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可強、黃舒楣:華光社區的一堂課

華光社區的一堂課
[  2013/03/29   蘋果日報 / 劉可強、黃舒楣 ]

3月26日，上百名學生徹夜未眠，雨夜中以身體捍衛華光社區中的兩棟房屋，只換得法務部「無理之抗爭」，以及強調「違占建戶」非屬經濟弱勢者的聲明。這並不令人意外，20年來，即使這城市中有關「違建聚落迫遷」的議題不時浮現，從十四、十五號公園、寶藏巖，到今日的華光社區，我國政府始終不願從遷徙歷史來理解城市中為何出現非正式聚落，不願面對長期住宅政策缺席所造成的居住問題。諷刺的是，寶藏巖以非正式聚落之姿成為國際知名景點，官員們都樂見其帶給城市藝術和文化消費的貢獻，卻始終未能承認「非正式聚落」對社會發展和基層生計的重要歷史意義。

在一個去除歷史的放大鏡中，華光長達百年的地景變遷消失了，人口遷徙流離的戰後歷史不見了，只見執法者以「國土活化」為由，要騰空地上物，要華光社區居民繳交「不當得利」。如果真有少數弱勢，才討論居住權和救濟性安置。殊不知多年來房地產炒作的高房價問題，早已造成結構性不正義，否則，怎會有居民由已拆除的建華新村違建搬到華光，接著又不知何處容身？華光讓我們看見主流社會只願選擇性的理解居住正義。

歐美自建住宅普遍

華光社區歷史悠久，是百年前台北東門城外發展起點，在一片荒蕪中，日本人興建台北刑務所及周邊宿舍群落，才開啟了「大城南」發展。國軍遷台後接收監獄和周邊附屬日式木造宿舍，法院和看守所、監獄相關人員都配住於此。事實上，華光社區居民組成還包括日據時期原居民與早些來台的軍人，在1945年的航照圖上清晰可見紋理完整的社區和樹木成群。當時因大量人口遷台，社區中既有房舍也無法容納所有人，在特定時空「暫時居住」氛圍下，甚至徵得長官同意，許多人便在自家院子或鄰近空地自力搭建，沒料住上一輩子。

台北監獄、看守所搬遷後，空出來的華光宿舍和非正式房屋，接收了湧入台北市的大量城鄉移民。類似的非正式營造在歐美各國非常普遍，是城市發展無法迴避的課題。近百年前，許多歐洲國家追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案例，由政府提供公有土地使用權並協助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建築材料，由居民自行建造住宅，居民擁有地上房屋，土地所有權則歸政府。以此經驗回視華光社區和鄰近的紹興社區，何嘗不是「自建住宅計劃」的另類實踐？只是他們沒倚賴政府提供材料，完全自力營造。

不要迴避歷史共業

我們必須從這段歷史來理解華光社區今日的抗爭，居民和聲援的學生們不僅是捍衛普世認同的居住權（任何形式的迫遷都應有安置），更呼籲政府正視居住課題，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中，住宅政策長期缺位，造成居民須從非正式部門滿足居住需求。政府不能從中反省傾斜的都市規劃，反而譴責居民「不當得利」，甚至要騰空歷史脈絡，在規劃未明的時刻，未有安置就強拆，一再複製過去強拆非正式聚落的暴力。政府未能明白寶藏巖成為歷史聚落的重要意義，我們深感遺憾。呼籲政府即時停下推土機，不要迴避歷史共業，不要迴避人權監察，更不該糟蹋年輕學生們不惜以身體捍衛正義，只為喚醒社會良心。

(作者劉可強為台灣大學城鄉所退休教授，黃舒楣為華光學生訪調小組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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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從文林苑檢視社運的價值與目標

從文林苑檢視社運的價值與目標
 【2013/03/29 聯合報 / 社論】

文林苑風波屆滿周年，在張金鶚提出「第三部門協商平台」的勸說下，拒遷戶王家願參與溝通，為僵局的突破提供了新動力。另一方面，都更條例的修法，國會也可望在本會期三讀，對拆遷戶權益提出更縝密的保障。

經由這場激烈的抗爭，政府和民眾對都更的本質與變數、乃至公權力的界線，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文林苑事件提供的活生生教材，無疑是可貴的一課。此外，那些基於對弱勢的同情而日以繼夜在現場聲援的學生，獻出年輕的熱情，換取了社會參與的啟蒙，並促成都更的修法，可謂是終身難忘的經驗。

但別忘了，抗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場抗爭的目的，應是在確保所有的三十八戶家庭「有家可歸」；但這後半段的目標，在高漲的抗爭熱情下似乎遭到了遺忘，或已逐漸遠離初衷。不僅如此，原來依法簽下都更協議書的三十六戶人家，更因此變成歸家遙遙無期，成了無辜受害者。從外界的眼光看，對守法者的傷害，已使抗爭的正當性失衡。

最近發展是，傳出王家內部有人對於社運團體「都更受害者聯盟」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認為該聯盟介入抗爭，非但沒幫到王家忙，反而使得該案進度拖延，甚至衍生募款流向不明及律師費用負擔沉重等枝節。因而傳出王家有人要求：「請聯盟走開，不要把王家當成社運舞台。」這顯示，王家內部立場似也產生分歧，對於無止境對抗卻無法帶來良性結果的行動，有人漸感不耐。

「不要把王家當社運舞台」，這句話值得玩味。從法外自力救濟而言，如果沒有這場抗爭，王家不可能走到今天備受重視的地步；但從渴盼重建安定家園的角度看，伴隨抗爭而來的是更多意外的紛擾及社會的注目，要妥協尋找出路也就變得愈發困難。最困擾的是，當有些王家老小希望事情有個了結，但倘若背後支持的那股社運力量卻不肯罷休，這又轉而使王家揹上「都是為了利」的猜疑，這無異是難以承受之重。

簡單地說，由於社運團體的介入，使王家的處境在文林苑風波中受到了重視；但也由於社運團體的過度堅持，使得王家問題的解決變得更為棘手，致一拖經年而難有進展。社運之所以變成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和台灣不少社運工作者奉「無限抗爭」為至高法則有關，也因此忽視了階段性目標的設定；另一方面，社運營造需要資金和人力的募集和投入，難免牽涉利益的瓜葛，一旦分配不均，矛盾立即現形。如此一來，社運之賴以維繫的正當性，也可能隨之崩解。

其實不僅文林苑事件，在關廠工人抗爭事件中，也出現了關廠工人願意償還欠款了事卻遭工運領導者阻擋的情事。其目的，無非在加強對政府施壓的力道，凸顯工運的抗爭訴求；但此舉也可能帶給工人及其家屬難以名狀的生活與精神困擾。

從抗爭的出發點看，也許兩造雙方均有共同的策略；但各方想要下車的終點，卻未盡相同。一個以社運為「志業」或「職業」的工作者，是要在運動中不斷進行鬥爭；而作為抗爭主體的當事人，則希望藉此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卻不在為抗爭而抗爭；至於因緣際會參與了運動的學生或熱血民眾，則希望透過個人參與實現對他人的協助。不同的價值，都一樣珍貴；但如果目標悖離了當事人的想望，甚至反客為主，把別人的目的當成了自己的工具──就如王家人所怨的「把王家當社運舞台」，恐怕就令人難以苟同了。

文林苑事件能否把台灣的都更帶向更美好的境界，仍在未定之天。明年此時，若王家兩戶和另三十六戶依然流離失所，那麼市府、建商和所有殷切等待都更的民眾都將是輸家，而社運團體恐怕也將難逃「唯恐天下不亂」及「愈幫愈忙」之譏，因為他們連階段性勝利都不懂得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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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他是問題，不是笑柄

他是問題，不是笑柄
 【2013/03/27 聯合報 / 平路】
 
這個月有一則醒目的社會新聞，內容是一位吳姓玩具商因為雜物「淹沒」雙人床，新婚的空姐老婆無處可睡，嚇得跟他離婚。照片上雜物滿溢，房門口才隱約看到地板。接著，電視台去跟拍，攝影機如入無人之境，記者以誇張語氣，盡數其驚怖之處。經由電視頻道反覆放送，這吳姓玩具商大概成了那兩、三日全台灣的笑柄。

確實是問題，自己出入不便、生活空間侷促，蟑螂蟲害叢生，貯物成災造成身邊人的痛苦，影響社區鄰人，甚至釀成火警危險等等不一而足。吳姓玩具商的問題是典型的貯物癖（英文的hoarder），囤貯成了習慣，與那樣東西的價值或功能無關，就是沒辦法丟掉。

嚴重起來，屬於強迫行為的一種，而囤貯的習慣其實十分普遍，從兒童節目「芝麻街」主角之一的奧斯卡，以及果戈里小說《死魂靈》的普柳什金，…到一般人的家居空間被雜物占據（觸目常見，沒用的東西從陽台堆至公寓過道…）。許多人以惜物為名的囤貯，與近期那位新聞人物，只是程度的不同，不一定有本質上的差異。換句話說，每個人，或多或少，或有不同程度的囤積傾向。到搬遷時候，該捨難捨，不免會面對如何下手的心理掙扎。

想要改變這貯積成癖的行為模式？其實不難。國外早有大量書籍，援引心理學中認知行為學派的理論，教人怎麼樣逐步建立捨棄／收納的系統。這類書籍提供步驟，一個一個抽屜開始、一間一間房間進行，幫讀者克服心理上的難關。自己幫不了自己，更可以求助諮商專業，步驟中包括專業諮商師來到現場，與當事人一起重新排列貯物的順序。此外，自覺有這種傾向的人，像戒菸、戒酒一樣，可以參加互助團體。一個人面對貯物無所舉措，借分享團體中其他成員的經驗。

貯物成癖這件事，以個人深層心理來看，可能事關匱乏的補償、可能事關焦慮的轉移，而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則牽涉著集體心理。一般來說，男人比女人多，年長的人比年輕人多，尤其經過憂患戰亂的前輩，惜物愛物，存留著許多囤攢的積習。而腦神經的最新研究之中，做決定的時候猶豫不決，關係到腦袋裡前扣帶皮質區的機能失調，那又屬於病理學的範圍。

眾多角度可以探討，也有各種改變行為的方式可以見效，一旦當作奇人異行，媒體夾著訕笑的報導角度，暴露出台灣社會缺乏同理心的一面。

換句話說，「分類」中被看成行止怪異、被看成怪物或瘋子，他的處境就成了眾人的笑柄。

記得當年也是如此，我們的社會曾經訕笑同志、訕笑愛滋、訕笑精神病患、訕笑自閉的孩子、訕笑每一個與眾不同的個人。近年來漸漸地，體認到把別人劃分到另一邊所隱含的歧視；其實，「他們」與「我們」並沒有那麼大的不同。唯當整個社會不把「他們」當做異類，「他們」困難的處境才有機會讓人理解。就貯物癖而言，當事人若自覺構成本身與他人的不便，有改變的心意，周遭社會更應該提供足夠的求助管道。

新聞中大驚小怪（暗含著排斥與鄙夷）的語氣，看似事小，卻牽涉著整個社會的成熟度。當人們飯後娛樂是倒在自家沙發看電視，不自覺地，笑謔聲常是建立在對他者的歧視上。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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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渡:羅大佑要不要交浪費稅？

羅大佑要不要交浪費稅？
【2013/03/26 聯合報 / 楊渡】

聽到「博士去賣雞排，要課浪費稅」，我有點驚訝。但還好，聽聽就罷了。可是後來的討論卻讓人有點不安。因為它變成一種價值觀的論述，彷彿博士如果去賣雞排，就是「教育資源的浪費」，於是開始有人檢討是不是設了太多博士班碩士班，以致浪費了教育資源。

我最先想到的是羅大佑，一個醫學院訓練七年的畢業生，不當醫生，卻跑去當歌手，想一想，解剖、實習、手術訓練等的設備都不是普通的貴，這浪費豈不比一個博士生大？花這麼多錢，他要不要交一點「教育浪費稅」？

然而，作為創作者，如果不是醫學系的苦悶與摸索，對生命與愛情有所感悟，他會做出那樣的抉擇，最後創作出讓人心動的作品嗎？他初出道的歌，包括《鹿港小鎮》、《現象七十二變》、《童年》、《戀曲1980》等，讓我們聽見八○年代台灣社會的脈動、愛情的悸動、鄉土的感動。這二十幾年來，他的歌聲走得更遠更成熟，變成一個時代共同的聲音與記憶。請問，他的「產值」，會比醫生少嗎？如果執著於「教育投資」不能浪費，那他一生當一個不快樂的醫生的代價，誰來承擔？他的「產值」就真的有很多嗎？他的音樂，要用「產值」來計算，還是用「價值」呢？

如果羅大佑可以放棄醫生去當歌手，寧可去賣音樂；為什麼一個博士生不能放棄學位，去賣雞排？現下有一些大學畢業生，寧可放棄城市生活，回到家鄉種田，成為新農民，這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抉擇，不是很棒的嘗試？無論成敗，生命曾努力過，有何不可？

在這件事的討論中，讓我感到不安的是：為什麼我們的教育觀念，要變成如此「投資與產出」的概念，而不是一種人格的養成，人性的追尋，人文的化成。教育應該有專業訓練，但不是只有專業需要，這是一種人生常識。把教育視為讓一個人受到足夠的訓練，付出各個階段的學費，然後依照博士碩士學士，換算該做什麼工作，有什麼薪資，在就業市場中該賺回多少，這是不是人的「物化」？

依照這個邏輯，羅大佑念了醫學院，該去當醫生，但他沒去，等於浪費了醫療資源，他該被課浪費稅；張洪量該當牙醫，沒去當，該課浪費稅；很多電影劇場的導演、演員，都是理工出身，卻只因為愛藝術，寧可放棄所學，從頭開始。這些人該不該課浪費稅？

但如果少了這些為了理想而不顧一切的藝術家，世界上會有梵谷嗎？他為了藝術，放棄了牧師，而寧可孤獨追尋，終生只賣出一張畫，還是他弟弟買的，是不是他更該去當牧師？他的畫現在價值比一幢豪宅更高，那產值又如何？

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青少年時代該讀什麼書、念什麼系，就是此生的終極決定了，一切可以用金錢算得清清楚楚，人生還有轉圜的餘地嗎？誰能在青少年時代就明白自己一生要走什麼道路呢？

人生總是曲曲折折，徬徨摸索，常常是最後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道路，它的可愛與迷人，不正是在此？學習的目的，也不一定是為了專業賺錢，而是為了獲得知識、獲得美感、獲得愉悅，甚至是為了尋找某一個生命的解答。

謝雪紅曾說過一句話：「人生是不斷追求真理的旅程」。讓學習回歸知識的探求，至於它能有什麼作用，會賺多少錢，能不能解答我們的生命困惑，能不能帶來追尋的快樂，就讓學習者自己決定吧。對教育，對人生，多一點寬容，在終極的答案之前，我們不是如此全知啊！

（作者為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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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仁：文林苑 誰的居住正義？

文林苑 誰的居住正義？
【2013/03/25 聯合報 / 黃樹仁(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文林苑已成台灣都市更新的指標個案。都更法令不周導致今天的僵局，各方皆輸。但文林苑事件中，最令人訝異的是，社會運動人士聲援對象並非無辜受害的弱勢者，而是利益對抗的兩大集團之一。

社運人士聲援王家，理由是反對建商欺壓弱小。認定這是建商與王家的衝突，卻忽略了當事者還有三十六家同意戶。將三方衝突解讀成兩方衝突，認知錯誤導致同情心投射到錯誤對象。

社會運動選擇支持對象有兩個標準。一是弱勢程度，二是道德高度。社會運動最佳支持對象，當然是道德缺憾最小而又同時最弱勢者。

在文林苑事件中，道德缺憾最小而又最弱勢者，並非王家，而是三十六家同意戶。他們遵守與信賴法律，產權與表決權都小。他們參與都更，應非無知被騙或被迫，而是審慎比較後認為建商條件不太離譜，因此接受。

與眾同意戶相比，王家人多業大，絕非三方中最弱勢者。王家力量小於建商，但足以卡住全案，也糧草豐沛到經得起消耗戰，更懂得輿論操作，並不弱勢。就道德高度而言，王家有成員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白領工作，不可能沒有基本法律常識。王家不願參加都更可以同情，但不依法定程序表達拒絕之意，自認不理會就可沒事，這會比老實遵守法律的小同意戶更無辜嗎？

相對的，建商在動工前預售房屋，以致進退兩難，雖然合法，但在道德上很難令人同情。

但厭惡建商，是否就一定要支持王家？

如果社會運動目的在於聲援無辜的弱勢者，則社運人士應該優先聲援流離失所多時的同意戶，應該催促建商與王家這兩大利益集團達成妥協，早日完成重建，讓夾在中間的真正弱勢者可以回家，而非在兩強之中選邊站。這是誤用的良心。

尤其在王家舊居被拆之後，王家與支持者的訴求更令人費解。舊居本已不符目前建築法規，且既已不幸拆除，不論過程是否可議，堅持回復原狀顯然不是公益與私利的最佳選擇。堅持回復原狀，就像堅持反攻大陸一樣無聊。合理出路應是尋求在重建過程中實現建商、王家與同意戶三方的利益妥協。這比堅持回復舊狀更符合居住正義。不幸的是王家聲援者為了懲罰建商，不惜讓同意戶陪葬。這不像社會運動，而更像主動介入兩強對抗的抗建援王志願軍。焦土作戰，以小同意戶為芻狗。意識形態先於人道關懷，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這到底是誰的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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