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坤良：同安街與紀州庵

同安街與紀州庵
【2012/03/06 聯合報 / 邱坤良】

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與同安街的路口車流不息，圍牆內閒置已久的日式建築物，周遭散布幾棵枝繁葉茂的高聳老榕樹，顯得格外陰森，也很少人知道這是紀州庵遺址。

清代稱為古亭的這個地帶，日治時住著許多日本人，空間與環境增加不少東洋味，連幾任台灣總督的姓氏（兒玉、佐久間）都成了地名，倒是同安街所在的川端町取其瀕臨河岸之意，多了點文化氣味。紀州庵主人來自大阪南方的紀州，本店在西門町，這裡只是「支店」，生意同樣興隆。戰後日本人走了，多了些「外省郎」，狹窄的同安街躲在羅斯福路背後，充滿離亂、破碎的滄桑感，與附近台大空間意象迥異，卻也帶著若干趣味的牽連。

紀州庵能與文學連結，是5、60年代這一帶住了幾位著名作家、詩人，並有兩家文學出版社。這裡曾是王文興生活、創作的地方，也是《家變》的主要場景，他當年就住在這棟周圍都是玻璃落地拉門，有灰瓦屋頂的三層日式建築的一樓。不久前北市文化局把紀州庵定位為「文學森林」，委由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文訊月刊）經營，它不再是料理店，而以「文學」之名，在幾個路口高高掛上標幟，讓現代人透過文學觀看紀州庵，又從同安街瞭解文學與環境關係，雜市陋巷彷彿也在一夕之間「高貴」起來。然而，紀州庵是紀州庵，同安街又何以是同安街？

地景與街道原來就充滿權力想像，移墾者以昔日城鎮或名人為新地命名的例子甚多，有來自民間的約定俗成，亦有出自統治者的權謀。台灣以同安、漳州、惠來、泉州、詔安、安溪、興化、海豐、漳浦、福州、潮州為名的厝、寮、店、莊、崙很多，反映早期閩粵移民在台蹤跡與訴說不完的故事。以同安人來說，他們是台北移民史「要角」，西元1853年艋舺的頂下郊拚，與同屬泉州府的晉江惠安南安（頂郊）發生世紀大械鬥，戰敗的同安人（下郊）退至大稻埕，揭開稻江繁華錄的序幕。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進行區域重劃時，把中國各省縣市名稱塞滿海島的大小空間，猶如當年日本人名、地名散布台灣人生活空間。台北市的街道圖宛如一幅中國地圖，南京、重慶，敦化、長安、吉林、松江、北安，因與台灣移民史無直接牽連，作為街道名稱，民眾尚能清楚距離的「美感」，無端冠上閩粵地名，又與當地人文無涉，等同以假亂真，地理名詞就與歷史記憶混淆。同安街連同附近的詔安、福州、漳州、汀州、晉江、廈門、金門等街路，在台北市街道圖「代表」福建省，是中國城市「配置」的結果，而非反映早期台北移民的祖籍分布。

「文學森林」經由紀州庵與同安街的空間意象重現，為文學愛好者提供創作與交流的平台，成為「古蹟活化」或「閒置空間利用」的案例，更重要的是，讓文學世代也能反思那個政治凌駕生活，歷史人文與環境經常被扭曲的年代。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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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訊：師大商圈爭議 北市府別掛無事牌

師大商圈爭議 北市府別掛無事牌
【2012-03-04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都會新興階級的需求當然必須得到滿足──劇院、美術館、音樂廳、高格調的酒館、餐廳、沙龍等等，可是那個獨坐廢墟的老婦人的需求，可能不是美術館音樂廳而是與鄰居聲氣相通的小巷弄，可以打太極拳的小公園，可以大聲笑鬧的戲園子。她的文化權誰在照顧？…這不是商人可以回答的問題，卻是政治家必須思索的問題。」

    　這段話，是文建會主委龍應台說的。當年的龍應台是台北市文化局長，她的市長是現任總統馬英九，在馬英九的支持下，龍應台發展了一套庶民城市文化，讓台北人到現在都驕傲的一套城市邏輯：「都市改造不只是拆房子建房子…，老屋代表著生活方式、處世態度，甚至生命哲學。」曾經有那樣的台北市主政者，所以，我們有了特殊的台北「巷弄文化」，而不是權力者界定的「廣場文化」。

    　不可思議，當沒有人會這麼想的時候，因為台北市的主政者願意用不同的思維思考城市的文化與傳承，同意了他的文化局長一個最簡單的概念：「沒有一個值得愛的城市不從市民的情感開始。」一個只有北市府百分之零點八預算的文化局，用心展開了台北市的「巷弄文化」，於是我們有了社區經營，我們有了「康青龍」文化旅遊路線，讓大陸和外籍觀光客驚艷的城市風貌，這代表了台北人、台灣人的生活品質或者用檔次更高的說法：文明。

    　多麼尷尬啊，「康青龍」就是現在鬧得不可開交的「師大商圈」：永康街、青田街、龍泉街…。

    　龍應台不再是文化局長了，如今是文建會主委、未來文化部長。在師大商圈爭議中，誰還記得她說過那麼動人的話：「一個歷史古城，應該讓每一條深巷橫渠都被溫柔地保留。」發出勒令停業通知的北市府都發局，還記得他們通知停業者的店家，當年曾經被北市表揚得到老街活化獎勵嗎？

    　不可思議，龍應台還在北市府的時候，每一顆老樹要被連根拔起的時候，都還有人注意老樹不能輕易搬離，遑論砍伐；龍應台離開之後，師大的老樹被砍了，此刻，連郝龍斌曾代言引以為傲的師大商圈都面臨瓦解命運，那麼請問：台北市要建立的城市文化還能傳續嗎？

    　師大商圈爭議沸沸揚揚之際，龍應台噤聲了，「康青龍」所依的「南村落」被議評為「落難的村落」，舒國治消失了、韓良露消失了、為台北社區文化奉獻心力的夏鑄九教授消失了。但是，郝龍斌還是台北市長，現任文化局長劉維公教授當年也是建構「康青龍」文化的重要知識分子，總還在吧？當北市府都發局發出一紙又一紙公文的時候，還在的人不能親自前往師大商圈再看一次嗎？

    　台北市政府不能忘記師大商圈曾經是北市府重點推動的政績之一，住商爭議風暴中，政府不可能不扮演一點角色。現行營建法規，師大商圈泰半在六米巷道內均屬非法，但不要忘了這些商家九成是北市府核發營業執照的合法業者，如果此刻違法，那麼當年呢？公務員可以裁罰店家關門，店家是否也應狀告政府國家賠償？

    　巷弄文化是台北市特殊的城市文化和景觀，如果師大商圈違法，很抱歉，中山北路六條通、八條通…全部違法，甚至這幾年才開始老街新生的大稻埕可能也要面臨同樣的問題，請北市府拿出同一套標準：依法行政！

    　如果我們的城市文化與其他一般國際都市不同，那麼請北市府負起責任，建構一套合乎現在需求的都市管理法規，與消防安全相關者強力稽查、干擾住戶安寧者要求提早打烊、油煙氣味不堪忍受者禁用明火改用電爐…，師大商圈爭議沒有一樁不是不能找出解決辦法的，釀成問題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北市府不肯負起責任！

    　我們曾經有一位創造出巷弄文化的台北市長馬英九，他成為了我們的總統；相信郝龍斌不會希望自己成為扼殺、甚至消滅巷弄文化的首都市長，不要再躲避了，問題沒這麼困難，站出來，解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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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馬團隊重症-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馬團隊重症-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2012/03/04 聯合報 / 社論】

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一向是馬英九團隊的重症。

國光石化如此，核四如此，美牛也是如此。這類案子皆事關重大，卻極具爭議性。有些案子，如國光石化，馬政府在大選壓力下，無能也不敢為政策辯護，遂以棄守收場，貿然就將整個石化產業來個大轉彎。這究竟是「政策」不值得維護，或只因無能辯護，而葬送了「政策」？另一些案子，如核四及美牛，不知吵了多少次，照理說，每吵一次馬政府的因應及溝通能力皆應有所長進，但奇怪的是，卻從來未見馬團隊在下一次的辯護能力比上一次有什麼精進，反而是愈吵愈胡塗，主政者始終不能發生影響輿論的作用，以致無法建立起為政策辯護的話語權。

台北捷運淡水線、中和線分流一案，即是一個眼前的例子。其實，兩線分流原是二十幾年前就存在的規劃，但主事者卻未能善用長期漸進「循循善誘」的手法與民眾溝通，而竟選擇在總統大選的敏感時刻，以「突襲」的方式宣布考慮「分流」，且在說明的技巧上又相當拙劣。結果，被「民意」一陣猛轟，北捷立即縮了回去。

到了選後，北捷日前再次宣布，兩線確定於九月分流。這一次，特別強調只須「水平轉乘」，亦即下車後在同一月台走到對面列車上車即可，只消十五秒鐘；北捷且主動提供車站場景圖，說明「水平轉乘」的實況。此種溝通方式推出後，可以感受到「民意」已逐漸轉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北捷分流案的教訓顯示：一誤於未能善用長期的緩衝時間，二錯在不識宣布時間的敏感性，三敗於溝通手法只強調台北車站擠，而不知凸顯古亭站「十五秒水平轉乘」的便利。這一誤二錯三敗，總而言之，皆在「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再說核四。無可諱言，核能是長期能源政策，主政者口裡說「非核家園」，卻無法承擔廢核的後果；但是，長期以來，當局也未能在核能政策上建立穩定的社會信任與支持，這正是「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因而，既然整體核能政策亦無社會共識，像核四這樣的個案，也就陷於議論的漩渦，愈攪愈渾。更奇怪的是，核四今日困境明明是陳水扁及民進黨所造成；但馬政府如今面對民進黨百般將核四問題政治化，竟亦儼如無言以對。這無論從核能專業的社會溝通能力看，或從政治角力言，皆是「沒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美牛也是已多次端到檯面的爭議。主政者不願揭露自己的政策觀點，而想用「沒有預設立場」、「沒有時間表」來遠離砲火；於是使得激烈的流派爭議看似十分「民主」，卻大多流於「民粹」，一直無法形成任何交集。

其實，馬政府對美牛的政策傾向是欲蓋彌彰的，否則何必推動這攪動一池渾水的辯論？既如此，馬政府的角色至少應當是政策形成的參與者，不應故做只是傾聽民意的局外人狀。應知，明明有政策傾向，又偏偏做出一切由「民意決定」的姿態，等到民意的撕裂對立愈來愈明顯，主政者將不易再回到主導者或仲裁者的角色。

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由於「至善」（The Best）可望不可即，現實政治便往往只是一種追求「亞善」（Second Best）的工程。甚至可以說，多元社會中其實絕無「至善」的政策，一切政策皆有相對的缺陷，因此也就更需要有「為政策辯護的能力」。

從兩岸政策到是否徵收資本利得稅，皆只有「亞善」，沒有「至善」。一場大選否決了國光石化，如果因此毀了整個石化產業鏈的遠景，那即是損失了「亞善」；其實，「至善」無須辯護，因此在愈有爭議性的「亞善」政策上，在民主政治中，愈須政府拿出為政策辯護的能力。馬政府難道竟不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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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喬：大城市中，看不見的村落

大城市中，看不見的村落
【2012.03.05 中國時報 / 鍾喬】

    　每一座值得向世人訴說其傲人故事的城市。必然因為它的背後有著生動的記憶。然而，慾望之網所纏織起來現代化場景，卻愈來愈在商品市場的邏輯中，找到自我合理化的治理機制。

    　師大商圈在地景商品化與房地炒作的雙重加碼下，再度讓台北做為一個有文化想像的城市，直接面臨了過度消費化的衝擊。處理不善，將導致資本巿場全面攻佔文化生活需求的不堪後果。

    　做為夜市的師大商圈，近些年來的改變，讓人目不暇給。主要在於：原本既具備文教特色且富涵庶民特色的街區，突而走入一種擬態式的光景中。紛紛裝扮成光鮮亮麗的後現代外觀。也許，就市府發展城市觀光的想像而言，恰符合媒體鎂光燈快門的閃爍亮點，也呼應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潮流。

    　不是文創產業不好。也不能以二元對立去看產業一定扼殺文化，關鍵在於創意如何對待記憶。如果，創意只取記憶的生意經。倒頭來，這「經」雖念得商機幾許蓬勃，卻眼見文化煙消雲漸散。

    　就以夜市為例，它就像傳統市場，以飲食的日常帶領人們回到身體記憶的親切感中。這樣的親切感，一旦被造假了，便很容易穿梆，失喪了生活美學的氣味。眼前的師大夜市，是連造假的親切感也一併被拋棄了！輸入了高級精品風潮，像在打造一個城市新光景的風潮。

    　區塊活保存的立意，可以與聚落活保存產生連結性的想像。就拿這兩年備受矚目的「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為例，回顧一九九○年代初期，原本是在城市現代化風潮下，差些便要被剷除的違建，歷經折衝終而被保存下來。當然，它無庸置疑，絕對是官方與民間都市社會運動，在對峙後，改採「對話」機制的產物。它曾歷經抗爭，也曾在強制驅離中，留下公權力施壓下的負面印象。

    　但，回到文化治理的角度，便很難不去訴說「對話」之於城市記憶，所帶來的種種可以進一步去肯定其價值，並進而展開反思的層面。夏鑄九教授，做為極力主張城市聚落活保存的專業者，對於寶藏巖曾是台北底層生活的記憶，用曾經走過第三世界經驗，來確認城市有沒有自信這件事，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敘述。因為，落後、貧困、違章所交織而成的意象，就城市發展的主流規章而言，都是市場化的絆腳石，不去之不足以引進創意產業及觀光風潮。

    　只是，當我們深究其脈絡，便也可以回頭去問：如果，寶藏巖在成為國際藝術村的過程中，未經深思藝術家與居民如何共生的情境，便不會有活的記憶在這城市邊緣的文化地景中。換言之，若以「剝皮寮」為例，那些被人為造景下所架設出來的昔時風情，僅僅更言明了城市在缺乏自信心下，有效率地消費了庶民生活的共同記憶罷了。

    　寶藏巖曾經貧窮且是違章的記憶，以一面至今仍聳立於新店溪岸的「歷史斷面」，向一心朝向在國際上被看見的台北市，訴說一則底層老兵、城鄉弱勢移民活過從前的故事。這個故事裡，因為有胡伯伯、白爺爺以及村裡留下的二十一戶人家，得以見證除了一○一摩天高樓的資本競比之外，這個城市還有不能被任意抹殺的底層記憶，這才使得它不致於被觀光的潮流，瞬間給淹沒了。

    　寶藏巖是這城市中「看不見的村落」。這村落就像一面鏡子，照著其它即將展開聚落保存的區塊與空間，不在市場經濟對於文化場域的資本殷求下，失去其社區、庶民的現實景觀與精神面。

    　就這層意義而言，它恰映照出師大商圈住與商之間矛盾、衝突。並提供類似眷村聚落活保存的規劃，以珍惜「看不見」的記憶，而更能創造「看得見」的文創生機，而非僅以商機來界定一個城市的進步。

（作者為差事劇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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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創業之路的啟發

創業之路的啟發
【2012/02/28 聯合報 / 朱宗慶】

廿六年前創辦樂團，憑著一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和對音樂的熱忱，亟欲將音樂的美好分享給更多人，就走上了「創業」這條路。當時觀眾對打擊樂還很陌生，樂團的經營和發展在幾乎沒有前例可循的情形下，主要以歐美知名打擊樂團為學習標竿，期許在演奏專業水準上能與他們齊頭並進。

除了音樂的專業自我惕勵，建立樂團特色、尋求演出素材、委託創作、人才培育，乃至觀眾的培養和拓展，都是重點。當時打擊樂是新興樂種，觀眾的培養須從頭做起。樂團一方面追求登上國內外一流表演廳以及參與國際知名藝術節，同時為了讓台灣民眾認識打擊樂，也經常扛著樂器上山下海，到禮堂、廟口、操場、公園、古蹟…到處做推廣，希望吸引更多觀眾和深耕累積更多忠誠樂迷。

去年樂團成立廿五周年，回顧一路走來，赫然發現，許多曾被視為效法對象的知名樂團，竟已紛紛消失或淡出舞台，令人頗為震撼，感觸良多。

分析原因，主要是長期過度倚賴政府、人才培育斷層、缺乏觀眾培養。隨著政府支持減少，觀眾也跟著流失；或隨創團團員年紀漸長、出現疲態而後繼無人時，樂團能量消散，容易就此崩解。這些現象的啟發，讓我更篤定地繼續堅持創團時的理念，深耕基層、追求創新，且義無反顧。

在歐美出現所謂過度依賴政府的問題，在台灣不曾出現。在國內，藝文團體要能維持運作與發展，政府的支持，雖只是少部分，但對團隊的生存，卻有關鍵性影響。這幾年，台灣社會對藝文的重視漸增，但政府在文化事務投入上，對其屬性、需求、困境的瞭解，健全創作環境的營造，以及多元文化的發展，甚至補助政策和評審機制的格局與專業度，都有探討空間。因而，建立一個具公信力、且能有計畫培植團隊永續卓越的機制，令人多所期待。

基於現況，藝文團隊應厚植實力、培育人才、設法爭取更多忠誠觀眾的支持，才能達到目標與夢想。有人認為，愈資深的團隊，經驗豐富就好做事。雖然經驗寶貴，但想做更好、更多的事，困難就越多。如果要追求永續，絕不可能憑藉經驗就此安逸，反而必須企思突破框架，不斷面對永無終點的自我挑戰。雖樂團演出足跡踏遍世界四大洲、廿餘國，場次已達二千多場，觀眾破百萬，但每一天仍都有新的挑戰要面對、新的困難要解決，同時還要逼著自己走與過去不一樣的路，設法開拓新局面。

今年樂團決定到一個有上萬座位的場地演出，等於給自己一個非常艱難的功課。除須改造非為表演藝術設計的硬體設備外，節目內容和票房都是沉重的壓力與課題。要克服這些困難並不容易，但只要完成這項功課，我們將會走上一條不同且更為開闊的道路，會更無懼地面對未來。

創業雖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創業後也絕無法鬆懈，必須一直努力找出生存之道。越來越多文創世代的年輕人，走向創業這條路，這是個讓人欣喜的現象——更多人擁有創業的夢想，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富趣味，也更具備活力。然而最有價值的，則是創業路上的種種辛苦與挫折，會「逼迫」懷有夢想的人，找到更有創意的答案。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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