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一堂台獨課

一堂台獨課
【2011/12/26 聯合報 / 許知遠】

「如果花蓮獨立怎麼辦？」

走進這家地下的小書店時，主講人正這樣問。他背後的黑板上寫下了若干問句，最後一個是「如果台灣獨立怎麼辦？」

卅多名聽眾都年輕，滿臉好奇與困惑。

「要運用你們的頭腦，得出自己的結果」，講桌上擺著卡爾．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表明他關心的不是結論，而是思維的過程—一切應該、也都可以被辯論與想像。

我站在最後一排，內心一陣慌張，像是闖入了一場密謀。在公開場合聽人討論「台灣獨立」，對於我還是第一次，它充滿了觸碰禁忌的快感與緊張。

在大陸，統一是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也是普遍性的文化與社會心理，沒一位領導人敢承擔失去台灣的歷史責任。這種情緒因為現代民族主義的到來，而更為強烈。

而在台灣，國民黨政權長期壓抑「台獨」論調，它是少數異議人士的標籤。過去十多年，它被頻繁的提及，卻是政治操縱的延伸，它是與選票相關的政治姿態，人們還無暇瞭解它深入文化與社會含義。

「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像美國一樣繁榮和開放，台灣還想獨立嗎？」我問。現場氣氛激發起我體內某種微妙的情緒，我想為我經常批評的中國做出辯護—我和你們一樣，不喜歡這個政治的中國，只要它改變了，我們的障礙也就消失了，我們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膚色。

潛意識裏，我覺得台灣人太過自我沉溺了，中國給他們提供了巨大的靈感與刺激，他們明明可以理解北京、西安與昆明，卻總是只談論台南、基隆與恆春。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去重新發現唐代的詩歌、明代的建築，瞭解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巨大衝擊，卻總是執著於台灣的眼前事務。對所有地區與民族來說，只要你有能力瞭解他人的故事，才可能理解自己。倘若沒有發現世界的旅程，任何自我探尋都有可能掉入自溺、封閉的陷阱，它變成了一種部落主義。

沒人給出我答案。但我很快意識到，我的態度中流露著多少傲慢。試圖用龐大中國市場來吸引台灣的經濟思維是淺薄的，但我的這種政治思維同樣堪憂。

第二天，我前往鹿港旅行。正是一個雨夜，媽祖廟的燈籠閃耀，我是最後一家亮燈的排檔裏的最後一位客人。消瘦的老闆曾是大陸台商潮人的一員。不過，他此刻最感興趣的是向我解釋台灣歷史，講解《舊金山合約》的來龍去脈。

這真是個讓人震驚的一刻，我沒想到一個夜市老闆，會對這樣一個合約耿耿於懷。我多少感到，他在藉此表達，台灣人本應有機會主宰自己的命運。隔日，我在鹿港老街上一間堆滿書籍的房間裏，聽一位青年講述鹿港的傳統，他放棄在台北的工作，回來尋找自己家鄉的故事，他興奮的給我展示一組鹿港的鉛筆素描，難道它們不像巴黎的街頭素描一樣動人嗎？

這是幾個月前我在台灣旅行時的偶遇，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是，一種新台灣共識已然形成。它不再是簡單的「統獨」，而是台灣人主體意識的日漸成熟，雖然其中仍有種種缺陷。

在書店的討論結束前，主講者說，如果花蓮要獨立了，台灣就必須深入思考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他還鼓勵每個人去想像那些不可思議的時刻，這一時刻可能是台灣獨立，也可能是台北街頭再次插上五星紅旗。這種思考或許沒有直接的現實作用，卻能幫助打破頭腦中的禁區，讓曖昧地帶變得清晰，從而催生出更理性的判斷。

中國對於台灣的理解，尚未真正開始。它既對台灣的歷史複雜性、人們情感的創傷歷史缺乏瞭解，更沒有勇氣打破禁忌，直接談論敏感問題。在這種理解之旅開始前，所有政治談判、經濟協議，都顯得多麼脆弱與淺薄。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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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國治：台灣人最常問的身邊問題

台灣人最常問的身邊問題

【2011/12/31 聯合報 / 舒國治】


比方說，大家會問：「台灣的城市，馬路何以如此不平？」有的時候是，剛修好時，是平的，不久就不平了。更多的時候，在修好時即已是不平的。這是很奇特的一種文化。幾乎教人猜想：未必是所謂的偷工減料或貪汙（世界各地皆有貪汙，但太多有貪汙的國家亦能把馬路鋪平），而是一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神話般的東西。

台灣的城鎮，或台灣人，很愛強調夜市。好像夜市是一種很可自豪的設施似的。但夜市的內容是否很豐美則往往令人懷疑。但不管怎樣，夜市二字，代表了熱鬧、不寂寞、商機、眾心所向等，怎麼看都是個好字眼，索性人云亦云道它好就沒錯。

台灣的家長，接送小孩放學上學，如此的花心血，如此的勤奮，如此的雙排三排停車；但對小孩其餘之照護與愛、對他功課過多過難過累之規避或解決、對教他遠離電子遊戲與電子設備、對教他少碰垃圾食物、對陪他多碰自然多往泥巴地打滾多與其他孩童自然平常化的社交接觸等等，是否真能使得上力？

台灣似乎到處有人在談美食，電視上美食節目恁多，美食家這也一個、那也一個，但老百姓究竟有多少人吃不放農藥的蔬菜、吃不餵生長激素飼料、蓄養達一年以上的土雞或土豬？

外國人在台灣鄉間，隨處指太多空曠農地，問：「這些地方不能種些規規矩矩的蔬菜嗎？」問得好！

台灣的電視新聞，很少報導國外之事。大家皆感奇怪，皆發出此問，而這件事實猶繼續維持。

計程車，在台北，一下子空車出現了很多 。是原本坐車的，突然改搭捷運或騎自行車或喜歡上走路嗎？不見得。但一心認定開計程車最能自由、最是無門檻的職業的早年觀念看來值得重新思考了。

至於在南部，乘計程車不算太容易。往往站路口頗久，猶等不到一輛車。

很顯然，在台灣選找工作，不能再像昔年想擺個麵攤開個計程車，就這麼擺了開了，應該多考慮已有多少人早司此業矣。好的職業，常來自巧思。

台灣人很希望愈來愈富裕，其中有一方式，是買房子。既然老百姓愛買房子，於是建商便愛賣房子。但何種房子才算好房子、蓋在何處地面才是舒服居家等節往往馬虎應付了。

甚至台灣社會常喜以房屋交易之熱絡、報紙上房地產廣告之多刊視為「景氣」之指標，此種狹窄的經濟評估，委實不甚安全。

另外，台灣房子很會漏水。這或許不易算出數據，然人人在平素言談上很頻於聽聞，這不自禁也成了一種文化，類似「台灣人做事不夠嚴謹」的文化，或許與「馬路不平」來自相同的因由。

更別說台灣房子充滿了鐵窗。鐵窗，為什麼？當然不是設計，是防盜。然而盜各國皆有，何以別國不大設鐵窗？或許能否如此思考：能在盜上做處理以取代在窗上做處理嗎？

現在監視器也裝設得頗多了，不知這件東西會不會逐漸將鐵窗之裝設降低？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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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說說「光」

說說「光」
【2011/12/21 聯合報 / 詹偉雄】

很少人想過：我們為什麼那麼需要「台灣之光」？

從最早的「亞洲鐵人」楊傳廣、「飛躍羚羊」紀政、金龍少棒隊，到今天的王建民、曾雅妮、李安；許多在國際競賽中獲獎的台灣人，無可避免地，當他們登上報紙頭版頭條的那一刻，便必須時時刻刻頂著「台灣之光」那顆沉甸甸的冠冕，同時，我們也霎時變成了「一家人」—「建仔」好似隔壁鄰居，而「妮妮」更是從小便被我們看著長大。

「台灣之光」的第一個火石是國族集體認同，在我們說著共同語言、居住於同一地理區域、分享著近似價值的「國族」內，出現了一位（在眾目睽睽之下）擊敗其他眾多「國族」代表，獲得至高榮譽的同胞，我們覺得「他／她」就是我們的代表，「他／她」的卓越意味著「國族」之不凡，當我們共同慶祝「台灣之光」之際，我們自身也產生一種「能力變大」的感覺、一種獻身於「集體歸屬」的神聖感受。當然，這種透過特定國族英雄凝聚了集體認同的現象並非台灣獨有，譬如說：美國人以「飛魚費爾普斯」為傲（北京奧運八面游泳金牌）、英國人以「莎士比亞」的子孫為榮、法國人說他們是「普魯斯特」（寫作長篇經典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的後裔。

我們應該在乎的，是「台灣之光」的第二個面向—為什麼代表台灣的，一定要是「光」這種意象？不能是「台灣之劍」，或「台灣之gaya」嗎？細細思索一下，這背後的動機是很弔詭的：我們其實需要著「受我們擊敗者」之肯證（recognition）。即便是我們的代表，在某一項競技中擊敗了世界的代表，但這種存在感，是必須透過「他者」的肯定—讚美、欣羨、自嘆弗如，最好還要有一些忌妒，才能夠完成；在此，「光」這種意象就是最好的象徵物，它無遠弗屆，不止「我群」看得到，「他邦」也無所遁逃，而且人們看著它總得瞇著眼睛，如果是太陽這種光，瞇眼之同時還得仰望，那就更棒了。

當我們說王建民是「台灣之光」時，恆常地夾雜著一種矛盾的恐懼：我們必須藉由「贏過他人」與「他者的肯證」，才能賦予我們自身的存在價值，這極其弔詭啊—在那「光」之中，照見的，其實是我們自身內在的黑暗。

「台灣之光」現象並非孤立，日本、韓國都和我們一樣，處處爭取公開競賽中「被擊敗西方」社會的肯定，但廿一世紀後，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之光」，卻讓我們更目瞪口呆—政府動用上千億美金，全力打造北京奧運與廣州亞運，用連綿的「焰火」爭取著最大規模的肯證：我群不只在競賽中贏你，還根本地，要在「場面」上讓你懾服，隱喻經濟成就之今非昔比。「散財首富」陳光標與各地汲汲營營爭取創造各式「金氏世界紀錄」的中國人，都是這樣的例子—藉著一項特異之光，要去救贖生活中各種無存在感之黑暗。

「光」是集體化社會最常用的象徵，但我們該想想：光，總會有熄滅的時刻，在這段更長的時光中，我們如何能透過自身的感覺豐盈生活並且享受當下，才是自由啊。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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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記錄他們的演藝人生

記錄他們的演藝人生
【2011/12/24 聯合報 / 邱坤良】

台灣老一輩的演藝人員是最貼近民眾生活的藝術家，他們多半出身寒微，在浮世力爭上游，希望平安幸福過一生，在政權更迭、社會變遷劇烈，城鄉差距明顯的台灣，政治態度也相對保守。他們的演藝人生與作品不但是中低階層生活的參照，亦為大眾文化史的重要內容。然而，這方面的傳記與相關資料太少，政府、社會不重視，連藝人也輕忽自己的角色。

幾天前老友邀約相聚，舉座儘是資深的導演、作曲家、歌手、演員，有些還是我年少時期的偶像。陽明是一九六○年台語片時代風靡全台的名小生，主演的影片無數，他沒隨著台語片的沒落而消沉，反而轉型成國語片導演歐陽俊，在七○年代的社會寫實影片風光一時，如今淡出影壇，悠哉游哉。歌手劉福助以「國語歌星」起家，長期活躍於秀場，發行的唱片甚多，他的台灣民謠獨樹一幟，堪稱「國寶」級的人物，聽他在那卡西唱歌，面對面喝酒交談，頗有今夕何夕之感。

歌謠作曲家曾仲影和戲曲演員呂福祿，沒有陽明、劉福助的名氣，卻有更傳奇的演藝人生。曾先生青年時在廈門念大學，有音樂創作與表演天賦，因爭風吃醋與美軍在舞廳大打出手，隨即潛逃來台。二二八事件時，遭黑函檢舉入獄二年，而後在廣播電台、劇團、影視圈漂浪一生，作品無數。呂福祿的父親原籍河北大興，是京班武生演員，來台公演時生下福祿，舉家在台落地生根。呂福祿武功底子深厚，大半輩子活躍歌仔戲舞臺，也常應邀在電影中演武行。

陽明這群老朋友生活無虞，個性知足常樂，經常相邀聚餐，共話當年勇，這是他們當下最大的樂趣，相對不少晚景淒涼、默默以終的前輩藝人（如新劇編導全才的李玉書），人生算是美滿幸福了。只可惜新世代知道他們的人愈來愈少，連當年的紅小生陽明有時還得抬出「蔡岳勳導演的爸爸」才會讓人「刮目相看」。

文化行政部門近年為不少藝文人士立傳，但多侷限得過「獎」的「藝術家」，內容品質也參差不齊。多數演藝人員畢生沒有留下詳實的紀錄，有之，也是偶像明星的形象包裝，較不重視內容的深度。相較近鄰日本許多影劇導演、演員（如大河內傳次郎、石原裕次郎、美空雲雀…）都有高品質的傳記，甚至個人資料館或紀念館，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台灣目前仍有甚多見證影劇史變遷的資深藝人健在，但當天聚餐的朋友，只有呂福祿出版過傳記。如果不及時記錄，不但他們的人生空白，台灣大眾文化史也缺少最鮮活的一頁。新聞局、國家電影資料館或地方文化局處宜把握時機，擬訂完善的計畫，遴聘合適的影像編導或學者，儘快記錄資深國民演劇藝術家的生命史。這項迫切、重要的工作所費不多，約略一、兩場政府大型活動的經費，就能有系統地為影劇文化留下大量的寶貴資產。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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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躁急的夢想家

躁急的夢想家
【2011/12/23 聯合報 / 平路】

民國一百年即將過去，夢想無著，活動乏善可陳，還留下檢調偵辦的「弊案」，而其中更可痛惜的是，這百年一遇的時間點上，錯失了契機，如果通盤檢討，問題的一端在於急切吧！這是建國一百年活動失策的地方。

之前欠缺充裕的準備期，急起來，主其事者只希望像之前辦聽奧一樣，選舉前端出一盤盤錦上添花的大菜。文化元年基金會的批判聲音用的是「終結百年煙火」，「煙火」兩字，就是只求一時亮點的寫照。畢竟這建國一百年不該是體育賽事，不應該是砸下鉅資就算完的「大型活動」而已。

在躁急的心態之下，民國一百年的活動對待歷史相當浮面，只求搭建最便捷的橋，把孫中山、辛亥革命等等，與今天台灣，最好是今天台灣的年輕人，用一些夢來又夢去的虛幻名詞，無縫接軌最好。

孫中山是一百年活動的主角，急於表功是民國一百年的活動失敗的關鍵，而湊巧的是，一百年前，這急切兩字，亦是孫中山個性的陷阱。事實上，對任何一位革命家來說，個性造就命運，回溯孫中山一生，成也急切敗也急切。革命成功在於急切，爾後建國成事不足也在於急切。急切是孫中山個性裡的強項與弱項。

換句話說，孫中山推行革命，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業靠著一股熱情匆促成事，同樣的熱情卻也註定設想不周，埋下許多爭議的根源，以及繼承他的人容易挪用、誤用的部分。

一九一四年之後，因為失敗後的困頓與冒進，孫中山曾經急起來，標舉效忠為用人的基礎，誓約書上寫著「如有貳心、甘受極刑」，露出要求同志對著誓約打手印的威權心態。孫中山生命中最後幾年，進退無據，處境更為艱難，孫中山急火火地聯日，之後又急火火地聯俄，列寧式的黨國體制、效忠領袖一人的領導模式於茲確立。軍校建成，孫則急急拔擢槍桿子出身的蔣介石！而今天回溯，與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現實最有關係的在於，黨國體制藏著怎麼樣的專斷幽靈…

數十年威權統治，整個台灣社會已經付出慘痛的代價，應該問的是，追根究柢，急於求其近功的心態是不是歷史問題的源頭之一？

更深層的問題是，這份急切是不是因為選舉頻仍反而強化？這份焦躁是不是已經內化到每個人心中，成為我們集體基因的一部分？

當年倉促的時代裡，孫中山的急性子或者情有可原。換句話說，內憂外患的壓擠下，他很容易急切無狀，但到了今天，為什麼，這建國一百年的活動依然辦得急切無狀？

大選在即，因為政治一向凌駕文化，文建會主委作為執政團隊的一員，急於端出大型活動替選舉加分？

於今文化界的批評聲浪，集中在文建會誤解了文化建設的角色，而自我矮化為辦活動的機關，事實上，這是定位的問題、也是時效的問題。如果關心砸下的錢是不是要在選前看到成果，那麼，政策常是動輒數十年的慢栽，活動卻是立即賞味的快炒，取捨立即可知。

尤其，凡是事關文化，關鍵就是「慢」，只能夠慢慢累積！一旦急起來，在意的是可以快快採收，長時間投入與經營的文化政策不會是關注的範疇。只要這速成的心態不改，無論哪一黨執政，貪求近功造成的種種問題，仍是未來文化部成立後的憂患。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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