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還：流光容易把人拋

流光容易把人拋
【2012/06/17 聯合報 / 王道還】

五月底，生理學家安德魯．赫胥黎過世，享壽九十五。他是一九六三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之一。不過，他出身英國十九世紀科學史上的顯赫家庭，可能更動見觀瞻。國人熟知的《天演論》原作者赫胥黎，是他祖父。

安德魯得到諾貝爾獎的一百年前，老赫胥黎以比較解剖學證明了猩猩與人很相似，與猴子沒那麼相似。這個結論支持達爾文的推測：人是從類似猩猩的祖先演化來的。不過他與達爾文分屬不同類型的科學家，是科學史的古今之變。達爾文是傳統的紳士科學家，靠家產做研究，從未接受過政府補助。赫胥黎代表英國第一代職業科學家：靠科學領薪水養家。

赫胥黎以自身行事塑造了職業科學家的職業倫理。他也是英國十九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科學教育推手，不只參與政策規劃，還親自教學、創作教材。一八八○年出版的《科學導論》，在他生前就印過八刷；一八八六年中國出了兩個譯本，也幾度翻刻，甚至傳入日本。《天演論》就是根據他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的文稿翻譯而成。

大眾對於安德魯家世的興趣，有助於打破一個迷思。原來科學家的子女未必喜歡科學。赫胥黎有三子五女，只有一個兒子從事的行業與科學直接有關：醫師。安德魯的父親是個文人，為赫胥黎編輯了傳記與書信集。他有六個孩子，三個成名，遠勝乃父。朱力安（Julian）是演化生物學者、教育家；阿道斯（Aldous），作家，代表作之一是《美麗新世界》。朱力安與安德魯都是皇家學會會士（ＦＲＳ）—英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

可是安德魯的研究領域與演化無關。中學時代他鍾情過古典研究，後來專注於工程科學。他說母親對他的影響較大：她有一雙巧手。安德魯十二歲得到一具車床。後來他的研究，頗得力於自己設計、製造的實驗儀器。十七世紀中，他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一位學長：牛頓，也有同樣的巧手。

安德魯在劍橋主修數學、物理、化學，選修了生理學後才接觸神經科學，發現了足以施展渾身解數的問題—神經傳導的電化學機制，結果得到諾貝爾獎。後來安德魯研究肌肉的收縮機制，再度發揮工程師的想像。現在教科書中的相關敘述與圖解，都出自他的研究成果。

不過，安德魯過世，象徵另一個科學史的古今之變。安德魯當研究生的第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捲入戰時體制，從事與國防有關的研發工作。一九四○年，他參與了一個生理學研究，從劍橋大學步行到北部的湖區，想找出每人每日最低限度的營養需求。戰時英國遭到封鎖，糧食成了稀缺資源。這個研究就是為了有效利用糧食而做的。

安德魯等人在最寒冷的日子裡，每天在野外步行五十八公里，背包重十五公斤，實驗各種食譜。他們的發現，為政府的配給措施提供了理性根據。大多數人都受惠，特別是窮人；軍需工廠的產能因而提升。當年參與實驗的人，安德魯是最後一位過世的。國內有類似經驗的科學家，是擔任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早在二○○○年物化。

俱往矣。廿一世紀的職業科學家不需證明自己的價值：用公家的錢作研究是天經地義。愛不必說抱歉。肥了櫻桃，瘦了芭蕉。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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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四小龍與藍色

四小龍與藍色
【2012/06/21 聯合報 / 詹偉雄】

一九九○年春節，和幾個同事初訪巴黎，雪花灑在厚厚陰霾的城市，白得特別醒目。除夕夜，我們被召喚到一個中國同學會舉辦的派對，因為不多久前剛發生過六四，許多法國學生也來了，他們希望多了解那驚雷一聲的中國，而我們這幾個台灣客，也好奇著法國年輕人的生活和世界觀。

還記得，我端起一杯冒泡香檳，找上一位長髮飄逸的法國女孩，「法國經濟最近怎麼樣？」我用不靈光的英語問，這女生搖搖頭：「抱歉，我不知道！」我猜也許是我英文表達得不好，因此這麼提示她：「譬如經濟成長率是多少？或者，你們的ＧＤＰ是多少？」她微笑得有點尷尬：「我真的不知道！」「哦，那麼你們最近都關心些什麼呢？」我試著換個角度，那一年是我成為財經雜誌記者的第二年，我的主編曾教過一些旁敲側擊的訪問技巧，沒想到，她的回答可讓我愣住了。

她用慢條斯理的英語，一字一句不含混地解釋：「最近困擾我一個多月的，是我找不到一種恰當的藍色，來完成我的畢業作品。」

這女孩是巴黎索邦大學某一個應用藝術系的應屆畢業生，她老實地招認，她一生中從來沒關心過經濟，當然更甭提「ＧＤＰ」這個英文簡寫字了。三個禮拜後，回程的飛機上，她的語言和面容引我細細思量。事實上，女孩並非單一案例，在接下來我們橫越法國全境的租車旅程中，絕大多數法國人和她一樣，對「經濟前景」這檔子事無法作答。我們的啟程地台灣卻不然：企業家是英雄、股票登上萬點、經濟成長率是common sense。

但，絕大多數對「財經論述」一竅不通的法國人，卻創造了世界第五大經濟體，這檔子事又該如何解釋？

說這個故事，是想透過某種時間與空間張力下的自省，來嘗試為台灣現在的「成長焦慮」，思索一點出路。

來自台灣的財經記者，總以為世界是「繞著經濟轉」的，因為彼時我們能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就是這樣兢兢業業、全民拚出口所作出來的，也就是這樣，台灣才得以連續廿年創造接近二位數的經濟成長，擺脫困頓貧窮，將年均國民所得衝刺到一萬美元關卡。

但法國已經是個所得超過兩萬美元的國家，他們不關心總體經濟、只關心自我實現的生命狀態，卻實質地創造了高附加價值的經濟產值。法國政府從不呼喊「文創口號」，但法國人一舉手一投足——從五大酒莊的紅酒、Louis Vuitton的包包、Philippe Starck的榨汁器到Chanel的時裝和香水——無一不坐實了文化創意的龐大經濟潛能。

作出口的代工製造業，靠著積累的知識和勤奮與努力，就可獲立足之地，但他得時時提防那些擁有更多知識、更勤奮更努力者的追趕；實現自我的價值創造者，他的產品或服務因從頭到腳的差異化而能販賣獨特的高價，他最終不從成為「經濟動物」這條路——卻獲得了經濟產出的較佳結果。

作出口的台灣老闆，時時刻刻擔心歐美景氣榮枯，殊不知，他如果更在乎自己的生活品質、人生感受（譬如說花半個月而非半小時喝盡一瓶威士忌），作一個洗心革面的新消費者，會更是台灣擺脫成長泥沼的關鍵力量。

這概念的反面也就是：忘掉「四小龍」的金色餘暉，到生命深處，去找那片恰當的藍色吧……。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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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國治：一條觀看台北最佳公車路線—235路

一條觀看台北最佳公車路線—235路
【2012/06/27 聯合報 / 舒國治】
 
看台北，最好的，是步行。但不可能每個地方都步行。再就是搭計程車。另外，亦可搭公車最好的一條路線，是235路。

235，東起國父紀念館，西至新莊。但觀光，則只需向西坐到西門市場（成都路），無需跨越淡水河。

235最具代表性。它包含東區，包含一部分南區（南昌街），再加上博愛特區（總統府）與西門町。

帶外人由西看到東，看官可曾想過，選哪條路來走？忠孝東路太繁榮，信義路修捷運，近十年，路挖得幾乎走不通。仁愛路椰樹成蔭，不錯，然而是單行道。和平東路仍是最宜之路，並且文化最深厚。

235路走的，便是和平東路。讓我們自捷運古亭站起始，向東走一遭。

先是師大。除了校園古樹，附近裱畫店、文具店頗多。橫巷如麗水街、潮州街等，日本房子仍保持一些。電力公司那幢木造樓，六十年代圍繞著它的零星牛肉麵攤子，成為當時老饕聞香的幽巷分布。更甭提師大牆邊（如今開成了師大路）的牛肉麵一家接一家的攤子群了。

再向東，「溫州街口」站，近處有青田街、泰順街，當然也有溫州街，皆是散步的好街巷。

過了新生南路，則有「大安森林公園」站。新生南路，是昔年的?公圳，五十年代，河旁建了不少教堂；聖家堂、衛理堂、真理堂、懷恩堂。回教亦有清真寺。

向東，龍門國中站與國北教大實小站。後者是老校，原有相當漂亮的日據時校舍。跨過復興南路，有「國北教大」站，亦是老校。下一站「臥龍街」，這街是清朝時通往六張犁山坡邊的一條古道（乃附近皆是沼澤、水田、土岡等不通人行之荒野）。

向東過了敦化南路不久，便要向北進入安和路。安和路開始，便稍微有一點「東區」之風情。所謂東區，是這卅年才成形的台北新地塊，相對於早即商業化卻逐漸老舊的西區而言。

安和路上，有遠企、立人小學、文昌街口等小地標。過了信義路、仁愛路，則更是東區的中心了。這時左面的誠品書店已進入眼簾。在敦化南路右轉，再右轉進忠孝東路，這是東區最熱鬧的街道，大樓的招牌顯示出不少整容的診所。過了阿波羅大廈、觀光局二站，其間有橫街二條，一稱二一六巷，一稱延吉街，皆可將來下車逛逛。

接著右轉光復南路，便是國父紀念館站。原車繼續開，走一小段仁愛路，在仁愛圓環回轉，然後在仁愛國中邊牆右轉進入安和路，按原路往回走。

現在再從古亭捷運站向西來走。跨羅斯福路後不久，即向北走上南昌路，這是南區的主街。過福州街、寧波西街、南海路，即來抵公賣局。當跨愛國西路時，可曉外地客人左手邊是總統官邸，正面是南門。

公園路走一段，左轉貴陽街，則左側是一女中，台灣最傑出的女子高中，右側是介壽公園，昔年則是三軍球場。再前行，右前方是總統府，不久右轉入博愛路，則可見總統府的後背。直至衡陽路左轉，這可說是台北市這一百年來的中心。衡陽路向西，左邊桃源街有牛肉麵與大餛飩，右邊延平南路走不遠有中山堂。

跨過了中華路，進入成都路，車停在西門市場，便是我們235的觀光終站。這裏便是西門町，有太多可去步行探索之點。

這樣的一條路線，可在車上先看熟了，而後在其中幾處定點下車，散步逛看一陣，隨時上車再移動來看。

有時招待朋友，先幫他備好一張悠遊卡，再告訴他一、二條公車路線，便可讓他獲得最真切的觀光。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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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恆：精品，非關奢侈

精品，非關奢侈
【2012/06/30 聯合報 / 陳立恆】

「雖然歐債陰影與二次衰退的危機伺伏，國際精品銷售卻逆勢上揚，高價的精品未來十分樂觀。」一場冠蓋雲集的精品大牌發表秀上，我遇見某位歐籍商業權威眉飛色舞的談論起，精品市場是如何在一片復甦無期中成績斐然。

我對這樣的樂觀卻有些不以為然。誠然，在全球經濟景氣逐漸沙漠化的今天，精品市場似乎是一片綠洲，但我更想知道的是，這些撐起歐美經濟半邊天的重量級精品品牌們，除了刺激消費，還能帶來什麼讓世界為之精神一振的新方向。

今年，我參加了幾場時尚翹楚的發表會與相關產業的座談會，悵然發現某些曾經令我心嚮往之的精品品牌，在愈來愈財團化、愈來愈商業化的行銷操作下，將原本的品牌面貌侷限得既淺薄又沉重，放眼所見，雖然到處明星熠熠，但是多半只有一擲千金的華麗排場。

形象廣告上，背景從豪宅換場到遊艇的紅男綠女，描繪的都是一種近乎海市蜃樓的奢侈人生，無怪乎對岸將精品直接翻譯為奢侈品。大概因為從改革開放的八零年代初期，精品就開始以這樣的的主流形象示人，於是，剩下商標、名氣、價格等形而上價值的「精品」，在這些盛會後，徒具外表的空虛，是我坐在台下最直接的感受。

誰不愛精品，我也愛那尋常人間的衣食住行，經過巧思及細活的改造後，從此食衣住行不再只是食衣住行，而是成為生活與藝術同在的真實體現，體現人類的創意視野裡，看盡一切天地山水後，留下的吉光片羽，但更重要的是，從拾綴創造的過程中，精品證明了我們與萬物的殊異，因為我們懂得以器為用，更在實用之外，具有詮釋抽象的審美天賦。

懂得美，自然也就懂得珍惜，明白一絲一縷的來處不易、一釘一鉚的物力維艱，所以將每一樣東西做到盡善盡美，應該才是大師們製做精品的初衷。然而曾幾何時，我們的世界裡，精品的定義不再如此純粹，它和奢侈品畫上等號，物品背後的記憶、傳承、做工以及對於用料物資的珍重執著，不再是消費行為的焦點所在，這個現象其實呼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心靈荒涼。

愈來愈多人依賴身外之物的金錢價值，來增強自我肯定與獲得社會認同，加上近年精品品牌的行銷策略，使得這樣的狀況更形雪上加霜。如今，我們忘記了精品之所以成為精品，並不是為了炫耀身家，也不是為了武裝自信，而是源自一種超越自我的追求完美，以及敬天愛物的謙卑感念，至於缺少了這兩項精神價值的精品，就算賣得再驚天動地，充其量也就是一件奢侈品而已。

坐在幾十盞專程進口、輝煌閃耀的水晶吊燈下，看著迤邐而開的光影照在該品牌放大的Logo上，我想像著走過幾百年的路，才琢磨出經典的精品品牌們，如果繼續鑽進奢侈品的死胡同裡等待繁花落盡，未免是一件令人扼腕相惜之事。尤其在這個經濟秩序瀕臨重組的今天，我們不需要「奢侈」，卻需要精品給人類帶來的珍惜與美好之情，去展望更有創造力的明天，也才能成就讓人感到樂觀的精品未來。

精品，非關奢侈，只在覺悟。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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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安逸是創意和才能的殺手

安逸是創意和才能的殺手
【2012/06/28 聯合報 / 朱宗慶】

六月，正是大學畢業季，學生們即將步出校門，展開另一段新的人生。這時候常有焦慮的家長，急切詢問著兒女的前途該何去何從，希望能有明確答案。

為人父母總希望盡全力保護兒女，希望孩子生活安穩、不要有太大壓力，更不要受苦，所以撐起一把保護傘，悉心的把所有風險隔絕在外。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看到許多父母把這把傘越張越大，一點挫折都不讓孩子面對，不讓孩子有犯錯機會，非常積極的鋪排出一條安穩的路，要兒女們照著走。

這樣的心情，雖可理解，但卻值得思量。因為，挫折是人生重要成長途徑。當父母幫兒女做出更多設想的同時，現在的年輕人，也越來越不願意冒險了，對一些挑戰度較高的事物，沒有興趣、好奇心，更不想去了解。

舉例來說，現在不少大學生修師資學分，考教師資格，當我問他們為什麼想當老師，很多人的答案卻是「我爸媽要我考，當老師工作穩定」；當老師是個崇高的志業，不應該只將其當成是想有個穩定薪水的職業，也不應在踏出校門前，把人生目標限縮到「餬口度日」。因為在摸索人生方向的過程，如果缺乏挑戰困難的決心、欠缺追求夢想的熱情，就不可能有甜美的果實。

不可避免的，多數人尋求安定的心情，會隨年紀增長，生活負擔變重，責任變大，而逐漸的強化；有的人年屆中年，就不願接受風險與挑戰了，擔心變動所付出的代價。我以為，一個人可以最有勇氣的時候，應該就是在剛離開學校的時候。因為還沒有太多現實的負擔，最有「放手去探索」的條件。

在社會上，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佩服的年輕學子，大膽築夢、努力實現抱負。但，卻也有很多人習慣安逸，挑最安全的路來走。日前，政府官員特別對出國留學人數創新低表達高度憂慮，而我也認為這是個警訊。年輕人是國家下個階段國力的重要來源，視野不夠廣、企圖不夠、創意不夠豐富，國家就沒有發展希望。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求生或學習，培養面對困難的解決能力，接觸不同國家的文化，是非常好的訓練與刺激。

就現實來看，卻越來越多人選擇留在國內；當然，經濟不允許可能是重要因素，然而不可諱言，有很多人選擇在國內深造，是因為環境熟悉，有父母持續照料，生活壓力小多了。在五○、六○年代的台灣，社會經濟狀況比現在還更差，許多人僅僅帶著一個學期的學費、單程機票，毫不遲疑的奔向陌生國度深造學習，而這些人帶著無比勇氣與視野回國後，造就了後來的台灣經濟與文化奇蹟。

「安逸」是「創意」與「才能」的殺手，是新世代年輕人及父母們，應有的深切體認。台灣正在轉型為創意產業國家，而年輕人們若是才剛步出校園，就希望過安逸穩定的生活，創造力等於還沒開始發展，就要走下坡了，那麼我們國家的未來，還有什麼值得期待？舞蹈家林懷民老師，總是敦促年輕人往外走。他說，年輕人築夢的勇氣，落實夢想的毅力，是社會進步重要的本錢；年輕時的出走流浪經驗，是影響一輩子的養分。

請勇敢走出父母的保護傘，冒險一下吧！這是我要給所有將踏出校園的年輕人最懇切的建議。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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