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29
朱宗慶:藝術行政工作 不能只有熱情
藝術行政工作 不能只有熱情
【2012/08/26 聯合報 / 朱宗慶】
早期的表演藝術團體成員,除了創作和演出外,必須身兼行政工作,左支右絀,蠟燭兩頭燒。經常自我調侃「女生當男生用,男生當畜牲用」,這話雖不雅,卻傳神地道出人力吃緊且工作繁重的情況。從事表演藝術工作,熱情很重要,但它的行政層面,往往與藝術很不一樣,猶如左右腦間的拉鋸。
民國八十九年,台灣有了藝術行政管理研究所,將國外行之有年的學科納入教育體系,逐步把藝術行政的知識系統化,讓不少的藝術行政工作者重返校園,進一步瞭解藝術行政的內涵,學習管理、經營、行銷、財務等相關專業課程。
然而,從藝術行政管理系所畢業的學生,真正能學以致用的,多半是已有實務經驗的資深藝術工作者。一般從學校才開始接觸藝術行政工作相關知識,畢業後就發揮所長的人,少之又少,這些未來的生力軍,需要一些磨練和經驗累積,才能貼近職場實需。
從事藝術行政工作其實相當不容易,除了環境生態與其他領域的工作有所差異外,要對藝術熱愛、尊重與了解,還必須培養獨到的商業眼光,具備經營管理技能。尤其,要具備的能力,已經跟以前不同;過去,只要熱愛藝術,具同理心,願意與藝術家一起打拚,就夠了。但是,那個時代已經過去。
現在,必須具備策略行銷、公關募款、領導統御、國際事務、會計財務、資訊科技等種種「基本」能力,最重要的是要能掌握藝術文化內涵、價值、特色,且具敏感度和判斷力。一個藝術創作展演,涵蓋初期的企劃製作與發想,行銷資源和通路的配置,活動期間的觀眾體驗和服務,到預算規劃、專案管理等,這些紛雜且環環相扣的工作,端賴藝術行政工作者對各項專業知識的高度整合與投入。
我常提醒有心從事藝術行政工作的人,外界的競爭相當激烈,許多國內外商管學院的MBA學生,具備更豐富的經營管理學識和專業能力,只要能夠跨越藝術專業的門檻,相較之下,在就業市場上更具競爭力。並且,藝術行政是「藝術」與「行政」兩門學科的加總,一旦擁有跨界的技能和視野,是各界積極爭取的人才。
今年五月,文化部掛牌,除原有文建會業務外,移入新聞局、外交部、教育部之部分業務。文化部隨著事權擴增,需要更多、更合於專業需求,以及了解文化藝術且能跨域整合的升級型人才共同投入。然而,在現行政府文官體制下,編制內的人員仍需許多的學習與累積;仰賴國家高普考、特考所設的文化行政職系來取才,難符實需且緩不濟急;編制外的約聘僱人員雖可找到專業背景相當的人才,但未有升遷、培訓,無法留才。對此,未來的文化部,勢必要思考如何廣徵人才、擴大取才管道。
無論政府或民間,藝術行政是許多文化展演活動的重要推手,完美的藝術呈現背後需由精準卻繁瑣的行政工作支持。藝術行政人才,已相對稀少,熟手、高手更屬可貴。藝術行政工作者,不能只有熱情,須持續追求精進,擁有整合各項專業知識的能力,以合於時代脈動。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陳立恆:盛宴裡的文化交鋒
盛宴裡的文化交鋒
【2012/08/24 聯合報 / 陳立恆】
倫敦奧運圓滿落幕,未來是否可以創造一三○億英鎊的經濟效益,還是個未知數。但奧運開幕式與閉幕式上,從戲劇、文學、音樂、設計,到科技發明,無一不諭示英國想要繼續用「文創變黃金」,希冀從前景黯淡的現況出發,重領一代風騷。
奧運前夕,我非常近距離的觀察到這個老牌文創大國的企圖心,是夜,我人在倫敦近郊的溫莎古堡,此行是出席一場中英合辦的慈善晚宴。
由於英方的主人之一是安德魯王子,而且當天伊莉莎白二世也住在城堡內,安全檢查格外嚴密,但能夠體驗與女王的生活起居如此接近,這點不方便也是可以理解的。過了安檢崗哨,又穿越了像時光長河一樣的廊腰縵迴,方才進入九二年大火後重建的其中一間外交會廳,棟宇恢宏之間,彷彿還可以看見幾個世紀前的杯觥交錯。當天赴會的百餘位中外賓客,自然是往來無白丁,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華人體壇巨星姚明,也有來自台灣的科技巨擘董座以及知名媒體人等受邀到場。
然而,吸引我目光的不是城堡或是來賓,而是餘興節目。比起尋常的商務活動,這場晚會更像是兩國文化的高手過招,他們很有默契地一起將富有創意活水的傳統藝術搬上檯面。英方安排了一支蘇格蘭風笛團,原本壯闊中帶著些許蒼涼的笛音,卻出現一位幾乎是豆豆先生翻版的滑稽樂手,特殊的英式幽默,也和兩天後開幕式上豆豆先生的本尊表演異曲同工。中方這邊也不遑多讓,制作了一齣新式崑曲,華麗婉轉的唱腔融入小提琴伴奏,使得中國古典戲曲,有了國際化的嶄新風貌。晚會的主秀則是由英國拍賣權威佳士得主持的酒品義賣,所得款項一半贈予王子的慈善基金,一半贈予中方慈善機構。
冠蓋雲集的皇宮裡,我看見一個代表世襲財(Old Money)的英國,一個代表新富(Nouveau Riche)的中國,不約而同地使用文化資本擴張自己的經濟領土,連原本高高在上的皇室都願意放下身段,將商業行程納入殿堂之內。據同行友人相告,這座見證過數百年英國歷史的巍峨宮邸,是第一次出借給外國企業發起的民間交流活動,可是整個晚上,感覺不到一點點紆尊降貴的勉強,英國精神依舊不卑不亢的貫徹全場。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當我翻起餐盤時,瑋緻活的商標立刻映入眼中,因為他們明白面對國際的時刻,使用國貨就是展現民族自信、推動文化影響力的第一道攻防。
中國企業同樣來勢洶洶,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下一個目標,想當然耳是世界品牌。這回行雲流水的溫莎堡公關活動,完全證明了對岸的品牌行銷,已經具備一眾台商難以企及的國際視野,他們善用文化包裝,熟諳經濟拉抬,於是一躍而上,坐到與英國皇室「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平等地位。
一場以文會友的商貿晚宴,是這個世界不斷前進的真實面目,如果我們還盲目地以為文化與商機無關,執意用民粹掛帥的觀點,丈量文化資本的深淺,就無異於在國際競爭中逆水行舟,長此以往,再多拚經濟、拚觀光、拚外銷的壯志躊躇,都不過一頁紙上談兵而已。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2012-08-14
新井一二三:「解放」與「中國化」
「解放」與「中國化」
【2012/08/12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最近看大陸報刊,對一個詞的用法,頗不以為然。那是「解放」,據北京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漢語辭典》二○○二年增補本,意味著「一: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二:推翻反動統治,在我國特指一九四九年推翻國民黨統治」。記得在《非誠勿擾》電影中,徐若瑄飾演的台灣小姐,對葛優演的秦奮說:「我祖父就是大陸人,當年大陸淪陷我們才到了台灣。」葛優則俏皮地回說:「對你們那是淪陷,對我們那是解放!」
一九八○年代,我初學中文時,「解放」一詞的意識形態味濃多了,乃「中國人民在戰無不勝的共產黨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擺脫舊社會地主、資本家、外國侵略者的剝削、壓迫,得到自由而成為新社會主人翁」的意思。用向量標示:從右到左。相比之下,近日從大陸寄來的雜誌裡經常出現的「解放思想」,卻指著「擺脫社會主義的框框,積極擁抱市場經濟」。用向量標示:從左到右。看來,「解放」一詞的的語義,在二○一○年左右的中國大陸,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中國的轉變以鄧小平提倡的「白貓黑貓論」為起點,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開放」,九二年南巡講話後啟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在毛澤東時代,這些政策被批評為「修正主義」。鄧小平最初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含義也應該是:等大家都富有了以後,再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吧。然而,走了廿年的市場經濟道路以後,社會主義的招牌和市場經濟現實之間背離越走越大。既然不可能回到計畫經濟時代,非修正不可,否則難免不停地出現「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場面。
於是就把「解放」的向量轉換個一百八十度。具體而言,二○○七年中共第十七次全代會上,胡錦濤提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為了自圓其說採用這樣的邏輯,並不難理解。難以理解的是,不少中國人連把自己腦海中的記憶都跟著更新了。例如,今年五月號的北京《信睿》雜誌上,電影導演賈樟柯就寫:「那時(指上世紀八○年代初),大街上到處是『解放思想』的標語」。搞錯了吧?當時滿街都還是「為人民服務」的標語。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偶而能看得到。可是,「解放」一詞指的向量,當時在社會上還一定是從右到左的。
這樣的現象令人想到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在那虛構的國家政府裡,有個真理部不停地改寫歷史文獻,也為了控制人民的思考能力,推行所謂「新語」、「雙重思想」等。後者的意思是:同時接受兩種相違背的信念。例如:「解放」是從右到左,但「解放思想」則應該是從左到右。
不過,世界在迅速變化,改寫歷史對很多國家社會都有燃眉之急。日本最近暢銷的歷史書《中國化的日本》(與那霸潤著)就說,全世界最早進入近代階段的是宋朝的中國:取消貴族階層;把封建制改為郡縣制;採用貨幣經濟;擁護自由競爭。日本卻一直抵抗了近代化的潮流,但如今面對全球化,終於非「中國化」不可了。何況,與那霸說,共產黨的中國,是一九七九年跟雷根的美國和柴契爾的英國一起,領全世界之先,採用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超前國家之一!有沒有搞錯?
(作者為日本作家)
王正方:追逐名利扭曲了奧運精神?
追逐名利扭曲了奧運精神?
【2012/08/11 聯合報 / 王正方】
奧林匹克運動會賽況轉播,頻道多、過程緊張扣人心弦、HD畫面品質高、拍攝技術進步,廣受歡迎。
近兩百個國家,上萬名運動員,在十七天內,能和睦相處、遵守運動規則、公平競爭,四年之後再來論勝負。讓人覺得或許世界和平還有點希望。
奧運會精神:重在全力以赴的參加比賽,不在勝負。話是這麼說,與會的國家、運動員對於拿幾面獎牌,要死要活的計較。奧運會四年一度,是全球媒體的焦點,拿到了金牌,運動員和他代表的國家,一舉而天下聞。沒奪到獎牌,白忙一場。小國拚知名度,大國趁機宣揚國威。運動員有了「名」,「利」也隨之滾滾而來,誰能不動心?這裏頭金、銀、銅牌的待遇,差別又很大。一剎那定成敗,世間冷暖在眼前晃過。
最初奧運會限業餘運動員參加,這規矩早就廢掉。國家花大把銀子,養許多專業運動員,悶頭苦練四年,業餘票友靠邊站。富裕國家找來「傭兵」,先入籍再奪牌。見到非洲來的優秀運動員,站在頒獎台上,一臉茫然的聽著某歐洲國家的國歌,究竟是在宣揚誰的國威?唉!願買願賣,金牌萬歲。
中美兩大國,在奧運獎牌數目上較勁,獎牌最多的就是第一強國嗎?中國大陸出了一位十六歲女子游泳好手葉詩文,打破世界紀錄,連奪兩枚金牌,震驚泳壇。江山歷代有人出,後浪推前浪。
世界游泳教練協會主席約翰雷納德說,葉詩文在最後五十公尺,游得太快了,令人想起以前的東德泳者。每次見到一些「不可思議」的表現時,歷史告訴我們,之後都證明有禁藥牽涉其中。
管閒事的雷納德,沒有任何證據,僅憑臆測,就以專家的口吻,暗指葉詩文服用禁藥。他的言論充滿了大美國沙文主義的氣息和白種人優越的傲慢。亞洲人在游泳項目上有所突破,就那麼「不可思議」?美國的費爾普斯,屢破紀錄,歷次在奧運會得了十八面金牌,從沒人質疑過他。十六歲美國女選手萊德茨基,是本屆八百公尺自由式冠軍,成績接近世界紀錄,雷納德沒說話。萊德茨基說:「我去年非常努力,就是這麼回事。」
美國以法治自豪,有最重要的精神:未能證實被告有罪,此人便是無辜的(Assum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或許雷納德認為這條法律不適用亞洲人。難怪多年前就有本英文暢銷書,名曰:醜陋的美國人。
更惡劣的是那些西方記者,粗暴的向年僅十六歲的女孩逼供:「你是不是服了禁藥?」不在法庭受審,記者也不是法官,怎麼能問:「你殺了人嗎?你通姦了嗎?」這類問題。或許西方紳士的基本禮貌,人權、尊嚴,也不適用於亞洲人?
國際游泳總會主席出面反駁:「懷疑葉詩文使用禁藥的人瘋了,而且是起於忌妒。奧運會屢有破紀錄表現,我們藥檢非常嚴格,如果有人服禁藥,我們一定逮得到。」
其實運動員服禁藥、打假球,屢見不鮮,但是要掌握了證據再說話。奧運金牌怎麼那麼了不起!犯得著這樣不擇手段的爭奪、中傷?
奧運會標榜和平競爭、追求卓越、展現高道德標準的運動精神。比賽倒是愈來愈精彩,發展到今天,它是個大買賣,追逐名利的大舞臺,熱鬧好看的大拜拜。
(作者為電影導演)
許知遠:消退的熱情
消退的熱情
【2012/08/14 聯合報 / 許知遠】
倫敦奧運會開幕時,我正在香港旅行。在電視新聞上、咖啡店裡和報紙評論上,你感受得到這個城市抑制不住的讚歎,這讚歎令本就瀰漫英國的懷舊之情更為濃烈。
在回歸了十五年之後,香港卻遲遲未建立起對中國的認同感。相反的,它對於英國統治年代生出諸多的浪漫想像。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兩次奧運會的開幕式—2012年的倫敦與2008年的北京—再鮮明不過的映襯出它在過去十五年中所體驗到的兩種不同的統治方式。
北京的開幕式盛大、奢華,洋溢一個再度崛起的強權的自我炫耀,它強調的是國家的權威、集體的勝利。而倫敦的羊群、煙囪、披頭四、Mr.Bean,還有跳傘的女王則傳達出截然不同的情緒,它自我解嘲、尊重個人價值與多元聲音。
回歸十五年來,尤其是北京奧運會之後的四年中,香港越來越強烈的感受到北京的那套國家主義價值觀的衝擊。新聞業越來越顯著的自我審查,北京對於香港特首選舉的毫不掩飾的干涉,就連香港員警面對抗議者採用的手法都有「中國化」趨勢—它日趨強硬、激化矛盾。
是的,不管是殖民地的港督,還是「一國兩制」下的特首,香港始終沒享受到充分的民主,但香港人還是感受兩種治理風格的不同。殖民地官員即使傲慢與偽善,也要在客觀上尊重自由、法治與多元價值。而一個新崛起的中國,則下意識的把一個威權國家的風格帶入了香港,毫無忌憚的打破各種規則,並且對於香港民意,保持著驚人的遲鈍,西環的中聯辦緊鎖大門,正像是中國封閉政治體制的象徵。香港人對於倫敦的奧運會開幕式的不吝讚揚,是他們的「反中國」情緒的另一種流露。
「這才是關於人的奧運會,我們之前的像是機械人表演」,回到北京後,我發現很多人與香港人的感受一模一樣。而與倫敦奧運會同樣占據話題中心的是七月廿二日席捲北京的暴雨。一場雨不僅導致了全城癱瘓,還造成了七十七人的死亡。這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巧合。四年前,北京被包裝成一個閃閃發光的禮盒呈現給世界。而一場暴雨,令所有表面的金光都褪色,這個城市可以修建宏大的建築、舉辦絢爛的開幕式,卻不能處理好自己的下水道系統。在如此眾多的死亡之後,當局採取的第一反應仍是隱瞞消息。
當北京奧運會舉辦時,很多人期待它像是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變成中國走向民主與自由的催化劑,但結果卻相反。借助奧運會催化起的民族情緒,中國的國家力量再度擴張,它不僅沒有變得開放,反而進一步壓制了市場力量與公民社會的成長,對質疑聲音更加難以寬容,也正因此,它激起了更廣泛的社會不滿。北京暴雨導致的災難,是這個失敗的政治體制最新例證。
在此刻的北京,你可以從人們對於倫敦奧運會的態度,看出民族主義熱潮的明顯減弱。媒體仍顯著報導奧運會的賽情,但比起四年前的北京,公眾對於中國隊金牌數量的興趣迅速減弱,它不再被病態般的視作中國自我證明的需要。當兩位中國羽球選手因消極比賽被取消比賽資格時,公眾普遍表現出的不是民族主義情緒,而是對中國體育制度的質疑。這是一個社會日漸正常化的標誌,人們對體育本身發生興趣,而不是所謂的「民族勝利」或「國家榮譽」。它也意味著社會情緒的轉變,對很多人來說,中國選手在國際賽場上的不良表現,都與目前壟斷性的體育體制有關,而這體育制度正是政治制度的縮影,它封閉、扭曲,缺乏職業與道德準則。
從香港到北京,人們正借由倫敦奧運賽事,表達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普遍不滿,這在中國參與奧運會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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