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虹：塑化劑與閹割焦慮

塑化劑與閹割焦慮
【2011/06/27 聯合報 / 張小虹】



如果危險與風險之不同，在於危險尚有事前或事後損害範圍的可覺察、可感知、可圈限，那充滿不可見性、不確定性又找不到停損點的風險，當是比危險更危險。

塑化劑風暴凸顯了ＤＥＰＨ作為化學原料的潛在毒性，也同時凸顯了台灣作為風險社會從政府官僚體系到資本主義商品市場信任機制的徹底破滅。無色無味無孔不入的塑化劑，讓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呼吸環境荷爾蒙濃度世界第一的台灣人，被迫成為「塑化共同體」，為台灣認同增加了一項既反諷又殘酷的新指標：比土還親、比水還濃的體內塑化劑濃度。

但就在各方積極追究責任、徹查商品之際，一種比塑化劑還毒的「解讀」方式，迅速蔓延。此「解讀」方式乃是以極度簡化的「等號」來進行連結，不孕症等於塑毒，生育力等於塑毒，好似其他所有社會環境壓力與不健全制度都可退居幕後，塑毒成為頭號元兇。而其中最開性別倒車的，莫過於塑毒變「娘」的說法。在科學與醫學的論述大纛之下，塑化劑會傷害生殖系統之說不脛而走，而此可能的傷害，立即由「生理性別」轉向「社會性別」，從「生殖器可能變小」轉為「台灣男人越來越娘」。甚至連網路上都用《青春舞曲》kuso出「太陽下山我的鳥兒不回來」、「我的雄威斷送在塑化劑」等歌詞來自嘲。

台灣特殊的殖民歷史與地理政治經驗，尤其是超過半個世紀的台海對峙，本來就積累了過多的「閹割焦慮」，時時恐懼在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社會上可能遭受的強凌弱。李登輝擔任第一屆民選總統的那句名言「卡大，甘有比我老爸卡大」，乃是最為傳神的焦慮反擊。而回到台灣社會內部，「閹割焦慮」亦無所不在，從政治殿堂挑釁爛罵的「硬起來」，到學校廁所裡對「娘娘腔」男生的拳打腳踢。男人越是焦慮不夠大夠長不夠硬，越是容易將焦慮投射在不符合社會主流性別氣質的他人身上，透過對「娘娘腔」所進行的語言或行為暴力，來反證自己的男性雄風。

所以一個塑化劑風暴，再度挑起了台灣文化潛意識中的「閹割焦慮」，而此焦慮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將「睪固酮可能偏低」轉換成「越來越娘」，前者的中性醫學論述，立即變成後者充滿性別焦慮與性別規範矯正的語言行動。原本是要用來控訴塑化劑害人匪淺的「越來越娘」，無形中既強化了主流論述將生理性別等同於社會性別的暴力（男陽剛／女陰柔），更喚起從國家到個人的「閹割焦慮」。焦慮之人不會去擁抱「娘娘腔」，焦慮之人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去驅除「娘娘腔」、規訓「娘娘腔」、霸凌「娘娘腔」。

立法院才剛剛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定案，禁止針對性、性別特質、性傾向、性認同做出貶抑、攻擊、威脅的「性霸凌」，但顯然一次塑化劑風暴過後，台灣的性別教育不知又要倒退多少年。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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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網路糾察隊

網路糾察隊
【2011/06/25 聯合報 / 胡晴舫】
 
網路變成新時代的道德警察。

美國眾議員推特了一張自己激凸內褲照，落得辭職下台，政治生涯中斷；台灣一名髮廊妹因為在捷運上翹腳不讓座，遭人肉搜索必須出面道歉；法國名牌迪奧首席設計師葛利安諾在巴黎瑪黑區辱罵猶太人，被拍上網，立刻從時尚寵兒的雲端墜到過街老鼠的地步，沒了工作，還要上法庭。越來越多網路公審事件，不斷發生，固然大快人心，事件發生的方式也令人不安。

當網路揭發弊案，打擊霸權，另一方面，就像所有力量新興之後也會浮現自己的弊端，目前網路問題即在資訊片面化、反應衝動化、行動民粹化，動不動就集體公審，形成泛道德的社會風氣。當個體私下出現不當行為，旁邊的人並不是挺身出面規勸，卻是冷眼觀察，將之實況上網，讓這些罪人遊街示眾，直接公審，宛如歐洲中世紀宗教審判。單一事件擴大，公眾立刻譴責，公開道歉變成流行。因為網路其實是媒體，只要有人用手機拍下並上載網路，大眾便覺得自己有權觀看，也就有權評論，也許鏡頭斷章取義，也許資訊不完整，但，在公眾眼前曝了光的人生便毫無隱私可言，而且從此在額前烙下紅字。

因著私領域的某個碎片，而無意間踏入公領域，因著公領域的審判，而造成私領域的崩潰。網路已經逐漸變成每一個人的生活糾察隊，周圍所有的眼睛，無論熟人或陌生人，都在監視你。無形中，網路鼓勵我們互相監控，讓我們變成彼此的老大哥。

我們早已習慣名人隱私是一種商品，醜聞也值得販賣，痛哭流涕也可以是一種表演，名人藉由裸露隱私來操弄形象，傳媒藉由報導隱私來衝業績，名人搏版面，傳媒賺收視率，觀眾得到娛樂，皆大歡喜。然而，網路早已打破潛規則，名人素人一同在網路載浮載沉，誰的隱私都能拿來爭取點閱率。最最可怕的是，沒有人會徵得你的同意。人們出名的原因與方式越來越古怪，名氣循環越來越短，上載的人不收費，上看的人不付費，因為沒有成本的考量跟壓力，什麼東西都在網路上流傳，很少人花精力確認資訊正確性，也很少人真正在乎內容的價值，只要有趣三秒鐘就夠了。

在此種情形下進行公審更需要社會智慧。尤其網路已是新世紀的公眾圖書館、我們社會的集體資料庫，一旦上了網便拿不下來，且如漣漪迅速擴散，不可收拾，幾乎立刻當作「歷史」被接受。虛擬情境所發生的事情，終究仍會回到實體世界，成為每一個人認知的「事實」。若不注意，就會發生社會集體霸凌個體的狀況還自以為在執行社會正義。

我們一天要按好幾個讚，無論是牛肉麵店、名流婚禮或茉莉革命，我們都「受邀」去按下滑鼠，有時我們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大部分時間其實也只是憑個印象就發出「我認為……」句子。一如網路所忠實反映出來的，現代社會的特色卻是世界其實非常複雜，萬事沒有終極解答。當網路解放了我們，讓我們免受主流媒體與商業機制的洗腦，我們也該避免犯下多數人民主的錯誤。

在現實生活中挺身出聲去阻止邪惡的發生，其實更需要真實的勇氣，而決定揭發他人的墮落時，也該思索道德公審的嚴重性，因為一個人的人生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脆弱。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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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廿年難得一見的政務官

廿年難得一見的政務官
【2011/06/22 聯合報 / 高希均】

（一）像春雷、像彩虹

1980年代「公僕難為」一詞開始流行，90年代民主浪潮澎湃，出現了「官不聊生」的現象，加深了政府高層人才的難覓。馬總統三年前接任，理想中的部會長人選不易完全物色到，就有難言之痛。

民間人士出任公職，一想到要面對媒體上無厘頭的挨罵，民代莫名其妙的羞辱，法令規章的僵硬，優秀團隊的難以組合，責任與報酬的不相稱等等，即使願意「犧牲幾年，為台灣打拚」都望而卻步。值得我們自豪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第六的榮耀中，「政府效率」是排在全球第十。

在政黨對撞與內耗不斷的惡劣環境中，意外地冒出了一位「另類」政務官。像一場春雷，像一道彩虹，驚豔與絢爛之後又消失於政壇。

（二）二度請辭

他就是在2009年8月接受當時劉兆玄院長邀請出任衛生署長的楊志良。醫療圈內無人不知，醫療圈外，鮮有人知（我在一年前才認識他）。他離開政治叢林之後，對延攬人才入閣的困境有一番體認：「台灣有三害：媒體、立法院及監察院」。政府看媒體臉色施政，立委依顏色問政，監委看報導約談，以致官不聊生，有能力的人不願進政府。

他敢擔任署長，因為他有一個追求正義的目標—推倒不公平的醫療高牆，不再有「醫療窮人」。做為一個終身奉獻公共衛生的密西根大學博士，內心最大的驕傲，不是台灣只有最先進的醫療，而是窮人也都能得到醫療的照顧。

在台灣朝野兩黨面對「逢漲必反」的政治算計中（電費、水費就不敢漲，奢侈稅是可喜的例外）。如果沒有衛生署長的說服力及府院的支持，去年三月健保費的調漲，當然就胎死腹中。但要使健保這棵大樹能變成「萬年神木」，還必須面對近六百億的健保虧損。眼看政治壓力無法達到第二代健保的修法，他二度請辭，但幸虧又敗部復活，修法結果「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三）五個相關因素

楊署長為什麼能在一年半中做出這一番事業？歸納起來有五個因素：(1)有強烈的使命感，目標既定，全力以赴。(2)無私心，不戀棧。(3)有同理心，有說服力，能苦民所苦。(4)有方法，有熱忱。

第五個是最關鍵的，就是層峰的支持。用楊署長自己的話：「馬總統實在超級認真，我不相信以前或未來，有哪個總統會像他這麼認真。」「吳院長勇於任事，我更敬佩他的聰敏與用功。…健保問題非常複雜，對我多次面報，院長竟然能全盤掌握。」

他又說出：「如果總統與院長開口交辦人情性的人事案，只要一次，我絕對馬上打包走人。」

廿年前財政部長王建?，提出土地增值稅，這根本就是「遲來的正義」，但立刻使財閥與權貴驚慌失措，與他們過從密切的總統，立刻請財政部長走路。「出師未捷身先亡」是金權政治腐化下的寫照。

廿年後衛生署長楊志良何其幸運，遇到了一位清廉的總統，但留不住他。他自認「該做的，能做的，都做了。」「仗打完了，盡心盡力，也了無遺憾。」

這段政務官的經歷告訴了馬總統，只要你力挺你找對的人—專業、無私、使命感—放手讓他去做，即使大環境險惡，仍然可以為人民福祉做出大貢獻。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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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定稿前

台灣新文學史定稿前
【2011/06/23 聯合報 / 陳芳明】


耗費十年的時間，投入台灣新文學史的撰寫工程，現在即將到達完成階段。這部文學史，始於1920年代初期，止於1990年末端；視之為二十世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縮影，亦恰如其分。全書橫跨八十年的歲月，包括日據殖民時期的三十年，與戰後民國時期的五十年，足以反映台灣社會曲折迂迴的發展。如果每十年可以視為一個世代，台灣作家排列起來，足夠撐起八個世代的陣容。無論從語言使用或美學實踐來看，都可以呈現台灣驚險與驚豔。

從開筆之初，到收尾之際，這部歷史撰寫過程也穿越不同階段的質疑與挑戰。從來沒有遭遇過的經驗，都在寫書的升降起伏之間一一承受。尤其這本文學史還未完成之前，就已陸續得到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書評。這個事實正好印證，文學史領域誠然是屬於諸神的戰場。其中引起最大的爭論，莫過於此書把台灣新文學的開展過程，劃分成殖民、再殖民、後殖民三階段。這種史觀觸到各種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的敏感神經，終於擦出無數的交鋒與交詬。

這本書採取後殖民立場來解釋歷史，其實是在於探索台灣作家的文學想像是如何從封閉走向開放。後殖民的觀點，完全不是排斥過去的文學成就，反而是以批判性的態度來看待受害與受惠的文學經驗。它永遠主張必須以對話來代替對抗，以寬容來代替不容。既要記取歷史教訓，也要領受文學成果。十年來，一方面埋首撰寫，一方面昂首抵禦，絲毫無損於建構這項歷史工程的不悔與不倦。客觀政治環境的變化是那樣劇烈，但是文學生產的內容卻又那樣豐饒。面對如此壯闊的藝術成就，身為歷史現場的見證者，無法免於流彈的波及，竟還是為台灣文學感到驕傲。

台灣文學所展現出來的深度與高度，絕對不是某一特定族群能夠單獨完成。只要測量其中的峰頂與深淵，就可知道那是多少世代、多少族群共同挖掘與累積而合力造成。歷史上發生過那麼多的權力干涉，也涉入那麼多的文學論戰，都無法使島上的每位作家停止釋出創造的能量。從流離文學到在地文學，從階級議題到性別議題，從漢人書寫到原住民書寫；各種文化都經過踫撞、衝突、結盟、融合，並且還仍然保留各自的脾性與差異，終而擘造一幅規模龐大的拼圖。從本島到離島的作家，都以豐富的藝術技巧來形塑什麼是美麗的台灣。

這十年是極為精彩而痛苦的生命階段。每當深夜獨對窗外孤星，幾乎可以感受歷史的力量是如此沉重。個人魂魄與時代噪音擦身而過時，總是燒起難以承受的熾熱。身陷火舌的挑戰時，只能繼續挺筆抵抗。所有的流言與詆譭，並不可能進入歷史。真正能夠禁得起時間的沖刷與歷史的淘洗，唯藝術而已。進入文學史撰寫的最後階段，才是到達真正跨越的儀式。每次浴火，都是一次新生。現在可以宣告，台灣新文學史的計畫就要竣工。

（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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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憶苦思甜？

憶苦思甜？
 【2011/07/12 聯合報 / 余光中】
 
二○一一年有如汽車外側的一面後視鏡，海峽兩岸都忙於回顧歷史：台灣忙於紀念辛亥百年，大陸則忙於建國六十年，建黨九十年。論規模與聲勢，大陸顯得風風火火，超過台灣，不但大唱紅歌，大映紅劇，而且大觀紅景，即所謂「紅色旅遊」，參觀的熱點包括中共誕生地的上海石庫門住宅，和革命的搖籃井崗山。

歷史的陰魂不散，舊夢難安。今年一月，孔老夫子的銅像忽然矗立在天安門前，和孫中山、毛澤東像鼎立相望。我們正慶批孔正式結束，至聖先師終獲平反，不料一月未到，他又忽然失蹤，令人十分失望。北京近年在海外遍設孔子學院，但在北京市中心卻容不得聖人的本尊，實在令人不解，也可反證北京的文化政策，甚至意識形態，迄今尚未完全確定。

為慶建黨九十週年，大陸所拍影片多達二十多部，包括〈錢學森〉、〈先驅者〉、〈通道轉兵〉、〈湘江北去〉、〈少年鄧恩銘〉等。其中中央電視台正在熱播的〈開天闢地〉和上海所拍的電視專題〈一九二一：點亮中國〉，在規模和探討上都比較可觀，比較能避免官式的宣傳，不但尊重各行的專業，也多少有意客觀呈現歷史的真相。畢竟事隔多年，較能擺脫意氣用事，而且資訊越來越多也越方便，完全壟斷越不可能。六月底我去南京接受南京市「文化名人」的贈獎，其他得獎人之中竟然有一位是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可見多年的意識形態已轉頭正視歷史的專業。

目前正在大陸各地放映的電影〈建黨偉業〉，六月底我已在南京的電影院看過。我走入戲院，告訴自己不要寄望太高，另一方面卻又直覺應該相當熱鬧，不致冷場。結果我的感受比預期的更好。

〈建黨偉業〉的時段，大約始於辛亥革命，而止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首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長約兩小時半的影片，場景頻換，人物眾多，高潮起伏，時而慷慨激昂，時而私情低迴，節奏感頗強，絕少冷場。孫中山、袁世凱、張勳、蔡鍔、宋教仁、陳其美、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楊開慧等人物，都有相當戲份，演得生動可觀。連學界怪傑辜鴻銘也兩度成為銀幕的焦點，不但為自己的長辮解嘲，還反唇挖苦笑他的師生，說了一句：「我的辮子只拖在腦後，你們的辮子卻偷藏在心底！」國民黨人露面的，也有黃興、于右任、林森。現場還跳到蘇聯去，讓觀眾領教了列寧的亢奮。戲演到革命同志朗誦〈共產黨宣言〉並齊唱〈國際共產歌〉，就落幕了。以後的事牽涉太多敏感，也實在難演下去。

這張影片當然也有其缺點。首先，因為這是世紀巨片，名演員當然爭相入鏡，結果鏡頭所及，即連配角甚至課室中的莘莘學子，幾乎無不漂亮，予人的印象簡直一律金童玉女，連羅家倫也成了美少年。其次，戲中的對話都寫得流暢有趣，但是每個人都說得一口清脆的普通話。完全聽不到孫中山的粵音、毛澤東的湘談，陳獨秀的徽腔，語境未免太虛了。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川調的鄧小平嗎？

至於戲份的分配，也有一些失實的偏頗。梁啟超似乎從未露面，其實他在討袁一役中份量不會弱於蔡鍔，令人懷疑是否有小鳳仙入戲會更浪漫，較有賣點。胡適出場好幾次，形像清新俊逸，令人高興：以前大陸批胡，用力恐僅次於批孔。胡適反對革命，主張改革以解決問題。大陸這六十年，始於革命，號稱「解放」，最後卻轉向「改革開放」，豈不反證胡適之有先見？戲中毛澤東立意要旁聽胡適的課，確為不落言詮之象徵。不過那一場五四大學生上街遊行示威的愛國運動，只提到羅家倫而不及於領軍的悍將傅斯年，反而再三凸出中共工運領袖如鄧中夏等，恐怕也失之偏頗，落於一黨之言了。

胡適在戲中俊逸出眾，毛澤東的形象也英爽動人，添上楊開慧的陪襯，簡直十分才子佳人，幾乎要令人原諒文革浩劫中獨主沉浮的主席了。七月十日香港《亞洲週刊》就指出：當年建黨轟轟烈烈，今日卻不容他人建黨，觀此片後，有人恐怕會得出一個結論，心想當年如此浪漫，豈不反證北洋政府似乎並不那麼反動？

憶苦真能思甜嗎？然則憶甜豈不會思苦？

（作者為中山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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