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9

朱敬一:慨歎○都X縣的後續扭曲

慨歎○都X縣的後續扭曲
朱敬一【2010/05/17 聯合報】

兩黨的五都選將已八成底定,年底選戰精采可期。但人民福祉會因為五都而提升嗎?我大概在兩年多前約略看過馬總統「三都十五縣」的政見,其主要立意,應該是要型塑北、中、南各有特色的完整生活圈,而散佈其間的縣市則具有衛星輔成的角色,希望台灣人民能在生活機能與人文體驗之間,得到平衡。

○都X縣 無關地制改變

以上的政見理想我不認為有誰會反對。但是若前述政見簡化成地方縣市政府的升格改制,進而演變成三都或五都爭逐大位的擾攘不休,我認為那是不知區域經濟發展理念的錯誤。

二○○九年四月間,財經當局花了不少銀兩邀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來台訪問,也安排了不少拍照儀式與公開活動。遺憾的是,做官的人就是喜歡鎂光燈,卻沒有一人肯去仔細讀一讀克氏的學說重點。克魯曼真正的經濟學貢獻是經濟地理,解說都會聚落的形成與改變。真要探討三都十五縣,克魯曼才是權威。

都會形成 皆是人民選擇

從社會科學的學理來看,在自由市場的社會,幾都幾縣等都會區域的形成,是個經濟地理的議題,根本就不是個行政區調整升格的問題。兩千年前或許還有朝廷「定都開封」、「遷都咸陽」之類的故事,以中央的政治權力全面改變都會聚落。但在自由市場的今日,三重、新莊等製造業加工區的形成是廠商的選擇、中南部人民被這些工廠吸引北上也是他們的遷徙選擇、有多少家銀行要在高雄設分行是金融業的選擇、這些分行帶動多少周邊就業與住家還是人民的選擇。

在這樣的資本主義運作情境下,都會顯然不再是政治格律規劃所能主導,反而是經濟地理運作的「結果」。政府不是不能有國土或區域規劃,但這樣的規劃應該是著重在經濟政策,而非地方政府是否升格。以科學園區為例,國家的落點選擇一旦決定,十幾年後就會促成新竹、南科等科技產業與人才聚落。國家若要考慮都會生活圈,就該在產業政策的規劃上多些考量。

升格亂象 後續影響深遠

依據克魯曼的研究,都會形成不但受經濟力主導,而且區位特性有內鎖效果(lock-in),定型之後外力(包括政治力、縣市升格)根本很難撼動。例如,如果澎湖沒有一個產業特徵,就很難形成穩定的聚落,就算把它行政升格也沒有多少幫助。

總之,○都X縣是個經濟地理的課題,根本不是個政府組織升格與否的課題。如果真要實踐三都十五縣、完整生活圈的理想,就該從產業政策與運輸政策面下手,而不是掀起一波升格選舉大戰。目前的五都人口幾乎佔了台灣總人口的六成,大位競逐聲勢浩大卻與提升人民福祉無關、鬥爭激烈卻只是少數政治菁英間的禁臠。在可見的未來,我只看到混亂,卻不知道能如何解決、如何亡羊補牢。悶哪!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2010-04-28

懷念書-曾經有種叫作書的東西-梁文道

曾經有種叫作書的東西
2009/10/21 【聯合報/梁文道】

會不會有一天(這天也許並不太遠),我所熟悉的紙本書也將成為黑膠唱片般的珍稀古玩,而我這種人也成了活在過去的發燒友呢?……


根本還來不及仔細閱讀合約條款和使用須知,我就興奮地匆匆點下亞馬遜網頁上的按鈕,訂購了我的第一部Kindle電子書。然後,我才發現,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剛才到底做了什麼。

第二天早上,我搭第一班飛機趕到北京。一路上我試圖說服自己:「你看,如果有電子書,我的行李就不用這麼沉了。」讀書人每次出門都是體力活兒,去的時候辛苦,回來更苦。

我去北京是為了到萬聖書園參加自己的新書發布會,那是本書話集,我還特別請出版商印了一批毛邊本送給友好,那些愛書人。例如著名的出版家沈昌文與周作人文集的編輯止庵,會後我告訴他們我昨晚才訂了一具電子書,他倆神色疑惑紛紛搖頭,止庵更是連呼:「完了!完了!」我趕緊解釋用電子書看垃圾的好處,比如說丹.布朗的新著《失落的象徵》,這種看完就算了的書不值得占地方吧?這才讓他們稍感安心,回頭繼續在書店裡漫遊尋樂。

但我知道事實不是這麼簡單。因為我曾親歷CD取代黑膠唱片的過程,也曾目睹音樂下載埋葬掉CD的事變。那種變化快得教人措手不及,不過兩三年,黑膠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最懷舊的人還在迷戀唱針刮過坑紋的那種實在質地。這種人我們叫作「發燒友」,黑膠唱片則變成了一種專門針對發燒友的高價收藏品。會不會有一天(這天也許並不太遠),我所熟悉的紙本書也將成為黑膠唱片般的珍稀古玩,而我這種人也成了活在過去的發燒友呢?

不,電子書不是CD,因為它根本不需要一間店面,所以我們也就可以預期書店的命運了。昨天我才光顧了一家往昔常去的唱片行,原來它搬家了,搬到商場樓上人流更少的角落,空間也變得更小。再過幾年,等到整個產業的機制動完手術,唱片公司認命了,中間的發行經銷破產了,水到渠成,這家唱片行也自會終結消逝。再過幾年,最受北京知識分子推崇的萬聖書園又該搬到哪裡?再過幾年,他們會不會保留誠品的敦南老店,把它改成博物館,告訴未來的新人類,這裡曾經是全華文世界唯一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書店,格調高雅,是愛書人心中的聖殿……

我從來不曾考慮未來的讀者,不敢奢望留下傳世的作品。但我現在卻要為那下一代人書寫,為那些參觀誠品遺址的人說一則故事:很久很久以前,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一種叫作「書」的東西。

懷念書-如何測量一本書的分量-梁文道

如何測量一本書的分量
2009/11/04 【聯合報╱梁文道】

收到Kindle之後,我最意外的是它的外形竟然如此輕薄時尚,完全不像圖片裡所顯示的那麼累贅呆板。就連《青年潮流》雜誌的記者看了都說酷,認為它會成為新一代的「潮物」。就在這具單掌可握的小小白色器具之中,我存放了三十多本書,然後它還剩下一千四百多本的容量。放進書包,帶上飛機,一本書和一千五百本書是沒有任何分別的,於是書的重量就完全成為一種沒有意義的概念了。


「擲地有聲」是以前形容一本書分量很重的成語。這個分量首先是物理的,它真的很厚,重得你手一放,地上就要發出一記悶響。然後它是抽象的,你必須要用盡全力,才能逐頁前進,穿透它那難以窺測的深度。當然,一本書的物理重量和它的抽象重量是不必然重合的,我們都見過太多頁數極多但過眼即忘的廉價小說,也知道有些薄薄數十頁卻能窮人一生的經典鉅著。

然而,「鉅著」這樣的字眼豈不一直在暗示著我們對於書籍的某種固定想望?我們總是期盼一本書的具體實在能夠配得上它的抽象存在,總是覺得一部著作的尺寸、重量和外延能夠在空間中恰如其分地彰示出它內容上的幅員。更精確地說,每一本你看得見摸得著的書都應該是一座隱形王國的一比一地圖。

我還記得大學二年級那年苦讀海德格《存有與時間》的經歷。大概是在進行至一百多頁的時候,我被卡住了,接著整整一個星期我都停在原地,怎麼讀都讀不下去。我走過的那一百多頁和我仍未得見的那三百多頁都是真實可感的。那些頁數不只是一堆數字的系統編碼,還是占據空間的一疊紙張。每天我從宿舍背著它到山上的圖書館,每一天它都要比前一天更重;我心慌亂,直冒冷汗。

如今你又應當如何測量一本書的重量?如何探明一部書與另一部書的分量差別呢?王穎曾經在他導演的《煙》裡頭介紹過替煙測重的辦法,那就是先把一根菸放在秤上,然後點燃它,再去看看剩下的菸灰有多重,於是就能得到煙的重量了。所以我將我的Kindle小心放在浴室的磅秤上面,再從檔案裡刪掉《存有與時間》。很奇怪,我發現它的重量竟然是零;輕如鴻毛。

懷念書-朗讀者-梁文道

朗讀者
2009/12/02【聯合報╱梁文道】

據說讀書是不應該讀出聲音的,就算嘴唇微動地默讀也不好;這是種初學者的閱讀方式,幼稚的習慣,不止減慢了閱讀的速度,還會擾動那沉靜安寧的氣氛。然而我們都曉得,默讀只不過是種晚近的歷史現象,起碼在沒有標點符號的年代,讀書是必須讀出聲音的,大人小孩都要在閱讀的時候聆聽自己的聲音,否則你怎能隨順一句話的語氣韻律去決定它該停斷的位置呢?沒有聲音的讀書是印刷術出現之後的事,是標點符號的伴生物。因為標點符號的主要作用就是代替實際的發聲,代替「之乎者也」一類的助語詞,代替你去安排語氣的停頓和轉折、疑惑與驚嘆。既然符號已經把聲音交給了書本,讀者也就可以沉默了。


沉默的讀者讀書只讀一遍,朗讀者則比他多讀一遍。第一遍他用自己的眼睛,第二遍他用自己的耳朵;第一遍是視覺的,第二遍是聽覺的。也許這就是古人讀書的記性特別好的原因了,因為他每次讀書起碼都要讀兩遍。雖然在他看來,啟目視字、誦吟發聲,以及側耳傾聽根本就是同一組動作,密不可分;可是我們現代讀者卻能在這裡面分解出不同的步驟不同的環節,原因在於我們砍斷了這三個步驟之間的連接,讓眼球孤獨地轉動。

在朗讀的過程裡面,最最關鍵的元素便是那聯繫起視覺與聽覺的聲音了。朗讀者先是看到,然後聽到,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聲音次於形象、語言晚於文字;讀出來的字是你看見的字體摹本,聲音永遠不可能比文字更快,有聲的朗讀也總是無聲目視的延遲。在這看似同步的雙重閱讀裡面,聲音亦步亦趨地踏在視覺所留下的痕跡之上;儘管它緊追不放,但還是晚了半拍,就像是文字的影子。於是我想像,朗讀者眼前的文本烏雲密布,仔細剖析,猶如一大群蜜蜂振翅,嗡嗡作響。

默讀當然迅速,它取消了聲音(你也可以說是雜音)。自此之後,書就乾淨了,明亮潔白。剩下的問題是,朗讀為什麼叫作「朗」讀呢?難道嘴巴可以開啟只有耳朵才聽得到的神祕光明?

懷念書-書塵-梁文道

書塵
2009/12/30 【聯合報╱梁文道】

每一本書都不能避免風化還塵的命運,這個過程也許十分漫長,你卻憑著下午的悠然放大了其中一瞬,意外洞察到書籍的真相:它是會死的……

曾經,書與塵同在。


有不少藏書家特別訂製了有玻璃門的書櫃,為的就是防止愛書蒙塵。看見這樣的書櫃,我並不特別豔羨,還常常懷疑它的實用價值,因為書籍總會自我繁殖,在你沒注意到的時候偷偷生育,養大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直到占滿架上的所有空間為止,從隔板上突出自己那日漸腫脹的身軀。面對這種必然要發生的情況,一個帶門的書櫃又有何用武之地呢?如果櫃門根本關不起來,留著它又有什麼意思?

更何況我相當懷疑這種設計背後的假設,他以為書本上的灰塵是從外面鋪灑上去的,卻沒料到書籍自己產生塵埃的潛能。去慣檔案室找資料的人都曉得,老舊的紙張的確會在表面上長出一層灰。那種封閉的空間陰冷而乾燥,對外的空氣流通非常不好,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塵埃飄得進去。然而,那些泛黃的故紙卻仍然是髒的,就像它所埋藏的歷史。學者必須細心清理,忍耐混濁的空氣,一層層撥開能令指頭發黑的微塵,好發現比這點齷齪還要不堪的真相。他們常常抱怨檔案室裡的工作令人頭疼,不知歷史和塵埃誰的責任大一些?我們只知道有些人的確因此而死,例如法國史學家米什萊,羅蘭.巴特說他「把歷史作為事物和養分來吸取,結果他為此付出生命;他的勞作、健康,以及死亡」。

十九世紀留下來的歐洲古籍和文檔格外教人難受,因為它們是那個年代的工業大成,集結、積累了當時一切工業汙染的遺存;造紙、紡織、油墨、印刷與皮革的處理,它們當年如何害死了工人,今天就能怎樣拖垮一位歷史學家。去過檔案室的人都曉得那種獨特的感受,先是鼻子發癢,止不住地噴嚏,然後頭痛就來了,有人認為這其實是粉塵病的症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翻查檔案的學者幾乎就像礦井裡的工人,他們要冒同樣的風險。

試過在午後的陽光之下默視書房中的浮塵飛舞嗎?那根本不是窗外飄進來的外物,而是書本自身的蒸發崩解。由塵土中來,還要回到塵土中去。每一本書都不能避免風化還塵的命運,這個過程也許十分漫長,你卻憑著下午的悠然放大了其中一瞬,意外洞察到書籍的真相:它是會死的,並且它散布死亡,讀者受此感染,也將必死無疑。於是在這樣的下午,每一個讀者都會思索生命與時間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