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27

文創「南柯一夢」?

文創「南柯一夢」?
詹偉雄【2009/10/24 聯合報】

這一年來,覺得「文化創意產業」是「南柯一夢」的人,似乎愈來愈多。

政策推動這麼久,但卻好像沒有哪一家公司,可以像Google或蘋果一樣,作為「成功典範」;許多投資者急著投入相關行業,卻發覺事業一點也不容易經營,於是便反過來冷嘲熱諷,說它是另一種泡沫;身處相關行業的個別工作者,也常抱怨自己出賣的仍是勞力,一點都沒有「自己創意被實踐出來」的成就感。
累積了這麼多的挫敗感後,是該批判性地反省一下:過去我們是怎麼看待這個概念,而我們又是怎麼使用這個概念?

首先,當年發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台灣政府,於二○○二年把英國工黨的「創意產業」政策挪移(幾乎原封不動地copy)到台灣後,並沒有發展後繼的論述來「在地化」此一概念。

布萊爾政府於一九九八年提出「創意產業」構想,一方面是要為英國文化產業搭一座世界行銷的通路,使英語系祖宗的英國得以與低輩份的美國競爭;一方面則是要在蘇聯共產世界解組後,為工黨在其左翼支持者所關心的「國內就業」問題上,提出振奮人心的新世界觀。因而,當年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找一雙並不合腳的英國鞋子穿,這即已是錯誤的第一步。

其次,正因為沒有在地化這一概念,無論是我們的產、官、學界,都沒有能力在廿世紀世界知識圈普遍認為最難定義的字眼——「文化」之內,找出一個可供操作、具有經濟意涵,而且與台灣既有或潛在比較優勢相契合的本土定義。舉例而言,英國力推「創意產業」的時代背景,是針對失去製造業的事實,但台灣有數萬家的台商在本島與對岸設有製造運籌網絡,因而,帶著英國血緣的台灣文創政策對這群仍活躍於市場、總產值超過五百億美金的企業,先天在知識上便沒有能力去關懷。

進而,在沒有「文化+經濟」的本土反省論述下,創業家、推動者、地方政府便選擇了過往大家公認的許多「文化」定義來使用,其中最主流的,莫過於「愛台灣」口號下,各自找尋各自歷史文化源流、粗糙拼裝便推出的各地「文化祭」;也有創業者,耗費巨資「再現」半世紀前台灣街巷景觀,期望復興一種失落的「逛街興趣」,結果是鎩羽收場。

從英國工黨推出「創意產業」以降,歐、美文化、產業、社會學者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不盡其數,也愈來對這概念有了細緻的分析與見解。例如:在現代消費市場中,援用「文化」並非古板「復古」,而是「移古為今用」,是在歷史文化與現代生活間,創造出一種現代人需要之新的意義,正如英國史家霍布斯邦所指出:所有「傳統」都是現代人「發明」的,因而,固然好萊塢電影《伊莉莎白》、韓國與日本的電視連續劇《大長今》、《篤姬》表面上屬於歷史戲劇,但都明白地要與當代個人主義的社會對話,更多地創造出當今部落格世界裡常見的畫面與情節(果斷女性、美食、群己關係、外遇、時尚細節、反思性猶豫…)。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大大有救,但第一個前提是:我們是否能清楚地知道,每一個人心裡想的,是同一件事、同一個脈絡。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孫維新【2009/10/26 聯合報】

恐龍滅絕的原因言人人殊,最不學術的一個理論,說恐龍是被豬害死的。

話說當年諾亞造了方舟,帶上各種動物,希望能度過洪水之厄,沒想到動物太多,船隻超載,必須要有動物犧牲自己,跳下船去,才能夠拯救大家。諾亞苦苦思量,決定大家輪流講笑話,講的笑話要大家都覺得好笑,才算過關,要有一個不笑,講笑話的就要跳下船去。
抽籤過後,恐龍先講,講完後大家都笑,就是豬不笑,恐龍只好黯然跳船,從此絕種;第二個講笑話的是始祖鳥,也是講完之後大家都笑,就是豬不笑,始祖鳥也只好跳船;第三個是馬,馬有前車之鑑,講得十分緊張,沒想到才講了一半豬就開始大笑,大家好奇,豬說:「我終於想通了剛才恐龍那個笑話的意思了!」

對這個故事的結果另有一種解釋:豬其實是極為聰明的動物,知道怎麼樣技巧地減輕船的重量。

天體撞地球 地表生態重新洗牌

時至今日,六千五百萬年前恐龍為何滅絕,已經有了一個多數科學家願意接受的說法:在一個北半球的春天裏,正當萬物蓬勃萌發的時候,一個直徑十幾公里的天體,以將近七萬公里的時速破空而下,瞬間穿越了一百多公里的大氣層,撞向今日墨西哥灣東岸猶加敦半島的岸邊淺海,這個劇力萬鈞的撞擊所產生的後續效應,導致了當年地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物種相繼滅絕!

從七○年代開始,科學家認真追索恐龍滅絕的真相,才發現歷史上大規模的生物滅絕,有些的確和天體撞擊地表有關,也才發現地球上的生態演化,不單只經由生物之間的交互影響,這些來自天外的瞬間撞擊,也是讓地表生態重新洗牌再塑風貌的關鍵原因。

課堂上學生逗趣提問:當時全球各洲都已經有了恐龍的足跡,為什麼一個大小不過中型城市的天體落了下來,就能在短時間內將散布全球的恐龍一舉盡殲?難道恐龍們剛好約了一起到墨西哥旅遊?

其實生物滅絕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撞擊那一剎那的天崩地坼,而在於撞擊之後產生的長期氣候變遷:凜冽寒冬渺無盡期,酸雨無所不在,全球的生態環境和海洋的酸鹼平衡遭到嚴重破壞,於是包含恐龍在內的絕大多數物種,在那次撞擊之後的幾十萬年中陸續滅絕,少數生物僥倖逃過劫難,就成了後來生物再次勃發的始祖。

區區數百年 人類作孽瀕臨失衡

好萊塢電影在這個題材上精心包裝,把彗星和隕石塑造成了地表生物的天敵,在人們心中留下了終極毀滅的陰影。然而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在地球四十六億年的歲月中,天體撞擊本來就是自然循環的一部份,所以聖人才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類和萬物一樣,沒有特殊地位。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沒有當年那次來自天外的巨大撞擊,使得大型爬蟲類黯然退出地球的生態舞台,今天我們這些小型哺乳類恐怕仍然只能在恐龍的威權體制下殘喘求生。天體撞擊是福是禍,端賴我們是站在受益的一方還是受害的一方!

話說回來,即使明天就有一個天體撞擊地球毀滅萬物,老天也已經對我們十分寬厚了,因為它給了我們六千五百萬年的時間成長茁壯;反觀我們的人類朋友,工業革命之後不過數百年,就已經把地表氣候推到了瀕臨失衡的懸崖邊緣;天作孽,猶可違,自己作孽,我們無話可說,有這樣的朋友,我們其實不需要敵人了。

(作者為台灣大學物理系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

一個充滿活力的宇宙!

一個充滿活力的宇宙!
孫維新【2009/08/20 聯合報】

西元一○八二年,蘇東坡與友人乘舟遊於赤壁之下,在清風明月之中吟詩作賦,同時討論流體力學和天文物理現象,這段探討自然內容有二,一曰「水」,一曰「月」。

蘇氏觀察了江水東流,滔滔不絕,於是作出結論:「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詞句優美,傳頌千古,對流體連續性的瞭解也正確無誤;但要用了現今的科學語言來描述同樣的現象,就成了:「單位時間之內通過單位面積的水量是相同的。」意義相同,但是極端乏味。

蘇氏觀察月相盈虧,終始循環,知道「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月亮的本質不變,月相變化不過是表象的輪替而已。這比辛棄疾認為月亮老是掉到海裡,「怕萬里長鯨,從橫觸破。」要來得高明多了。

我們對大自然的認知,起源於欣賞感動,繼之以分析思辨,最終接觸到自然現象背後的物理定律。說來簡單,但是這條路並不好走,原因就在於日常經驗所培養的「直覺」,常會帶我們走上叉路。

柯南道爾藉著福爾摩斯之口,說了一句經典名言:「沒有比日常生活中顯而易見的『事實』,來得更會騙人的!」的確,太陽的東昇西落,讓托勒密直覺地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轉,也因此這個最符合「直覺」的「地心說」,騙了世人一千五百年之久!

另一個「直覺」騙人的例子,就是我們每個人在空間中移動的「速度」。我們端坐室中,會覺得大地寧靜,沒有移動,實際上地球每天帶著我們繞軸自轉,轉速之快,令人咋舌!

怎麼計算?地球的半徑大約六千四百公里,乘上圓周率再乘上二,就是繞赤道一圈的周長,將近四萬公里,但是在赤道上任何一點,隨著地球自轉一圈回到原來的地方,只需要廿四小時。四萬公里的距離,廿四小時走完一圈,兩者一除,我們在地表的時速將近一千六百公里!

台灣雖不在赤道上,也有一千四百多公里的時速。課堂上每回講到此處,都不禁擲粉筆嘆息,青少年為什麼要去「飆車」呢?只要坐在地上,就能體會速度的快感!這種「飆地球」的極限運動,連安全帽都不用戴!

地球自轉的速度雖然很快,但是比起公轉速度還有一段距離。地球離太陽一億五千萬公里,所以公轉周長是九億公里,公轉一圈需時一年,九億公里除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除上廿四小時,就得出了地球公轉的速度:每小時十萬公里!

故事尚未結束,太陽帶著八大行星,繞著銀河中心公轉,一圈走下來大約是廿萬光年,需時兩億年,兩者一除,得出速度:每小時一百萬公里!不僅如此,銀河系正以更高的速度對著處女座星系團直奔過去!的確,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宇宙」,這不是運動飲料的廣告詞,真實情況就是如此,只是我們的「直覺」看不出來。

為了要讓台灣的民眾體會星空之下的感動,同時也能讓我們接觸這些看來違背生活直覺的物理規律,這個暑假我們在中正紀念堂創造了一片星空,讓天文學透過文學、歷史、科技和新知,展現在世人面前。開展前徹夜工作,夜靜更深,走出戶外,徜徉在中正紀念堂周邊的草坪之上,明亮的木星尚未西沉,東方的啟明星已經照耀天際。仰觀星空,俯察大地,深深體會自然之美,宇宙之奇!

回到展場之中,才發現工作人員早就橫七豎八,相與枕藉乎展場之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作者為台灣大學物理系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

2009-10-09

文科研究生的論文主題是…

文科研究生的論文主題是…
畢恆達【2009/08/24 聯合報】

學期即將開始,又有許多研究生要煩惱論文題目的事。近來因為大學不斷擴張,學位論文的數量也同步飛漲。每年提交的博碩士論文從十年前的一萬多篇,迅速增加到五萬多篇。理工醫學的研究生比較可能在入學選定指導教授的同時就已經決定了研究方向,可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則通常要自己尋找研究的主題,與教授的計畫無關。找題目,不難,也不簡單。社會瞬息萬變,總是會有新議題;社會總是存在不平等、不公義,等著學術研究來幫忙解決。有了主題之後,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建構研究對象,與常識斷裂。

熟悉的陌生化 陌生的熟悉化

我們不妨先從日常生活入手,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也就是不再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把陌生的事物熟悉化(也就是對之提出新的理解)。像是有學者提出「有禮貌的不注意」(civil inattention)這個理論概念來解釋電梯間裡的人際互動;有人研究門房,探討門房與房客如何持續互動與協商,讓房客能夠展現其階級秀異,同時門房能夠展現其專業能力;有人透過研究洗衣服這件事,來探討對於整潔要求差距頗大的伴侶會使用何種策略來處理衝突。

社會中也存在許多大眾感到陌生的現象與族群,像全職的家庭主夫,如何建立相互支持的社會網絡;進入異性戀婚姻體制的同志,如何處理情慾認同;激進女性主義者的先生,如何在男同儕間展現男子氣概?

生活中不時出現的不對勁感覺,也是研究的好題材。像是相較於西方文化,我們更重視家庭倫理關係,可是為何卻又這麼容易因為政黨認同的顏色不同而鬧得家庭失和?火車站/百貨公司為什麼總是用我們聽不懂的腔調來廣播?女性較男性容易因為家暴而想逃家,可是女性相對貧窮,而街頭與收容所也處處危險,這些女性要往何處去?

一張梵谷素描 揭發自殺真相

閱讀小說也可以給研究帶來莫大的啟發。日本作家小林英樹看到一張梵谷的素描「寢室」(梵谷美術館有出版明信片),直覺是贗品,經過實地訪查、文件蒐集、藝術專業判斷,揭發了梵谷自殺的真相,寫成《梵谷的遺言》。理查三世在英國是人盡皆知的謀殺姪兒的血腥殺手,然而約瑟芬.鐵伊的《時間的女兒》從理查三世的肖像展現的慈祥面容入手,層層抽絲剝繭,推翻了英國四百年的歷史定論。

新科技、新價值引領不斷出現新現象,像八八水災後,民間架設的網站作為串連救災資訊的整合平台,何以比政府有效率?當SCI的論文發表數量成為評鑑的唯一指標時,它如何影響大學教授的生命價值與研究習慣?跳肚皮舞的中年女性、做瑜伽的年輕男性、紅樓小熊村的熊們,他們已抵抗主流價值、以肉身實踐多時,研究者才企圖理解她們的生命經驗。

然而任何一個學術研究都必須同時回答個人、社會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問題,在其間取得平衡。若缺少與個人生命連結,恐怕研究熱情難以持續;若與社會脫節,研究會變成象牙塔的囈語;而缺少理論深度,則流於個人的雜感或評論,無法與既有學術研究反思與對話。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用監視器城牆守護台灣?

用監視器城牆守護台灣?
畢恆達【2009/05/08 聯合報】

廿世紀初現代建築的設計準則是「形隨機能而生」(form follows function);其後摩天大樓的出現與競爭,反映了「形隨金融而生」(form follows finance);新自由主義興起後,強調空間排除,發展成「形隨恐懼而生」(form follows fear),如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以及圓形候車椅的設計。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英美國家一方面以對抗恐怖主義為名,一方面施行犯罪零容忍的警政制度,其中廣設監視器就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

台灣也是以維護治安、防災,以及處理交通違規為名,不斷增設監視器。最近台北市監視系統e化管理上路,將投資十六億經費,年底前在全市設置一萬三千六百支新型的監視器,其中一千五百部具有百萬畫素的攝像功能,四十套具有「影像智慧辨識功能」,只要輸入車牌號碼,當該部車通過監視器鏡頭時,電腦會自動辨識並發出警報通知巡邏警員攔截。內政部也計畫在五年內,動用廿餘億,將監視器全台連線,以打造電子城牆。

監視器改善治安? 效果未獲證實

監視器是否有助於改善治安?至少,裝設在倫敦的五十萬個監視器,並沒有阻止造成五十人死亡的巴士炸彈攻擊。以監視器密度最高的英國為例,有的研究發現,設置監視器後,犯罪率降低了,但有的研究發現沒有影響,也有研究發現犯罪反而增多了。也就是說,監視器在改善治安的效果上,仍然未獲證實。大體而言,監視器比較可能做到的是部分重建犯罪現場,但是對於犯罪行為的事前預防與當場介入,則成效非常有限。

全台的監視器愈設愈多,但是取用監視器資料的規範立法卻停滯不前,以致於大多數的監視系統其實是無法可管的。舉例來說,如果監視系統有車牌辨識功能,可以追查贓車的下落。但是現今,我們既然常見到警察帶著媒體一起到掃蕩色情轟趴的現場直擊,政府要如何保證這套系統不會用來鎖定政治對手或異議人士的車牌號碼,甚至洩漏其行蹤給媒體。我們可有明確的監督系統與投訴的管道?

監視器關乎人權 你我都該關心

此種昂貴而影響深遠的政策,又是否曾進行徹底的事前評估。以台北市的預算十六億為例(還不包括以後每年的系統維護與更新的經費),如果一名警察的月薪以五萬元計算,十六億可以雇用約二千六百名警察值勤一年。警察巡邏和監視器,哪一種策略對於維護治安比較有效呢?

除了人權團體之外,一般市民對於普設監視器似乎漠不關心,甚至認為「只有做壞事的人才會反對監視器」。問題是,壞事是由誰來定義的。在老師眼裡,看漫畫書、玩線上遊戲是壞事;在父母眼裡,學生交男女朋友是壞事;在政府眼裡,在街頭抗議政府政策是壞事;對男人而言,單身女子在公園發呆是壞事;對異性戀而言,兩個男生在街上牽手是壞事。監視器,始終是握有權力者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

(本文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