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說說「光」

說說「光」
【2011/12/21 聯合報 / 詹偉雄】

很少人想過：我們為什麼那麼需要「台灣之光」？

從最早的「亞洲鐵人」楊傳廣、「飛躍羚羊」紀政、金龍少棒隊，到今天的王建民、曾雅妮、李安；許多在國際競賽中獲獎的台灣人，無可避免地，當他們登上報紙頭版頭條的那一刻，便必須時時刻刻頂著「台灣之光」那顆沉甸甸的冠冕，同時，我們也霎時變成了「一家人」—「建仔」好似隔壁鄰居，而「妮妮」更是從小便被我們看著長大。

「台灣之光」的第一個火石是國族集體認同，在我們說著共同語言、居住於同一地理區域、分享著近似價值的「國族」內，出現了一位（在眾目睽睽之下）擊敗其他眾多「國族」代表，獲得至高榮譽的同胞，我們覺得「他／她」就是我們的代表，「他／她」的卓越意味著「國族」之不凡，當我們共同慶祝「台灣之光」之際，我們自身也產生一種「能力變大」的感覺、一種獻身於「集體歸屬」的神聖感受。當然，這種透過特定國族英雄凝聚了集體認同的現象並非台灣獨有，譬如說：美國人以「飛魚費爾普斯」為傲（北京奧運八面游泳金牌）、英國人以「莎士比亞」的子孫為榮、法國人說他們是「普魯斯特」（寫作長篇經典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的後裔。

我們應該在乎的，是「台灣之光」的第二個面向—為什麼代表台灣的，一定要是「光」這種意象？不能是「台灣之劍」，或「台灣之gaya」嗎？細細思索一下，這背後的動機是很弔詭的：我們其實需要著「受我們擊敗者」之肯證（recognition）。即便是我們的代表，在某一項競技中擊敗了世界的代表，但這種存在感，是必須透過「他者」的肯定—讚美、欣羨、自嘆弗如，最好還要有一些忌妒，才能夠完成；在此，「光」這種意象就是最好的象徵物，它無遠弗屆，不止「我群」看得到，「他邦」也無所遁逃，而且人們看著它總得瞇著眼睛，如果是太陽這種光，瞇眼之同時還得仰望，那就更棒了。

當我們說王建民是「台灣之光」時，恆常地夾雜著一種矛盾的恐懼：我們必須藉由「贏過他人」與「他者的肯證」，才能賦予我們自身的存在價值，這極其弔詭啊—在那「光」之中，照見的，其實是我們自身內在的黑暗。

「台灣之光」現象並非孤立，日本、韓國都和我們一樣，處處爭取公開競賽中「被擊敗西方」社會的肯定，但廿一世紀後，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之光」，卻讓我們更目瞪口呆—政府動用上千億美金，全力打造北京奧運與廣州亞運，用連綿的「焰火」爭取著最大規模的肯證：我群不只在競賽中贏你，還根本地，要在「場面」上讓你懾服，隱喻經濟成就之今非昔比。「散財首富」陳光標與各地汲汲營營爭取創造各式「金氏世界紀錄」的中國人，都是這樣的例子—藉著一項特異之光，要去救贖生活中各種無存在感之黑暗。

「光」是集體化社會最常用的象徵，但我們該想想：光，總會有熄滅的時刻，在這段更長的時光中，我們如何能透過自身的感覺豐盈生活並且享受當下，才是自由啊。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