英文／捷克文敘述一段背景複雜的故事，不但不醒目，也難以吸引旅客的興趣。
其實從機場的空間環境來看，幾十張卅公分Ｘ卅五公分的小照片沒主題、說明卻落落長，掛在閘門高牆之中，還不如選一、兩張視覺性強烈的圖像，配合標題或簡單文字說明，在機場主要通道做成大型看板，更能收國際宣傳效果。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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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故宮的隱喻
故宮的隱喻
【2011/09/15 聯合報/許知遠】
最初聽到這則新聞時，我覺得荒謬而不是憤怒。那是五月初的一個夜晚，一名竊賊盜取了北京故宮幾件正在展出的珠寶手工藝品。倘若你知道故宮內繁多的警報器與監視器、不斷巡邏的安保人員，這不啻是一樁傳奇案件，要怎樣的高手才能這樣輕易得手。
只一天，案件就得以偵破。他不是江洋大盜，只是一個內部的工作人員。嚴密的防盜系統毫無作用，警報監視器多處黑屏，值班人員也沒上報情況。既然失物追回，漏洞又變成了值得慶賀的成就，故宮院方向員警部門贈送了兩面感謝錦旗。
這場平庸的盜竊劇的高潮出現了。錦旗中一面上寫著：撼祖國強盛，衛京都泰安。作為中國最富文化意義的機構，故宮竟寫錯了字。多虧漢字的豐富性，「捍」與「撼」有相同的發音，卻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意思—難道故宮希望員警要推翻政權？它隨即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變成了十足的笑料。而故宮的人員仍出面辯護，強調這兩個字是通用的，它引發了新一輪的嘲諷。看起來，故宮太符合當今中國官僚的普遍特性—他們愚蠢不堪、絕不認錯。
接下來的三個月裏，醜聞一個接一個。故宮西花園中的建福宮被改造為富豪的私人會所，公共的博物館被特權者獨據。然後，一件哥窯青瓷被工作人員失手打破，它是來自宋代的一級文物，自從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從未出現過這樣嚴重的事故。藉由網路，從前的舊帳也被翻了出來。原來五代時期的名作《瀟湘圖卷》曾被空調的滴水打濕，宮廷木製屏風在修復時被水浸泡……
這僅僅是一個機構的管理不善，還是寓意一場更廣泛的危機？在越來越面目全非的北京城，故宮仍是最迷人的景觀。在遊人散去的傍晚，高大的紅牆、黃色的琉璃瓦、空曠的灰磚廣場，還有層疊的歷史記憶，都令人陶醉。它也從不是一家普通的博物館，它是近代歷史轉型的主要見證者。六百年來帝王們的貪婪、不懈收藏，令它還象徵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而在中國，傳統也常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的源頭。國民黨政權逃離中國時，它要搶運故宮的文物，他們在軍事上與政治上丟掉了中國，卻仍要保持文化上的某種壟斷，深宮裏的《清明上河圖》與上海金庫裏的黃金、孫立人的部隊同樣重要。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故宮也是權力的重要裝飾品，在一個崛起的時刻尤其如此，正是共產黨令中國重獲富強，恢復了歷史上的榮耀。尋找回圓明園丟失的寶物，讓故宮再現輝煌，都是最顯著的證明。
但故宮這一連串醜聞，卻是一個富強中國的內在的真實情況。在物質與技術上，它變得如此強大，它斥鉅資來不斷重修老建築、安裝攝影鏡頭、雇用龐大的保衛人員，內在的腐爛系統，這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形式上的勝利，防止不了一起最平庸的盜竊案。它聲稱要保護修復與保護傳統，但它只懂得官僚邏輯與金錢邏輯，沒人在乎文化與傳統的價值，他們的每一項努力，有時還加劇了傳統的斷裂。它甚至顯得如此「無知」與「市儈」，僅僅十個字的錦旗，竟還寫錯一個，熱中於把商業活動引入紅牆之內。而當被質詢時，沒有一個人為此承擔真正的責任。
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故宮是權力的封閉性與資本的貪婪性的結合。它象徵了一個富強中國的深層危機，它是制度上的破產，文化上的、個人責任上的徹底失敗。
（作者為北京作家）
【2011/09/15 聯合報/許知遠】
最初聽到這則新聞時，我覺得荒謬而不是憤怒。那是五月初的一個夜晚，一名竊賊盜取了北京故宮幾件正在展出的珠寶手工藝品。倘若你知道故宮內繁多的警報器與監視器、不斷巡邏的安保人員，這不啻是一樁傳奇案件，要怎樣的高手才能這樣輕易得手。
只一天，案件就得以偵破。他不是江洋大盜，只是一個內部的工作人員。嚴密的防盜系統毫無作用，警報監視器多處黑屏，值班人員也沒上報情況。既然失物追回，漏洞又變成了值得慶賀的成就，故宮院方向員警部門贈送了兩面感謝錦旗。
這場平庸的盜竊劇的高潮出現了。錦旗中一面上寫著：撼祖國強盛，衛京都泰安。作為中國最富文化意義的機構，故宮竟寫錯了字。多虧漢字的豐富性，「捍」與「撼」有相同的發音，卻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意思—難道故宮希望員警要推翻政權？它隨即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變成了十足的笑料。而故宮的人員仍出面辯護，強調這兩個字是通用的，它引發了新一輪的嘲諷。看起來，故宮太符合當今中國官僚的普遍特性—他們愚蠢不堪、絕不認錯。
接下來的三個月裏，醜聞一個接一個。故宮西花園中的建福宮被改造為富豪的私人會所，公共的博物館被特權者獨據。然後，一件哥窯青瓷被工作人員失手打破，它是來自宋代的一級文物，自從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從未出現過這樣嚴重的事故。藉由網路，從前的舊帳也被翻了出來。原來五代時期的名作《瀟湘圖卷》曾被空調的滴水打濕，宮廷木製屏風在修復時被水浸泡……
這僅僅是一個機構的管理不善，還是寓意一場更廣泛的危機？在越來越面目全非的北京城，故宮仍是最迷人的景觀。在遊人散去的傍晚，高大的紅牆、黃色的琉璃瓦、空曠的灰磚廣場，還有層疊的歷史記憶，都令人陶醉。它也從不是一家普通的博物館，它是近代歷史轉型的主要見證者。六百年來帝王們的貪婪、不懈收藏，令它還象徵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而在中國，傳統也常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的源頭。國民黨政權逃離中國時，它要搶運故宮的文物，他們在軍事上與政治上丟掉了中國，卻仍要保持文化上的某種壟斷，深宮裏的《清明上河圖》與上海金庫裏的黃金、孫立人的部隊同樣重要。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故宮也是權力的重要裝飾品，在一個崛起的時刻尤其如此，正是共產黨令中國重獲富強，恢復了歷史上的榮耀。尋找回圓明園丟失的寶物，讓故宮再現輝煌，都是最顯著的證明。
但故宮這一連串醜聞，卻是一個富強中國的內在的真實情況。在物質與技術上，它變得如此強大，它斥鉅資來不斷重修老建築、安裝攝影鏡頭、雇用龐大的保衛人員，內在的腐爛系統，這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形式上的勝利，防止不了一起最平庸的盜竊案。它聲稱要保護修復與保護傳統，但它只懂得官僚邏輯與金錢邏輯，沒人在乎文化與傳統的價值，他們的每一項努力，有時還加劇了傳統的斷裂。它甚至顯得如此「無知」與「市儈」，僅僅十個字的錦旗，竟還寫錯一個，熱中於把商業活動引入紅牆之內。而當被質詢時，沒有一個人為此承擔真正的責任。
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故宮是權力的封閉性與資本的貪婪性的結合。它象徵了一個富強中國的深層危機，它是制度上的破產，文化上的、個人責任上的徹底失敗。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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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一二三：苦瓜和俳句
苦瓜和俳句
【2011/09/16 聯合報/新井一二三】
今年夏天的日本，由於震災以及核電站事故而缺電，為了節約電力大家想出來的種種方法當中，較有想像力的是「綠色窗簾」，即窗外種蔓爬植物來限制酷夏激烈的陽光射進屋子裡。有沒有此類花草窗簾，室內溫度的差別竟大到四、五度，讓大家能少開空調。
從前在日本，每逢夏天很多家庭都種了牽牛花。小學一年級的暑假裡養牽牛花，把每天的成長過程寫畫在觀察日記，到了九月一日開學交給老師，乃許多人共同的兒時回憶。紅色、紫色、天藍色喇叭花盛開的樣子，可說曾代表日本夏天的風景，一提起就令人懷念風鈴的聲音，西瓜的味道，晚上在院子裡玩的煙火。牽牛花也會爬的，於是有著名的俳句道：給牽牛花奪了吊桶，非去鄰家借水井。那是十八世紀的女詩人加賀千代女的作品。
這些年，恐怕是溫室效果所致吧，日本夏天越來越熱，使得園藝愛好者開始養亞熱帶植物來了。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苦瓜，因為容易養而且可以吃。今年夏天，尤其為了製造「綠色窗簾」，日本全國許多家庭都種了苦瓜。我家也不甘寂寞。小學四年級的女兒在學校花壇裡收穫帶回家的苦瓜，當晚餐消費以後，把留下來的種子埋在花盆裡澆水，過幾天果然冒出來幾個芽，再過幾天就伸出葉子來，轉眼之間開始爬上周圍的柵欄了。
日本人是最近十多年才開始吃苦瓜的。最初從沖繩船運過來，吃法也跟沖繩人學了。把苦瓜切成片以後，和肉片、洋蔥、豆腐、雞蛋等一起炒的菜式，用沖繩語叫做「goya campur」。「goya」是苦瓜，「campur」則是馬來語「混合」的意思。至於為何沖繩菜有馬來語名稱，恐怕是早年去南洋回來的移民傳播的。
其實，本州居民開始種苦瓜之前，曾經也有夏天在院子裡種瓜的習慣。那是另一種蔓爬植物：絲瓜。然而，日本人從來沒學會絲瓜的吃法，至今不知道可以當蔬菜吃的。所以，夏末成熟的絲瓜，除了洗澡時用瓤子擦身體以外，也只有從蔓兒滴答下來的液體收集後自製化妝水。當合成海綿普及以後，用絲瓜瓤洗刷身體的人變少了，今天的小姐太太們也不再把絲瓜水塗在臉上。結果，如今的日本幾乎沒人種絲瓜了，完全被苦瓜風壓倒。
日本傳統詩歌俳句，一定得用代表季節的詞語。苦瓜普及以後，亦被承認為季語了。不過，畢竟歷史短，仍有舶來品的印象。相比之下，歷史悠久的季語還是有穩定感。八月舉辦的全國高中俳句錦標賽，有七十六所學校，一百廿四隊參加，一隊由五個同學組成。可見，雖然規模上無法跟高中棒球大會（於甲子園球場）相比，但是認真練俳句的學生也可不少，果然比賽的外號叫做「俳句甲子園」。
今年的大會由於震災後不到半年就舉行，許多作品反映出青少年對這宗災難的感想來了。有個同學寫道：白沙上，西瓜猶如地球星。災區岩手縣的作品則道：夏天的雲朵，倖存意味著活下去。俳句是僅用十七個音節組成的迷你詩歌，常有人拿畫家速寫來比較。俳句似乎也像抓拍鏡頭。夏天的雲朵甚麼也不說，倒令有心人深思。
（作者為日本作家）
【2011/09/16 聯合報/新井一二三】
今年夏天的日本，由於震災以及核電站事故而缺電，為了節約電力大家想出來的種種方法當中，較有想像力的是「綠色窗簾」，即窗外種蔓爬植物來限制酷夏激烈的陽光射進屋子裡。有沒有此類花草窗簾，室內溫度的差別竟大到四、五度，讓大家能少開空調。
從前在日本，每逢夏天很多家庭都種了牽牛花。小學一年級的暑假裡養牽牛花，把每天的成長過程寫畫在觀察日記，到了九月一日開學交給老師，乃許多人共同的兒時回憶。紅色、紫色、天藍色喇叭花盛開的樣子，可說曾代表日本夏天的風景，一提起就令人懷念風鈴的聲音，西瓜的味道，晚上在院子裡玩的煙火。牽牛花也會爬的，於是有著名的俳句道：給牽牛花奪了吊桶，非去鄰家借水井。那是十八世紀的女詩人加賀千代女的作品。
這些年，恐怕是溫室效果所致吧，日本夏天越來越熱，使得園藝愛好者開始養亞熱帶植物來了。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苦瓜，因為容易養而且可以吃。今年夏天，尤其為了製造「綠色窗簾」，日本全國許多家庭都種了苦瓜。我家也不甘寂寞。小學四年級的女兒在學校花壇裡收穫帶回家的苦瓜，當晚餐消費以後，把留下來的種子埋在花盆裡澆水，過幾天果然冒出來幾個芽，再過幾天就伸出葉子來，轉眼之間開始爬上周圍的柵欄了。
日本人是最近十多年才開始吃苦瓜的。最初從沖繩船運過來，吃法也跟沖繩人學了。把苦瓜切成片以後，和肉片、洋蔥、豆腐、雞蛋等一起炒的菜式，用沖繩語叫做「goya campur」。「goya」是苦瓜，「campur」則是馬來語「混合」的意思。至於為何沖繩菜有馬來語名稱，恐怕是早年去南洋回來的移民傳播的。
其實，本州居民開始種苦瓜之前，曾經也有夏天在院子裡種瓜的習慣。那是另一種蔓爬植物：絲瓜。然而，日本人從來沒學會絲瓜的吃法，至今不知道可以當蔬菜吃的。所以，夏末成熟的絲瓜，除了洗澡時用瓤子擦身體以外，也只有從蔓兒滴答下來的液體收集後自製化妝水。當合成海綿普及以後，用絲瓜瓤洗刷身體的人變少了，今天的小姐太太們也不再把絲瓜水塗在臉上。結果，如今的日本幾乎沒人種絲瓜了，完全被苦瓜風壓倒。
日本傳統詩歌俳句，一定得用代表季節的詞語。苦瓜普及以後，亦被承認為季語了。不過，畢竟歷史短，仍有舶來品的印象。相比之下，歷史悠久的季語還是有穩定感。八月舉辦的全國高中俳句錦標賽，有七十六所學校，一百廿四隊參加，一隊由五個同學組成。可見，雖然規模上無法跟高中棒球大會（於甲子園球場）相比，但是認真練俳句的學生也可不少，果然比賽的外號叫做「俳句甲子園」。
今年的大會由於震災後不到半年就舉行，許多作品反映出青少年對這宗災難的感想來了。有個同學寫道：白沙上，西瓜猶如地球星。災區岩手縣的作品則道：夏天的雲朵，倖存意味著活下去。俳句是僅用十七個音節組成的迷你詩歌，常有人拿畫家速寫來比較。俳句似乎也像抓拍鏡頭。夏天的雲朵甚麼也不說，倒令有心人深思。
（作者為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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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4
雷驤:旅路上的閱讀
旅路上的閱讀
【2011/09/04 聯合報/雷驤】
有這樣一句話：一次也就是一次也沒有。當我是孩子的時候經常很明白這個意思。
這是德國導演文‧溫德斯在他的照相集子《一次》裡，末一頁寫落的話。此話予我，卻要到黃昏的這一刻才明白。它點出了生命中似有若無的經歷。
去年夏天我抓起書架上這冊《一次》去甘肅，以為在旅途中隨手翻閱，打發無聊的。
結果大受感動，只要偶一碰觸這本書，翻讀一、兩頁，頭殼立刻清明起來。好像溫德斯的「旅程」始終帶我同行，絮絮向我說著知心話，直接而清明，有時卻可有可無的必要。
《一次》書頁的形式是：一張占據不到半頁的旅次照片，一個主題常有數張（多半黑白，偶或彩色，包括小部分拍立得），餘下空白，隔壁頁也空白，溫德斯便在此寫下短短幾行。
文‧溫德斯說：「拍攝可以是一張臉孔、一片風景，或是一個聲音……」為什麼會是「聲音」？我思索這句話的時候，一股滷味傳來，接著我斜睇到機場餐店陳列盤裡黃澄澄的油豆腐和一排滷蛋，於是我想：拍攝的動機也可以是一股「氣味」吧。凡是聲音／氣味所引發寄託的圖像，日後重閱時，也將「還原」回去。
這趟旅行手邊沒帶相機，遂把這一段段隨想的文字，寫在書頁其餘的空白處，漸漸的頁次填滿。
●
這就來到甘肅這個「回教國家」，許多僻遠的村子都有華麗的清真寺，儘管四周的房子還那麼破舊。清真寺大約是居民們現世的榮耀與來世的託寄吧。
那建築樣式有些很典型──一個圓頂幾支高塔、塔尖上斜掛著一個月牙兒；但也有漢族寺廟似的，也有像道觀形式的。只是不曉得什麼緣故，有的一座寺與一座寺的距離如此相近，我不知道晨禱和晚禱的歌聲響起的時候，彼此將多麼干擾。
記得某年在印尼大島上的一次旅行（為拍攝文學家郁達夫的紀錄片），黃昏，我們一行人前前後後走在村道上，歌聲響起，從擴音器傳開，披著頭巾的女子紛紛從家屋走出往教堂趕去。好像有一對孿生姊妹始終走在我們前頭，姑娘回首好奇的看這幾個異教徒。接著我們透過寺外的窗櫺，從圖案的隙縫間看那一堂人起起跪跪的參拜了。
這次到甘肅寧夏自治州，事先得知，期間乃回教的齋戒月，出發前大夥兒心裡就忐忑，據他們規矩：日落（約二十時）和日出（約四時）之間，是不能吃任何東西的。於是我們一路準備著各式各樣的餅乾什麼的乾糧，打算偷偷吃，以維持白天工作的體力。
那天初抵寧夏市的黃昏，將暗未暗的車窗外，瞧見廣場邊的攤子上，無處不供應一隻隻油亮的燒雞──恭謹的趴著，以及其他種種熟食的時候，我們才匪夷所思的鬆了口氣。
●
在《一次》書頁裡溫德斯拍到不少電影界頂尖的人物：馬丁‧史柯西斯和伊莎貝拉‧羅塞里尼，尼可以及黑澤明等人。想不到黑澤明是滿高的，你看！這一張包括六個人的合照裡，他幾乎比所有的西方人還高！
我面對58與59兩頁照片不停端詳。敘事者把時間連綴成故事了，但圖像的正確「嵌入」時間，就依閱看者的想像了。像這左右的二幅──我猜來猜去，景是一致的，有些人物也一樣，不過前後移位與調換罷了。到底哪張發生在前？哪張在後？
有人物的照片比較有意思：一個人（特別是知名之士）帶來豐饒的背景，閱看者腦子裡的故事以此擴大不已。但，一片風景，我不得不說：面對它，的確我所知有限。
78頁的一幅，溫德斯寫道：「我從加州開車到德州。那時是冬天，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相信：下雪了。」
照片上積雪的大路筆直向前，直到消失的盡頭，中景部分兀立著兩株矮棕櫚顯明的熱帶象徵。
還好，我們看它的時候，總覺得那是疾馳中凝凍住的。作為一個故事開頭，這景還不錯，而況，這相機後邊總有一個人！
●
在東鄉。耳邊響起兩個回族孩子的對話，聽起來是一種外國語。我用普通話問他們。孩子臉上出現困惑的沉默，再問，便走開了。那移動的小臉上帶著難以覺察的微笑和不容易洗淨的塵土。
我到本地來為兩天的「夏令營」教書。教室粉刷一新，課桌是梯形平面，桌上都蓋有一個藍布做的套子，邊緣可以用穿的帶子收緊，看起來像一張張覆著包巾的揚琴架子。我揭開布罩，底下的木桌面滿是塵土、傷痕與剝漆。看來藍布罩子不用來保護桌子，而是用來掩飾它們。
這個措施很奇怪，只要木工刨去一層不就一新了嗎？有人說，這兒自產的藍布特別便宜，所以課桌都做了套。對此解釋我不以為然，更有越描越黑之嫌。
在中國，當然廁所的潔淨，永遠擺在一切的建設與改善之後。
夏令營裡有一個活潑潑、看起來便與眾不同的十歲男孩，到處吃得開。據告是來自杭州，這回選拔來此參訪的「小記者」。我第一回注意到他，是自顧自把大紅旗拔起來耍飄。第二次看到是躲在司令台後邊悄悄打開電腦玩遊戲，後邊圍著一群驚奇不已的回族孩子們。
●
87頁上、下兩張照相構成──同一個持竹棒趕鴨的峇里島男孩，一自正面、一自側面拍下。溫德斯寫道：「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這裡還是天堂。現在簡直成了地獄。」
我也前後多次去過那個島，留下一些峇里的相片，但從未想過連續性的解釋它們。後來此地轉變為「全民皆商」，隨處都有人糾纏、聒噪的銷售手藝品，對遊人而言，確乎猶如「地獄」了。
才學會稱謂的小孫女二歲時，指著一張我穿綠上衣的背影叫道：爺爺！這前景的湖邊，女兒光夏正採集細微的波浪聲。她把長髮斜披下來遮住了麥克風，達成錄音的遮風罩效果。
●
「那次徒步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人，」溫德斯在澳洲沙漠中心巨大的「大獨岩」，一整天繞著：「倒是有一條狗陪著我，牠清晨就跑在我前面，一起從汽車旅館裡出來了。」這隻大狗就成為《一次》這本書的封面。
有一回和家人去非洲的「好望角」。在地理／歷史課本上是個生動的故事，實際卻是一個荒礫的地塊，尖端插入海洋。我的朋友吳子南開一台白色賓士車送我們前去。自開普敦出發以來他就有點矛盾：一會兒說，這段懸崖道路曾使他懼高症發作；一會兒又說，既然你們遠道而來，我非送到不可。
我們在「好望角」這處不毛之地，看見惡地形上苦難掙扎生長的各種植物，形色猶如歷經火災以後的廢墟，俱有一種悲情之美。一隻背殼大得像桌面的陸龜，沿公路邊上爬著，光夏跟著牠跑。
●
生命的終景，漸次顯現。（80頁我看到溫德斯拍的十字架與積雪的墓園），我可以推溯到一個生命形成的初始，那懵懂無助之感。
（第二天，溫德斯裝上了一卷彩色膠卷。拍下同一個墓園之景。）
為什麼彩色照片總讓我分心？而不像黑白照那樣，令人墜入沉思。不管誰拍的，我都極願意同他（她）合而為一！
再翻讀下去，出現了拍立得彩照。「拍攝《愛麗絲夢遊記》的時候，我們得到一台嶄新的SX-70相機，」溫德斯寫道：「拍照變得全然不同，充滿好奇和興奮。」於是從169頁到171頁裡出現那種正方形的、色調明顯偏差的彩照，有文‧溫德斯彎身下來面對的大頭照，也有小女孩手拿上述那張照片的照片。
記起同Amy一道在北京旅行的時候，琉璃廠附近，看到兩個剛下學等家人來接的女娃兒。Amy用拍立得拍下她倆的相片，並當場送給她們。對她們而言簡直興奮極了。那是二十年以前。可惜影像只有那「唯一」，女娃兒們穿黃雨衣的映象，只留在我們的記憶裡。
這趟在甘肅東鄉「希望小學」的拜訪中，台灣來的紀錄團隊給我們拍了合照，用的是數位相機，立即在教室一角以4×6彩色相紙列印出了三張──照片裡有三個人：Stanly（我的助教）、小英（紀錄團隊的人）和我。
人的記憶力的輔具越來越多，而「記憶」本身好像越來越無能了呢。
●
溫德斯的照片從231頁到239頁，出現一家汽車電影院自興盛到衰亡的前後。他特別記下散戲後的一次夜行：「我捎上了兩個喝得爛醉的尋礦人，去找他們在『二十英里』礦區的度假拖車。碎石路上我們的車胎癟了，他們兩個那麼爛醉，卻能迅速地修好。」
我也有類似的一次旅行，在台東與花蓮交界處投宿，凌晨我們便起身上路。在分辨不出哪是路面哪是海灘的道上，我們駕駛的小廂型車爆胎了。
漆黑的郊野，我們從後行李箱找到一隻備胎，我用小手電筒投出昏黃的微光，協助朋友換胎。這時，海岸常有的細雨下起來，耳聽到海浪的拍擊，卻不知哪是礁石或沙灘，以及海岸的形狀。
所幸那備胎是好的──充氣堅硬，但朋友說它的鎖孔與車子對不上。他找出一把鋼片小刀，將那六角形的孔洞割大了些，一面告訴我：這刀削什麼都行！果然他順利合上備胎，鑽緊螺帽，我們重新上路。
這個矮矮的鐵漢型本地人物，將成為一家小型航機公司地區的代理人。我們的勘察旅行也即為此。
●
在東鄉的最後一天，有人跑來通知：村裡有一位老人昨天夜裡死了。要夏令營的擴音器關掉。不久，我在校門口看到一長列的送葬隊伍，回族老大爺們喜歡留鬚，頭頂戴白帽，身穿中山裝式的半長袍服，雙手叉在背後。沒有棺槨、沒有吹打喪樂，死者用擔架抬得高高，覆裹一層布帛，略見人形。據說罩毯下面的遺體如木乃伊般包著布條。
回族的葬禮沉默而莊嚴，看來全村的人都跟著走在後邊了。
●
我實在不適合獨自旅行，現在自甘肅返至上海。
早上在酒店附近一家日式拉麵店吃東西。我發覺自己一面吃著，卻時時抬眼看著周邊環境，保持警覺，像隻無所歸屬的流浪犬，總不得自在。中午登上「大自鳴鐘」的塔樓（原是租借時代英國跑馬總會會址），一家高級西餐廳，點了前菜、湯和啤酒，彷彿要悠然的享用起來──其實心裡知道：清冷的餐室裡，此刻全部袖手站立的待者們，都正留意我用餐的態度。還是不得自在！
住進愚圓路一號的「瑞士大酒店」。鄰旁有一家Coffee‧Books正開在常德路「張愛玲故居」的樓下，它也正以此為招徠，書架上滿是現在熱門出版的關於張愛玲的圖書。
望著窗子外那個擺了七、八張桌子的庭園，遮陽棚忽然飄鼓起來，接著嘩啦嘩啦下起驟雨，雖然天空仍是藍白兩色。
「請問，對街那一排法國梧桐的行道樹，什麼時候砍掉的呢？」我問侍者。回說：「今年年初吧，博覽會的關係，拓寬馬路呀，」然後補上一句：「可惜了。」就轉身去忙他的了。
我想起十五年前，外景隊在「常德公寓」張愛玲住過的樓層裡拍她與姑姑倆的情境演示；以及我們的一個落腮鬍的助手跑到對街，爬上梧桐樹去，拋下枯葉以配合拍攝意象的事──描述去美後的張愛玲印象。在紐約訪問郭松棻，有一回看到張愛玲過街，他說：就像灣區吹來的一陣風，把她單薄的身形吹捲過街去……
住的酒店另一條馬路上，有一掛牌曰「上海交通樞紐」的、不知為何的大機關，從地理位置猜想，大約就是當年的「電車總廠」。張愛玲從住的地方樓上，到晚可見「收班時，一部部電車回家」，這情境寫進過她的散文裡。為此，外景隊也在某一極其悶熱的夜晚，跑進電車廠，內外模擬了那種情境。當我揮汗忙碌的時候，忽然一隻手伸過來為我搖扇取風，真正難忘的事境……
●
二十幾年前，我去美西的鄉下地方（樂居埠），因為歷史上有華工在此開墾務農，我便去了那兒──現在竟是一個幾如鬼鎮的街道。午餐踏進一家賣餐的酒店，端上來的牛排大得出奇，對東方人而言，那一份足夠全家的分量。出來站在高起的木廊上，乾風吹颳空街的碎紙與枯枝捲動，好像盡頭隨時會出現一個戴牛仔帽掛槍的人。
溫德斯說：「如果我必須用一幅照片來定義德州的話，我得說：一個戴牛仔帽的老人。老牛仔是最悲傷和最令人動容的裝扮。」這時我正看著206和207頁的照相，抬頭，前面正走過一個戴牛仔帽的、極高的西方男人，骨骼勻稱，長腿、小頭，而且還年輕。行走的身形使我想到與一艘大郵輪十分相似，由於艙房之高大，在我眼前造成一種「滑過」的印象。
然而此地是上海虹橋機場的候機室，再過四十五分鐘我的班機即將直飛台北松山。
【2011/09/04 聯合報/雷驤】
有這樣一句話：一次也就是一次也沒有。當我是孩子的時候經常很明白這個意思。
這是德國導演文‧溫德斯在他的照相集子《一次》裡，末一頁寫落的話。此話予我，卻要到黃昏的這一刻才明白。它點出了生命中似有若無的經歷。
去年夏天我抓起書架上這冊《一次》去甘肅，以為在旅途中隨手翻閱，打發無聊的。
結果大受感動，只要偶一碰觸這本書，翻讀一、兩頁，頭殼立刻清明起來。好像溫德斯的「旅程」始終帶我同行，絮絮向我說著知心話，直接而清明，有時卻可有可無的必要。
《一次》書頁的形式是：一張占據不到半頁的旅次照片，一個主題常有數張（多半黑白，偶或彩色，包括小部分拍立得），餘下空白，隔壁頁也空白，溫德斯便在此寫下短短幾行。
文‧溫德斯說：「拍攝可以是一張臉孔、一片風景，或是一個聲音……」為什麼會是「聲音」？我思索這句話的時候，一股滷味傳來，接著我斜睇到機場餐店陳列盤裡黃澄澄的油豆腐和一排滷蛋，於是我想：拍攝的動機也可以是一股「氣味」吧。凡是聲音／氣味所引發寄託的圖像，日後重閱時，也將「還原」回去。
這趟旅行手邊沒帶相機，遂把這一段段隨想的文字，寫在書頁其餘的空白處，漸漸的頁次填滿。
●
這就來到甘肅這個「回教國家」，許多僻遠的村子都有華麗的清真寺，儘管四周的房子還那麼破舊。清真寺大約是居民們現世的榮耀與來世的託寄吧。
那建築樣式有些很典型──一個圓頂幾支高塔、塔尖上斜掛著一個月牙兒；但也有漢族寺廟似的，也有像道觀形式的。只是不曉得什麼緣故，有的一座寺與一座寺的距離如此相近，我不知道晨禱和晚禱的歌聲響起的時候，彼此將多麼干擾。
記得某年在印尼大島上的一次旅行（為拍攝文學家郁達夫的紀錄片），黃昏，我們一行人前前後後走在村道上，歌聲響起，從擴音器傳開，披著頭巾的女子紛紛從家屋走出往教堂趕去。好像有一對孿生姊妹始終走在我們前頭，姑娘回首好奇的看這幾個異教徒。接著我們透過寺外的窗櫺，從圖案的隙縫間看那一堂人起起跪跪的參拜了。
這次到甘肅寧夏自治州，事先得知，期間乃回教的齋戒月，出發前大夥兒心裡就忐忑，據他們規矩：日落（約二十時）和日出（約四時）之間，是不能吃任何東西的。於是我們一路準備著各式各樣的餅乾什麼的乾糧，打算偷偷吃，以維持白天工作的體力。
那天初抵寧夏市的黃昏，將暗未暗的車窗外，瞧見廣場邊的攤子上，無處不供應一隻隻油亮的燒雞──恭謹的趴著，以及其他種種熟食的時候，我們才匪夷所思的鬆了口氣。
●
在《一次》書頁裡溫德斯拍到不少電影界頂尖的人物：馬丁‧史柯西斯和伊莎貝拉‧羅塞里尼，尼可以及黑澤明等人。想不到黑澤明是滿高的，你看！這一張包括六個人的合照裡，他幾乎比所有的西方人還高！
我面對58與59兩頁照片不停端詳。敘事者把時間連綴成故事了，但圖像的正確「嵌入」時間，就依閱看者的想像了。像這左右的二幅──我猜來猜去，景是一致的，有些人物也一樣，不過前後移位與調換罷了。到底哪張發生在前？哪張在後？
有人物的照片比較有意思：一個人（特別是知名之士）帶來豐饒的背景，閱看者腦子裡的故事以此擴大不已。但，一片風景，我不得不說：面對它，的確我所知有限。
78頁的一幅，溫德斯寫道：「我從加州開車到德州。那時是冬天，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相信：下雪了。」
照片上積雪的大路筆直向前，直到消失的盡頭，中景部分兀立著兩株矮棕櫚顯明的熱帶象徵。
還好，我們看它的時候，總覺得那是疾馳中凝凍住的。作為一個故事開頭，這景還不錯，而況，這相機後邊總有一個人！
●
在東鄉。耳邊響起兩個回族孩子的對話，聽起來是一種外國語。我用普通話問他們。孩子臉上出現困惑的沉默，再問，便走開了。那移動的小臉上帶著難以覺察的微笑和不容易洗淨的塵土。
我到本地來為兩天的「夏令營」教書。教室粉刷一新，課桌是梯形平面，桌上都蓋有一個藍布做的套子，邊緣可以用穿的帶子收緊，看起來像一張張覆著包巾的揚琴架子。我揭開布罩，底下的木桌面滿是塵土、傷痕與剝漆。看來藍布罩子不用來保護桌子，而是用來掩飾它們。
這個措施很奇怪，只要木工刨去一層不就一新了嗎？有人說，這兒自產的藍布特別便宜，所以課桌都做了套。對此解釋我不以為然，更有越描越黑之嫌。
在中國，當然廁所的潔淨，永遠擺在一切的建設與改善之後。
夏令營裡有一個活潑潑、看起來便與眾不同的十歲男孩，到處吃得開。據告是來自杭州，這回選拔來此參訪的「小記者」。我第一回注意到他，是自顧自把大紅旗拔起來耍飄。第二次看到是躲在司令台後邊悄悄打開電腦玩遊戲，後邊圍著一群驚奇不已的回族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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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頁上、下兩張照相構成──同一個持竹棒趕鴨的峇里島男孩，一自正面、一自側面拍下。溫德斯寫道：「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這裡還是天堂。現在簡直成了地獄。」
我也前後多次去過那個島，留下一些峇里的相片，但從未想過連續性的解釋它們。後來此地轉變為「全民皆商」，隨處都有人糾纏、聒噪的銷售手藝品，對遊人而言，確乎猶如「地獄」了。
才學會稱謂的小孫女二歲時，指著一張我穿綠上衣的背影叫道：爺爺！這前景的湖邊，女兒光夏正採集細微的波浪聲。她把長髮斜披下來遮住了麥克風，達成錄音的遮風罩效果。
●
「那次徒步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人，」溫德斯在澳洲沙漠中心巨大的「大獨岩」，一整天繞著：「倒是有一條狗陪著我，牠清晨就跑在我前面，一起從汽車旅館裡出來了。」這隻大狗就成為《一次》這本書的封面。
有一回和家人去非洲的「好望角」。在地理／歷史課本上是個生動的故事，實際卻是一個荒礫的地塊，尖端插入海洋。我的朋友吳子南開一台白色賓士車送我們前去。自開普敦出發以來他就有點矛盾：一會兒說，這段懸崖道路曾使他懼高症發作；一會兒又說，既然你們遠道而來，我非送到不可。
我們在「好望角」這處不毛之地，看見惡地形上苦難掙扎生長的各種植物，形色猶如歷經火災以後的廢墟，俱有一種悲情之美。一隻背殼大得像桌面的陸龜，沿公路邊上爬著，光夏跟著牠跑。
●
生命的終景，漸次顯現。（80頁我看到溫德斯拍的十字架與積雪的墓園），我可以推溯到一個生命形成的初始，那懵懂無助之感。
（第二天，溫德斯裝上了一卷彩色膠卷。拍下同一個墓園之景。）
為什麼彩色照片總讓我分心？而不像黑白照那樣，令人墜入沉思。不管誰拍的，我都極願意同他（她）合而為一！
再翻讀下去，出現了拍立得彩照。「拍攝《愛麗絲夢遊記》的時候，我們得到一台嶄新的SX-70相機，」溫德斯寫道：「拍照變得全然不同，充滿好奇和興奮。」於是從169頁到171頁裡出現那種正方形的、色調明顯偏差的彩照，有文‧溫德斯彎身下來面對的大頭照，也有小女孩手拿上述那張照片的照片。
記起同Amy一道在北京旅行的時候，琉璃廠附近，看到兩個剛下學等家人來接的女娃兒。Amy用拍立得拍下她倆的相片，並當場送給她們。對她們而言簡直興奮極了。那是二十年以前。可惜影像只有那「唯一」，女娃兒們穿黃雨衣的映象，只留在我們的記憶裡。
這趟在甘肅東鄉「希望小學」的拜訪中，台灣來的紀錄團隊給我們拍了合照，用的是數位相機，立即在教室一角以4×6彩色相紙列印出了三張──照片裡有三個人：Stanly（我的助教）、小英（紀錄團隊的人）和我。
人的記憶力的輔具越來越多，而「記憶」本身好像越來越無能了呢。
●
溫德斯的照片從231頁到239頁，出現一家汽車電影院自興盛到衰亡的前後。他特別記下散戲後的一次夜行：「我捎上了兩個喝得爛醉的尋礦人，去找他們在『二十英里』礦區的度假拖車。碎石路上我們的車胎癟了，他們兩個那麼爛醉，卻能迅速地修好。」
我也有類似的一次旅行，在台東與花蓮交界處投宿，凌晨我們便起身上路。在分辨不出哪是路面哪是海灘的道上，我們駕駛的小廂型車爆胎了。
漆黑的郊野，我們從後行李箱找到一隻備胎，我用小手電筒投出昏黃的微光，協助朋友換胎。這時，海岸常有的細雨下起來，耳聽到海浪的拍擊，卻不知哪是礁石或沙灘，以及海岸的形狀。
所幸那備胎是好的──充氣堅硬，但朋友說它的鎖孔與車子對不上。他找出一把鋼片小刀，將那六角形的孔洞割大了些，一面告訴我：這刀削什麼都行！果然他順利合上備胎，鑽緊螺帽，我們重新上路。
這個矮矮的鐵漢型本地人物，將成為一家小型航機公司地區的代理人。我們的勘察旅行也即為此。
●
在東鄉的最後一天，有人跑來通知：村裡有一位老人昨天夜裡死了。要夏令營的擴音器關掉。不久，我在校門口看到一長列的送葬隊伍，回族老大爺們喜歡留鬚，頭頂戴白帽，身穿中山裝式的半長袍服，雙手叉在背後。沒有棺槨、沒有吹打喪樂，死者用擔架抬得高高，覆裹一層布帛，略見人形。據說罩毯下面的遺體如木乃伊般包著布條。
回族的葬禮沉默而莊嚴，看來全村的人都跟著走在後邊了。
●
我實在不適合獨自旅行，現在自甘肅返至上海。
早上在酒店附近一家日式拉麵店吃東西。我發覺自己一面吃著，卻時時抬眼看著周邊環境，保持警覺，像隻無所歸屬的流浪犬，總不得自在。中午登上「大自鳴鐘」的塔樓（原是租借時代英國跑馬總會會址），一家高級西餐廳，點了前菜、湯和啤酒，彷彿要悠然的享用起來──其實心裡知道：清冷的餐室裡，此刻全部袖手站立的待者們，都正留意我用餐的態度。還是不得自在！
住進愚圓路一號的「瑞士大酒店」。鄰旁有一家Coffee‧Books正開在常德路「張愛玲故居」的樓下，它也正以此為招徠，書架上滿是現在熱門出版的關於張愛玲的圖書。
望著窗子外那個擺了七、八張桌子的庭園，遮陽棚忽然飄鼓起來，接著嘩啦嘩啦下起驟雨，雖然天空仍是藍白兩色。
「請問，對街那一排法國梧桐的行道樹，什麼時候砍掉的呢？」我問侍者。回說：「今年年初吧，博覽會的關係，拓寬馬路呀，」然後補上一句：「可惜了。」就轉身去忙他的了。
我想起十五年前，外景隊在「常德公寓」張愛玲住過的樓層裡拍她與姑姑倆的情境演示；以及我們的一個落腮鬍的助手跑到對街，爬上梧桐樹去，拋下枯葉以配合拍攝意象的事──描述去美後的張愛玲印象。在紐約訪問郭松棻，有一回看到張愛玲過街，他說：就像灣區吹來的一陣風，把她單薄的身形吹捲過街去……
住的酒店另一條馬路上，有一掛牌曰「上海交通樞紐」的、不知為何的大機關，從地理位置猜想，大約就是當年的「電車總廠」。張愛玲從住的地方樓上，到晚可見「收班時，一部部電車回家」，這情境寫進過她的散文裡。為此，外景隊也在某一極其悶熱的夜晚，跑進電車廠，內外模擬了那種情境。當我揮汗忙碌的時候，忽然一隻手伸過來為我搖扇取風，真正難忘的事境……
●
二十幾年前，我去美西的鄉下地方（樂居埠），因為歷史上有華工在此開墾務農，我便去了那兒──現在竟是一個幾如鬼鎮的街道。午餐踏進一家賣餐的酒店，端上來的牛排大得出奇，對東方人而言，那一份足夠全家的分量。出來站在高起的木廊上，乾風吹颳空街的碎紙與枯枝捲動，好像盡頭隨時會出現一個戴牛仔帽掛槍的人。
溫德斯說：「如果我必須用一幅照片來定義德州的話，我得說：一個戴牛仔帽的老人。老牛仔是最悲傷和最令人動容的裝扮。」這時我正看著206和207頁的照相，抬頭，前面正走過一個戴牛仔帽的、極高的西方男人，骨骼勻稱，長腿、小頭，而且還年輕。行走的身形使我想到與一艘大郵輪十分相似，由於艙房之高大，在我眼前造成一種「滑過」的印象。
然而此地是上海虹橋機場的候機室，再過四十五分鐘我的班機即將直飛台北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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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31
廖玉蕙：在充滿偏見的教育下
在充滿偏見的教育下
【2011/08/31 聯合報/廖玉蕙】
我們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形塑出集體的偏見，譬如：「學生的要務就是讀書，不要貪玩。」而所謂的「貪玩」可能是在球場上騁馳、或著迷於下棋、組織樂團、看連環漫畫……凡是跟文字書本無關的活動，都被歸類為不正經的活動；這叫「貴書本、輕人生」的偏見。
哈雷彗星出現的那年，朋友Ｌ的兒子去學校請假要到南部去看彗星，學校老師說：「都要聯考了，還請假去看什麼彗星！要請假，讓家長來。」Ｌ到學校去，跟老師說：「彗星七十六年才來一次，聯考年年都舉行。今年考不好，還有明年。」老師被氣得吹鬍子瞪眼睛。
我兒子上國中時，段考前一天黃昏，在學校操場打籃球，竟被導師扭送教員休息室罰站，回家委屈哭訴，不知錯在哪裡。老師隨即電話告狀：「要段考了，居然還在操場打球！你知道這時候還在打球的都是怎樣的孩子嗎？」當我向他致歉並表示其錯在我，是我要他以平常心對待的，老師當下負氣地回說：「既然如此，那以後我就不再管你兒子囉！」在考試的壓力下，書本成為學生的緊箍咒，家長擔心一旦緊箍咒鬆了，孩子就會像孫悟空一樣，翻出學測的藩籬外。考試到了，百事盡皆可廢。
其次，我常在有關閱讀的演講中被問到：「我的孩子只喜歡看繪本和漫畫，不喜歡看文字，怎麼辦？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她的閱讀由圖像『進化』到文字？」他用「進化」二字，充分顯示心目中對圖像價值的鄙視！然而，屬於圖像的年代也許真的來臨了，大人們可能得先解放腦裡「文字優於圖像」的成見，讓二者的價值並列齊驅。
我曾建議聽眾，何妨讓孩子由喜歡的繪本和漫畫入手，由少至多逐漸進入文字的世界。一位聽眾幾近絕望地坦言：「我兒子看漫畫書從來不必借助旁邊的文字！」我大為嘆服，提醒他，那樣的兒子顯然對圖像的領略別具天分，將來也許會成為重要的圖像工作者亦未可知！其實，他最該憂心的是色情、暴力的劣質漫畫充斥才是，若是優質漫畫會有什麼問題！何況深層的圖像解讀能力也並非人人可得，跟文字解讀能力同樣是可貴的資產。漫畫不可怕，如今正在中正紀念堂展出的手塚治蟲，創造四五○部、十五萬頁充滿人道精神的漫畫，誰敢小看他的成就！而活在當下，誰又能漠視國際書展中，動漫館裡大排長龍的空前盛況。
語文教育也常走偏鋒—重視讀和寫、忽略聽和說，很少給孩子發言討論的機會，一逕要求他們閱讀之後必須勤寫學習單。學生厭煩之餘，索性連書都不肯讀了。我曾看到文學獎比賽奪魁的學生代表得獎者致詞，站在台上支支吾吾，滿嘴「然後」、「對」……語焉不詳的狀況和文字所虛構的精采絕倫成了荒謬的對照，簡直讓人無法置信。
總之，最重要的生活體驗被記誦之學取代，世界將窄得只剩書本和電腦；對動漫、影像的輕蔑，在圖像當道的時代，將淪為落後人種；而進入社會後，遠比讀、寫更重要的聽和說又缺乏訓練，只能在虛構的網路或沉默的文字世界裡流連，勢將成為名副其實的宅男、宅女，人際溝通勢必成為大問題！總而言之，以目前的情況看來，幾乎只要學測不考的，都不在家長及學生的關心之列，當然也包括生活教育、品德涵養。
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生活更容易，可是如今扭曲變形得厲害；將來等到所有求學時的考試都圓滿結束後，工作、交友甚至最簡單的親人溝通……等進入社會後的種種考驗要期待及格，恐怕就難上加難了。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2011/08/31 聯合報/廖玉蕙】
我們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形塑出集體的偏見，譬如：「學生的要務就是讀書，不要貪玩。」而所謂的「貪玩」可能是在球場上騁馳、或著迷於下棋、組織樂團、看連環漫畫……凡是跟文字書本無關的活動，都被歸類為不正經的活動；這叫「貴書本、輕人生」的偏見。
哈雷彗星出現的那年，朋友Ｌ的兒子去學校請假要到南部去看彗星，學校老師說：「都要聯考了，還請假去看什麼彗星！要請假，讓家長來。」Ｌ到學校去，跟老師說：「彗星七十六年才來一次，聯考年年都舉行。今年考不好，還有明年。」老師被氣得吹鬍子瞪眼睛。
我兒子上國中時，段考前一天黃昏，在學校操場打籃球，竟被導師扭送教員休息室罰站，回家委屈哭訴，不知錯在哪裡。老師隨即電話告狀：「要段考了，居然還在操場打球！你知道這時候還在打球的都是怎樣的孩子嗎？」當我向他致歉並表示其錯在我，是我要他以平常心對待的，老師當下負氣地回說：「既然如此，那以後我就不再管你兒子囉！」在考試的壓力下，書本成為學生的緊箍咒，家長擔心一旦緊箍咒鬆了，孩子就會像孫悟空一樣，翻出學測的藩籬外。考試到了，百事盡皆可廢。
其次，我常在有關閱讀的演講中被問到：「我的孩子只喜歡看繪本和漫畫，不喜歡看文字，怎麼辦？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她的閱讀由圖像『進化』到文字？」他用「進化」二字，充分顯示心目中對圖像價值的鄙視！然而，屬於圖像的年代也許真的來臨了，大人們可能得先解放腦裡「文字優於圖像」的成見，讓二者的價值並列齊驅。
我曾建議聽眾，何妨讓孩子由喜歡的繪本和漫畫入手，由少至多逐漸進入文字的世界。一位聽眾幾近絕望地坦言：「我兒子看漫畫書從來不必借助旁邊的文字！」我大為嘆服，提醒他，那樣的兒子顯然對圖像的領略別具天分，將來也許會成為重要的圖像工作者亦未可知！其實，他最該憂心的是色情、暴力的劣質漫畫充斥才是，若是優質漫畫會有什麼問題！何況深層的圖像解讀能力也並非人人可得，跟文字解讀能力同樣是可貴的資產。漫畫不可怕，如今正在中正紀念堂展出的手塚治蟲，創造四五○部、十五萬頁充滿人道精神的漫畫，誰敢小看他的成就！而活在當下，誰又能漠視國際書展中，動漫館裡大排長龍的空前盛況。
語文教育也常走偏鋒—重視讀和寫、忽略聽和說，很少給孩子發言討論的機會，一逕要求他們閱讀之後必須勤寫學習單。學生厭煩之餘，索性連書都不肯讀了。我曾看到文學獎比賽奪魁的學生代表得獎者致詞，站在台上支支吾吾，滿嘴「然後」、「對」……語焉不詳的狀況和文字所虛構的精采絕倫成了荒謬的對照，簡直讓人無法置信。
總之，最重要的生活體驗被記誦之學取代，世界將窄得只剩書本和電腦；對動漫、影像的輕蔑，在圖像當道的時代，將淪為落後人種；而進入社會後，遠比讀、寫更重要的聽和說又缺乏訓練，只能在虛構的網路或沉默的文字世界裡流連，勢將成為名副其實的宅男、宅女，人際溝通勢必成為大問題！總而言之，以目前的情況看來，幾乎只要學測不考的，都不在家長及學生的關心之列，當然也包括生活教育、品德涵養。
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生活更容易，可是如今扭曲變形得厲害；將來等到所有求學時的考試都圓滿結束後，工作、交友甚至最簡單的親人溝通……等進入社會後的種種考驗要期待及格，恐怕就難上加難了。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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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9
邱坤良：烏鴉與城市
烏鴉與城市
【2011/08/19 聯合報/邱坤良】
大多數台灣人未曾見過烏鴉，卻普遍對烏鴉有著莫名的恐懼與憎惡。「不幸」目睹烏鴉的地點多在日本，聽到烏啼便忐忑不安，直以為家有禍事。
龍瑛宗一九三七年的〈東京的烏鴉〉，提及剛抵東京，聽到烏鴉「惡魔式」的叫聲，立刻陷入哀愁，「家裡會不會發生不幸？村子裡會不會有人死亡？」他後來才知道，來日本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這樣的驚惶。
台灣人的烏鴉禁忌來自古代漢人對烏鴉的印象，不管戲曲小說、大戲小戲，烏鴉一啼，主人翁就大禍臨頭，典型的劇目是《太平橋》：五代梁王朱溫邀晉王李克用過河議事，暗中設下埋伏，晉王的「十一太保」史敬思保駕赴約，臨出家門，聽到烏鴉啼叫，上馬又落馬，心生不祥，與夫人再三拜別，離情依依，隨後果中埋伏，敬思為保護晉王，不幸身亡。
類似史敬思別妻的情節，在傳統戲台一演再演，深入民心。數十年來，學校教科書收錄白居易〈慈烏夜啼〉與馬致遠〈天淨沙〉，學童從「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感受烏鴉偉大的一面；夕陽西下的昏鴉與枯藤、老樹，襯托天涯斷腸人的悲涼，亦讓人心有戚戚焉。不過，絕大部分台灣人對烏鴉的成見已根深柢固，不易改變。
不同的國家、民族對烏鴉有不同印象，有的確如華人社會，把烏鴉看做死神，亦有視烏鴉為發現人類的吉神。近鄰日本人對烏鴉的態度，毋寧最吸引台灣人注意。傳說烏鴉曾幫助日本開國的神武天皇，受到禮讚，人烏和平共處數千年。烏鴉受到寬容，紛紛從山野到都市「謀生」，現代的東京更是烏滿為患，到處聽到烏鴉的聒噪聲。看在台灣人眼裡，這也是日本人另類的「有禮無體」罷！
我幾年前在日本作短期停留，曾聘請一位滿肚子烏鴉經的年輕女孩當研究助理，她視烏鴉為自由的象徵，從小把日本童歌：「烏鴉啊，你為什麼啼？烏鴉回家去…」唱成「烏鴉啊，你為什麼啼？是烏鴉的自由…。」這位助理高中念東京澀谷的實踐女校，穿著黑色校服，被叫做「澀谷的烏鴉」，她發覺自己的個性像烏鴉：聰明、叛逆、追求自由。烏鴉把繁華的東京市區視同森林，她也把這個國際都會看做都市叢林。
烏鴉生性聰明，啼叫聲能傳達情報，讓同類知道何處覓食，何方有危險。牠們並非害鳥，可是數量一多，就惹人嫌惡。東京在十年前烏鴉已達三六五○○隻，每天清早用尖嘴撕破街頭的垃圾袋，大方享用裡面的殘餘食物，把馬路弄得又髒又臭，有時還會攻擊人類，成為都市衛生、環保與市民安全的隱憂。東京都政府視控制烏鴉數量為市政重要環節，曾發動多次捕烏行動。
台灣天空不容易看到烏鴉，台灣人卻感覺到處有烏鴉，這也代表社會多元與自由的現象與想像罷！台灣人看烏鴉多聒噪，烏鴉看台灣人亦應如是，台灣社會三色人講五色話，不也是另類的烏鴉嘴與聒噪聲？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2011/08/19 聯合報/邱坤良】
大多數台灣人未曾見過烏鴉，卻普遍對烏鴉有著莫名的恐懼與憎惡。「不幸」目睹烏鴉的地點多在日本，聽到烏啼便忐忑不安，直以為家有禍事。
龍瑛宗一九三七年的〈東京的烏鴉〉，提及剛抵東京，聽到烏鴉「惡魔式」的叫聲，立刻陷入哀愁，「家裡會不會發生不幸？村子裡會不會有人死亡？」他後來才知道，來日本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這樣的驚惶。
台灣人的烏鴉禁忌來自古代漢人對烏鴉的印象，不管戲曲小說、大戲小戲，烏鴉一啼，主人翁就大禍臨頭，典型的劇目是《太平橋》：五代梁王朱溫邀晉王李克用過河議事，暗中設下埋伏，晉王的「十一太保」史敬思保駕赴約，臨出家門，聽到烏鴉啼叫，上馬又落馬，心生不祥，與夫人再三拜別，離情依依，隨後果中埋伏，敬思為保護晉王，不幸身亡。
類似史敬思別妻的情節，在傳統戲台一演再演，深入民心。數十年來，學校教科書收錄白居易〈慈烏夜啼〉與馬致遠〈天淨沙〉，學童從「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感受烏鴉偉大的一面；夕陽西下的昏鴉與枯藤、老樹，襯托天涯斷腸人的悲涼，亦讓人心有戚戚焉。不過，絕大部分台灣人對烏鴉的成見已根深柢固，不易改變。
不同的國家、民族對烏鴉有不同印象，有的確如華人社會，把烏鴉看做死神，亦有視烏鴉為發現人類的吉神。近鄰日本人對烏鴉的態度，毋寧最吸引台灣人注意。傳說烏鴉曾幫助日本開國的神武天皇，受到禮讚，人烏和平共處數千年。烏鴉受到寬容，紛紛從山野到都市「謀生」，現代的東京更是烏滿為患，到處聽到烏鴉的聒噪聲。看在台灣人眼裡，這也是日本人另類的「有禮無體」罷！
我幾年前在日本作短期停留，曾聘請一位滿肚子烏鴉經的年輕女孩當研究助理，她視烏鴉為自由的象徵，從小把日本童歌：「烏鴉啊，你為什麼啼？烏鴉回家去…」唱成「烏鴉啊，你為什麼啼？是烏鴉的自由…。」這位助理高中念東京澀谷的實踐女校，穿著黑色校服，被叫做「澀谷的烏鴉」，她發覺自己的個性像烏鴉：聰明、叛逆、追求自由。烏鴉把繁華的東京市區視同森林，她也把這個國際都會看做都市叢林。
烏鴉生性聰明，啼叫聲能傳達情報，讓同類知道何處覓食，何方有危險。牠們並非害鳥，可是數量一多，就惹人嫌惡。東京在十年前烏鴉已達三六五○○隻，每天清早用尖嘴撕破街頭的垃圾袋，大方享用裡面的殘餘食物，把馬路弄得又髒又臭，有時還會攻擊人類，成為都市衛生、環保與市民安全的隱憂。東京都政府視控制烏鴉數量為市政重要環節，曾發動多次捕烏行動。
台灣天空不容易看到烏鴉，台灣人卻感覺到處有烏鴉，這也代表社會多元與自由的現象與想像罷！台灣人看烏鴉多聒噪，烏鴉看台灣人亦應如是，台灣社會三色人講五色話，不也是另類的烏鴉嘴與聒噪聲？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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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林克孝的找路
林克孝的找路
【2011/08/17 聯合報/劉克襄】
林克孝的不幸意外，無法簡單地只視為一位名人的不測。更難以只是一個喜愛登山的金融高階主管，因為不慎失足，罹難山區。
有三個重要的意義，隨著他的離去，或許值得大家省思。一，在高度競爭激烈的金融界裡，很少有這樣單純質樸的人物。二、弱勢的南澳泰雅族，失去了重要的外界依靠。三，他充分地展現了一個探險人物，追尋生命價值的意義。
台灣工商企業和財團投身公益的並不少，對偏遠弱勢族群的照顧，也常持續不斷。但多半是物質的注入，較少投入自己的休閒生活。他是一個特例，不僅將個己的精力全部放進去，甚至帶著妻小，在例假日時，融進這個被登山界稱為失落一角的地方，學習跟當地人一起生活。
他對南澳的熱愛和回饋，雖起因於一首登山人耳熟能詳的「莎韻之歌」，但遠因來自於廿多年前，在司馬庫斯遇險，被老獵人獲救後，懷著感恩圖報的心，想要幫助這個像異域的家園。經過長期的來去南澳山區，看到當地生活的寥落，他一直思考著，採用什麼樣的方法，讓南澳地區的年輕人能夠獲得更好的謀生機會。
後來他為何會不斷地投身，在這區域的古道探查。不因單純是個人尋找探險的刺激，還有更多是想透過對這個區域的徹底了解，挹注更多外來的援助，重新建立這個族群的傳統文化。一個外來者的他，跟此地泰雅族的友誼情同兄弟或父子，這是何等不易。在城市，我們的族群關係，一直缺乏這類生命的質地，在彼此間互動、信賴著。
現今社會鼓勵年輕人壯遊，尤其是野外探險。他的離去，可能讓不少家長充滿疑慮和不安，反對年輕一代進行類似的生命探索。乍聞其大去時，喜愛古道踏查的我亦充滿挫敗。但這幾日不斷地再翻讀《找路》，我逐漸獲得安定的力量。多年的行山經驗，對生命的死生，他其實很豁達，很了然。
新聞報導，說他的離去是一語成讖。我不以為如此，那是一個人長年行山後，對山巒懷著謙卑之心，才會表述的心境。一個平時穿著西裝體面，掌握台灣重要財經脈動的重要人物，換上素樸的勞動衣物，綁頭巾肩大背包，在荒野裡大汗淋漓，卻露出滿足地微笑。那意味著，物質的力量再如何豐腴，都不如一次登山的簡單和美好。
透過自然洗淨城市的職場忙碌，那是最大的幸福。面對野外的危險，坦然接受自然給予的安排，更是最動容的生命抉擇。《找路》不只是在原始蓊鬱的森林找路，而是在一個最衰敗貧窮的山區，想要尋找一個主流社會的更好出口。
除了他摯愛的家人，相信當地泰雅族人是最哀痛的。他們失去了最鍾愛的漢人朋友。不，是失去了他們至親的族人。林克孝給了我們異地內化的美好啟發。族群要如何和諧，唯有透過利人忘我的互動。多年來他的不斷南澳山行，早已綽綽顯示，他已內化為這裡的泰雅族，如今更成為勇士，回到祖靈安息的家園。
這絕不是一個登山探險的執著事蹟，或者是夢想的追尋而已。在這個族群文化衝突不時引發的時代，他嘗試走出一個認同弱勢異己的生活價值。他身處主流社會，卻以異於主流的風格，留下一個不同於大家離開人世時的背影。
台灣應該有更多這樣的背影。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2011/08/17 聯合報/劉克襄】
林克孝的不幸意外，無法簡單地只視為一位名人的不測。更難以只是一個喜愛登山的金融高階主管，因為不慎失足，罹難山區。
有三個重要的意義，隨著他的離去，或許值得大家省思。一，在高度競爭激烈的金融界裡，很少有這樣單純質樸的人物。二、弱勢的南澳泰雅族，失去了重要的外界依靠。三，他充分地展現了一個探險人物，追尋生命價值的意義。
台灣工商企業和財團投身公益的並不少，對偏遠弱勢族群的照顧，也常持續不斷。但多半是物質的注入，較少投入自己的休閒生活。他是一個特例，不僅將個己的精力全部放進去，甚至帶著妻小，在例假日時，融進這個被登山界稱為失落一角的地方，學習跟當地人一起生活。
他對南澳的熱愛和回饋，雖起因於一首登山人耳熟能詳的「莎韻之歌」，但遠因來自於廿多年前，在司馬庫斯遇險，被老獵人獲救後，懷著感恩圖報的心，想要幫助這個像異域的家園。經過長期的來去南澳山區，看到當地生活的寥落，他一直思考著，採用什麼樣的方法，讓南澳地區的年輕人能夠獲得更好的謀生機會。
後來他為何會不斷地投身，在這區域的古道探查。不因單純是個人尋找探險的刺激，還有更多是想透過對這個區域的徹底了解，挹注更多外來的援助，重新建立這個族群的傳統文化。一個外來者的他，跟此地泰雅族的友誼情同兄弟或父子，這是何等不易。在城市，我們的族群關係，一直缺乏這類生命的質地，在彼此間互動、信賴著。
現今社會鼓勵年輕人壯遊，尤其是野外探險。他的離去，可能讓不少家長充滿疑慮和不安，反對年輕一代進行類似的生命探索。乍聞其大去時，喜愛古道踏查的我亦充滿挫敗。但這幾日不斷地再翻讀《找路》，我逐漸獲得安定的力量。多年的行山經驗，對生命的死生，他其實很豁達，很了然。
新聞報導，說他的離去是一語成讖。我不以為如此，那是一個人長年行山後，對山巒懷著謙卑之心，才會表述的心境。一個平時穿著西裝體面，掌握台灣重要財經脈動的重要人物，換上素樸的勞動衣物，綁頭巾肩大背包，在荒野裡大汗淋漓，卻露出滿足地微笑。那意味著，物質的力量再如何豐腴，都不如一次登山的簡單和美好。
透過自然洗淨城市的職場忙碌，那是最大的幸福。面對野外的危險，坦然接受自然給予的安排，更是最動容的生命抉擇。《找路》不只是在原始蓊鬱的森林找路，而是在一個最衰敗貧窮的山區，想要尋找一個主流社會的更好出口。
除了他摯愛的家人，相信當地泰雅族人是最哀痛的。他們失去了最鍾愛的漢人朋友。不，是失去了他們至親的族人。林克孝給了我們異地內化的美好啟發。族群要如何和諧，唯有透過利人忘我的互動。多年來他的不斷南澳山行，早已綽綽顯示，他已內化為這裡的泰雅族，如今更成為勇士，回到祖靈安息的家園。
這絕不是一個登山探險的執著事蹟，或者是夢想的追尋而已。在這個族群文化衝突不時引發的時代，他嘗試走出一個認同弱勢異己的生活價值。他身處主流社會，卻以異於主流的風格，留下一個不同於大家離開人世時的背影。
台灣應該有更多這樣的背影。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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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1
劉克襄：當國光石化不來時
當國光石化不來時
【2011/04/23 聯合報╱劉克襄】
新聞傳來國光石化不會在大城溼地興建時，我正巧於芳苑鄉，參加一場絕無僅有的小麥收割盛會。
這場接近貧窮海邊的豐收節慶，人數高達七、八百人，參與者遠從台灣各地前來。有小農也有學者專家，但更多數為家庭主婦，還有他們的孩子。大家為何會積極地參與，原因無它，因為地球暖化、氣候變遷，加上糧食能源危機的陸續發生。
當大人們集聚臨時搭在麥田間的帳篷會，在冷冽的海風吹掃下，緊縮著身子，專注地聆聽和討論雜糧耕作等議題，小孩多半在中間的麥田玩耍。為了慶祝小麥收割，除了討論糧食議題，還有當地樂團和小朋友在麥田裡演奏音樂。
這場小麥節慶的催生者叫施明煌，原本是工程師，十年前在此開設麵包工坊，陪伴一群心智障礙的朋友。儘管僱用身心受限者，但他不賣愛心麵包，反而更堅持品質。麵包裡不只有溫情的感動，還要給予消費者美味的感受。
晚近麵粉價格高漲，他更積極投入本土小麥的栽種，希望活化台灣的休耕土地，提高糧食自產比例，藉此完成維護環境的夢想。經過四、五年的付出，他的理念感動了好些農夫，在不同縣市紛紛加入這項雜糧栽種的復興運動。
為何說復興，因為早年台灣即有不少小麥和其他雜糧的多樣耕種。只因日後進口雜糧價格低廉，造成農民長年棄作，形成今日的失衡現象。如今他嘗試保價收購，鼓勵農民再度栽種。他以自己製作麵包的經驗評估，台灣的小麥品質並不差，透過雜糧旱作的栽種，台灣很多休耕地的問題更可以解決。
我還在旁邊的鄉村走逛，觀看周遭的農作。除了水稻田，附近還有花生、玉米、西瓜和蒜頭等零星農作，但也有不少土地是荒廢的。
後來，我踅進一家三合院跟一對老農夫婦聊天，他們興奮地回憶起早年種麥吃麥的美好經驗，還有種蒜頭的趣事。如今他們家四個孩子都不務農了，只剩下一位在附近的加油站任職，其他都遠在北部。
國光石化來了，勢必帶來環境汙染、自然資源破壞等諸多問題。但國光石化不來時，這些靠海的鄉鎮繼續跟過去一樣，缺乏謀生的機會。年輕人在地方難以立足，多數後代被迫選擇遠離。
多樣雜糧旱作的構想，過去有幾位學者曾嘗試著跟政府提出，且建議以有機農作的環境維護，取代現有休耕補貼政策，但都未獲得具體回應。政府行動遲緩，民間只好自己來。
這樁雜糧復興運動，不只是要活化土地，提升糧食的自產率。在芳苑舉辦意義，其實更想積極解決過多荒廢土地的問題，讓長年貧窮的鄉鎮，能有新的轉型契機，解決貧富兩極距離愈加擴大的困境，而非一昧地想引進汙染的產業，讓鄉民面臨飲鴆止渴的兩難。
為何一個小小的麥田收割，竟有如此多媽媽願意共襄盛舉，更深層的根本原因，當在對此一信念和理念的感動。這也是台灣最迷人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參與者並未抗議任何環境或農糧問題，只是一群主婦想要尋找更好的美好生活，透過食物的美善，尋求生活的認同。他們彼此不認識，卻一起在此默默集會，尋找一個共通的未來。
當我們在往前，尋找一個新的可能時，不只想要阻擋一樁影響未來生態環境的不當投資，而是在設定幸福生活的指數時，一併考量到弱勢族群的基本生存權。當國光石化不來時，接下來，此地該具體地何去何從，這一個也該積極思考的環境正義，或許是從政者更須肩負的遠見吧。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2011/04/23 聯合報╱劉克襄】
新聞傳來國光石化不會在大城溼地興建時，我正巧於芳苑鄉，參加一場絕無僅有的小麥收割盛會。
這場接近貧窮海邊的豐收節慶，人數高達七、八百人，參與者遠從台灣各地前來。有小農也有學者專家，但更多數為家庭主婦，還有他們的孩子。大家為何會積極地參與，原因無它，因為地球暖化、氣候變遷，加上糧食能源危機的陸續發生。
當大人們集聚臨時搭在麥田間的帳篷會，在冷冽的海風吹掃下，緊縮著身子，專注地聆聽和討論雜糧耕作等議題，小孩多半在中間的麥田玩耍。為了慶祝小麥收割，除了討論糧食議題，還有當地樂團和小朋友在麥田裡演奏音樂。
這場小麥節慶的催生者叫施明煌，原本是工程師，十年前在此開設麵包工坊，陪伴一群心智障礙的朋友。儘管僱用身心受限者，但他不賣愛心麵包，反而更堅持品質。麵包裡不只有溫情的感動，還要給予消費者美味的感受。
晚近麵粉價格高漲，他更積極投入本土小麥的栽種，希望活化台灣的休耕土地，提高糧食自產比例，藉此完成維護環境的夢想。經過四、五年的付出，他的理念感動了好些農夫，在不同縣市紛紛加入這項雜糧栽種的復興運動。
為何說復興，因為早年台灣即有不少小麥和其他雜糧的多樣耕種。只因日後進口雜糧價格低廉，造成農民長年棄作，形成今日的失衡現象。如今他嘗試保價收購，鼓勵農民再度栽種。他以自己製作麵包的經驗評估，台灣的小麥品質並不差，透過雜糧旱作的栽種，台灣很多休耕地的問題更可以解決。
我還在旁邊的鄉村走逛，觀看周遭的農作。除了水稻田，附近還有花生、玉米、西瓜和蒜頭等零星農作，但也有不少土地是荒廢的。
後來，我踅進一家三合院跟一對老農夫婦聊天，他們興奮地回憶起早年種麥吃麥的美好經驗，還有種蒜頭的趣事。如今他們家四個孩子都不務農了，只剩下一位在附近的加油站任職，其他都遠在北部。
國光石化來了，勢必帶來環境汙染、自然資源破壞等諸多問題。但國光石化不來時，這些靠海的鄉鎮繼續跟過去一樣，缺乏謀生的機會。年輕人在地方難以立足，多數後代被迫選擇遠離。
多樣雜糧旱作的構想，過去有幾位學者曾嘗試著跟政府提出，且建議以有機農作的環境維護，取代現有休耕補貼政策，但都未獲得具體回應。政府行動遲緩，民間只好自己來。
這樁雜糧復興運動，不只是要活化土地，提升糧食的自產率。在芳苑舉辦意義，其實更想積極解決過多荒廢土地的問題，讓長年貧窮的鄉鎮，能有新的轉型契機，解決貧富兩極距離愈加擴大的困境，而非一昧地想引進汙染的產業，讓鄉民面臨飲鴆止渴的兩難。
為何一個小小的麥田收割，竟有如此多媽媽願意共襄盛舉，更深層的根本原因，當在對此一信念和理念的感動。這也是台灣最迷人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參與者並未抗議任何環境或農糧問題，只是一群主婦想要尋找更好的美好生活，透過食物的美善，尋求生活的認同。他們彼此不認識，卻一起在此默默集會，尋找一個共通的未來。
當我們在往前，尋找一個新的可能時，不只想要阻擋一樁影響未來生態環境的不當投資，而是在設定幸福生活的指數時，一併考量到弱勢族群的基本生存權。當國光石化不來時，接下來，此地該具體地何去何從，這一個也該積極思考的環境正義，或許是從政者更須肩負的遠見吧。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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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台灣文化創意「出包」
台灣文化創意「出包」
【2011/04/25 聯合報╱張小虹】
最近又見一樁全球精品名牌到台灣打越洋官司，假扣押疑似的侵權商品。過去這類新聞大家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但此最新事件之所以與眾不同，乃在於牽動的焦點已不再是仿冒Ａ貨山寨版，而是台灣最近幾年喊得漫天乍響的文化創意產業。
法國愛馬仕公司針對台灣嬌蕉國際生產的「嬌蕉包」，提出侵權官司訴訟，前者是歐洲的百年品牌，後者是台灣新興的「文創品牌」。以前國際名牌跨海打官司，總是來勢洶洶，台灣官員又懼又怕，深恐被列入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力的「特別三○一條款」（美國貿易黑名單）。
這次「法國」公司來台，首先是被質疑其享譽全球時尚舞台的柏金包外觀，未在台灣註冊登記；接著智財局官員表示，若是「詼諧式攀附」則不構成侵權，一切交由法官判定，一反往常的喊假就打，而有了轉圜，有了幽默，有了討論「仿冒侵權」與「文化創意」之間的灰色可疑地帶。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此次備受爭議的「嬌蕉包」，究竟有何文化創意可言？它的製作方式簡單，將高畫素相機拍下的皮包外觀，以「熱轉印」的方式輸出在白色帆布袋上即成，而其售價則不及柏金包的百分之一。但就當前的時尚邏輯而言，「嬌蕉包」比「柏金包」更「酷」更「炫」，乃是因為它同時結合了當前最炙手可熱的「環保」時尚與「反地位」（anti-status）時尚。
君不見幾年前一只寫著英文「我不是塑膠袋」的帆布環保包，賣到全球缺貨。君不見從二零年代香奈兒以降，所有打倒權貴階級品味的設計，都成為最新一波的時尚品味。嬌蕉包的「嬌」對上柏金包的「驕」，自是充滿頑皮淘氣又青春時髦的想像。
故此次「出包」的重點，不在「混淆」而在「諧擬」，顯然沒有人會混淆尊貴的皮革柏金包與留有白邊的嬌蕉帆布包，而嬌蕉包所承續的創意，直可上溯到超現實主義以假當真的「欺眼法」或普普藝術的圖像複製。
故嬌蕉包若有爭議，其爭議點不在「侵權仿冒」而在「創意抄襲」，其爭議點的參考座標不是柏金包，而在比嬌蕉包早一年問世的日本品牌TATA BABY帆布柏金包，也是比嬌蕉包晚一年問世的美國紐約品牌的TOGETHER包。前者將皮革改為帆布，更將原本柏金包的尺寸乾坤挪移，可視為此次柏金包創意諧擬的第一波，而台灣的嬌蕉包雖有樣學樣用帆布，但卻露出似有若無的白邊，成就了「欺眼法」的另類趣味；而紐約的帆布柏金包最沒創意，直接拷貝了台灣嬌蕉包的「欺眼法」，僅將提帶部份改為白色帆布。
但若嬌蕉包僅是出現在美術館的塗鴉或kuso藝術創作，或是出現在街頭運動的「文化反堵」，則少爭議，但嬌蕉包卻是出現在資本主義市場，以謀取商品利潤為前提，便涉及種種法律相關議題。但不論其是否違反商標法，或是否踩到公平交易法的「攀附他人商譽」，也不管法官最後的判決，此次「出包」事件最值得我們省思的地方，反而是在如何面對文化創意無所迴避的「創造性挪用」，才有可能真正處理日後各種灰色可疑地帶層出不窮的爭議。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2011/04/25 聯合報╱張小虹】
最近又見一樁全球精品名牌到台灣打越洋官司，假扣押疑似的侵權商品。過去這類新聞大家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但此最新事件之所以與眾不同，乃在於牽動的焦點已不再是仿冒Ａ貨山寨版，而是台灣最近幾年喊得漫天乍響的文化創意產業。
法國愛馬仕公司針對台灣嬌蕉國際生產的「嬌蕉包」，提出侵權官司訴訟，前者是歐洲的百年品牌，後者是台灣新興的「文創品牌」。以前國際名牌跨海打官司，總是來勢洶洶，台灣官員又懼又怕，深恐被列入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力的「特別三○一條款」（美國貿易黑名單）。
這次「法國」公司來台，首先是被質疑其享譽全球時尚舞台的柏金包外觀，未在台灣註冊登記；接著智財局官員表示，若是「詼諧式攀附」則不構成侵權，一切交由法官判定，一反往常的喊假就打，而有了轉圜，有了幽默，有了討論「仿冒侵權」與「文化創意」之間的灰色可疑地帶。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此次備受爭議的「嬌蕉包」，究竟有何文化創意可言？它的製作方式簡單，將高畫素相機拍下的皮包外觀，以「熱轉印」的方式輸出在白色帆布袋上即成，而其售價則不及柏金包的百分之一。但就當前的時尚邏輯而言，「嬌蕉包」比「柏金包」更「酷」更「炫」，乃是因為它同時結合了當前最炙手可熱的「環保」時尚與「反地位」（anti-status）時尚。
君不見幾年前一只寫著英文「我不是塑膠袋」的帆布環保包，賣到全球缺貨。君不見從二零年代香奈兒以降，所有打倒權貴階級品味的設計，都成為最新一波的時尚品味。嬌蕉包的「嬌」對上柏金包的「驕」，自是充滿頑皮淘氣又青春時髦的想像。
故此次「出包」的重點，不在「混淆」而在「諧擬」，顯然沒有人會混淆尊貴的皮革柏金包與留有白邊的嬌蕉帆布包，而嬌蕉包所承續的創意，直可上溯到超現實主義以假當真的「欺眼法」或普普藝術的圖像複製。
故嬌蕉包若有爭議，其爭議點不在「侵權仿冒」而在「創意抄襲」，其爭議點的參考座標不是柏金包，而在比嬌蕉包早一年問世的日本品牌TATA BABY帆布柏金包，也是比嬌蕉包晚一年問世的美國紐約品牌的TOGETHER包。前者將皮革改為帆布，更將原本柏金包的尺寸乾坤挪移，可視為此次柏金包創意諧擬的第一波，而台灣的嬌蕉包雖有樣學樣用帆布，但卻露出似有若無的白邊，成就了「欺眼法」的另類趣味；而紐約的帆布柏金包最沒創意，直接拷貝了台灣嬌蕉包的「欺眼法」，僅將提帶部份改為白色帆布。
但若嬌蕉包僅是出現在美術館的塗鴉或kuso藝術創作，或是出現在街頭運動的「文化反堵」，則少爭議，但嬌蕉包卻是出現在資本主義市場，以謀取商品利潤為前提，便涉及種種法律相關議題。但不論其是否違反商標法，或是否踩到公平交易法的「攀附他人商譽」，也不管法官最後的判決，此次「出包」事件最值得我們省思的地方，反而是在如何面對文化創意無所迴避的「創造性挪用」，才有可能真正處理日後各種灰色可疑地帶層出不窮的爭議。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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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柔縉：夜市人生
夜市人生
【2011/04/21 聯合報╱陳柔縉】
台灣拚觀光，庶民夜市猶勝明媚湖山。最近，台北市推出寧夏夜市千歲宴，要把平均五十歲的二十家小吃集中上桌，一桌三千，一人三百元，一次吃遍。
台北夜市的來歷，以寧夏夜市來說，最早是1935年，有位叫劉萬居的年輕人出面跟官方申設才開始的。依當時報紙所載，夜市的範圍就是蓬萊公學校前的「道路兩側」，一如今天的規模。
同年的寧夏夜市，也已經演出夜市人生的戲碼。姓林的和姓呂的，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攤販，為了爭奪好位置，一個持錐，一個揮刀，引來一堆群眾圍觀，但沒人敢上前制止，最後兩人把對方的肚子、大腿、後背，都弄得鮮血淋漓，才雙雙被扶往派出所自首。
沿寧夏街往南走，不遠就會遇到圓環，那裡也曾有著名的夜市，始於1930年。19296年經濟大蕭條，代理美國汽車的台灣代理商之前還猛刊廣告，一進30年，就如消了風的氣球，癱軟伏地。景氣不好，大稻埕的店鋪也生意清淡。報紙說，一些小販就「聚集在圓環公園、陳祖宗祠（按，今寧夏街廿七號）前。開設夜市」，生意頗佳，他們很有頭腦，吆喝了四、五十人，準備在大稻埕各空地再辦短期夜市，三或五天不等。
1937年，台北詩社以台北夜市為題，圓環入詩的次數比寧夏夜市多；「堪羨圓環風味好。十人飲食九傾杯」、「圓環掩映電光推。簇簇車聲似晚雷。成列商人長雜踏。許多購客好徘徊」，早年圓環之盛，可以循詩追想。
嘉義市聞名的圓環，則戰前即已存在，還噴著水，被稱「中央噴水池」。1933年，前輩畫家陳澄波曾將噴水池入畫，池邊如迷你版艾菲爾鐵塔的電塔，也忠實出現在畫裡。1931年，噴水池畔到台灣銀行這一帶也有夜市，不過，因汽車來往繁忙，遭警察單位勒令遷往今西門市場附近。
日本時代，台灣各地街庄已有不少夜市，往往在廟前開賣。竹山廟前的十字路口，每天晚上總有三十個攤販聚集成市，遇到大拜拜，更爆增到一百攤。宜蘭市中心拜媽祖的昭應宮，也是賣魚的加賣吃的，人潮不絕，為附近商店帶來許多錢潮。
不過，這兩處都曾因妨害交通，也被警察勒令遷移到市場內。日本時代，日本政府在各地興建市場，就像現今台北的紅樓劇場一樣，有圍牆包住，裡頭主建築之外，還有不小的空地。夜市攤販就是被趕進市場牆內的空地。說也奇怪，台灣人似乎就是不愛夜市如圍城，搬進牆內的新夜市馬上人氣盡失。宜蘭民眾抱怨官府失策，竹山則經過陳情，從市場內搬回馬路邊，夜市才再度復活。
台灣人喜歡的夜市本質，必須熱鬧紛亂，讓人可以隨性不拘、自由進出，似乎老早已經相互許諾。今年士林夜市五百多攤即將搬入新建大樓的地下室，攤商擔心夜市走味，並非沒有道理，而是發自對夜市人情的直覺。
（作者為作家）
【2011/04/21 聯合報╱陳柔縉】
台灣拚觀光，庶民夜市猶勝明媚湖山。最近，台北市推出寧夏夜市千歲宴，要把平均五十歲的二十家小吃集中上桌，一桌三千，一人三百元，一次吃遍。
台北夜市的來歷，以寧夏夜市來說，最早是1935年，有位叫劉萬居的年輕人出面跟官方申設才開始的。依當時報紙所載，夜市的範圍就是蓬萊公學校前的「道路兩側」，一如今天的規模。
同年的寧夏夜市，也已經演出夜市人生的戲碼。姓林的和姓呂的，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攤販，為了爭奪好位置，一個持錐，一個揮刀，引來一堆群眾圍觀，但沒人敢上前制止，最後兩人把對方的肚子、大腿、後背，都弄得鮮血淋漓，才雙雙被扶往派出所自首。
沿寧夏街往南走，不遠就會遇到圓環，那裡也曾有著名的夜市，始於1930年。19296年經濟大蕭條，代理美國汽車的台灣代理商之前還猛刊廣告，一進30年，就如消了風的氣球，癱軟伏地。景氣不好，大稻埕的店鋪也生意清淡。報紙說，一些小販就「聚集在圓環公園、陳祖宗祠（按，今寧夏街廿七號）前。開設夜市」，生意頗佳，他們很有頭腦，吆喝了四、五十人，準備在大稻埕各空地再辦短期夜市，三或五天不等。
1937年，台北詩社以台北夜市為題，圓環入詩的次數比寧夏夜市多；「堪羨圓環風味好。十人飲食九傾杯」、「圓環掩映電光推。簇簇車聲似晚雷。成列商人長雜踏。許多購客好徘徊」，早年圓環之盛，可以循詩追想。
嘉義市聞名的圓環，則戰前即已存在，還噴著水，被稱「中央噴水池」。1933年，前輩畫家陳澄波曾將噴水池入畫，池邊如迷你版艾菲爾鐵塔的電塔，也忠實出現在畫裡。1931年，噴水池畔到台灣銀行這一帶也有夜市，不過，因汽車來往繁忙，遭警察單位勒令遷往今西門市場附近。
日本時代，台灣各地街庄已有不少夜市，往往在廟前開賣。竹山廟前的十字路口，每天晚上總有三十個攤販聚集成市，遇到大拜拜，更爆增到一百攤。宜蘭市中心拜媽祖的昭應宮，也是賣魚的加賣吃的，人潮不絕，為附近商店帶來許多錢潮。
不過，這兩處都曾因妨害交通，也被警察勒令遷移到市場內。日本時代，日本政府在各地興建市場，就像現今台北的紅樓劇場一樣，有圍牆包住，裡頭主建築之外，還有不小的空地。夜市攤販就是被趕進市場牆內的空地。說也奇怪，台灣人似乎就是不愛夜市如圍城，搬進牆內的新夜市馬上人氣盡失。宜蘭民眾抱怨官府失策，竹山則經過陳情，從市場內搬回馬路邊，夜市才再度復活。
台灣人喜歡的夜市本質，必須熱鬧紛亂，讓人可以隨性不拘、自由進出，似乎老早已經相互許諾。今年士林夜市五百多攤即將搬入新建大樓的地下室，攤商擔心夜市走味，並非沒有道理，而是發自對夜市人情的直覺。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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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桐花季的下一步
桐花季的下一步
【2011/05/20 聯合報╱劉克襄】
每年春末，從土城以迄三義一帶的丘陵地，油桐花總是趕集式地繁華綻放。
千禧年以來，客委會擷取這一綽約的風景意象，年年舉辦桐花節慶，帶動了地方觀光風潮。如今桐花如春雪到來，好像也在提示我們，地方文創產業中，這是最成功的範例。
其實早年油桐花並未開得如此茂盛。山區人生活貧窮，鎮日忙著農作，圖的也只是每日溫飽，無暇注意油桐花盛開的綺麗。當時的交通不發達，更間接妨礙了遊客的到來。
桐花逐漸成為野外賞景的主角，大抵是北二高暢通，小鎮懷舊旅遊興盛後，延伸出來的觀光內涵。如今一如櫻花的輪替，各地桐花何時盛開，深諳旅遊者都知，只要按著桐花網站的精準報時，前往花開的地點，都能一飽眼福。
尋常桐花透過旅遊機制，轉化得如此細膩，委實教人驚奇。早個十年，國人或許也未想到，除了早春賞櫻，日後也有晚春賞桐。但若以這兩種花對照，應各有其表徵。
賞櫻，大家或許會聯想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的精神，以及追求瞬間飄零的淒美。賞桐花呢？成功的文創起步之後，除了地方產值愈見精緻，跟桐花有關的生活內涵，其實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發掘。關於此，筆者有兩個面向的拙見。
第一、從油桐的依賴，感懷早年惜物的簡約精神，始終未被昇華。
油桐約百年前才自嶺南引進，迅速地廣泛栽植。這裡往往是土地貧瘠生活窮困的山區。油桐最初只是取籽提煉桐油。五月桐花哪裡開得多，意味著那兒油桐籽更豐富。秋天油桐果實成熟了，農民開始忙著採收。孩子們也三兩結伴到郊外撿拾，賣給油場，賺取零用錢。
桐油是油漆的重要原料，用途相當廣泛。木器、地板、銅器和鐵器等家庭物品幾乎都要使用。早年桐油價錢高，油桐籽收集愈多，當然能賣得好價錢。油桐生長快速，除榨油外，樹材還可做家具、牙籤、木屐和火柴棒等，更是造紙的理想材料。久而久之，油桐在中北部的窮鄉僻壤，扮演了重要的經濟支柱角色。
只是以桐為名器的藝術表現，或以桐為艱苦的論述，這等火候仍嫌薄弱，還有待更豐厚的人文陶冶。
第二、晚近綠能生活和產業獲得重視，油桐樹栽作的生態意義，恐怕是另一個值得闡揚的內涵。
當初引進時，農民相信油桐是高經濟的造林樹種，可以賣得好價錢，種植特別認真。早期確實也為農民帶來一些財富，但隨著化工合成物的發明，桐油的功能大大被取代。此後收購一堆的油桐籽，只能換得微薄的賤價。農民不得不放棄桐油的採收，任其遍野生長。
到了七○年代末，油桐因生長快速，在國人綠色意識逐漸啟蒙下，意外地成為造林政策的重要樹種。其實這不盡然是一個正確方向，反而更該思索，原本低海拔森林應有何本地樹種的多樣內容。
再者，使用人工合成桐油塗漆的家具或物品，對環境、人體都會造成不好的長遠影響。天然桐油無汙染的品質，更能獲得大家的信賴。或許，重新闡述天然桐油的價值，製成相關的安全產品，如今也是一個美好的契機。
桐花季已走過一個亮麗的年代，應該有另一層次的提升，好好論述昔時的生活情境。那意義不應停滯在觀賞花朵的綺麗，或者只藉諸文創美學，提升地方物產的產值。深化貧窮的況味，加強綠能的意識，或許是行之久遠的下一步。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2011/05/20 聯合報╱劉克襄】
每年春末，從土城以迄三義一帶的丘陵地，油桐花總是趕集式地繁華綻放。
千禧年以來，客委會擷取這一綽約的風景意象，年年舉辦桐花節慶，帶動了地方觀光風潮。如今桐花如春雪到來，好像也在提示我們，地方文創產業中，這是最成功的範例。
其實早年油桐花並未開得如此茂盛。山區人生活貧窮，鎮日忙著農作，圖的也只是每日溫飽，無暇注意油桐花盛開的綺麗。當時的交通不發達，更間接妨礙了遊客的到來。
桐花逐漸成為野外賞景的主角，大抵是北二高暢通，小鎮懷舊旅遊興盛後，延伸出來的觀光內涵。如今一如櫻花的輪替，各地桐花何時盛開，深諳旅遊者都知，只要按著桐花網站的精準報時，前往花開的地點，都能一飽眼福。
尋常桐花透過旅遊機制，轉化得如此細膩，委實教人驚奇。早個十年，國人或許也未想到，除了早春賞櫻，日後也有晚春賞桐。但若以這兩種花對照，應各有其表徵。
賞櫻，大家或許會聯想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的精神，以及追求瞬間飄零的淒美。賞桐花呢？成功的文創起步之後，除了地方產值愈見精緻，跟桐花有關的生活內涵，其實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發掘。關於此，筆者有兩個面向的拙見。
第一、從油桐的依賴，感懷早年惜物的簡約精神，始終未被昇華。
油桐約百年前才自嶺南引進，迅速地廣泛栽植。這裡往往是土地貧瘠生活窮困的山區。油桐最初只是取籽提煉桐油。五月桐花哪裡開得多，意味著那兒油桐籽更豐富。秋天油桐果實成熟了，農民開始忙著採收。孩子們也三兩結伴到郊外撿拾，賣給油場，賺取零用錢。
桐油是油漆的重要原料，用途相當廣泛。木器、地板、銅器和鐵器等家庭物品幾乎都要使用。早年桐油價錢高，油桐籽收集愈多，當然能賣得好價錢。油桐生長快速，除榨油外，樹材還可做家具、牙籤、木屐和火柴棒等，更是造紙的理想材料。久而久之，油桐在中北部的窮鄉僻壤，扮演了重要的經濟支柱角色。
只是以桐為名器的藝術表現，或以桐為艱苦的論述，這等火候仍嫌薄弱，還有待更豐厚的人文陶冶。
第二、晚近綠能生活和產業獲得重視，油桐樹栽作的生態意義，恐怕是另一個值得闡揚的內涵。
當初引進時，農民相信油桐是高經濟的造林樹種，可以賣得好價錢，種植特別認真。早期確實也為農民帶來一些財富，但隨著化工合成物的發明，桐油的功能大大被取代。此後收購一堆的油桐籽，只能換得微薄的賤價。農民不得不放棄桐油的採收，任其遍野生長。
到了七○年代末，油桐因生長快速，在國人綠色意識逐漸啟蒙下，意外地成為造林政策的重要樹種。其實這不盡然是一個正確方向，反而更該思索，原本低海拔森林應有何本地樹種的多樣內容。
再者，使用人工合成桐油塗漆的家具或物品，對環境、人體都會造成不好的長遠影響。天然桐油無汙染的品質，更能獲得大家的信賴。或許，重新闡述天然桐油的價值，製成相關的安全產品，如今也是一個美好的契機。
桐花季已走過一個亮麗的年代，應該有另一層次的提升，好好論述昔時的生活情境。那意義不應停滯在觀賞花朵的綺麗，或者只藉諸文創美學，提升地方物產的產值。深化貧窮的況味，加強綠能的意識，或許是行之久遠的下一步。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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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祖宜：廚房裡的科學革命
廚房裡的科學革命
【2011/05/21聯合報╱莊祖宜】
五四期間看到一些談科學與現代化的討論，不禁想到我的志趣所在—烹飪，也在本世紀初歷經了一場席捲廚藝界的科學革命。一般俗稱的所謂「分子美食」從巴塞隆納的El Bulli、倫敦的Fat Duck、巴黎的Pierre Gagnaire等美食殿堂裡流傳開來。許多頂尖廚師們不再只是拿著菜刀的傳統工匠，而是能精確使用針管、液化氮、離心機等精密儀器的研發員兼創作狂人。
這些廚師們與科學家和工程師合作，質問每一個過去習以為常的烹飪環節，一方面企圖了解背後的物理化學變化，一方面尋求更有效的途徑來提升食物的色香味，比如以恆溫水槽長時烹煮經真空包裝的肉類，以達到裡外一致的理想熟度。更極端的做法則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食物的質性，比如把湯汁轉換成帶有薄膜的人造魚卵，製造驚喜和感官的衝擊。
對一般大眾來說，分子美食或許有點虛無縹緲也遙不可及，但其實說穿了，烹飪本來就是一連串物理化學的變化過程—煎煮、冷凍、打泡、發酵等等都是質性的改變，在沒看過的人眼裡就像變魔術一樣。
長久以來，烹飪技術的發展仰賴經驗的傳承累積。如果遵照一個程序通常可以做出好菜，那麼就不求甚解的代代相傳下去，偶然出了狀況只能怪自己倒楣或是風水不好。於是乎我聽人說，發麵的時候不能講「不知道發不發得起來」這種風涼話（呸呸呸），還有像《巧克力情人》這部飲食文學名著裡說的，豆子煮不爛表示家裡有人失和，所以煮豆子時最好唱唱歌討豆子開心。樂觀的心智和灶台前的歌聲就像祈福咒語一樣，心誠則靈。
法國著名的食品科學家，也是「分子美食」一詞的發起人艾維．提斯對這類「婆婆媽媽的古方」（old wives'tales）特別有興趣，近年來一直鼓吹大家蒐集烹飪古方，以科學的方法檢視它們的可信度。比如說他們發現煎烤肉排的表面並不會達到「封汁」的效果，事先撒鹽也不會抽乾肉排裡面的水分。
專業廚師們譽為聖經的《食物與廚藝》作者哈洛德．馬基，更在紐約時報上專文挑戰義大利媽媽們世代堅守的煮麵原則，以理論和實驗證明，煮好吃不軟爛的義大利麵並不一定要用「非常大量的滾水」，因為麵條在低於沸騰的水溫下吸水量非常細微，所以即使用少量的冷水煮麵也不至於影響麵條的質地，而且溶入水裡的麵粉並不會讓麵條變得比較糊爛。最後說穿了，用一大鍋水煮麵唯一的優勢就是不需要一直攪拌。義大利媽媽們說這是離經叛道，馬基說這是節約能源。
談到煮麵條、水餃，中國人的傳統祕方是「點冷水」，講究三煮三滾，我之前也奉行不渝。後來看了人氣部落格「周老師的美食教室」裡，家政大師對此評為「食古不化」，說「以前人用炭火，水大滾後無法立刻降低火力，得加冷水才行…現在都有瓦斯爐，把火力關小就好」。小女子聽之如當頭棒喝。
傳統古方是前人經驗與智慧的累積，提供我們寶貴的參考原則，遵循時更有一種美好的歷史延續感。然而傳承歸傳承，如果盲目照著做則是墨守成規、故步自封。這波廚房裡正在進行的科學革命，為我們解釋鍋子裡和麵團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了解，下廚之人得以修正錯誤，不靠運氣也能發好麵、做好菜，甚至舉一反三，脫離既有食譜與經典菜式進行改革創新。所謂分子廚藝，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此而已。
（作者為飲食作家）
【2011/05/21聯合報╱莊祖宜】
五四期間看到一些談科學與現代化的討論，不禁想到我的志趣所在—烹飪，也在本世紀初歷經了一場席捲廚藝界的科學革命。一般俗稱的所謂「分子美食」從巴塞隆納的El Bulli、倫敦的Fat Duck、巴黎的Pierre Gagnaire等美食殿堂裡流傳開來。許多頂尖廚師們不再只是拿著菜刀的傳統工匠，而是能精確使用針管、液化氮、離心機等精密儀器的研發員兼創作狂人。
這些廚師們與科學家和工程師合作，質問每一個過去習以為常的烹飪環節，一方面企圖了解背後的物理化學變化，一方面尋求更有效的途徑來提升食物的色香味，比如以恆溫水槽長時烹煮經真空包裝的肉類，以達到裡外一致的理想熟度。更極端的做法則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食物的質性，比如把湯汁轉換成帶有薄膜的人造魚卵，製造驚喜和感官的衝擊。
對一般大眾來說，分子美食或許有點虛無縹緲也遙不可及，但其實說穿了，烹飪本來就是一連串物理化學的變化過程—煎煮、冷凍、打泡、發酵等等都是質性的改變，在沒看過的人眼裡就像變魔術一樣。
長久以來，烹飪技術的發展仰賴經驗的傳承累積。如果遵照一個程序通常可以做出好菜，那麼就不求甚解的代代相傳下去，偶然出了狀況只能怪自己倒楣或是風水不好。於是乎我聽人說，發麵的時候不能講「不知道發不發得起來」這種風涼話（呸呸呸），還有像《巧克力情人》這部飲食文學名著裡說的，豆子煮不爛表示家裡有人失和，所以煮豆子時最好唱唱歌討豆子開心。樂觀的心智和灶台前的歌聲就像祈福咒語一樣，心誠則靈。
法國著名的食品科學家，也是「分子美食」一詞的發起人艾維．提斯對這類「婆婆媽媽的古方」（old wives'tales）特別有興趣，近年來一直鼓吹大家蒐集烹飪古方，以科學的方法檢視它們的可信度。比如說他們發現煎烤肉排的表面並不會達到「封汁」的效果，事先撒鹽也不會抽乾肉排裡面的水分。
專業廚師們譽為聖經的《食物與廚藝》作者哈洛德．馬基，更在紐約時報上專文挑戰義大利媽媽們世代堅守的煮麵原則，以理論和實驗證明，煮好吃不軟爛的義大利麵並不一定要用「非常大量的滾水」，因為麵條在低於沸騰的水溫下吸水量非常細微，所以即使用少量的冷水煮麵也不至於影響麵條的質地，而且溶入水裡的麵粉並不會讓麵條變得比較糊爛。最後說穿了，用一大鍋水煮麵唯一的優勢就是不需要一直攪拌。義大利媽媽們說這是離經叛道，馬基說這是節約能源。
談到煮麵條、水餃，中國人的傳統祕方是「點冷水」，講究三煮三滾，我之前也奉行不渝。後來看了人氣部落格「周老師的美食教室」裡，家政大師對此評為「食古不化」，說「以前人用炭火，水大滾後無法立刻降低火力，得加冷水才行…現在都有瓦斯爐，把火力關小就好」。小女子聽之如當頭棒喝。
傳統古方是前人經驗與智慧的累積，提供我們寶貴的參考原則，遵循時更有一種美好的歷史延續感。然而傳承歸傳承，如果盲目照著做則是墨守成規、故步自封。這波廚房裡正在進行的科學革命，為我們解釋鍋子裡和麵團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了解，下廚之人得以修正錯誤，不靠運氣也能發好麵、做好菜，甚至舉一反三，脫離既有食譜與經典菜式進行改革創新。所謂分子廚藝，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此而已。
（作者為飲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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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5
祁立峰 / 愛情屬地主義
愛情屬地主義
【2011/04/05 聯合報 / 祁立峰】
和ㄢ分手的那晚，車行過火樹銀花都心，她端座副駕駛座，一語不發，靜好小女孩般臉龐，折映在玻璃車窗上，順著水珠滑落熠熠發光。
壓抑了整晚的沉默，終於抵達她家大廈口，熟識的管理員望了望這，約莫覺察到什麼細微的負能量波動，沒上前來開門。男孩故意不往右望，直到窸窣聲音傳出來，像昆蟲給鑽進了紙袋，拍打著翅膀，坐困愁城。
想也知道ㄢ啜泣了起來，這是今晚最終話偶像劇的高潮了。男孩絲毫沒打算挽回，只是等她用那哭到難過嘶啞的聲音，提出她的要求。
「可以、請你把……」ㄢ至此泣不成聲，但隨後的請求把本來的偶像劇賦格陡降，變成搞笑賀歲短片：「把我放你家的除毛霜還給我嗎？那一罐很貴……」
和ㄢ交往並不久，也分明沒有同居，但收拾歸類出來，得裝箱郵寄的物什卻異常繁瑣。洗髮精，潤絲精，乳液，旅行牙刷組，毛巾，擠出來是靛藍色的牙膏，兩大包衛生棉，黃絨絨鴨子形狀的沐浴球，一條短到不行的熱褲。將ㄢ的物件從浴室架掏空，這才發現空蕩蕩了，像心裡頭那根金黃色琴弦。四面的瓷磚潔白如骨瓷，閃爍著淡藍色的光痕，多寂寞的色澤。內疚感宛如黴菌絲，在鬆鬆軟軟的吐司上盤根──ㄢ原來也把這裡當成她的家了呀……
後來又和ㄒ交往，儘可能保持自己模樣的房間。沒消多久，專屬男孩的孤獨雄獸場所，再度淪陷。ㄒ不同於ㄢ的健康膚色與長腿，皮膚白皙外加童顏，嗜愛細肩帶，牙膏從高露潔二十四小時長效變成高露潔潔齒配方，身體乳從蘭蔻換成歐舒丹，衛生棉則從好自在、靠得住換成康乃馨、蘇菲……日用型夜用型加長型，看似迥異實則相仿，宛如送去迎來的女孩們，沒那麼驕縱卻愛撒嬌，沒那麼易怒卻愛黏人……到底有什麼不同？
隨著時間縱深與客體的多樣化，男孩開始糗態畢露。更衣時拿了前任的小熱褲給現任；緊閉著眼擠洗髮精時，錯壓了不同的廠牌；最慘的就是摸黑裡拿衛生棉片的時候，莫非定律那樣，總是能掏出那留在衣櫃最底層的，意外被前一段戀情遺落的那片，輕輕薄薄，幾乎讓人忘了它的存在。
男孩多年之後才知曉，那無關乎情愛、信賴、忠誠、戀人認同，或女孩熱中宣稱的安全感云云。這壓根就是母獸天分使然的一種──愛情屬地主義，是那種後吳爾芙《自己的房間》式之解構、之原型畢露。她們的母性情結讓她們占有一座巢穴，家屋，浩瀚的微型小宇宙，到哪裡就織網築巢，到哪裡就落葉生根。
採花釀蜜，新來的女孩再一次搬來疊床架屋，一堆一堆微小物，然後拿走，逐一的編號，歸納，列碼，只消憑著氣息，氛圍、記憶，幻想與經驗之流暢技藝，就足以敏銳而精確地分辨此物與彼物，過去式與現在式之時態差異，毫釐無失。最後你還能擁有自己的世界和房間嗎？
「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最後這樣寫，沒想到，是以如此殘忍的方式。
【2011/04/05 聯合報 / 祁立峰】
和ㄢ分手的那晚，車行過火樹銀花都心，她端座副駕駛座，一語不發，靜好小女孩般臉龐，折映在玻璃車窗上，順著水珠滑落熠熠發光。
壓抑了整晚的沉默，終於抵達她家大廈口，熟識的管理員望了望這，約莫覺察到什麼細微的負能量波動，沒上前來開門。男孩故意不往右望，直到窸窣聲音傳出來，像昆蟲給鑽進了紙袋，拍打著翅膀，坐困愁城。
想也知道ㄢ啜泣了起來，這是今晚最終話偶像劇的高潮了。男孩絲毫沒打算挽回，只是等她用那哭到難過嘶啞的聲音，提出她的要求。
「可以、請你把……」ㄢ至此泣不成聲，但隨後的請求把本來的偶像劇賦格陡降，變成搞笑賀歲短片：「把我放你家的除毛霜還給我嗎？那一罐很貴……」
和ㄢ交往並不久，也分明沒有同居，但收拾歸類出來，得裝箱郵寄的物什卻異常繁瑣。洗髮精，潤絲精，乳液，旅行牙刷組，毛巾，擠出來是靛藍色的牙膏，兩大包衛生棉，黃絨絨鴨子形狀的沐浴球，一條短到不行的熱褲。將ㄢ的物件從浴室架掏空，這才發現空蕩蕩了，像心裡頭那根金黃色琴弦。四面的瓷磚潔白如骨瓷，閃爍著淡藍色的光痕，多寂寞的色澤。內疚感宛如黴菌絲，在鬆鬆軟軟的吐司上盤根──ㄢ原來也把這裡當成她的家了呀……
後來又和ㄒ交往，儘可能保持自己模樣的房間。沒消多久，專屬男孩的孤獨雄獸場所，再度淪陷。ㄒ不同於ㄢ的健康膚色與長腿，皮膚白皙外加童顏，嗜愛細肩帶，牙膏從高露潔二十四小時長效變成高露潔潔齒配方，身體乳從蘭蔻換成歐舒丹，衛生棉則從好自在、靠得住換成康乃馨、蘇菲……日用型夜用型加長型，看似迥異實則相仿，宛如送去迎來的女孩們，沒那麼驕縱卻愛撒嬌，沒那麼易怒卻愛黏人……到底有什麼不同？
隨著時間縱深與客體的多樣化，男孩開始糗態畢露。更衣時拿了前任的小熱褲給現任；緊閉著眼擠洗髮精時，錯壓了不同的廠牌；最慘的就是摸黑裡拿衛生棉片的時候，莫非定律那樣，總是能掏出那留在衣櫃最底層的，意外被前一段戀情遺落的那片，輕輕薄薄，幾乎讓人忘了它的存在。
男孩多年之後才知曉，那無關乎情愛、信賴、忠誠、戀人認同，或女孩熱中宣稱的安全感云云。這壓根就是母獸天分使然的一種──愛情屬地主義，是那種後吳爾芙《自己的房間》式之解構、之原型畢露。她們的母性情結讓她們占有一座巢穴，家屋，浩瀚的微型小宇宙，到哪裡就織網築巢，到哪裡就落葉生根。
採花釀蜜，新來的女孩再一次搬來疊床架屋，一堆一堆微小物，然後拿走，逐一的編號，歸納，列碼，只消憑著氣息，氛圍、記憶，幻想與經驗之流暢技藝，就足以敏銳而精確地分辨此物與彼物，過去式與現在式之時態差異，毫釐無失。最後你還能擁有自己的世界和房間嗎？
「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最後這樣寫，沒想到，是以如此殘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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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清明、寒食與上巳
清明、寒食與上巳
【2011/04/05 聯合報 / 韓良露】
中華文化傳統的民俗節慶祭典，有兩個重要的來源：一是節氣，根據地球繞著太陽公轉的黃道畫定。一年有廿四節氣，節氣的日子是太陽曆，除了閏年的小變化外，每年都在固定的新曆；因此每年的夏至、冬至、清明等都在差不多的時候，很好記憶。在節氣中，清明也是重要的日子，清明是廿四節氣中，唯一既是節氣又是節日的一天，但現代人大都只記得清明節是國定節日，忘了清明亦是節氣。
其實古代在清明節前後，本有兩個比清明更重要的節日，近代卻被忽略甚至遺忘了。今年新曆四月五日的清明節，恰逢農曆三月初三，即古代的上巳節，台灣中南部還有不少人在三月三上墳的，這些風俗中隱藏著古代的記憶，因為上巳節曾是古代的掃新墳的日子，本來只有僧人才在清明掃墓，宋代之後，才演變成掃舊墓的日子。
另一種傳統節日的來源，是農曆的靈數日，如二月初二的中和節（俗稱龍抬頭，又稱春龍節）、三月初三的上巳節、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六月初六的天神節，古人認為這些重複的數字寓含了神秘的原理，但這些日子根據的都是月亮繞著地球轉的太陰曆，每年的端午、七夕的日子都得查曆書才知道在太陽曆的那一天。
太陰曆三月初三的上巳節，是非常老的節日，代表三的靈數，意味一生二、三生萬物的生育力量。上古時期三月三時，會在水邊祭祀大胸脯、大肚子、大腿的原始女體，也是古代母系文明遺留的信仰；選擇在水邊，也和今日人類生命來自海洋的說法不謀而合，水也有羊水的象徵。至於上巳節為什麼後來演變為上墳祭拜祖先，當然和倫理思想發達後，人的生命來自祖先的觀念攸關。
清明節氣除了接收了上巳節祭祀祖先與掃墓的傳統外，還接受遠古另一個重要的節日，即寒食。寒食據說是最古老的節日，源於舊石器時代鑽木取火的紀念。因為人類用火帶來文明的躍升，因此古代氏族、部族都由有權力者管理火種，日後即引申為家族祭祀香火；漢唐宋年間，皇帝都有賜新火給眾臣的風俗。
為什麼年年要賜新火，因為古代四季鑽木取火用的是不同的木，在冬去春來一年之始，往往必須熄去舊火，點燃一年新火。這個工作在遠古時期十分重要，寒食即代表在這段時間中舊火熄滅、新火不繼的日子，人類必須回復無火寒食的蠻荒。寒食節為紀念無火而禁火，直到清明前一夜才點燃新火，清明又有恢復明亮之意。
古代寒食節本為一個月，後來變成七日、五日、三日、甚至一日。在漢代，寒食是清明節三日，到了宋代，變成清明前一日。如今華人都不過寒食了，因為世人都忘了寒食和火種的關係。民間關於寒食的傳說，只剩下晉文公為紀念被火燒山自焚而死的介之推的故事，介之推的故事雖然悲壯，但卻比不上人類用寒食日去記憶火種和文明的新生的關係。
今日人類和火種的關係，已不是鑽木取火的辛苦，而是核能的危險。當我看到福島核災的居民，在災變初無電無汽油只能吃寒食的慘狀，第一次讓我感受到寒食節的古老意義。當人類越來越不懂用火的安危，也許有一天文明又要顛覆回寒食與鑽木取火的蠻荒。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2011/04/05 聯合報 / 韓良露】
中華文化傳統的民俗節慶祭典，有兩個重要的來源：一是節氣，根據地球繞著太陽公轉的黃道畫定。一年有廿四節氣，節氣的日子是太陽曆，除了閏年的小變化外，每年都在固定的新曆；因此每年的夏至、冬至、清明等都在差不多的時候，很好記憶。在節氣中，清明也是重要的日子，清明是廿四節氣中，唯一既是節氣又是節日的一天，但現代人大都只記得清明節是國定節日，忘了清明亦是節氣。
其實古代在清明節前後，本有兩個比清明更重要的節日，近代卻被忽略甚至遺忘了。今年新曆四月五日的清明節，恰逢農曆三月初三，即古代的上巳節，台灣中南部還有不少人在三月三上墳的，這些風俗中隱藏著古代的記憶，因為上巳節曾是古代的掃新墳的日子，本來只有僧人才在清明掃墓，宋代之後，才演變成掃舊墓的日子。
另一種傳統節日的來源，是農曆的靈數日，如二月初二的中和節（俗稱龍抬頭，又稱春龍節）、三月初三的上巳節、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六月初六的天神節，古人認為這些重複的數字寓含了神秘的原理，但這些日子根據的都是月亮繞著地球轉的太陰曆，每年的端午、七夕的日子都得查曆書才知道在太陽曆的那一天。
太陰曆三月初三的上巳節，是非常老的節日，代表三的靈數，意味一生二、三生萬物的生育力量。上古時期三月三時，會在水邊祭祀大胸脯、大肚子、大腿的原始女體，也是古代母系文明遺留的信仰；選擇在水邊，也和今日人類生命來自海洋的說法不謀而合，水也有羊水的象徵。至於上巳節為什麼後來演變為上墳祭拜祖先，當然和倫理思想發達後，人的生命來自祖先的觀念攸關。
清明節氣除了接收了上巳節祭祀祖先與掃墓的傳統外，還接受遠古另一個重要的節日，即寒食。寒食據說是最古老的節日，源於舊石器時代鑽木取火的紀念。因為人類用火帶來文明的躍升，因此古代氏族、部族都由有權力者管理火種，日後即引申為家族祭祀香火；漢唐宋年間，皇帝都有賜新火給眾臣的風俗。
為什麼年年要賜新火，因為古代四季鑽木取火用的是不同的木，在冬去春來一年之始，往往必須熄去舊火，點燃一年新火。這個工作在遠古時期十分重要，寒食即代表在這段時間中舊火熄滅、新火不繼的日子，人類必須回復無火寒食的蠻荒。寒食節為紀念無火而禁火，直到清明前一夜才點燃新火，清明又有恢復明亮之意。
古代寒食節本為一個月，後來變成七日、五日、三日、甚至一日。在漢代，寒食是清明節三日，到了宋代，變成清明前一日。如今華人都不過寒食了，因為世人都忘了寒食和火種的關係。民間關於寒食的傳說，只剩下晉文公為紀念被火燒山自焚而死的介之推的故事，介之推的故事雖然悲壯，但卻比不上人類用寒食日去記憶火種和文明的新生的關係。
今日人類和火種的關係，已不是鑽木取火的辛苦，而是核能的危險。當我看到福島核災的居民，在災變初無電無汽油只能吃寒食的慘狀，第一次讓我感受到寒食節的古老意義。當人類越來越不懂用火的安危，也許有一天文明又要顛覆回寒食與鑽木取火的蠻荒。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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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倫 / 給十七歲的留言 / 凝視妳，真實的風景
給十七歲的留言 / 凝視妳，真實的風景
【2011/03/31 聯合報/李欣倫】
還記得當年留著短髮的妳坐在教室，黑板一角寫著大學聯考的倒數天數，課本上畫滿花花綠綠的重點。妳總漫不經心地望向窗外藍天，心裡只想趕緊考上大學，去談場戀愛。
那年，妳十七歲，午後的陽光照進教室，將妳年輕的身體曬得發燙。
妳腦海裡想的荒誕不經終會實現，妳將歷經種種身體遊戲，夜裡冒險，白晝睡眠，體內好似埋了一口油井，能量勃發，取之不盡。
妳會經歷愛，而後感受痛，學會珍惜，懂得告別，諸種神祕感覺在故事與故事之間悄悄爬上肩頭，成為畢生的行囊。是的，妳將負荷個人的歷史重量，穿行沙塵充滿的街道，踱過細雨紛亂的小徑，在天朗氣清的時分，從地上的水窪裡凝視自己，真實的自己。
終將發現，妳才是最值得駐足的風景。
【2011/03/31 聯合報/李欣倫】
還記得當年留著短髮的妳坐在教室，黑板一角寫著大學聯考的倒數天數，課本上畫滿花花綠綠的重點。妳總漫不經心地望向窗外藍天，心裡只想趕緊考上大學，去談場戀愛。
那年，妳十七歲，午後的陽光照進教室，將妳年輕的身體曬得發燙。
妳腦海裡想的荒誕不經終會實現，妳將歷經種種身體遊戲，夜裡冒險，白晝睡眠，體內好似埋了一口油井，能量勃發，取之不盡。
妳會經歷愛，而後感受痛，學會珍惜，懂得告別，諸種神祕感覺在故事與故事之間悄悄爬上肩頭，成為畢生的行囊。是的，妳將負荷個人的歷史重量，穿行沙塵充滿的街道，踱過細雨紛亂的小徑，在天朗氣清的時分，從地上的水窪裡凝視自己，真實的自己。
終將發現，妳才是最值得駐足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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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1
舒國治：車行匆匆看台灣
舒國治：車行匆匆看台灣
【2011/03/31 聯合報】
有了高鐵後，別人是否如此我不知道，我倒是有事沒事一下南部、一下中部說去就去了。這形成一種狀態，便是我樂意採取大略探看的角度去張望台灣。其中最有趣的，是高鐵車窗外的田野與人家。有些人家建在山谷裏，幽深極矣，若非火車自山洞迅速鑽出，平素我怎麼探索得到這樣的地方？另有此一座彼一座的農家獨幢樓房，幾乎像當年我們稱的花園洋房，被大片的田與菜園環繞著，我每次見到此種景致，皆盯著看，不願放過，且在心中想：這些家庭恁的幸福，搞不好他們每日吃的青菜皆是最自然的！
全台灣那麼多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能夠過得此種生活？
然而放眼望去，這樣的田野與房舍，並沒過度稀少，只是桃竹的看來清麗潤澤些、雲嘉的乾曠些罷了。
高鐵台中站在烏日，附近的高架快速道路多不勝數，交織如網，環保學家說的「高耗碳區」莫不此謂？但也因為如此，中彰各鄉鎮的民眾此去彼來，顯得極是便利。即以我為例，一個下午，五個鐘頭，又去彰化市，又去鹿港，即因路快。
與朋友久久聚一面，既可聊天，也為了嘗一嘗久沒吃的小吃。彰化先吃「蛤仔麵」（民族路四五五號），麵湯裏淋一小匙蒜泥，味道帶勁。小菜中，雞卷最出色。朋友謂，第一站停此，乃隔壁有停車場，車停定再各處步行。像民生路一二九巷的「大元」麻糬，一五二號的「卦山燒」，各買幾個送人。最後在中華路三十七號的「彰化木瓜牛乳大王」吃一杯木瓜牛奶，便赴鹿港。
鹿港的房子與巷道，線條呈弧形，看起來最美。這一圈走完，又想去再找一圈，有的房子已改成新建，固頗難看，但那股彎弧的小徑，還是教人生出美麗的想像。倘將來需要增建這樣類似的美屋社群，亦可往旁邊的福興去擴建，甚至去和美、去秀水等地增設，只要建成兩樓高、維持小巧的長列排屋便會達到有機的住居生態。看著瑤林街的老屋古巷，再一家一家的看他們的春聯，想台灣何嘗需要蓋如此多的高樓！不禁憶起前一晚在台中市的旅館高樓上遠眺城市的樓房全景，心道：「有那麼多的人要滿滿的住進來嗎？抑是準備將來讓新移民遷徙？」
鹿港的居民不知會不會為了在台中上班而非得住在台中，而感到很不情願？
台灣的小鎮愈來愈可愛了，大溪、三峽、池上、關山，太多太多，如能不用開車，只乘火車、輕軌便就更好了。高雄捷運已能坐到橋頭，每次在火車上遠望橋頭糖廠，覺得真好看，如今捷運一坐便到，真太幸福矣。
台灣的課題，便是在於均衡。如今有識之人愈來愈多，他們愈懂人群究竟需否跟著另一批人群走，便愈可令自以為開發便能賺錢的投機者逐漸被真實的時勢淘汰。
住在大溪的老居民沒有遷去桃園市、中壢市，住在鹿港、和美、苑裡的沒遷去台中市，住在北埔、關西的沒遷去新竹市，以及太多懂得忠於並安於他自己原本紮實生活的小鎮佳民，將來絕對會因為他的優良過日子品質，而令打著「繁榮」、「景氣」的只知努力賺錢不顧生活的商業專家們感到汗顏，甚至羨慕不已呢。（作者為作家）
【2011/03/31 聯合報】
有了高鐵後，別人是否如此我不知道，我倒是有事沒事一下南部、一下中部說去就去了。這形成一種狀態，便是我樂意採取大略探看的角度去張望台灣。其中最有趣的，是高鐵車窗外的田野與人家。有些人家建在山谷裏，幽深極矣，若非火車自山洞迅速鑽出，平素我怎麼探索得到這樣的地方？另有此一座彼一座的農家獨幢樓房，幾乎像當年我們稱的花園洋房，被大片的田與菜園環繞著，我每次見到此種景致，皆盯著看，不願放過，且在心中想：這些家庭恁的幸福，搞不好他們每日吃的青菜皆是最自然的！
全台灣那麼多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能夠過得此種生活？
然而放眼望去，這樣的田野與房舍，並沒過度稀少，只是桃竹的看來清麗潤澤些、雲嘉的乾曠些罷了。
高鐵台中站在烏日，附近的高架快速道路多不勝數，交織如網，環保學家說的「高耗碳區」莫不此謂？但也因為如此，中彰各鄉鎮的民眾此去彼來，顯得極是便利。即以我為例，一個下午，五個鐘頭，又去彰化市，又去鹿港，即因路快。
與朋友久久聚一面，既可聊天，也為了嘗一嘗久沒吃的小吃。彰化先吃「蛤仔麵」（民族路四五五號），麵湯裏淋一小匙蒜泥，味道帶勁。小菜中，雞卷最出色。朋友謂，第一站停此，乃隔壁有停車場，車停定再各處步行。像民生路一二九巷的「大元」麻糬，一五二號的「卦山燒」，各買幾個送人。最後在中華路三十七號的「彰化木瓜牛乳大王」吃一杯木瓜牛奶，便赴鹿港。
鹿港的房子與巷道，線條呈弧形，看起來最美。這一圈走完，又想去再找一圈，有的房子已改成新建，固頗難看，但那股彎弧的小徑，還是教人生出美麗的想像。倘將來需要增建這樣類似的美屋社群，亦可往旁邊的福興去擴建，甚至去和美、去秀水等地增設，只要建成兩樓高、維持小巧的長列排屋便會達到有機的住居生態。看著瑤林街的老屋古巷，再一家一家的看他們的春聯，想台灣何嘗需要蓋如此多的高樓！不禁憶起前一晚在台中市的旅館高樓上遠眺城市的樓房全景，心道：「有那麼多的人要滿滿的住進來嗎？抑是準備將來讓新移民遷徙？」
鹿港的居民不知會不會為了在台中上班而非得住在台中，而感到很不情願？
台灣的小鎮愈來愈可愛了，大溪、三峽、池上、關山，太多太多，如能不用開車，只乘火車、輕軌便就更好了。高雄捷運已能坐到橋頭，每次在火車上遠望橋頭糖廠，覺得真好看，如今捷運一坐便到，真太幸福矣。
台灣的課題，便是在於均衡。如今有識之人愈來愈多，他們愈懂人群究竟需否跟著另一批人群走，便愈可令自以為開發便能賺錢的投機者逐漸被真實的時勢淘汰。
住在大溪的老居民沒有遷去桃園市、中壢市，住在鹿港、和美、苑裡的沒遷去台中市，住在北埔、關西的沒遷去新竹市，以及太多懂得忠於並安於他自己原本紮實生活的小鎮佳民，將來絕對會因為他的優良過日子品質，而令打著「繁榮」、「景氣」的只知努力賺錢不顧生活的商業專家們感到汗顏，甚至羨慕不已呢。（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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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1
楊照：聽不懂日語都寧可看ＮＨＫ
楊照：聽不懂日語都寧可看ＮＨＫ
【2011/03/16 聯合報/ 楊照】
三月十一日下午，日本發生大地震後，台灣的氣象局發布了海嘯警報，預計海嘯會在五點半到六點之間影響台灣。那是下午兩點鐘左右的事，接著氣象局又發布了更精確的預估，海嘯抵達台灣東岸的時間，應該在下午五點四十七分。
五點鐘，所有電視新聞台都擺出了大陣仗，密集報導地震與海嘯的消息。動員好幾個主播在攝影棚裡，每個人都用激動的語氣大聲講話，強調情勢的緊張，不斷提醒五點四十七分這個關鍵時間，然而畫面上的時鐘跳到五點四十七分了，電視上竟然沒有東海岸的畫面，勉強用東北海岸的連線鏡頭敷衍著，海面上沒有任何異樣狀況，連線記者卻一定要睜眼說瞎話：「這裡的海浪也明顯升高了」，更誇張的，明明已經過了五點四十七分，主播竟然繼續強調：「五點四十七分海嘯即將抵達花蓮」。
整段新聞最大的特色，就是從頭到尾都是嘶吼的話語聲，都是刻意裝做出來的情緒，沒有畫面，沒有事實，也沒有資訊。那麼大的新聞，那麼大的動員，也有幾個小時可以準備了，為什麼新聞台給不出畫面、事實和資訊呢？一項關鍵因素是：他們已經太習慣用激動口氣製造氣氛來做緊急新聞，這樣做新聞比去積極準備事實、提供資訊，要來得方便、容易多了。
也可以倒過來看，台灣的電視新聞之所以充滿硬是去製造撐出來的激動情緒，正就因為新聞的基本功太差了，沒有真正的內容報導，就養成了這樣虛張聲勢的習慣。沒有能力及時調度花蓮、台東的記者，來不及將ＳＮＧ車開到花蓮、台東，也沒有能力快速整理與地震、海嘯有關的地理科學事實，更沒有辦法提供大家如何正確應對海嘯的資訊，所有這些重要的東西，都付諸闕如，於是就只能扯著喉嚨講話了。
在話語上與文字上，持續扯著喉嚨喊。到了第二天早上，有新聞台用大標題打著：「日股狂跌」。往下看新聞內容，日股跌了百分之一點多，唉，這樣的幅度算「狂跌」的話，那麼台灣股市一年恐怕有一百天在「狂跌」了吧？用點常識腦袋想就會理解，那是日本股市星期五的收盤數字，地震發生在日本下午時間，一時情況不明，股市不會立即反應的。
星期五的日本股市沒有「狂跌」的事實，「狂跌」的標題純粹是新聞台編輯糊弄出來的，緣由於另一個長期養成的習慣——報導災難新聞時，不管事實是什麼，將情況描寫得愈悽慘愈有收視吸引力。那一整天，報導到日本地震，「慘」字在畫面上到處橫飛，順道就將根本還來不及反應地震狀況的股市行情，一併也「狂跌」了。
在這幾天中，台灣有不少人改將電視頻道轉到日本ＮＨＫ，赫然發現：就算聽不懂日語、看不懂日文，都能夠從ＮＨＫ的報導中，得到比看台灣電視新聞更豐富的收穫。
那裡沒有大呼小叫，沒有誇張的標題，甚至沒有出現任何「深入現場」的記者身影。有的是第一時間的餘震紀錄，各種避難訊息，來自不同地方的災情畫面，上頭一定標示了拍攝的時間地點。我們安心地接收清楚、可信的事實，呈現的事實不足以回答我們所有的問題（例如核電廠反應爐的狀況），但事實就是事實，中間不會摻雜情緒扭曲。
那麼多新聞台，但碰到天大的事，卻沒有一台能夠讓人信賴，如此狀況真是悲哀啊！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2011/03/16 聯合報/ 楊照】
三月十一日下午，日本發生大地震後，台灣的氣象局發布了海嘯警報，預計海嘯會在五點半到六點之間影響台灣。那是下午兩點鐘左右的事，接著氣象局又發布了更精確的預估，海嘯抵達台灣東岸的時間，應該在下午五點四十七分。
五點鐘，所有電視新聞台都擺出了大陣仗，密集報導地震與海嘯的消息。動員好幾個主播在攝影棚裡，每個人都用激動的語氣大聲講話，強調情勢的緊張，不斷提醒五點四十七分這個關鍵時間，然而畫面上的時鐘跳到五點四十七分了，電視上竟然沒有東海岸的畫面，勉強用東北海岸的連線鏡頭敷衍著，海面上沒有任何異樣狀況，連線記者卻一定要睜眼說瞎話：「這裡的海浪也明顯升高了」，更誇張的，明明已經過了五點四十七分，主播竟然繼續強調：「五點四十七分海嘯即將抵達花蓮」。
整段新聞最大的特色，就是從頭到尾都是嘶吼的話語聲，都是刻意裝做出來的情緒，沒有畫面，沒有事實，也沒有資訊。那麼大的新聞，那麼大的動員，也有幾個小時可以準備了，為什麼新聞台給不出畫面、事實和資訊呢？一項關鍵因素是：他們已經太習慣用激動口氣製造氣氛來做緊急新聞，這樣做新聞比去積極準備事實、提供資訊，要來得方便、容易多了。
也可以倒過來看，台灣的電視新聞之所以充滿硬是去製造撐出來的激動情緒，正就因為新聞的基本功太差了，沒有真正的內容報導，就養成了這樣虛張聲勢的習慣。沒有能力及時調度花蓮、台東的記者，來不及將ＳＮＧ車開到花蓮、台東，也沒有能力快速整理與地震、海嘯有關的地理科學事實，更沒有辦法提供大家如何正確應對海嘯的資訊，所有這些重要的東西，都付諸闕如，於是就只能扯著喉嚨講話了。
在話語上與文字上，持續扯著喉嚨喊。到了第二天早上，有新聞台用大標題打著：「日股狂跌」。往下看新聞內容，日股跌了百分之一點多，唉，這樣的幅度算「狂跌」的話，那麼台灣股市一年恐怕有一百天在「狂跌」了吧？用點常識腦袋想就會理解，那是日本股市星期五的收盤數字，地震發生在日本下午時間，一時情況不明，股市不會立即反應的。
星期五的日本股市沒有「狂跌」的事實，「狂跌」的標題純粹是新聞台編輯糊弄出來的，緣由於另一個長期養成的習慣——報導災難新聞時，不管事實是什麼，將情況描寫得愈悽慘愈有收視吸引力。那一整天，報導到日本地震，「慘」字在畫面上到處橫飛，順道就將根本還來不及反應地震狀況的股市行情，一併也「狂跌」了。
在這幾天中，台灣有不少人改將電視頻道轉到日本ＮＨＫ，赫然發現：就算聽不懂日語、看不懂日文，都能夠從ＮＨＫ的報導中，得到比看台灣電視新聞更豐富的收穫。
那裡沒有大呼小叫，沒有誇張的標題，甚至沒有出現任何「深入現場」的記者身影。有的是第一時間的餘震紀錄，各種避難訊息，來自不同地方的災情畫面，上頭一定標示了拍攝的時間地點。我們安心地接收清楚、可信的事實，呈現的事實不足以回答我們所有的問題（例如核電廠反應爐的狀況），但事實就是事實，中間不會摻雜情緒扭曲。
那麼多新聞台，但碰到天大的事，卻沒有一台能夠讓人信賴，如此狀況真是悲哀啊！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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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6
詹偉雄：「房地產痛」的本質
詹偉雄：「房地產痛」的本質
【2011/03/10 聯合報╱詹偉雄】
現代社會中，經濟問題常常會有政治後果，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就是一例：當「有屋者」和「無殼蝸牛」的名目財富差距愈拉愈大，「無殼者」因共同受難意識而凝聚的集體認同也就愈強，而且這認同中往往夾雜著某種「do something」的行動渴望。
如果此時是攸關政權所屬的大選前夕，這一集體行動所內涵的政治效果便極具槓桿性，之所以會如此，乃在於現代社會也是「媒介社會」。媒體必然地會以「大眾福祉」的發言位置，對執政者多加攻伐；相對地，執政者反向地運用媒體，以政治策略對經濟問題「對症下藥」，也變成現代領袖「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技能：歐巴馬印美鈔挽救美國經濟，台灣對短期房地產買賣課徵交易稅，都是以媒體政治的角度，先發制人，力挽選舉前傾頹勢頭的政治作為。
然而，既然要以政治思考來解決經濟問題，那也多半不能真正地解決經濟問題，而且長遠看來，甚而會對經濟帶來一些非預期的影響。台北地產的飆漲，真正核心的關鍵是在二○○八總統大選後，「世界使用台北的方式」改變了，台北從一個原本資本「淨流出」的落難首都，變成一個「淨流入」的明日之星，台北以其鄰近中國的地理和文化位置、自由的社會空氣、與中國切割的政治實體……等等有利條件，吸引了台商、外資、中資等境外資本不斷的投入，有了這些長線資金的保護，本土超額儲蓄開始鬆動，短線投機客也才有炒作的空間。
問題是：提高短線者的交易成本，逼他們退場，就能平抑房價嗎？我們擔心的是：如果台北地產的總需求沒改變，短期壓抑帽客的政治決策其實是把籌碼還到「實戶」手中，長期價格的漲幅恐怕更可觀；屆時政府是不敢也不能對「實戶」下手的，因為那等於把明日之星變回醜小鴨，是另一種全民皆輸的結局，沒有政治人物有能力承擔那樣的風險；但這也不意味著：未來是更買不起的未來？
要解決經濟問題，還是必須要從經濟著手，麻煩的是；它們往往需時較久，不符合大眾「急著do something」的期待。以房地產飆漲問題來說，真正公平的作法是按實價交易課徵所得稅，有獲利才課稅，賺愈多便要繳更多稅。
但值得注意的是：較公平並不意味會達成「平均」的效果，倫敦就是一例。東歐與印度的經濟崛起造成兩地富豪對倫敦地產需求的大增，倫敦地價之貴、豪宅之奢華，其與一般倫敦上班族所得之對比，遠較台北為甚，「高昂房價」似乎已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之惡」；然而，倫敦人的「相對剝奪感」卻不會像台北人這麼深，主要原因是英國的稅制相對公平，而且公共機構一流，市民用很便宜的代價即可享受到優良的服務（例如大英博物館與國家藝廊入場都免費），不因財富而有差別待遇；而尤其關鍵的是：倫敦社會價值多元，他們不像台北人崇拜「首富」，富人也無法單靠經濟資本就成為意見領袖。
要解決台灣「無殼族」的相對剝奪感，最佳策略是提高他們的所得，使大家有能力買房子；次佳策略是公平稅制，創造無差別的優質公共服務；第三策略是示範一種「非功利」的意義體系，一種不靠大量財富卻意義非凡的生活可能。光是靠開徵「奢侈稅」，台灣只怕會更渴望「奢侈」，更痛，也更無助。（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2011/03/10 聯合報╱詹偉雄】
現代社會中，經濟問題常常會有政治後果，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就是一例：當「有屋者」和「無殼蝸牛」的名目財富差距愈拉愈大，「無殼者」因共同受難意識而凝聚的集體認同也就愈強，而且這認同中往往夾雜著某種「do something」的行動渴望。
如果此時是攸關政權所屬的大選前夕，這一集體行動所內涵的政治效果便極具槓桿性，之所以會如此，乃在於現代社會也是「媒介社會」。媒體必然地會以「大眾福祉」的發言位置，對執政者多加攻伐；相對地，執政者反向地運用媒體，以政治策略對經濟問題「對症下藥」，也變成現代領袖「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技能：歐巴馬印美鈔挽救美國經濟，台灣對短期房地產買賣課徵交易稅，都是以媒體政治的角度，先發制人，力挽選舉前傾頹勢頭的政治作為。
然而，既然要以政治思考來解決經濟問題，那也多半不能真正地解決經濟問題，而且長遠看來，甚而會對經濟帶來一些非預期的影響。台北地產的飆漲，真正核心的關鍵是在二○○八總統大選後，「世界使用台北的方式」改變了，台北從一個原本資本「淨流出」的落難首都，變成一個「淨流入」的明日之星，台北以其鄰近中國的地理和文化位置、自由的社會空氣、與中國切割的政治實體……等等有利條件，吸引了台商、外資、中資等境外資本不斷的投入，有了這些長線資金的保護，本土超額儲蓄開始鬆動，短線投機客也才有炒作的空間。
問題是：提高短線者的交易成本，逼他們退場，就能平抑房價嗎？我們擔心的是：如果台北地產的總需求沒改變，短期壓抑帽客的政治決策其實是把籌碼還到「實戶」手中，長期價格的漲幅恐怕更可觀；屆時政府是不敢也不能對「實戶」下手的，因為那等於把明日之星變回醜小鴨，是另一種全民皆輸的結局，沒有政治人物有能力承擔那樣的風險；但這也不意味著：未來是更買不起的未來？
要解決經濟問題，還是必須要從經濟著手，麻煩的是；它們往往需時較久，不符合大眾「急著do something」的期待。以房地產飆漲問題來說，真正公平的作法是按實價交易課徵所得稅，有獲利才課稅，賺愈多便要繳更多稅。
但值得注意的是：較公平並不意味會達成「平均」的效果，倫敦就是一例。東歐與印度的經濟崛起造成兩地富豪對倫敦地產需求的大增，倫敦地價之貴、豪宅之奢華，其與一般倫敦上班族所得之對比，遠較台北為甚，「高昂房價」似乎已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之惡」；然而，倫敦人的「相對剝奪感」卻不會像台北人這麼深，主要原因是英國的稅制相對公平，而且公共機構一流，市民用很便宜的代價即可享受到優良的服務（例如大英博物館與國家藝廊入場都免費），不因財富而有差別待遇；而尤其關鍵的是：倫敦社會價值多元，他們不像台北人崇拜「首富」，富人也無法單靠經濟資本就成為意見領袖。
要解決台灣「無殼族」的相對剝奪感，最佳策略是提高他們的所得，使大家有能力買房子；次佳策略是公平稅制，創造無差別的優質公共服務；第三策略是示範一種「非功利」的意義體系，一種不靠大量財富卻意義非凡的生活可能。光是靠開徵「奢侈稅」，台灣只怕會更渴望「奢侈」，更痛，也更無助。（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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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人在東京大地震
人在東京大地震
【2011/03/14 聯合報/胡晴舫】
不過年前才去了仙台。當時留宿的日式旅舍老闆娘因為擔心我排序等洗澡太無聊，給了我一塊好吃的草餅。隔日去了松島，蒼松臨海挺拔，海灣內點點蓊鬱孤島，果真一片古畫景致。而今想起仙台老闆娘和海邊的松樹，如同回憶二○○四年斯里蘭卡大海嘯的經歷，不免有股生還者的淡淡感傷。
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地震發生，東京公寓地板瞬間晃動，書架發出背痛似的哀鳴，每本書都急著蹺家逃跑，窗框發生人齒咬合的可怖聲響，外頭群樹搖擺起舞，電線桿擺動猶似吞了搖頭丸的夜店少年。長達五分鐘，地震就是不停。事後很多人回想，這次地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這個「不停」。
無疑是我這輩子經歷的最大地震。
地震一停，跑到街上，已經無法聯繫朋友。早上，朋友與我寬鬆約定「下午三點多碰面，屆時再打電話。」然後就發生了日本觀測史上最大強震，電信全斷，地鐵停駛，海嘯警報發布，警察全上了街，巡邏車日英雙語沿街廣播，請大家往高處避難。
地震又開始了，人們留在戶外抽菸聊天，金黃陽光和煦，景象詭異地溫暖愉快，像幅無印良品的廣告。
平常垂著眼皮貌似卡通狗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很快上了電視，語調鎮靜，神態穩重，句句重點。原來菅直人其實是小說家藤澤周平筆下的怯劍松風，臨危並不怯弱。官房長官解說救災措施，氣象廳長警告餘震，標示海嘯高危地帶，媒體不厭其煩播報求救資訊與交通細節，ＮＨＫ更以日、英、中、韓、葡等五種語言輪流放送。
車站 靜如教堂
東京各大樓即刻開放空間，供應茶水毛毯，讓民眾入內避難，便利商店免費提供飲食，商家主動在門口擺上熱湯。夜幕降臨，溫度驟降，有些災區下起雪來。沒有了大眾運輸，許多東京上班族嘗試在寒夜徒步回家，六本木到新宿一小時，到橫濱大約八小時。全城塞車，車燈閃亮如聖誕燈飾，不聞一聲喇叭。兩旁夾道魚貫人群，井然有序，不推不擠，好像剛從武道場散場回家的演唱會觀眾。
渋谷車站前擠滿回不了家的群眾，巴士停駛，地鐵站鐵門拉下，一向把手機當身體器官般依賴的東京人在公共電話前大排長龍，等著跟家人報平安。沒人掄起拳頭敲打鐵門，沒人哭泣喊叫，沒人趁機大發政治議論。縱使滿坑滿谷都是人，那個夜晚，平時吵雜震天的渋谷車站卻安靜得有如一座露天教堂。
百貨公司走道坐滿了避難民眾，有的吃麵包，有的讀雜誌，有的閉目，儘管餘震不斷，臉上肌肉不動，也不出聲，各自安頓下來，準備漫漫長夜。高掛渋谷街頭的電視畫面映出遭海嘯夷成平地的臨海村鎮，漁船赫然矗立路中央，市公所不見了，汽車跑上屋頂，煉油廠鎮夜大火燒不歇，燃亮了本應隨著日落沉入黑暗的大海。
搬來東京近一年，我承認個人對日本社會一直有點意見，小到女性冬日為求時髦競穿皮草，市面販賣海豚肉，大到階級觀念、種族歧見、世代正義、性別意識等，尤其東京，就像巴黎、倫敦，對付窮人以及外地人沒有一點好臉色。作點露骨懺情，我的態度傾向太宰治，暗地有點「若你們說做人就得這樣，那從此請別把我算作人」的倔強。當規模九點零強震發生，政府單位第一時間就位救災，企業慷慨襄助，人民自發互助，一切悶不吭聲卻迅速進行，他們的冷靜自持卻令人由衷折服。
不幸 彰顯文明
不由得，我這個誓不為人的下流人也要讚嘆，這是貨真價實的文明。文明不祇是蓋幾座歌劇院、滿城美食咖啡館，也不祇是炫耀異國經驗，身穿川久保玲用iPhone談羅蘭巴特。地震，海嘯，火山，颶風，一次次，地球無情提醒了人類，你手上那點所謂的文明根本不算什麼，隨時眨眼就消滅殆盡，管它巨大如羅馬帝國，或先進如核子反應爐。最終，文明其實關乎人的終極質地，展現在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如何對待彼此的方式，以及他為了維護生命價值而個別採取的集體行為。
甚至，文明即將大規模毀滅的那一刻，真正的文明才以一個「人」的形象顯現。我有幸在不幸時刻見識了日本的文明。
（作者為作家）
【2011/03/14 聯合報/胡晴舫】
不過年前才去了仙台。當時留宿的日式旅舍老闆娘因為擔心我排序等洗澡太無聊，給了我一塊好吃的草餅。隔日去了松島，蒼松臨海挺拔，海灣內點點蓊鬱孤島，果真一片古畫景致。而今想起仙台老闆娘和海邊的松樹，如同回憶二○○四年斯里蘭卡大海嘯的經歷，不免有股生還者的淡淡感傷。
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地震發生，東京公寓地板瞬間晃動，書架發出背痛似的哀鳴，每本書都急著蹺家逃跑，窗框發生人齒咬合的可怖聲響，外頭群樹搖擺起舞，電線桿擺動猶似吞了搖頭丸的夜店少年。長達五分鐘，地震就是不停。事後很多人回想，這次地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這個「不停」。
無疑是我這輩子經歷的最大地震。
地震一停，跑到街上，已經無法聯繫朋友。早上，朋友與我寬鬆約定「下午三點多碰面，屆時再打電話。」然後就發生了日本觀測史上最大強震，電信全斷，地鐵停駛，海嘯警報發布，警察全上了街，巡邏車日英雙語沿街廣播，請大家往高處避難。
地震又開始了，人們留在戶外抽菸聊天，金黃陽光和煦，景象詭異地溫暖愉快，像幅無印良品的廣告。
平常垂著眼皮貌似卡通狗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很快上了電視，語調鎮靜，神態穩重，句句重點。原來菅直人其實是小說家藤澤周平筆下的怯劍松風，臨危並不怯弱。官房長官解說救災措施，氣象廳長警告餘震，標示海嘯高危地帶，媒體不厭其煩播報求救資訊與交通細節，ＮＨＫ更以日、英、中、韓、葡等五種語言輪流放送。
車站 靜如教堂
東京各大樓即刻開放空間，供應茶水毛毯，讓民眾入內避難，便利商店免費提供飲食，商家主動在門口擺上熱湯。夜幕降臨，溫度驟降，有些災區下起雪來。沒有了大眾運輸，許多東京上班族嘗試在寒夜徒步回家，六本木到新宿一小時，到橫濱大約八小時。全城塞車，車燈閃亮如聖誕燈飾，不聞一聲喇叭。兩旁夾道魚貫人群，井然有序，不推不擠，好像剛從武道場散場回家的演唱會觀眾。
渋谷車站前擠滿回不了家的群眾，巴士停駛，地鐵站鐵門拉下，一向把手機當身體器官般依賴的東京人在公共電話前大排長龍，等著跟家人報平安。沒人掄起拳頭敲打鐵門，沒人哭泣喊叫，沒人趁機大發政治議論。縱使滿坑滿谷都是人，那個夜晚，平時吵雜震天的渋谷車站卻安靜得有如一座露天教堂。
百貨公司走道坐滿了避難民眾，有的吃麵包，有的讀雜誌，有的閉目，儘管餘震不斷，臉上肌肉不動，也不出聲，各自安頓下來，準備漫漫長夜。高掛渋谷街頭的電視畫面映出遭海嘯夷成平地的臨海村鎮，漁船赫然矗立路中央，市公所不見了，汽車跑上屋頂，煉油廠鎮夜大火燒不歇，燃亮了本應隨著日落沉入黑暗的大海。
搬來東京近一年，我承認個人對日本社會一直有點意見，小到女性冬日為求時髦競穿皮草，市面販賣海豚肉，大到階級觀念、種族歧見、世代正義、性別意識等，尤其東京，就像巴黎、倫敦，對付窮人以及外地人沒有一點好臉色。作點露骨懺情，我的態度傾向太宰治，暗地有點「若你們說做人就得這樣，那從此請別把我算作人」的倔強。當規模九點零強震發生，政府單位第一時間就位救災，企業慷慨襄助，人民自發互助，一切悶不吭聲卻迅速進行，他們的冷靜自持卻令人由衷折服。
不幸 彰顯文明
不由得，我這個誓不為人的下流人也要讚嘆，這是貨真價實的文明。文明不祇是蓋幾座歌劇院、滿城美食咖啡館，也不祇是炫耀異國經驗，身穿川久保玲用iPhone談羅蘭巴特。地震，海嘯，火山，颶風，一次次，地球無情提醒了人類，你手上那點所謂的文明根本不算什麼，隨時眨眼就消滅殆盡，管它巨大如羅馬帝國，或先進如核子反應爐。最終，文明其實關乎人的終極質地，展現在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如何對待彼此的方式，以及他為了維護生命價值而個別採取的集體行為。
甚至，文明即將大規模毀滅的那一刻，真正的文明才以一個「人」的形象顯現。我有幸在不幸時刻見識了日本的文明。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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