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房地產痛」的本質
【2011/03/10 聯合報╱詹偉雄】
現代社會中，經濟問題常常會有政治後果，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就是一例：當「有屋者」和「無殼蝸牛」的名目財富差距愈拉愈大，「無殼者」因共同受難意識而凝聚的集體認同也就愈強，而且這認同中往往夾雜著某種「do something」的行動渴望。
如果此時是攸關政權所屬的大選前夕，這一集體行動所內涵的政治效果便極具槓桿性，之所以會如此，乃在於現代社會也是「媒介社會」。媒體必然地會以「大眾福祉」的發言位置，對執政者多加攻伐；相對地，執政者反向地運用媒體，以政治策略對經濟問題「對症下藥」，也變成現代領袖「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技能：歐巴馬印美鈔挽救美國經濟，台灣對短期房地產買賣課徵交易稅，都是以媒體政治的角度，先發制人，力挽選舉前傾頹勢頭的政治作為。
然而，既然要以政治思考來解決經濟問題，那也多半不能真正地解決經濟問題，而且長遠看來，甚而會對經濟帶來一些非預期的影響。台北地產的飆漲，真正核心的關鍵是在二○○八總統大選後，「世界使用台北的方式」改變了，台北從一個原本資本「淨流出」的落難首都，變成一個「淨流入」的明日之星，台北以其鄰近中國的地理和文化位置、自由的社會空氣、與中國切割的政治實體……等等有利條件，吸引了台商、外資、中資等境外資本不斷的投入，有了這些長線資金的保護，本土超額儲蓄開始鬆動，短線投機客也才有炒作的空間。
問題是：提高短線者的交易成本，逼他們退場，就能平抑房價嗎？我們擔心的是：如果台北地產的總需求沒改變，短期壓抑帽客的政治決策其實是把籌碼還到「實戶」手中，長期價格的漲幅恐怕更可觀；屆時政府是不敢也不能對「實戶」下手的，因為那等於把明日之星變回醜小鴨，是另一種全民皆輸的結局，沒有政治人物有能力承擔那樣的風險；但這也不意味著：未來是更買不起的未來？
要解決經濟問題，還是必須要從經濟著手，麻煩的是；它們往往需時較久，不符合大眾「急著do something」的期待。以房地產飆漲問題來說，真正公平的作法是按實價交易課徵所得稅，有獲利才課稅，賺愈多便要繳更多稅。
但值得注意的是：較公平並不意味會達成「平均」的效果，倫敦就是一例。東歐與印度的經濟崛起造成兩地富豪對倫敦地產需求的大增，倫敦地價之貴、豪宅之奢華，其與一般倫敦上班族所得之對比，遠較台北為甚，「高昂房價」似乎已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之惡」；然而，倫敦人的「相對剝奪感」卻不會像台北人這麼深，主要原因是英國的稅制相對公平，而且公共機構一流，市民用很便宜的代價即可享受到優良的服務（例如大英博物館與國家藝廊入場都免費），不因財富而有差別待遇；而尤其關鍵的是：倫敦社會價值多元，他們不像台北人崇拜「首富」，富人也無法單靠經濟資本就成為意見領袖。
要解決台灣「無殼族」的相對剝奪感，最佳策略是提高他們的所得，使大家有能力買房子；次佳策略是公平稅制，創造無差別的優質公共服務；第三策略是示範一種「非功利」的意義體系，一種不靠大量財富卻意義非凡的生活可能。光是靠開徵「奢侈稅」，台灣只怕會更渴望「奢侈」，更痛，也更無助。（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