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一堂台獨課

一堂台獨課
【2011/12/26 聯合報 / 許知遠】

「如果花蓮獨立怎麼辦？」

走進這家地下的小書店時，主講人正這樣問。他背後的黑板上寫下了若干問句，最後一個是「如果台灣獨立怎麼辦？」

卅多名聽眾都年輕，滿臉好奇與困惑。

「要運用你們的頭腦，得出自己的結果」，講桌上擺著卡爾．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表明他關心的不是結論，而是思維的過程—一切應該、也都可以被辯論與想像。

我站在最後一排，內心一陣慌張，像是闖入了一場密謀。在公開場合聽人討論「台灣獨立」，對於我還是第一次，它充滿了觸碰禁忌的快感與緊張。

在大陸，統一是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也是普遍性的文化與社會心理，沒一位領導人敢承擔失去台灣的歷史責任。這種情緒因為現代民族主義的到來，而更為強烈。

而在台灣，國民黨政權長期壓抑「台獨」論調，它是少數異議人士的標籤。過去十多年，它被頻繁的提及，卻是政治操縱的延伸，它是與選票相關的政治姿態，人們還無暇瞭解它深入文化與社會含義。

「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像美國一樣繁榮和開放，台灣還想獨立嗎？」我問。現場氣氛激發起我體內某種微妙的情緒，我想為我經常批評的中國做出辯護—我和你們一樣，不喜歡這個政治的中國，只要它改變了，我們的障礙也就消失了，我們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膚色。

潛意識裏，我覺得台灣人太過自我沉溺了，中國給他們提供了巨大的靈感與刺激，他們明明可以理解北京、西安與昆明，卻總是只談論台南、基隆與恆春。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去重新發現唐代的詩歌、明代的建築，瞭解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巨大衝擊，卻總是執著於台灣的眼前事務。對所有地區與民族來說，只要你有能力瞭解他人的故事，才可能理解自己。倘若沒有發現世界的旅程，任何自我探尋都有可能掉入自溺、封閉的陷阱，它變成了一種部落主義。

沒人給出我答案。但我很快意識到，我的態度中流露著多少傲慢。試圖用龐大中國市場來吸引台灣的經濟思維是淺薄的，但我的這種政治思維同樣堪憂。

第二天，我前往鹿港旅行。正是一個雨夜，媽祖廟的燈籠閃耀，我是最後一家亮燈的排檔裏的最後一位客人。消瘦的老闆曾是大陸台商潮人的一員。不過，他此刻最感興趣的是向我解釋台灣歷史，講解《舊金山合約》的來龍去脈。

這真是個讓人震驚的一刻，我沒想到一個夜市老闆，會對這樣一個合約耿耿於懷。我多少感到，他在藉此表達，台灣人本應有機會主宰自己的命運。隔日，我在鹿港老街上一間堆滿書籍的房間裏，聽一位青年講述鹿港的傳統，他放棄在台北的工作，回來尋找自己家鄉的故事，他興奮的給我展示一組鹿港的鉛筆素描，難道它們不像巴黎的街頭素描一樣動人嗎？

這是幾個月前我在台灣旅行時的偶遇，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是，一種新台灣共識已然形成。它不再是簡單的「統獨」，而是台灣人主體意識的日漸成熟，雖然其中仍有種種缺陷。

在書店的討論結束前，主講者說，如果花蓮要獨立了，台灣就必須深入思考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他還鼓勵每個人去想像那些不可思議的時刻，這一時刻可能是台灣獨立，也可能是台北街頭再次插上五星紅旗。這種思考或許沒有直接的現實作用，卻能幫助打破頭腦中的禁區，讓曖昧地帶變得清晰，從而催生出更理性的判斷。

中國對於台灣的理解，尚未真正開始。它既對台灣的歷史複雜性、人們情感的創傷歷史缺乏瞭解，更沒有勇氣打破禁忌，直接談論敏感問題。在這種理解之旅開始前，所有政治談判、經濟協議，都顯得多麼脆弱與淺薄。

（作者為北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