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一堂台獨課

一堂台獨課
【2011/12/26 聯合報 / 許知遠】

「如果花蓮獨立怎麼辦？」

走進這家地下的小書店時，主講人正這樣問。他背後的黑板上寫下了若干問句，最後一個是「如果台灣獨立怎麼辦？」

卅多名聽眾都年輕，滿臉好奇與困惑。

「要運用你們的頭腦，得出自己的結果」，講桌上擺著卡爾．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表明他關心的不是結論，而是思維的過程—一切應該、也都可以被辯論與想像。

我站在最後一排，內心一陣慌張，像是闖入了一場密謀。在公開場合聽人討論「台灣獨立」，對於我還是第一次，它充滿了觸碰禁忌的快感與緊張。

在大陸，統一是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也是普遍性的文化與社會心理，沒一位領導人敢承擔失去台灣的歷史責任。這種情緒因為現代民族主義的到來，而更為強烈。

而在台灣，國民黨政權長期壓抑「台獨」論調，它是少數異議人士的標籤。過去十多年，它被頻繁的提及，卻是政治操縱的延伸，它是與選票相關的政治姿態，人們還無暇瞭解它深入文化與社會含義。

「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像美國一樣繁榮和開放，台灣還想獨立嗎？」我問。現場氣氛激發起我體內某種微妙的情緒，我想為我經常批評的中國做出辯護—我和你們一樣，不喜歡這個政治的中國，只要它改變了，我們的障礙也就消失了，我們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膚色。

潛意識裏，我覺得台灣人太過自我沉溺了，中國給他們提供了巨大的靈感與刺激，他們明明可以理解北京、西安與昆明，卻總是只談論台南、基隆與恆春。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去重新發現唐代的詩歌、明代的建築，瞭解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巨大衝擊，卻總是執著於台灣的眼前事務。對所有地區與民族來說，只要你有能力瞭解他人的故事，才可能理解自己。倘若沒有發現世界的旅程，任何自我探尋都有可能掉入自溺、封閉的陷阱，它變成了一種部落主義。

沒人給出我答案。但我很快意識到，我的態度中流露著多少傲慢。試圖用龐大中國市場來吸引台灣的經濟思維是淺薄的，但我的這種政治思維同樣堪憂。

第二天，我前往鹿港旅行。正是一個雨夜，媽祖廟的燈籠閃耀，我是最後一家亮燈的排檔裏的最後一位客人。消瘦的老闆曾是大陸台商潮人的一員。不過，他此刻最感興趣的是向我解釋台灣歷史，講解《舊金山合約》的來龍去脈。

這真是個讓人震驚的一刻，我沒想到一個夜市老闆，會對這樣一個合約耿耿於懷。我多少感到，他在藉此表達，台灣人本應有機會主宰自己的命運。隔日，我在鹿港老街上一間堆滿書籍的房間裏，聽一位青年講述鹿港的傳統，他放棄在台北的工作，回來尋找自己家鄉的故事，他興奮的給我展示一組鹿港的鉛筆素描，難道它們不像巴黎的街頭素描一樣動人嗎？

這是幾個月前我在台灣旅行時的偶遇，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是，一種新台灣共識已然形成。它不再是簡單的「統獨」，而是台灣人主體意識的日漸成熟，雖然其中仍有種種缺陷。

在書店的討論結束前，主講者說，如果花蓮要獨立了，台灣就必須深入思考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他還鼓勵每個人去想像那些不可思議的時刻，這一時刻可能是台灣獨立，也可能是台北街頭再次插上五星紅旗。這種思考或許沒有直接的現實作用，卻能幫助打破頭腦中的禁區，讓曖昧地帶變得清晰，從而催生出更理性的判斷。

中國對於台灣的理解，尚未真正開始。它既對台灣的歷史複雜性、人們情感的創傷歷史缺乏瞭解，更沒有勇氣打破禁忌，直接談論敏感問題。在這種理解之旅開始前，所有政治談判、經濟協議，都顯得多麼脆弱與淺薄。

（作者為北京作家）

閱讀全文...

舒國治：台灣人最常問的身邊問題

台灣人最常問的身邊問題

【2011/12/31 聯合報 / 舒國治】


比方說，大家會問：「台灣的城市，馬路何以如此不平？」有的時候是，剛修好時，是平的，不久就不平了。更多的時候，在修好時即已是不平的。這是很奇特的一種文化。幾乎教人猜想：未必是所謂的偷工減料或貪汙（世界各地皆有貪汙，但太多有貪汙的國家亦能把馬路鋪平），而是一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神話般的東西。

台灣的城鎮，或台灣人，很愛強調夜市。好像夜市是一種很可自豪的設施似的。但夜市的內容是否很豐美則往往令人懷疑。但不管怎樣，夜市二字，代表了熱鬧、不寂寞、商機、眾心所向等，怎麼看都是個好字眼，索性人云亦云道它好就沒錯。

台灣的家長，接送小孩放學上學，如此的花心血，如此的勤奮，如此的雙排三排停車；但對小孩其餘之照護與愛、對他功課過多過難過累之規避或解決、對教他遠離電子遊戲與電子設備、對教他少碰垃圾食物、對陪他多碰自然多往泥巴地打滾多與其他孩童自然平常化的社交接觸等等，是否真能使得上力？

台灣似乎到處有人在談美食，電視上美食節目恁多，美食家這也一個、那也一個，但老百姓究竟有多少人吃不放農藥的蔬菜、吃不餵生長激素飼料、蓄養達一年以上的土雞或土豬？

外國人在台灣鄉間，隨處指太多空曠農地，問：「這些地方不能種些規規矩矩的蔬菜嗎？」問得好！

台灣的電視新聞，很少報導國外之事。大家皆感奇怪，皆發出此問，而這件事實猶繼續維持。

計程車，在台北，一下子空車出現了很多 。是原本坐車的，突然改搭捷運或騎自行車或喜歡上走路嗎？不見得。但一心認定開計程車最能自由、最是無門檻的職業的早年觀念看來值得重新思考了。

至於在南部，乘計程車不算太容易。往往站路口頗久，猶等不到一輛車。

很顯然，在台灣選找工作，不能再像昔年想擺個麵攤開個計程車，就這麼擺了開了，應該多考慮已有多少人早司此業矣。好的職業，常來自巧思。

台灣人很希望愈來愈富裕，其中有一方式，是買房子。既然老百姓愛買房子，於是建商便愛賣房子。但何種房子才算好房子、蓋在何處地面才是舒服居家等節往往馬虎應付了。

甚至台灣社會常喜以房屋交易之熱絡、報紙上房地產廣告之多刊視為「景氣」之指標，此種狹窄的經濟評估，委實不甚安全。

另外，台灣房子很會漏水。這或許不易算出數據，然人人在平素言談上很頻於聽聞，這不自禁也成了一種文化，類似「台灣人做事不夠嚴謹」的文化，或許與「馬路不平」來自相同的因由。

更別說台灣房子充滿了鐵窗。鐵窗，為什麼？當然不是設計，是防盜。然而盜各國皆有，何以別國不大設鐵窗？或許能否如此思考：能在盜上做處理以取代在窗上做處理嗎？

現在監視器也裝設得頗多了，不知這件東西會不會逐漸將鐵窗之裝設降低？

（作者為作家）

閱讀全文...

詹偉雄：說說「光」

說說「光」
【2011/12/21 聯合報 / 詹偉雄】

很少人想過：我們為什麼那麼需要「台灣之光」？

從最早的「亞洲鐵人」楊傳廣、「飛躍羚羊」紀政、金龍少棒隊，到今天的王建民、曾雅妮、李安；許多在國際競賽中獲獎的台灣人，無可避免地，當他們登上報紙頭版頭條的那一刻，便必須時時刻刻頂著「台灣之光」那顆沉甸甸的冠冕，同時，我們也霎時變成了「一家人」—「建仔」好似隔壁鄰居，而「妮妮」更是從小便被我們看著長大。

「台灣之光」的第一個火石是國族集體認同，在我們說著共同語言、居住於同一地理區域、分享著近似價值的「國族」內，出現了一位（在眾目睽睽之下）擊敗其他眾多「國族」代表，獲得至高榮譽的同胞，我們覺得「他／她」就是我們的代表，「他／她」的卓越意味著「國族」之不凡，當我們共同慶祝「台灣之光」之際，我們自身也產生一種「能力變大」的感覺、一種獻身於「集體歸屬」的神聖感受。當然，這種透過特定國族英雄凝聚了集體認同的現象並非台灣獨有，譬如說：美國人以「飛魚費爾普斯」為傲（北京奧運八面游泳金牌）、英國人以「莎士比亞」的子孫為榮、法國人說他們是「普魯斯特」（寫作長篇經典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的後裔。

我們應該在乎的，是「台灣之光」的第二個面向—為什麼代表台灣的，一定要是「光」這種意象？不能是「台灣之劍」，或「台灣之gaya」嗎？細細思索一下，這背後的動機是很弔詭的：我們其實需要著「受我們擊敗者」之肯證（recognition）。即便是我們的代表，在某一項競技中擊敗了世界的代表，但這種存在感，是必須透過「他者」的肯定—讚美、欣羨、自嘆弗如，最好還要有一些忌妒，才能夠完成；在此，「光」這種意象就是最好的象徵物，它無遠弗屆，不止「我群」看得到，「他邦」也無所遁逃，而且人們看著它總得瞇著眼睛，如果是太陽這種光，瞇眼之同時還得仰望，那就更棒了。

當我們說王建民是「台灣之光」時，恆常地夾雜著一種矛盾的恐懼：我們必須藉由「贏過他人」與「他者的肯證」，才能賦予我們自身的存在價值，這極其弔詭啊—在那「光」之中，照見的，其實是我們自身內在的黑暗。

「台灣之光」現象並非孤立，日本、韓國都和我們一樣，處處爭取公開競賽中「被擊敗西方」社會的肯定，但廿一世紀後，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之光」，卻讓我們更目瞪口呆—政府動用上千億美金，全力打造北京奧運與廣州亞運，用連綿的「焰火」爭取著最大規模的肯證：我群不只在競賽中贏你，還根本地，要在「場面」上讓你懾服，隱喻經濟成就之今非昔比。「散財首富」陳光標與各地汲汲營營爭取創造各式「金氏世界紀錄」的中國人，都是這樣的例子—藉著一項特異之光，要去救贖生活中各種無存在感之黑暗。

「光」是集體化社會最常用的象徵，但我們該想想：光，總會有熄滅的時刻，在這段更長的時光中，我們如何能透過自身的感覺豐盈生活並且享受當下，才是自由啊。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閱讀全文...

邱坤良：記錄他們的演藝人生

記錄他們的演藝人生
【2011/12/24 聯合報 / 邱坤良】

台灣老一輩的演藝人員是最貼近民眾生活的藝術家，他們多半出身寒微，在浮世力爭上游，希望平安幸福過一生，在政權更迭、社會變遷劇烈，城鄉差距明顯的台灣，政治態度也相對保守。他們的演藝人生與作品不但是中低階層生活的參照，亦為大眾文化史的重要內容。然而，這方面的傳記與相關資料太少，政府、社會不重視，連藝人也輕忽自己的角色。

幾天前老友邀約相聚，舉座儘是資深的導演、作曲家、歌手、演員，有些還是我年少時期的偶像。陽明是一九六○年台語片時代風靡全台的名小生，主演的影片無數，他沒隨著台語片的沒落而消沉，反而轉型成國語片導演歐陽俊，在七○年代的社會寫實影片風光一時，如今淡出影壇，悠哉游哉。歌手劉福助以「國語歌星」起家，長期活躍於秀場，發行的唱片甚多，他的台灣民謠獨樹一幟，堪稱「國寶」級的人物，聽他在那卡西唱歌，面對面喝酒交談，頗有今夕何夕之感。

歌謠作曲家曾仲影和戲曲演員呂福祿，沒有陽明、劉福助的名氣，卻有更傳奇的演藝人生。曾先生青年時在廈門念大學，有音樂創作與表演天賦，因爭風吃醋與美軍在舞廳大打出手，隨即潛逃來台。二二八事件時，遭黑函檢舉入獄二年，而後在廣播電台、劇團、影視圈漂浪一生，作品無數。呂福祿的父親原籍河北大興，是京班武生演員，來台公演時生下福祿，舉家在台落地生根。呂福祿武功底子深厚，大半輩子活躍歌仔戲舞臺，也常應邀在電影中演武行。

陽明這群老朋友生活無虞，個性知足常樂，經常相邀聚餐，共話當年勇，這是他們當下最大的樂趣，相對不少晚景淒涼、默默以終的前輩藝人（如新劇編導全才的李玉書），人生算是美滿幸福了。只可惜新世代知道他們的人愈來愈少，連當年的紅小生陽明有時還得抬出「蔡岳勳導演的爸爸」才會讓人「刮目相看」。

文化行政部門近年為不少藝文人士立傳，但多侷限得過「獎」的「藝術家」，內容品質也參差不齊。多數演藝人員畢生沒有留下詳實的紀錄，有之，也是偶像明星的形象包裝，較不重視內容的深度。相較近鄰日本許多影劇導演、演員（如大河內傳次郎、石原裕次郎、美空雲雀…）都有高品質的傳記，甚至個人資料館或紀念館，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台灣目前仍有甚多見證影劇史變遷的資深藝人健在，但當天聚餐的朋友，只有呂福祿出版過傳記。如果不及時記錄，不但他們的人生空白，台灣大眾文化史也缺少最鮮活的一頁。新聞局、國家電影資料館或地方文化局處宜把握時機，擬訂完善的計畫，遴聘合適的影像編導或學者，儘快記錄資深國民演劇藝術家的生命史。這項迫切、重要的工作所費不多，約略一、兩場政府大型活動的經費，就能有系統地為影劇文化留下大量的寶貴資產。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閱讀全文...

平路：躁急的夢想家

躁急的夢想家
【2011/12/23 聯合報 / 平路】

民國一百年即將過去，夢想無著，活動乏善可陳，還留下檢調偵辦的「弊案」，而其中更可痛惜的是，這百年一遇的時間點上，錯失了契機，如果通盤檢討，問題的一端在於急切吧！這是建國一百年活動失策的地方。

之前欠缺充裕的準備期，急起來，主其事者只希望像之前辦聽奧一樣，選舉前端出一盤盤錦上添花的大菜。文化元年基金會的批判聲音用的是「終結百年煙火」，「煙火」兩字，就是只求一時亮點的寫照。畢竟這建國一百年不該是體育賽事，不應該是砸下鉅資就算完的「大型活動」而已。

在躁急的心態之下，民國一百年的活動對待歷史相當浮面，只求搭建最便捷的橋，把孫中山、辛亥革命等等，與今天台灣，最好是今天台灣的年輕人，用一些夢來又夢去的虛幻名詞，無縫接軌最好。

孫中山是一百年活動的主角，急於表功是民國一百年的活動失敗的關鍵，而湊巧的是，一百年前，這急切兩字，亦是孫中山個性的陷阱。事實上，對任何一位革命家來說，個性造就命運，回溯孫中山一生，成也急切敗也急切。革命成功在於急切，爾後建國成事不足也在於急切。急切是孫中山個性裡的強項與弱項。

換句話說，孫中山推行革命，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業靠著一股熱情匆促成事，同樣的熱情卻也註定設想不周，埋下許多爭議的根源，以及繼承他的人容易挪用、誤用的部分。

一九一四年之後，因為失敗後的困頓與冒進，孫中山曾經急起來，標舉效忠為用人的基礎，誓約書上寫著「如有貳心、甘受極刑」，露出要求同志對著誓約打手印的威權心態。孫中山生命中最後幾年，進退無據，處境更為艱難，孫中山急火火地聯日，之後又急火火地聯俄，列寧式的黨國體制、效忠領袖一人的領導模式於茲確立。軍校建成，孫則急急拔擢槍桿子出身的蔣介石！而今天回溯，與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現實最有關係的在於，黨國體制藏著怎麼樣的專斷幽靈…

數十年威權統治，整個台灣社會已經付出慘痛的代價，應該問的是，追根究柢，急於求其近功的心態是不是歷史問題的源頭之一？

更深層的問題是，這份急切是不是因為選舉頻仍反而強化？這份焦躁是不是已經內化到每個人心中，成為我們集體基因的一部分？

當年倉促的時代裡，孫中山的急性子或者情有可原。換句話說，內憂外患的壓擠下，他很容易急切無狀，但到了今天，為什麼，這建國一百年的活動依然辦得急切無狀？

大選在即，因為政治一向凌駕文化，文建會主委作為執政團隊的一員，急於端出大型活動替選舉加分？

於今文化界的批評聲浪，集中在文建會誤解了文化建設的角色，而自我矮化為辦活動的機關，事實上，這是定位的問題、也是時效的問題。如果關心砸下的錢是不是要在選前看到成果，那麼，政策常是動輒數十年的慢栽，活動卻是立即賞味的快炒，取捨立即可知。

尤其，凡是事關文化，關鍵就是「慢」，只能夠慢慢累積！一旦急起來，在意的是可以快快採收，長時間投入與經營的文化政策不會是關注的範疇。只要這速成的心態不改，無論哪一黨執政，貪求近功造成的種種問題，仍是未來文化部成立後的憂患。

（作者為作家）

閱讀全文...

李清志：魔幻台灣巴別塔

魔幻台灣巴別塔
 【2011/12/14 聯合報 / 李清志】

台中市近年來不斷地推動國際級的公共建築計畫，試圖以優秀的建築師作品，帶動整體城市的發展與更新。從解構主義女建築師扎哈哈迪所設計的古根漢美術館、日本建築師渡邊誠的圓滿劇場，以及正在施工中的台中歌劇院，都可以看見胡志強市長試圖將台中市打造成國際性建築城市的強烈企圖心。最近台中市更積極推動「台灣塔」的計畫，準備以六十多億的鉅資，建造一座三百多公尺的高塔，這項計畫在兩階段的競圖過程中，引起了各界極大的討論與關切。

從舊約巴別塔的建造開始，高塔的建造一直就是人類驕傲與慾望的展現，同時也是區域經濟實力的呈現；所有的高塔或摩天大樓都試圖爭取世界第一的頭銜，藉以滿足內心幼稚的自我虛榮心。

鐵塔的建造熱潮始於十九世紀後期的巴黎鐵塔，這座鐵塔原本是為世博會所建造，但是卻因此成為建造鐵塔熱潮的始作俑者；最特別的是，建造者艾菲爾先生並不是建築師，而是一位工程師，象徵著人類歷史即將進入機械文明時代。

廿世紀最喜歡建造鐵塔的國家當屬日本，他們在崇尚歐洲文化的迷思之下，將建造類似艾菲爾鐵塔的塔狀物，視為工業化進步的城市象徵，因此從二戰後復興時期，先後在名古屋、大阪、東京、別府、札幌，以及博多等城市建造了六座大小鐵塔，而且都是結構工程師內藤多仲所設計建造，因此被稱作是「鐵塔六兄弟」，內藤多仲也被稱作是「塔博士」。

不過隨著時代的改變，世界各國已經不再著迷於鐵塔的建造，只有日本東京仍舊希望藉著新鐵塔來振興墨東區的衰敗，並且當作是新城市未來無線電視的電波發射塔，因此建造了東京「天空樹」，預計明年開幕。

「台灣塔」的計畫在這個時代，顯得有些落伍！特別是整個建塔計畫耗費鉅資，卻無法說明整個鐵塔有何實質目的或必要性，引起社會各界的批評與抗議。

整個競圖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由羅馬尼亞建築師多林所設計的「漂浮的眺望」獲得首獎，驚艷全世界建築界，因為這座鐵塔十分前衛，超越了我們過去對於鐵塔的想像，不過也因為過於科幻浪漫，在當今現實社會的可行性不高。第二階段評審團則選出日本年輕建築師藤本壯介的作品「漂浮在空中的台灣花園」，這項作品稱不上是「鐵塔」，而是由五百多根鋼柱撐起的空中花園平台，這樣的結果，可以想見評審團其實並不想選出傳統鐵塔的設計，而希望找到新穎、前衛的提案。

但是藤本壯介的設計提案卻存在著許多問題，最可怕的是這座建築將不只是一根垂直通天的柱子而已，它將是一座與巴黎鐵塔等高，卻比龐畢度藝術中心大十倍的巨大怪獸，雖然建築師強調這座建築是中空透明的量體，但是真實的結果是否如其模型一般晶瑩剔透，亮麗動人，還是很令人懷疑！

不論如何，這樣一項大膽的決策其實是一次豪賭，不僅賭上六十多億的建設款項，同時也賭上了台中市未來的城市景觀；它可能成為世界建築奇觀，吸引世人前來瞻仰？不過也很可能成為城市災難，成為史上最大廢墟？「台灣塔」的建造與否，值得各界更多的討論與關注！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閱讀全文...

洪蘭：快樂的小事 幸福的能量

快樂的小事 幸福的能量
【2011/12/16 聯合報 / 洪蘭】 

最近不丹國王去日本訪問，帶給日本國民很大震撼，不丹雖然物資享受不高，但是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民認為自己很幸福，相反的，日本的國民所得超過四萬美元，每年卻有三萬國民自殺，所以日本政府宣布以後不再以ＧＤＰ為基準，改為調查人民的幸福指數。 

很多人都誤以為金錢就等於幸福，其實不然。很多有錢人活得並不快樂，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美國的休斯（Howard Hughes），他富可敵國，卻活得非常痛苦，他有嚴重的強迫症，害怕細菌，害怕傳染，不敢跟人接觸，什麼都不敢吃，最後可以說是餓死的。最近十年來，心理學開始研究幸福感：人如何才能感到幸福？構成幸福的條件又是什麼？ 

哈佛大學的研究發現，不必每天都有值得慶祝的大事，很多快樂的小事累積起來的能量超過一件快樂的大事。我們過去都把幸福寄托在未來或別人身上：等我娶到她…；等我升到總經理…；等我存到一百萬…，研究發現這種大事帶給你的幸福感不及你每天都有幸福的小事，如能力被老闆肯定，同事愛戴你；吃到好吃的食物都會帶給你快樂，這些累積起來的快樂能量大於久久爆發一次的快樂能量。昨天下大雨，有個全身淋濕的警員告訴我，他在指揮交通時，有位女士把車窗搖下來，對他喊道：「辛苦你了！」他說，剎時疲累都不見了，相信對他說這句話的女士也是一樣快樂。 

最近美國很多企業在推「10＼5 Way」，即員工在看到同事十呎之內，要作眼睛的接觸；五呎之內要打招呼，他們發現員工因此快樂了許多，生產力和業績都提升了。 

二○○八年一個研究發現對生活不滿意的員工，每個月要多請一點二五天的假，換算起來一年少了十五天的生產力；生活滿意度高的大賣場員工，每一平方公尺可以多做廿一美元的生意，一年就替老板多賺了三千二百萬元，這就難怪現在大老闆突然關心起員工的幸福了。 

要增加自己的幸福並不難，研究發現每天花幾分鐘寫下三件你感恩的事；昨天所發生有意義的事；送一個正向的訊息給你的親友；運動十分鐘；冥想十分鐘，每天這樣練習，你的思想會導向樂觀，而且它完全不需要工具或設備就能做。有個公司發現四個月之後效力還在，沒有做幸福練習之前，它的生產力和職場快樂指數在卅五分的量表上是廿三，做了以後上升到廿七。 

現在職場工作的壓力都很大，其實社會支持是抵抗壓力最有效的方式，它們的相關是.71，如果你知道抽煙和肺癌的相關才.37，你就知道社會支持有多重要了。 

社會支持和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給」（provider），從服務他人身上得到自我肯定與自我價值。 

美國總統傑佛遜說：當蠟燭點燃另外一根蠟燭時，它自己沒有損失，但是房間卻更亮了。「給」才是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當你替別人著想、幫助別人時，別人快樂，你自己也幸福，這才是真正的雙贏。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閱讀全文...

王正方：文化部要做公正的散財童子

文化部要做公正的散財童子
【2011/12/15 聯合報 / 王正方】

兩位主要總統候選人都說過：「文化不可以為政治服務」。一位是在就職演說中講的，政見辯論會上另一位候選人也說了這話，還強調未來的文化部長一定要由文化人來出任。

為什麼要成立文化部，它與現行的文建會的性質和功能有何不同？台灣很多文化工作者，都對此不甚了了。只聽說新聞局將撤除，併入文化部，以後由文化部「管」電影。新聞局的屬下機構一直在「管」電影，電影工作者莫不為之氣結！因為這表示他們不認為電影是文化，電影只是政治宣傳品？盲目採用了前蘇聯的壞制度好幾十年，終於拋棄了它，也算是個進步。

美國不設文化部，有ＮＣＣ負責媒體尺度的維護。另外設立了人文基金會（ＮＥＨ）、藝術基金會（ＮＥＡ），基本的功能是做散財童子，每年國家撥給兩會近十億美元的經費，供各大小文化藝術機構、個人來申請。希望透過這些資助，全國的文化與藝術，能得到多元化的發展，因而蓬勃輝煌起來。他們行之有年，有目共睹，美國文化藝術領域的成就，多年來確實傲居世界之首。文化政策的自由、開放，不干涉、有眼光、有重點、有膽識的資助等等，都是促成輝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

文建會像是美國人文、藝術基金會的翻版，文化團體對它的印象就是可以從那裏申請補助。典章制度是舶來品也無可厚非，學到別人的長處就是成功。但是粥少僧多，做一個公平無欺的散財童子很不容易，文建會、電影輔導金的「散財」工作，做得怎樣？不公平就等著挨罵吧！

我曾經當過美國ＮＥＡ電影組的評審委員，工作量很大，要閱讀一檔案抽屜的申請資料，看上百部大小影片，然後開會做瘋狂的爭辯。委員中沒有「大師」，委員有曾經接受過補助，成績不錯的導演、製片、影評人、院線老闆等。實際的業界人士才知道真正需求是什麼。大師忙著擺譜、指導別人都來不及。

但那次的評審不算公平，因為委員中混進了個爛咖。最後入選者有卅多名，委員們要從零到五給他們做秘密評分，以決定誰得多少補助。煞費苦心，我工作了一晚上，有的分數給到三點七八五之類的。次日秘書操作電腦有疏失，大家評的分數都被公開。有位老姐給五個人打了五分，其他一律是零分。總共才七位委員，這麼一搞，她的五位朋友幾乎肯定上榜，拿到優厚的補助。

未來的文化部還要做什麼工作？端正社會不正文化之風，指導國家的文化發展方向？那是海峽對岸的文化部，處心積慮扼殺文化應有的職責。政治高調不必唱啦！不要干涉文化發展，能公平、公正、透明的做好「散財童子」，則文化界幸甚。

請文化人當文化部長，說這種話的人就是位不懂文化的外行專家。略具文化背景、了解文化現狀、公正有操守的技術官僚，負責「散財」工作就很合適。

廿年前就聽說要成立文化部了，當時的傳言是內定林海音為首任部長，她的朋友們聽了很詫異，說：「已經是林海音了，又何必當文化部長呢？」
（作者為電影導演）

閱讀全文...

新井一二三：震災與賀年卡

新井一二三：震災與賀年卡
【2011/12/12 聯合報 / 新井一二三】

日本賀年卡的歷史遠遠長流。早在公元八世紀，日本貴族已經通過從唐朝引進的郵驛制度交換了賀年信；十一世紀的文章博士藤原明衡留下的《雲洲往來》一書裡，就看得見賀年書簡的例句多種。到了十七世紀的江戶時代，不僅在遠隔地之間，而且在江戶城內服務的「町飛腳」（城中信使）也開始營業，使得庶民能夠給親朋好友寫信，包括賀年書簡。明治維新後不久的一八七二年，日本設立了全國郵政制度；一八七三年便開始發行明信片，轉眼之間，年初交換「年賀狀（賀年卡）」成了全民性的活動。

廿世紀初，由於從鄉下搬到城市找工作的人口增加，一九三○年代後，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團往中國東北（即當年的滿洲國）出發；趁過年之際，向親朋好友道賀並報告近況的社會需求迅速增加了。結果，一九三五年，日本郵局的賀年卡辦理量達到七億張，記錄了戰前的高峰。之後，由於在中國大陸的戰爭陷入僵局，國民經濟越來越低迷，連明信片用的紙張都經常缺貨。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一九四一年，全國的郵局都貼上了「彼此節制年賀狀」的海報。

戰後，一九四九年開始，郵局發行的賀年明信片具備彩票功能了。那年的頭等獎品是縫紉機，次等純毛料子，跟著是兒童用棒球手套……在生活困難的年代，彩票賀年卡送給了日本人做夢的機會。賀年卡辦理量一直增加到一九九七年的卅七億張。進入了廿一世紀後則逐年減少，恐怕受了電郵普及的影響。儘管如此，每年都還有卅多億張的賀年卡在日本國民之間交換；除以總人口一億三千萬，包括嬰兒在內，每一個日本人平均郵寄卅張賀年卡，估計是世界第一名。

過去一百多年，日本郵局停止辦理賀年卡的前例只有兩次：關東大震災（一九二三年）和大正天皇駕崩（一九二六年）。今年，東日本大震災造成的損害比關東大震災嚴重，但是沒聽說有人提出要停辦賀年卡。

當然，災區的民心會是另一回事。許多人失去了家人，按照日本傳統，要提早寄出「喪中欠禮」（服喪期間恕不拜年）卡片。還有很多人，雖然不至於服喪，可是海嘯衝走了房子，沒有了財產、工作，或者因為不知道對方的受害情況如何，不敢用「喜」、「賀」等字。

正逢災區的許多人為賀年卡開始煩惱之際，名古屋一家印刷廠決定組織義工隊伍，分三批到東北災區去，為受害居民提供免費印刷「年初致辭卡」的服務。一九七二年創立的雙葉（FUTABA）株式會社（http://www.futabanenga.com/）是日本唯一專門辦理賀年卡的公司，每年印一億張賀年卡。這次該公司職員帶三部全彩色復合印刷機到福島、宮城、岩手三個縣，準備幫兩千人印總共十萬張「年初致辭卡」。

「年初致辭卡」是該公司提出的新理念，迴避用「喜」、「賀」等字，但有標誌新年的龍圖案和「感謝」、「同心協力」、「春天花開」等文字。雙葉是只有廿四名職員的小公司，卻通過職能為災民做事，可稱為「印刷達人」吧。
（作者為日本作家）

閱讀全文...

張小虹：兩個男人親嘴，兩個女人握手

兩個男人親嘴，兩個女人握手
【2011/12/13 聯合報 張小虹】

最近先後轟動國際新聞版面的兩張大照片，一張是兩個穿西裝打領帶的男人嘴親嘴，一張是兩個白上衣綁馬尾的女人手握手，但其所引發的視覺震撼，卻威力相當，只因這兩個男人是絕對不會親嘴的，而這兩個女人在過去是不可能握手的。

先說男人的故事。照片上的兩個男人，一位是美國現任總統歐巴馬，一位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此「電腦合成照」乃是知名服飾品牌班尼頓最新推出的全球行銷廣告。班尼頓服飾品牌一向強調色彩的繽紛妍麗，其在九○年代一炮而紅的關鍵，靠的就是將顏色轉換為膚色，以白、黑、紅、黃的各種任意搭配，讓白小孩與黑小孩親嘴，男人與男人親嘴，神父與修女親嘴，大搞特搞顛覆保守意識形態的視覺符碼遊戲。

而這次舊調重彈、毫無新意的親嘴遊戲，還是踩到了地雷（或總算踩到了地雷，有爭議有賣點搏版面），在抗議聲中被迫撤下廣告，但主要的爭議點不在歐巴馬與胡錦濤親嘴的這張，而在羅馬天主教教宗與埃及伊斯蘭領導教長親嘴的那張，宗教乃成為當代僅存的禁忌。但難道歐巴馬與胡錦濤嘴親嘴不聳動嗎？在見怪不怪、遍地電腦合成照的二十一世紀，眾人頂多會心一笑，笑強權國家的經濟軍備競賽，笑異性戀社會的大驚小怪。

那女人的故事呢？照片上的兩個女人，一位是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一位是緬甸民主人權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這兩位女性在國際政壇的知名度旗鼓相當。希拉蕊從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夫人的身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身分，成功轉型為叱吒風雲、集權力於一身的美國國務卿。翁山蘇姬則是緬甸國父之女、遭軍政府非法長期軟禁十幾年、不久前才終於獲得釋放的人權鬥士。雖然這張由法新社向全球媒體發送的新聞照片，理當不會是「電腦合成照」，但會不會這張手握手的新聞照片，也像那張嘴親嘴的廣告照片一樣，都有某種刻意營造的影像效果與政治行銷企圖？

早在一年甚至一個月以前，希拉蕊決計握不到翁山蘇姬的手，美國只能站在一旁說風涼話，抗議再抗議緬甸軍政府的違反人權。但這次希拉蕊長途飛行到緬甸，真正要握的手其實是緬甸軍政府的手，以便掌控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戰略優勢，不讓緬甸繼續只握中國老大哥的手。於是希拉蕊一邊跟軍政府握手，表示戰略同盟，一邊跟翁山蘇姬握手，表示對人權鬥士的尊崇，亦同時展現緬甸軍政府的改革開放。這兩個女人能不能握手、什麼時候握手、怎樣握手，看來都是國際政治的大學問。

數位影像的新世紀，「有圖有真相」已是昨日黃花，「有圖有賣點」才是當代影像的王道。但如果我們對廣告照片上兩個親嘴的男人一笑置之，那對新聞照片上兩個握手的女人也無須太過感動，不論是對女性政治人物有所成功有所堅持的感動，還是對女性能改變政治操弄邏輯的理想投射。畢竟政治人物搏版面的握手言歡，有時也可能只是另一種嘴親嘴的電腦合成特效。

如何在非電腦合成照片之上看到合成效果，恐怕才是二十一世紀政治／美學影像教育最重要的一環。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閱讀全文...

顧爾德：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

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
 2011-12-13 中國時報 【顧爾德】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入選《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第十八名。這本雜誌形容他「即使被扔進大牢，還繼續反對中國共產黨」。 　

這段話似乎在稱許艾未未強旺的意志力與鬥爭性；更深一層看，艾未未更令中共頭疼之處，是他永遠會在適當時機，以最吸引人的遊戲手法，展現出他作品的力量，進而成為引導性的議題，讓當局者防不勝防。

英國泰德現代藝術中心（Tate Modern），今年上半年展出艾未未的作品「葵花子」。中心主任、著名策展人Chris Dercon，在BBC製作的艾未未紀錄片中提說，強調藝術遊戲性的杜象對艾未未深具影響，包括杜象認為重點不是「什麼是藝術」而是「何時是藝術」（When is art but not what is art.）。艾未未就是杜象「遊戲性」與「時機性」最佳的詮釋者。

艾未未被中國官方指控逃稅、要補稅一千五百萬。他與朋友發起了捐款運動，透過網路號召小額捐款，他已收到網民八百萬捐款。這又是一件令人讚嘆的遊戲與實踐。艾未未有十萬推特粉絲，這些在網路世界追隨艾未未的匿名網民，透過捐款以及艾未未回寄製作精美的「借據」，讓虛擬世界互動轉化為真實社會的契約關係。原本當權者要用一千五百萬的鉅額罰金壓垮艾未未，沒想到艾未未即時將它轉化成另一場行為藝術與社會動員──這能不讓當權者跳腳嗎？

去年二月，約十個藝術工作者們抗議藝術村拆遷，在北京長安大街舉布條抗議遊行。十來隻小貓只走了三百公尺，就被警方驅散，也沒有什麼路人圍觀。原本又是一場夭折的街頭行動。艾未未卻透過手機立即拍下照片，透過網路、推特立即傳播出去，全球各大媒體、各地粉絲馬上獲知這場遊行，進一步傳播報導到各主流媒介上。原本一場不成氣候的抗議立即轉化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也賦予了這場遊行歷史意義─八九六四之後，天安門廣場第一次集會遊行。就如杜象所說的，藝術家是在定義什麼是藝術，而不一定要自己創造作品。艾未未即時傳播這場遊行，也定義了這場遊行。

北美館「艾未未．缺席」的展覽，被形容為這位全球火紅藝術家近年來反應最冷淡的一場展覽。艾未未不是缺席而是「被缺席」，中國官方不可能讓他出境，也不讓他太太代表他來台。而台北政壇一遇到容易刺激北京的問題，也很識趣地低調處理。不過，艾未未又掌握住時機，讓自己在這場「被缺席」的展覽中不缺席。他在接受央廣楊憲宏訪問時，對台北說了重話：「我想更有意義的是，不僅是我的缺席，而是台北或者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缺席，他們遠遠的漂離了政治的主流，因為他們從來不敢光明正大的說出自己合理的權益，這樣的缺席是有辱於使命的。」 　

台北政壇想玩「低調」的遊戲，卻被艾未未即時地「玩」了回去。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而是台灣。
（作者為專欄作家）

閱讀全文...

詹偉雄：沒「建國百年」論述，遺憾！

沒「建國百年」論述，遺憾！
【2011/11/29 聯合報 / 詹偉雄】

眼看今年的第十一個月即將過去，是也該來回顧，在這第一百年裡，我們對「建國百年」這件事，到底有了多少新的理解與瞭悟。

坦白說：很少很少。

除了許多以「建國百年」為名的活動，台灣的官方幾乎沒有提出任何論述——那場武昌起義，和當今台灣住民的命運連結節點是什麼？「民國後」的卅多年，除了耳熟能詳的反日本殖民戰爭之外，哪些人和哪些事，催生了我們今天每個人的生活和世界觀？國共戰爭、二二八事件、文化大革命、戒嚴令、白色恐怖、改革開放……，這些「建國百年」中發生的事件，各自對兩岸的人們創造了何種集體記憶與集體創傷；而這些人又如何重新書寫自己的認同敘事，走出難堪的過往，勉力地走出新的人生。

雖然名之為「論述」（discourse），但台灣的「建國百年論述」不應該是一個或兩個「官方版」（official）的歷史建構，而是許許多多觀點可能互異、立場也許針鋒相對、但也承諾彼此將共同攜手未來的生命故事的集合。心理學家肯定：當人們能把自身的「過去、現在、未來」，透過意義的敘事鎖鏈串接起來，人們就能獲得相對穩定的自我認同；同樣的道理，在台灣，我們要獲致一種社會團結的凝聚力，重點不在有多少的建設與經濟成長，而在於人們知曉「我們共同活過的差異過往」，在一個接一個的競爭論述中安頓自己。

當人們說出一個「統一」或「獨立」的政治主張，馬上會引來立場不一者的言詞攻擊，但人們一旦說出自己生命的故事，我們只能傾聽（或者扭頭而去），因為我們會動用「敘事性理解」，將心比心地去理解說故事者如何會把那些紛亂的事件，組合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那就是「生命自身」，而往往也就是透過這層理解，我們才能接納、包容和我們自己不一樣的生命敘事。

我的母親今年八十九歲，五、六年前逐漸失智後，目前人生大多數事物都已經不復記憶，現在連兒女們探視她，都必須先說上一段共同經歷的故事，勉強才有些短暫的回憶交集，而孫子們對她而言更如陌生人一般；惟獨，當孩子們問她「國共內戰」、「坐船逃難」、「蔣中正總統」、「八七水災」……這些陳年軼事，她反而抖擻起精神來，可以說上一大段——這些殘存的、頑強的記憶，大概也是母親辨識自己是誰的最後堡壘了。

母親一生的歲月，是「民國百年」中的最微小、最平凡的一章，她的前半生命運深受「啟蒙民國」影響，後半生更被「結構」在台灣的時空中，她很早就學會台語——以便打電話叫煤氣、叫計程車；大陸開放探親第一年，她便回到湖南老家，但卻提早結束行程回台灣——彼時，她的鄉愁對象已是台灣，而非大陸了。

但我們的「建國百年」，卻技術性地在迴避這些故事，也許官員們害怕說不出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集體敘事」，那麼不如不說；但論述本來就是各種競爭性敘事的集合，不是鐵板一塊的單一大敘事；而且，只有在聽到這麼多不同的故事後，我們才共同體驗到「台灣」在「民國百年」之中那難以抹去的重要性，不是嗎？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閱讀全文...

胡晴舫：藝術應站在政府對面

藝術應站在政府對面
【2011/12/01 聯合報 / 胡晴舫】

所有偉大的藝術都在政權框架之外發生，甚至，根本在主流圈子的品味之外。傅柯曾說，他喜愛的小說很少寫進法國文學史。

二億《夢想家》爭議，讓藝文界團結連署，一舉澆滅政府的文化煙火，可喜可賀。同時，暴露出文創在台灣以最快速度淪落成某種專門承包政府文化工程的產業，再度引起政府如何補助藝文界的討論。

藝術永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藝術家期待政府補助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通常只有政治極權社會（尤其廿世紀出現的共產國家）最喜歡文化部，高舉文化大旗，灌輸意識形態，修剪文化歧見，讓藝術失去思想的殺傷力，用國家名義豢養特定的文化團體、藝術家、作家，誰不聽話就餓死他，打入大牢。


所有社會自由的根源皆來自文化的想像力。由政府以及特定圈子拿國家資源扶植他們個人認可的文化對象，為什麼要給任何人這麼大的權力？

美國六○年代討論政府為何需要補助藝術，包墨爾（Baumol）與包溫（Bowen）兩名學者當時提出「成本病」（Cost Disease），因為表演藝術缺乏經濟生產力增長，「在表演藝術世界裡，危機顯然是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隨著數位技術發達，城市人口根基拓寬，表演藝術的成本與利潤出現了變化，譬如電影製作成本明顯降低很多，機動性強的小劇場與小樂團，更容易在城市角落尋獲自己的觀眾。

即使在台灣藝文界最羨慕的法國，文化補助仍常引爭議，預算掐在文化官僚手上，最後變成依賴關係網路、利用遊說影響分配，往往只有名氣大的計畫或團體才能得到資源。尤其法國迄今文化階級觀念深重，巴黎長期獨占最大文化預算，遭外省詬病已久，遑論少數族群。

諷刺的是，當代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兩項藝術成就，印象派繪畫以及新浪潮電影，都在主流系統之外自行發芽繁茂。十九世紀末印象派誕生時，依賴私人收藏家買畫，備受學院派嘲弄漠視，迄今也還被塞在奧塞美術館三樓的畸零空間，而非掛在宏偉大廳。新浪潮電影也是靠一群體制外的年輕人，獨立金主贊助，預算極低，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作者電影潮。九○年代法國採保護政策，結果電影工業反倒一蹶不振，黃金時期宣告結束。

底線是政府不該涉入文化生產，真正的文化推手仍是市場。政府應是文化保護者、文化環境的創造者，透過產業政策，提出減稅方案（小劇場票房不課稅、企業贊助可減稅、機構低稅收藏藝術等），鼓勵社會各處自發撫育自己喜愛的文化藝術，培養無數大大小小品味衝突並存的藝文園丁，而不是政府自命獨裁園丁，挑選花種，統一花圃。

市場規模過小，是台灣藝文界永遠的痛。創作時常漫長，作品推出後的經濟效益不成正比，且不信任市場品味，因此許多藝文人士希望得到政府贊助，以延續自己的創作。可憐的是，不論藝術多麼崇高，創作這一行的本質卻跟開麵攤沒什麼兩樣。沒有人應該保證你的商業成果。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強調古法揉麵的麵攤老闆，要求政府長期贊助他的手藝跟店面，我們藝文創作者也該學會承擔自己的市場風險。市場過小既是原罪，如何跨出台灣，擴大市場規模，才是台灣藝文界需要積極思考的課題。

莎士比亞當年是商業劇場龍頭，巴爾札克以為自己寫的是大眾小說。所謂的經典，就是涵蓋了各個時代的讀者口味。時光，無非也是另一種市場的鍛鍊。

（作者為作家）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